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扁铁厚度允许偏差:贺卫方: 我为什么罢招

贺卫方 1960年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在学术界、司法界和社会各界享有崇高声誉。

“研究生招生考试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整个学术制度的建设和我们下一代学术人的培养的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考试制度恢复到非常重视选拔培养学术人才，我是会恢复招生的。”
      不满艺术院校招生体制弊端，陈丹青出走清华的风波尚未淡出公众视野，中国大学双子星座的另一端----北大，又传出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声音。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学术评论网上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以“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逃避”的方式，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许多网友都表达了对这种“不合作姿态”的赞赏，《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称这是一种“高贵的声音”；也有人提出异议，这是否是一种适当的方式？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24日当日，博客中国对贺卫方进行了专访。

研究生招生弊病多 贺卫方公开信节选

●削弱专业偏向

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察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

●保送制度缺乏公平

保送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保送生多，意味着通过平等竞争进入者机会的减少。保送生选拔的标准是本科阶段的考试成绩要名列前茅。但是，据我个人的有限观察，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读本科时的成绩往往只是中上而已……

●教师成为弱势群体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退避。

我有权利不招

博客中国（以下简称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发了这样的公开信？

贺卫方(以下简称贺）：主要是研究生招生考试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整个学术制度的建设和我们下一代学术人的培养的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公开声明的方式看起来有些激烈，但这也是没办法的。

博：你是否认为你有不招收的权利，而学校是否会同意？

贺：当然有这个权利。我想招的学生，有种种因素招不来，但是我不招总是可以的，我甚至辞职都可以嘛，所以消极的方面是可以去做的。

博：你打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恢复招收？

贺：如果考试制度恢复到非常重视选拔培养学术人才，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会恢复招生的。

大学就是教授

博：在您的公开信中，您说：“即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决策者是谁？

贺：这样的决策者，包括大学的有关管理机构。我在公开信里边，明确地表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教育部，他们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设计研究生考试制度，这种做法损害了大学的自治。研究生考试制度如何设计是应当由教授们来决定的。

博：你提到大学的独立方面与教授的独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贺：按照西方一个学者的说法，其实大学就是教授，教授就是大学的主人。大学里边相关的管理，学术制度的设计，学术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大学教授的整体意志为转移。大学不应当变成听命于外部权力的一种群体或一种机构。所以我认为这两者（大学的独立方面与教授的独立）是一致的。

有许多人担心，大学独立会不会带来某种不稳定，或者不接受外部权力的动员。我觉得一个国家，能够一声令下，全民都发动起来，这样的制度恰好最不具有稳定性。良好的体制下面，恰好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独立性支撑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当某些危机或难题出现的时候，正是不同群体的独立带来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最终给社会带来秩序。

这是公民行为的表现

博：你的公开信发表以后，有的网友把你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中国教育的捍卫者”。你如何看待这些网友的评论？

贺卫方：这个太过誉了，我哪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事关学者的追求和价值观，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必须勿以善小而不为，况且这实在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样的意义在于，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的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这种表达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都忍气吞声，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

这是非常有力量的抵抗

博：您有没有顾虑过这样的行动会付出的代价？

贺：没有顾虑，这也不是什么敏感话题。我现在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代价。我只是对制度框架的完善，做一点努力吧。

博：你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很无奈呢？

贺：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是教师们的态度都非常一致，但是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愤怒吧。

博：这种行为是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贺：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抵抗。现在大家并不觉得有权的人说的话都是对的，这个已经是社会很大的变化。

赞同八九十年代的考试制度

博：对你所提的各种缺陷，在现行的招生体制下，是否有补救措施？

贺：要改变也不难。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实行的考试制度是有它合理之处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缺陷。那种制度重视考试本身，同时也为某些特殊人才预留一定空间。我的观点，就是回归那种制度，当然可以在一些枝节上加以完善，但不能像现在这样作剧烈的变动。现在我们的有关制度总是朝令夕改，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制度。

博：对有关方面的反应是不是有期望呢？

贺：我从自己的同事那里知道，许多人都说这个说得非常对。所以我期望开一个座谈会，了解一下大家的心态是怎样的，再作出相对合理些的决策。重要的是不要在开会以前就形成定论，而是以一种真正民主的态度去对待。同时，我也希望教育行政部门能够真正意识到大学独立、教授治校的意义，对于现行的一切不符合这一原则的规则和做法逐渐地予以废除。

贺卫方陈丹青　惺惺相惜

博客中国：您的行为是不是对陈丹青教授的回应？

贺卫方：“做出陈丹青那样的决定，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值得同情。”

清华陈丹青辞职

陈丹青26日接受电话采访对“贺卫方停罢招事件”做出反应：

“这很好啊，我们开了头，这样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网友观点

不要用成效否定动机

■羽戈 天涯关天茶社版主

贺卫方的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庞大教育权力的“不合作”，同时也是“非暴力”的：他没法去改造他厌恶的事物，只好选择规避。

有人发出质疑的声音，认为贺卫方过于意气用事，连他这样富有正义感与学识的导师都不愿意招收学生，那么很可能会致使一些可造之才不幸地荒废，所以，他的突围是不负责任的，还不如坚守原来的岗位。

不妨认同这一质问的合理之处。某些时候，良知与责任----乃至与正义----确实冲击成了一个鱼与熊掌式的二元抉择。问题在于，我们应以一种更开放的眼光来打量摆在我们面前的疑难。譬如在以上谈论的事件中，贺卫方的做法真的毫无责任感吗？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他的“弱者的退避”，难道不能激发半点正面的意义吗？为什么要用责任压倒良知，要用成效否却动机？贺卫方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语境中的尴尬教师的责任，但他却承担起了作为一个先行者式的合格公民的责任。

愿望崇高，方式不当

■李名梁 资深策划人，咨询顾问

贺教授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于是采取了利用网络来表达自己内心声音的方式。我很佩服甚至敬仰贺教授的个人行为。但我还是怀疑，贺教授的这种方式究竟能引起教育决策者或者说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多大的关注与改善？！它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应呢？！网络能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圈子里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但它影响政府上层决策者的力量却十分有限，有时它更多的是激起群体性的怨愤与仇恨，而不是理性的反思和理性的行动。

所以，我认为，贺教授的愿望是崇高的，但方式未免值得商榷。我想，作为一个声望很高的教授，即便不能通过获取行政权利来影响决策，但通过学术影响或者借助有形的社会组织来实现初衷比通过所谓的网络手段应更为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