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岛哪个海滩好: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最大问题是价值观混乱——答新华社记者问之一

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最大问题是价值观混乱——答新华社记者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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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对大众文化的总体评价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

回答：现在大众文化生产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可观的，也比较有规模。亟待提高的是质量问题。我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的一些混乱。

大众文化在塑造国民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是最大的，远远超过官方文化、精英文化，所以如何引导大众文化的价值观、通过大众文化塑造大众健康的价值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大众文化存在的一些价值误区如：炫富现象和嫌贫爱富的价值观，赤裸裸地轻视那些底层大众，如那些房地产商的广告。有的房地产商公开说：讲我的房子就是为富人盖的。这种炫富在西方很少，在西方，很多富人都夹着尾巴做人，很低调。一个正常社会的价值导向应该站的穷人、弱势群体一边，而在中国是反着的。富人不但实际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而且在话语领域也敢于赤裸裸地藐视和数落大众，大众文化敢于赤裸裸地教导“怎么嫁给一个有钱人”，鼓吹“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再自行车上笑”（如《非诚勿扰》中的炫富女马诺）。很多社会都存在富人压制穷人的不合理现象，但是一般这种事情可以做但不能也不敢说。像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敢于把一种“歪理”公开说出来是很少见的。再如我们的大众文化对暴力的表现也是非常令人担忧。暴力在大众文化中很难避免，古今中外皆然，但西方的大众文化表现暴力也是有一个规范的，是受道德制约的，不是赤裸裸崇拜暴力，也是不是为了表现暴力而表现暴力，不能把暴力本身审美化。我们现在大众文化表现暴力的时候，悬置了道德尺度，没有是非差别，暴力本身成了一种审美对象，如《夜宴》《黄金甲》，使用暴力的双方没有一方是正义的。再比如我们的大众文化（如宫廷戏、帝王戏，还有某些谍战片），喜欢表现阴谋文化，教人怎么玩权术，其中的主人公一个比一个城府深。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这些价值误区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大众文化表现的“好生活”理念——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好的、值得追求的——出了问题，因为好生活理念是价值观的最核心表达。大众文化表现的好生活理念是畸形的，除了上面说的那些，还有很突出的一点：蔑视劳动和生产，片面追求奢侈消费，不是把劳动和生产看作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把奢侈品消费看作是价值的实现，人生的最高目标。这就是洛文塔尔讲的生产性偶像被消费性偶像取代。很多穿越剧中表现的实际是现代社会一些年轻人的价值观——一下子穿越到古代、成为格格，不想奋斗，而是想一夜之间获得财富与成功。回顾一下，八十年代的时候，大众的偶像是陈景润、陆文婷、乔光扑之类生产偶像（厂长，科学家，工程师等），现在的大众偶像则是清一色的明星（看看流行杂志封面人物即可证明），明星所以为人们羡慕，根本原因是他们身上的奢侈品，而且明星实际上也是诸多奢侈品的形象大使，形象代言人。明星和奢侈品之间可以划等号。

总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表现出一系列不健康的价值观，其“好生活”的理念是畸型的。我觉得今天大众文化最严重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畸型与混乱。

主流文化不等于官方文化——答新华社记者问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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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问题：政府应该如何管理大众文化？

回答：政府对于文化，包括大众文化的管理，一直停留在政策管理水平，没有达到法制化管理层面。大众文化的生产应该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包括市场领域）运行，而不是在权力体系中、政府计划中运行，这是葛兰西早就说过的。政府不是不管，而是通过法律来管，通过完善和建设公民社会来“管”。

西方国家对于大众文化的管理，一方面是通过法律，比如说，他们有法律化的分级制；另一方面是通过公民社会自发的道德约束来管理。西方国家的文化领域虽有言论自由，但一些违背主流价值的东西常常也很难生存，因为公民社会有一种舆论力量。比如，如果有人敢于宣扬法西斯主义，或对基督教不恭，法律似乎不能制裁它们。但公民社会会有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让你受到普遍遣责，用道德和舆论的力量来纠正。

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把大众文化的三俗问题抽象地看成是文化市场化的结果。这个观点我很不同意。201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评论《文艺创作症结何在? 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其中最误导性的言论是把市场经济视作文学艺术“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

这是多么富有煽动性的“正义”之词，然而它也是最具欺骗性的谎言。荒唐与悖谬亦莫过于此。如果市场经济是艺术家的“致幻剂”，是艺术的真正敌人，那么，西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扼杀文艺，相反却出现了辉煌的批判资本主义文学？市场经济虽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良药，但当它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时候，不但没有扼杀作家的创作自由，相反却把作家从宫廷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使得作家艺术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与民主制度结合的市场经济，是保障作家艺术家批判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缺乏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不是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不是被权贵把持的“市场经济”。

反观中国，我们把文学艺术推向了市场，把作家推向了市场，但这个畸形的“市场”却没有保障作家、艺术家的自由。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也是有市场的；而在伪“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就是批判操控“市场”的人或势力，因此是决不可能有市场的；操控“市场”的人和势力也就是操控文艺的人和势力，因此也是决不会有文艺的。因此，一个再简单的事实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艺术的敌人，缺乏民主政治相配合的伪市场经济才是。

艺术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不自由。

大众文化的情况也是这样。制约中国大众文化市场的力量是多元的，绝不只是市场。对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干扰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权力，或者说来自市场化包装下的权力。要结合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特色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生存环境。实际上，权贵市场经济才是文化生产——当然也包括大众文化生产——的大敌。

 政府到底应该如何管理大众文化？我们不妨多做一些调研。一方面，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广大市民的价值观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对于金钱、择偶、地位等等的看法。然后再审视一下我们的大众文化与老百姓的需求之间有哪些差距。还可以做一些跨国的比较研究，如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波的文化政策的比较——从价值观到管理方式的全面比较。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与韩国、新加波等国家的比较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文化管理和我们存在更多地相似性和可比性：也是政府推动，政府很重视文化产业。他们的政府搞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有市场？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我相信，韩国和新加波的政府不是直接介入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中去，而是把大众文化生产引导往主流价值观上引。政府不应该直接投入资金，从投资、生产、发行、放映，把大众文化全部管起来。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大众文化管理有太明显的计划时代的痕迹。动不动就是什么“工程”、“打造”，而且具体到100部、50部，等等，我最讨厌这种做法，完全是计划体制时代的做法，还没有转变过来。管理文化的方式仍然不是市场经济的方式。好像文化是可以精心计划、精心打造的东西：连101部或者99部都不行，就是不多不少100部！

政府一定要尊重创作者的自主性，政府的角色是裁判，是制定规则的，不能自己加入生产者的行列，结果是自己生产不好，别人生产不了。当然，市场化不是放任自流，大众文化生产仍然需要管理，但是要改革管理方式，要用法律来管，让社会自己来管，不要直接的行政干预，更不要直接介入生产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