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健美杯:赵于平：战争年代我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赵于平：战争年代我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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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于平：战争年代我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朱德
2011-09-19 16:39:36|  分类：历史人物 |  标签：网友交流  朱德   |字号大中小
战争年代，谁是我军的最高军事统帅，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任何一支军队，只要是明确地设置了全军总司令的职位，那么毫无疑问，总司令当然就是最高军事统帅。
从井冈山朱毛会师，建立了我党我军第一支正规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就任首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朱德军长就成为我军第一支正规部队的军事统帅，从这个时期起，就有了“朱毛红军”和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的称谓。1930年4月24日，根据上海党中央指示，红三、四、五军组成统一的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总司令）兼红四军军长，朱德成为首任后来组成中央红军核心部队的全军最高军事统帅（注一）。当年6月下旬，以红四、六、十二军整编组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为总指挥，也称总司令。同年8月23日，在浏阳县永和市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根据中央指示红一、三两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德正式成为中央苏区全体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注二）。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朱德任主席，该中革军委统辖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同年12月30日，朱德首次以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兵士书》（注三）。此后，红军总司令一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人选，一直是朱德担任。抗日战争，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朱德于1947年3月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副之（注四），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10月撤销总司令一职，朱德才不担任此职，自此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再也没有设立过此职。所以，朱德成为我军唯一的总司令，永远的总司令。如前所述，总司令就是最高军事统帅。
关于“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全军总司令是名正言顺的最高军事统帅，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本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某些所谓的党史军史专家，却有了“新的说法”，把某个特定的“总政委”或者“前敌政治委员”，册封为“军事统帅”，他们的根据就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或者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但是他们“忽略”了，遵义会议决定中，第四条写明“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注五），其中是把朱放在前面的。最高军事首长指的是什么？名字放在前面又意味着什么？那还用得着“费思量”吗？为什麽有人就偏偏视而不见？
“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实际上就是“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是从苏俄红军移植过来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在苏俄内战时期，红军成分比较复杂，有许多士兵与军官都来自于白军，我军在早期也有类似情形。所以，为了防止部队哗变或不听指挥，上级党委就向下级部队党委委派代表，负责监督这支部队切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行动，所以叫做党代表，它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上级党组织委派到该部队的监军。
这在电影《夏伯阳》中有着极其生动的刻画，特别是夏伯阳的政治委员富尔曼诺夫与夏伯阳的关系，电影把政委与师长的分工合作描绘得淋漓尽致，十分传神。从中可以很好地领会到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的不同分工和不同职责，他们又是如何合作的，“最后决定权”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我军早期的实践，也是如此，“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能够望文生义去理解，它决不等同于“独断专行”，更不是一人说了算，政治委员也绝不是同级军事指挥员的上级，他们是我军两长制中的同级，指挥员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政治委员主要负责军队政治工作，两者有明显的分工。所以部队习惯把两者分别叫做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现在的我军依然如此。“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能超越“少数服从多数”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当同级党委分歧较大，且形不成多数意见的时候，或者得不到上级党委的指示的时候，“最后决定权”才发挥作用。因此，虽然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但他却不等于是军事统帅，军事统帅只能是作为军事干部的军事指挥员—司令员，除非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但这种情况不是常态。
“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是给与哪个特定人物的，谁担任政治委员，谁担任总政委，谁就拥有。不仅仅是毛泽东、周恩来拥有，张国焘担任总政委时，任弼时担任总政委时也同样拥有，其他情况也是如此类推。例如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新四军的政委项英和刘少奇、后来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委员彭真、二野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的政委饶漱石等，也都拥有“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你能够说他们都是“军事统帅”吗？例如二渡赤水后在苟坝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时，打或者不打有两种不同意见，已经就任前敌政治委员的毛泽东主张不打，但一开始被否决，他并不能行使“最后决定权”，因为他当时处于少数，即便是拥有“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特权的时任总政委的周恩来，他也不能行使这项特权，因为此刻决策集体中有着明确的多数意见，当他决心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后还是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注六）。再如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后，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会议上，他反对红军北上的意见也被否决（注七），同样也不能行使“最后决定权”，原因是他不但在同级党委中居于少数，而且中共中央——红军的上级，也不同意他的主张，他必须服从。所以，认为有最后决定权就等于是军事统帅，那纯粹是一种误解。
书记处集体领导，朱毛共同指挥了三大战役
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是我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全部都集中到了河北平山西柏坡。五大书记一个不少，他们分工负责，集体指导了全党工作和革命战争。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负责党的全面工作，而朱德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和中央分管军事的书记，理所当然是军事方面的主管。周恩来主要负责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他那个代理军委参谋长是协助军委主席的性质，那不是作战参谋长，作战参谋长是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叶剑英。军委参谋长解放后就没有再设立，它类似于军委秘书长。
凡是有过军队工作经历的人都会知道，军队工作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十分繁忙，更不要说是在战争当口了，即便是全力以赴也难以他顾，就是“天才”也不行。党的主席处理全党事务，日理万机，不可能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到作战方面，必须由专人专职负责军事作战方面，这个人不是别个，就是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著名的“红军之父”朱德总司令。
现在有人说是朱德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确切地说，应当是书记处集体领导，朱毛共同指挥了三大战役。朱毛两位领袖互相配合，一军一政，一文一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解放战争的大舞台上出演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一如抗战和红军时期那样。如果毛泽东全能，那还要五大书记干什么，一大书记就包打天下了，至少朱德的这个总司令兼中央书记可以省掉不要，这能行吗？
有人说，现在保存的当时的作战命令和文电，许多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于是就把这一现象当作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根据，但这是靠不住的。有军史方面的专家专门研究了中央军委当时指挥作战的几乎全部来往文电，结果发现很少有以毛泽东个人名义签署的。这位专家在他的专论里写道“从战争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往各地的文电可以看出，传达中央指示的文电，绝大多数都是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发出的，由个人署名的很少。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例，从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10月1日，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由毛泽东起草的文电，共有902件，其中毛泽东个人署名的只有63件，仅占7%。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也起草了不少重要的文电，绝大多数也是用中央或军委的名义。从毛泽东起草的文电原稿看，许多都有不少修改或补充，虽然现在很难弄清楚，哪些修改补充是根据谁提出的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以中央或军委名义发出的文电，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见，一般都经过集体研究讨论，有的是先研究后起草，有的是先起草后传阅或讨论”（注八）。
其实，政工干部起草文电较多这一现象在我军初创时期就已存在。在红军总部，作战想定或者作战方案确定后，下达作战命令的文电往往是总政委代为起草，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在担任党代表或总政委时，许多文电都是经他们之手起草的，特别是善于舞文弄墨的毛泽东，就更喜欢亲拟文电，而朱军长或朱总司令则很少亲自起草文电命令，但他往往是作战想定或者作战方案的策划者和战场指挥者。笔者曾同其他同志一起在2009年12月20日走访了从1933年起就跟随朱老总转战南北的警卫秘书潘开文。潘老说，长征中很多文电稿都是总政委周恩来以中革军委或总司令部的名义起草的，因此他总是很忙，而朱老总则很少动笔。他还在访谈中指出，土城战役打响后，他跟随朱总司令到前沿视察战况，总司令根据敌人的枪声判断出当前敌情与原先掌握的敌情不符，立即打电话给后方总部周恩来总政委和毛泽东，要他们通知各部队迅速撤出战斗（注九）。虽然此战未达成预期作战目的，但由于及时撤出战斗，部队未造成更大损失。
众所周知，自抗战以后，我军就取消了总政委的编制，但是没有了这个职位不等于就没有了这个功能，党的军委主席自然就兼代了这一工作。许多命令及通告都还是由朱毛共同并列签署就是明显的例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49年4月21日朱德与毛泽东联署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注十）。
以军委的名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集体领导。通常情况是由主管军事的中央书记首先提出作战想定或方案，然后提交军委讨论通过，确定后起草文稿，以军委名义签发。当时主管军事的中央书记是朱德总司令，怎么能够说作为军委领导班子内主要军事作战负责人的总司令仅仅是协助呢？例如，是朱总司令在1948年8月23日在西柏坡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会议上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将来决战可能在徐州一带”，为战略决战指明了方向。又如，在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城南庄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是朱总司令第一个表态赞同粟裕提出的“暂不过江，集中精力在中原大量歼敌”的正确建议的（注十一），这也符合朱总司令一贯的战略构想。总司令表了态，其他领导人就放心了，粟裕的建议顺利通过。朱德的其他战略指导，在西柏坡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召开的战况汇报会上，都有详尽的纪录，其中就包括对东北华北中原作战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注十二），都是极其英明正确的预见，全部都被中央军委所采用。
所以，起草文电并不是起草人表达的个人意见，文电签署是军委就是代表中央军委的集体决定，应以署名为准。而作为总司令，主管军事工作的中央书记，朱德在其中所起到的中坚作用可想而知。
当之无愧的战争年代我军最高军事统帅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我军发展壮大过程中在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过程中朱德总司令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所发挥的作用。
例如，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就是朱德在身经百战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井冈山会师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大力宣传之。2009年出版的《星火燎原全集》第01卷第221页收录有陈毅对此问题的书面亲笔批示（注十三），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难道还能有比这更为权威的历史资料吗？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首先支持党中央的向赣南闽西广大地域发展的指示，认为死守在井冈山“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十分正确的”（注十四）这样一种认识是难以使红军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实践证明，他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建立的中央苏区，就是走出井冈山的结果。长征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三人团”的瞎指挥已经动摇，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时期，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已经转移到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手中，于是决定转兵贵州，而红军所走路线，正是朱德1922年3月躲避军阀追捕时所走过的老路，1935年1月敌军龙云、陈诚、刘湘的往来电文中也指出红军将领中只有朱德和罗炳辉熟悉云贵一带地形民情，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与川军有关系，判断红军必向云贵川一带靠拢（注十五）。可见朱德总司令在这一重大转折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
抗战前夕，在我党我军内部，又是朱德总司令于1937年4月12日在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第一个指出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注十六），而在同一时期，党内有人却判断不清，认为也可能持久，也可能速决，这种认识显然比不上朱德的军事战略眼光。抗战初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朱德、彭德怀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率部向抗战前线挺进。在要不要出动主力部队，要不要离开陕甘宁根据地向山西华北主战场开进等重大战略问题上，党内有争论，朱德、彭德怀旗帜鲜明一致主张必须出动主力，必须挺进山西华北与友军一道抗击日寇（注十七），以伸张民族大义，惟其如此才能够扩大我军影响。结果，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到1940年，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在华北开辟了10个抗日根据地，把八路军前线总部牢牢地扎在了太行山上，部队从开始的三万二千人很快发展壮大成为二十二万余人的大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2月底，日寇一部在山西隔黄河向陕甘宁打了几炮，延安党中央认为日寇要进攻陕甘宁，立即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为名给正在晋东南与国民党军联合对日作战的朱、彭发电报要他们立即带主力回来保卫陕甘宁，朱回电分析指出日寇正在徐州用兵至少在一个月内不可能进攻陕甘宁，告慰他们不必着急，同时指出此时若离开抗日前线则“政治影响极坏”，党中央很快接受了朱、彭的意见，回电称“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注十八）。所以朱、彭不但未回，还率部继续向太行山挺进。结果正如朱德所分析，陕甘宁平安无事，而且在抗战八年中一直平安无事。这就是史实，现在这些当年的电报都还在，铁证如山，雄辩地证明，朱德总司令的抗战战略思想和战略布置，不但正确，而且艺高一筹。
朱德总司令于1940年5月返回延安，以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主持军委工作。他不仅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也是新四军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全体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注十九）。总司令部和军委机关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军委机关的干部同时也兼任八路军总部的同一职务，军委机关和总司令部的驻地坐落在延安王家坪。一直到1947年3月，我军主动撤出延安，这里一直是我军的最高军事指挥部，而朱德总司令一直驻节在这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抗战期间，笔者的父亲有幸在军委机关任职，同时兼任八路军总部的职务，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下，他亲眼目睹了朱老总高超的军事造诣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终身受益。（笔者也就在这一时期幸运地出生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院落旁半山的石头窑洞里，这也可从侧面见证这一历史事实。）
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朱德于8月11日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全国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发七道命令（注二十），指挥布置各解放区部队向敌占区进军，收复失地，又于8月15日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电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岗村宁次投降（注二一）。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延安方面由刘少奇代理党主席，朱德总司令作为军委副主席在五大书记中负责分管军事工作。9月17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人联名致电给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注二二），得到毛、周的赞同。后来国内战争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一方针是非常英明正确的，而作为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央书记，朱总司令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早在井冈山时代，1929年陈毅在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就说过“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军事上朱德强”（注二三）。
红四军早期重要的军事政治领导者之一何长工1978年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井冈山会师的访问时，当提到朱德时说：“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高尚的政治品质，当时他的领导水平、指挥艺术还没有人能超过”（注二四）。
萧克老将军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的访问时指出：“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不管遇到什麽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并且说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也是朱德同志在具体指挥”（注二五）。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担任过军委副秘书长兼八路军总部副秘书长的红军老干部赵品三（注二六）解放后曾经讲过：“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老干部谁都知道朱老总最会打仗，跟朱老总打仗不吃亏，都愿意跟着他打仗”。
粟裕大将回忆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率领下突破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时，满怀深情地写道：“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的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他接着写道：“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他称赞朱德为“真正的英雄”（注二七）。
战争年代，毛泽东是政治领袖，朱德是军事领袖。朱德是我党我军真正的军事巨人。毛泽东在军事上十分信服朱德的指挥艺术，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依靠朱德。毛泽东擅长的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理论工作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文笔和宣传鼓动，善于总结发挥，他是一个最好的政治委员，但他不是军事干部，他不会战场指挥，他从来没有到火线指挥过战斗，他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方面的建树，是由于站在了军事巨人的肩膀之上。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善于统筹兼顾，能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使得我党领导班子可以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所以我党我军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是政治巨匠，但他不是万能匠师，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能匠师，那种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宣传是没有可靠的历史根据的，是唯心主义的。
试举几例，说明毛泽东当年是如何虚心对待不同见解的：如在“坚持以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为中心波浪式地推进还是下山到赣南闽西广大地域求发展”的争论中，毛泽东改变初衷，同意了朱德的意见，结果开辟了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抗战初期，在要不要以八路军主力开进到山西、华北抗日前线与国民党军共同作战的问题上，他也很快放弃了原先的意见转而同意了朱德、彭德怀等人的主张。关于作战方针，他先是主张“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朱德、彭德怀等提出应当补充上“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注二八），当朱德、彭德怀决心实施平型关战斗并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他也就接受了这一建议。由于战略决策上的正确和战术运用的得当，华北八路军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新局面。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一些，譬如解放战争初期，关于抢占东北的作战方针等，毛泽东也较快接受了正确的建议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以，发扬集体智慧、采取民主决策，才是我党我军赢得最后胜利的灵丹妙药，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则是我军取胜的根本保障。
在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创建者，是全党的领袖，而朱德则是我军军事指挥的主要奠基人，是我党的军事领袖，这就是在七大会场上朱、毛两副领袖像并列悬挂的真正缘由。朱德无愧于“红军之父”的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战争年代我军最高军事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