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大兴野生动物园打熊:从范进中举到“救救孩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1:11:45
从范进中举到“救救孩子”
www.hexun.com 【2005.09.09 10:16】新京报/杨东平
杨东平：我们熟悉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如果和当下不时发生的父母为学习而打死亲子，孩子为厌学而杀害双亲的惨剧相比，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我们今天教育的“现代性”？
在经历了20世纪的文化激进主 义之后，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抱有更为平和、宽厚的心态。作为古代社会的轴心制度，科举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不同侧面。它最重要的价值，是通过统一考试制度，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了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分配社会地位的知识优先的准则，可以说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极高的教育期望，成为儒教社会特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面貌。
“政教合一”的科举
和任何古老的传统一样，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制也是长短互见、优劣并存的。
我认为，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其价值主要是正面的。西方社会的文官制度、我国目前的统一高考，都是对这一制度的借鉴继承。但科举制不仅是一种制度，它的“指挥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学什么、怎样教和怎样学这样的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教育文化。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合一，赋予教育极强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求学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助长了“读书做官”的价值和实用态度。定于一尊，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考试，形成手脑分离、劳心与劳力脱离、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师道尊严、死记硬背、考试至上之类的弊端。它成为五四新教育、建国后的教育革命批判、改造的主要对象。
尽管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传统文化和教育几无地位；但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并不会真的在政治批判和社会运动中销声匿迹。在1977年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之后，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从那时起，持续多年的对传统教育警惕和批判改造，伴随着文革结束而中止了。我们重新被纳入以升学为目的、为考试而教育的炽烈的竞争。
它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在90年代被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清晰地显示了科举教育的文化遗留，我称之为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
从范进中举到“救救孩子”
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多媒体的时代，教学大楼豪华光鲜，教育硬件日新月异；但不难看到，学校教育的“软件”还是相当陈旧的。传统教育文化中那些最坏的东西，如教育与生活相脱离、理论脱离实际、死记硬背、唯书唯上、教条主义、洋八股等等，仍然是基本而普遍的现实。关于科举教育之戕害生命，我们熟悉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如果和当下不时发生的父母为学习而打死亲子，孩子为厌学而杀害双亲的惨剧相比，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我们今天教育的“现代性”？
制度和文化是相辅相生的，或者说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很大程度源于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围绕高考制度是否应该改、能不能改和怎样改，主管部门和专家意见纷纭。
超越技术层面的具体方案，首先有一个文化态度的问题。在破除了对传统简单否定的粗暴态度之后，上世纪80年代新儒家提出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具有高度价值，因为未经改造转化的传统不会自动成为现代化的资源。对于今天的教育而言，这一任务尤为重要，“救救孩子”的呼声与100年前同样紧迫。五四时期即提出的民族新文化重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补上的一课。教育制度改革刻不容缓，高考制度改革应该列入日程。
传统与批判传统同样重要
需要认识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的大传统；还有一个晚近的传统———五四教育文化的小传统。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不仅需要追赶和前瞻，而且需要回顾，需要重温并接续我们这两个伟大的传统。我同意这种观点：对于文化的发展和创造，强大的传统是可贵的，给我们可以归依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反传统也是不可缺少的，给我们批判和创新的力量。“关键在于，无论对于几千年的传统，还是对传统的批判，都不能让其中断。我们应以开放的心灵来容纳它、综合它，让传统的批判成为我们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对科举制和科举教育文化，也应当如是视之。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www.hexun.com 【2005.09.09 10:16】新京报/杨东平
杨东平：我们熟悉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如果和当下不时发生的父母为学习而打死亲子，孩子为厌学而杀害双亲的惨剧相比，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我们今天教育的“现代性”？
在经历了20世纪的文化激进主 义之后，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抱有更为平和、宽厚的心态。作为古代社会的轴心制度，科举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不同侧面。它最重要的价值，是通过统一考试制度，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了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分配社会地位的知识优先的准则，可以说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极高的教育期望，成为儒教社会特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面貌。
“政教合一”的科举
和任何古老的传统一样，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制也是长短互见、优劣并存的。
我认为，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其价值主要是正面的。西方社会的文官制度、我国目前的统一高考，都是对这一制度的借鉴继承。但科举制不仅是一种制度，它的“指挥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学什么、怎样教和怎样学这样的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教育文化。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合一，赋予教育极强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求学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助长了“读书做官”的价值和实用态度。定于一尊，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考试，形成手脑分离、劳心与劳力脱离、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师道尊严、死记硬背、考试至上之类的弊端。它成为五四新教育、建国后的教育革命批判、改造的主要对象。
尽管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传统文化和教育几无地位；但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并不会真的在政治批判和社会运动中销声匿迹。在1977年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之后，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从那时起，持续多年的对传统教育警惕和批判改造，伴随着文革结束而中止了。我们重新被纳入以升学为目的、为考试而教育的炽烈的竞争。
它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在90年代被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清晰地显示了科举教育的文化遗留，我称之为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
从范进中举到“救救孩子”
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多媒体的时代，教学大楼豪华光鲜，教育硬件日新月异；但不难看到，学校教育的“软件”还是相当陈旧的。传统教育文化中那些最坏的东西，如教育与生活相脱离、理论脱离实际、死记硬背、唯书唯上、教条主义、洋八股等等，仍然是基本而普遍的现实。关于科举教育之戕害生命，我们熟悉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如果和当下不时发生的父母为学习而打死亲子，孩子为厌学而杀害双亲的惨剧相比，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我们今天教育的“现代性”？
制度和文化是相辅相生的，或者说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很大程度源于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围绕高考制度是否应该改、能不能改和怎样改，主管部门和专家意见纷纭。
超越技术层面的具体方案，首先有一个文化态度的问题。在破除了对传统简单否定的粗暴态度之后，上世纪80年代新儒家提出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具有高度价值，因为未经改造转化的传统不会自动成为现代化的资源。对于今天的教育而言，这一任务尤为重要，“救救孩子”的呼声与100年前同样紧迫。五四时期即提出的民族新文化重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补上的一课。教育制度改革刻不容缓，高考制度改革应该列入日程。
传统与批判传统同样重要
需要认识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的大传统；还有一个晚近的传统———五四教育文化的小传统。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不仅需要追赶和前瞻，而且需要回顾，需要重温并接续我们这两个伟大的传统。我同意这种观点：对于文化的发展和创造，强大的传统是可贵的，给我们可以归依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反传统也是不可缺少的，给我们批判和创新的力量。“关键在于，无论对于几千年的传统，还是对传统的批判，都不能让其中断。我们应以开放的心灵来容纳它、综合它，让传统的批判成为我们伟大传统的一部分。”对科举制和科举教育文化，也应当如是视之。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