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中小盘基金净值:中国明朝晚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如果有人对你说，中国明朝晚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你会相信吗？

站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看，可能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晚明经济有如此高的地位。

但是，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高度”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尽管骇人听闻，但是，却被国际知名学者提出并证明出来了。

这个结论震动了国际学术界！

得出上述结论的世界著名学者写道——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的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西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甚至有些人宣称，自公元1000年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某些“独特”性质导致了这种发展……”www.ddhw.net

“只要对世界经济进行客观的考察，就会立刻发现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主宰地位。但这一点也不新鲜（已经有学者论证过/本文作者注）。……通过分析证明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 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

“我描绘和分析了1400年到1800年间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只有印度能够望其项背。另外，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

学者还告诉了大家：他自己能够得出这一发现的原因——www.ddhw.net

“因为我是一个西方人，而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但是，后面这几点也许对于我、对于中国的读者和其他地方的读者反而是件好事。这其中的原因可以用我的儿子（他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他送给我的中国礼物上写的话来说明。这个礼物是一部新的历史著作，是哈佛和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我的儿子在上面写道：‘一个观察（研究）树木的人送给一个观察（研究）树林的人。生日快乐！保罗。’的确，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只喜欢观看具体的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尤其是全球树林的存在。但是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殖。”

可见他的观察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的。他所指的全球化正是罗伯特/O/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的《现代世界体系》、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所阐述的“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也即发生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全球化”。www.ddhw.net

这位学者是谁？- 他，贡德·弗兰克，西方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执教。他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上述观点发表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有中文译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书目：前言；第1章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第2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第3章，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第4章，全球经济：比较与联系；第5章，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第6章，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第7章，历史研究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意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者樊树志，对于贡德·弗兰克这样评说的——

“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www.ddhw.net

“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全汉昇不无感慨地说：‘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课题。近年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引自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国史十六讲》，上下引文同书）。

我们知道，公元1500年前后的时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按照国际顶尖级学者现在的流行说法，是全球化的起点。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从“两颗牙”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是葡萄牙，一个是西班牙。过去，我们只知道是二国拉开了世界大发现、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思想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科技革命等等的序幕，当然也就拉开了九国崛起（扩张）的序幕。

现在我们知道了，“两颗牙”太小，短时间内没有“咬”死我泱泱中华。www.ddhw.net

樊树志教授赞同的历史综合情况是这样的——

1、 葡萄牙“咬”澳门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以后，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当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以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也是晚明中国在大航海时代与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它的意义，不仅对于葡萄牙，而且对于中国，都是不可低估的。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一跃而为葡萄牙与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港口。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贸易航线第一次把中国商品运向全球各地。例如：澳门——马六甲（马来西亚）——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澳门—— 长崎（日本）；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澳门——东南亚。澳门就这样成为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航运中心，把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澳门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经济的新格局。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www.ddhw.net

2、西班牙“咬”月港西班牙人的东来，大大拓展了这种历史大变局的深度与广度。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这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不再局限于东北亚或东南亚，而是越过大半个地球，由亚洲通向美洲的远程贸易。“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满载中国商品，横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这就是驰名于历史的、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中国商品，特别是生丝与丝织品，在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都成了抢手货，并且直接导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本地蚕丝为原料的丝织业的衰落。1637年，墨西哥一家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拥有一万四千名工人，由此可见运抵墨西哥的中国生丝数量是何等巨大!- “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贸易港——月港（以后升格为海澄县），由于它的繁荣，一直有“小苏杭”的美誉。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马尼拉，专门从事贸易中介业以及其他工商业。因此史家评论说，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美国历史学家苏尔兹（William Lytle Schurz）在《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中指出：“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3、荷兰人来了稍后来到远东的荷兰人，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展开商业竞争，1602年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把总部建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而把目光盯住东南亚、日本和中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他们以马来半岛、爪哇、香料群岛为基地，向中国和日本发展，台湾很快成为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中转地。www.ddhw.net

4、中外贸易最重要的数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的欧洲强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贸易逆差之中，而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由于这种贸易以中国的丝绸为主角，因此被西方学者概括为“丝——银”对流。以葡萄牙而言，它从澳门运往果阿、里斯本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黄金、水银、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而它从里斯本、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檀香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白银。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生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由澳门进入了中国。以西班牙而言，正如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所说：“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www.ddhw.net

不论你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中国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日本学者百濑弘、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Atwell）等对此作过深入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者全汉昇，他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等，从大量第一手资料中提炼出结论：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升的观点。

有鉴于此，弗兰克对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问题做了一个系统总结，他在《白银资本》的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回顾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关于本文探讨的晚明时期，即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7000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弗兰克的估计比全汉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的手段流入中国，足够令人震惊了。- 这无论如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www.ddhw.net

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所反映的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贸易各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葡、西两国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关于这一点，弗兰克《白银资本》说得最为深刻：“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弗兰克）进一步发挥道：“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这种辉煌出现在晚明时期，它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显示，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

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局限的传统研究方法，为什么不能够让历史研究有所突破？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到底有没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