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优酷视频播放收入:镇海老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7:45:58
镇海老屋 我在梦里见过我祖居地宁波镇海的老屋。
我并不出生在镇海,中年以前也无缘面识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像我这样在户口簿的籍贯栏目里填甲地,而在出生栏里却填乙地的人,如今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就生于上海,我的儿子北上生在了鞍山,到我孙子已生在了北京。报户口的时候,我儿子不假思索就给孩子写下籍贯“宁波”两字,我看了直发愣。
但实际上,我是非常重视我的祖居地的。我遇到浙江人就亲,虽然我不会打乡音。我查到王鲁彦、於梨华、唐、刘以鬯这些文学家是镇海人就高兴,觉得他们和我多了一层关系,可以说点悄悄话似的。老家的老屋,听长辈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地提起过。我父亲吴兆卿(文钊)生前自然和我多次谈起过。定居在多伦多的姑母徐吴彩云,晚清生的,今年97岁,仍健在,也对我提起“河里头”的村名,说家族外迁后留在那里的是我三叔祖父一家。至于这个村究竟在什么地方,她只说是“庄市”。庄市镇因香港船王包玉刚的关系而大名鼎鼎,几年前,由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所所长戴光中教授陪同,我去过一次,遍问当地人,没有人知道“河里头”吴家。当时并不存找到老屋的妄想,能找到村子就心愿已足。最后连村子也没能找着,仅在夕阳西照、惘然若失的情境下,在庄市镇桥上留了个影便匆匆离去了。另一个常说起老家的,是在无锡生活了一辈子的五叔祖父吴国。他数次与我这个长房长孙聊起宁波的事情。说是他的父亲即我曾祖父吴汉山,在宁波城内廿条桥的地方开了裱画店发家,又于江北开一分号由其长兄即我祖父吴国瑞掌管,然后,在镇海盖房子、辟祖坟。且有故事:我家老屋为本村第一幢楼房,刚建成时,偏巧邻家的儿子夭折,便认定是我们的新楼坏了他家的风水,打起了官司。这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话,陈芝麻烂谷子,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而已。
到了前几年,大连的堂叔吴文传来消息,说居然在无锡发现了一本我们的家谱,是在我堂兄吴福保手中。不久我利用到苏州开会的空当,专程跑到无锡去会亲戚,果然看到了这本由五叔祖父在1956年手抄的家谱。翻开第3页,是篇相当于序言的文字,原文无标点,不知是出于哪位先辈之手,或者便是五叔祖父亲自撰写吧。
第一段如下:
延陵望族,会于会稽之吾乡也。始祖禹仁公,脉传五裔:恭宽性敏惠五房。宽房成鹤公即汉山,弃文贾商,旅行于浙宁四明,营业鄞县城市中,开设古霞室笺纸装裱铺,历年四拾余载。时在民国元年,始创宅基于镇海东管乡即张家堰河里头地方,建筑房屋,附近土名田野张造寿域。
从这段家谱的文字,我知道了自己家族的真正根系。要说祖籍,第一是延陵,后来我弄清楚是在江苏丹阳和常州之间,现在还有这个镇名;第二是会稽,即绍兴;第三才是宁波和镇海。而且是先在宁波城中落户,再于镇海乡下建房筑坟的。建老屋的时间十分明确,是1912年,就是说我的姑母1907年是生在宁波城里,她的大弟即我的父亲才是出生在镇海老屋的。城里有店有房,还特意隆重地在乡下盖屋,把老人、女人、孩子安置妥当,好让经商的男人自动过起“两地生活”。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怪而又怪的事,可那时是中国人看重乡土的年代,城市至多是个临时栖息地,闹了归齐,人还得入乡入土为安。虽然一下子多出那么多的“祖籍”,但我总觉得延陵仿佛是史记时代的事,会稽是鲁迅的故乡我也不必跻身忝列了,说起老家还得是宁波,还得是镇海,因为镇海有老宅存在。从此以后,这个老屋就入我梦了:有的时候它好像是一幢刚刚披红放鞭上大梁的新屋(这是北方的盖房风俗,我不知道镇海是什么风俗),有的时候却是一副颓败的、摇摇欲坠的样子,或者是集新鲜、衰老于一身,模模糊糊,时隐时现。“东管乡”,“张家堰”,“河里头”,“田野张”,这些地名也从此融入了我的心中。
2003年6月中旬,我得到机会去了一趟宁波。6月19日,近年认识的朋友谢振声热心陪我去参观新命名的唐学校,后又去瞻仰唐老屋。谢在江北区政协工作,熟悉地方志的材料。宁波的江北区划,现今包括昔日镇海、慈溪的部分“疆域”,谢振声正要将我归到他的麾下,来证明我是今日江北区的臣民。离开唐老屋后,他突然变戏法一般取出早晨复印的镇海新老地名和地图资料给我看,让我找找老家的线索。
我坐在车里,翻弄一大堆纸张。当展开江北区甬江镇行政地图的时候,一眼看到镇的东北角上有“河里头”三个字,不禁大喜过望。原来解放后,此地“东管乡”、“张家堰”的名字都不存在了,但“河里头”仍有。庄市镇近在咫尺,那里的人何以不知道这个村名?谢振声认为,我的家乡只是个自然村,被归入一个更大的行政村叫“双桥”的里面,现在的年轻人自然就没有耳闻了。我想,“河里头”是个再通俗不过的名字,可以脱口叫出,怎能知道此“河里头”就是我的老家“河里头”,而不是彼“河里头”呢?关键是要按家谱证实这“河里头”在历史上曾经属于“东管乡张家堰”。我继续翻读材料,发现《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4年版)中的宋元明清民国以来镇海地名资料里,民国一节赫然有“东管乡”,乡下有“三都三图”,其中列出了“张家堰”。“三都三图”的“都”可能是元朝以来乡之下所设的行政单位,里面虽未列“河里头”,但从刚才甬江镇地图看到的“河里头”(双桥)分析,附近的“三官堂”、“老陈家庄”等老地名在“三都三图”里均与张家堰排在一起。还有“田洋张”的名字,我疑便是家谱所记祖坟所在地“田野张”。我让谢振声用本地音发“洋”和“野”字,果然极其近似。我意识到,这次我可能会跨入故乡的门槛了。
饭后,谢即陪我赴附近双桥。车子从路林开过去,连五分钟都不到。村子位于新的宁波大学和原宁波师范学院之间。大路进去不远便是村委会,由村支书潘信法接待,是个宽脸壮实的中年汉子,肚子已经腆出。据潘说,双桥的村头就叫河里头,他并不知道哪家姓吴,但很情愿帮我们去找。潘领我们一行去寻村中的老辈人,路上看见各家各户皆钉有蓝底白字门牌,写“双桥河里头×号”字样,俨然就是城市街道。我们敲开了曹财根家的门,曹老人今年85岁,颤颤巍巍,但神智清朗。他略想一想便说,现在村里已没有吴姓(与我在延陵看到一村一村都姓吴正好相反),不过记得以前有个叫“阿和”的人,姓吴,人戆兮兮的,有老房子卖给了别姓。“阿和”的名字好熟呵,似乎小时听到过,但我不敢贸然认定。我只请曹老人指示阿和的老房子在哪里。
跟了潘信法穿过田间小陌,来到了一座灰白色楼房前。我问自己:这是我家老屋吗?如果不是寻根的关系,我在任何地方见到这所房子,相信都会一瞥而去,留不下印象。我仔细端详它,只见此楼山墙的白灰剥落殆尽,楼前左右却加了两间水泥抹就的厢房,顶上相通,兼作二楼阳台。它显然经过历年的修缮,一时倒无法判定年龄。潘信法眼尖,他指着屋顶下露出的黑漆漆的木檩说:这是老屋。房主庄良智应声迎出门来,是位白发善良的老者。他称房子是阿和的女儿卖给他的,有房契。这时如能一看卖房人是否姓吴,是否我的堂姐或堂妹,谜底也就揭晓,但庄老人说房契不在身边。于是,我要找证据了。主人很客气地把我们一行人让进了老屋。入得屋内,发现与此楼的外观大不同,旧的木梁木柱十分显眼。自屋子后半部裸露的老楼梯拾级而上,楼梯吱吱哑哑叫起来,楼板晃动。潘用建筑专家的口气指着房顶说:梁椽倾斜,真是老屋。我问庄老人此房的年数,他答道村中原有裘姓前辈,曾称此屋是他8岁时起的,裘如活着应是百岁上下。我听此不免一震,因为九十几年的房龄正与家谱记载的1912年建屋相符合。这时我正下着楼梯,从楼窗窥到房后大片绿色的菜畦,就像冷丁想起来似地,问庄老人道:“这房子有什么故事没有?”他顺口说:“听老辈人讲,这屋楼盖好之后与后面一家人打过官司,说是破了风水。后来那家用两个水瓶挂起来做反光镜才算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村里的人很多都晓得。”至此,我已相信这就是我曾祖父手创的老屋了。老屋一下子与我亲近了万分,到了屋外不免左看右瞧,依依不舍。我单独给老屋的前脸后背照相,给它立了个家族档案。我又与庄老人在老屋前照相,和同行的人也照相留念。隔了两天还招来亲友再度与老屋留影,此是后话。
当日我们尽了兴,折回村委会楼上小坐。中间来了位女村民,谈起吴姓的房子她居然也能翻出碍风水、惹官司、悬瓶子等等陈年老账。我还发现办公室里挂了一大张当地的行政地图,在双桥的路北,明明白白写了“田野张”三个字,没有写成“田洋张”。一问之下,才知道这“田野张”今仍属镇海区。那就是说,我作为宁波人,具有了江北区和镇海区的双重籍贯身份(行政区域的一再划分给后人寻根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但徒唤奈何)。临走下村委会的台阶,猛然见到曹财根老人气喘吁吁赶来。他就是为了说他刚刚忆起的一句话,大老远兴致勃勃来找我的。他说:“想起来啦,阿和有个外甥女叫慕琴的,过去也住这房子。年龄不算小了,大概住在上海!”我一听“慕琴”二字,激动不已。因为“阿和”我还需要去证明,可这“慕琴阿姐”不需考证,她是小时候带我玩过的亲戚呀。那时,她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就住在我家,是个白白胖胖、打着极浓重乡音的少女。我的童年回忆终于印证了老屋的真确性。
之后,我在北京取出了家谱的复印件,翻到我三叔祖父吴国华“宽礼房”那页,其二儿子吴文链条下写有:“即立卿,民国拾四年乙丑闰四月初九日卯时,小名阿和。”阿和为我堂叔不假,其大姐董吴爱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二姐陈吴爱玲生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两位堂姑母的名字我小时都耳熟能详。爱玲姑母条下即写:“女陈慕瑾。”“瑾”和“琴”的发音,在宁波话和上海话里,是差不多的,故我一直以为是“慕琴”。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我在上海还见过这位姐姐,不白也不胖了。我寻到“慕瑾阿姐”的房子便是寻到了我梦中的老屋。
一个人的老家、老屋和根是什么呢?我想,老家、老屋,即祖上至少是曾祖父、祖父出生或生活过的地方。根,即是你最亲近的母语、饮食、起居、风俗、思考习惯,是和你丝丝相连、息息相关的那条“文化脐带”。生而能寻到我的百年老屋,我有福了。
我还想到,在城里开店还要到乡村扎根的先辈们,假如今日能听到我中午吃饭时所听到的那些乡镇干部的谈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午餐的席间摆着杜鳗、箭鱼、乌鱼蛋、炝蟹、海瓜子等道地的宁波菜,但众村长对菜都没有兴趣。他们的热门话题是农民对快速城市化的失落情绪。据他们反映,故乡的人们对获得城市居民的资格似乎非常迟疑。因为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他们并不能得到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待遇,如最低生活补助费宁波市民是二三百元,他们只有一百多,而要放弃的却是他们世世代代相依为命的土地和他们的老屋!在目前汹涌澎湃的都市吞并农村的大潮中,没有了老屋,如同丧失了具有历史(家史)意义的家园,是否意味着丧失了我们的过去呢?临离开河里头,我听说宁波师范学院已并入了宁波大学,而且前些时候已经在宁大和旧师院之间筑了一条贯通两个校区的大道,就从村前通过。看来,我的家乡迟早也是宁波大学的囊中之物了。我又一次体会到在“庄市”那次寻根之旅的怅惘情绪:人们啊,物质意义上的家园正处在无可挽回的消失之中,精神家园的坚守可要执着,可要永固呢。
摘自：《寻根》
我并不出生在镇海,中年以前也无缘面识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像我这样在户口簿的籍贯栏目里填甲地,而在出生栏里却填乙地的人,如今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就生于上海,我的儿子北上生在了鞍山,到我孙子已生在了北京。报户口的时候,我儿子不假思索就给孩子写下籍贯“宁波”两字,我看了直发愣。
但实际上,我是非常重视我的祖居地的。我遇到浙江人就亲,虽然我不会打乡音。我查到王鲁彦、於梨华、唐、刘以鬯这些文学家是镇海人就高兴,觉得他们和我多了一层关系,可以说点悄悄话似的。老家的老屋,听长辈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地提起过。我父亲吴兆卿(文钊)生前自然和我多次谈起过。定居在多伦多的姑母徐吴彩云,晚清生的,今年97岁,仍健在,也对我提起“河里头”的村名,说家族外迁后留在那里的是我三叔祖父一家。至于这个村究竟在什么地方,她只说是“庄市”。庄市镇因香港船王包玉刚的关系而大名鼎鼎,几年前,由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所所长戴光中教授陪同,我去过一次,遍问当地人,没有人知道“河里头”吴家。当时并不存找到老屋的妄想,能找到村子就心愿已足。最后连村子也没能找着,仅在夕阳西照、惘然若失的情境下,在庄市镇桥上留了个影便匆匆离去了。另一个常说起老家的,是在无锡生活了一辈子的五叔祖父吴国。他数次与我这个长房长孙聊起宁波的事情。说是他的父亲即我曾祖父吴汉山,在宁波城内廿条桥的地方开了裱画店发家,又于江北开一分号由其长兄即我祖父吴国瑞掌管,然后,在镇海盖房子、辟祖坟。且有故事:我家老屋为本村第一幢楼房,刚建成时,偏巧邻家的儿子夭折,便认定是我们的新楼坏了他家的风水,打起了官司。这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话,陈芝麻烂谷子,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而已。
到了前几年,大连的堂叔吴文传来消息,说居然在无锡发现了一本我们的家谱,是在我堂兄吴福保手中。不久我利用到苏州开会的空当,专程跑到无锡去会亲戚,果然看到了这本由五叔祖父在1956年手抄的家谱。翻开第3页,是篇相当于序言的文字,原文无标点,不知是出于哪位先辈之手,或者便是五叔祖父亲自撰写吧。
第一段如下:
延陵望族,会于会稽之吾乡也。始祖禹仁公,脉传五裔:恭宽性敏惠五房。宽房成鹤公即汉山,弃文贾商,旅行于浙宁四明,营业鄞县城市中,开设古霞室笺纸装裱铺,历年四拾余载。时在民国元年,始创宅基于镇海东管乡即张家堰河里头地方,建筑房屋,附近土名田野张造寿域。
从这段家谱的文字,我知道了自己家族的真正根系。要说祖籍,第一是延陵,后来我弄清楚是在江苏丹阳和常州之间,现在还有这个镇名;第二是会稽,即绍兴;第三才是宁波和镇海。而且是先在宁波城中落户,再于镇海乡下建房筑坟的。建老屋的时间十分明确,是1912年,就是说我的姑母1907年是生在宁波城里,她的大弟即我的父亲才是出生在镇海老屋的。城里有店有房,还特意隆重地在乡下盖屋,把老人、女人、孩子安置妥当,好让经商的男人自动过起“两地生活”。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是怪而又怪的事,可那时是中国人看重乡土的年代,城市至多是个临时栖息地,闹了归齐,人还得入乡入土为安。虽然一下子多出那么多的“祖籍”,但我总觉得延陵仿佛是史记时代的事,会稽是鲁迅的故乡我也不必跻身忝列了,说起老家还得是宁波,还得是镇海,因为镇海有老宅存在。从此以后,这个老屋就入我梦了:有的时候它好像是一幢刚刚披红放鞭上大梁的新屋(这是北方的盖房风俗,我不知道镇海是什么风俗),有的时候却是一副颓败的、摇摇欲坠的样子,或者是集新鲜、衰老于一身,模模糊糊,时隐时现。“东管乡”,“张家堰”,“河里头”,“田野张”,这些地名也从此融入了我的心中。
2003年6月中旬,我得到机会去了一趟宁波。6月19日,近年认识的朋友谢振声热心陪我去参观新命名的唐学校,后又去瞻仰唐老屋。谢在江北区政协工作,熟悉地方志的材料。宁波的江北区划,现今包括昔日镇海、慈溪的部分“疆域”,谢振声正要将我归到他的麾下,来证明我是今日江北区的臣民。离开唐老屋后,他突然变戏法一般取出早晨复印的镇海新老地名和地图资料给我看,让我找找老家的线索。
我坐在车里,翻弄一大堆纸张。当展开江北区甬江镇行政地图的时候,一眼看到镇的东北角上有“河里头”三个字,不禁大喜过望。原来解放后,此地“东管乡”、“张家堰”的名字都不存在了,但“河里头”仍有。庄市镇近在咫尺,那里的人何以不知道这个村名?谢振声认为,我的家乡只是个自然村,被归入一个更大的行政村叫“双桥”的里面,现在的年轻人自然就没有耳闻了。我想,“河里头”是个再通俗不过的名字,可以脱口叫出,怎能知道此“河里头”就是我的老家“河里头”,而不是彼“河里头”呢?关键是要按家谱证实这“河里头”在历史上曾经属于“东管乡张家堰”。我继续翻读材料,发现《镇海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4年版)中的宋元明清民国以来镇海地名资料里,民国一节赫然有“东管乡”,乡下有“三都三图”,其中列出了“张家堰”。“三都三图”的“都”可能是元朝以来乡之下所设的行政单位,里面虽未列“河里头”,但从刚才甬江镇地图看到的“河里头”(双桥)分析,附近的“三官堂”、“老陈家庄”等老地名在“三都三图”里均与张家堰排在一起。还有“田洋张”的名字,我疑便是家谱所记祖坟所在地“田野张”。我让谢振声用本地音发“洋”和“野”字,果然极其近似。我意识到,这次我可能会跨入故乡的门槛了。
饭后,谢即陪我赴附近双桥。车子从路林开过去,连五分钟都不到。村子位于新的宁波大学和原宁波师范学院之间。大路进去不远便是村委会,由村支书潘信法接待,是个宽脸壮实的中年汉子,肚子已经腆出。据潘说,双桥的村头就叫河里头,他并不知道哪家姓吴,但很情愿帮我们去找。潘领我们一行去寻村中的老辈人,路上看见各家各户皆钉有蓝底白字门牌,写“双桥河里头×号”字样,俨然就是城市街道。我们敲开了曹财根家的门,曹老人今年85岁,颤颤巍巍,但神智清朗。他略想一想便说,现在村里已没有吴姓(与我在延陵看到一村一村都姓吴正好相反),不过记得以前有个叫“阿和”的人,姓吴,人戆兮兮的,有老房子卖给了别姓。“阿和”的名字好熟呵,似乎小时听到过,但我不敢贸然认定。我只请曹老人指示阿和的老房子在哪里。
跟了潘信法穿过田间小陌,来到了一座灰白色楼房前。我问自己:这是我家老屋吗?如果不是寻根的关系,我在任何地方见到这所房子,相信都会一瞥而去,留不下印象。我仔细端详它,只见此楼山墙的白灰剥落殆尽,楼前左右却加了两间水泥抹就的厢房,顶上相通,兼作二楼阳台。它显然经过历年的修缮,一时倒无法判定年龄。潘信法眼尖,他指着屋顶下露出的黑漆漆的木檩说:这是老屋。房主庄良智应声迎出门来,是位白发善良的老者。他称房子是阿和的女儿卖给他的,有房契。这时如能一看卖房人是否姓吴,是否我的堂姐或堂妹,谜底也就揭晓,但庄老人说房契不在身边。于是,我要找证据了。主人很客气地把我们一行人让进了老屋。入得屋内,发现与此楼的外观大不同,旧的木梁木柱十分显眼。自屋子后半部裸露的老楼梯拾级而上,楼梯吱吱哑哑叫起来,楼板晃动。潘用建筑专家的口气指着房顶说:梁椽倾斜,真是老屋。我问庄老人此房的年数,他答道村中原有裘姓前辈,曾称此屋是他8岁时起的,裘如活着应是百岁上下。我听此不免一震,因为九十几年的房龄正与家谱记载的1912年建屋相符合。这时我正下着楼梯,从楼窗窥到房后大片绿色的菜畦,就像冷丁想起来似地,问庄老人道:“这房子有什么故事没有?”他顺口说:“听老辈人讲,这屋楼盖好之后与后面一家人打过官司,说是破了风水。后来那家用两个水瓶挂起来做反光镜才算解决了问题。这件事情,村里的人很多都晓得。”至此,我已相信这就是我曾祖父手创的老屋了。老屋一下子与我亲近了万分,到了屋外不免左看右瞧,依依不舍。我单独给老屋的前脸后背照相,给它立了个家族档案。我又与庄老人在老屋前照相,和同行的人也照相留念。隔了两天还招来亲友再度与老屋留影,此是后话。
当日我们尽了兴,折回村委会楼上小坐。中间来了位女村民,谈起吴姓的房子她居然也能翻出碍风水、惹官司、悬瓶子等等陈年老账。我还发现办公室里挂了一大张当地的行政地图,在双桥的路北,明明白白写了“田野张”三个字,没有写成“田洋张”。一问之下,才知道这“田野张”今仍属镇海区。那就是说,我作为宁波人,具有了江北区和镇海区的双重籍贯身份(行政区域的一再划分给后人寻根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但徒唤奈何)。临走下村委会的台阶,猛然见到曹财根老人气喘吁吁赶来。他就是为了说他刚刚忆起的一句话,大老远兴致勃勃来找我的。他说:“想起来啦,阿和有个外甥女叫慕琴的,过去也住这房子。年龄不算小了,大概住在上海!”我一听“慕琴”二字,激动不已。因为“阿和”我还需要去证明,可这“慕琴阿姐”不需考证,她是小时候带我玩过的亲戚呀。那时,她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就住在我家,是个白白胖胖、打着极浓重乡音的少女。我的童年回忆终于印证了老屋的真确性。
之后,我在北京取出了家谱的复印件,翻到我三叔祖父吴国华“宽礼房”那页,其二儿子吴文链条下写有:“即立卿,民国拾四年乙丑闰四月初九日卯时,小名阿和。”阿和为我堂叔不假,其大姐董吴爱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二姐陈吴爱玲生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两位堂姑母的名字我小时都耳熟能详。爱玲姑母条下即写:“女陈慕瑾。”“瑾”和“琴”的发音,在宁波话和上海话里,是差不多的,故我一直以为是“慕琴”。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我在上海还见过这位姐姐,不白也不胖了。我寻到“慕瑾阿姐”的房子便是寻到了我梦中的老屋。
一个人的老家、老屋和根是什么呢?我想,老家、老屋,即祖上至少是曾祖父、祖父出生或生活过的地方。根,即是你最亲近的母语、饮食、起居、风俗、思考习惯,是和你丝丝相连、息息相关的那条“文化脐带”。生而能寻到我的百年老屋,我有福了。
我还想到,在城里开店还要到乡村扎根的先辈们,假如今日能听到我中午吃饭时所听到的那些乡镇干部的谈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午餐的席间摆着杜鳗、箭鱼、乌鱼蛋、炝蟹、海瓜子等道地的宁波菜,但众村长对菜都没有兴趣。他们的热门话题是农民对快速城市化的失落情绪。据他们反映,故乡的人们对获得城市居民的资格似乎非常迟疑。因为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他们并不能得到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待遇,如最低生活补助费宁波市民是二三百元,他们只有一百多,而要放弃的却是他们世世代代相依为命的土地和他们的老屋!在目前汹涌澎湃的都市吞并农村的大潮中,没有了老屋,如同丧失了具有历史(家史)意义的家园,是否意味着丧失了我们的过去呢?临离开河里头,我听说宁波师范学院已并入了宁波大学,而且前些时候已经在宁大和旧师院之间筑了一条贯通两个校区的大道,就从村前通过。看来,我的家乡迟早也是宁波大学的囊中之物了。我又一次体会到在“庄市”那次寻根之旅的怅惘情绪:人们啊,物质意义上的家园正处在无可挽回的消失之中,精神家园的坚守可要执着,可要永固呢。
摘自：《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