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护栏液压打桩机:漳河岸畔访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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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河岸畔访邺城
太行山南部的河流,除了沁河、丹河、沾河之外,剩下的便都是漳河水系了。在漳河上游分浊漳和清漳两大主干,每个主干有若干分支,每个分支又有无数毛支。偌大的漳河水系,就像一张铺展开来的天网地络,经纬着上党大地的山岭沟壑,平畴绿野。
先以浊漳河来说吧,就有南源、北源和西源三个源头。南浊漳向北流,北浊漳向南流,西浊漳向东流,终于在上党盆地汇聚成一条大河。于是,受漳河的滋润,便有了盆地中央这座历史久远的城池潞洲。秦划全国为三十六郡,这里便是其中的上党郡。
汇合后的浊漳河,飞流直下太行山,这时它才与漳河的另一条主干清漳河会合—关于清漳河,《水经注》上说它源出“上党沾县”,即今山西晋中昔阳县。清漳南下经和顺、左权、黎城,在河北涉县合漳镇与浊漳河会合,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衡漳”之地。自此,清、浊两漳合河后的漳河,水势倍增,就要流到河北临漳的古都邺城了。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邺下风流”的故事,就在这漳河岸畔展开……


久有探访古都邺城的愿望,今年初夏,我与考古工作者郭宏生相偕,沿漳河东下太行山,终于有邺城之行。
邺城,战国时曾为魏的国都,此地据河北之襟喉,贯通南北,交通便利,传统农业发达,自古为豪强独擅天雄之地。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后赵、冉魏、前燕、北齐先后建都于此,使邺城一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东汉末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收取邺城的袁氏府邸,并于建安九年(204年)在袁绍所建的邺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十八年,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为魏王,邺城宫室随之更加豪华。经过曹操多年的营缮,邺城形成了宏大的布局,宫苑、外朝、中朝依次排列,堂殿台阁,楼榭亭廊,鳞次栉比。曹操生前的最后十五六年,除出征、巡察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邺城度过的。公元220年,曹丕代汉,都城虽在洛阳,但洛阳、邺城、长安、谯、许昌共为五都,邺城为“北都”,仍为曹魏的王都之一。
西晋末年,邺城在战乱中遭到了破坏。其后石勒当了后赵皇帝,都城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也许是他出身在上党武乡的漳河岸边,与这条河十分亲近的缘故,便令人在邺城的漳河边大造五宫。但石勒没等到宫殿修成就死了,其后由他的暴戾的侄子石虎取得皇位,随之从襄国迁都邺城,更是大兴土木。据《水经注·浊漳水》载,石虎建的邺城“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其后冉魏、前燕、北齐等朝先后在此建都,直到580年,隋文帝杨坚进攻邺城,遭到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的强拒。城破后,杨坚下令将城内居民强逼南迁到安阳,随后纵火焚城。从此繁华的邺都毁于一旦,“城郭为墟”。
今临漳县三台村一带,是邺都的故址所在。三台村,即是铜雀、金凤、冰井三台的故地。
往三台村走,远远望去,沉埋于平野黄沙里的邺城废墟上,高高隆起一个硕大的土包。村西南有文昌阁,为清顺治年间建筑,上嵌“金凤台”匾额一方。现金凤台的最高处,有两座陈列室,陈列着三台及古邺城的部分出土文物。从中间的过道往后走,北边是一漫土坡,杂草丛生,间或可见一些柱础、残石。据导游介绍,由此往北就是铜雀台和冰井台的故址了。而铜雀和冰井二台早已被漳河水吞噬,又经1400多年的风雨沧桑,化作了一片平沙,只有这座金凤台,荒僻孤冷地兀矗于大平原之上。
古时的邺城分南北两城,三台这里为北城。北城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东汉末,曹操破袁绍后以此为都,不仅筑金凤、铜雀、冰井三台,还建有宫殿、衙署、苑囿等。后赵武帝石虎在此广筑宫室,相传以纹石为墙,金作柱,银作槛,珠作帘,玉作壁,极尽豪华。并在铜雀台东北建起九座宫殿,名“九华宫”。
南城紧连北城,是东魏时开始修建的,东西六里,南北八里。有布局均衡的商业和手工业街巷,还有众多的佛教寺院。
而今,在邺南城的地面上已无任何踪迹可寻。
岁月吞噬了宫阙,湮灭了街衢、园林,这个曾经张扬着雄健和豪气的古都,已沉埋在漫漫荒野的垄亩之中。听不见鼓乐的和鸣,看不见蔽日的旌旗;待命出征的一排排马队,已化作郊野的一行行绿树,永远厮守和定格在田地里……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唐代杜牧吟咏赤壁之战的诗句。诗中的“铜雀”即“三台”中的“铜雀台”,指代邺城,但那已是“折戟沉沙”后的邺城了。最兴盛时的邺城又是怎样呢?左思的《魏都赋》其中写“三台”云:“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高台于阴基,拟华山而削成……增构峨峨,清尘飘飘。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
三台,尤其是铜雀台,在历史上是名声显赫的。史载,当年曹操建邺都,调集大批冀州民,到山西上党伐木采石。在布局和规划上,曹操也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志书上说当时的邺城“制度壮丽,见于文昌、听政等殿,金虎、铜雀之台,鸣鹤、楸梓之宫”(明嘉靖《彰德府志》)。三台均建在邺城的西城墙之上,从南至北依次为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三台下临城外滔滔漳河,风景秀美。曹操又修长明渠,伏穿铜雀台下,引漳水自城西入,在城内环流。其《登台赋》说的“引长明,灌街里”,即指这一城建引水工程。
铜雀台于建安十五年筑成,台高十丈,殿宇百余间,并置大铜雀于楼顶,舒翼若飞。曹植赋曰:“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果园之滋荣……”曹丕有《铜雀台赋》:“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于容与,聊游目于西山……”到后赵石虎时,铜雀台在原高十丈的基础上又增两丈,筑五层楼于其上,共去地二十七丈,成为三台中的最高层楼。
铜雀台北面即邺城西墙北部有冰井台,因台上有藏冰洞而得名。冰井台比铜雀台晚四年建成。台高八丈,上有三个冰室,每室有深50米的井多口,用以贮藏冰块、粮食、食盐、煤炭等。后赵皇帝石虎每年以井藏冰,用以分赐群臣。
我们现在所在的金凤台遗址,在铜雀台之南,原名“金虎台”。后赵石虎为避其“虎”字,改名为金凤台,台顶置金凤凰。当时台上有殿宇130多间,并有浮桥式的阁道与铜雀、冰井两台相通,将三台连为一体。
三台是随着邺城的残破而逐渐毁的。唐代时,岑参曾来此凭吊,他的《登古邺城》一诗云: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
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去不回。
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说明唐时的邺城已是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城了。元许有壬的《三台赋》云:“客乃指顾而告曰:子亦见夫三台乎?冰井峙北,金凤居南,铜雀中而立。”可见当时三台的遗址尚存。但到明中叶以后,铜雀台和冰井台均被漳河洪水冲没,只有金凤残台独存至今。
从金凤台的高地向东、向南眺望,在这大片土地下面沉埋的,就是古老的邺城。据说不时有人在田地里拣到一些破碎的残瓦、陶片,还可拣到什么朝代的古币或箭镞……当地老百姓就有专于此业的。这些文明的碎片,依然闪烁着汉魏的雄威,是历史的不灭的魂魄,虽然它们悄无声息地像落叶一样散落在泥沙里。
古邺城旧地曾产有一种很有名的砚台——铜雀砚,因系铜雀台的铜雀瓦所制,故名。这种名砚的产生,当然是在铜雀台的毁之后—亦如40多年前金门前线两岸以大炮对话,金门岛匠人以炮弹片打制菜刀,而成为名牌产品一样。苏轼有诗曰:“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明人崔铣在《铜雀瓦砚铭》说,这种瓦砚之所以贮水数日不渗,“不费笔而发墨”,是因为铜雀瓦质地优良,细腻而坚硬如石。我在金凤台陈列室的玻璃橱柜里,就见到了这种硕大、敦厚的铜雀瓦。如今,连铜雀瓦都很难得到,真正的铜雀名砚怕是更得来不易了。


按史料记述,漳河是紧贴古邺城的西城墙,即沿着有名的三台北流而过的,三台中的两台也最终被漳河所吞噬。经过历代漳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如今漳河已在金凤台南边五六里开外的地方向东流淌。一水分南北,即大体把古邺城的北城和南城从中断开,而邺南城今已归河南安阳县地界。
从三台村南登上一道防洪长堤,眼前可见漳河如带,浩浩漫漫地在前方流淌,四野愈加开阔、空旷。古邺城就在这层土累叠的地层下面。
走在绿波荡漾的田中道上,似乎可想见当年一行人远去的背影,他们仗剑而行,笑语朗朗,一匹匹坐骑跟在身后——他们是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此间出现了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集团。他们以慷慨雄健的诗风见称于世。唐代李白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盛赞了刚健清新的建安风骨;金元间元好问也有诗:“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诗中的“曹刘”,指的建安诗人曹植和刘桢。
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苏轼语),“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所提拔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其次就是文学之士。因此,许多文士就聚集在了邺下,他们公燕唱和,形成了一个蔚然壮观的建安文学群落。“三曹”、“七子”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是曹丕《典论·论文》里所评述的七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和刘桢。其中除孔融死得较早(建安十三年被杀)外,其余的都长期生活在邺城。另外,还有蔡琰,是著名文人蔡邕的女儿,汉末大乱中被掳入南匈奴,曹操后来将她赎回。
产生于汉末动乱年代,曹操的《薤里行》、《蒿里行》等写军阀混战的暴虐、争斗,反映兵戈交加下人民的苦痛,被后人誉为汉末的“史诗”。曹丕的诗清丽激越,曹植的诗文采华茂,刘桢的诗真骨凌霜,还有,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直抒离乱中的听闻甚至就是自己的悲惨遭遇。但面对凋残破败的现实,建安诗人在伤时悯乱的感慨中,却昂扬着一种重整乾坤、再造山河的奋发精神。
曹操无疑是建安文人的领衔人物,但他戎马倥偬,顾不了这么多,建安诗人的实际领袖是曹丕。他和那些文士们“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灌溉,嘉木绕通川。
……
曹丕的这首《芙蓉池作》,是他和“七子”们夜游“西园”即铜雀园的酬唱之作。一行人乘着夜色,坐着车子,在流水环绕、林木蓊郁的园子里穿行,天上星月交辉,荷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曹植也有《公宴》诗,来奉和他的兄长:
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
后面还有“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句,就是后来王勃《滕王阁序》中“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出处。那时曹丕还未做皇帝,故称“公子”。他与文友们欢聚游宴,吟咏诗会,是经常的事,从而写出了不少名篇。
曹丕在邺下还有《于玄武陂作》一诗云: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
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这也是邺下诗人集团生活的留影。“玄武陂”,即玄武池,在今漳河南岸安阳县柏庄镇辛店一带。建安十三年,曹操下令在此开凿玄武池,引漳河水注入,用以训练水军,也是建安七子经常游宴的地方。如今水泊不存,不过是一片大洼地而已。还有该镇的招贤村,相传是曹操当年为招纳贤士在此设立的“招贤馆”,即类似今天的接待站。还有今河北磁县的进武堂城,传说为曹操当年讲武习兵的地方……总之,在邻近古邺都今河北临漳、磁县和河南安阳一带,流传着许多与曹操有关的地名传说。
民间故事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它有时会使历史的残缺珠润玉圆,有时又会使典籍的记载黯然失色。


对于邺城,我是先知道了“西门豹”这个人物,知道了“西门豹治邺”的历史故事,才知道漳河岸畔的这座古都邺城的。这都缘于上中学时,语文课本中有“河伯娶妇”这一课。
漳河大桥南边的安阳县丰乐村,曾有西门大夫祠。祠址在路边不远的一块土台上,现仅存一堵碑廊,两面镶嵌十余通碑碣。
这里原是有一座一进三院的大庙的,据说始建于东汉,为“豹神庙”。北宋仁宗嘉二年(1057年),邺县令马益主持重建,改“豹神庙”为“西门大夫庙”。碑廊上的《西门大夫庙记》便为那时马益所立,由其兄马需撰文,楷书工整疏朗,秀劲挺拔,记述了魏文侯派西门豹出任邺令及治邺的事迹。此庙也同样毁于清代的漳河大水。
西门豹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他作为邺令,除迷信恶俗,又发民力开凿水渠十二道,引漳水灌田,民得饶足。史书上说,西门豹是个急性子,常“佩韦”以自警。佩韦,就是身上带一根皮绳子,皮绳性柔韧,性子急躁的人用来克制自己;而性子太慢的人则要“佩弦”,佩带刚硬的弦。所以《韩非子·观行》上说:“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西门豹是急人民之所急的,《史记·滑稽列传》上说,西门豹当初发动人民修水利时,人民并不愿意干,“豹曰:……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他说等我死后,你们的子孙会知道我的话有道理。西门豹率民所凿的渠道,后人叫它“西门渠”。这项水利工程,从战国时期一直到东汉时期,仍然存在。《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二年(115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可见几百年过去,西门渠仍在发挥着效益。
看看我们现时一些“县令”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何谈百年大业,有的怕是一年半载也谈不到。其劳民伤财的程度却令西门氏所不敢想像。
到过邺城故址的人,都知道有“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你若坐京广路的火车,从北京南下,过邯郸,进入磁州境内,不时会有一座座小山包似的大土堆,在你的视野里闪过。这并非大自然造化隆起的土堆,而是一座座坟冢, 是有名的曹操七十二疑冢。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独揽朝权的曹操曹丞相,在洛阳宫中病逝,终年66岁。当其时,魏太子曹丕还在邺城坐镇,得到消息,匆匆赶来洛阳安排丧事。按照曹操的临终遗嘱,他死后要求归葬邺城。一个月后,由曹丕及群臣护棂,曹操的遗体从洛阳运抵邺城下葬。
这一天,邺城所有的城门大开,出葬的时间到了,只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中抬出了多具棺材,共有七十二具,曹操是下葬了,一个历史上的谜案也悬设下来。
真正的曹操陵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此后历代虽不断有人前来邺城探访,寻觅踪迹,但终无所获。正如后人的一首诗所云:
疑冢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
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
《磁县县志》上说:“曹操疑冢在漳河之北,形如小山,连绵不绝,凡七十有二,世传曹操置之。”这里分明是说,所谓曹操疑冢,是一代枭雄、诡谲而狡诈的曹操自己生前设下的。
宋朝时有个叫俞应符的人到邺城考察,曾有一个笨的设想,他说若将七十二个疑冢全部打开,其中必有一个是曹操的真墓,但元末文学家陶宗仪则认为,即使“尽发疑冢”,也不一定能找到曹操的真墓。事实也确实如此。所谓七十二疑冢,历代也多有被盗挖的事,却均非曹操之墓。1988年公布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曹操疑冢的调查表明,所谓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也就是说曹操设下的七十二疑冢,鹊巢鸠占,都被东魏、北齐等一干王公要人死后占去了,而曹操陵墓的确切之处,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仅是七十二疑冢,曹操临终前二年的《终令》和临终前的《遗令》,也叫古人和今人扑朔迷离。《终令》中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遗令》中又说他死后“……葬地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还说诸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置床帐,每月朔望向帐前作伎乐,也就是说要按时向他献歌献舞。这两篇属于临终遗言的文字,都提到了要葬他在西门豹祠西面的高地之上,并要求既不要封土,也不要栽树,不作任何标识。西门豹祠的西面是一片地势较高的广袤原野,但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又到何处去寻曹操的“西陵墓田”?
渔洋是一个村子,正在“西门豹祠西原上”,并为当年“西门渠”的渠首之处。渔洋村一带曾有殷商和汉魏文物出土。
我们先在村子里看了乡人龙振山老人创办的私家文物展览,一座小屋子里陈列着他几十年来收藏和捡拾的各个朝代的文物。老人告诉我们,就在渔洋村的“东北地”,曾发掘出后赵的一位叫鲁潜的官员的一块墓志铭,铭文中写到鲁墓在“故魏武帝(曹操)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不是连曹墓的具体方位也有了吗?可惜的是仅挖出了一块墓志铭,连鲁潜的墓也未找到,更不要说找曹操的墓了。渔洋村地处漳河边上,是历史上的“渔洋古渡”。想来历代漳河泛滥,频繁倒岸,到底这块墓志铭是从它处冲来的,还是鲁墓和曹墓(如果有的话)一古脑儿地都被漳河冲走,而只留下了这块墓志铭?又叫人难以揣度了。
北出渔洋村,我们去看漳河。村北既曾为渡口,果见有一道长堤迤逦东去,而漳河却北推到了离河堤两公里多远的地方。昔日的河滩早已变成了田地,小麦收罢,大片新种的玉米翻滚着绿波。我们在田垄小路上车行一段又步行一程,终于来到了漳河岸边。午后的天气,暑热难当。岸上有西瓜地,看瓜的老两口热情地让我们品瓜。我边吃瓜边看河,追昔念古,感思良多。今年北方多雨,漳河一改平日的清瘦和浑浊,水势倍增,浪卷千迭,浩荡东去。再流十多公里,它就又要流到沉埋在地下的古都邺城了。
站在渔洋渡,向东远望,我不由套改大诗人元好问的两句诗云: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邺城阅古今。

摘自:《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