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 驭势科技:陈仁德：全县爆发了一场围攻知青的运动战(2)

陈仁德：全县爆发了一场围攻知青的运动战(2)

发布时间:2011-11-03 14:44 作者:陈仁德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39次 　　2001年春节，我和杨秀维曾先龙等再次来到马儿坟前凭吊。32年过去了，马儿坟前的树已又粗又高，砌坟的乱石已风化成沙砾，蓬乱的野草在寒风中摇曳着。我们在坟前静静地肃立，谁也没有说话。秀维点燃了鞭炮，劈劈叭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山谷里回响，灰蒙蒙的硝烟久久地萦绕在马儿荒凉的坟头。我在坟头再次拜托黄老先生看好坟墓，此时的黄老先生也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2010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黄学楷老先生打来电话，说是由于修建公路之需，马儿坟即将被毁，他受我之托看照多年，现在已经无力保护了，希望我接到电话后立即想办法。我想，马儿坟虽然不是什么值得保护的东西，但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当年他死得那么惨，难道三十多年后还要掘墓抛尸，让他再受一次伤害。我立即给杨秀维去电话，我知道不久前一些重庆老知青刚成立了一个知青公会，创办了《知青杂志》，还打电话向我约稿，知青公会不是正好出面管这件事吗。几天后秀维回电话说，知青公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实力，无法管这些事，没有办法，只有任之了。我不禁仰天长叹。此后马儿坟到底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也无能为力了。 　　7、全县爆发了一场围攻知青的运动战 　　马儿事件其实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头一天，黄天勇等人就掌握了马儿和猴儿到鸡公家串门的情报，早已暗暗串联了附近村社的农民，全部准备好器械，只等吹角为号，就一起高喊“捉特务”杀向大云4队。这一切惟独瞒着4队的人，是怕走漏消息跑了马儿他们，所以当第二天黄天勇带队冲向4队时，黄新云还蒙在鼓里，问“特务在哪里？”黄天勇回答说：“ 就在你们这里！”从黄天勇的回答可以推定，他们早就知道马儿等人在这里，一切都早就准备好了，只等下手。 　　黄天勇虽然对马儿下手狠毒，可是那天他却保护了自己队上的知青王信年。那天早上，黄天勇特地找到王信年，告诫他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家里呆着。要不是黄天勇的保护，王信年那天也很难逃脱厄运。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黄天勇等人的行动确是早有预谋的。 　　马儿等人被群殴时，整个显周乃至整个后乡都发生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知青事件，到处都是吹牛角或者竹筒的声音，到处高喊捉特务，到处都群殴知青。 　　重庆知青曾先龙插队显周公社安乐1队，那里离马儿惨死的大云四队只有几里路。8月11日那天早上，曾先龙准备出门去赶场，一向很温厚的生产队长忽然很严肃地拦住曾先龙，就像黄天勇告诫王信年一样，叫他今天哪里也别去，就在家里呆着。曾先龙感到莫名其妙，坚持要去赶场。队长一反常态，不由分说把曾先龙推进生产队的保管室反锁起来。曾先龙被关在保管室里十分纳闷，正百思不得其解时，忽听见保管室后边的大路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伴着激昂的喧哗声，其中一个声音说：“这院子里有个知青叫曾先龙，我们先去打死他！”说着一大群人就涌进院子来。这时生产队长迎上前去说：“曾先龙没有在家，出去了。”那些人就拉着队伍很失望地离开了。曾先龙躲在保管室里吓出一身冷汗，事后他说：“要是没有队长保护，我那天说不定和马儿一样下场。”事实上，那伙人离开安乐大队后就杀到了大云4队。曾先龙后来任忠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成了文物考古专家，与我关系甚笃，为几十年间不可多得的朋友。这段经历是他亲口所述。 　　插队显周师联5队的知青刘作舟是重庆11中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酷爱物理，要是文革迟来几天他就上大学了。他在知青群体中算最“高龄”的，比起初中一年级的马儿，他高出五个年级，下乡时就已经21岁了，所以他绝不会像马儿那样不懂事。他从不惹是生非，一直在村里老老实实地劳动。8月11那天，他到11中校友、插队师联4队的知青陈以其那里串门。那天天气炎热，他二人正在院子里光着膀子乘凉，忽然外面杀声震天，冲进一群手执器械怒气冲冲的农民，为首一个高举着亮闪闪明晃晃的“坡刀”。坡刀是用于铲草的，有些像古代的朴刀，四尺长的刀柄，一尺长四寸宽的刀锋，刀背略弯，使用时人站在田坎上居高临下往下砍，把田坎背上的杂草连着泥土像切豆腐似的削去，很是惬意，由于经常使用，刀锋都很锋利。 　　刘作舟戴着眼镜，看不大清楚，等到看清楚时农民们已经冲到眼前。为首那位高举起坡刀劈头砍下，刘作舟举起右手去挡，只听见扑哧一声，右手从虎口处砍下，大拇指和另外四个手指裂为两块，半个手掌翻向一边软软地耷拉下去，还剩一点皮肉连着。 　　那个手执坡刀的人杀得兴起，转身又挥刀向陈以其砍去。陈以其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把长长的坡刀已经嚓的一声砍进他的右手臂，骨头马上就露出来了，手臂上厚厚的肉全部翻开。他倒到地上，坡刀又砍进他大腿，血直喷。这些都发生在一瞬间，等到院子里的社员们来劝解时，刘作舟陈以其已经满身鲜血淋漓。 　　刘作舟陈以其都是在农村表现很好的安分守己的知青，那些打手杀红了眼，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知青就不放过。当天，刘作舟陈以其二人被抬往拔山医院，随后又火速转到重庆治疗。刘作舟经过抢救，右手留住了，但手指功能从此严重退化，握合能力很差，好在经过长期恢复训练后，右手能够勉强握住电烙铁。刘作舟视无线电为生命，天天都要使用电烙铁。他伸出并不灵活的伤痕赫然的右手说：“只要还能够拿住电烙铁我就不怕”。知青返城后，刘作舟是重庆广益中学的物理老师，2008年不幸死于癌症。 　　鸡公－－万启福也于2008年死于癌症。 　　2005年7月30日，我在重庆杨家坪见到了年已54岁的陈以其，他撩起衣袖和裤腿，38年前的累累伤痕如同指头粗细，依然疙疙瘩瘩地凸起，清晰可见，触目惊心。 　　师联4队离马儿惨死的大云4队相距10馀里，可见当天的战线之长，战场之广，而这仅仅是当时的区区一角而已。在那个时段，全县都爆发了围攻知青的运动战。黄金公社、绍溪公社、黄钦公社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殴知青事件。我的朋友、落户绍溪太平大队的谢崇华与同大队的重庆知青谭思亮等八人被围在一个地坝里打得头破血流，谭思亮的脑袋被一根尖利的錾子刺穿。与马儿差不多同时惨死的还有黄钦公社知青陈斯伦。17岁的英俊少年陈斯伦被潮水般的农民围堵，不得已躲进公社诊所的楼上，疯狂的打手们爬上屋顶揭开屋瓦，把鸟枪伸进去朝着他开枪，他当即毙命。闻讯赶来的知青们抬着他的尸体来到县城游行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我正好从复兴公社赶回县城，目睹了这一感天动地的场面。知青们从全县各地乡下汇集到城里，大约有千人之众。陈斯伦的母亲和姐姐也从重庆赶来了。知青们从印刷厂找来白色的边角纸条，洒满了大街小巷，又在大礼堂楼下布置了灵堂。陈斯伦的遗体用冰砖冷冻着，供人们凭吊，他头上的枪伤明显，面部淤血青紫成斑惨不忍睹。傍晚时分，数百个女知青在广场上放声痛哭，泪流成河，哭声凄婉撕心裂肺，汇在一起如同浪涛汹涌，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面对此情此景，未有不动容者。在强大的压力下，县上同意在大礼堂召开了陈斯伦的追悼会，我作为知青的一员参加了追悼会。会上，陈斯伦年约40左右的母亲泣不成声，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同时也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要求广大知青“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 　　8、这一切到底是谁之过？ 　　显周乃至忠县广大农村所发生的痛打知青的运动，其实是县上有意部署的一场所谓“打击流氓阿飞”的运动，如果没有统一部署，很难想象如同散沙的农民们会在同一时间高度的组织起来开展大规模的行动。县上的初衷只是想“打击”一下，完全没想到会造成如此惊天血案。 　　马儿案发生时，我还在复兴公社插队，复兴公社也按照县上的指示部署了“打击流氓阿飞”的运动，并层层传达到了生产队。我所在的水坪6队是由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家住但家冲的刘宗信组织社员大会传达的，我清楚记得刘宗信在会上讲：“公社布置了，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好木棒，像这么长的木棒。见到流氓阿飞就打！”他在说这么长时还双手比划了一下。我们插队那一带知青惹是生非的不多，所以最终没有酿成大规模的痛打知青悲剧。 　　而在后乡就不同了，知青惹祸的事时有传闻。一些知青到处惹是生非偷鸡摸狗甚至无恶不作，激怒了广大农民群众，最后矛盾激化，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最著名的是发生在三汇公社的“六三事件”。1969年6月3日，一群知青在三汇场上撒野，出手打人行凶，扰乱市场。当时正值三汇赶场，赶场的农民人山人海，人们惊恐万状，相互践踏，鸡飞狗跳。这伙知青野性难驯，竟然冲进供销社打破大酒缸。三汇场如同经历匪患，凌乱不堪。知青们玩得兴起，又赶往20里外的金龙公社，抢走公社的火枪，一路胡作非为，农民望而掩门，避之唯恐不及。此事后来被严肃追究，为首者被判刑入狱。 　　那些知青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成了革命小将，他们共同的名字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简称红卫兵。他们如同天兵天将，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把社会闹了个底朝天。那时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可以任意地侮辱所有当权派以及所有的黑五类。正是由于他们过于疯狂燃烧的激情，才使毛泽东顺利地实现了打倒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政治目的。那时的中学生成了政治舞台上冲锋陷阵的主要群体，其社会地位显赫不可动摇。谁知仅仅才红火了两年，所有中学生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抛弃到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去接受那些他们从来看不起的农民的再教育。从相对条件优裕的城市一下到了荒凉贫穷的农村，从天兵天将一下变为农民，犹如突然从云峰上跌落下来，其心理落差岂可言喻。在此情况下，一些知青便自暴自弃，好逸恶劳，甚至为非作歹制造事端，而农民则是无辜的受害者。那时农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集体生产的粮食除了上缴国库外，自留部分根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对于那些只会分粮食却不会干农活的城市知青，农民当然心存不满，只是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接受而已，而怨恨之情早在心中扎下了根，一旦有机会就要宣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双方都充满了怨气，怨气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终于引爆。 　　马儿到显周时，并没有因为环境和身份的改变而完成角色转换，思想还停留在文革的打砸抢氛围中，身上还保留着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习气，说穿了就是痞子气，因为红卫兵运动的实质就是痞子运动。显周不少老乡向我讲了一大堆马儿的劣迹。 　　有一件流传很广的事是，一天晚上，月明星稀，马儿和几个知青在大云水库边乘凉，大云水库位于大云5队，就在大云包的山下。这时有十来个新立公社双福大队的农民扛着从几十里外的精华山上砍回的树子经过水库，马儿大喝一声拦住他们，知青们一拥而上把树子全抢了。夜色中农民们不知道四周有多少知青，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命。双福7队的农民肖本全慌不择路，跑到大云包上，钻进黄天雪老师家的猪圈里躲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黄新云看见他时，他还发抖。 　　农民手中的树子是来自不易的。经过大炼钢铁后，树木砍伐殆尽，农民用材非常困难。离显周数十里的精华山上还保留着部分森林，但已经封山育林，由林场管理着不能砍伐，违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逼着迫切需要木材的农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护林员进山盗伐。这是一件非常艰难风险极大的事。进山盗伐的农民必须在天亮前出门，翻山越岭几十里，进入密林里藏起来，等到安全的时候才动手砍伐，然后在林子里等到傍晚时才悄悄下山。一根树子少说有百多斤，扛着树子穿越深山密林走过悬崖峭壁，是很辛苦的事。经过一天担惊受怕挨冻受饿劳累已极，在就要回到家门口时，树子却被抢走，其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由于自己知道盗伐是非法行为，所以当马儿拦路抢夺时也不敢据理力争，只有自认晦气。 　　马儿的本意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抢夺，充其量就是恶作剧，闹着好玩。他还有一个威胁人的理由，就是不准盗伐国家林木。他年幼无知瞧不起农民，没有把农民放在眼里，更不知道这样会使人家受到伤害。人家辛辛苦苦扛回的树子，马儿像开玩笑一样，转手用一两元钱的低价就出卖了，可见他真是闹着玩，并不是以占有财富为目的。 　　那时知青生活艰苦，营养极差，到处都有偷鸡的事情发生。忠县农村千百年来的养鸡方式都是把鸡圈修在室外，由于知青偷鸡成风，农民们被逼着把鸡圈搬进了室内，从此流传千百年的养鸡方式彻底消失。马儿毫不例外，一定也有过多次偷鸡的记录，或者即使不是他，后来也算到了他头上。 　　马儿和鸡公更多的是欺负地主富农，他们把这当成阶级斗争来搞。地主富农家的南瓜茄子还没有长大，他们就摘来扔了。在大云5队，据说他们硬要国民党旧人员黄正栋的闺女给他们洗澡。 　　这一切，都使马儿一步步地走向了地狱。当忍无可忍的农民组织起来后，真的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吞噬一个马儿只是小菜一碟。 　　但是如果深究原因，就应该归结到当时的政治制度上。如果没有红卫兵运动，马儿就不会染上一身痞气；如果没有知青下乡运动，马儿就不会伤害农民的感情。反过来说，朴实本分的农民们如果不是感情被伤害，也不会变得那样暴虐凶残。 　　县上后来处理了打死马儿案，将黄天勇作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绳之以法，判处五年徒刑。黄天勇刑满后回家成亲，生了两个儿子，不幸老婆身患癌症，因家庭贫困债台高筑，两个儿子无法找对象，老婆在贫病中死去，黄天勇忧愤成疾，患精神病多年，今已70多岁，到我写作此文时依然晚景凄凉。 　　（本文初稿完成后由当事人黄天雪杨秀维认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又请黄新云重新讲述了当时的详细经过，我据以进行了全面修订，庶几接近事实真相。在此谨向黄天雪杨秀维黄新云致谢。） 　　2011年9月5日 重阳 初稿 　　2011年10月27日修订
来源: 民间历史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