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西方困境看中国和平发展

——杨洁勉研究员在上海市社联的演讲——

2011年10月30日   08：08－思想者·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杨洁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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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小传

    杨洁勉  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国务院突出贡献津贴专家，上海市杰出专业人士；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社科项目评审专家，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届对外友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美欧亚）三边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国组组长。主要专（合）著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2004），《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2005），《大体系：多极多体的新组合》（2008），《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2011）。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版图既相对稳定，也不断变化。今天，当我们从现实和理论上分析正在席卷欧美的经济和政治风波时，不难发现，西方和非西方互动的轨迹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调整。 2001年的 “9·11”事件昭示着西方在冷战后面临最大的政治和安全挑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实际上结束了美国的单超独霸地位。 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困难加重，欧债问题再次凸现，社会不满和动荡严重，政府治理能力下降，街头抗议迅速蔓延。

    从深层次上讲，这些困难反映了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制度和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也又一次对西方的主导思想和治理理念提出了严峻和深远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大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并开始在思想意识和体系改革方面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在面对西方经济困难和制度困境的新形势下，坚持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重要内涵的和平发展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推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

西方困境正在蔓延

    西方的经济困难既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更有其深层次原因。目前，西方的经济困难正在向系列危机方向发展，有可能由金融危机扩展为经济危机并可能演变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心理危机。

    西方国家目前经济普遍呈现失业率高、政府债务高、经济增长低、政策效率低的 “两高两低”态势。当前，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处在巨额国债引发的国家信用危机和紧缩政策导致的经济萎缩的双重夹击之下，日本经济在 “三合一”危机的冲击下也是步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西方和全球经济引擎的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里增长乏力，困难重重。 2000-2010年，美国GDP年均增长1.7%，远远低于上世纪50至90年代的3.1%-4.2%；美国目前失业率高达9%以上，而美国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每10年平均增加 2000万个就业岗位；2000-2010年，美国家庭资产净值减少4%，而上世纪80-90年代，每10年增长30%。这些数据让不少人惊呼，本世纪的头十年是美国经济“迷失的十年”。

    与此相对照的是，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持续提升，成为全球经济三分之二增长的贡献者。中国和印度分别成为 “世界工厂”和 “世界办公室”，并大量持有美欧的外债。新兴大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增加，在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中的规制权也大大增加。

    西方的经济困难既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更有其深层次原因，即经济发展战略失误、虚拟和实体经济失调、财政外贸赤字失衡以及金融产业管制失缺这 “四失”。目前，西方的经济困难正在向系列危机方向发展，有可能由金融危机扩展为经济危机并可能演变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心理危机。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担心世界经济可能会 “二次探底”。 2011年上半年的 “阿拉伯之春”和下半年的 “美欧之秋”，折射出经济危机对全球社会、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不仅经济面临困难，总体看，当前西方社会正处于内外制度交困之中。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治理制度存在缺陷。西方经济治理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解决西方和全球经济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如增长乏力、就业困难、债务严重、分配不公等。其次，西方经济治理思想故步自封，囿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能与时俱进，导致理论落后于实践和认识滞后于发展。再次，西方的福利制度在缓和经济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矛盾中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福利体系与经济基础承载能力之间日益矛盾渐趋突出， “福利紧缩”又衍生出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后，西方经济治理制度服务于少数富有阶层在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发展中暴露无遗， “贪婪的1%”统治着 “受害的99%”是西方的现实，但西方已经无法自我修复这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

    二、民主政治制度发生异化。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一面，但当前存在四大问题。其一，西方政治制度正面临数百年来根本性的挑战，传统的权力制衡和地方政治的结构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变化，需要在理念、制度、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但目前西方既没有改革的愿望，也没有改革的能力。其二， “选举驱动”政治造成领导集团注意力内顾，并着眼于短期利益，取悦利益集团，顺从选区民意，不敢也不愿触及深层次矛盾。其三，有责政府与无责党争的矛盾突出。在党派政治和党争日益泛滥的情况下，西方政府普遍缺乏前瞻和全局性，根本无法对经济困难、失业增加、福利削减、 “逆殖民化”的移民涌入以及 “二元社会”并存等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有效治理，甚至还经常出现为了一党私利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其四，政治 “媒体化”。西方媒体滥用新闻自由和公共权力，过度的新闻自由影响了公民冷静思考和政府理智行事。

    三、思想和价值观出现困惑。在政治主导思想方面， “二元对立思维”盛行。西方社会过于注重个人意见和私有财产，习惯于非黑即白和非此即彼。这是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构建基础，但造成集中资源难、达成妥协难、社会变革难，并容易产生保守主义和右倾政治。在主流价值观方面，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消极面和破坏性日益突出。社会整体利益被忽视，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界定不清，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在市场经济指导思想方面，自由主义过于迷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缺乏有效管制贪婪逐利的行为。在消费模式方面，超前消费破坏健康经济和为泡沫经济推波助澜，高消费、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则给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巨大负担。在社会融合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西方社会注重物质生活,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扭曲，文化认同和自信心下降，对外来竞争压力高度敏感，对内部异质文化难以宽容。

    四、国际公信力正在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多次采用军事手段推行其政治目标，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政治自私心暴露无遗。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更加突出，但美国不顾国际信义和责任而大搞量化宽松政策，极力向外转嫁危机，欧洲则在欧债和欧元问题上苦无良策，难以应对。而且，在日益严峻的内外条件下，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保护主义情绪上升，保护措施遍布经济和社会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它们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有鉴于此，作为整体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正在明显下降，而它们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也在相应下降。

    五、国际制度创新缺失。现行的国际制度主要源自二战结束期间的设计规划和权力分配，但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制度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或有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总体优势在减少，对新一轮国际制度创新的主导权也在下降。首先，缺少改革现有国际制度的动力。西方是现有国际制度的制订者和得益者，但不是当前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主导者，因而不愿进行以公正合理为目标的制度改革。其次，缺少国际制度创新的号召力。西方缺乏制度创新所需要的战略视野，更加缺乏制度创新的公信力，难以在国际制度改革的主攻方向上凝聚共识和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缺少国际制度创新的能力。西方是当代相对衰退的力量群体，既缺少推动制度创新的经济实力，也缺少内外的支持，在主动谋划和运筹国际制度创新问题上显得一筹莫展。

客观评估世界局势

    当前西方面临的许多困难和困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世界的普遍性，西方面临的问题很可能波及非西方。我们需要从全球相互依存和合作的新视角来分析西方的困难，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认识全面提高非西方综合实力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从而真正推进世界的多极化和力量均衡化。

    如前所述，西方当前的确面临各种现实和长远的困难，但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综合实力，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管理和科技等领域都还具有相当的优势，这些在西方国家对外军事干预频度和力度的提高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纵观整个20世纪，西方和非西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充满曲折，既有十月革命的胜利炮声和风卷残云般的非殖民化运动，也有苏东剧变和美国的单超独霸。因此，对西方能力过低或过高的估计都会造成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还可能直接导致战略性和策略性的错误。

    国际力量的均衡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相对衰退并非代表一蹶不振。西方在相对衰退的过程中还有 “中兴”和“复兴”阶段，如代表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在衰退进程中，代表资本主义新兴力量的美国却得以崛起，雄踞世界首强达百年之久。二战以来，西方经历过多次经济困难，但都能渡过难关，如德国和日本的战后复兴、美元国际地位的调整、石油危机的应对等。在政治和安全危机中，美国历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大多能摆脱战争造成的不利影响。欧洲则在克服困难中逐步推进一体化进程，先后实现了关税同盟、自贸区、欧元区，并在里斯本条约的推动下，在政治、外交和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日本在战后的60多年里，稳定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引领了 “东亚经济奇迹”。在整体能力方面，大西洋联盟体系在冷战结束后调整成功，西方整体的动员力量在二次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中基本有效，并且继续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思想和进程。

    与此同时，非西方力量的全面提升更需时日。在世界近现代史中，非西方力量的成长也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亚非拉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经历了南北差距的扩大到发展中大国的兴起等过程。我们应该看到，当前非西方力量的提升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而且还是在经济低端方面。非西方的整体意识和凝聚力还处于初始阶段，既缺乏统一的思想和理想，也缺乏必要的组织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西方面临的许多困难和困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世界的普遍性，西方面临的问题很可能波及非西方。因此我们需要从全球相互依存和合作的新视角来分析西方的困难，争取在汲取西方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既注重物质文化建设，同时加大思想文化建设的力度，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认识全面提高非西方综合实力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从而真正推进世界的多极化和力量均衡化。

中国应对新思路

    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中国在秉承求同存异传统的同时，正在努力寻找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并一再强调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当今国际社会面临三大共同议题。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探索有效的发展道路问题。街头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很难实质性地改变社会结构性矛盾，而冷战结束以来20多年的国内外实践表明，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只有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才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各国根据国情从实际出发，才能探索到国家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二是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一世界主要威胁。当前世界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性挑战，应对诸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能源资源安全、防扩散和防疫救灾等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中世界各国的力量和智慧，但在很多情况下各国不能同心协力，有时还各行其是，相互抵制。三是进行有效的国际制度建设。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在和平时期必然是渐进、梯次和交叉进行的，其中制度建设具有普遍意义， “20国集团”升级和一些地区机制的进步则是制度建设的突破。但总的来说，冷战结束后的制度建设进展不大，如防扩散制度多次受挫，多哈回合徘徊不前，气候变化会议成效不大，联合国改革举步维艰。

    随着西方经济困难和制度困境的深化，国际社会在质疑西方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同时，迫切需要有更多新的国际公共思想产品及其提供者。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各国的有效实践，注意吸纳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在自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众多的国际公共思想产品中，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写世界当代的历史。但是，中国在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强国发展的进程中，需要重新审视自我定位和他人定位，重新调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更要增加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三代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建立了与时俱进的总体思想、全面运筹的战略思想和稳健务实的政策思想。中国从本世纪初起逐步完善了和平发展思想，这一思想既继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也体现了应对的新思路。

    近年来，中国的利益观又有新的发展，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强调“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同时，中国政府还强调 “在全球化的时代，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合作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国更加具有国际责任感，中国按照责任、权利、实力相一致的原则，着眼本国和人类共同利益，从自身国力出发，履行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且，中国还承诺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事实也正如此，中国在美国金融困难和美元困难时没有落井下石，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务问题上也施以援手，在非洲大饥荒时尽力相助。非洲之角饥荒出现后，中国政府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两次宣布向灾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和粮援现汇，援助总额共计4.432亿元人民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最大一笔粮食援助。

    中国具有现行国际体系参与者和改革者的双重身份，既要同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行为体共同维护体系正常运转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又要适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谋求摆脱当前的困境，西方被迫同意改革国际体系，重新分配有关各方的权益。中国则在国际体系改革中坚持和平、谈判、渐进和双赢的原则，在推进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且还照顾到西方的实际困难，避免了新旧体系交替时可能出现的重大起落和震荡。中国坚持国际体系改革应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而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方面的议题设置权和规制权、国际责任方面的界定权和监督权，以及对西方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弊端方面的批评权和建议权等。

    世界各国的利益和观念不尽相同，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各国的分歧和差异就更易为人注意。但是，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中国在秉承求同存异传统的同时，正在努力寻找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并一再强调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各国和各主要文明还难以改变其主流价值观，但在共同应对新挑战和新问题时，有可能做到 “存量共处，增量共塑”，如在气候变化、核安全、防疫救灾等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共同进行理论创新和建设，形成全人类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

    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存在各种逆流和暗礁险滩。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西方的防范和周边的担心形成叠加挑战，而且一些国家习惯于 “以邻为壑”和 “嫁祸中国”，从而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有着明显的增长。中国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和重大利益，在维权和维稳中采取各种预防和规避措施，特别是提高制度性危机管理能力，如制度和法规设计能力、议题设置能力、内外经济管理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