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网客户端认证失败:民族复兴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选择

　　内容提要：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国家重建与身份探索过程之中，对于身份的焦虑与迷失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深层次根源。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成为国家身份的主旋律，但相关的探索进程并未停止。特别是从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三维角度观察，身份结构的缺失与模糊仍然是中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特征，如何塑造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是一个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要理解当代中国的身份变迁，并对未来中国的身份选择做出探索式的思考，就必须深入了解影响中国身份抉择背后的利益动机。根据修正后的身份理论，身份是根据利益而择定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根本利益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抉择，其利益内涵的变化及实现程度一直并仍将对未来的中国国家身份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复兴;国家身份;国家利益

　　身份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分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不断追求、重新定位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身份以社会主义为基调与主旋律，但仍未最终定形，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1]由于历史、地缘、人口等方面的复杂性，以及国家迅速发展所导致的易变性，当代中国国家身份往往体现出多元、模糊甚至矛盾的特征。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曾说过：“什么是大国?如从经济上来看，我们是小国，排在世界上一百个国家以下。中国就是块头大，所以有点用处。”[2]到了2008年，英国路透社记者保罗·埃克特(Paul Eckert)从处在金融危机中心的美国发回过一则这样的报道：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中国是穷国还是富国，成为一个难题。他提到，作为新兴力量的中国，手上握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在不断谴责富国对经济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13亿人口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的标准，它与柬埔寨和危地马拉为伍。[3]同样的困惑不但难倒了世界，也缠绕在中国人自己的头上。选择什么样的国家身份以及相应的发展道路，是未来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理解身份选择背后的深层动机，并由此对未来中国的身份抉择做一些探索性的思考，是前人触及较少、仍然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一.国家身份及其根源

　　近些年来，与身份相关的问题成为许多社会与人文学科关注的焦点。什么是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呢?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指出，国家身份是这样一组属性，它使一个国家成为一种而非另一种事物。[4]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是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5]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则提到，国家身份涉及一个群体特别是制定政策的精英对他们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本质的认知方式。[6]这几个概念的一个共同点是，国家身份是国家本质或属性的反映。国家像人一样，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例如，我们说沙特阿拉伯是“中东国家”就是指其自然属性，因为它位于中东，这种地理属性无法加以改变。而当说它是“伊斯兰国家”时，则是指其社会属性，表明其主要国民信仰伊斯兰教，这种属性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也可以通过社会互动来改变，尽管有时改变起来极为困难。所以，社会属性或社会身份不同于自然属性与自然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可选择性、可改变性。在本文中，国家身份均指国家的社会身份而非自然身份，既然国家的自然身份不可选择、不可改变，也就很难纳入政治学或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斯卡拉皮诺的概念还提示我们，国家身份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存在，国家身份是毫无含义的。正如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和塞缪尔·金(Samuel S. Kim)所言，身份可以被界定为自我(self)与他者(others)之间的一种关系(relationship)。[7]只有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身份才能存在并体现其价值。一个国家想成为“领导者”，就必须有作为“追随者”的国家存在。一个国家想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前提必定是存在“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然，相对性并不等于对抗性。有的国家身份之间确实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如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但有时不同的国家身份只是一种差异关系，如“东正教文明国家”与“儒教文明国家”，除了“文明冲突论”外，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两种国家必定发生冲突。

　　由于国家身份是国家本质或属性的反映，在国家总是具有多种属性的情况下，国家身份当然也包括多种构成，一个国家总是多种身份的复合体。从主要的层面看，国家身份包括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类。所谓政治身份，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在政治道路、意识形态方面特性的认识，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法西斯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等。这里的政治身份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代表一个国家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最高认识。因此，不具有政治判断意义、仅具有制度技术层面的政治特性(如议会制国家与总统制国家)就不构成本文中所说的政治身份。所谓实力身份，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物质财富及其影响的界定，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大国与小国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实力身份总是随其发展阶段与水平而变化的，相对于人的认识来说，发展水平是一种客观事实，不是人所能够随便界定与选择的。但由于衡量国家实力与发展水平标准的多样性，一些国家在界定自己的实力身份时仍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在发展中体现出巨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国家，你既可以说它是世界大国(如果按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额和是否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标准)，也可以说它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穷国(如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话)，存在很大的自由界定空间。所谓文化身份，则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特性所做出的规定，如基督教国家。曹锡仁指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并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8]相对于政治身份、实力身份来说，文化身份可能是最难以改变的。但是，难以改变并不等于不能改变，特别是在一些文化根基不深厚的国家，如许多非洲国家，就全盘接受了殖民母国的文化。即使是一些有较深厚文化根基的国家，在特定的形势下，也会大幅度接受其他文化，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

　　如果把国家身份比作一个“三角锥体”的话，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就构成了它的三个锥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完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每种身份最好都有明确的界定，并保持在稳定状态。这不但是因为确定的身份给行为体自己一种认知上的自洽与舒适感，更由于它是行为体的行为指南，可以“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程度，使生活变得易于管理。”[9]不但行为体通过界定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现在和将来要干什么，反过来，当一个国家标明了自己的身份，其他国家也就清楚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方面的身份界定十分含糊或变幻莫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身份模糊与焦虑状态，其相应的行为也更加缺乏预见性，这对本国和他国来说都不是好事。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身份的基础即国家特性并不一定是完全确定的。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成熟而确定的，美国被认为是一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而它确实已具备一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要素，成熟的身份往往相对稳定与持久。但有的时候，国家特性可能并没有完全成型，相反却处于变化与发展之中，此时国家身份就是一个待定的“X”，即使暂时确定，也往往迅速变化，被一种新的身份所代替。特别是对那些正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或是对于一个刚与旧身份告别的国家来说，国家身份的不断更替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情况。

　　那么，影响国家身份抉择与变迁的根源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国家利益。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利益不是客观得出而是社会建构的，它取决于有知识的(knowledgeable)行为体所占据的、由历史界定的社会角色。也就是说，只有确定了身份，才能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10]但是，建构主义并没有回答“身份到底从何而来”的问题。温特曾从观念互动的角度阐述了身份的产生方式，提出了模仿和社会习得两种文化选择机制。他提出：“当行为体自我意识到他们认为是‘成功’的行为体时，就会模仿，通过模仿获得了身份和利益。”[11]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它为什么需要“成功”呢?它为什么不安于比较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地位?这个问题看起来多此一举，却涉及到身份抉择的根本动力问题。如果身份最终来源于利益，那么建构主义的观点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循环论。温特曾承认“身份可能会根据利益得以择定”，同时又辩称“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12]但如果这些“更深层的身份”又源于“更深层的利益”呢?可见，温特的理论事实上已有了某种循环论的迹象，利益与身份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笔者认为，身份是由利益塑造的，身份通过观念互动的方式而形成，但其动因却来源于利益。反过来，身份必须有利于利益的促进，如果一种身份落后于利益的需要，它迟早要被修改和抛弃。正如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所指出的，“成功的认同意味着对基本需要的成功满足……这不只是一个学术主张，也是人类普遍经验中显然可知的一个部分”。[13]比如说，学生是一种身份，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学生，动力仍在于利益抉择，因为读书可能改善他以后的生活预期。刚入学的小学生自己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的父母会替他做出利益选择。中国社会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则发现，许多人之所以信仰基督教，是因为他们相信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信教能够改善健康状况，治愈疾病，这成为推动当地基督教群体不断扩大的最重要因素。[14]

　　对于民族或国家来说，身份选择主要也是基于利益。10世纪末期，罗斯人之所以选择东正教而非天主教作为国教，最大的原因是东正教实行政教合一，主张教会首领服从国家君主。对目睹西欧教廷与君主纷争不已的罗斯大公来说，东正教要比天主教更符合罗斯的国家利益。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因为它生来如此(这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因为它周边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它提供了难以避免的模仿榜样，而是因为它的利益需要。以古巴为例，“最初哈瓦那政权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它甚至是反共产主义的。这个政权内的许多人，要么是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拥护者，要么是一些其计划激进程度远逊于罗斯福新政的人……卡斯特罗本人也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15]但是，随着美国对卡斯特罗施压力度的不断加强，古巴被迫日益转向苏联集团寻求支持，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身份变化的过程中，利益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建构主义在论述身份变化时，看到的是“环境的变化、社会进程的发展、互动频数的增减”以及它们“在实践互动中的反馈”，[16]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利益在这些因素中间的连接，或者是这些因素没有牵涉到行为主体利益的变化，身份的变化是不可能的。罗斯人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互动从而接触到东正教固然是他们接受其为国教的条件，但如果他们不是怀有通过宗教加强国内统一、巩固君权的想法，他们也不会把自己变成东正教的信徒。事实上，一般被我们称之为建构主义者的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在分析国家的社会化过程时也指出，当一个国家试图模仿其他国家的行为时，也是假定它们的行为是合理的，是根据自己利益和生存而行事。[17]概而言之，不管身份如何形成与变迁，利益才是最终的驱动力，它在关键时刻决定行为体选择这种还是那种身份。

　　二.民族复兴是决定中国国家身份选择的根本动力

　　决定当代中国国家身份选择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国家，无论是在物质层次还是在精神层次均创造了当时领先世界的文明。但自近代以降，中国一下子从锦上云端跌进万丈深渊，经历了一个饱受西方入侵与压迫的屈辱世纪。这种千年辉煌加百年屈辱的历史背景塑造了中国人心中浓厚的民族复兴情结，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曾指出：“‘中国崛起’堪属用词不当，‘复兴’更为准确”[18]。而正是这种“复兴”与“崛起”的不同，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世界观，并因此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大国的发展道路，这是理解中国国家行为根源以及外交独特性的关键所在。

　　民族复兴是一项根本利益，它是对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总概括，它的下面又包含许多具体的层次与内涵。而正是这些具体利益层次在不同时代的体现形式与实现程度，以及不同层次利益的互动变化，决定了当时中国的身份选择及其变迁。

　　国家利益一般包括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精神利益。[19]相应地，我们也可以将中国的民族复兴这一根本利益划分为三个层次：

　　1.独立中国

　　独立中国主要反映但不完全等于中国的安全利益，它是民族复兴这一根本利益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个层次。对近代中国来说，独立与安全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概念，正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面前丧失了独立的主权，维护政治与主权的独立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实现安全的根本前提与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对独立的珍视，又包含着一般国家安全利益所难以概括的内涵。故此，在此以“独立中国”而非“安全中国”来概括这一根本层次的利益。具体来说，独立中国这一根本利益包括如下方面，这几方面互有联系，但均有各自侧重的内容：

　　第一，维护主权独立与民族自决。在屈辱世纪中，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追求[20]，主权概念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力武器。哪怕是到当前，中国事实上还处于相对西方的弱小阶段，也特别需要通过维护主权和自决权来抵御外部对本身安全、发展道路的干涉。故此，当中国从西方观念中引进主权概念之后，便赋予其以超出寻常的重要性。第二，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国家分裂。反对“台独”、“疆独”和“藏独”势力一直当代中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台湾问题，“在中国领导人眼里，如果没有恢复对台湾的主权，建立一个团结、繁荣和强大中国的民族事业便没有完成。”[21]第三，制止外来侵略。近代饱受外来侵略的中国，制止新的侵略曾是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时的当务之急。当前，中国受到侵略的可能性极小，但仍然有可能由于台海问题、周边争端或是偶然的摩擦而引起冲突。第四，坚持国家平等与民族尊严。这是中国特别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在有的国家，民族尊严或许不会是特别重要的利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羞辱以后，中国极其渴望国际尊严。外人或许对此深感困扰，但中国人则相信这是他们应得的。”[22]至于平等诉求，也与中国的历史遭遇有关。近代西方利用条约体系把中国置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而且通过获取特权的方式强加给中国许多不平等的待遇。中国人民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追求平等的情感。邓小平在回顾中苏争论时曾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平等……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3]

　　2.富强中国

　　富强中国是发展利益的体现，是民族复兴在独立中国利益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提升。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追求独立的同时，也一直在追求富强梦想。从晚清时代起，中国的政治活动家们就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视为挽救中国的根本途径。[24]中国精英在面对西方侵略时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西方“船坚炮利”，故能入侵中国。因此，在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等人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是这一思想的直接反映，主要以修路、建船、开矿为特征。民国初年，甚至那些意欲恢复帝制的精英(如杨度)，亦以“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的疑问来劝说严复来支持帝制。[25]毛泽东则在建国前夕这样期待，“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6]事实上，每在一个危急的时刻，中国精英就会更加感受到建设富强中国的重要性。例如，1999年4月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强调，“大家都要化义愤为力量，促进学习和工作。全国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同志都要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只有坚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把我国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把我们的国防实力搞上去，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7]

　　至于富强中国利益的具体内涵，大体上是以西方发展为参照的。自近代以来，即使是在坚持中国文化优越性的人那里，一般也承认近代西方在物质文明上要技高一筹，大都不排斥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引进外国技术发展自己(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可能是特殊的例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虽然与西方隔绝，但并不排斥从社会主义阵营那里吸取资金与技术)。因此，在中国追求富强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概念便是现代化。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这样的界定，“这里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28]现代化的标杆实际上就是西方社会，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出要超英赶美，邓小平在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提出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主要是以西方为参照。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新三步”构想，即：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202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以现代化为关键词的富强中国的追求一直是历代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奋斗目标，在许多时候，实现现代化甚至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替代语。

　　3.文明中国

　　在中国外交政策影响因素中，许多学者都强调了发展和安全的作用。[29]一些中国学者也强调从唯物观的角度分析国家利益，较少强调价值、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精神信仰在外交中的作用。[30]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中国仍然潜藏着对恢复古代辉煌地位的向往，这种动机是安全、物质利益无法替代的，因为这种地位不仅是实力地位，更是作为一种核心文明的精神地位。事实上，经常被使用的“民族复兴”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过去伟大的含义。中国领导人有时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强调也反映了这种倾向，而不只是西方观察家所体味到的权力政治气息。近来，这种利益意识开始被人所重视。中国共产党高层智囊郑必坚在提出并论证和平崛起时，也由原来主要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发展和现代化”这两大历史性的追求，到后来更多地强调“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实质就是同当代人类文明相交汇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31]当然，这种恢复与复兴在对外关系领域并不意味着重新建立一种已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朝贡体系，就像在国内政治领域也不意味着重建那种发达的封建统治一样。它只是意味着使中国文明再次达到一种历史上曾经达到的高度，而其内涵在保持中国基本特性的前提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至于恢复的具体形式则取决于时代的需要。

　　对于这种利益需求，笔者称之为文明中国，它意味着重建一种有吸引力的、独特的发展与生活模式。这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武力或经济实力可以达到的要求，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的中国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讲的。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主旋律着重是强调其文化优越性。作为这种文化优越性的表征，中国预示着其很高的道德原则、等级关系和社会和谐。即使在国际上，中国的力量也主要不是由其商业、经济或军事存在、而是由其文化显示出来。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很长时期内，外来征服者常常为中国文化所同化。”[32]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主导建立的朝贡体系有着许多不同于近代主权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强调文化的纽带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对和平状态。有许多国家是自己主动要求加入朝贡体系，来向中国天子称臣纳贡的。当然也有的国家是出于贸易的需要，希望通过朝贡的方式换取本国的稀缺品。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由此来吸收中国的文字语言、统治制度甚至是生活方式。中国的汉字与儒家文化正是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传播到了日本、越南、朝鲜半岛和其他周边地区，这是远不同于西方历史上通过血与火来传播宗教与文化的画面。从主观上讲，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尽管乐于看到其他国家遵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很少主动去推广它，这与强调华夷有别、悦者自来的观念有关。这种强调文化建设的利益追求与行为模式，仍然在影响着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思维，也将是中国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主观条件。

　　三.中国国家身份的选择范围

　　根据国家身份构成，当代中国也必须在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方面做出自己的选择。受相应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中国在这三方面都面临着一些选择项，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选择必须在这些选择项内进行。

　　1.政治身份

　　对当代中国来说，最主要的一对政治身份选择项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果要从学理上对这两个身份进行界定，其工作非常复杂且难免争议。黄仁宇曾指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33]事实上社会主义同样如此，“无论是作为理论学说，或者是社会制度，或者是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和影响下为争取建立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其表现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34]“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总是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35]这种多样化的现实使得我们很难对两者做出一个公认的概念的界定。但是，作为一种实践中确实存在着的政治身份，根据对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概括，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基本的规定。作为一种国家身份的资本主义，至少应包括如下方面：所有制方面主要实行私有制，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为主，政治上两个或多个党派轮流执政。而作为一种国家身份的社会主义，至少应包括如下两方面：所有制方面主要实行公有制，国家政权由共产党单独掌握，或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吸收其他党派的参与。在经济体制方面，原来社会主义均主要采取计划经济模式。但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公开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方面与资本主义的区隔被打破了，计划经济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准。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的前夕就面临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这与20世纪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如果将20世纪比作一首交响乐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它的主旋律，跌宕起伏的各个乐章都是围着这个主旋律展开的。”[36]当时中国无疑也受到这种“主旋律”的影响，毛泽东在思考中国该走什么道路时明确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7]，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身份抉择直接影响了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采取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当然，作为一个大的政治身份范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身内部都有许多种模式，如资本主义就有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洲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等等。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经历了几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变迁，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变迁。从目前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政治身份之间的差异有缩小化的趋势，事实上双方都在吸取对方的优点，从而加强了这种趋同的势头。这也势必影响到今后的国际政治局势与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虽然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从数量上已在世界舞台上不占主要地位，但由于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仍是21世纪的一对重要的政治关系。但与20世纪的两者斗争不一样的是，由于两者更加趋同，它们未来的关系也可能更加趋向和缓。另外，与资本主义身份特征相对稳定相比，社会主义身份特征仍呈现出较多的变化，这也给中国外交带来更多的变数。这些都是未来的中国外交所必要考虑到的。

　　2.实力身份

　　根据实力身份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发展阶段与水平的界定这一概念，当代中国在这方面的身份选择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当然，中国目前选择的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这些年来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参加八国集团这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国基于某种利益考虑仍然选择了不加入，并多次重申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的实力身份概念表上，还有一个曾经较多使用的概念：第三世界，与之相对的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曾有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声明中最一致的主题之一就是对第三世界的认同。”[38]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相比，第三世界的内涵要更为丰富，也更为模糊。据说，第三世界至少有五种不同的标准：(1)经济上贫穷或不发达;(2)文化上是非西方的;(3)种族上是非白人的;(4)政治上是不结盟的;(5)地缘上主要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概念时，主要是以经济为标准的，即看“是不是比较富”，但也强调地域性，主要指亚、非、拉国家，同时还有某种国际政治标准，如把美苏当做第一世界，而把同样发达的欧洲、日本当做第二世界。不管如何，我们仍可以大致把第三世界看做是与发展中国家相同等的概念，在一定时期内主要表达了中国对自身实力身份的认定。近些年来，“第三世界”的提法少了，在提及中国的实力身份时主要是用“发展中国家”一词。

　　在对立的参考身份中，除了发达国家外，还有一个就是超级大国。超级大国也主要是根据实力来决定的。但在长期的国际政治实践中，中国对超级大国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实际上将其赋予了某种政治含义。中国领导人曾在多个场合说过，即使中国发达了，也不做超级大国。有时的表述则是，中国即使发达了，也绝不称霸。“我们坚决站在世界各国人民一边，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也不做。”[40]把“永远不称霸”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相提并论，表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超级大国与霸权主义等同看待的，这就使得超级大国已经具有了超出实力身份的含义。例如，1974年，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提出：“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41]考虑到这些因素，本书主要以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对照身份，超级大国则视情况来使用。

　　3.文化身份

　　作为一个文化主体性特别强的国家，文化身份对于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可能相对固定，因为文化语言、宗教信仰乃至生活方式等，都不是轻易能够变更的，它往往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比如说，像当前的西欧、美国，它们在要不要基督教方面就不是一个能否选择的问题，因为它早已被多数居民所认同和接受。但对有的国家来说，由于原来的文化身份被抛弃或被否定，而新的文化身份又远未确定，这个时候在文化身份的选择方面就具有一定的空间。当前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文化身份的选择项是东方身份与西方身份。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东西方是文化概念，冷战时期把东方、西方作为政治概念来使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文化意义上，这里的东方也仅是狭义的，因为“就广义的东方思想来说，它包括中国思想、印度的宗教思想乃至古代小亚细亚的文明”[42]，而这里的东方文化仅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主要分布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文化。由于它发源于中国，因此它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四.1949年以来的中国国家身份选择

　　为了解读建国以来的中国国家身份选择与变迁，笔者对1949至2010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对外工作部分中的关键词进行了搜索。这些关键词包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现代化、文化传统等能够体现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词汇。作为权威的政府文献，特别是在其对外关系部分，中国领导人对相关的措词是极其注意的。单从一个词可能发现不了什么问题，但把它们出现的数量多少、频次联系起来，就能粗略地了解当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根据统计结果，笔者绘制了图1、2、3、4，这些图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变迁主要经过了如下三个过程：1.建国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政治身份成为最突出的身份要素。2.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身份强度(主要体现为身份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下降到很低值。此后，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又逐步加强，但“第三世界”这一实力身份取代“社会主义”这一政治身份成为中国国家身份中的主要要素。3.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的国家身份强度一度下降到最低值，冷战结束后部分回升，但随后又呈整体下降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这一实力身份占据主要地位(偶有大国意识体现)，社会主义这一政治身份减弱，东方传统的文化身份开始萌生。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如下特点：

　　图1 当代中国国家身份的整体变迁[43]

　　1.国家身份呈现出从清晰到模糊、从高强度到低强度的整体趋势。在新中国建国的头十年内，中国对自己所选择国家身份呈现出高度的认同，但在此后中国对自己身份的宣示频率整体下降，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降到相当低的水平，反映了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进一步模糊化，进入身份调整与转型时期。

　　2.身份结构的不均衡性、不稳定性。稳定的国家身份应该均衡地包括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个方面，但几乎在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的这三种身份都没有均衡地体现出来。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年中国主要是强调自己的政治身份(社会主义)，后三十年则主要强调实力身份(发展中国家)，文化身份则一直相当微弱。可以说，中国的国家身份一直是不均衡发展的，远未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身份结构。

　　图2 当代中国的政治身份变迁

　　3.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国家身份的主线，但其强度与内涵均有较大变化。在各种身份选项中，社会主义是中国对外宣示得最多的身份。除了少数年份之外，中国在对外宣示一直不讳言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纵观六十年来的身份轨迹，仍可发现这种宣示强度与频率均呈现出较大程度的下降。另外，在社会主义的内涵上，在与苏联关系正式破裂以前，尚有“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但自1964年后，则完全消失。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中国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已同苏联产生了分歧。当然，社会主义内涵在中国的真正变革是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成为了邓小平时代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图3 当代中国的实力身份变迁

　　4.冷战结束前后，实力身份由“第三世界”逐步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两相比较，“发展中国家”一词更加中性、更少政治色彩，表明中国在国家身份认同上不再强调对抗。另外，在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后期体现出一定的大国身份意识，国家身份定位更加复杂。

　　图4 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变迁

　　5.在新中国建国来的六十年中，文化身份只是偶尔体现出来。这体现了长期学习西方的结果，即自身文化特性的丧失与主观上的漠视。而当产生文化身份意识时，则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共存。但这种“反弹”仍只是部分的、临时的和间断的，文化身份仍没有构成当代中国国家身份的主要层面。

　　中国的国家身份看起来复杂多变，归根到底都是由中国国家利益的变迁所决定的。对一个新生的成长中的国家来说，刚开始的主要利益往往是维护安全，接下来再是追求发展，最后才是追求诸如国际贡献等精神利益。中国的利益变迁也大致遵循了这一规律。整体观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基本上都是将独立中国利益摆在最主要的位置。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打破外来的包围与封锁、争取解放台湾是独立中国利益的具体利益目标。即使是1965年中国开始实行的“世界革命”路线，笔者也认为其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独立中国中的安全利益，而不全是当时领导人的一时头脑发热、追求世界革命领袖的虚荣。当时毛泽东等人认为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要么是“战争引起革命”，抑或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中共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44]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在世界各地点燃革命之火，使得苏美忙于“灭火”，从而无睱对付中国。当然，这种通过输出社会主义、“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的战略最后效果并不理想，最后还是转向联美反苏。

　　富强中国追求是中国民族复兴利益中十分突出的一个因素。即使是在以安全考虑为主的建国初期，富强中国也是一个重要考虑。新中国建国后兴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都反映了追求富强中国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并不乐观，加上当时领导人有时夸大了内外安全威胁的程度，从而打断了这种富强中国利益追求的进程。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富强中国才一直比较稳定地成为首要的国家利益，独立中国则退居次要地位，苏联威胁虽仍然存在，但已大大下降了。此后，尽管国内外环境不断变化，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安全态势，中国领导人仍然始终坚持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即把富强中国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对此，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曾有过具体而深刻的描述。他在2009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提及，“对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外外交机构来讲，做好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做好为推进中国跟有关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有的大使回国就告诉我，说他计算了一下，在他的工作时间里面，至少30%乃至50%是用于抓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45]由于中国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可以预见中国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视富强中国为首要利益，外交官仍然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抓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与独立中国、富强中国利益相比，尽管文明中国利益有时有所体现，但始终未占到重要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初一些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强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明中国利益意识的萌生。但只要富强中国利益没有基本实现，文明中国利益就难以上升到主要利益的位置，也很难对中国的身份与战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五.结论与展望

　　可以预计，民族复兴这一根本利益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的国家身份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益决定身份这一过程中，身份并非是完全被动的，国家在选择身份也有一定的主动性，对前面第四部分提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主动、妥善地加以处理，以一种更加适宜的国家身份结构指导中国的外交战略、服务于中国的利益。这些问题主要是两个：第一解决身份定位过于模糊化的问题。中国目前突出的身份是实力身份，但即使是这个身份也出现了在“发展中国家”与“负责任大国”中间进行徘徊的趋势。身份的模糊化，固然可能是身份调整的前奏与必需，因为只有淡化以前的身份才能为选择新的身份做好铺垫，但长期的模糊化实际上也间接反映出中国在寻求能够满足当前国家利益的合适身份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可能源于主客观方面的一些条件限制，如在政治身份方面的调整难度与传统文化身份是否足够有效等。但不管如何，身份难以确定，外交战略自然也很难清晰，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第二纠正是身份结构的长期不均衡问题。在六十年来的中国国家身份构成中，始终未能做到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大致均衡，往往是某一种身份居于主导地位，其他身份很弱甚至隐而不见。这种“畸形”的身份结构是不合理的，短时期内如此还可以理解，但如果长期“畸形”则很不正常，表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身份残缺与焦虑，这必将影响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与外交战略的制定。未来中国，不能只是笼统地回答“我是谁”，还必须至少在政治身份、实力身份和文化身份三个方面分别说清楚“我是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呈现给世界、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形象。

　　[1] 相关论述参见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蔚彬：《转型期中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

　　[3] 人民网：《路透社：中国究竟是一个穷国还是富国?》，2009年04月10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9107008.html，登录时间：2009年6月3日。

　　[4] James D. Fearon, “What Is Identity?” http://www.stanford.edu/~jfearon/papers/iden1v2.pdf，登录日期：2009年2月14日。

　　[5]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 Robert A. Scalapino, “China’s Multiple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China as a Regional Force,”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5.

　　[7]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 15-16.

　　[8] 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关于中国文化选择的再检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9] Kenneth R. Hoover, A Politics of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pp.116-17; Erik H.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2d ed, New York: Norton, 1963. 转引自Michael Ng-Quinn, “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 Formation and Role Enactment,”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2.

　　[10]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Introduction,” in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

　　[12] 同上，第290页。

　　[13] William Bloo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4.

　　[14] 张敏：《基督徒身份认同——浙江温州案例》，载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5页。

　　[15]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16]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1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5.

　　[18] [美]约瑟夫·奈著：《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9] 关于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认为应当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沃尔兹则特别强调国家生存;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提出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经济财富，温特则加上第四种利益——集体自尊(参见刑悦：《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30页)。本书中的三种利益划分既是对人的三种利益的延伸，也是对这些利益划分进行的综合和完善。与之类似的有阎学通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利益是为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合法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承认与尊重(参见阎学通：《国家利益的性质》，载阎学通著：《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6页)。

　　[20] Thomas Kane, “China’s Foundations,” in Guoli Liu,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2004, p.102.

　　[21] Rex Li, “Security Challenge of an Ascendant China,”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ahavior,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4, p.29.

　　[22]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8.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5页。

　　[24] Michael H. Hunt,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76.

　　[25] 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4页。

　　[27]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28]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9] Robert A. Scalapino, “China’s Multiple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China as a Regional Force,”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6.

　　[30] Yong Deng,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Realpolitik, Liberal Dilemm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49.

　　[31] 郑必坚：《思考的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89、258、263、292页。

　　[32] [美]威廉·彭德利：《作为国际角色的中国》，载[美]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张林宏、周丕启、王易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33]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34] 黄宗良、孔寒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历史和评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35] [英]唐纳德·萨松文著：《20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高静宇编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3期。

　　[36] 黄宗良、孔寒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历史和评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3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10页。

　　[38] Peter Van Ness,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4; Samuel S. Kim and Lowell Dittmer, “Wither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79.

　　[39] Peter Van Ness,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6.

　　[40] 华国锋：《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载《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汇编(1954-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0/content_204824.htm，登录日期：2008年10月12日。

　　[41]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327页。

　　[42] [日]大隈重信著：《东西方文明之调和》，卞立强、依田憙家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43] 说明：(1)时间起点为1954年而非1949年，因为在1954年以前尚未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摘要版本;(3)从1964年到1975年期间，没有召开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就用1969年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作为代替，以弥补长时期资料缺失之憾;(4)在1978年至1992年期间，一些年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没有涉及对外关系的全面政府工作报告，故相关年份未纳入统计。资料来源：《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汇编(1954-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0/content_204824.htm，登录时间：2009年3月22日;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2009lh/content_1259471.htm，登录时间：2009年3月22日;温家宝：《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0-03/15/content_19612372_7.htm，登录时间：2010年5月6日。下图均同，不另加注说明。

　　[44] 钟廉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http://www.showchina.org/zwwhjlxl/zggcddgjjw/04/200809/t222210.htm，登录日期：2009年5月19日。

　　[45] 中国外交部网站：《杨洁篪外长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476467.htm，登录日期：200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