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地写到哪一级:从辛亥到“北伐”（3)

四、“君宪”是非

站在党派私利的立场上评价，孙中山孜孜不倦推翻反动的清廷无疑英明伟大，袁世凯无疑可算“篡夺革命果实”。然而，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看，是非就得颠倒过来。习惯思维认定革命就是真理，改良就是反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跟清廷守旧派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认定祖制就是真理，改良也属反动。然而人类文明完全得益于改良，守旧也罢，革命也罢，都与文明建树无关。清廷无疑腐败，打倒它亦属情理之中事情，然而清廷并非一无是处，它的民族政策就有可取之处。

众所周知，满族入股中华，带来了两倍以上的辽阔疆域，明朝北部边界也就是我们今天讴歌不已的长城，其外皆非中国领土。蒙、藏、回三大民族连同满族自身，都是靠了清朝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才得以维系的。清廷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要，在中央机构中设置了理藩院，地方机构有将军、都统、大臣对各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各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设官，“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形成了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完备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与体制。乾隆说：“敬一人千万悦。”新疆民族众多，清廷根据民族分布的各个聚居区情况实施多种制度：汉族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川、青、甘、滇藏区实行土司制度，西藏地区实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不是旧制沿袭，而是对原有民族的政治体制，如伯克、土司、盟旗各种制度以及西藏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等都进行改革而后利用。像伯克制度，在清朝统一新疆前维吾尔族地区是由阿奇木等伯克统治，如仍用世袭制，必将不利于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废伯克世袭制，将伯克改为流官，是伯克制度改革的首要内容；再对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制度、品级、养廉、入觐制度和政教关系都予以调整，使之顺畅。土司制度改革在清代造成很大影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说的“改土归流”即此。清廷在西南各省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司的承袭制度、分袭制度、奖惩制度、抚恤制度都立了新规，形成一套严谨的管理制度，土司失去割据、独立之随意性，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从形式转入实质，无疑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

乾隆还在《御制喇嘛说》中分析了藏传佛教与蒙藏民族间关系：“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诌敬番僧也”，封给达赖、班禅极崇高的地位，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清廷册封的制度，达赖、班禅因册封而荣耀；但他们获得荣耀的同时，也确立了清廷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更高的地位。清廷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漠北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册封章嘉胡土克图为“大国师”，总领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这样，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四大活 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领地，互不统属，形成藏传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清廷还在承德建外八庙，供蒙、藏、疆各少数民族上层及贵族朝觐清廷礼佛拜佛之用，邀请边疆民族上层人士到避暑山庄，赐宴并进行木兰行围狩猎。其制度化实际上成为各族高层交流、沟通之会所。历经二百多年苦心孤诣之调理，蒙、藏、回各民族上层已经与清廷建立了密切的臣属甚至姻亲关系。在治理多民族广阔地域的能力上，满清朝廷远胜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汉族朝廷。恰如乾隆讥讽汉官：“若知明季汉官，当外藩恭喘，则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则有畏惧而调停之，往往激变，率由于此。”“历观往代，中国筹边所以酿衅，未有不由边吏凌傲姑息，绥驭失宜，此实绥靖边隅，抚驭外人之要务。”而且，清皇室同为少数民族，对于西域辽阔疆土上各少数民族而言，又相当程度减轻了被同化、兼并之戒心，无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与民族间和谐。在当年极其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之下，清廷维系中华民族之稳定团结实在居功至伟。汉人之忘恩负义是举世闻名的，继承了满人创造的巨大利益，再把最恶毒的诅咒回赠满人，老实说，满清的封闭愚昧腐败并非其自身所有，恰恰是沿袭汉制恭奉儒学的必然结局，且，清末败局之形成，迂腐的汉族大臣贡献最大。

当孙中山捡起朱明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陈词滥调以煽动汉人仇满情绪之时，无疑已经给蒙疆藏满辽阔地域之各民族带来极大恐慌。当初朱元璋打这块招牌，就只着眼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统治汉家那一亩三分地作威作福为目的，丝毫也无接掌元帝国之所谓“大中华”境界。史实也证明，朱明王朝砌长城以封闭自己，设海禁以隔离世界，导致中华民族转向沉沦。所谓“鞑虏”，长城以外各民族皆难逃劫难。
翻开辛亥革命的文字档案，狭隘汉族复仇观念随处可见，如军政府颁布的《布告全国电》，转载于全国各报，影响极大，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12月，西安的革命党将驻防于斯的满蒙旗营男女老幼近两万人斩尽杀绝，捎带着还杀害了连儿童在内8名外国侨民（参阅《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334），造成蒙、疆、藏各民族极大恐慌。如果我们至今还讴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除了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之外，再无其他。当时最能反映这种疑惧心理的当属蒙古王公对民国代表伍廷芳的质问：“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的苦衷，以及他比孙中山更开阔的视野。它至少具有维持国家民族幅员完整之深谋远虑，如清廷虚君在朝，会发生蒙藏回各少数民族的恐慌乃至分离吗？袁世凯在与其挚友英国《泰晤士报》记着莫理循争论时，“认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会导致国家大乱，进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处境；国民的实际素质只适合君主立宪。多数人并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愿。他说，他之所以主张保留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盖惧清室一旦推翻，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因此，主张‘保留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147）然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仅为一党之私谋，全不顾国家民族之大义，看似革命彻底，其实暗藏篡夺国家权力野心，是国家分裂民族离散的罪魁祸首。朱元璋“驱除鞑虏”之时，并无“列强”觊觎；而孙中山“驱除鞑虏”时则明摆着日、俄、英之虎视眈眈。武昌首义之后，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总理大臣密谈纪要：“根据1907年及1910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次日，日本内阁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密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法国驻俄外交官12月8日向巴黎密报俄国官员尼拉道夫的谈话：“中国局势混乱所造成的不安定可能使中国政府忙于别处而无力顾及外蒙。他又提到俄国报纸主张俄国应该承认蒙古国的独立，将来对它实行保护，因为蒙古与中国之间的惟一联系是清王朝。”（《清帝逊位与列强》P389,注28）1912年1月13日，日驻俄大使本野致电内田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概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这些鳞爪当时皆属高度机密，无论袁、孙都不可能知道。我们只能看效果。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在实权在握、革命党各派均承诺推举他当总统时，仍坚持君主立宪，显然更有利于粉碎俄、日两国瓜分中国的阴谋。11月30日，俄国的策动外蒙古以库仑活 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甚至杀戮。1912年1月3日，孙中山登基之后，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也宣布独立。

由于日、俄两国的策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内蒙也渐呈不稳迹象，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策划叛乱。1月底，叛乱已蔓延到北京附近，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策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十条契约，规定独立后川岛任总顾问，未经日本允许，不得与俄国往来。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放话称：“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而川岛浪速则密谋策划一旦清廷逊位，就劫持宣统皇帝及王室，以东内蒙古和满洲建立独立国家，并置其于日本羽翼下。

蒙古之乱导致大批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此动乱直波及西藏，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随后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全国政局不能很快稳定，灾难无疑还会更惨烈。所幸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维持，且袁世凯一直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老袁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意味着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这是孙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
尽管英、俄策动了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袁世凯坚定不移的捍卫国家主权迫使其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宗主地位，尽管政府尚无力实施管理。

 

五、孙中山与日本

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致信犬养祝贺其入阁：“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隅之望。”此计甚妙，日本最终退出国联，彻底“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铤而走险。此信还详尽地阐述了要求日本支持他革命并与苏联交好的理由。犬养担任总裁的政友会是伊藤博文创立于1900年的第一大党，该党对内主张宪政，对外主张沙文主义，是肢解中国的罪魁祸首。著名的“田中奏折”、“二十一条”都是这个党的“杰作”。他们的根本方针就是夺占满蒙、使中国分裂成几个小国而非灭掉中国。掠夺东北资源、制造无数事端的“满铁”，其总裁山本条太郎即政友会干将，犬养本人在支持孙中山的同时还亲自到东北、华北乃至内地侦查，获得大量情报。“918事变”后，民政党若槻内阁认为军部行为过激，遭到犬养派发起的猛烈攻击，被迫辞职。犬养派竭力为“918”事变的合法性辩护，公开鼓吹拒绝国联对满洲事件进行调查，应了孙中山给他的信里所建议的日本必须摆脱西方，犬养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开展“独立自主的新局面”。“摆脱辩解外交”成为以后军国主义外交的宗旨。犬养组阁时任命法西斯少壮派后台荒木贞夫为陆相，并实行非常财政，扩大军费开支，积极支持军部占领满洲。他上奏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赴天津、一个旅团到东北，鼓励关东军准备进攻锦州。12月23日，就在天皇向犬养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与“尊重国际间信义”的时候，犬养暗示关东军进逼锦州；美英法警告日本对锦州的军事威胁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时，天皇再次明示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犬养怂恿军部一举攻占锦州。接着，又支持军部发动了上海“128”入侵，向上海派兵的批准就是犬养亲自向天皇申领的。军部于1932年3月1日拼凑了“满洲国”，犬养首相延宕了11天才给予外交承认，有人以此为他辩解。其实，他仅仅是为调解政友会内部以及其他各派系之间的关系才耽误。在犬养内阁短命的五个月任期内，其最大政绩在于使天皇从顾忌国际影响转到肆无忌惮；放纵军部及民间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结果反倒成为牺牲品。（参阅《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等著作）1932年5月15日，被犬养激励起来的少壮派不满足于受到政党政治牵制，并不满足于仅侵占满蒙而不灭亡中国，打死了犬养，彻底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实现了军国主义政权。举国法西斯化的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行动。处于第三位的宫崎寅藏，虽非军政要员，1897年经犬养毅斡旋，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与平山周再度来华策动暴乱。8月与孙中山见面并成为知交。加入兴中会，全力协助甚至亲自参加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阻止孙与袁世凯合作，竭力促成孙的“二次革命”。1922年病死，没有机会在日本后来的侵华战争中表现。

因“二次革命”失败，孙、黄以及大批国民党成员逃亡日本，日本则极力掩护。头山满及其黑龙会、犬养毅及其政友会更是亲力亲为，安置这些逃亡者。头山满、犬养毅不仅亲自陪同孙中山从神户到东京，甚至组织“刺客击退团”为孙保镖。除了生活、安全给予精心照料之外，还为他们潜回中国继续挑起反政府战争作各种准备。1914年2月，黄兴创办军官学校“浩然庐”，培养革命军官，日本陆军大学为主的军校教官奉命兼任该校教官，完全免费；同时，孙中山创办政法学校，日本国立大学等院校派出教员，培养国民党干部。头山满、犬养毅、宫崎寅藏以及辛亥时极力策划肢解中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等都是学校的出资人或董事，学校一直开办到1920年。这些侵华干将及其组织，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还是利用孙分裂中国？

六、“二次革命”

众多文字资料记载表明，孙中山之所以能当“临时大总统”，一则是众望所归的黄兴坚决让贤；二则是黄兴劝说诸君时称孙已从各国募得大笔援款（莫理循1912年1月5日的信里称：“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结果他果然分文无有，企盼有钱解决财政危机的诸君送了个“孙大炮”的雅号给孙；三则是已约定袁世凯一旦劝退清廷就立马接任临时大总统职。尽管明知这是个“过把瘾”的差事，从美国赶回来的孙先生还是兴致勃勃地当仁不让了。黎元洪得知南京方面要选举临时大总统一事，立即致电：“各省代表在宁议举临时大总统，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綦重，兹事体大，亟宜注意。”（《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429）这个电报足以证明当时的局势，然而，在孙本人竭力说服之下，还是于12月29日选举了“临时大总统”。若说野心私欲，史家送给老袁的那些帽子转赠老孙可能更合适。

其实孙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没准备让出这个宝座。就任次日即令议和代表伍廷芳必须每日向他汇报。“他多次指出：‘民军如不得已，仍将续行开战’；‘北伐之举，有进无退’；‘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P254）。为了“北伐”，孙急需巨款以充军费，各种手法都未能奏效之后，2月3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约见日本政界、财界联络人森恪求援。森恪提出将满洲“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财政援助。孙中山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不惜出卖满洲，换取日本在阴历年底前支付1500万元，以供其打败袁世凯。森恪随即起草电文，经孙、胡修改后发回日本，写明孙中山同意“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4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则可与袁中止和议。”（同上书，P257）然而，日本受六国列强集体外交制约，非但不肯，反而要求与袁和议成功。孙中山大为恼火。其实，此前孙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向日本方面借款，大的共有三次。（1）苏路借款。由苏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仓洋行洽谈，于1912年1月27日正式签约。共借300万元，年利8厘，以公司所有动产、不动产以及铁路营业权为担保。所借300万元，50万交江苏都督府，其余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2）招商局借款。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000万两，全部用作军事费用。1912年2月6日，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与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伊东草签借款合同，日本邮船公司先付100万两。该公司所付100万两，实际由日本政府提供。（3）汉冶萍借款。是三次中最大的一笔。南京临时政府责令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与日本三井洋行洽谈。属‘合办’，即将汉冶萍公司股本定为3000万元，中日合办，因该公司前已借日款1000万元，此次日方仅提供500万元。1912年1月26、29日，南京临时政府与盛宣怀分别在南京与神户，与日本三井洋行及正金财团签订‘合办’草约。”（同上书，P255）这三起大额借款均严重损毁中国国家主权，只要对比后来“二十一条”相应条款即可知其“卖国条约”性质。因德、美、英诸国干涉，以及舆论强烈反对，除第一项之外，其余两项均未能得逞。

实际上，孙中山在国民中的声望全靠辛亥以后国民党哄抬起来的，尤其是蒋介石“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孙望愈高则蒋权愈重，是一笔双赢的生意。其实，辛亥以前孙在党人之中根本没有身后哀荣那般隆重。例如1906年冬，孙中山坚持要以其兴中社的青天白日旗作未来国旗，黄兴反对此种以党代国之暗示，两人闹僵黄兴威胁要退出同盟会；1907年日本政府为支持孙中山造反赠款7000元，连同日本商会所赠合15000元。除留给《民报》两千之外其余不知去向，章太炎等遂发起罢免孙中山的运动，要求改选黄兴担任同盟会总理；宋教仁该年日记里亦有记载：“盖□□（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1909年陶成章、李燮和代表七省同志写成《孙文罪状》要求黄兴予以公布，被黄兴扣下；而章太炎则在报纸上登检举状，历数孙文不是；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再次要求以青天白日作为国旗，被议会否决，议定以武昌首义后议决的五色旗为国旗，意寓“五族共和”。孙文耿耿于怀；随即，孙文要求定都南京，议会以压倒性绝对多数（20:8）决议定都北京，孙大怒，因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加了个“定都南京”的条件，如果按议会通过的决议，此条件便落空了。孙最终以制约袁世凯为由，说服议会复议，改决议定都南京；多数代表意欲实行“内阁制”，黄兴、宋教仁均赞成。孙不干，坚持“总统制”，如果“内阁制”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就没多少权力了。而且，孙坚持要取消大家早就议决了的“临时”二字，未能通过。这些事例显示了孙之民主观其实有限，民国初立就有了操纵议会的范例。客观地说，孙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是挺“共和”的，缘由在于，这个约法是为限制袁世凯当总统而制定的，当总统大势所趋要归袁世凯时，孙中山又转而主张内阁制了。


然而袁世凯也不是傻瓜，他看清了孙欲诱其到南京陷入孙党掌控之企图，找了岔子不去。3月6日，孙迫于各界压力向参议院提交允袁在北京受总统职议案，获批准后袁于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29日，由南北双方要员组成的内阁成立，4月1日孙向议会卸职，然后游历武汉、福州、广州、澳门等地，表示有志操办中国铁路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就是不和”的政府在北京开始办公，这个政府主要由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党等组成。7月29日，袁世凯发布通令：“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同时邀请孙文、黄兴、黎元洪等到北京洽谈，共商大计。细节不赘。总之，革命党人认定的袁世凯设套谋害孙中山的事情没有发生，老袁以最高礼宾规格隆重接待了老孙，乃至于原本担心谋害而留下看家的黄兴也被老孙召到北京。就在老孙抵京次日，8月25日，宋教仁操办的同盟会合其他四个党组成国民党，孙主持了成立大会。各派政治势力极其友善地交换了政见，袁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当孙表示意欲主办修铁路时，袁立即颁发总统令：“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也被授与川粤铁路督办职。黄兴到京后即忙不跌到处拉人入国民党，孙、黄二人甚至直接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辛亥造就的共和局面此时达最高境界，孙中山、黄兴甚至出席了前清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等皇室人员举办的欢迎宴会、招待会。英国《旁观者》报驻京记者报道：“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经过选举，袁世凯当选总统已无疑义。”（何虎生、陶军谋著《孙中山大传》，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P351-P378）


孙、袁二巨头各怀鬼胎都有独专之打算是毫不奇怪的，假如他们走共和之路“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国无疑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如。袁世凯以总统身份在辛亥一周年时授予孙文大勋位，黄兴、黎元洪、唐绍仪等亦授勋位。孙拒绝领受，黄兴也跟着辞受。孙回上海，组建铁道协会，基本任用同盟会之成员，这使袁不高兴，于是准在京另起铁路协会。1913年2月10日，孙携夫人卢幕贞及一子二女、秘书等赴日考察铁路，却不料宋教仁于3月22日被刺后身亡。孙立即从日本赶回，随即开始谋划“二次革命”，兴师伐袁。黄兴反对孙的“二次革命”，他认为现在和平大局来之不易，宋案完全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侦结，应该冷静处置，以免毁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包括胡汉民、谭延闓、陈其美在内，大都赞同黄兴的意见，不同意起兵反袁。然而孙中山坚决要求起兵，他打算亲自返回日本，乞援反袁。黄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大失人心的做法；孙中山无奈，派人去武汉搞地下破坏活动，结果被黎元洪破获，所派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罹难；孙甚至派出朱卓文携款两万，去买通几个营连长，要他们杀掉第八师师长、旅长然后北伐。如果孙中山真的崇信民主体制，或国民党内确立了民主体制，“二次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此时孙中山一意孤行，显露了国民党党魁独断的威权，挑起了辛亥革命以后首次内战。其实，根本无证据证明老袁指使行刺宋教仁，其实，既然老袁已下令彻查宋案，依黄兴见解，水落石出并不难。反倒因“二次革命”一打，永远没真相了。


孙中山“让贤”之后，号称“十年不问政事”专心修铁路是假的，他月领薪俸两万，四出“考察”耗银百万以上，一寸铁路也没修，仅仅拿了张地图画了几根线条。后来成为张学良父子还有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孙中山的南京政府对外宣言就是此君起草的。他给莫理循的信里这样描述孙中山的修铁路计划：“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当孙中山经不住端纳的央求，“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沿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5到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端纳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这个狂热之徒竟然认为，他能够一方面在这个愚昧的国家宣扬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方面只要他孙逸仙一伸手……全世界的金融家都会解囊相助。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北京的莫理循》，P381-382）端纳没弄明白，孙的“铁路考察”其实只在网罗势力，以图卷土重来。


“二次革命”就是证明。黄兴再次屈从孙中山，充当讨袁军总司令，其他人也只得服从孙中山，卷入一场内战。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与宋教仁被杀有关，但几十年来国共两党的宣传都认定袁指使人杀宋。近年来才有学者考证，袁世凯对宋教仁欣赏有加，早就提议宋担任总理职务，怎么可能因为国民党大选获胜，宋要就任总理就暗杀他呢？即便真与老袁有染，也不是开战的理由。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蒋介石暗杀了原同盟会骨干、孙中山的死对头陶成章，与老孙无关？只隔一天，16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刺杀袁世凯本人未遂，炸死炸伤卫士多人；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清廷重臣良弼。若依孙理，袁世凯早就可以兴师问罪，可是老袁丝毫未因此影响和议。在回答外国记者“为什么国民党要反对中央，扬言第二次革命”时，袁答道：“这些人已有革命的习惯，而无建设的思想，也无实地经验，不了解中国的大势。然而人民必然不会帮助他们。这些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取得政府报酬或官职而不满意者，另一种是尚未取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5月24日，《上海时报》刊登：“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同上书，P382）7月12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令通电讨袁，无论给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冠以“二次革命”或其他什么美名，无可争辩的历史真实是：孙中山挑起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首次内战，并开创了内战时代。唐德刚说：“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以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顿成泡影了。”（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P89）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