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女再嫁免费全文阅读:学者萧功秦:从大历史角度看当代中国大转型2

清王朝应对现代化挑战的失败

南方都市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

萧功秦：对。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大概150年的时间内，中国进行现代化应对大概经历了6个阶段，我把它总结为六次政治选择。一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标明这一专制化运动的失败。二是从1911—1913年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1949年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就是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我把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要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这六种政治选择过程。

南方都市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萧功秦：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社会政治组织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如此。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洋务运动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中国人自己，而是取决于日本是否比中国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起飞。中国不得不过早地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摊牌。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南方都市报：戊戌变法。

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南方都市报：这是严复当年对康有为的评价。

萧功秦：对。那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

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因为它的合法性受到极大挑战的统治者，它想用真诚的改革来挽回威望，但为时已晚。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

南方都市报：在外部压力和内部人才匮乏的条件下，这一轮的应对算是失败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当时也差不多与中国同时期进行的维新运动，但却成功了。

萧功秦：这个问题美国的学者赖肖尔曾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日本当时有两百多个四分五裂的藩，在形态和结构上都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在应对挑战中，它们有多个试错主体，能对外部的挑战和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反应。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末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选择的路径有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话，需要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来集中资源应对复杂的形式，在政治稳定条件下，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进实业，发展教育，最合适的形式就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形式。日本的明治维新、彼得大帝，俾斯麦的改革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然而，中国却走了一条南辕北辙的路，清末新政一开始也是采用集权模式，但1905年后，因为日俄战争，中国的士绅阶层当中，包括知识分子、官僚权贵阶层都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共识。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打败俄国，是因为立宪政治打败了专制政治，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学日本立宪。然而，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日本并不是真正的立宪，立宪只是文饰其开明专制的一个符号，（日本人自己说他们是“伪立宪的开明专制”）中国人从学日本钦定立宪起，却不自觉地走向了英国的分权立宪。这种立宪就是一种分权模式，权力分散，地方自制。其结果就是，这种权力分散模式就使得大量的士绅阶层突然地通过立宪而涌入政治场所，这就形成了一种政治参与极度膨胀。于是，专制下压抑多年的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在合法的平台上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诉求在长远来讲都是合理的，但在短期里面根本无法实现，形成了一种失控状态，政府满足不了这些政治诉求，士绅们就就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大，最后这部分群体就转变成革命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