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翅计划登录:智效民：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

[智效民：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

2010-07-28

　　导语：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也就短短30年时间。而且这中间有多少次战争啊，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多少人才！


　　我们目前的教育研究，可以说是滞后的；而我们的教育状况，则是堪忧的。改革开放是从教育开始的，恢复高考嘛；但进入80年代以来，教育没有多大变化，反而越来越僵化、保守，开倒车，回到了不知道什么年代。我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后来我有一次跟教过的学生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在我当教师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教育。

　　我的《八位大学校长》一书里写到了民国时代的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竺可桢、任鸿隽、胡先骕。之所以写他们，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看看今天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八位大学校长确实有典型性，但其实相对于今天而言，几乎所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都值得谈，而他们所提供的借鉴，应该是全方位的。


　　什么是大学？

　　要说明大学是什么，应该从大学的历史讲起。中国过去是没有大学的，“大”字加一点，叫太学，为翰林院培养人才，是皇帝的御用机构，国家的最高学府。但太学跟现代意义的大学还不一样。大学源自欧洲，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出现，始于戊戌变法，当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京师大学堂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在1915年蔡元培入主前，还是以经学为主的旧式学堂，还没有完成它真正意义上向现代大学的转轨。

　　大学，简单来说，是一个培养人的教育机构。它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通过自由独立的思考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但是我们现在对教育、对大学的认识完全是相反的，现在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所谓“人才”，说白了就是要听话。现在是不提“驯服的工具”这个说法了，实际上就是那个意思，而大学通过各种各样的框框来制约、衡量他们。

　　民国年间所说的“教育独立”，政党是不能介入大学的，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其他党派，按照《大学教育法》，介入就是非法。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开始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像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清华搞军训，遭到了抵制。

　　罗家伦这个人比较复杂，他在“五四”时是北大的学生代表，“五四运动”的概念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后来加入国民党，还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北伐胜利，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当时他要在清华推行军事化，要求军训的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学生一样身穿军服，脚穿马靴，天天出操。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哲学家张岱年本来已经考入清华，受不了军训，转学到师大。

　　30年代初胡适办《独立评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谈党化教育的弊端。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当时的学者对党化教育是很警惕的，认为教育不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的，有党就不能有教育，有教育就不能有党。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写过一篇题为“利害与是非”的论文，他说，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国家就有救了，其实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回到“什么是大学”的问题上，大学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它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场所，大家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互相竞争。大学应该是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

　　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如果从20年代大学步入正轨算起，到40年代西南联大的绝响，也就短短30年时间。而且这中间有多少次战争啊，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仗像八年抗战，再加上一些局部战争，大学的真正好时光没剩下多少。但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多少人才！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你去看看，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人文的，科学的，肯定都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现在改革开放也是30年，单就教育领域来说，和那30年相比，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大学校长应该怎么样？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专门赴德考察，希望将西方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带入中国。后来蔡元培去职，蒋梦麟接任，人事的更迭并没有影响蔡元培为北大奠定的基础体系，由此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开始步入正轨。

　　我曾经分析过，当时留学生两大派系，一派是留学英美的，一派是留日的，留日的有革命倾向，他们回国后可能短暂在大学任职，但后来离开了；留学英美的，主要聚集在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民国时代的大学之所以好，我认为跟英美派有很大的关系。

　　蒋梦麟和胡适曾师从哲学家杜威，杜威的教育以及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蒋、胡他们接受杜威的思想，认为教育就是一个实验过程——这个认知非常重要，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要给学生灌输现成的东西。从蔡元培到蒋梦麟、胡适，经过三十年努力，北大的各项制度得以完善，成为一个学术中心。

　　什么叫“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政府居然不管？甚至在一个文学青年聚集的网站上，有人说胡适当过大学校长，他也是官啊！他们不懂，校长就不是官。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他的办公室学生随时可以进去，“胡校长的办公室”因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中，大学校长就是一个组织者、一个带头人，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利益可图，一切都是公开的。校长需要有服务意识，吴宓当年不肯当校长，就是因为担心会牺牲专业。校长是通过推举产生的，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选出。当时影响大学决策甚至是校长任命的，还有一个机构，就是校友会。校友会不同意的人选，是不能当上校长的。

　　清华和北大一样，奉行教授治校，按规定，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由校长主持，举凡校内的各种事宜，都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开会时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大家意见不一时，他又能很快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得以解决。他说自己的角色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别人来唱。

　　数额庞大的清华基金一直由梅贻琦打理。他晚年重病，病床下放着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他去世后，皮包里的东西由秘书公示，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差。人们因此都赞扬梅贻琦的廉洁，台湾学者孙汉观则感慨说，公款公用是一个校长的本分，如果他做到了，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像在美国，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位校长可以把公款挪为私用；但是梅先生能在长期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不随波逐流，成了黑暗中的一颗明珠，令人心酸。

　　我在《八位大学校长》的前言中说，这八位大学校长留给今天的宝贵思想财富是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无私心及有魄力。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对大学校长的“最低标准”及起码要求。话是没错，但问题是现在有几个能做到的？比如说，有几个校长是懂教育的？拿丰子恺的话来说，你是要把这块泥摁在一个模块里做成泥人呢，还是呵护它，让它长出花朵？如果校长们都能达到这些基本要求，事儿就好办了。


　　地方大学的路径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并于第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引进现代教育体制。但除了京师大学堂，其他学校不能叫“大学堂”，像按照京师大学堂模式成立的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来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五四运动后，各地竞相将高等学堂升格为大学、设立单科大学。到30年代以后，一般省份都有了大学。

　　在地方大学中，我觉得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大学的发展方向就应该像南开一样。张伯苓几乎以一人之力，办起一所好大学，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办得那么好。同样是私立大学校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日子就比张伯苓好过得多。司徒雷登在纪念张伯苓七十寿辰的《另一个中国》一书中做过比较，燕京大学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他们有财富，也习惯于回应美国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而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拓荒者。

　　南开的前身是敬业中学堂，梅贻琦、陶孟和（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五四时期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是南开毕业的。1919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

　　对于南开来说，张伯苓就像一个老保姆，或者说是老母鸡。北洋水师出身的他，因为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深感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而在于开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过敏性。他是完全献身于教育的。许多人回忆张伯苓时总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不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南开啦啦队突然在看台上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齐声呼喊，令全场三万多名观众为之震惊，并报以掌声。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据说他跟学生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采访/谭山山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