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孙中山以革命安身立命

　

 

　　孙中山  以革命安身立命

　　本刊编辑部

　　1891年，康有为借邱氏书室开万木草堂；1917年，孙中山征广东士敏土(水泥)厂建大元帅府；1926年，毛泽东在番禺学宫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如今万木草堂和农讲所的旧址都在一条路上——中山四路。

　　孙中山，一个以革命安身立命的人，连接起了两段历史。

　　他尝试进入政府，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对好友陈少白说，“我们革命有两条路，一是中央革命，二是地方革命。相比地方革命，实行中央革命事半功倍。”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开始了长达30年的“地方革命”。

　　他尝试和改良派合作。康有为始终不肯跟他见面，甚至说，孙某如欲订交，要先递上门生帖拜师。在日本他曾和梁启超把臂言欢、抵足而谈；梁去檀香山他还给哥哥写了介绍信。兴中会海外的人力和财源，后来却被康梁的保皇会截夺。

　　他尝试联合会党，鼓动华侨。据说，惠州起义最初的参加者，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三分之二是三合会员。1900年以前，他的革命基础，在国外是华侨，在国内是会党，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他自己的表述则是：“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他尝试和外国人合作。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他曾向法国人提议：如果他们能通过越南为广西起义者运送军械，他将在那里建立革命政府，向广东挺进，进而威胁湖南、福建，迫使这些省份参加或承认一个华南联邦共和国；他也曾和香港总督卜力谋划说服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推动两广独立。

　　陈少白说，“孙先生在那时候(第一次逃亡日本)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谢缵泰说，“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

　　请看，中山樵、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嘉诺、艾斯高野、阿罗哈……这一长串化名，都是革命的遗产。

　　这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

　　按照他自己的计算，他失败了10次。国民对于他的印象，则从乱臣贼子，更新为革命元首。

　　有学者曾计算，他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旅行、活动和生活过。即使不算漫漫旅途上消耗的时光，也有31年在异国他乡度过——其中，亚洲21年零10个月(香港8年零9个月，澳门5个月，日本7年零10个月，南洋3年零10个月)，美洲9年零1个月(檀香山7年，美国大陆近两年，加拿大3个月)，欧洲1年零8个月(英、法、德、比等国)。只算流亡的时间，超过18年(包括民国后)。

　　算上“革命言论之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致力革命凡四十年”；而他在民国建立后虽四度执政，却总共只有四年多，而且多数时候只能算是南方的“盟主”，有时甚至掌控广东一省都危机四伏。

　　他当了3个月临时大总统，为和平创立民国让位给袁世凯；他当了9个月海陆军大元帅，被实力派军阀排挤出局；他当了14个月非常大总统，被自己下属的下属围攻总统府；最后，他又当了25个月大元帅，却在争取国家统一、独立的旅途上，溘然长逝。

　　他留下了三民主义的思想资源：民族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五权分立为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他也留下了当年看来不切实际，如今却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建国大纲》。1913年，他立下了为中国建设10万公里铁路的雄心壮志；201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他已认定——“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

　　可惜他壮志未酬。

　　他曾提醒国人，不要惑于“知易行难”的旧说，“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

　　如今，我们称他为革命的先行者。

　　1929年4月27日，孙中山去世4年之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傅孟真(傅斯年)说，“孙中山……比我们陈旧得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

　　胡适在后面加了一句：孟真此论甚中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孙逸仙君与袁慰亭君

　　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称他“北京袁总理”。此前革命军和袁世凯曾有密约：若劝动清室退位，即举袁为大总统。因此他对孙中山就任很不高兴，回电称他“孙逸仙君”，表示“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再复电，就称他“袁慰亭君”了。

　　1911年10月11日晚，孙中山来到美国丹佛市。十几天前，他在路上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因事先托运了行李，密电码本不在身边，这时才有机会译出电文：“居正由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他本想回电说，现在没法弄到钱，先不要动。因为旅途劳顿、思虑纷乱，决定先睡一觉，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11点，他去旅馆餐厅吃饭，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武昌已为革命党占领！

　　如果立刻动身，二十多天后他就能回到中国参战。他首先想到的却是阻断外国对清政府的借款。密会美国国务卿的请求石沉大海之后，他又去了英国和法国。

　　兜了一大圈，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来到上海。第二天为他接风时，黄兴等人在席间密商推他为总统，分头去向(起义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各省代表示意。计议已定，先在《民立报》“唤起舆论”。晚上同盟会重要干部在孙中山寓所开会。孙主张采总统制，宋教仁主张用内阁制，黄兴劝他也不听。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差一点不欢而散。

　　12月29日，《民立报》刊登“转孙中山先生鉴”：“今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先生当选，乞即日移驾来宁，组织临时政府……”

　　当天，孙中山向袁世凯致电：“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两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争取袁世凯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备战，他开始了紧张的筹款。

　　1月8日，他批准发行军需公债1万万元，但发行后只售出七百多万。

　　1月26日，他致电广东，表示“合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想以抵押广东铁路的办法借外债，未果。同日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公司股本中日各半”，“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英文本作“购买武器军火”)之需”。《借款合同要点》声明，中华民国若对外国出让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予三井(签署合同之日方公司)。

　　2月12日，清帝退位。

　　次日，孙中山辞职，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但他提出3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治章程。

　　临时约法3月8日才通过，11日公布。为了防止袁世凯背叛共和，变孙中山曾主张的总统制为内阁制，把大总统弱化为不负实际责任的国家元首。

　　14日，南京参议院意外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和黄兴怒不可遏，限令次日中午12点前必须改正过来。

　　15日，孙中山率各部及将校赴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的合葬墓——行祭告典礼，并致电袁世凯告知当选消息。

　　借着2月底发生的北京兵变，3月袁世凯还是留在北京就了职。4月1日孙中山解职。

　　此后袁世凯屡屡请孙中山、黄兴北上。8月24日，孙中山入京。他在北京那3周，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有时谈到夜里两点后。看起来两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孙中山对人说：“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

　　孙中山抵京第3天那次盛宴是个例外。第二道菜刚送上来，西南角上就有人开始吵嚷，大致是说“共和是北洋之功”，骂同盟会是“暴徒乱闹”。随后东南角开始响应，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全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东西两排北洋军官都站起来呼喝乱骂。孙中山从容如常，坐在他旁边的秘书宋霭龄也不理会。军官们闹了半小时，行动似乎很有序。袁世凯和段祺瑞始终没有制止他们。

　　9月，袁世凯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每月由交通部拨3万元作为经费，公司用人权政府不干涉。此后孙中山开始周游全国考察，为10年修建20万里铁路筹划(2010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9.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考察。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时他还在日本。5天后，他回到上海，和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商量如何应对刺宋案。

　　当时黄兴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至大局糜烂。孙中山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一个月后，袁世凯未经国会通过与五国银行团订立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同属于国民党的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都通电反对政府违法借款。6月，柏、李、胡相继被袁世凯免职。

　　7月12日，奉孙中山之命，李烈钧在湖口起兵讨袁。3天后，黄兴在南京誓师。据说他曾让章士钊游说湖北都督黎元洪和浙江都督朱瑞，两人都没有响应。黄兴也很犹豫，从上海去南京找人商量。会还没有开完，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贴满了讨袁独立宣言。加上当时有传言说他被袁世凯300万元收买，黄兴已没有退路。

　　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重庆等地先后独立又先后取消独立。到9月12日，“二次革命”历两个月而止。

　　10月15日，北京政府通缉孙中山、黄兴等人。此时孙中山逃亡日本已有两个月。1895年广州起事后缉拿他的悬赏是1000元，现在他的头值10万了。

　　孙先生采急进说

　　“民党……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复继。……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

　　日本政府原本不想接纳这位流亡者，因为其日本友人的努力，终于让他留了下来，惟“严加监视，不准其以我领土为据点策谋邻国动乱”。

　　1913年8月底，孙中山和黄兴见了一面，把他大骂了一通，此后两人创痕日深。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的友人宫崎寅藏(当年孙和黄结识就是他牵的线)忙坏了，时常要往来两者之间做调解。

　　后来他给哥哥宫崎民藏写信说：

　　“孙先生采急进说，黄先生取隐忍论。……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连对始终奋斗到底、最后亡命的李烈钧，他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黄兴批评他说：'孙先生是疯子。’”

　　“当然，孙、黄之间，并没有敌意。”

　　“……张继叹息说：'孙先生的人格理想我很敬佩，但我想不能实行，老实说，我没有盲从他的勇气。’他又说：'黄先生重实践，说干就干。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干。’”

　　“而日本方面，无论当局或民间的同情者，都认为即时要从事第三次革命是胡来。”

　　孙中山一直想说服日本政府援助自己的革命事业，理由是中国的盛衰，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浮沉。他曾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解释日本为什么是他首选的合作者：

　　顾革命军以自力而无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或非可预期。以言破坏之际，得世界一强国为助，则战祸不致延长，内免巨大之牺牲，对外亦无种种之困难。日本与支那(指中国)地势接近，利害密切，革命之求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以言建设之际，则内政之修善，军队之训练，教育之振兴，实业之启发，均〔非〕有资于先进国人材之辅助不可。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国，而又有革命时期之关系，则专恃以为助，又势也。

　　中国的回报，“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外他还吁请日本帮助中国修正不平等条约。

　　孙中山开始筹组中华革命党。他认为国民党失败只因组织不纯，所以这次“择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实行”。

　　入党誓言为：

　　立誓人(姓名)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目的，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死生。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籍贯姓名)(指印)(日期)(中华革命党党部印)

　　为此，黄兴等人和他争论日烈。争论最多的，一是入党誓约规定“附从孙先生”，一是署名下须盖指模。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给黄兴写信，希望他禁止部下对外人宣称“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从无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及无饭食之亡命者耳”。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全因不听他号令。

　　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6月30日，黄兴赴美。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孙中山就任总理。20天后，“一战”爆发。不久，日本援引英日同盟对德宣战，开始进攻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想要令中国沦为其事实上的保护国。北京政府努力抵制，暗中向外界泄露内容。在美英等国施压下，日本被迫撤销最险恶的第5号要求。5月25日，两国签署了《中日民四条约》

　　(并非 “二十一条”)，包括《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13件换文。

　　当年12月，袁世凯称帝。月底，唐继尧、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开启了护国运动，南方各省纷纷响应。

　　得知消息后孙中山致电各地革命党部署起义。日本也开始行动了：1916年2月20日到4月27日，以久原矿业株式会社社长久原房之助的名义借给孙中山至少5笔、共140万日元借款。革命党在广东和山东牵制了袁世凯的兵力。

有“政府”而无“军”

　　军政府成立之初就处于矛盾状态。孙中山虽有非常国会支持，但在国会以外除了海军没有军队拥护——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

　　孙中山是有先见之明的。

　　早在1916年5月写给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信中就说，“南方形势，概如上述。总之，实力较弱，内部亦不巩固。反观袁派形势，仍较南方为强……当今形势下，即使袁氏退位，袁派势力仍将掌握政治上之中心权力……倘若此次革命不幸而以妥协告终，则中国政治上之黑暗依然不能除去，而东洋之和平依然无望。”

　　他计划在山东建立两个师团以上的军队。“事之成败全系于军火供应之有无，故已委托现在上海之青木将军设法提供两个师团所需之武器……据闻业已电告贵国政府……务望审度时势利弊，予以充分援助，至为盼祷。”

　　形势变得太快，两周之后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死了。

　　6月13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之后又分别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敦促恢复约法、国会。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确定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当前要务。同日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半个月后，各省相继取消独立。

　　但孙中山显然对时局并不满意。他写信给受他委托筹款的美国人戴德律说，“如果当初我能有那笔急需的款项，我本可早在袁世凯死前就成立临时政府，而现在也不会有南北妥协的问题出现。”他遣戴季陶东渡，与田中义一“奉商已往及将来诸要件”；致函久原房之助，希望能共同兴办矿业，提出500万日元贷款——未果；通告中华革命党各地支部，“今后国中能一遵共和正轨与否，事未可知，而吾人则贵先事预防，有备无患”，所以要储备救国金；要求以国民党名义招人入党，手续则参酌中华革命党章程。

　　年底，孙中山致函参众两院说，辛亥革命过程中借募款项至今未还，反袁又借新债，加起来共借华侨170万元、日本商人100万元。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如果不还，“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非徒以保个人之信用也。……前此所借，用之国事；今此之还，还之本人。文毫无所与也”。

　　第二年，他写了两本小册子。

　　2月写成的《会议通则》(后改《民权初步》)谈的是“议事之学”。他认为中国人一盘散沙是因为人民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被清政府压抑了两百多年。民国建立之后，民权未张，所以回到帝制。现在民国恢复，前途如何全看民权是不是发达。民权包括选举官吏、罢免官吏、创制法案、复议法案四种——这样，国家才能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国民有统治权，但实行时要靠代表，第一步是怎么开会。中国欠缺开会的原则、条理、习惯、经验，所以他编写这本介绍议事之学的书，教国民行民权的第一步。

　　5月写成的《中国存亡问题》针对当时备受关注的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主张中国保持中立，不为帝国主义充当苦力。主战派想借参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但这完全是中国应享的。中国不是“犯罪的囚徒”，在请求“宽免”之前“必先立功”。在此前后他还分别致电国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解释他的立场。

　　袁世凯死后这一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合作，一直磕磕绊绊，此时终于因为对德参战案彻底决裂。“府院之争”引来张勋的复辟。十几天后，段祺瑞“再造共和”复任总理。而后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任代理大总统。对旧国会，段总理早不耐烦，决定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召集新国会。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南北分立之局便难以避免了。

　　7月中旬，孙中山抵粤，与省长朱庆澜、督军陈炳焜商议，将海军召集到广东，然后请国会议员们南下，拥护黎元洪(后来黎未到)在此组织政府。两天后海军总长程璧光——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前就加入兴中会的老交情，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由上海南下。汪精卫受程委托发表海军护法(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宣言。

　　国会议员们7月下旬陆续南下，至8月中旬已有一百五十余人到粤。之后他们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组织军政府大纲，依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9月10日就职，南方军政府便宣告成立了。9月26日，军政府承认与德国、奥地利处于“交战状态”。

　　此时，南北双方固然有明争，各自内部也有暗斗。军政府的两位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一直拒不就任。孙中山不承认北方政府，陆、唐只是不承认国务总理段祺瑞，对代理总统冯国璋没有异议。而实权却是在陆荣廷和广东督军陈炳焜等人手中。所以军政府成立之初就处于矛盾状态。孙中山虽有非常国会支持，但在国会以外除了海军没有军队拥护——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

　　孙中山想再建立一支政府军。最初朱庆澜支持他，计划将20营省政府亲军改编为护法军直属于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司令。不久他被排挤出了广东。孙中山又想将其改为海军陆战队，隶属海军，陈炳焜坚决不肯把部队交给陈炯明带。磋商再三，陆荣廷改让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20营军队虽交给了陈炯明，但又命他带去援助福建，名为援闽粤军。军政府还是没有可靠的军队。

　　此后孙中山和莫荣新冲突不断。军政府卫队中有数十人，被莫新荣的部下逮捕，以“土匪”名义向莫报告，准备枪毙，军政府派人去保也没用。孙中山气得让海军向督军署开炮。他的左膀右臂程璧光也因为有意担任广东省长被刺杀。

　　1918年4月，非常国会取消大元帅，改为合议制的动议逐渐成熟。5月4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非常国会随后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七人中公推一人为主席总裁。5月20日，选出了孙中山、陆荣廷等七位总裁。次日孙中山就离开了广州。

　　两次婚姻和一段恋情

　　孙中山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据说，是一把手枪和20颗子弹。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寄给康德黎(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孙中山被清驻英公使馆关押时他曾鼎力相助)夫妇一封信解释离婚的事：

　　从你们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们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学院受过教育，是我老战友兼故交的女儿。我现在过着新的生活，弥补了先前的种种缺憾：一个真正的家，和一位伴侣兼助手。

　　我的前妻并不喜欢外出，所以，当我流亡海外时她从未陪伴我。她想要与她的老母亲一同生活，总是劝我依照习俗再纳个小妾。不过，我钟情的女孩是个现代化女性，不接受为人妾侍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因此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孙中山第一次结婚是在老家广东省香山县(日后将因为他而改名中山)翠亨村，那年他18岁(或说19岁)，妻子卢慕贞比他小一岁，是同县人。婚后卢慕贞为他生下3个子女：长子孙科(1891)、长女孙娫(1895)、次女孙婉(1896)。孙娫出生不久，因为孙中山在广州起事失败，卢慕贞带着两个孩子移居檀香山，第二年孙婉在那里出生。孙中山没时间照顾妻子儿女，把他们托付给了哥哥孙眉。

　　或许可以这么说，孙中山和孙家命运的改变是从比他大12岁的哥哥孙眉开始的。他们的祖父孙敬贤起初薄有田产，因迷信风水，家境由小康而贫困。父亲孙达成曾到澳门做过鞋匠，回乡后为补贴家用还当过村里的更夫，迟至33岁才结婚。孙中山是家里的第5个孩子，他出生时姐姐孙金星和哥哥孙德佑已经夭折。

　　如果不是孙眉17岁那年跟人去了檀香山，闯出一片天地来，也许孙中山的命运就是在“躬耕数代”的先人后面再加上一代。他在檀香山、广州、香港断断续续接受的十几年西方教育都是哥哥出的钱。有学者统计，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哥哥前后投入数十万元。1907年，曾经拥有数千亩农牧场的孙眉破产，一家人搬到了香港，除了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后，他就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1912年2月，卢慕贞来到南京和丈夫团聚。第二年初孙中山赴日考察时，她也去了，但似乎没有和丈夫同行。两人在大阪碰面，丈夫去看妻子，聊半小时就回自己住的饭店去了。几天后卢夫人和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在东京因车祸受伤，宋耀如(未来的岳父)问要不要转道去探视。孙中山冷静地说，“不是医生的人到东京去有什么用，就是去医，现在也来不及了。”两年后，丈夫难得请妻子去日本，却是为了谈离婚的事。之后卢夫人回到澳门居住，85岁去世。

　　送别卢夫人后一个月，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那一年，他49岁，宋庆龄22岁。两人签了婚姻誓约书，共3条：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誉，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据台湾资深“外交官”陆以正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透露，宋霭龄长子孔令侃告诉他，孙中山最初爱慕的是宋霭龄，但她听从父母劝阻嫁给了孔祥熙。1914年宋霭龄结婚后，孙中山的秘书由宋庆龄接任。直到宋耀如有意举家迁回上海，宋庆龄拒绝离开，两人的地下情才公开。宋家把宋庆龄押回上海，但她逃了出来，私奔日本，得偿所愿。

　　1917年底她随丈夫在广州首次公开亮相。三十多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两次婚姻之外，还有一个陈粹芬。

　　反清时期，“革命伴侣”陈粹芬常追随孙中山左右，给革命党洗衣做饭、印刷檄文、传递接送军火的消息。晚年她在中山县生活，当年同志刘成禺去探望，她说，我不做饭给你们吃已经48年了，今日下午请客！她亲送红贴，上书“孙陈粹芬”，说，“不像在横滨时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又说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简直就像一场大梦。她还保存着一块金表，表盖刻着“Y.S.Sun”。据说，孙家的孙辈称卢夫人为“澳门婆”，称宋庆龄为“上海婆”，称她为“南洋婆”。

　　1918年夏至1920年冬，孙中山蛰居上海，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务，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文深信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二是著书立说，发表《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后与《民权初步》合为《建国大纲》)两种著作。

　　《实业计划》意在做“物质建设”。他认为“一战”结束，“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战争时之机器、战争时之组织与熟练之技工”，各国可着力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解决战后资本剩余、消费紧缩、工人失业等等问题。“自美国工商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

　　《孙文学说》意在做“心理建设”。他认为党内人士对革命宗旨、方略信仰不笃而奉行不力，主要是因为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错误思想而懈怠。“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故而“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在最后一章中，孙中山回顾了民国前革命党的10次失败，从“几为予一人之革命”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证明“有志竟成”。

　　来也陈炯明，去也陈炯明

　　孙中山蛰居的这段时间，中国兴起了停战和议的风潮。然而和会开开停停，不但南北双方未谈到一处，各自内部也产生了新分裂。1920年北方发生直皖战争，皖系大败，变成奉直对立的局面。至于南方的军政府，除了派系之争，还有地域之争。

　　当年8月，陈炯明的援闽军进兵广东，3个月后，桂系主导的军政府瓦解。

　　10月29日陈炯明的粤军攻下广州。孙中山欣喜不已，当天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他期望陈能成为民国元年前的黄兴、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他也将以当年对黄兴和陈其美的信任，对待陈炯明。“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

　　陈炯明是“老革命”、黄花岗起义的幸存者，自然认同共和制，但的确不是什么都听孙中山的，有时还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保留意见”。

　　1914年冬，陈炯明从巴黎来到新加坡，主张缓进。“二十一条”交涉时，他响应黄兴倡议参与联名通电，宣告停止革命一致对外。他和李烈钧(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认为沉迷革命不足以救国。对孙中山他们表示爱戴；但对中华革命党“未敢妄从”，“总之宗旨既同，异途同归”。后广东发生水灾，他们以组织水利公司为名派人到各处募款，中华革命党筹饷工作因之受到影响。

　　反对新党、自筹款项，这是当时最令孙中山不快的事。他前后几次写信给陈炯明，陈还是不肯去日本。所以他说陈炯明、李烈钧“自树一帜”，认为“二人皆极有大志，大概此次办事，非总统莫属”。“若彼肯出此资，兄可签押，许以竭力运动同志举彼为第三次(革命)成功之总统也。”他写信给人说，“陈竞存(陈炯明字竞存)于本党所为，多所抨击，此人险诈，难与共事，所谓通融者直诳语耳。”

　　后来为何又通融了呢？

　　据许崇智说，孙中山南下护法前，陈炯明到上海来，“已幡然觉悟，认识到革命唯有服从中山先生领导才是正确的道路，经向先生表示竭诚拥护，故先生邀之同行，将来抵粤，当有用处”。

　　可惜一时用不上，陈炯明去了福建。自“五四”之后，他在漳州提倡新文化，革新政治，颇得社会各界好评，“左倾”的北大学生去考察后称之为“闽南的俄罗斯”。

　　这次，粤军回粤算是用上了。

　　11月初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月底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召开政务会议。几经流转迁移的非常国会也再度会集广州。此时军政府能够控制的只剩下广东一省，孙中山提议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这样更方便外交，特别是向外借款。4月7日，非常国会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当时很多人反对这件事。孙中山就任前曾致函章太炎请他南下，章“闻孙公就选，以为非法”，不肯来。少数国会议员也认为，“护法事业，其根本在合法。兹以不足大总统选举法法定人数之国会议员而选举大总统，恐人将议其后。若不用大总统名义，出革命方式，任何名义，均可采用。”陈炯明，甚至蒋介石，也反对他在这时候出任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同时致电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请他“即日引退”。

　　6月粤桂战事又起，粤军一路打到南宁，平定了广西。次年2月，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效仿欧美联邦制谋和平统一，至少能保一省之境，安一省之民，所以对北伐“消极抵抗”。

　　孙中山决定借道湖南进兵北伐，当地政府百姓不愿湖南再成战场，于是此路受阻。后负责筹措军费的粤军参谋长邓铿被陈炯明部属暗杀，部队的补给又成大问题。蒋介石等主张回师讨陈。

　　4月16日北伐军抵达广西梧州，致电陈来召开军事会议，陈没去。孙中山决定改道韶关北伐。4月20日，他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的职务。陈炯明辞职去了惠州。蒋介石建议北伐军“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力主消灭陈部。孙中山没有听取，仍去韶关督师北伐。

　　这时，孙传芳通电主张徐世昌、孙中山“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请被张勋逼走的黎元洪复位，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得到吴佩孚等人响应。黎元洪以各督军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条件，6月11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孙中山则提出了“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还要把护法旗帜打下去。

　　5月8日，陈炯明部下叶举等率军回到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职务。6月1日，孙中山率卫士回总统府，6月15日晚，遭叶举军围攻。

　　孙中山由总统府逃出后来到海军司令部，此后便以几艘军舰和叶举军相持，以待北伐军回师救援。陈炯明几次派代表来尝试和解，但始终不肯答应恢复总统府的要求：“护法已达目的，总统非可力争，应请力劝孙公丢去，再从选举设法。”

　　直到8月9日，孙中山才乘坐一艘英国炮艇离开广州。

　　这一次，英国人总算帮了他的忙。

　　把“金子”分成不止一份

　　孙中山曾告诉他的顾问、美国人林百克，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回来的侨商，给他讲了一个他终身难忘的故事：那人漂洋过海，来到有很多金子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杀人越货的强盗。他总是把自己的金子分作两份，一份放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强盗来了任由抢去；另一份藏得很秘密，仍然可以保存下来。他的几个同伴把所有金子都藏起来，结果被强盗杀害了。

　　是否真有人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不管怎么说，把金子分成不止一份的智慧，孙中山是学到了。

　　1920年底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后，他一如既往地争取各国承认和援助他的政府。

　　他已经把英国视为巨大的殖民帝国。至于香港政府，最让他恼火的是，竟然在他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下令禁止当地华人庆祝，稍后又禁止为他的军事讨伐捐献资金。事实上早在他1913年讨袁失败后，香港总督就曾奉英政府训令宣布永远禁止他去香港。不过，以后他仍然不得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

　　巴黎和会之后，他对日本政府看法有所改变。在他写给《朝日新闻》记者的信中，日本对青岛的侵占，被比喻成一个弟弟加入强盗团伙抢劫了哥哥。1920年7月，他致函田中义一(此时已是日本陆军大臣了)，敦促后者改变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但他也没忘记委托老友宫崎滔天为他寻找愿意去广东投资的日本资本家。

　　对“一战”结果发挥决定性影响、已经成为第一流大国的美国，自然使孙中山萌生期望。但美国人回报他的只有失望。在他隐退上海时，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官员并不认真看待他的作为；他在广州建立政府，他们又把他看作分裂中国的势力。美国始终只认北京政府，和他的接触限制在领事一级。

　　1921年5月把军政府升格为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孙中山给美国总统哈定写信说，中国的南北战争并非地域之战，而是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的战争，爱国者与祸国者的战争。希望美国政府重申门户开放的精神，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承认和支持新政府。

　　美国国务院甚至没有把这封信转给总统。

　　8月，美国政府请北京派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院说：南方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所以会议代表应该由南方政府选派。如果接受非法政府的代表，将来议决的结果在中华民国“绝对不能发生效力”。

　　可是美国认北京政府为正式、广州政府为非法。

　　孙中山的另一份“金子”，是埋藏了一年后才被公诸于世的。

　　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之后，廖仲恺的保险箱被陈炯明军发现，其中有几封孙中山指示阅后即焚的信和电报。此后越南和香港的报纸先后披露这些信和电报，称它们可以证实，孙中山通过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居间联络，筹划建立中-俄-德联盟——当然“中”指的是广州政府。香港《士蔑西报》将中文原件和英译印成小册子，加引言说，“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基础结成三国同盟。”

　　从这些函电来看，孙中山曾在1921年7月派遣密使朱和中前往柏林。次年1月1日和3月1日，朱和中两次汇报他在德国的活动情况，称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熟悉中国情况，又曾担任驻俄大使馆武官，和俄国人关系也好。此人本就主张中、德、俄联合，“与钧旨暗合”。与朱接洽后，辛慈表示以后将专注于此事，两个月后，就向德国总理请命来华。

　　孙中山致函廖仲恺和曹亚伯时附上了朱和中的函电，指示“此函阅后付丙(烧掉)”，“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知之也。”

　　在这些函电公开之后，德国政府发表官方声明，表示对此事一无所知。辛慈也称他没有为三国联盟进行过活动。

　　孙中山的上海秘书处没有否认函电的真实性。但他们说，孙中山认为说他有布尔什维克理想是愚蠢的。中国还没有产生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和经济条件，孙中山也从未想过使中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看他写的《建国大纲》就知道，他想的实在只是切实发展和利用中国不可限量的自然资源，而这必须有外国资本和技术参与进来。而且他曾屡次向美国、英国等吁请这类合作。

以“容共”换“联俄”

　　1922年8月，李大钊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并与孙中山会晤，加入国民党。稍后他给胡适写了封信，告知后者“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吴佩孚)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

　　如果真能照这样进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矛盾、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的对立都将烟消云散。

　　1922年8月之前，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的割据力量，倾向于支持其中两支，即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对孙中山陈炯明之争，见解虽因人而异，总体上却有利于后者。陈独秀还应陈炯明之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广州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

　　四五月间，陈独秀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陈炯明却只主张各取所需。陈独秀说，干革命不能只靠军队，广大工人群众可以承担很大的任务。陈炯明说，现阶段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六一六事变”前，马林、达林等人和孙中山有过接触，主要提出3个建议：接受苏俄援助，并与苏俄结盟；改变单纯的武力统一路线，对民众做宣传、组织工作；联合中共。孙中山表示有联俄的意向，留待以后再谈；对动员民众有兴趣，但仍以军事路线为主；中共党员个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必须服从其领导。

　　“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已经失去军队，短时间内没有武力可言；至于国共合作，他也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允许其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他默认了苏俄对中东铁路等利益要求，还同意考虑和吴佩孚结盟。

　　8月底，国共结成了联合战线。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宣布建国主张；同日发表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次日党纲和党章在上海的国民党改进大会上通过。12日，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稍晚，越飞应孙中山之邀抵达上海。两人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包含以下四点：

　　一、孙中山认为共产组织、苏维埃制度，事实上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使之成功的情况。越飞同意，并认为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民国的统一和独立，俄国愿援助其实现；二、越飞向孙中山重申，俄国准备并且愿意抛弃帝政时代的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三、孙中山承认中东铁路的管理，目前只能维持现状。这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宣称：俄国无意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因此认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以免发生北京政府无力防止的白俄反赤俄阴谋和抵抗行为。

　　两个月后，莫斯科决定援助孙中山100万美元。

　　就在越飞抵沪前两天，在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军的进攻下，陈炯明通电宣告解职，离开广州。一个月后，孙中山回到广州，随后组织了一个大本营，自任大元帅。

　　10月6日，鲍罗廷带着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信，在两位军官陪同下抵达广州。信上写着：鲍罗廷同志的到来，将使事业得到更迅速的推进。

　　鲍罗廷和列宁等苏联领导人有着密切关系，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家。一到广州，他就发现孙中山健康状况不佳，而且被手下的大小军阀所困扰，因此力劝孙专注于扩大政治力量。孙中山决定再次改组国民党，鲍罗廷成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一个指导者。

　　11月底，孙中山向国民党员演说，说明改组国民党的原因。

　　最后他问道：“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年年初，国民党“一大”开幕，孙中山主持并致开幕词，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所以，“此次……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对于“联俄”和“容共”的政策，一部分老国民党人一直是心存疑虑的。当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联，和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时，这种疑虑就更显得合理了。同时，上海的国民党老党员积极搜集对中共不利的证据，在7月份提交了弹劾共产党案，他们强调：和李大钊在“一大”所说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其实保持了独立的、严密的党团形式。一时间，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就有两千多名。

　　孙中山虽然对苏联及中共承认北京政府相当不满，对“容共”政策推行后极大促进了国民党组织发展的事实却是看在眼里的，而且他始终不相信人数有限的共产党会掀起波澜。不过他还是决定在8月前后开会讨论弹劾案，应对党内的异见分子。

　　8月19日，关于弹劾共产党案的讨论正式开始。孙中山说，他读了所有检控信和弹劾书后，发现根本问题在于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本党的主义，根本反对联俄容共的政策。当老国民党员张继表示异议时，孙中山勃然大怒道：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国民党员都只服从对自己有利的指示，“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无人再敢争辩。

　　革命主义与革命方法

　　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

　　孙中山的情绪可能是受了两件事的影响：一是“商团事件”，二是苏联援助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的路上。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广东政府征收苛捐杂税甚繁，加上滇桂军留驻广州时常扰民。广州商团和市民对此很有积怨，又担心因广东“赤化”导致财产损失，因此组织武装自保。结果走私的军火被政府扣押后送到黄埔军校，他们就以罢市相胁。

　　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随后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决定督师北伐。在9月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谈到了离开广州的理由：

　　从根本办法，以练一党军而负革命之责任，此志正与兄同。惟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行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陈炯明军)之反攻……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

　　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以战场为学校，必有好果也。……

　　次日，孙中山在《告广东民众书》中说：

　　……文率诸军四周冲击，虽所向摧破莫能为患，然转输供亿，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至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徨彷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

　　随后他对“革命主义”和“革命进行方法”作了区分：

　　……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革命主义无与。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

　　10月9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要他“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蒋介石没听他的，决定“死守孤岛”，理由是不可放弃广州根据地，只能用新到的俄国军火武装“一旅之众”渡此难关。

　　孙中山搞革命几十年，一直没有自己的革命军。他深知只靠旁人的军队拥戴是不行的。1923年夏天他派蒋介石去苏联，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红军。回国之后，蒋介石受命筹备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以黄埔原海军学校为校址。1924年5月学校开学，孙中山作演讲说，此前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革命不能完全成功。今天开始，革命事业就要以学生们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10月14日晚，蒋介石商同尚可调遣的军队，加上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开始行动。次日，商团被包围缴械。事件至此结束，革命政府死里逃生，黄埔学生军完成了他们的“实习”。之后黄埔军校便用扣押的军火成立了一个教导团。当时滇军还想分取枪械，蒋介石强硬地说，“你们如果有本事，就来打黄埔，否则你们不要讲话。”

　　北方局势也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因冯玉祥倒戈，直奉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就以直系军阀大败告终。随后张作霖、冯玉祥邀段祺瑞、孙中山赴京商谈成立新政府事宜。

　　孙中山接受了。

　　革命家的弥留

　　他向宋庆龄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11月12日，孙中山度过了他的58岁生日。第二天，他偕宋庆龄和一大批随行人员登上“永丰号”，离开了广州——在此之前他见了上个月派去日本的密使——后者可能坚定了他中途赴日的决心。船抵上海，他停留了5天，会见各界代表，谈得最多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22日，他再度启程。段祺瑞于同日进京。孙中山等一行人又绕道日本并停留了一周——尽管受到民众的欢迎，日本政府和老友犬养毅却对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不热心，没和他会面。等他折回天津，段祺瑞的执政府已经成立，于12月2日由国务会议通过“善后会议条例”。12月9日，各国公使以尊重条约、不随意变更为条件，承认了临时政府。

　　到天津后，孙中山和张作霖会面，张直率地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后来他告诉汪精卫，“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段祺瑞也派人来访。孙中山得知临时政府已答应尊重条约后极度愤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这时他已重症在身了。从神户去天津的十余日船程，因未带厨子，他用的是日本饮食，营养不够，气色已经不太好了。到天津后天气更冷，他一向不耐寒，身体更差，因感冒风寒触动肝病。12月底，决定前往北京医治，住在北京饭店。请了六七个医生，仍然没有起色。他遵从医嘱，不见客、不谈话，却仍然不得不思考应付时局的办法。

　　因为病情加重，第二年1月26日他进了协和医院，入院3小时后就做了手术。医生告知，肝癌已到晚期，根治无望。但他自信体力、勇气足以克服不治之症。2月18日又自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用中医，同样毫无效用。

　　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此时还在广州，那里的局势仍不稳定，随行国民党要员有汪精卫、孙科、张继等11人。进协和医院那天，孙中山指示在京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指定了委员。委员会首次会议，就决定请他立下遗嘱。

　　2月24日，孙中山病势危重。医院告知家属、随行国民党要员：“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到时候了。”于是公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来到孙中山床前。

　　孙中山从似睡非睡中清醒过来，“你们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汪精卫很委婉地说：“我们固然知道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只是想请先生趁着精神比较好，留下些许教训来，让我们10年20年后，仍然可以受用。”孙中山沉默良久，说：“我有什么话说呢！如果我能痊愈，要说的很多；如果不幸死了，由你们随便去做吧。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此反复数次后汪精卫说，“我们现在已经预备了一份稿，读给先生听。先生如果赞成，就请签个字，当作先生说的话。如果不赞成，也请另外说几句，我可代为笔记。”孙中山同意了，于是汪精卫取出一张纸(国事遗嘱)低声读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点头，“好呀！我很赞成！”

　　宋子文请示，“先生对党务已经有了训诲，对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同意了。汪精卫又拿出第二张纸(家事遗嘱)，读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又点头，“好呀！我也赞成！”

　　汪精卫本想请他马上签字，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命的。”

　　3月11日午后孙中山向周围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嘱咐汪精卫：“拿前几日预备的两张字来，到签名的时候了。”

　　于是由宋庆龄扶起他的手腕用钢笔签了名。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又用英文在秘书陈友仁和鲍罗廷商量后拟的《致苏俄遗书》上签了名。

　　下午孙中山又和宋庆龄谈话，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3月12日上午9时半，孙中山病逝。关于他弥留之际说过些什么有很多种记录。有人称，他低声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鲍罗廷则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

　　似乎所有人都从他极度模糊的言语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

　　3月19日，家人为孙中山举行了家庭式的基督教葬礼。连襟孔祥熙致悼词时强调孙中山对基督教义之虔诚，一如他对革命事业。接着国民党为他安排了盛大的公祭。环绕灵车的人中有追随他的国民党员，也有崇拜他的青年学生。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大使馆人员也在内层，包括大使加拉罕。

　　以后——1940年4月，国民政府将通令全国尊他为“中华民国国父”；共产党则将把他定义为“革命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