哥德堡变奏曲的主题:生处富贵死处龌龊的南宋权奸贾似道(图)

　档案——

　　姓名：贾似道，字师宪，号秋壑

　　籍贯：台州天台(今属浙江)

　　所任官职：右丞相、平章军国重事

　　生平大事记：鄂州大战、买公田、贬于循州

　　非正常死亡方式：被郑虎臣杀死厕所中

　　非正常死亡原因：权奸误国，恶贯满盈

　　存照——

　　宋朝，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时代。

　　宋朝，历史上称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维持了三百余年。蒙古帝国的铁骑彪悍无比，横扫亚欧大陆，却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消灭宋朝，而灭西夏、金和大理却只用了极短的时间。

　　有历史学家认为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它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它把中国的文治推向了顶峰，后世之人无不仰慕其“郁郁乎文哉”，但它的文艺复兴却没有产生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深远影响。

　　宋朝在开国之初，就立下最开明的国策，使宋朝成了士大夫的乐园。在这个朝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被立为国君应当恪守的最基本的准则。然而，却发生了最让人痛心不已的冤案——冤杀岳飞。

　　宋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宋朝以前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其后的时期则被认为是最耻辱的时代。而后世人大都认为，宋朝对于宋以后的耻辱，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宋朝的积弱让后人感到不齿，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但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认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

　　西方的汉学家对宋代更是羡慕得不得了，给与宋代莫大的赞誉，他们说宋代超越了汉唐，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凡此种种，使得宋朝的面目变得扑朔迷离。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国内国外的研究者，所得的结论大多都是截然相反的，更让人迷惑。那么宋朝究竟是怎样一个朝代呢？

　　宋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部以士大夫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外部则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这个特征自宋朝建立到宋朝灭亡一直存在。

　　宋朝最基本的国策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阶层在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重用。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

　　宋朝还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为什么宋朝的统治者选择了士大夫来治理天下呢？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是每一个夺取政权以后的君主面临的首要问题。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如果碰上一个英明的君主，或许能够举用贤才，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

　　即便强如汉唐，虽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

　　宋太祖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个决策上升为国策。

　　士大夫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他们出身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王室自然感恩戴德。并且他们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背景，一旦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会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这些足以让宋朝的统治者倾心。

　　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

　　宋朝的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祉和朝廷的安宁。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对这种精神大为宣扬。

　　所以，宋朝能取得“郁郁乎文哉”的成就，离不开士大夫的尽心尽力。不过，辩证地看待宋代厚遇士大夫的政策，也不能忽视或是逃避它的负面影响。宋朝一贯的重文轻武的政策是导致其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源就在于宋太祖建国后的一系列削弱武将权利，加强皇权的措施。

　　宋朝的边境危机十分严重，重文轻武固然可以稳定内部，却也削弱了抵抗异族入侵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宋朝武备松弛，接连得遭受耻辱，与武将的地位不高有很大关系。宋朝的经济成就，据后人调查考证，曾达到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还多的水平，可是经济的强大并不能为民族的强大、国家的强盛带来福音，相反经济上在强大，武备跟不上，最终也会丧权辱国。这一点对如今的现实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再看宋朝的外部。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的矛盾空前激化。宋朝碰到了多个空前强大的敌人，两汉的对手就只有匈奴一个，唐朝的对手也就是突厥，明朝时候的对手是蒙古和满族，而宋朝时候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而且，每个对手都是空前强大的。相较之于汉唐，宋朝的处境异常艰难。汉唐时的匈奴、突厥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于彪悍的体魄，强健高大的战马和快速的战斗反应机制，其目标在于抢劫，所以相当于一群强悍的武装强盗。而宋朝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韩侂胄一文中，我曾经谈过，宋朝是一个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凸显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于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之间有完整而清晰的界线，族群认同感强烈提升，这些和现代国家没什么两样。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不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特点，而且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国防设施以及善于运用兵法的军事领袖，其目标在于土地甚至统治全天下，所以他们已经超越了前者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有极大野心的掠夺型国家。

　　宋朝自始至终都面对着这样的国与国之间的深刻矛盾，并最终灭亡于这种矛盾的激化。公元1279年，士大夫陆秀夫抱着南宋末代皇帝赵昺，在崖山滔海自杀。另外两个士大夫，张士杰和文天祥继续抗元，直到身丧国灭。

　　南宋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不得不提一位人物。此君号称“蟋蟀宰相”，直接导演了为南宋王朝送终的最后一幕。他就是贾似道。

　　贾似道在南宋末年的当权，绝非偶然。南宋彼时内外皆腐，全身已经布满毒瘤，贾似道不过是一个典型，但却担当了致使南宋灭亡的所有的道德谴责。其实，假使没有贾似道，南宋也是要亡的。

　　南宋末年，奸臣一拨接着一拨，他们当权误国，终于使南宋半壁江山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一时期，雄才人杰不是遭害，就是远引避祸，以求全身，只有那些奸佞之徒，如蝇而聚，遮蔽朝廷。贾似道就是其中一位。

　　贾似道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不料富贵无常，在贾似道十岁的那年，他父亲贾涉忽然病死，贾家失去了依凭，立刻落入了困顿之中。贾似道也由于家道中落，无人管教，从十几岁开始，便不务正业，终日在社会上游荡，以吃、喝、嫖、赌为乐，史书说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良少年。

　　不过，贾似道走狗屎运，依靠“恩荫”在嘉兴谋得个管理仓库的职位。在宋代，朝廷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往往对那些做过高官或立过大功的官吏的子孙授以一定的官职，叫做“恩荫”，所谓泽被后世、荫及子孙。贾似道虽然只做了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但毕竟能供他衣食，使他从流氓阶层中脱离出来。

　　但要想从仓吏熬到当朝宰辅，恐怕是连想都不要想的事情，然而贾似道却偏偏做到了，倒不是他很有才能，越级擢升，而是他有一个美貌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贾氏不仅人长得超众脱俗，心思也灵慧乖巧，深受理宗的宠爱，被立为贵妃。贾氏得宠后，便念念不忘她这位兄弟，成天给理宗吹枕边风。理宗被贾氏搞得晕头转向，也不管贾似道人品如何，一味提拔。数年之中，贾似道的职位一升再升。

　　当时南宋的情势危如累卵。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进攻南宋，自己亲率一军进攻合州，不幸中途负伤身亡。其弟忽必烈率另一路大军围攻鄂州，一围就是数月，但守将压住警报，不使理宗得知。后来大臣们慌了手脚，准备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来攻。理宗这个糊涂皇帝，不仅不思抗击，反而准备迁都逃亡，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强烈反对，在文天祥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贬逐鄂州守将，让贾似道主政，抵抗蒙军。

　　贾似道便堂而皇之地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带兵出征，这是他专权误国的开始。这个人玩蟋蟀的确很有一手，但军事上却是个酒囊饭袋。理宗昏聩，不进行考量，只任用亲信，南宋不亡才怪。而贾似道邀得权力的重要法门，就是谎报战功。

　　贾似道本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同时也是个惜命怕死的家伙，一见到敌人的刀枪就如同老鼠见到猫。贾似道被惊吓得不敢与蒙古军交兵，便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并不同意罢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将派人告知贾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军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动。

　　这时，若贾似道趁机驱逐蒙军，或可名垂史册，然而他不但不敢伺机反抗，反而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于急于返回漠北争夺汗位，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贾似道许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

　　贾似道就靠这种妥协投降的伎俩，为南宋又争得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荒唐的是，贾似道趁着蒙军撤退之机，派兵追打蒙军殿后的士兵，还大言不惭地谎报：“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

　　昏庸的理宗皇帝偏偏对这位小舅子谎话信以为真，把贾似道视作“王室有同于再造”的大救星。贾似道也顶着“少傅”、“右丞相”的头衔风光地班师回朝，次月又进为“少师”、“卫国公”，被皇上亲切地视作“股肱之臣”。

　　贾似道为了进一步沽名钓誉，在国家内部加紧了舆论宣传，标榜所谓的丰功伟绩，例如他指使门客爪牙廖莹中、翁应龙等撰写文章，名曰《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肉麻至极。

　　南宋赢得了虚构的“鄂州大捷”之后，以理宗皇帝和贾似道为首整个统治阶层很快又重新过起莺歌燕舞的日子，而全然不顾这种歌舞升平不过是这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腐败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到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书上评论这一时期的形势是“犹如用坏胶烂纸糊起来的纸坛子，只要用力一戳，便会碎成万片”。但理宗还算幸运，享乐了几十年撒手而去，终于未做亡国之君。理宗之后是度宗，度宗本是理宗的皇侄，因过继为理宗子而即位。后代史学家认为南宋真正的亡国君是度宗，而不是帝昺，而帝昺却一直顶着亡国君的帽子。

　　度宗上台之后，曾一度亲理政事，限制贾似道的权力，显得干练有为，也确实干了几件好事，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觉得度宗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当贾似道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时，一些正直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贾似道。这使贾似道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将会有灭顶之灾。于是他又开始耍弄手腕，向度宗要权了。

　　贾似道以退为进，弃官隐居，然后让亲信吕文德从湖北抗蒙前线假传边报，说是忽必烈亲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样子势不可挡，有直取临安之势。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没想到当头一棒。他立刻召集众臣，商量抗蒙之事，可万万没有想到，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能提御兵之策，更不用说为国家慷既赴任，领兵出征了。

　　正当度宗心急如焚的时候，贾似道却归隐林下，悠哉游哉地过着他的隐居生活。度宗无可奈何，只好借皇太后的面子，请求贾似道出山。谢太后写了手谕，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给贾似道，贾似道先是搪塞不出，继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万般无奈，只好给他节度使的荣誉，尊他为太师，并封他为平章军国重事，自此大权再握。

　　贾似道风光无限地奔赴“前线”，到“前线”逛了一圈，无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见是一场虚惊，额手相庆尚且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追查是谎报还是实报。贾似道就是凭借这样的鬼把戏，再一次充当了救国于危难的英雄。

　　这样，贾似道“出征”回来，度宗便把大权交给了他。满朝文武大臣也争相趋奉，把他比作是辅佐成王的周公。通过这场考验，年轻的度宗对朝臣完全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热情，把大权往贾似道那里一推，纵情享乐去了。

　　这些发生在南宋末季的荒唐事，宛如梦境一般。权臣靠欺瞒的方式获得荣显，有见识的士大夫却受到排挤，有劲使不上。整个统治阶层都在吸食“鸦片”，借以麻醉原本就不清醒的神经。国破家亡，事不关己，统治阶级掩耳盗铃的举止，即让人可悲，又让人可笑。

　　腐败的官僚体系使得南宋积重难返，究其根源却在封建专制集权的制度本身。贾似道这样的人，无甚可说之处，却偏偏能爬上高位，成为能左右王朝历史命运的权臣，这难道不是对专制集权制度的一种反讽吗？

　　往事不堪回首。但南宋的统治者不思进取，只一味地自欺，竟忘记了附着在身体上的民族剧痛。蒙古人已经牢牢盘踞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时刻准备发起摧毁南宋统治的战争。此时，权倾朝野的贾似道为了弥补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补充亏空的军粮，开始推行“买公田”政策。

　　所谓的“买公田”，就是按级别规定占田限额，超限的部分由官府购买作为公田出租，租种公田者需要向政府上交租米，租米充作军粮。

　　表面上看“买公田”只是官家强行购买大户地主的农田，与小户人家和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有权势的大户往往隐瞒占田数量，或者干脆拒不卖田，各级官吏便转而强行向占田数量并未超标的中、小地主甚至普通农民以极低的价格“买”田，而且给付的是十分贬值的纸币，有时甚至是连揩便纸都不如——“度牒”和“官诰”；所谓的“度牒”和“官诰”说白了就是今天的白条子。

　　此外，各级官吏通常还想尽各种手段大幅度提高承租者需要上交的租米数量，而且如果后者不堪负担租米而欠租逃亡，则租米转由土地原来的主人代为赔偿，结果不但使许多人沦落至破产失业，还动辄施以肉刑，并有逼人上吊的事情发生。

　　如此，贾似道等人把持的“买公田”法，实质上成为转嫁经济负担和社会矛盾，敲诈与鱼肉人民的剥削工具。除此之外，贾似道还开展了清查民间土地的运动，即“经界推排法”，目的是假借田税地租搜刮民脂民膏，而且各级官吏在实际清查的过程中，经常擅自增加无权无势的小农户的税赋，使得“经界推排法”成为又一害民之举。

　　贾似道不仅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之类的手段从民间搜刮财富，而且通过连年滥印纸币，造成货币极度贬值，形成通货膨胀，使城市工商业、农业直至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力从此日益衰微。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贾似道“买公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精辟地说：“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只是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由此可见，贾似道的买公田政策，使贫者更贫，使富者受到搜刮和剥削，两面都不讨好。买“公田”法推行的结果，导致许多人家破产失业，使南宋王朝与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

　　彼时，蒙军严重威胁南宋统治，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贾似道不顾民族的大义，国家的安危，不仅消极抗战，而且竭力加强对人民的剥削，此等汉奸之举，大大激化了国内矛盾。

　　与人民受到剥削的情况相比，贾似道本人却挥霍无度，骄奢的程度较之于晋代的石崇，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西湖的葛岭，有皇家赏赐给贾似道的一座园林。这座园林府第“前楫孤山，后枕葛岭；两峰映带，一水横陈。楼阁堂观数十处。”当时有人献词：

　　幻出蓬莱新院宇，

　　花外竹，竹外山。

　　轩冕倘来，人间闲最难，

　　算真闲，不到人间！

　　一半神仙先占取，

　　留一半，与公闲。

　　可谓神仙福地。贾似道在此处辟建了别墅，但他仍嫌不够奢华，不惜大加工本修缮，改名“后乐园”，无耻地标榜自己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后乐园距离凤凰山下的南宋大内皇城将近二十里，贾似道为了能赴大内办理公务来去快捷方便，特命人制作了一只缆船。缆船的进退不全凭人力的撑竿和船桨，而是用大缆绳绞动装在岸上的盘车，牵动船快速前行。每当催唤臣属上朝的钟声敲响之际，贾似道便坐上缆船穿过西湖水面上朝。据说，宝石山上的天然巨石“大佛头”，便是贾氏的缆船用来系缆绳的石桩。

　　贾似道有一癖好，酷爱斗蟋蟀，曾专门写了一本《促织经》讲述自己养蟋蟀和斗蟋蟀的经验。一日他又与群妾一起趴在地上斗蟋蟀，身边有个狐朋狗友开玩笑逗他说：“此军国重事耶？”贾似道不仅不羞愧，反而相当欢喜。

　　贾似道腐败堕落，而且腐败得十分霸道。贾母去世时，贾似道返回老家台州以国葬为母治丧，全国仿佛死了国母一般，太后以下的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都要家家设祭，有的家把祭台搭到数丈高，为装祭品还跌死了好几个人。度宗皇帝亲往祭奠，百官也陪着奉丧，不巧操办仪式那天恰逢大雨磅礴，山洪猛涨，众人站在水中被大雨淋了一整天，竟没人敢挪动一步。贾似道把丧事安置完毕，便跑到绍兴私宅住下不肯回京料理国事，直至同年七月，才在度宗的再三恳请下返回临安上朝。

　　而这个时候，抗蒙前线战事早已告急，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远在北方的忽必烈已然确立了牢固的汗位，并且再次将兵锋转向了南宋。

　　忽必烈侵宋前，也曾先礼后兵，派密使郝经敦促贾似道履行承诺。没想到贾似道翻脸不认账，把郝经秘密关押起来，只当先前的妥协投降不曾发生过。忽必烈很震怒，率大军围攻襄阳和樊城。

　　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后，加紧了进攻南宋的步伐。

　　不久，元军攻破樊城，襄阳危在旦夕。但在广大爱国军民的誓死抵抗下，元军围攻襄阳城长达五年而不下。襄阳城内粮尽援绝，城中拆屋当柴烧，缝纸币做衣穿，守将吕文焕不断向朝廷告急。军情如此危急，贾似道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他又很怕死，因此他一面假惺惺地向皇帝要求亲临前线，一面又暗地里指使谏官上奏皇帝，把自己留在朝中。

　　吕文焕万般无奈，献出襄阳城投降元朝。消息传来，贾似道对度宗说：“如果早让我去前线，决不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这样，贾似道既巧妙地把襄阳失陷的责任推给了别人，又乘机表现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同时，贾似道又假装十分着急地说，若再不让他去前线，后果将不堪设想。胆小无能的度宗偏偏死死地拖住贾似道。这正中贾似道下怀，于是他便在宰相衙门中建立了一个所谓“机速房”，居中“指挥军事”。

　　元军占领襄阳后，很快便攻下鄂州。太学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贾似道不得已，只好在临安设立都督府。但他很惧怕元军威势，迟迟不敢出兵。最后实在拖的没办法再拖了，才抽调各路精兵十三万，从水路出发。

　　贾似道带了大批辎重，船只首尾相接达百余里。途经安吉，他的座船因过于庞大搁浅在拦河坝上，虽千人下水，也无法拖动，只得换船继续前进。队伍开到芜湖，贾似道便又做起卖国的勾当。他与元朝江州知州吕师羹联系议和，又从芜湖放回元朝俘虏，并送荔枝、黄柑给元朝丞相伯颜，同时派宋京去元军，请求称臣输岁币。伯颜以贾似道曾经失信，拒绝议和，并继续进兵至安庆、池州。

　　贾似道计穷，只得命孙虎臣统领精兵七万屯驻池州下流的丁家洲，又命夏贵领战船二千五百艘横列江上，他自己则率领后军驻扎在鲁港。此时，夏贵毫无斗志，元军统帅伯颜令军士全力冲击孙虎臣的部队，又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猛轰。孙虎臣、夏贵一见敌军攻势猛烈，毫无战心抱头鼠窜。贾似道惊慌失措，宋军一溃千里，被杀和落水溺死者无计其数，军事物资和武器全被元军抢去。

　　贾似道只好鸣锣退兵，并在夜晚召集夏贵、孙虎臣商议退路。夏贵倒也干脆，表示无力应战，解舟离去。贾似道就与孙虎臣乘小船，狼狈逃往扬州。宋军也全部溃散。

　　贾似道逃到扬州后，不仅不思重整旗鼓，而且上书朝廷，建议迁都，要求皇帝往海上逃跑，结果，因朝臣们的反对而未成。

　　当时元朝使者郝经尚被拘留在真州。在贾似道惊魂未定之时，元朝又派人前来责问他扣押郝经之罪。贾似道非常恐惧，就立即派人将郝经礼送回去。

　　贾似道兵败之后，元军主力顺长江东下，很快逼近临安，赵宋王朝巳处在灭亡的前夕。贾似道鲁港兵败，丧师辱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原来依附贾似道的枢密使陈宜中，见贾似道失势，便上疏请诛贾似道。太皇太后谢太后竭力庇护贾似道，只罢免了他的平章军国重事和都督诸路军马的官衔。

　　贾似道罪大恶极，谢太后对他的从轻处分，不足以平息众怒。七月，太学生及台谏、侍从官纷纷上疏请杀贾似道，谢太后不许。这时，贾似道也送来奏表，一面将责任全部推给夏贵、孙虎臣，一面乞求活命。朝廷便削降他三级官职，命他回绍兴私宅去给他母亲守丧。可是贾似道却死死赖在扬州不肯回去。左丞相王粤认为贾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应下诏严厉责罚。

　　贾似道没有办法，只得回绍兴，但绍兴的地方官关起城门来不让他进去。于是朝廷改命贾似道去婺州居住，婺州百姓听说贾似道要来，就贴出通告，把他赶走。贾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

　　又有御史孙嵘叟等请求处斩贾似道以正国法人心。谢太后百般庇佑，只命将贾似道请居建宁府居住。当时，朝臣中有人认为，建宁是朱熹讲道的地方，理学盛行，虽三尺孩童，闻贾似道的臭名都要呕吐，更何况见到其人。为此，朝臣建议将贾似道流放到广南的远恶荒州。

　　由于众多朝臣的强烈要求，谢太后见包庇不得，只得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派人监押到循州安置，并抄了他在临安和台州的府邸。

　　派谁押送贾似道去循州呢？会稽的地方官郑虎臣，因为父亲曾经受到过贾似道的处罚，便主动请求承担押送任务，以便伺机报复。此时，贾似道虽然谪居建宁仍不忘享乐，身边还带有几十个侍妾供自己消遣，不过郑虎臣一到，就把这些女子悉数赶走，只允许他留下两名最漂亮的侍妾。

　　启程之后，郑虎臣又让人拆去贾似道乘坐的轿子的顶盖，让他“暴行秋日中”，并让轿夫用方言小曲辱骂贾似道，把曾经不可一世的权相贾似道戏谑得苦不堪言。

　　某日，一行人来到一座古寺，看见墙上题有早年被发配，路经此地的吴潜的手书，这个吴潜当年正是被贾似道迫害致死的。郑虎臣借机挖苦贾似道说：“贾团练，当年吴丞相是因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啊？”贾似道尴尬得无言以对。还有一小段插曲也是无巧不成书。当贾似道一行走到泉州的洛阳桥时，正好碰上十一年前被他刺字流放漳州的临安学子叶李，结束流放生活返还路过这里。叶李也挺幽默的，不但没有掌他的嘴巴，还把他领到客舍落座，并赠诗一首，贾似道赶紧接过题赠鞠躬致谢。

　　不过，贾似道本性难移。由于他的误国行径，导致兵败鲁港，使江山社稷指日可亡，如今沦落到连丧家犬都不如的地步，却仍不思认罪悔改。反而在生日那天，为自己写青词，词中为自己的遭遇鸣冤叫屈，还厚颜无耻地表扬自己为人正派，有功于国家。此等不齿的行为，使贾似道在青史中骂名永垂。

　　可喜的是，一代巨奸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而且贾似道临终的地方，也如同他卑污肮脏的一生一样，充满了让后人所厌恶的气息。我们姑且称之为“亡命茅厕”。

　　一日，贾似道一行走水路至南剑州。俯视水质清澈的黯淡滩，郑虎臣想让贾似道来个自己了断，就提醒说：“水清甚，何不死于此？”贾似道哪里舍得自己的身家性命，答道：“太后许我不死。”就这样他们过了黯淡滩。郑虎臣一路上羞辱贾似道，并时常找机会让他吃苦头。

　　到漳州后，贾似道做了一个恶梦，梦到自己身陷淤泥之中，周身上下污黑不清，浊臭的泥水使他窒息，他挥舞四肢在淤泥中狂乱地挣扎。贾似道醒后，除了一身的冷汗，预感到自己阳寿已然不多。

　　他们离开漳州城，刚刚南行五里，便到了一个叫做木绵庵的所在。停下来后，贾似道自忖必死，就服了大量冰片企图自杀，不料他吃下冰片后上吐下泻频繁如厕，一时不死。郑虎臣气愤不过，于是说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说着索性就到厕所里抓起贾似道的胸襟，连续往地下猛摔，致使肋骨折了数根。贾似道疼得狂叫，怎奈无人理睬，半个时辰过后，贾似道终于疼死于厕所之中，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贾似道一生为人行事卑鄙而肮脏，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

　　郑虎臣畏罪，抢夺了贾似道随行而带的金银财宝，逃至潮州，成为那里的郑氏鼻祖。

　　贾似道死后不久，陆秀夫背着九岁的皇帝赵昺在崖山蹈海自杀，连同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一起葬身大海。南宋王朝在屈辱中，化作海中细沙，淹没在滚滚的浪涛中。

　　朱钿宝玦，天上飞琼，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漫拟梨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消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

　　金壶翦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度瑶阙。韶华正好，应自喜、初识长安蜂蝶。杜郎老矣，想旧事、花须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

　　这是一阕周密的《瑶华慢》，是一首以咏物来讽喻政治的力作，约作于南宋度宗咸淳年间。时值贾似道专权坏政，政治黑暗。宋军在败军之际，贾似道暗中与蒙古屈膝议和，答应割地纳款。蒙古退兵后，贾似道又谎报大捷，骗赏邀功。咸淳初，蒙古大军卷土重来围攻襄阳、樊城，情况非常危急。而度宗皇帝却日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对前方战事不闻不问，贾似道将告急边书匿而不报，却去西湖边大造楼阁亭馆，日日升歌纵酒。《瑶花慢》词就是在针砭这样的现实。

　　沉思……这样的王朝能不亡吗？在封建社会，实行君主专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高高在上，掌握着全国的一切。在帝王集权的体制下，重视人才，固然是好事，但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用的人难免良莠不齐，作为皇帝稍有不慎，便会误中奸人奸计，不能洞察是非，造成危害国家的后果。奸人最会钻空子，贾似道的当权误国就是例证。

　　京剧中有一出戏，叫《红梅阁》。其故事很简单，说的是贾似道的一则往事。

　　南宋末年，奸相贾似道有个歌姬名叫李慧娘，甚得他的宠爱。有一天，他和李慧娘等一班歌姬游西湖，岸上有个姓裴的少年书生来不及回避，被李慧娘看见，她赞了一句“美哉少年”，贾似道回去就把她杀了。贾似道又查出这个裴生是个“太学生”，曾经上书议论朝政，反对过他的。于是把裴生抓起来，囚于红梅阁。其后得李慧娘的鬼魂回府搭救，始得逃出生天。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剧中写贾似道的“权奸误国”则是真的，贾似道喜欢斗蟋蟀，在西湖建有“半闲堂”等等，也都是实有其事。

　　贾似道做的是南宋度宗的宰相，而南宋实亡于度宗朝，临安被元兵攻陷后，陆秀夫和张世杰携宋度宗的两个幼子逃亡，已是连偏安的局面都不能维持。在蒙古兵南下的时候，贾似道宁可和爱妾蹲在地上斗蟋蟀，也懒得理会国事。

　　有一次宋度宗问他：“襄阳被围三年，奈何？”他仍然硬口欺蒙皇帝，反问宋度宗：“北兵早退，陛下从哪里听来？”度宗道：“刚听宫女说起。”贾似道竟然借其他事就把那宫女杀了。凡朝臣谈及战事的，也都一律被他贬到州县，不许在朝为官。他连宫女都敢杀，杀一歌姬，更是平常事了。《红梅阁》虽是虚构，也是有根据的。

　　南宋之亡，原因甚多。贾似道的粉饰太平也是原因之一。从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开始，元兵围攻襄阳，守将吕文焕先后苦守六年，告急文书上了无数次，贾都置若罔闻。最后吕文焕投降元朝，襄阳陷敌，南宋藩篱尽撤，国运已是无可挽回了。当时有人仿李义山的“北齐”体写了一首诗讽刺他：

　　江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

　　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

　　可见，贾似道的汉奸行径确实对南宋的灭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人们不禁要问，宋朝因何而亡？难道就因为贾似道专权误国吗？

　　非也，贾似道的误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隐藏在表征之下。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曾说过，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化。这个“腐化”，未必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个贪污腐化的“腐化”。

　　宋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很大程度在于校正前朝的弊政。唐、五代的历史给了宋朝统治者很大的教训，他们取得天下后，便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借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为党，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存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以致构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离心力量等等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整个朝廷人事工作的层面上，处处设置掣肘，利用“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的策略，防止一人独大。任用官员，贯彻文武相制、内外相危、上下相轧的原则，都分明体现出宋代统治者“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良苦用心。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当时高端决策层理性行政及其经验哲学的结合与折衷，体现着宋朝皇帝们基于那个时代而产生的“政治智慧”。

　　但事情都一定的限度，超过了限度，本来是好事的也可能适得其反。越是对臣下严于防范，越是可能出现奸党佞臣。更何况，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此一代已不再是励精图治的彼一代，故而心愿是美好的，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归结到一点，还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怪圈在起作用。

　　贾似道作为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他虽有流氓一派的作风，但不可否认是一个有心计的人物。现实决定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

　　在宋朝的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似道最后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虽说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的计划仍如期完成。而这项措施使南宋朝廷又支撑了大约十二年。

　　说句公允的话，贾似道遭千古唾骂，实有其无可奈何之处。当时以及后世之人，大多不明了彼时技术上的复杂之处。贾似道确实有污点，诸如在忽必烈之兄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夺取汗位的时候，贾似道却因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个错误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虽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残酷的现实已不允许他挽狂澜于既倒了，南宋已经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后来的文天祥抗元失败即可说明此点，贾似道明知如此，还上下敷衍塞责，内外张罗，着实也让人堪悲。

　　不过，无论怎么说，贾似道其人可鄙的行径到什么时候，都应该受到唾骂。其卖国妥协的汉奸作为，直到今天，还有警示和警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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