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之锁 流程攻略:陈丕显之子忆胡耀邦谈毛主席好学生柯庆施其人(2)

1958年6月，柯庆施又连续放了惊天动地的几炮，卖力地刮起了“浮夸风”、“跃进风”。他以华东协作区主任的身份，在全国各大协作区农业协作会议上放出头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提出华东五省市1959年钢铁生产能力时，不顾五省市煤、铁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信誓旦旦地提出华东协作区五省市的钢铁生产能力要提高到800万吨……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6月19日定下了产钢能力要达到“一零七零”这个指标，柯庆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就在毛泽东定下指标的两天后，冶金部向中央报送了一份《产钢计划》，其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明年产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冶金部据各大协作区报上来的指标估算，1959年全国的钢铁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于是，毛泽东同意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下发下去。

陈云对不切实际的钢铁指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了陈云的正确意见。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对柯庆施说：“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陈云在1958年12月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又明确表态，认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中央政治局在3月召开的上海扩大会议上公布的钢铁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确定的2000万吨的指标，而且在未征求各省、市、自治区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大会上宣布了各地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大多数省市的领导感到指标过高，难以完成，又不便明确表态，所以会议气氛有些沉闷。

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后来回忆了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有些领导汇报本地区完成任务有实际困难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柯庆施说：你们完不成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一些。对此，陶鲁笳感到“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山西1959年的钢铁指标是100万至120万吨，而1958年的实际产钢量只有42万吨，所以1959年的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会议期间的一天上午，毛泽东召集六大区负责人座谈。名单中有陶鲁笳，可他接到通知晚了，赶到时已是吃午饭时间了。用餐时，陶鲁笳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对面。陶鲁笳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毛泽东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原来，饭前的座谈会讨论指标问题时，王任重也持同样看法，柯庆施等人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就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陶鲁笳回忆说：“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在陶鲁笳与人争论过程中，毛泽东捂着嘴在一边笑。他最后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一系列会议争论的结果，1959年的全国钢产量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降为1650万吨，后来又降为1300万吨……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曾被毛泽东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称之的陈云，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与柯庆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根本分歧。例如，在对待农村养猪的问题上，陈云与我父亲看法一致，都主张把集体养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公养并举，特别是主张把母猪坚决下放给农民私养，生产队一定要留足饲料粮。有一次，我父亲向陈云汇报此项工作时，陈云说：“我们两个姓陈的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为了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起，陈云主持制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儿自留地。而柯庆施却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反对“富养猪”的方针，从此不让我父亲负责农村养猪工作了。陈云听说此事后很生气。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长去他的住处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当时，《人民日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阐述“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宋季文此前对农民养猪问题也下乡搞过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的主张。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宋季文汇报说，他布置陈家桥养猪场把小猪养到三四十斤就分成两组喂养，一组每天只给一斤精饲料，喂成克郎猪，另一组喂二斤精饲料，一个月长到六七十斤。陈云听了哈哈大笑。而柯庆施却插话说：“不能多喂精饲料，我们只能穷养猪。”他还说：“《人民日报》社论讲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我反对这个方针。”陈云平静地说：“私养好呀！不要我们国家花钱。农民又有养猪的习惯。农民说：‘猪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猪粪肥田多打粮食。”

当宋季文汇报到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大跃进”搞起来的国营养猪场全都亏本时，柯庆施说：“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陈云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这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宋季文在场，为之一惊。

陈云谈到农民希望少种双季稻和小麦的问题时，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陈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我看，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种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

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增加自留地等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具体问题，而是关系到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渡过农业困难的大问题。1961年夏天，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就公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和自留地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调研。当陈云得知家乡人民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是仍存在“肚子吃不饱”的问题后，十分焦虑，晚上睡不好觉。通过调查研究，他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通过算账对比，陈云认为青浦小蒸地区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好，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好，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支持农民增加自留地。

当然，陈云由于并没有像柯庆施那样对毛泽东那种“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步步紧跟、无条件服从，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怀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间，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头。

1980年11月，陈云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讲：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