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祖科蒂公园

　　张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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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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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默娜

　　纽约，10月14日，周五的早晨，天蒙蒙亮，有的人正赶着上床睡觉，有的正从床上醒来。而对于祖科蒂公园的3000多名示威者来说，得等到理想实现之后方可睡个安稳觉。这是自几百号人在9月17日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的第四周。随着运动主旨的传播，全美乃至世界各地都发起占领运动。不过，形势却在第28天变得微妙起来。示威者们在公园睡了3个星期后，祖科蒂的拥有公司要求他们撤离，因为“要搞卫生”。

　　担心布鲁克菲尔德物业公司会利用清洁作为驱逐示威者的借口，那些已把公园当成自己家的人开始连夜清扫。就在几天前，纽约市市长彭博表达了对运动的支持，他宣称“人们需要表达自己，只要他们遵守法律，我们就允许他们这么做”。但是在周四，彭博市长告知示威者必须撤出公园。“听到消息说彭博要驱逐示威者，我就坐火车一路赶来声援他们。”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凯西·约翰逊（Cassie　Johnson）说。许多团体都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呼吁运动的支持者联名上书请愿、给市长打电话、亲临广场，以此表明大家团结一致。

　　大约在清扫队到来前的半个小时，也就是大规模的抓捕可能发生之际，传来了以下消息：“昨晚我们收到了布鲁克菲尔德物业公司的通知，他们会推迟清扫！”胜利感在人群中蔓延，“大家拥抱、欢呼、尖叫。”约翰逊描述道，“大家始终在一起，只有在一起我们才能让改变发生。”

　　这场运动之所以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这种“在一起”的情感，并在媒体充满怀疑的报道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一场社会媒体时代下的运动——YouTube上警察施暴的视频以燎原之势蔓延。示威的第二个周末，游行的人群前往联合广场，结果有80人被捕。一段警察向四个少女喷射胡椒喷雾剂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并获得了150万次的点击量。这些镜头连同其他场景进一步刺激了媒体的报道。截至第二个周末，有5000人出现在了穿越布鲁克林大桥的游行队伍中，超过700人被捕。

　　这次抗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领导，组织结构呈水平状。实践直接民主意味着每个个体都能言说、能集体表决。“这无关乎领导或是个人魅力，这关乎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参与此次运动的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如此表示。

　　下转48版

　　上接47版

　　上周末在公园的一次集体散步，展示了参与群体的丰富性，其中有环保主义者，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还有想跟美联储好好理论一番的人，有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乃至保守派。一个叫做“父母占领华尔街”的组织挑战了媒体关于这场运动尽是些肮脏的年轻人的观点。他们划出了一块区域供孩子们戏耍、展示标语。一名年轻的“革命家”就在婴儿车里举起了一块标语，声称“华尔街盗走了我的未来”。

　　这场示威本身的组织结构就是对政治中权力等级本质的回击。公园一天两次召开“大会”（General　As-sembly），通告有关集会和其他有用的信息。自发形成的各式“工作团体”则商讨从洁卫到金融、从谈判到教育的海量议题。任何人可以加入任一团体。由于未经批准的扩音（包括扩音器）是非法的，于是示威者们创造出了“人民麦克风”：一个人喊一句话，然后听到的人重喊一遍，以达到放大声音的效果。接下来听到的每个人继续这样的重复，让声波的信息在人群中回荡。

　　为了让每个人听到，每一句话需要在人群里重复一遍、两遍甚至三遍，因此这样的传播方式十分费力。但是迄今为止，这被证明是“大会”得以运行的有效办法。“人民麦克风”有时也会卡壳，导致会议拖至好几个小时。但是只要人们认识到麦克风全赖于每个人的融入，人群的参与又会让声浪汇聚起来，同心合作打造“人民麦克风”。

　　这也折射出此次运动的核心主题。人们或许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如史密斯所说，“‘占领华尔街’真正把权力赋予了那些有着不同主张的团体。我们能在同一页上找到每个人。”一种合作、求同的文化在此处培育，这与倡导竞争、追逐自利的华尔街文化形成鲜明对照。运动的另一名支持者本尼迪克特·克劳艾特（Bene-dict　Clouette）说道：“相较于运动所要传达的主张，我认为人们相互间的交流更为重要。”

　　抗议者们在这场缺乏具体主张的运动中团结了起来，随之运动进程与消息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从巴尔的摩赶到纽约的凯特琳·罗丝被这样缺乏具体诉求的政治运动所吸引。“我喜欢来这儿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和大家一起商讨、寻求对策——好好思考要做什么才能让改变发生。”

　　基于人们这样的讨论和交流，公园变成了临时的村庄。抗议者专门安放了UPS信箱接受捐赠，捐赠物从卫生棉、烟草、袜子、羊毛衫无所不包。附近的居民还自愿提供他们的厨房，为示威者煮食。公园中心还有一个自带用水过滤系统的临时厨房，供人们洗刷碗盆。

　　就在厨房的东面有连排的桌子，权作媒体信息中心。一个慷慨之士还捐赠了一台发电机给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充电，以便人们随时更新Facebook、Twitter以及“占领华尔街”网站上的信息。这场运动甚至开始印刷起了自己的报纸，名为“占领华尔街日报”。

　　厨房的东面是“医疗”及“康复”站。那些需要减压的示威者可以在一个黄褐色的大阳伞下做按摩或是顺势治疗。那里还有一块“此处针灸”的提示牌。而康复站则为人们准备了毛衣、袜子和毛毯。在公园的一角，一座“人民图书馆”拔地而起。图书馆收到了源源不断的捐赠，书籍按社会科学、性别研究、战争与和平等条目被分类放在塑料(9790,230.00,2.41%)桶里。在这里，示威者们可以用亨利·戴维·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加深自己的革命履历，或者翻阅一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书。

　　很多声望卓著的人物都声援了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齐泽克现身祖科蒂公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康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也上街加入了游行的示威队伍。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的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还鼓动人们去参加示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萨曼·拉什迪等作家则在声明上签字以示支持。诺姆·乔姆斯基还给抗议者的网站写了一封信。

　　尽管媒体把华尔街的占领者描绘成喜欢捣乱的无业嬉皮士，但这场运动绝不只是人们宣泄怒火的管道。安东尼·雅纳法可（Anthony　Yena-fuck）原本对此次运动并不抱有希望，但他却在运动开始的第一天为自己在公园里找到了一个团体。他认为此次运动从根本上是对现有体系的破坏。“如果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有的体系，那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钱，这样的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坏的……我相信政府存在的首要职责就是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基本所需品。”什么是基本所需品？“食品、衣服、住房、医疗、教育，以及不同的交通方式。”

　　这场运动会导致深远的政治变革吗？总体来说，运动已经获得了来自民主党人的支持，和来自共和党人的怒火。共和党人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将这场运动形容为“不断滋长的暴徒……一场美国人对美国人的考验”。但是运动的参与者却小心地避开党派之争——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他们眼里都是坏体系的一部分。“这不是两党之争，这已经超出了民主、共和两党，正如它已超越了传媒公司。”史密斯说。

　　一个和我交谈过的妇女将企业人格列为了她首要关心的话题。念书的贷款压得她喘不过气，找不到工作，跟我说话的时候几欲流泪：“我每周给我的参、众议员写信，我一直给他们邮件。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还投票选他们做议员。我到了法定岁数就没间断过投票。但这对我什么帮助也没有！”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唯一的一件能让我在这辈子感到些许好受的就是这个（运动）。”

　　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仅是让身负学生贷款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赛文说，他将毕生投入到了社会活动中。从最初上世纪60年代的反战、言论自由运动开始，老人已数十年致力于环保和争取土著印第安人的权利运动。“我已经69岁了，我有8个孩子、10个孙子女。我可能离大限不远了，我只是觉得过去做的事情并没有带来多少好的改变，反而是情况变得更糟了。”

　　但是华尔街的示威者们再次点燃了他的乐观情绪。“我们能像现在这样为了共同的目标自发地走到一起，实在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为我的子孙们感到欣慰。或许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

　　“占领华尔街”能催生运动所追求的系统性的改变吗？支持者之间也存在分歧，但多数满怀希望。赛文认为：“我认为在美国这个公司化的国家里，这次运动不会取得多少成果，我们所获得的是我们紧密了彼此的联系，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如何来这么做。”其他人比如罗丝，则充满信心。“哪怕我们没有在短期内获得效果，改变最终还是会发生的。威斯康辛的游行，突尼斯的游行，还有中东地区的游行，这一切都带来了改变。”

　　尽管批评家对“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之间的类比嗤之以鼻，但是这场运动还是引发了全球的共鸣。华尔街的占领者声援了自5月起就抗议政府紧缩措施的西班牙年轻人。就在祖科蒂公园的占领者赢得了清扫之战胜利的第二天，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就在世界各地涌现了出来。很多人公开反对全球化的金融体系，示威的人群出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澳大利亚的中央储备银行和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在亚洲，支持者分别在香港的金融区和台湾的股票交易所游行示威。运动逐渐进入了全球模式。

　　在中国，人们对“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了热烈的讨论，一名国企干部说：“美国太坏了，它想怎么恐吓其他国家就怎么恐吓，举着民主自由的棍棒干涉他国的内政，颠覆他国的政权。”他显然没理解这次运动。华尔街的占领者想要的是让他们的国家在最大限度上变得民主。

　　这场运动会引发全球性的革命吗？或许这听起来很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正是这场运动的内核所在——对社会公平、经济公正的追求。“我认为这是革命的幼苗。”雅纳法可说，“这是否意味着还要许多年它才会发芽？或者这株幼苗会继续生长，一周周下来，由量变引起质变，完成激进的开端？我不知道，这很难预测。”

　　尽管那些持否定态度的人怀疑这场运动会带来什么持续的影响，抗议活动还是在延伸、壮大。尽管媒体的报道问题丛生，但是独立媒体和社会组织传播的消息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场运动。抗议者武装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主张，还有亟待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教师被迫下岗？为什么我们要花上一生来偿还教育债？为什么至今无人为此次金融危机负责？为什么企业的利润总是居高不下？

　　毛泽东曾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看起来华尔街的占领者们最终找到了他们的朋友。他们正在团结起来对抗他们的敌人。

　　(郑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