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瑜妈妈糖葫芦:论人的天性（上）

前言

　　《论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终曲，这一点是本书将近完成时才清楚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昆虫社会》（1971）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统一的社会生物学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释社会性昆虫的严格系统时一直卓有成效的群体生物学和比较动物学原理，可以逐条运用于脊椎动物。我当时指出，我们最终将用同一套参数和同一种定量理论去描述白蚁群落和罗猴群组。为了把这一挑战性的意见述诸文字，我开始查阅大量有关脊椎动物行为的优秀文献，结果写成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中，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般动物研究中，没有辜负人们希望的生物学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这一提法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和争论。

　　《社会生物学》的发表促使我更广泛地阅读论述人类行为的文献，驱使我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并和社会科学家们交换文献。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填补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普通社会生物学，作为群体生物学和进化论向社会组织的简单推广，是完成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论人的天性》正是对这一思想所作的阐述。

　　然而，最后这部书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对科学文献的常规综述。要想系统地刻划人类行为，必然从人类精神迷津中每一条走道引出潜在的题目，并且因此就不能仅仅考虑社会科学，还必须考虑各门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以及科学发现过程本身。结果，《论人的天性》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并且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在转化为某种新的形式之前，能够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走出多远。它考察了对人类行为的真正进化论解释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影响。《论人的天性》可以作为关于行为和社会生物学的资料来阅读，有关资料我都作了仔细的处理。但本书的核心是关于一些深刻结果的推测性尝试，这些结果来自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与之最有关联的部分的会合。

　　无疑，关于这些论述的意见将会有着尖锐的分歧，正如《社会生物学》中论述人类行为的有关章节的遭遇一样。尽管要冒失去一些读者的危险（他们的信念使他们除拒绝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仍然希望对那些倾向于不抱批判态度地阅读本书、并把它看作一个尝试性科学成果的读者说：很可能，就任何特定的结论而言，就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作用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而言，就投注于科学唯物主义的信任而言，我或许是错误的。但是，这一保留并非虚伪的谦虚，而是为了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如果科学的精神自己先就摇晃不定，如果思想不具有从客观实验中获取活力的结构，进化论对于人类存在各个方面不屈不挠的运用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今天社会科学仍然还太年轻太弱小，进化论本身还太不完善，还不能在本书谈及的各种问题上作出定论。然而我确信，现有的证据对它们是有利的，并因而支持着对生物学探索的更为广泛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突破点。

　　《以下为致谢，略去。——本书译者》

第一章 困境

　　关于人性的这些思考看起来是抽象而难于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的。相反，那么多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们至今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显和容易的。无论这些研究将使我们付出怎样艰辛的努力，只要在这些其重要性如此不可言喻的问题上，我们的知识能因此有所增长，就可以认为我们得到了充分的酬劳。不仅仅是利益，而且还有乐趣。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

　　精神是怎样工作的？它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工作的，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这两方面的考虑又进一步使人想到：根本的人性是什么？伟大哲学家休谟说过，这些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

　　我们怀着疑虑甚至畏惧不断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如果大脑是由上百亿细胞组成的机器，而精神可以解释为许多化学和电反应之和，人类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们是一群生物，灵魂不能自由飞翔。如果人类进化根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遗传变异和环境中必然性的结果．今天，人们还能从夸克和电子壳层中，从物质基本单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汉斯·昆完全有理由向无神论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而非虚无），而从物种的起源中却再也看不到什么神性了。不管我们怎样用隐喻和想象来润饰这一悲凉的结论，它仍然作为上一世纪科学研究的哲学遗产横亘在我们眼前。

　　这一令人失望的命题，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任何有关人类处境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学缺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以及数学缺少了代数一样。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天性就能成为彻底的经验科学对象，生物学就能为自由开明的教育服务，我们对于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达到充分的发展。

　　但是，在新自然主义有效的范围之内追溯这一结论，看来必然会导致两个严重的精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物种，都不具有超越其遗传史所创造的种种规则之外的目的。一个物种可能有着广阔的选择方向和智力进化的潜力，但却不能从直接环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获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获得这样的进化目标：物种的分子结构可以根据这一目标进行自动的调整。我相信，人类精神的构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锁在这一基本的限制中，并迫使它以纯粹的生物学手段去进行选择。如果大脑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甚至特定的美学判断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产生于上述机制。它们或者是对古代人类进化环境的直接适应，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隐蔽的各种活动所派生的结构，这些活动曾经是在更为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下具有适应性的。

　　那么，问题的本质在于，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了指导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复制。人类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务机构，理智不过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温伯格指出，物理现实甚至对物理学家也是那么神秘，因为它不可能是为了要让人类精神理解而构造的。把这一洞见反过来，我们可以更尖锐地指出，智力的构造并非是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善于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个体发生学所决定，表现为一系列被大致规定了的阶段。他会意识到，怀着人类特有的所有内驱力、才智、爱、自豪感、愤怒、希望，以及焦虑，最终确信不疑的只有一点：他参与帮助着同一循环的永恒延续。诗人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悲剧，叶芝把它称之为智慧的降临。

　　虽然绿叶无数，终归一根；以我少年时光所有虚幻的日子在阳光下我曾把花叶摇曳；如今我已可凋谢，成为真实。

　　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在自己的生物学天性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目的，人类在今后几百年内也许将在技术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决能源和物资危机，避免核战争，控制生育。世界至少可望达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普遍良好的营养，但接着是什么？有教养的人无论身居何处，总相信在物质需要之外还应有着个人内在潜能的完善和实现，但什么是完善？个人内在潜能的实现要达到什么目的？传统的宗教信念已经受到侵蚀，这部分是由于对神话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于日益增长的意识：宗教信念不过是促进人类生存的机制，和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宗教的发展加强了成员的坚定性和影响。各种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许诺给人们物质福利和对人性后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它们的精神力量同样来自集体主义式的自我扩张的目标。法国政治观察家阿兰·佩雷菲特曾赞赏地谈到某国领导人，他说：“他的人民懂得自恋的欢乐，因为他们通过他来达到爱他们自己。同样，这位领导人也自然是通过他们实现了爱他自己的目的”。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蔽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学行为。

　　我们时代更悲观的社会阐释家，如R·海尔布伦勒、R·尼斯比特，以及L·S·斯塔夫里诺斯，都认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个人类，直接面临着没落的危险。从他们的逻辑很容易走向后意识形态社会（post—ideologicalsocieties）的幻想，这种社会的成员将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黄金时代的来临》中写道：

　　权力意志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其强度的分布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分布的一端将是这样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工作保证了完善的技术，用以维持一般人的高标准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没有工作，对他们来说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仍然具有意义……他们对生活的兴趣没有丧失，从感官的快乐中寻求满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适于雇用的人群，对于他们，至少就与他们的生理存在相应的范围来说，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潜伏在第一个困境中的危险，就是各种超验目的的急剧消失，社会依照这些目的可以组织起自己的力量。这些目的，这些相当于战争精神的真实的道德成分，已经衰退，如同海市蜃楼，在我们走近的时候却一个个破灭。要想从更真实的人类定义出发去寻求新的伦理学，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内省，分析精神的机制，追溯它的进化历史。但我预先指出，这样的努力将暴露出第二个困境，我们必须在人类生物天性的固有伦理前提之中作出选择。

　　我把具体的证明留给下一章，而先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质：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科学就可以迅速进入阵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种人类价值的意义；所有的伦理主张和大多数政治活动正是来自其中。

　　哲学家们普遍缺乏进化论的眼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检查伦理系统的信条，但只针对结果而不追溯原因。J·罗尔斯在他有影响的《正义论》（1971）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不容置辩的命题：“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经地义的，由公正所保证的权利绝不从属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算计”。R·诺西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中一开始就提出同样坚定的观点：“个体拥有权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进入个体的天地（除非冒犯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远和强烈，他们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政权及其官员们究竟可能做些什么。”就内容而言，这两个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导致了极端不同的实施办法。罗尔斯希望用严格的社会控制来保证稳定，尽可能达到社会报酬的平等分配。诺西克眼中的理想社会则是由尽可能小的政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的权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骗，但却不排除各种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拒绝能人统治；诺西克则乐于接受，除非地方团体自愿进行平均主义的实验。跟常人一样，哲学家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情感对各种选择的反应，就好象在求教于隐秘的神谕。

　　那隐秘的神谕存在于大胸深处的情感中枢，很可能就在边缘系统之中。这是神经元和激素分泌细胞的一个复杂结构，刚好位于大脑皮质的“思考”中枢之下，以此为基础，人类情感反应和更一般的伦理行为通过无数代自然选择牢牢地确定下来。科学所受到的挑战，是去测量由此造成的各种限制的牢固程度，找到它们在大脑中的根源，通过精神进化史的重建揭示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方面的工作将是文化进化研究的逻辑补充。

　　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们就将进入第二个困境，那就是：前述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中哪些是我们应该服从的？哪些宜于加以削弱或升华？这些原则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们，而不是关于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们与电子计算机相区别，在这种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上，有一天我们将被迫表明，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遗传给我们的种种情感方向之间作出选择。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从以生物学性质为基础的自发控制，转移到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精确定向。

　　由于人类天性的方向必须通过各种知识的复杂组合加以考察，它们因此具有欺骗性，总是使哲学家们陷入泥淖。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统一起来，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形式主义的捷径。神经生物学不可能在宗师门下学到，遗传进化的结果也不是立法机构所能确定的。最后，即使只考虑正常存在的需要，我们也绝不能单靠聪明和善于思辨的人去处理伦理哲学问题，尽管人类的进步能够通过直觉和意志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关于我们生物本质的难得的经验知识，才会使我们能在相互冲突的进步标准之间作出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分析中，首要的发展将是生物学与各种社会科学的结合。这些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等。最近以来，两种文化才完全进入对方的视野，其结果不外是互相厌恶、误解、过分的热情、局部的冲突和协议等等杂然并陈的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学在今天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ant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过“对手学科”这个词，我希望对一种特殊的对手关系作出强调，这种对手关系常常存在于研究相邻组织层次的领域首次开始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例如，对于化学来说，有多体物理学作为它的对手学科。对于分子生物学，有化学作为对手学科，对于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又作为它的对手学科等等，如此向上发展，每对学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在一门学科发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阶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颖和独特的。他们献身于特殊对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阶段，他们不相信有关的现象能够还原为简单的规律。对手学科的成员则有不同的态度。选择较低组织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研究——例如原于层次的研究之于分子层次的研究——的对手学科成员相信，较高组织层次的学科能够用他们自己学科的规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学规律表述化学，用化学规律表达生物学，等等。他们的兴趣相对显得狭窄、抽象，并有为我所用的倾向。例如狄拉克会认为，氢原子理论可以展开为纯粹的化学。少数生物学家仍然满足于这样的信念：生命“不过是”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而已。

　　每一科学学科同时又表现为对手学科，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对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为两个相邻组织层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当着手研究较高组织层次（在这里是分子）的问题时，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为出发点的。根据今天的标准，博学的科学家应该同时活跃于三个领域：他们自己的学科（例如化学）、较低的对手学科（物理），以及较高的学科领域（生物化学）——正是对于这一学科，他们自己的学科表现为对手学科。再举一个层次更为分明的例子，一个出色的神经系统专家，必须对单神经细胞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同时也要了解细胞之间传递和流通的各种冲动的化学基础，还希望能解释这些细胞怎样协作产生基本的行为模式。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都根据各自的特点，以自己的学科为中心有效地处理这样三个现象层次。

　　相邻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紧张的和创造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作用将完全互补。让我们来看看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十九世纪后期，细胞的显微镜研究（细胞学）和细胞内外化学过程的研究（生物化学）迅速发展起来，在此期间，这两种研究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却与上述学科发展图式极为相符。关于复杂细胞构造的大量证据使细胞学家为之激动，他们破译了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神秘舞蹈语言，为现代遗传学和实验发育生物学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许多生物化学家仍然怀疑微观水平上会存在着那么多的结构。他们认为，细胞学家所描绘的，不过是实验室方法的人为结果，人们为了进行显微镜检验，用这些方法对细胞作了固定和染色。生物化学家的兴趣在于细胞质化学本质中更“基本的”问题，特别是生命以酶为基础这一新理论。但是，细胞学家们却对细胞是“一口袋酶”的任何说法都嗤之以鼻。

　　总的说来，生物化学家认为细胞学家太不懂化学，因而难于把握本质的过程。反过来，细胞学家认为化学方法对于活细胞的独特结构是不恰当的。孟德尔遗传学在1900年的重新发现，以及随之对染色体和基因作用的解释，最初并没有导致综合。生物化学家由于没有看到解释经典遗传学的捷径，总的说来忽略了这种综合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说，争论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今天，生物化学已经用自己的术语解释了那么多的细胞机制，证实了它自己最初的预言，这些预言在当时是显得比较勉强的。但是，在这一出色的过程中，特别是从1950年以来，生物化学已部分地转化为新的分子生物学，后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化学，它的任务是说明DNA螺旋和酶蛋白这样一些分子的特殊空间排列。细胞学推动了这种特殊化学的发展以及一套强有力的新技术的运用，包括电泳、层析法、密度梯度高心分离和X射线结晶法。在这同时，细胞学转化为现代细胞生物学。利用把物体放大上百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它在方法和语言上都向分子生物学转化，最后，通过研究对象从果蝇、老鼠到细菌、病毒的转移，经典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结合成分子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及其对手学科生物化学之间从理论到技术的种种较量．推动了生物学的主要进展。这一相互作用是科学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获得了比任何前科学文化所能想象的内容更为有力的文献资料。

　　我认为，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中，我们将重复上述循环。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两种文化倾向，最终会结合起来，在历史上，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只能通过医学的好处、遗传工程的憧憬。以及人口增长的阴影等技术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尽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对“社会生物学”和“生物学的社会意义”的常规处理，向人们的理智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但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人类天性的深刻结构，是一个根本的生物现象，它也是人文学科的根本焦点。

　　我们很容易被对方的观点所迷惑，这些观点认为：科学只能产生少数几种信息，它那冰冷清晰的阿波罗式的方法，与饱满而骚动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一心献身科学只能是人性的丧失。为了表达这种反交流文化精神，西奥多·罗斯扎克描绘了这样一幅精神图象：“一张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光谱，它们理想地融合在一起……在这光谱的一端，是科学的强烈而明亮的光线，是信息，在光谱的中部我们看到艺术的动人色彩，看到世界的美学投影。在另一端，我们发现了宗教经验阴暗的、朦胧的调子，在逐渐暗淡下去，波长逐渐超越于所有知觉之外。从这里我们发现了意义”。

　　不，从这里我们发现了蒙昧主义！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人类精神能力的严重低估。动人的色彩和阴暗的调子产生于我们的神经和感觉网络的遗传进化，把它们看作生物学以外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把目标定得太低。

　　科学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觉的现象还原为基本的、可检验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学概括的优雅——或者说优美——是通过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简洁性来衡量的。作为物理学家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马赫用下述定义表达了这一思想：“科学可以认为是一个最小化的问题，它包含对事实的最全面的表述和最经济的思维。”

　　马赫的观点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但单纯的还原仅是科学过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分析所揭示的最新规律控制下，通过广泛综合而进行的复杂重组，揭示出新奇的、涌现的现象。当观察者把注意从一个组织层次转移到另一个组织层次（例如从物理学转向化学或从化学转向生物学），他希望所有低层次的规律仍然适用。但是较高组织层次的重组需要较低单位排列的规定，这反过来产生丰富而基本的、意外的新原理。规定中包括了各种单位的特殊结合，以及这些元素（单位）的特殊的空间排列和组合历史。让我们看一看化学中的一个简单例子。氢分子的组成，是一个带负电的氮原子以及三个呈三角形连接的正电氢原子。如果这些原子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整个分子就会在两端表现出不同的电性（偶极矩），与核物理中的对称规律明显冲突，但事实上，氢分子的运动并不反常：氮原子以每秒三百亿次的频率来回穿过氢原子的三角形，把它的偶极矩中性化了，然而，这种对你却不存在于糖和其他有机大分子中，它们的结构太大太复杂而难以转化，它们违背了但并没有否定物理学的法则，这种规定性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没有很大意义，但有机化学和生物学中却普遍存在着这种规定性造成的结果。

　　从昆虫社会生活的进化中，还可举出一个与我们的题目更为接近的例子。在大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马蜂演化出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受精卵产生雌性而未受精卵产生雄性，这一简单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使得雌性马蜂能根据昆虫猎物的性质来选择后代的性别。特别是，较小的猎物可以给予雄性后代，因为雄性后代在发育中需要的蛋白质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单格二倍体表明了一次进化事件，它相当偶然地预先决定了这些昆虫的一种趋向：去发展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单倍二倍体导致了比母女关系更为密切的姐妹关系，因此，雌性可能通过转化为不育蜂群而产生遗传利益，它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这种昆虫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由于单倍二倍体的这种决定作用，只有在马蜂及其近亲蜜蜂和蚂蚁这些昆虫中才产生了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母权制，即蜂后管理雌性后代；或是姐妹制，即不育的雌蜂管理产卵的雌蜂。马蜂、蜜蜂和蚂蚁看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西森林中，它们的群落总重量占包括蠕虫类、巨嘴鸟以及美洲虎在内的全部陆生动物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难想象有谁凭着关于单倍二倍体的知识就能猜到这一切。

　　还原是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担心和不满。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林和生译）

第二章　遗传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上，有机体的差异是巨大而惊人的。自从1758年卡罗勒斯·林奈进行正式分类以来，动物学家已分出约一百万种动物，并给了每种动物一个科学名称。这样，就使这些动物在技术杂志上有了那么几段描述，在世界上这个或那个博物馆的架子上占有了小小的空间．但是，尽管作了如此巨大的努力，发现的过程却才刚刚开始。1976年，在夏威夷附近捕获到一条尚不为人所知的巨鲨，长14英尺，重达1，600磅。当时，它正想吞食一艘美国军舰的铁锚。大约与此同时，昆虫学家在新西兰发现了一种新属种的寄生蝇，大小和大红蜘蛛差不多，完全生活在当地的蝙蝠窝里。每年，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总要从在世界各地的考查中采集到的昆虫、桡足类动物、线虫、棘皮动物、鳃曳虫、烛线纲的节肢动物，超鞭目的鞭毛虫等等生物中，分出数以千计的新种来。根据对选定区域的大量考查，估计动物属种的总数在300万到1000万种之间。正如博物学家霍华德·埃文斯的最新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生物学就是对“一个人们仍知之甚少的行星上的”生命所进行的研究。

　　这些动物有许多是高度社会性的。其中，最高级的就构成了我所说的动物的社会进化中的三个顶峰，即：（1）珊瑚虫、苔藓虫和其他群落性的无脊椎动物；（2）包括蚂蚁、黄蜂、蜜蜂、白蚁等在内的社会性昆虫；（3）社会性的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这三种群居性动物属于社会生物学新学科的主要对象。社会生物学的定义就是对包括人在内的各种有机体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这一学科可以追溯到很远，它的许多资料和某些最重要的观点都来自生态行为学，这是一门在自然条件下对全部有机体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的科学；其先驱是朱利安·赫胥黎、卡尔·冯·弗里希、康拉德·洛伦茨、尼古拉斯·廷伯根等人。现在，从事这一科学的已有一大批敢于创新的、富有成果的新一代研究者，生态行为学目前主要关心的是每种动物行为模式的特殊性，这些模式是动物得以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特殊要求的方式，以及动物本身在遗传进化中由一种模式引起另一种模式的过程。人们正逐渐把现代生态行为学和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以及激素对行为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已深入涉及到了发展过程，甚至过去几乎完全属于心理学领域的学习过程也涉及到了，而且，人类自身已开始被包括进需要进行最缜密研究的物种之中。生态行为学的重点仍在有机体个体和有机体的生理学方面。

　　与此相反，社会生物学更明显的是一门综合学科，它结合了生态行为学（全部行为类型的博物学研究）、生态学（有机体对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和遗传学等学科，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社会生物学的真正新颖之处是它的方法：从生态行为和心理学的传统模型中提取关于社会组织的重要的事实，然后在群体的水平上加以研究，并在生态学和遗传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以说明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进化来适应环境的。生态学和遗传学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变得那样成熟有力，才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基础。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主要以各社会性物种的比较为基础的学科。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看成为一种进化实验，是基因和环境之间上百万年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对许多这种实验的周密考查，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和检验了关于遗传性社会进化的一般原理。现在，把这一广阔的知识应用于对人的研究，已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了。

　　为了把人类与一系列别的社会实验同时加以观察，社会生物学家似乎是通过望远镜的前端来观察人类的，这样就比平常看来距离要远些，规模也暂时缩小了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试图在地球上的社会性生物中为人类找到适当的位置，他们赞同卢梭的观点：“研究人们须从近处看，研究人类则必须从远处看。”

　　这种宏观的看法比社会科学中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有着某些优越之处，事实上，没有哪种理智上的缺点比藐视一切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有害了，这使我想起罗伯特·诺齐克在赞成素食主义时所用的聪明的论证方法，他说，人觉得吃肉理所当然，因为人认为被吃的动物在感受力和智力上都远远低于人，无法与人比拟，那么，如果一种比人类优越的物种果真有朝一日从外星来到地球，也运用同样的标准，那他们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我们佐餐了。用同样的标准，这些外星人中的科学家可能会发觉地球人索然无味，智力低下，而且感情迟钝，社会组织也是别的行星上司空见惯的形式，使我们沮丧的是，他们可能对蚂蚁大感兴趣，因为这些小东西具有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及奇怪的雌雄等级制度。同银河系相比较，这才是地球上新奇的东西。可以想象，他们会在日志上这样记录：“科学的突破！我们终于在1至10毫米大小的范围内发现了单倍二倍体的社会性有机体。”接着，这些来客可能采取最后的无理行动：为了证明他们确末低估我们，他们将在实验室里仿造人，象化学家为了测定某种有疑问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需要用更简单的成分来合成这种有机化合物一样，这些外星生物学家也需要合成那么一两个类人动物。

　　这种科幻小说式的情节对于人的定义是有启发意义的。近来，计算机科学家们基于人工智能设计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而提出人受到了如下的考验：举止象人者即是人。因为人类行为的进化途径并非全部都同样可以通行，所以人类行为可以加以比较准确的定义。进化并没有使文化成为万能。在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存在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社会行为可被赋予任何一种形式。极端环境决定论者从人类是其自身文化的产物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文化造就了人”。这个公式还可以是“创造文化即创造人”。他们的理论只对了一半，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于其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和影响社会行为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相巨作用造成的。虽然世界上数以百计的文化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似乎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只构成了地球上社会性物种已实现的组织形式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比起借助社会生物学理论所能想象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来说，那就更少了。

　　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人类社会行为是否由遗传决定，而在于遗传决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遗传作用的大量证据比大多数人、甚至比遗传学家所能想象的还要详尽，还要有说服力，我还可以进一步说：遗传起着决定性作用。

　　说到这里，有必要给那些由遗传所决定的特征下个确切的定义。这种特征不同于别的特征，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独特基因的结果，重要的是，对遗传影响的客观估计需要把同一特征的不同情况相比较。比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条件限制，说蓝眼睛是遗传所致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蓝眼睛是基因和很大程度上最终使眼球虹膜着色的生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蓝眼睛和棕色眼睛之间的区别完全地或部分地是源于基因的差别，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可加以检验并可以用遗传学规律加以解释的。然后就应该考虑更多的信息了，例如：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以及更远的亲戚，他们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再把这些资料与孟德尔遗传学中最简单的遗传模式相比较，这一遗传模式基于对细胞增殖和性繁殖的了解，认定只有两个基因在起作用，如果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与此吻合，就可用这一双基因遗传模式来解释其差异，如果不吻合，就需要采用更为复杂的模式。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越多，所采用的相互作用模式就越复杂，直到所采用的模式跟对象的基因数达到比较合理的吻合。在上面的例子中，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变化使这些例子不如教科书上的例子那么完美，但蓝色和棕色眼睛之间的主要差别实际上是以两个基因为基础的，对一些最复杂的特征，可能有数以百计的基因在起作用，即使采用先进的数学方法，一般也只能对其影响程度作出粗略的测量。但是，如果分析得当，遗传影响的存在和大体程度还是可以确定的。

　　人类社会行为基本上也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方法加以估计。首先，把人的社会行为和其他物种的行为相比较，然后，通过研究人种之间和人种内部的差异加以估计，但这种方法要困难得多，而且解释也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把经过选择的主要种类的动物和人类作比较时，遗传决定论的状况表现得最为尖锐，解剖和生物化学分析揭示出、人类最亲近的进化近亲——亚洲、非洲的大猿和猴子具有某些普遍的人类特征。如：

　　象大部分鸟类和中南美洲的狨那样，人类的亲密的社会组合中包括10至100个成年者，而不是仅仅只有两个，也不象许多属种的鱼或昆虫那样，数以千计地形成社会组合。

　　雄性大于雌性，这在旧大陆的猴、猿和其他许多种哺乳动物中是很重要的特征。如果把许多种动物一齐考查，就会发现雌性和成功的雄性相配的平均数和雌雄之间体型的差异甚为相符。这一规则说明：雄性间对雌性的竞争越剧烈，体型大者的优势就越显著，体型小者的劣势也自然增大。但男人并不比女人高大许多。在这方面，人类和黑猩猩相似。把人类性别的数量差异曲线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较时，显示出与每一成功的男性相配的女性平均数大于1但小于3，这一推测很接近现实。我们知道，人是稍稍偏向一夫多妻制的物种。

　　新一代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训练成长起来的。先是和母亲的亲密接触，而后是和同龄、同性别的其他孩子越来越多的接触。

　　社会娱乐是一项发展迅猛的活动。其特点是角色扮演、模仿攻击行为、性实践和探险活动。

　　这些特点以及别的特点形成了旧大陆猴、大猿和人的属种。跟鱼、鸟、羚羊或啮齿动物等完全不同的物种相比，人不可能达到与它们相同的社会化水平，人可能有意识地模仿那些动物，但不过是一场表演，不会有深刻的情感反应，也不可能持续多久，连一代人也不行。哪怕粗略地从形式上采取非灵长目的社会体系，严格说来也是极其愚蠢的举动，否则个性会迅速消失，人与人的关系会解体，繁衍也会停止。

　　接下来是更细的分类。人类不同于旧大陆的猴子和猿，这只能归因于人类有一组奇特的基因。当然，这一点就连最激进的环境决定论者也很快就承认了。他们乐于赞同伟大的遗传学家西奥多塞斯·多布赞斯基如下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基因的首要作用已经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的或超机体的力量——文化了。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一力量完全依赖于人类的基因型。”然而，问题比这还要深刻、有趣得多。各种文化都有其社会特征，只要缜密观察这些特征就会发现，人类的社会特征和其他物种同样明显。比如，就象翅膀上的小方格对于斑翅蝶和复杂的春歌对于画眉鸟那样。1945年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列举了历史上和人种志上有记载的各种文化的特点：

　　年龄分级，体育活动，身体装饰，历法，清洁训练，社区组织，烹调，合作劳动，宇宙哲学，求爱，舞蹈，装饰艺术，占卜，劳动分工，释梦，教育，末世学，伦理学，人类植物学，礼仪，信仰治疗法，家宴，生火，民俗，食物禁忌，葬仪，游戏，手势，馈赠礼品，政府，问候，发式，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继承法，玩笑，家族，家族命名法，语言，法律，运气，迷信，巫术，婚姻，进餐时间，医学，产科学，刑罚制裁，个人姓名，人口政策，产后护理，妊娠习惯，财产权，对超自然事物的抚慰，青春期习俗，宗教仪典，居住规则，性限制，灵魂概念，地位区别，外科学，工具制造，贸易，观光，纺织，天气控制。

　　以上各种有助于社会团结的性质中，几乎没有多少可以认为是高级社会生活或者高度智慧的必然结果，不难设想那些非人类社会，其社会成员的智力甚至比人类社会还高，社会组织比人类社会还复杂，但是，它们都没有上述大部分性质。再看看昆虫社会固有的可能性，无生育力的工虫（工蜂，工蚁等），比人更具合作性和利他性，等级制和劳动分工倾向也更明显．如果再赋予蚂蚁和人类同样理性的头脑，它们就可能取得与人类同等的地位了。它们的社会将显示如下特色：

　　年龄等级，触须礼节，舔身体，历法，嗜食同类，等级确定，等级法规，建立群居地的规定，群居地组织，清洁训练，公共托儿所，协同劳动，宇宙哲学，求爱，劳动分工，雄性统治，教育，末世论，伦理学，礼仪，无病死亡，生火，食物禁忌，馈赠礼品，政府，问候，整饰仪式，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语言，幼虫护理，法律，医学，变形仪式，相互反刍，护理等级，交媾飞行。营养卵，人口政策，对王后的服从，居住法则，性别确定、士兵阶级，姐妹之道，地位区别，无生育力工虫，外科学，共生体照管，工具制造，贸易，观点，观光，天气控制。

　　还有些十分奇特、用我们的语言难以描述的活动，而且，如果它们能消除群体间的争斗，能保护自然环境的话，它们就可能比人更有生存能力，而且，广义地说，其道德水平也将会比人类的高。

　　文明并非限于人类所固有，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文明才和皮肤裸露的两足哺乳类的解剖构造以及人类天性的独特性质结合起来了。

　　弗洛伊德说，上帝是有过失的，因为他的工作粗糙，质量不高．这句话很有道理，超过了弗洛伊德所想要说的：人的天性不过是许多可以想象的东西的混合物而已。但是，如果剥夺掉哪怕一小部分人的特性，都会产生混乱不堪的结果。即使是模仿旧大陆灵长目中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动物的行为，人类也不堪忍受。如果一部分人根据荒谬的协议，企图详细模仿黑猩猩或大猩猩特有的社会结构，那他们的努力很快就会落空，最后只能以完全回归到人类的习性而告终。

　　同样有趣的是，设想人们一开始就在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影响的环境中出生、长大，其情况会如何？最初，他们会形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而且，短期内就会发明出语言要素，丰富他们的文化。人类学家和人类社会生物学家的先驱罗宾·福克斯曾用尽可能明确的语言表述过这一假设。他设想，假如我们进行传说中的普萨姆麦提楚斯法者和苏格兰王詹姆士第四那种残酷的试验（据说，他们把孩子们放在远离亲人而且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边远地区养大），那么，孩子们能否学会对话？

　　我并不怀疑，他们能够说话。而且，从理论上讲，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可以创造和发展出一种语言，尽管他们从来学过这种语言。而且，虽然这种语言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但语言学家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基础上，也能对此种语言加以分析，并把他译成任何已知的语种。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这些新的亚当和夏娃能够生存下去并生儿育女的话——仍然完全隔离于任何文化影响——那么，他们最终也能创造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会有如下特点：财产法，关于乱伦和婚姻的规则，禁忌和回避的习惯，尽量少流血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以及与此有关的习俗，社会地位体系及其表示方法，年轻人加入社团的仪式，包括女性装饰在内的求爱活动，普遍的象征性的身体装饰系统，某些专为男人设置而排斥妇女参加的活动和协会，某些形式的赌博，工具和武器制造业，神话和传奇，舞蹈，通奸，各种类型的凶杀、自杀，同性恋，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和神经症，以及纯粹利用这些病症捞取好处的或其能医治这些病患的开业医师，究竟他们是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医师。

　　人类社会行为的这些基本特征，不仅有其顽固的癖性，而且在可与动物的各种特点相比较的有限范围内，它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目动物的大多数特点是相似的。从逻辑上讲，少数用以组织行为的信号可以追溯到仍体现在旧大陆猴子和大猿身上的祖传方式。在黑猩猩的面部表情中，也可以看到恐惧、微笑，甚至大笑。如果人是旧大陆灵长目祖先的后裔，这种广泛的相似性正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而且，如果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哪怕只保留着程度很小的遗传约束，那么现在也可以考虑更广泛的假设。

　　黑猩猩的地位值得特别密切的注意。我们关于这些最聪明的猿类的不断积累的知识，已开始广泛地瓦解人类独尊的庄严信条，首先，黑猩猩在解剖和生理细节上都和人类十分相似。事实证明，在分子方面它们和人类也很接近。生物化学家马丽·金和阿伦·威尔逊对44个色点上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作过比较，发现人和黑猩猩之间的总差异与分离几种几乎不能区别的果蝇间的遗传距离相当，比高加索人、非洲黑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差异也只大25至60倍，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分裂最近也可能是2000万年前开始的，但这在进化过程中是比较短的时间。

　　按照严格的人类标准，黑猩猩的智力迟钝属于中等程度。它们的大脑只及人脑的1/3，喉的构造形式与原始猿类一样。因此，不能清晰地说人类的语言。不过，个别的黑猩猩通过美洲符号语言或者挨次钉在显示板上的塑料符号加以训练，也可以学会与训练者交流。最聪明的黑猩猩还能学会两百个英语单词和基本句法，能说出象“玛丽给我苹果”、“露西搔罗杰的夹肢窝”那样的句子。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耶尔克斯地区灵长类中心训练的雌性黑猩猩娜娜，在温怒中从房间里打手势斥骂训练员：“你是个臭东西”。戴维·普雷麦克训练的雄猩猩萨拉能记2，500个句子，其中大多数句子她还能运用。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黑猩猩能理解复杂的指令，如：“如果红的在绿的上面（不是在红的上面），那你就拿红的（不拿绿的）。”“把香蕉放进桶里，把苹果放进盘子。”它们还发明了一些新的表述法，如管鸭子叫“水鸟”，西瓜叫“饮用果”，和那些英语发明家偶然想起的单词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在语言的发明才能和干劲方面，黑猩猩与人类儿童相差并不太远，但是还缺乏真实的语言创造力的证据。如，还没有哪只黑猩猩能把“玛丽给我苹果”和“我喜欢玛丽”这样的句子，连接成一句“玛丽给我苹果，因此我喜欢她。”这样更复杂的句子。人类的智力大大高于黑猩猩，然而，猿类能掌握通过符号和句法进行交流的能力，倒是确确实实的事。目前，许多动物学家怀疑动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已不可能象在1949年去世的重要的人类学家勒斯奈·怀特所说的那样：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就是人类行为。

　　新近填平了的另一条鸿沟是自我意识。心理学家哥登·盖洛普让黑猩猩照过两三天镜子之后，它们就不再把自己的镜中像当作陌生的猩猩，而开始认识到那就是自己了。这时，黑猩猩开始用镜子来探究以前无法见到的各部分身体，扮鬼脸，从牙中剔食渣，翘起嘴唇次泡泡，尽管盖洛普曾和其他人反复用镜子训练猴子和大猩猩，但却没有得到相同的结果，为了更充分证明其自我意识，研究人员在麻醉状态下将黑猩猩面部着上色，结果黑猩猩在镜子前面呆得更久，专注地检查面部的变化，用鼻子嗅触涂色部位的手指。

　　如果黑猩猩真有自我意识，并能与别的智能动物交流，那么，离具有人类头脑的别的性质还会相距得很远吗？

　　普雷麦克曾想把个体死亡的概念传输给黑猩猩，但又犹豫不决，“如果它们象人一样有了死亡概念，它们会怎么样呢？”他说：

　　要是猿也惧怕死亡，它们会象人那样，用不寻常的办法对待死亡吗？……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是传输对死亡概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方法去确定：猿的反应不会是人类那样的恐惧反应。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仪典、神话和宗教的产生。在找到不带恐惧地传授死亡概念的具体手段之前，我不打算向猿传授死亡的知识。

　　另外，黑猩猩的社会存在怎么样呢？它们的组织程度甚至连只有最简单的经济组织的狩猪－采集者社会也不如，不过，还是有些显著的基本相似之处，每群猿类多达50只，其中又分为更小的临时性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可以在短至几天的时间内解体和重新组合。雄性大于雌性，程度与人相近，并且在等级制中占据着首要的统治地位，几年之内甚至直到成熟，幼仔都和母亲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年轻的黑猩猩们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母猩猩死后，有的甚至还收养年幼的弟妹。

　　每一群体都占有大约20平方英里的地盘作为家族领地。相邻群体间不常相遇，一旦相遇就很紧张，在这些场合，可以交配的雌性或年轻的妈妈有时移居于群体之间，但有的时候，黑猩猩也会表现出强烈的领土意识，变得极凶狠残暴，简·古多尔曾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河保护区进行过有名的研究，一个群体中的雄猩猩侵入相邻一群较小的黑猩猩的领地，攻击甚至伤害保卫者，最终，小群体的居民离弃家园，把领地让给了入侵者。

　　和原始人类一样，黑猩猩主要采集水果和别的植物作为食物，打猎只是次要的活动，狩猎－采集者和黑猩猩饮食的区别在于比例的不同，总的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原始人平均从新鲜肉中摄取35％的卡路里，但黑猩猩获得的却在1－5％之间。原始人猎取大大小小一切的猎物，包括比人的体重大100百倍的大象，但黑猩猩却很少攻击体重比成年雄猩猩大1／5的任何动物。黑猩猩象人的行为最明显的可能莫过于打猎时智力的运用和彼此间的合作行动了。正常情况下，只有成年雄性才会追逐动物，这是类人动物的又一特征。当选中了一个潜在猎物，如长尾黑颚猴或小狒狒时，黑猩猩就通过特殊姿势、动作和面部表情的变化来示意，其他雄性随即转过去盯住目标，它们态度紧张，部分毛发倒竖，而且变得缄默——在人看来，这是明显的变化，因为通常黑猩猩最都是喧闹的动物，这种警觉状态因突发的、几乎是一涌而上的追猪而消除。

　　捕猎的雄猩猩常用的战略是混入狒狒群中，以便猛然抓住幼小的狒狒，另一方法是包围，悄悄接近猎物，即使猎物警觉地想溜走也不轻易放过。贡贝河保护区有只大胆的雄猩猩叫费刚，它追猎的一只小狒狒逃到棕榈树上去了，在附近休息或修饰毛发的雄猩猩全部立刻起身，加入追捕。有的留在狒狒藏身的树下，其余的分散在狒狒可能逃跑的树下守候。当狒狒跳到第二棵树上时，守在下面的猩猩立即转身，迅速朝上爬，后来，这只小狒狒跳到20英尺外的地上，才平安逃进了附近的狒狒群中。

　　肉类分配上的合作也进行得不错，有施有受，有取有舍。讨肉的猩猩捧着脸凑近肉，专注地盯着，或凑近吃肉者的脸。它还可能去摸肉，摸别的猩猩的下巴、嘴唇，或者张开手，手掌向上，伸到吃肉者的下巴下面。有时，抓着猎物的雄猩猩很快跑开，但也常常默许乞食者共同进食或让乞食者撕走一些。有时候又自己很快扯下几块肉递给乞食者。按照人类的标准，这是小小的利他主义姿态，但在动物之间却是很少见的行为——这对猿类来说，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一步。

　　最后，黑猩猩还有原始的文化．来自欧洲、日本、美国的动物学家们对非洲丛林中自然生活状态下的猩猩群体进行了25年的研究，发现猿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大量的工具。它们用树枝和小树作防卫武器抵抗豹子，抛甩树枝、石头和大把大把的植物攻击狒狒、人类和其他黑猩猩．它们还用树枝挖掘白蚁冢，用扯去了叶子并从中撕开的树枝去“钓”白蚁，用枝条撬开盒子，也用嚼碎的树叶作“海绵”从树洞里汲水等等。

　　学习和嬉戏对获得使用工具的技能至关重要，如果2岁的小猩猩失去了摆弄树枝的机会，以后借助枝条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相应减弱。让受看管的小猩猩通过摆弄这些东西，它们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就能不断提高，2岁以下的猩猩一般只是简单地摸一摸，拿一拿，并不想去摆弄；长得大一点时，就更常用东西去敲打和搔弄别的猩猩．与此同时，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断改进，非洲的野生猩猩也是这样。6个星期的小猩猩就已从母亲怀抱中伸出手去玩树叶、树枝；大一点的不断用眼、唇、舌、鼻、手去试探环境，不时还采摘树叶，四下挥动，在这个成长阶段，它们慢慢养成了使用工具的习性。有时可以看到8个月的小猩猩把草茎列入它的玩具，却是用于特殊的目的——抽打石头或母亲。这种行为和“钓”白蚁的行为有着独特的联系，它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刺激白蚁，使白蚁爬上草茎，然后迅速吃掉或者舔而食之。通常它们在游戏时就撕掉草茎上宽大的叶片，咬掉两端，把草茎当作钩杆。

　　简·古多尔获得了猩猩传授这些模仿行为的直接证据。她注意到，当成年猩猩使用工具时，幼仔就在旁边观察，等大猩猩走后就拣起来使用。她曾两次观察到一只3岁的小猩猩专注地看着母亲用树叶擦屁股，然后，它也拾起树叶模仿起来，虽然它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

　　黑猩猩能够发明和传授技术。用树枝撬开食品盒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方法是贡贝河保护区的某一只或几只猩猩发明的，后来通过模仿显然就在群体中传开了，新到这个地区的一只雌猩猩躲在灌木丛中看别的猩猩开盒子，到她第4次来时，就走出树丛，拣起一根树枝，也开始撬起盒子来。

　　在非洲记录到的使用工具的行为仅限于一定数量的黑猩猩，但它们在那里的分布却甚为广泛，如果这种行为已经达到文化式的传播的，那就正好是我们所预期的模式。西班牙动物学家乔治·皮最近绘制的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分布图，可能已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入了人类学教科书中关于原始文化的那一章，虽然有关工具使用的发明和传播的大多数证据都是间接的，但却表明，猿类已跨越了文化进化的门槛，因此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已进入了人类的领地。

　　这段黑猩猩生活的描写意在证实我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观点：根据一般的进化标准和心理学的主要标准，人类并非形单影只，我们还有个小兄弟属种，把人类和黑猩猩社会行为之间的共同点与近年来发现的遗传多样化中引人注目的解剖和生化发现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系列十分有力的证明，这已不能当作偶然的巧合来看待了。我现在相信，这些共同点至少部分地产生于相同的基因。如果这一见解还有点道理的话，就更迫地切需要保护黑猩猩，保护其他大猿以及旧大陆的猴子和较低等的灵长目，也就更需要在将来对它们进行更细微的研究。更彻底地了解这些动物，可以提供一幅清楚的图画，说明基因是如何逐步变化，最后达到人类所独有的进化水平的。

　　总的说来，这一论点可总结如下：把人类本性和所有其他生物这一庞大背景相比较，其一般特点似乎显得有限和独特，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正如一般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行为中较普遍的形式跟哺乳动物是一样的，甚至更特别具有灵长类的特征。在社会生活的细节方面，黑猩猩与我们十分接近，而在智力特征的某些方两，它们甚至可以和人类相提并论。而在过去，这样的比较却被认为是完全不恰当的，这些事实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以遗传为基础的这个假设相一致，更确切地说，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那些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类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这些事实反驳了长期统治着社会和科学学域的另一种假说：人类已完会摆脱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达到了仅仅受到文化制约的程度。

　　让我们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遗传假说的核心直接来自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人类天性的特征在人类进化时期具有适应性，因此，基因便在能发展那些特征的人口中散布开了。适应性的意思就是说，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将其基因传与下一代的机会比不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大。在这一最严格的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差别优势就叫遗传适应，遗传适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个体生存力的增强；（2）个体生殖力的提高；（3）近亲生存力和生殖力的提高，这些近亲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享了同样的基因。三种要素中任何一种的改良或者三种要素的任何组合，都会使基因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达尔文称这一过程为自然选择，它描述了一种紧密的因果循环，如果某种基因使个体倾向于某种特征——比如某种社会反应——随之这一特征又带来更高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基因在下一代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自然选择后持续许多代，那优势基因就会扩展到整个群体，这一特征也就变成了物种的特征，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由此推断说，人类天性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

　　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增加了分析的困难：纯社会行为和受遗传制约的行为都能适合社会生物学理论，一种几乎纯文化的社会生物学是可能的。如果仅仅赋予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繁衍动力及文化能力，人类仍可以学习到许多社会行为方式，提高其生物适应性。但是，如同我将要说明的那样，这种文化模仿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某些方法，可以使这种模仿与结构更为严密的生物适应形式相区别，进行这种分析要求更仔细地运用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技术，我们的重点将放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生物学理论相适应的紧密程度上，放在遗传制约的证据上。这种证据是在人类发展其社会行为的同时所显示的各种倾向的力量和自发性中看到的。

　　现在，让我用某种更有力、更有趣的方式把中心问题再表述一遍，如果人类天性的遗传成分不是起之于自然选择，那么基本的进化理论就有问题了，也就意味着进化论至少必须加以改变才能说明群体遗传变化中新的、然而迄今尚未想到的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一个辅助目标就是要了解人类天性进化是否与一般进化论相符，对敢于冒险的生物学家来说，如果这种努力失败，那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遗传进化是在人类文明之前约500万年产生的。那时，人类由稀疏和相对稳定的狩猎－采集者组成。另一方面，主要的文化进化是在大约1万年前农业和城市出观以来发生的，尽管某些遗传进化在后来历史性的巨变中还在续继发生，但那只形成了人类天性一个部分特点。不然的话，现存的狩猎－采集者们和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在遗传上就会大不一样了。然而，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更为持久的前文化游牧社会及农业社会所作的研究中，可以对人类社会生物学进行更为直接的检验。结果发现，人类学是比社会学或经济学更接近于社会生物学的社会科学。正是在人类学中，关于人类本性的遗传理论才能够得到最为直接的探讨。

　　一种科学理论的威力的大小，就在于它能否把少数公理性的概念转化为对可以观察的现象的详细预测，玻尔原子论正是这样使现代化学成为可能，而现代化学又改造了细胞生物学。此外，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又在于这种理论与别的理论在说明现象的竞争中其预言的成功程度，例如：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经过短时间的交锋战胜了托勒密的理论。最后，当一种理论把大量事实综合成易于记忆的、实用的解释体系。当新发现的事实符合其要求时，这种理论就能在科学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望。例如：地球是圆的就比地球是扁平的更为真实，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事实，可以通过实验获得，或者通过对未受骚扰的自然现象进行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获得，科学总是以这种近乎机遇的曲折方式向前发展。

　　对人类天性的遗传进化理论来说，如果要使它成为实实在在的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从生态学和遗传学中选择某些最好的原理（这些原理本身就以人类天性的遗传进化论为基础），并使这些原理在细节上适合人类的社会组织。这种理论不仅必须能以比传统的解释方法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许多已知事实，而且，还必须验证以前社会科学未曾想到的对各种新信息的需要，因此，被说明的行为应该是人类行为中最为普遍的但最少理性的行为，应该是最充分地摆脱了日常见解的影响和令人迷惑的文化变迁的那一部分，换言之，这些行为应该是那些最不易受文化模仿影响的先天的生物性现象。

　　这些都是年轻的人类社会生物学被迫接受的严厉要求，但是可以证明，这些要求完全是有道理的，社会生物学凭借自然科学的力量，并且最初是以不公正的心理学优势，闯入了社会科学。如果能使“硬”科学的观念和分析方法协调而长期地起作用，那么，科学和人文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划分就会消除，但是，要改变我们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就必须用符合科学证明原则的真理，而不是使用一种新的教条来改变它，不管我们的希望有多么急切。

　　下面六章的主题是以更深入的方法进行社会生物学的各种探索，这些探索有的已经相当可靠，但有的还只是大胆的推测而已，现在，先让我举两个简明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

　　乱伦禁忌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原则，各种文化都禁止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行为。可是，至少在兄弟和姐妹的禁忌情况下，有着一种更深刻但较少理性的强制作用：在两个一道生活的人之中，当一人或两人都长到6岁时，便会自动产生性反感，以色列海法大学的约瑟夫·谢菲尔在以色列集体农场就此所作的最彻底的研究表明，同龄人之间的性反感并不在于实际的血缘关系，在记录的2，769对夫妇中，没有一对是自从山生以来就在一起生活的同一农场的同辈人，甚至连一例异性性行为的例子也找不到，尽管农场的成年人对此并不反对，在不那么封闭的社会中，乱伦行为确有发生。尽管发失率很低，但通常是耻辱的、受指责的行为，总的来讲，母子间的性行为最令人唾弃，兄妹间其次，父女间的性行为再其次，但是一切乱伦行为总是被禁止的。在当今的美国，人们认为最令人震惊的色情文学之一就是关于父亲与未成年女儿之间性行为的描述。

　　乱伦禁忌有何好处？人类学家所称道的解释是，它避免了由于乱伦行为引起的家庭成员角色的混乱，因而保持了家庭的完整，另外，由爱德华·泰勒提出并由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他创造性的《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发展成为一整套人类学理论的解释是，乱伦禁忌有利于社会集团间讨价还价地进行妇女交易，按这个观点，姐妹、女儿不是用于婚配，而是用于获得权力。

　　与此相反，流行的社会生物学解释却认为家庭的完整与婚姻交易只是附产品，至多是次要的有效因素，社会生物学的解释指出了更为深刻和严峻的原因：近亲繁殖会导致严重的生理惩罚，人类遗传学家进行的若干次研究都表明，即使是一般情况的近亲繁殖都会引起孩子在体型、肌肉协调能力和学术能力上的全面降低，已发现100多种能在未经掺杂冲淡的、纯型合子状态中引起遗传疾病的隐性基因，而近亲繁殖会大大加强这种状态，根据对美国人和法国人进行的分折判断指出，每个人身上平均有4个致死基因当量：或是在纯合状态中有导致立即死亡的4个基因，或是在50％的纯合体中有引起死亡的8个基因，或是有与上等量的致死基因和致衰弱基因的混合，这些很高的数字在动物中很典型，表明近亲繁殖有致命的危险，在由于和父亲、兄弟、儿子发生性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所生的161个孩子中，有15个死产或在出生后一年内死去，4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或智力缺陷单自发的性排斥规则，直觉地避免了乱伦行为．极而言之，’也就是如果我们暂时掀开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尽管我们承认这些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可以说人受着以基因为基础的本能的引导。兄弟一姐妹间的性关系禁忌就是这一过程的表现，其它类型的乱伦禁忌很可能也是如此．

　　＠附泻烟①是指妇女与财富、地位限自己相当或优越于自己的男子结婚。在人类和大多数社会动物中，这类情况都是雌性通过对雄性的选择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倾向呢？罗伯特·特里弗斯和丹尼尔·威拉德在社会生物学更普遍的研究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们注意到，脊椎动物，尤其是鸟和哺乳动物，体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频率一般都相当高，而许多个小体弱的雄性完全没有交配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体条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后代也最健康．这些后代长大后通常也是体型最大、最强健的．后来，特里弗斯和威拉德观察到，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当雌性健康处于颠峰状态时可望生出较大比例的雄性，因为这些后代将来体型最大，求偶最成功，会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当雌性生理状态相对变差时，它们将转而增加生清职性后代，因为这时雌性是更为保险的投资．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产生这种生殖策略的基因将压倒产生其他策略的基因。

　　情况确实如此。关于这一特殊问题，有人对人和庞这两类不同的物种进行了调查，环境条件对怀孕的雌性不利时，项性的出生率就有不同比例的上升。对貂、猪、绵羊、海豹的单自发的性排斥规则，直觉地避免了乱伦行为，极而言之，也就是如果我们暂时掀开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尽管我们承认这些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可以说人受着以基因为基础的本能的引导。兄弟－姐妹间的性关系禁忌就是这一过程的表现，其它类型的乱伦禁忌很可能也是如此。

　　攀附婚姻是指妇女与财富、地位跟自己相当或优越于自己的男子结婚。在人类和大多数社会动物中，这类情况都是雌性通过对雄性的选择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倾向呢？罗伯特·特里弗斯和丹尼尔·威拉德在社会生物学更普遍的研究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们注意到，脊椎动物，尤其是鸟和哺乳动物，体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频率一般都相当高，而许多个小体弱的雄性完全没有交配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体条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后代也最健康，这些后代长大后通常也是体型最大、最强健的。后来，特里弗斯和威拉德观察到，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当雌性健康处于颠峰状态时可望生出较大比例的雄性，因为这些后代将来体型最大，求偶最成功，会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当雌性生理状态相对变差时，它们将转而增加生育雌性后代，因为这时雌性是更为保险的投资，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产生这种生殖策略的基因将压倒产生其他策略的基因而传遍群体。

　　情况确实如此，关于这一特殊问题，有人对人和鹿这两类不同的物种进行了调查，环境条件对怀孕的雌性不利时，雌性的出生率就有不同比例的上升。对貂、猪、绵羊、海豹的情况调查的结果看来也和特里弗斯和威拉德的预测相一致，最可能产生的直接机制是，在不利条件下雄性胎儿的淘汰性死亡率增高。这种现象在无数种类的哺乳动物中均有记载。

　　在出生之前改变性别比例当然是完全非理体的行为，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生理行为。人类学家米尔德里德·迪克曼在有意识行为的范围内试验过这一理论，她曾提出，出生后的婴儿性别比例会不会因为人们采取在一定意义上适合最佳生殖策略的戮婴行为而发生改变呢？情况看来正是如此，在印度还未沦为殖民地以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期，女子通过与较高社会阶层的男子结婚而向社会较高阶层流动得到了僵化的习俗和宗教的认可，同时较高社会阶层杀女婴的事却不断发生。印度旁遮普贝迪地区的锡克族人是最高的宗教种性，他们以“库里－玛”著称，其意思就是“屠杀女儿的人”。他们几乎毁掉了所有的女婴，而又不惜一切地抚养儿子，以期有朝一日娶回低种牲的女子，革命前的中国，许多社会阶层也普遍杀女婴，结果也和印度差不多，即妇女带着嫁妆向社会上层流动，使财富与妇女集中在一小部分中上层阶级手中，几乎把最穷的男性排斥于生育系统之外去了。这一模式是否晋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之中，尚待考证。但在目前，即使只有少数例子，也说明有必要密切结合生物学理论来对此种现象予以重新考察。

　　发性的攀附婚姻和杀戮女婴本身看起来并不是理智的过程，除了把它看作是一种遗传性倾向，是为了在与社会其他成员的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增加后代的数量外，是难以作出其他解释的，迪克曼开始了这一研究，如果把她的研究扩大到其他社会，将有助于更严格地检验这一见解，这一研究如果成功的话，可望说明更为深层的精神过程，这种过程使人们摈弃了许多可能的理性选择，而选择了一种复杂的行动过程。

　　人的天性问题还可以用其他更直接的心理学方法加以探索。非理智的和普遍存在的行为也应该比理智的、个人的行为更能抵抗文化褫夺的扭曲性后果，而较少受到作为长期理性思维中心的大脑前叶和其他更高级的大脑中枢的影响，这种行为更可能受边缘系统的严重影响，这一系统是大脑皮质古老的进化部分，位于大脑的物理中心附近，假如在解剖上大脑的高级控制和低级控制有某种程度的分离，我们就可能发现偶尔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理智能力由于某种原因受到损害后，却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本能性功能。

　　这种人是存在的，理查德·威尔斯研究智力迟钝的病人时，发现这种人可以分为明显的两种，第一种是“文化智力迟钝者”，其智力大大低于正常智力，但其行为还保留了许多人类独有的待征。他们能够通过语言彼此交流或与护理人员交流，进行许多比较复杂的行动，如独唱、合唱、听录音、看杂志、完成简单的任务、洗澡、整饰自己、抽烟、换衣服、开玩笑、指挥别人以及主动帮助别人，第二种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他们的能力大大下降，根本不能进行上述行为，他们与他人的交流也很难说是真正的人际交流，因此，文化行为似乎是整个地植根于大脑之中，一经损害就会全部丧失。但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仍保存着大量的更为“本能的”行为；其个体行为很复杂，而且看得出是哺乳动物的行为，他们用面部表情和富有感情的声音进行交流、检查和使用东西、手淫、观看别人、偷窃、占领小块地域、自卫、单独或成群玩耍，他们时时企图与别人进行身体接触，通过有力、准确的姿势表示恳求，从生物学意义来说，他们的反应实际上并无反常，只是因为命运是把这些病人排斥在大脑外皮层的文化世界之外去了。

　　现在，我将尽力回答人类自身的社会行为的遗传变异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重要而微妙的问题，人类行为仍然建筑在生理学基础之上，和哺乳动物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人类行为直至最近仍然受着遗传进化的制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遗传变异对行为的影响甚至可能一直持续到文明时代，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变异现在还存在。

　　对此可以设想的可能性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性是，当人类进入目前的状态时，其遗传变异性已经枯竭。人类有一组基因影响着社会行为，但只有一组。这一组基因从史前时期漫长的艰难旅程中幸存下来了，许多社会科学家明确赞成这一观点，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也抱相同的态度，他们承认，人类曾经历过进化，但是当人变成统一的、有语言和有文化的物种时，这种进化便终止了，早在历史时代，人类就已成为环境手中的优良粘土，任其塑造，因此，现在只有文化的进出可能发生，第二种可能性是，人类至少还存在某些遗传变异。人类可能已经停止了进化，就象旧的自然选择的生物学模式的作用已经松弛了一样，但人类仍然具有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能力。

　　读者应注意，任何一种可能性，无论是认为人类自身的变异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或认为这种变异是由文化和遗传共同决定的，都与关于人类天性的更普遍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类行为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而且今天在整个人类中还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约束。

　　把上述可能性以一种教科书的方式表述以后，我还必须补充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类行为变异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个体间的遗传差异为根据的。对人的行为有着影响的遗传变异，其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在基因的化学组成或染色体的结构和排列的种种变化中，已经确认有30多种变化会影响人的行为，有的影响表现为神经紊乱，有的影响则表现为智力损伤。其中争论最大但又最有价值的例子是XYY男性。X和Y染色体决定人的性别；XX结合产生女性，XY结合产生男性。偶尔，约0.1％的人获得一条额外的Y染色体，这些XYY型的人都是男性，长大成人后都是高个儿，绝大部分在6英尺以上。他们往往因精神病犯罪而坐牢或进医院，开始，人们认为那条额外的染色体诱发更具攻击性的行为，结果造成一个遗传性罪犯阶级，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及助手通过对丹麦的大量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后，得出了较宽厚的解释，他们发现，XYY的人既不比正常人更具有攻击性，也不显示任何与其他丹麦人不同的特殊的行为模式，唯一反常的是他们的平均智力较低，最简单的解释是，XYY型的人被监禁的比例之所以较高，不过是因为他们不那么机灵，易被发现罢了，不过，应该注意，这一研究并未排除可能导致犯罪人格的比较特殊的素质的遗传可能性。

　　事实上，若干种突变已经证实确能改变行为的特征。当两个X染色体中只传递了一个时，就会引起特纳综合症。这种病不仅智力普道低下，而且回忆形状的能力和在图形上区别左右的能力也大受损害，由单个隐性基因引起的莱斯齐－奈汉综合症，不仅造成智力低下，而且导致撕扯身体的强迫倾向，直至自我伤残，患这类疾病以及其他遗传疾病的人，象严重智力迟钝者一样。都为更好地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遗传分析是能够对这些病症进行最充分研究的分析形式，只要出现不正常状况，除了采取药物治疗措施，我们还可以进行严密的检查，设法确定大脑中发生了病变的部位，并用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去调解病变。而不必对大脑进行物理接触，这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机器部件的运转失常，来对整个机器进行了解。我们可不落入感伤主义陷阱，认为这是个残酷的过程，因为这样做是找到治疗这些不正常状况的最有把握的途径。

　　大多数和特纳异常、莱斯齐－奈汉异常一样易于分析的强烈变异，也会引起缺陷和疾病，这对动物、植物和人都是如此，而且完全可以预料，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遗传机制和手表的精巧结构加以比较，手表如果因为随意摇动和打击而发生变化，就象具体的化学性质因变异而被随意改变了一样，表的准确性很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改进。

　　然而，这一系列有力的例子并没有回答遗传变异和“正常的”社会行为的进化问题。通常，和人类行为一样复杂的人类特征要受许多基因的影响，而其中每种基因仅起很小的影响作用，这些“多基因”通常不能靠探测和追溯造成它们改变的变异来确认它们，而只能通过间接的统计方法来进行估计，在人类行为遗传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由一个受精卵在子宫中发育而成，卵细胞第一次分裂产生的两个细胞并非粘在一起产生胎儿，而是两个细胞分开产生两个胎儿，因为双胞胎产生于同一个细胞、同一个细胞核和同一组染色体，因此，在遗传上他们是同一的，相反，双卵双胞胎却是两个分别碰巧进入生殖道并同时与不同的精子结合的卵细胞产生的，这样生成的胎儿在遗传上的相近性跟不同年份所生的兄弟姐妹差不多。

　　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自然对照实验，作对照物的是一组同卵双胞胎，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的任何差异必定是由于环境引起的（极少数新型变异除外），而一对双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则可能是由于遗传或环境所致，也可能是遗传和环境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造成的，平均来看，同性别的同卵双胞胎比同性别的双卵双胞胎在身高或鼻子形状等特征上彼此更为相似，这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别可以看作是遗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征的无可争辩的证明，遗传学家用这一方法揭示了遗传在多种特征形成中的作用，这些特征影响着社会关系，如计数能力、语言的流畅度、记忆、获得语言能力的时间、拼写、造句、感知技能、精神运动技能、外倾－内倾、同性恋、首次性活动的年龄、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一定形式，包括颠狂与抑郁交替发生的行为和精神分裂症。

　　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这些结果不能完全肯定，父母对同卵双胞胎总是同样对待，胜过双卵双胞胎——比双卵双胞胎更经常地穿一样的衣着，吃一样的饮食，在一起呆的时间更长，等等，因此，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同卵双胞胎彼此更相象可能是由于环境影响的原因。然而，新的、更高级的技术考虑到了这一额外因素，心理学家约翰·洛林和罗伯特·尼科尔斯用这种新方法分析过1962年参加全国优秀奖学金考试的350对双胞胎的背景及成绩，对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和早期环境都作了仔细的检查和衡量。结果表明，同卵双胞胎所受到的更为一致的待遇并不足以说明就是他们在一般能力、个性、特征，甚至理想、目标和职业兴趣上更为相似的原因，结论是：相似的原因或者是由于遗传上的接近，或者是由于心理学家至今尚未了解的环境因素的作用。

　　我对现有资料的全面印象是，考虑到影响人类行为的遗传变化的性质和大小，人类还是一种普通动物。如果这种比较是正确的话，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就不再是教条，而成为了可以检验的假说。

　　我也相信，我们将很快具有能力去识别许多影响行为的基因。由于大大提高了对各种根据基因指令而形成的化学物质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识别技术，过去20年来，我们对人类遗传详情的了解也已大为增加。1977年，遗传学者维克多·麦库西克和弗兰西斯·拉德尔在《科学》杂志上报道说，识别出的基因已达1，200种，其中有210种基因注位置已经在特定的染色体中确定下来。而且，在23对染色体中，每一对上至少已确定了一种基因的位置，大多数最终影响解剖和生物化学特征的基因，对行为只有极小的影响。但是，其中某些基因又以重要的方式影响行为，而有些行为的变异又和已知的生物化学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我们还知道了激素和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的递质如何通过共同变化而对行为产生微妙的控制。近来发现的脑啡呔和内啡呔是类蛋白质物质，结构相当简申，对情绪和气质均有深刻的影响，这些物质的一种或多种化学性质在哪怕是一次遗传变异中发生了改变，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或至少会使这个人在给定的文化环境中发展与别人不同的某种个性倾向，因此，我认为，对最复杂的行为形式有间接影响的因基的位置，不久就很可能在人类染色体上标示出来，这些基因不大可能规定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会有具体规定某种性活动或衣着方式的突变，和别的基因相比较，行为基因更可能影响情绪反应的形式和强度范围，激发的阈值、在学习某种特定刺激方面的接受性，以及对于一些特殊环境因素的敏感方式，正是这些因素把文化进化引导向某种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

　　了解行为是否也会体现“种族”的差异，这同样是饶有兴趣的问题，但我必须先发出强烈的警告，因为这是所有的题目中最具感情色彩，最担政治风险的问题，大多数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只是在松散的意义上使用“种族的”这一表达方式。他们只想观察不同地区的人在某些特征上的遗传差异，诸如平均身高、肤色等。如果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在某种性质上有差异，那么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该特征在亚、欧人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变化，它并不意味着以这个特征为基础可以划定相互分离的“种族”范围，在亚欧两洲各自内部的不同地区，这一特征很可能还将表现出另外一些差异。而且，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各种性质－例如肤色或消化牛奶的能力－也显示出了地理（“种族”）上的差异，因此，大多数科学家长期以来就认识到，要想截然划分出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类种族是徒劳的事。这样的种族实体其实并不存在。同样重要的是，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或任何人在描述某种特征的地理差异时，不应带有任何关于他所述特征的价值判断。

　　现在，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问：人类特征的地理差异是不是在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上产生的？已经有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人类各种社会之间的一切差异几乎都是以学习作用和社会条件作用为基础的，而不是遗传，然而，情况或许并不完全如此，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曾根据对几个种族的新生儿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谈到过这一问题，他发现他们在身体各部分的运动、姿态、肌肉弹性以及情感反应等方面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平均差异，这些差异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成训练的结果，也不能归因于子宫内的条件作用。例如，美国华人的新生儿就比美国高加索婴儿显得稳定一些，不那么容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更能适应新的刺激和不人舒适的环境，而且能更迅速地安静下来，更准确地说，任何中国祖籍的婴儿在上述行发特征方面都不同于欧洲祖籍的婴儿。

　　还有些迹象表明，这些平均差别会持续到童年期。弗里德曼的学生诺瓦·格林发现，芝加哥幼儿园里的美籍华人儿童比同龄的美籍欧洲人儿童较少与伙伴接近和交往，但用在个人活动上的时间更多，气质上也显示出有趣的差别：

　　虽然大部分美籍华人儿童处于3至5岁之间正是“高度易激发的年龄”，但他们很少显示强烈的情感行为。他们和其他幼儿园里的儿童一样地跑、跳、笑、打招呼、骑自行车、滑旱冰等等，但吵闹的程度显然较低，情感气氛显然较平静。孩子们的面部都没什么表情，这就使他们都带有一种尊严和沉着的神情，但这仅是影响总印象的一种因素。他们的身体运动似乎更加协调，没有看到跌、绊、摔、擦伤，也没有尖叫、碰撞，哭闹，甚至连其他幼儿园常有的愤怒注高声争吵也没有！也看不到孩子们为争夺东西而发生吵闹的现象，只有最温和的“打架行为”，即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之间友好的摔跤。

　　弗里德曼和同事考察的拿佛和（印第安人的一支）儿童甚至比华人儿童更好静，当把他们抱起来并往前拉时，他们也不大愿意迈步，当让他们坐下时，立刻就弯着腰，当叫他们俯卧时，谁也不想爬一爬，通常，人们把拿佛和儿童的这种消极习性归因于婴儿背篼——一种把婴儿紧紧背在母亲背上的用具，但弗里德曼认为，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拿佛和婴儿相对的沉静显然是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很适应婴儿背篼的限制，这婴儿背篼代表了文化创造和儿童素质之间切实可行的结合。

　　如果把人类看成是一种生物物种，那么，发现人类群体在其社会行为后面的生理和精神特征上有一定的遗传差异，这是不足为怪的，发现人类的这一本质并不会损害西方文明观点，我们并非被迫信奉生物学的统一性，以便肯定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社会学者马文·布雷斯勒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有人悄悄以生物学上的平等来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种思想严重败坏了自由概念，而且，它促使正人君子们对未来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可能的、‘令人烦恼的’发现感到惊恐不安，这种不适当的反知识主义是双倍的倒退和堕落，因为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要进一步指出，遗传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财富是希望和自豪，而不是绝望，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不是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我们是一种伟大的生育体系，基因通过这一体系在每一代人中流动、混合。由于这种流动，人类世世代代都分享有一种共同的天性，在此天性范围内，比较次要的遗传影响以变化着的形式在性别之间、家族之间和整个群体之间循环，要了解这—生物学统一性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智力介乎黑猩猩和人之间，遗传上又永远和两者分离，语言和高等思维能力的进化仅次于人类的更新世古猿幸存至今，我们的精神该有多么痛苦！我们对它们该有什么义务？神学家们会说什么？我们是否应划分世界，把它们的智力进化引向人类水平，并且根据智力和技术平等原则订立条约，建立一个双物种领地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设法使它们肯定不会发展成更高级的物种？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和智力高于人类的超人类共处，而他们把人类视为仅仅是一种次要的同科动物，而且面临如何处理我们这一道德问题，那我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呢？（谢显宁译）

第三章 发展

　　刚刚受精的卵是一个直径为1／200英时的小细胞，并不是人，是游入子宫腔内的一套指令。在它的球形核内估计有至少25万对基因，其中，5万对决定着蛋白质的合成，其余的调节发育速度，受精卵渗透入充满血液的子宫壁后，就一再分裂，通过分裂而形成的新细胞不断增长，形成隆起、园环、叠层。然后，这些细胞就象神奇的万花筒一样浮动，自动聚集成胎儿，具有构形精细的血管、神经及其他复杂的组织，细胎的每次分裂和转移，都是通过基因向构成细胞物质成分的外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输出的化学信息来安排进行的。

　　9个月后，人就形成了。从功能上看，它是由肌肉和皮肤包着的消化管，随着刚刚形成的心脏有节律地把血液压入封闭的血管，胎儿的各个部分不断更新，有限的身体动作由激素和神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协调，生殖器官处于蛰伏阶段，尚须等待若干年后，再根据激素发出的准确信号而进入第二次发育，也是最后一次发育，以便完成人的最高生物目的，即生殖，胎儿的顶部是脑。脑重约一磅，呈浓稠的糊状，其结构的精巧不亚于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人脑由约100亿个神经元（或神经细胞）构成，每一神经元又和成百上千其他的神经元相联系，从脑传下的无数神经纤维穿过脊髓，在这里，他们和别的神经联合起来，把信息和指令来回传递给身体的各个器官，由脑和脊髓串联成的中枢神经系统，接受来自不下于10亿个感受器传入的电信号，包括视网膜的棒体－锥体光感细胞和皮肤的压敏小体等。

　　新生儿好象是无比精确的线路，成千上万个神经细胞指挥着眼睛的运动，这些细胞呈扇形分布在眼肌里，以及从眼到脑之间的反射站里，眼睛的运动也受着散布在前视野的较高级整合中枢和大脑皮质的其他中枢指导，婴儿也有听觉，各种频率的声音能激发他内耳一组特别的感受器，感受器再把信号依次传给大脑中更高级的相应的神经细胞群，信号向脑内传递时，首先由内耳发出，宛如钢琴琴键演奏出的旋律，然后在后脑中间站以一新的全音阶再度奏出，接着传入中脑下丘和前脑中央的膝形体，最后进入前脑听觉皮质层，在这里，心灵便以某种尚不为人知的方式“听见”了声音，

　　这个奇妙的机器人，就在父母的照料下闯进了世界，迅速积累的经验不久就使他转化为独立思考、独立感觉的个体，接着就会获得社会行为的基本要素——语言、合作、因自我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愤怒、爱情、家族制，以及人类特有的一切东西，但是，在基因中肯定被编了码的神经元网络装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预先确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呢？进化造就的这个网络装置可不可能只是一部多功能的机器，通过学习可以适应任何形式的社会存在呢？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参考系统，据此可以领会人类行为的经验问题的各个方面：从25万对基因到100亿个神经元，直到各种各样的未知的潜在社会体系，在上一章里，我用人类和其他社会动物的比较来证明，同一时代的人类行为要受到遗传的限制，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料的那样，行为发展总是导向最普遍的哺乳动物特征，但是，我们潜力的最大范围是什么？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或甚至超越哺乳动物的发展渠道？要得到答案，就必须特别参考遗传决定论，并对个体的发展进行研究。

　　我们终于涉及到了这一关键术语：遗传决定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全部关系取决于对遗传决定论的理解，对于那些断然拒绝社会生物学含义的人来说，遗传决定论意味着任何发展都不过是类似昆虫的单一发展渠道，都是从一组确定的基因发展出预先确定的相应的单一行为摸式，蚊子的一生就和这一狭隘的概念十分相符。有翅的成蚊脱蛹而出后，只在几天内就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行为，直到在有机污染的水中产出一批受精卵，其时，雌雄蚊子都忙个不停，雌蚊鼓翅发出的嗡嗡声，令人听来十分讨厌，然而对雄蚊来说却是一曲娓娓动听的情歌，雄蚊朝声音飞去，这对于它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经验，黄热病雌蚊的嗡鸣在450到600赫兹之间（每秒周波率）。在实验室，昆虫学家只要敲打具有这一频率的音叉就能吸引雄蚊。如果在音叉上放块干酪包布，一些过于激动的雄蚊就试图与布交媾。雌蚊不那么性急，但它们生命的插曲仍按基因规定的严格指令弹奏。雌蚊能根据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体热或有些动物的皮肤发出的乳酸味来找到目标，它们落在猎物身上，就象石油勘探者打井一样，把两根尖细的螫针刺进皮肤，寻找血管，有时能找到，有时却找不到。至少有一种雌蚊是通过一种在红血球中叫二磷酸腺苷（ADP）的化学物质的味道来辨认血液的，在数百种可资利用的血液成分中，二磷酸腺苷唯一明显的意义是，可作为直接接近的标志，其他类似的随意性“信号刺激物”则引得蚊子飞往它能安生产卵的适宜的水塘或小水洼。

　　蚊子是一个自动体，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小小的头部只有约10万个神经细胞，每个细胞都必须充分发挥作用。要在几天时间内准确、成功地度过一生，唯一的方法是靠本能－这是由基因编好的一连串刻板的程序，保证蚊子从出生到最后的产卵行为能够迅速准确地完成。

　　相反，人类精神发展册途径迂回多变，人类基因规定了人有发展一系列特征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发展某种单一的特征，在某些类型的行为中，这一系列的特征是有限的，而且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才能改变其结果，但在其他类型的行为中，系列特征的范围很广，其结果也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

　　受限行为的一个例子是用手习惯，每个人都有习惯于用左手或用右手的生物倾向。目前，西方社会的父母对孩子都较为宽容，因此，孩子们都按照影响这一特征的基因规定来发展，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通过强大的社会压力来强调右手写字和吃饭。最近，埃弗林·邓和助手在对台湾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台湾儿童写字和吃饭这两种活动的用手习惯几乎完全一致，但在其他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活动中却很少或没有这种一致性，因此，除非受有意识选择的特殊影响，基因在这种行为特征中可以自行其事。

　　通过一种叫做苯酮尿的遗传病可以更生动地说明能力的进化，苯酮尿引起的生理副作用是智力低下，苯酮尿是由人类染色体上成千上万对基因中的一对隐性基因引起的，受双重苯酮尿基因影响的人不能利用一种普通的消化物质－氨基酸苯基丙氨酸，当苯基丙氨酸的化学分解受阻时，体内就会聚集不正常的中间产物，患者的尿液暴露在空气中会变黑并发出明显的鼠臭味，一万名出生的儿童中约有一名有这种遗传缺陷，除非苯酮尿儿童长到4至6个月时毒素消失，否则他必定患上无法治疗的智力迟钝症，幸好，通过早期诊断和摄取低量苯基丙氨酸食物可避免这一灾难，在苯酮尿症中，基因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可以想象的简单的形式显示出来，先天具有两个苯酮尿基因的婴儿智力既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害，但受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只有具体改变环境——给以低量苯基丙氨酸饮食——才能改变这种倾向，因此，为了合理而确切地预见新生儿是否智力正常或因苯酮尿而低能，对基因和环境都进行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只受一两种基因控制，并且象苯酮尿智力迟钝症这样可以任意改变的行为是极少的，即使是在苯酮尿症中，其特征也是原发性的损害而不是反应性的微妙变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病形式，也是基因与行为之间更为典型的关系的例子，精神分裂症并非正常行为的简单中断或扭曲变形，有些精神病学者，最著名的有托马斯·萨斯和R·D·莱恩，认为精神分裂症不过是社会强加于某些异常个体的粗暴的诽谤，但事实已证明这些精神病学者几乎肯定是错误的,确实，表面看来精神分裂症象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盲目而奇怪的反应，其中包括幻觉、迷妄、不适当的情感反应、无特定意义的不由自主的重复动作等各种综合症状，甚至包括紧张性恍惚产生的死状呆滞，其中的变化极为微妙，精神病专家已学会把每一个病人都作为特殊病例处理，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的分界线是难以察觉的，人们当中有大量轻微的精神分裂病人未被觉察出来，而完全正常的人有时又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病人，但是，有三种极端的精神分裂病人是确切无疑的，烦躁不安，生活在想象的间谍、刺客之间的类偏执狂，笨拙滑稽，有时无法自制的青春期痴呆症，以及惊恐紧张症，虽然所有人都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但肯定某些人明显地具有易患此病的基因，在婴儿期从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处领来并由正常父母抚养的孩子，后来发作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比那些出生于健康父母而后来让人领养的孩子高得多，西摩·凯蒂和一组美国、丹麦心理学者通力合作，分析了数百例病人的资料，得出了总结性的结论：精神分症裂的主要原因是遗传。

　　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在其他人类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简·墨非发现从白令海的爱斯基摩人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都有一系列和西方精神分裂综合症相似的症状，而且，这些患者也被视作精神病——爱斯基摩人叫“恍恍惚惚的病人”（nutbkavibak），约鲁巴人称之为“维尔病人”（were）——这些人成了部落巫医和宗教医生主要的常客；可确切分辨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西方社会相比也大体相同，占成人的0.4％到0.7％之间。

　　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数其它智力迟钝症的遗传形式要复杂得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基因引起的。精神病人的生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医学研究者可能不久就能成功地把这些变化直接和心理的失常联系起来，例如，菲利普·西曼和蒂龙·利已经发现，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脑的关键部位对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数量的两倍，多巴胺是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这种异常状况有可能使大脑对自己的信号过度敏感，因此容易产生幻觉。不过，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也有几分道理，环境对精神分裂综合症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的家庭结构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家庭很容易使带有精神分裂症潜因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精神病人，在这种家庭中，信任已不复存在，思想交流中断，父母公开表示彼此蔑视，对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学者甚至发觉精神分裂病人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变态心理，这种人试图创造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会环境，但事实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仍会产生这种疾病。

　　所以，即使在比较简单的行为类型中，人类也因遗传而具有能够获得某些特性的能力，能够在若干可能的对象中产生对某种对象的学习倾向，象康拉德·洛伦茨、罗伯特·欣德和斯金纳等这样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家都强调先天与后天之间并无绝然的界限，我们需要新的描述方法以取代本性与教养之间的旧式区别，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其中最有希望的方法来自伟大的遗传学家康兰·沃丁顿（1975年去世）提出的设想。沃丁顿说，发展有点象从高地到海岸线之间倾斜的地形，某些特性的发展——例如眼睛的颜色、用手的习惯、精神分裂症或任何别的特性－就如同向斜坡下滚去的球，每种特性都超过一段不同的地形，每种特性都由不同类型的山脊和峡谷引导。就拿眼睛的颜色来说，给定一套蓝色的或别的决定虹膜色素的基因，也就给出了一种地形，一条单一的、深深的渠道，球只能滚向一个目的地，只要卵和精子一结合，眼睛就只可能有一种颜色，蚊子发展的地形同样可想象为一系列平行的未分叉的深谷，一条通向因鼓翅声而引起的性吸引，另一条通向自动的吸血行为，如此等等，直到产生出十来种互不相关的反应行为，这些峡谷形成一系列准确的、无法改变的生物化学阶梯，这些阶梯从受精卵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一直延续到由蚊子大脑传递的神经肌肉动作。

　　人类行为的发展地形要宽阔得多，复杂得多，但也仍然是一种地形，有时，峡谷要分叉一两次，一个人最后可能养成右手习惯也可能养成左手习惯．如果一开始基因或别的生理影响使一个人倾向于使用左手，那么就可以认为，此人的发展渠道中的这条支渠较深一些；如果不给球施加社会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球都会一直往下滚，直到滚进使用左手的渠道，但是，如果父母训练孩子使用右手，球就会被挤进较浅的使用右手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的地形是汇合各种渠道的更宽阔的网络，更难探索，球的路线也只能用统计方法来预测。

　　地形的说法只不过是种比喻，当然不足以说明最复杂的现象，但它抓住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关键事实，如果要对它的决定性意义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分别处理每种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从基因到最终结果的发展过程来探索。

　　某些行为形式也许比另一些形式更适合于上述分析方式，显示恐惧、厌恶、愤怒、惊奇和愉快等基本感情的面部表情，似乎是所有人的恒定特征，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摄下了美国人的这些表情和现存的石器时代部落人在讲故事时的相同表情。当向一种文化的人出示另一种文化的人的照片时，他们辨别照片上面部表情的准确性高达80％以上，艾雷诺斯·埃布－埃布斯费尔特周游过全世界偏僻的村落，拍下了当地人用手势与面部表情交流思想的电影。为了避免使他们产生自我意识，他在摄影机镜头前加上棱镜。这样，在拍摄时，他就可以不正对拍摄对象，使他自己与拍摄对象的脸成90度的角。埃布－埃布斯费尔特记录了有文字文化和前文字文化中广泛分布甚至普遍分布的许多信号。一个较为少见的例子是动眉毛，大多数情况下，眉毛无意识地猛一扬用来表示一种友好的欢迎。

　　人类生态行为学家新近正在研究的普遍信号的又一个例子是微笑。从完全的动物学的意义来说，可以把微笑划作一种本能。婴儿在2至4个月时，脸上开始出现微笑，而且能立刻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抚和温情。用动物学家的话来说，微笑是一种社会缓解剂，是天生的、相对恒定的协调基本社会关系的信号，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最近完成了对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昆桑族（“灌丛人”）婴儿的微笑及其他婴幼儿行为的研究。开始日常观察时，他就“决定有啥记啥，据实直书”，因为昆桑儿童是在和西方流行文化非常不同的条件下抚育成长的，他们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由母亲独自产下，以后几个月中又和母亲或保姆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身体接触，在头三、四年中，他们清醒时大都被置于直立状态，每小时喂奶若干次，而且比欧洲和美国儿童受到更为严格的坐、站、走训练，可是，他们的微笑形式，出现微笑的年龄和美国儿童一样，起的作用看来也完全相同，更令人信服的证明是，就连盲童，甚至既聋又盲的儿童在缺乏有利于发笑的任何已知心理条件时，也能产生微笑。

　　这种最简单的、最自动的行为完全可能是人脑细胞和面部神经在遗传上的直接联系所致，这种联系使面部肌肉的收缩模式在出生后的早期发育期间通过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就能得到发展，而这些生理活动只需要最简单的学习便可掌握，将来，更严密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影响神经肌肉的活动形式和强度的遗传变异的存在，如果这些出乎意料的简单现象确实发生了，它们的发现就将为我们首次进入人类交流遗传学奠定基础。

　　随着人在发展斜坡上的下滑，人的知识日益增加，文化的影响变得压倒一切，人的发展地形也必然要发生一些变化，就语言、衣着和其他有着文化敏感性的各种行为来说，地形已变成有低矮山梁、弯曲河套的广阔的三角洲，请特别考虑语言的成熟问题，有证据表明人类大脑生来就有一定的结构，以便以一定的排列方式来组合句子。按照乔姆斯基和别的一些语言、心理学家的说法，这一“深层语言”可以使人比用简单学习快得多的速度掌握语言，仅用数学学习情况就可证明，人们在儿童时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死记硬背英语句子，年幼的儿童与包括幼年黑猩猩在内的任何其他灵长目幼仔不同，他们具有学习语言的强大动力，他们呀呀学语，创造词汇，实验词意，以可预知的顺序迅速学会语言规则，他们创造的结构与成年人的语法形式不期而合，只不过在细节上有较大的差异，儿童发展专家罗杰·布朗很恰当地把儿童们的语言叫做“第一语言”，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之间的语言能力比较表明，这一发展的时间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受遗传决定，因此，语言发展斜坡上部的地形比较简单，有着深深的渠道，但是，在宽阔的斜坡下半部，也就是“第二语言”，即复杂的成人语言出现的地方，渠道呈现为蚀刻得浅浅的网络，向各个方向散布，语言的外部表现随着文化进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进化，教育和风尚的最微妙的压力使词汇、重音和速度发生了变化。

　　但是，比喻中的山脊、渠道实际上到底指什么呢？在某些情况下，蚀刻这些渠道的是强有力的行为激素，或者是在神经细胞形成的过程中由基因决定的其他生物化学生成物，简单化合物能改变神经系统的能力，使它以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起作用，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可能是那些不太明显的“学习规则”，即以特殊的神经细胞群的活动为基础的步骤和程序，这些步骤和程序使人得以掌握各种形式的学习。

　　通常的看法认为，学习是一种适于各种目的的现象，各种机体的学习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许多最优秀的心理学家，特别是斯金纳等行为主义者都固执地坚持，大多数行为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学习所形成的，把动物置于可以严格控制刺激作用的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中，就能揭示支配学习的一般规律，“操作行为的一般环境并不重要”，斯金纳在1938年这样写道，“因为至少绝大部分特定的操作行为都是条件作用所致，我认为，操作行为的动态特征可根据单一的反射加以研究。”斯金纳在他有影响的《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主张，一旦很好地了解了这些规律，就能用这些规律训练人们，使他们过上更加幸福、更加丰富的生活，开始，可由最英明的社会成员来设计文化，然后，孩子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适应这种文化。

　　这是些有力的思想，自然科学中也相应有着诱人的先例。在动物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思想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行为主义哲学的中心思想——行为和精神都具有能进行实验分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是，关于学习的简单性和均势性的基本假设已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学习类型，这些学习类型符合一般的规律，或许只是不包括自然选择的进化，看来，每一物种的学习潜力都是由脑的构造和激素的连续分泌来决定的，因此最终是基因决定的。每种动物都“易于”学习一定的刺激，同时难于学习其他某些刺激，而对另一些刺激则处于中立。例如，成年大海鸥很快就学会识别自己刚孵出的小鸥，但从来不能识别自己产的卵，虽然这些卵同样可以通过视觉分辨，初生的小猫没有视力，只能爬行，完全不能自立．但是，为了生存，在一些细小的方面它必须有所作为，小猫生来就有高超的学习能力，仅用嗅觉，它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学会爬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找到喂奶的母亲，借助于气味或触觉，它能记住路线，沿母亲肚皮爬向通往自己喜爱的奶头的路线；在实验室中，它能根据质地的细微差别很快把人工奶头分辨出来。

　　有人还发现了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每年，蓝鵐从北美东部的产卵地迁徙到南美的越冬场所，与我们当地许多鸟类一样，它们也是夜间飞行，一飞离巢案，小鵐就已经有了辨别北极星和拱极星座的能力，它们很快自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辨别其他星座的能力却低。当家鸡饮水时，如在它们喙部施以微弱的电击，同时给以某种视觉刺激，如闪一下灯光，那么它们以后就会躲这种视觉刺激，但如果用同样方法施以听觉刺激，如卡嗒卡嗒的响声，它们却又不会躲避，如果将电击加在鸡脚上，同时伴以响声，情况就会跟上面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学习声音信号，却不会学习视觉信号了，这种对称性初看可能显得奇怪，实际上，这正是那些脑子很小的动物的生存规律，家鸡的程序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记住任何能看见的、对头有影响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听见的、对脚有影响的东西。

　　这就是说，动物本能的某些较为刻板的形式，可以将倾向性学习的特异形式用来作为基础。但是，人类的学习是否也是有倾向性的呢？我们所说的人类学习当然不是象鸟和无视力的小猫那样的机械反应形式．我们更愿意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意志力，我们就能学会任何东西；但是，限制仍然存在。必须承认，即使是对天才和专门的记忆专家来说，能够掌握的东西在数量和复杂性上都有着明显的限度，我们也承认，一个人在掌握某种智力技能方面可能比别的人容易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儿童是按难以改变的程序获得技能和情感的，瑞士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用了毕生精力来描绘儿童较为纯粹的智力发展过程中常常令人吃惊的各个阶段，在复杂的有意识的运动、意义和因果概念、空间、时间，模仿和玩耍中，智力随着平行但又紧密联结的轨道发展。随着受反射支配的婴儿变成自我中心的、接着又变成好交际的儿童，现实的概念也逐步变化——从一心一意想搬动物体到发展成为对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物体先是被看作一个个独特的实体，然后又被看作可借助视觉符号和名称进行分类的若干部分和群体，最初是接受生物学训练的皮亚杰认为，智力发展是先天遗传的程序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把这一概念叫做“遗传认识论”并非巧合，对遗传的研究实际上打开了认识的大门。

　　约翰·鲍尔比在他的重要著作《依附》和《分离》两本书中，追溯到了情感纽带形成中可以比较的阶段，儿童用这种纽带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围绕父母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环境。语言心理学家已证明，儿童获得语言的时间非常准确和非常短，无法用简单的记忆加以说明，与此同时，劳伦斯·科尔伯格也证明了，儿童在道德规范的发展中，皮亚杰式的发展阶段也显得比较短促，把这些结果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人们一生中仅靠随意的学习过程无法造就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

　　这就是说，人类的心灵并非是一块纯净的白板，在这上面经验可以线和点描绘出最复杂的图画，更准确的是，人类的心灵可以描绘成一部自主的决策机和警觉的环境扫瞄器，它首先接近某些类型而非其他类型的选择，然后先天地倾向于某些而不是其他的选择，并驱使身体按照灵活的时间表投入行动；正是根据这一时间表，每一个人自动地从婴儿逐渐走向老年，对过去选择的积累和记忆，对未来选择的考虑，以及对作出选择的感情的再体验，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精神。一个人在决策过程中表现的特点使他和其他人有了区别。但是，要遵循的规则很严格，使所有人作出的决策有着广泛的重叠，由此而产生的趋同性就叫做人类天性。

　　要大体估计对各种行为类型控制的相对严格性，这是可能的，以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的比较为基础的遗传研究表明，基本的思维能力、感觉和运动技能受遗传的影响最大，而个性特征受的影响最小，如果别的研究也能证明这一重要结果的话，就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那些对付物理环境中相对恒定的问题所需要的能力，是沿着狭窄的渠道发展的，而那些代表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进行调节的个性特征，则更具有适应性。

　　进化假设指出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其他相互关系，例如，较为重要但较少理智的决策过程，就需要较多的情感加以引导，生物学家可以将这种关系复述如下：”大部分精神发展都由必须迅速自动地采取的步骤构成，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由于人脑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受到理性思考的引导，所以它不得不求助于由边缘系统和其他较低的人脑中枢传递的欢乐与痛苦的细微差别。

　　我们可以在无意识的、充满感情的学习规则中，寻找受遗传进化影响最直接的那类行为，以恐惧症为例，象许多动物学习的例子一样，恐惧症常常在童年发生，具有深刻的、非理性的感情色彩，而且难于消除，似乎有意义的是，恐惧症常常由蛇、蜘蛛、老鼠、高度、封闭场所，以及在古代环境中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其他因素引起，而很少由现代的人工制品如刀、枪、电源插座等引起，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恐惧症多半为保证生存提供了必要的余地；从悬崖边爬开并因恐惧而发呕，总比心不在焉地在悬崖边行定要好一些。

　　乱伦禁忌是原始学习的另一种主要类型的例子，象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指出的那样，乱伦禁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更为普遍的关系互斥原理的特例。两人之间一旦形成某种很强的关系，他们就会发觉在情感上难于掺入其他任何类型的关系了，师生转成为同事的过程很缓慢，即使学生早已超过了老师，母亲和女儿很少改变他们最初形成的关系的色彩，乱伦禁忌在人类文化中非常普遍，因为父女、母子、兄弟姐妹觉得，他们最初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排他性的。简言之，人们在学习受到排斥的关系上遇到了阻碍。

　　相反，人们却容易学习在遗传上最有利的各种关系，在各种文化之间，两性结合的过程差异很大，但各种文化的两性结合都沉浸于动人的感情中，在有浪费传统的文化中，情感可以是迅速而深刻的，并产生出超越性的爱，这种爱一经感受，就永远地改变了妙龄青年的思想，对人类生态行为这方面的描述，是诗人们特有的雅兴，就象我们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出色描写中所看到的那样：

　　姑娘子立中流，纹丝不动，就在他的面前凝望着大海。她似乎是魔法变出来的一只奇特而又美丽的海鸟。裸露的双腿象仙鹤的腿一样纤美而洁净，粘在上面的只有一丝翡翠绿的海草，就象刻意做成的符号……女儿气的柔长金发，女儿气的俊俏脸蛋，点缀着惊人的人间之美……当她感觉到他的存在，感觉到他眼中的崇拜神情时，她的目光转向他，默默无声地忍受了他的凝视，没有羞涩，没有放任……她的形象已在他的灵魂中永驻，没有只言片语打破他狂喜的沉静。（《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从逻辑上讲，有倾向性的学习是在生命周期的其他转拆点上形成的，在这些转折点上，人们固执着最深刻的感情，例如，人类有制造各种分界线的强烈趋势，每当越过这些分界时、他们就在形式上从一种存在过渡到了另一种存在，文化精心设计了各种过渡仪式——入会、婚姻、坚信礼以及就职典礼，这些仪式可能仍受着隐蔽的生物性原动力的影响。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种同样强烈的欲望，想把其余的人都分成人为的、鲜明的两类，好象我们只有把其余的人都分作成员与非成员、亲戚与非亲戚、朋友与敌人时，才心满意足，埃里克·埃里克森曾指出。各处的人都有拟物种分类的倾向，而且都力图把外国社会贬低到次等物种的地位，并说他们不是完全的人，可以毫不内疚地贬低他们，甚至连温和的卡拉哈里桑族人也叫自己为昆——也就是人的意思，对于人类的这些先天倾向以及其他倾向，只有从遗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才有完全的意义，就象雄鸟用来保卫领地或宣布进攻的动人的春歌一样，它们都是富有美感的，只是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已。（谢显宁译）

第四章 涌现

　　如果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生物学就是我们的主宰，那么，自由意志又怎么理解呢？值得思索的是，大脑深处有一个灵魂，一种自由的原动力，记录着整个机体的诸种体验，它自己却沿着大脑皮层活动，进行着思维和运算，开动着脑神经这部机器，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很久以来就引起了最有头脑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这个矛盾可用如下这一类生物学术语表述出来，假如我们的基因是通过遗传而获得，而我们的生活环境一连串一直运动着的物理事件，那么大脑内部怎么可能存在真正独立的自由因素？这种因素本身就是基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看来，我们的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我幻觉。

　　事实上，事情是可能如此的，认为某些大于原子一级的外部事物至少是可预知的，这是一种站得住脚的哲学观。客观事物的未来可被一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理性所预见，在这个意义上，客观事物是被决定的－但只是在敏于观察的理性概念中才是如此，只要这些客观事物能独立自主作出决策－无论它们是否是被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又可说它们具有自由意志，设想一块铜币被抛出后的自由度，初看起来它根本不受任何决定的影响，教科书从来都以此例来表示任意的运动过程。但假如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决定尽现代科学的可能来分析这简单的一掷，用精确到亿万分之一的尺度来衡量这枚铜币的物理性质，仔细分析这一动作的肌肉的生理和掷币者，手指的精确形状，用图表检查来展示室内的气流，用图示来标出室内地面的微小起伏不平和弹性，在让铜币脱离手指的刹那间，所有这一切数据资科加上瞬间记录下来的投掷力度和角度，都即刻输入计算机，当这个钱币在空中仅仅完成几个旋转之后，计算机就报告出抛掷轨迹的长度，最终是钱币背面还是正面着地以及着地点的位置，这个方法并不完善，因为抛掷的初始状态中的极微小的计算错误，都会在计算过程中扩大而影响最终结果，不过，在计算机帮助下作出的预测，大概总比一连串的瞎猜更精确，在有限的程度上，我们总能了解铜币的命运。

　　有人会说，这是个有趣的试验，但并不与所讨论的问题完全相关，因为铜币没有思维。但是，这种不足可以逐步得到纠正，我们可以先选一种中等复杂程度的事物，设想飞入空气中的物体不是铜币而是一只虫子，比如一只蜜蜂，蜜蜂是有记忆力的，它可以用很有限的方式进行思维。在蜜蜂短暂的一生中——最长一般是50天——它知道每天的时间变化、蜂房的位置、同胞的气味，以及多达5个采花区域的方位和质量。对于外界的轻微的触动，它也会产生猛烈的一反常态的反应，对于不知蜜蜂内情的人来说，蜜蜂显得很自由，但如果又象前面那样把这种昆虫的一切已知物理性质集中起来，诸如神经系统、活动特性、特定蜜蜂的个体历史等，并同样运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加以测定，那么，我们对它的飞行路线所作的预测，其精确度会远超过一般性估计，对那些监测计算机读数的人来说，这只蜜蜂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决定了。但是，由于蜜蜂永远不会具有人类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它的“心”中总会有着自由意志。

　　当人思考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时，他最初看来和蜜蜂的情况无异。虽然人的行为方式与昆虫的相比大为复杂和变化无常，在理论上仍然是可以确定的，遗传的制约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数量，能大大缩小实际结果的可能范围，但要对一个具体的行为作出哪怕是短期的预测，我们目前想象得到的技术还不能完成，或许任何想象得到的智慧都不能做到这点。我们将必须考虑成千上万的变量，在任何一个变量上微小的不精确，都容易扩大到影响部分或整个精神活动的程度，何况，在这儿，有一种类似海森伯格有关亚原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的规律在更大的规模上起作用，观察者越是深入地研讨人的行为，越看不到行为的本来面目，对这些行为的解释也越有赖于研究者选择的测量手段，观察者的意愿和命运已被观察者的意愿和命运联在一起，只有某种想象的最复杂的监测手段，能从人脑外部远处同时记录下大量脑内神经活动过程，才可能把上述相互作用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所以，由于数学上的不确定性和“测不准原理”，大自然或许已成了一条规律，没有某种神经系统能取得足够多的知识，去有效地、在细节上预知其他智力系统，另外，一个人的理性思维再强，也不可能充分了解自己从而了解自己的未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消灭大脑中的自由意志。

　　要对人类思维这样的复杂活动作出预测，还有一个同样大的困难．原始数据在抵达我们大脑深处时，已经发生了变化，举视觉为例，它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光的辐射能量激发起构成视网膜的约1亿左右的初级感光细胞的生物电活动，每一个细胞都记录在每一时刻传给它的颜色或者亮度；物体的形象被光传送过晶状体后变成一系列电信号，就象电视摄象机的道理一样，视网膜后面约100万个神经节细胞接收到这些信号，并对它们进行整理、排列，每一个神经细胞从视网膜的一组环状初级感光细胞接收到信息，当有足够强度的明暗对比使感光细胞环分离时，神经节细胞就活跃起来。然后，信息传到头部后下方大脑皮层的一个区域，在那里，专门的皮层神经细胞又来重新翻译这种信息，每一个皮层细胞，细胞受一组次级神经节神经的激发而产生相应的电流活动，如果神经节细胞的释放模式反映了三个直线方向中任何一种——水平的、垂直的、斜向的，其他皮层细胞便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整理抽象，对直线的端点或交角作出电流反应。

　　发自体外和体内的各种信息，经过这样的编码和整理，就可以为我们的大脑完全接收，在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参与下，将有无数同时的，协调的信号再现，构成我们的意识，我们把意识看成有机体的活动，绝不是低估意识的能量。查尔斯·谢林顿爵士用了一个很精采的比喻来形容人的大脑，说它是“一部着了魔的纺织机，上面亿万只闪光的俊子编织着融汇一切的图形”，既然我们的头脑能够通过对感受到的印象进行整理而重现现实，它同样能够通过回忆和想象而模仿现实，大脑自己发明故事，不断想象和回忆着各种事件，杀死敌人、拥抱情人、用铁块雕琢工具，漫游在神话和天堂的奇境之中。

　　在这个脑神经的舞台上，自我是主角，自我一登上这个舞台，脑下部的情感中枢就准备好作出更敏锐的反应，然而，就算我们最深的感情是关于我们自己，这种对自己的沉思冥想能够从结构上解释最深藏的自我－灵魂吗？神经生物学最大的奥秘不是自我之爱或渴望不朽，而是目的性，谁是第一推动者？谁是引导那些闪光的纺梭的纺织者？过分简单化的神经学手段，只会使我们以为大脑就象俄罗斯洋娃娃：打开一个发现更小的一个，再打开一个……直到最小的一个为止。同样，我们先一个个将神经细胞回路分解成更小的第二层回路……直到只有一个个孤立的细胞，而另外相反的极端又是：过分复杂化的神经学模式只会导致一种活力论玄学，只能推想一些性质，却不能用神经细胞、循环或者别的物质单位来解释。

　　也许，如果我们承认那些认知心理学家所称为“图式”或“计划”的东西，我们就能找到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一个“计划”是大脑内的一种构形，它或是天生的，或是后天习得的，神经细胞输入的信息将与它作出比较，将真实的模式和预期的模式匹配起来会产生某种效果，这种图式帮助大脑这部机器进行思维，它略去一些细节，而选择了另一些细节，这样，大脑就对外部事物的某一部分有更逼真、深刻的意识，就会选择一种决定而舍弃另一种决定，这种图式还能对感官的实际输入填补缺失的细节，在大脑中创造一种并非完全再现现实的模式。通过这种方法，对象的完形（由对象产生的方形、脸、树或其它印象）从上述图式的分类能力得到更好的显示，这些为我们提供参照的构架，通过创造关于身体运动部分的意识和自动控度，协调着整个身体的运动。当一个肢体受伤而不能活动，以后又才开始恢复功能时，感官的信息输入与这些构架之间的匹配得到了最形象的说明，有一位名叫奥利弗·萨克斯的心理学家，就描述过他自己一次腿伤后，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当他试图迈出第一步时，他的感觉是：

　　我突然有一种知觉上的迷糊和错乱，眼前情不自禁地骤然冒出以前全然感觉不到的东西以及没有见过的形象。我的腿和眼前的地面似乎一下子显得离自己非常遥远，然后又近到鼻子底下，继而又奇怪地这样或那样地倾斜或绞扭起来。这些荒唐的感觉（或称作知觉的假设）以每秒几次的速度相继出现，不召自来，无法预测。逐渐，这些感觉的反常和荒唐程度减少，最后，大约5分钟后，经过上千个这种瞬间感受以后，我才有了正常的腿的形象。突然，我重新感到这腿真是我的，实实在在的，因而我随即能够迈开步子行走了。

　　最有意义的是，大脑内的图式可以作为意志的物质基础，一种反馈回路能指导有机体的活动：一系列信息从感觉器官到达大脑图式，然后又回到感觉器官，反复循回，直到图式满意地认为已经完成了正确的行动，人类精神可说是这种图式的共和国，它们注定要为了控制决策中心而相互竞争，机体的生理需要在某方面变得迫切，某一图式的力量就变大，有的却减弱；而这种需要是经过脑干和中脑传达到大脑的意识之中的，意志可能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脑内有什么“小人”在指挥，也不是什么外因的作用．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思维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当前，我们至多能注意到，的确存在一些基本的活动结构，比如，反馈回路控制了我们大多数自动行为。意志——或者可称之为灵魂——完全可能产生于生理结构的进化演变，不过，这种结构显然远比大千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更为复杂。

　　所以，对目前来说，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似乎不仅在理论上解决，还可能还原为一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实验问题，我们注意到，即使我们的大脑真有这类结构，还是不大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智慧——能精确预见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与活动，虽然我们在有限程度上能制作出铜币掷落的路线或蜜蜂飞行的图表，大脑的结构太复杂了，而人的社会关系又过于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地影响着大脑的决定，所以，无论是受了这种影响的人还是另外的人，都不可能事先预知任何人的发展细节，因而，在这种基本意义上，你、我都是自由的，能对自己负责。

　　然而，从一个次要的意义上说，我们的行动又是部分地被决定了的。如果行为的种类划分得粗略一些，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预知它们的发生，铜币在空中运行时是自身不断旋转的，而不是平动；蜜蜂绕着房子飞行时是竖立着身体的，人类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的言行，都带有人这一物种的特征，而且，个体的群体统计性质也能够确定下来。就旋转的铜币而言，它用不着计算机或别的器械去精确测量它的抛射；它的运动遵从二项式分布和正弦定律，一个信封的背面就能写完计算的全过程，这些数学公式包含着丰富而有用的信息。在另一个层次上，昆虫学家也能总结出蜜蜂到采蜜处的平均飞行模式的各种特征，他们事先掌握了蜜蜂的摇摆舞的统计性质，蜜蜂正是用这种舞蹈把花的位置告诉同伴，他们还把按照这种信息而行动的蜜蜂所犯错误的时间和分布记录下来并作出精确的测定。

　　在更小的、仍然是未知的程度上，只要我们对人性有足够的知识，仔细研究了社会历史及其物质环境，我们也可能对人类社会的行为作出统计学上的预测。

　　遗传决定性限制了未来的文化演化的途径。目前，我们还无法猜测这个演化过程会走多远，但我们对它过去的进程能够作出透辟的解释，并且，如果我们既有技术又有运气的话，还可预见它近期的发展方向。这个分析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个体心理研究，尽管有社会学中迪尔凯姆和人类学中拉克里夫－布朗的整体主义传统，文化却并不是无需外部动力而自己就能演变进行的超级有机体；相反，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无数个人行为的累积产物，每个人为了在社会中生存，都尽力作出最有利的行为反应。

　　当我们严格地将社会看作群体时，就能更精确地确定文化与遗传的关系，人类的社会进化是沿着双重继承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文化继承和生物学继承，文化的进化是拉马克式的和非常迅速的；而生物的进化则是达尔文式的，通常是缓慢的。

　　拉马克式的进化，是后人继承前人后天获得的特征，是父母将自己一生中习得的东西传给子女，当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提出这一观点时，他相信生物进化这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比如他指出，由于长颈鹿伸长脖子吃更高枝头上的食物，它们的下一代不用作同样的努力就会生来具有比父辈更长的脖子，由于鹳伸长双腿以免腹部打湿，它们的下一代无需这样作就继承了更长的腿，拉乌克的观点已不再被认为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但在文化的进化中却恰恰发生着这样的情况。

　　关于进化的伟大而有权威性的理论，即认为所有物种群体都由于自然选择而得以改变，这种理论是达尔文于1859年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来的。他认为，群体里的不同个体，在遗传构成上、从而在生存和繁殖能力上，都大不相同。那些优胜者自然将更多的遗传物质传给下一代，因而，它们所属的群体从总体来说逐渐变为优胜型，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同是长颈鹿，在长出长脖子的遗传能力上却不同；那些脖子最长者能吃到更多食物，故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结果，数代以后，长颈鹿这一种动物的平均颈长就增加了，在此之外，如果遗传变异不时要影响颈长，上述进化过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达尔文的观点已被公认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的生物进化理论，由于生物进化比拉马克式的文化进化缓慢，生物的进化总是被文化的进化抛在后面，然而两者的差异不可能太大，因为文化进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最终会留下生物性自然选择的痕迹，那些行为有自杀趋向或对他们的家庭有破坏性的人，比起那些行为上没有这些遗传倾向的人，较难留下自己的基因，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其成员的遗传倾向遭到削弱而只能产生竞争性弱的文化，这个社会就会被具有适当遗传倾向的成员所组成的别的社会所取代，我在这里并不是将现代社会的有关现象归之于遗传差异，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对于当代各种社会的实践存在着一种限度，把握这种限度已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文化进化一旦超出这一限度，就会被生物进化拉回去。

　　此外，人本身有这样一种倾向：他要阻止这两个进化轨道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超越文化》中写道，在大脑的某处，“有一个坚定的、不会磨损的、顽固的核心。它体现生物性的迫切要求、生物必然性和生物理性，它不是文化所能企及的，而且始终又是正确的，迟早会被用来判断、抵制和修正文化。”

　　奴隶制的衰败可以解释这种生物学阻尼性。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对全世界的奴隶社会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真正的、正式的奴隶制几乎都有相同的兴亡过程，在这些过程的末期，根源于奴隶制的一些特殊情况，再加之人性的上述阻尼性，共同导致了奴隶制的衰亡。

　　大规模的奴隶制往往开始于传统的原始生产方式解体之时，通常，这是由于战争、帝国扩张、主要耕作物的改变等而引起的；这些事件反过来使许多自由的贫苦农民迁徙到城市中或新开辟的殖民地，在帝国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资本都落入富人的垄断之中，而城市劳动力却紧缺，领土扩张把别的民族变成有利可图的奴隶，暂时解决了经济问题。假如人在那时是用奴隶社会的新的文化铸造的，假如人的行动也象一种红蚂蚁那样具有奴隶的天性，奴隶社会也许会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典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的特性，决定了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劳动阶级进一步与生产手段脱离，因为他们厌恶这种普通劳动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同时，那些奴隶企图维持家庭和种族关系，保持他们旧文化的残余，当这种努力成功之时，他们中许多人的地位有所上升，原先纯粹被奴役的状态也有所改变。当维护自我的行动受到镇压而失败时，人的繁殖力自然下降，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输入大量新的奴隶，这种频繁的交替对奴隶和主人的文化都起着解体作用，由于奴隶主想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心生活更多的时间，遂酿成他门自己远走高飞而只留下代理人监管奴隶的风气，越来越多的权力落到监工手中，管理无方、野蛮虐待、奴隶暴动、破坏生产的事越演越烈，这个制度便慢慢走向衰亡。

　　靠奴隶劳动而生存的社会，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伊拉克和十八世纪的牙买加，还有其他许多弊病，许多还是致命性的，但奴隶制本身就足以决定这些奴隶社会的使命。帕特森写道．“这些社会很快进入成熟期，它们辉煌的时间很短暂，它们带着虚浮的荣华走向衰退，被人遗忘。”

　　奴隶在高压下还是坚持要象人一样生活，而不愿作任别人役使的蚂蚁、长臂猿、狒狒或别的什么，这一事实使我相信，历史的轨道可以预先测定，至少可以大致测定，事实上存在着若干生物制约因素，它确定了某些不可能的或禁忌的对象，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天启命运（这个问题在最后一章将作详述），在提出这一点时，我清楚地知道，对历史进程作出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假设，却是在人的能力之内，但即使自我决定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能源和原料危机得以解决，旧的意识形态被推翻，从而各种社会选择都明显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只愿意沿着少量的几条路走下去，当然，我们可以试一试别的那些路子，但它们导致社会和经济的混乱，生活质量的下降，引起人的抗拒和退却。

　　如果历史真的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在它之前的生物进化的指引，我们就能发现了解历史进程的有价值的线索，方法是对当代各种社会进行研究，尤其是那一类社会，其文化和经济特征最接近史前时期居主要地位的那些文化和经济现象，此类社会主要是狩猎－采集民族：澳洲的土著，卡拉哈里桑人，非洲的矮子黑人、波利尼西亚的安达曼黑人，美洲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完全靠捕获动物、采集野生作物为生的民族。目前还有100多种这类文化继续存在。他们当中少有人数上万的，几乎所有这类民族都面临着被周围的文化同化的危险，或面临灭绝，充分意识到这些原始文化的巨大理论价值的人类学家们，现在正力图抢在时间前面，趁它们还未消失时把它们记载下来。

　　这些狩猎－采集者有很多特征直接适应他们的粗野的生活方式。他们100人左右为一个群体，在营地附近游荡，并经常分散、聚会以寻找食物，25个人构成的一个小组，一般占据1000千到3000千平方公里的范围，与同样数量的狼群占有的活动范围相似，但比一组以植物为食的猩猩所占的范围大100倍。在这个范围内，某些地方被当作专有属地而严加防卫，主要是那些保证有丰富食物资源的地方。部落之间的互相入侵，某些情况下升级为有限的战争，那是屡见不鲜的，人们认为“狩猎－采集”群体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这种相互战争。

　　这样结成的群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姻婚是在团体内部或团体之间通过协商和仪式而达成的，而对于由此产生的复杂的亲缘关系，存在着专门的等级制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群体内的男子，虽然略有多妻倾向，却把时间主要用在抚养后代上面，并极力保护自己的后代，在这些群体中，谋杀事件就象美国多数城市中一样频繁，它主要是由于通奸或争夺女人造成的。

　　儿童在很长时间内接受文化训练，在此期间，他们的活动动中心逐渐从母亲向成年人或同龄人转移，他们的游戏活动增强了生理技能但还没有提高生存本领，这种活动以一种相对无组织的粗糙的形式，模拟他们以后将要进入的成人角色。

　　在这些群体社会中，还有男女在劳动上的分工，只是在控制部落的某些重大职能上，男性的权力在女性之上，男性主持会议和协商，决定部落的仪式，控制与邻近部落的交往。除这些之外，男女分工并不严格，比起大多数经济更为复杂的社会，这种部落里有着更多的男女平等，男性打猎，女性采集，两者之间常常有所交叉，只是在猎取大而凶猛的动物、追猎的路程很长时，女性才少有参加，狩猎的作用通常很重要，但在部落经济中并不总是主要部分，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在调查了68个“狩猎－采集”部落社会后，发现他们的饮食中鲜肉类平均只占1/3左右。虽然如此，由于肉类含有丰富的、人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脂肪，能取得这种食物的人往往享有威望。

　　在游荡于自然环境中的许多食肉动物里，原始人通常很少猎取体积大于人的动物，虽然他们追赶的许多动物都不大，一般是象鼠类、鸟类和蜥蝎这么大小的动物，但并不是就全然不追杀大型动物，海象、长颈鹿、羚羊、象也照样陷入猎手们设的陷阱之中，在手工制作的武器下丧生。哺乳动物中其他猎取体型大于自身的肉食动物只有狮、鬣狗、狼、非洲野狗。这些动物都有一种很高级的群体生活方式，一种突出的特征：齐心全力共同追歼猎物。集体追猎和进攻大型猎物，这两个特色无疑是相互关联的，猫科动物中只有狮子群居，它们集体追猎时收获比单独追猎多一倍以上。而且，集体追猎还能治服个大、性猛的猎物，包括长颈鹿、成年雄野牛，这两种动物是任何单个的狮子或别的动物所对付不了的，从生态上说，原始人极类似狮、狼、鬣狗，在灵长类中，除了黑猩猩偶有集体追猎外，只有这些原始民族在追赶大型猎物时才采用群攻。比起别的灵长类动物，他们在以下几方面更类似食肉的四足兽：他们一般都杀掉多余的猎物，储藏食物，把上等的食物用于喂养孩子；进行劳动分工，同类相食（食人肉）；与敌对部落进行侵犯性争斗。从非洲、欧洲和亚洲许多古代旧址发掘出来的骨头和石器表明，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100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多数的民族只是在近几千年前才丢掉了这种生活习惯。这样，狩猎－采集民族生存中的自然选择压力，在人类遗传进化中持续了全过程的99％以上。

　　生态和行为之间这种明显的关联，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广为有效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对已发现的化石的一系列连锁的重组复原，在时间上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追溯和推测，以及与别的目前存在的灵长类的比较，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我在自己更早的一本书《社会生物学》中提到过的自动催化模式。这个术语源于化学，意思是：一种过程，随着由它创造的产物的数量的增加，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过程越往后发展，速度越快。根据这一概念，最早的人或类人猿在以地面生活为主以后，就逐渐开始直立行走，他们的手解放出来了，能更方便地制造用具和工艺品。而随着工具的使用，人的智慧也发展起来。大脑的思维能力和使用工具的实践能力互相促进，整个以物质为基础的文化就随之前进了，这样，人类开始了双轨的进化过程：由自然选择决定的遗传进化发展了文化进化的能力，而文化又提高了那些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的人的遗传适应性。狩猎时的合作更完整严密，从而又刺激大脑的进化；大脑进化的结果又反过来使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变得更为复杂和成熟，就这样，两者互为因果，反复循环。分享猎物和其他食物又促进了人的社会活动能力，丰富了他的经验。在现代的的“狩猎－采集”部落中，分享食物的时候，也往往就是开会谈判或协商重大事务的时候，理查德·利曾这样描绘了昆桑人：

　　在这些人的聚居点，各种活动都伴随着一片嗡嗡的谈话声。人们无休止地议论着采集、打猎、天气、食物分配、送礼以及流言蜚语。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两个甚至三个人同时说话，使听者可以选择。即使是发生在最愉快的聚居处的谈话，也多半类似吵架。人们为许多问题争个不停：食物的分配、违反部落规定、没有及时还人情送礼……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带有训诫性。他们当中最常出现的责难是骄傲、自大、懒惰、自私。

　　上述社会交往所产生的自然选择，又受到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行为的强化，这种社会行为是由女性几乎持续性的性接受能力引起的，在一个群体中，由于有高度的合作，性选择的标准自然联系着狩猎的勇猛和技巧、组织能力、制造工具武器的才干，以及别的有助于增强家庭和男人队伍的气质，同时，男子的攻击性必须有所抑制，物种进化史上那种当然首领的古代形式，必须让位于靠精通各种技艺而取得威望的方式，年轻男性会认识到，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和暴力举动，遵守集体的章法，等着轮到自己当头领，这才是明智的，古代社会中任首领的男性往往精于各种本领，能够满足众人多方面的需要，罗宾·福克斯提供了这样一个形象：“他举止有度，头脑聪明，善于合作，很受妇女爱慕，对孩子慈爱，给人轻松，坚毅、雄辨、老练的感觉，知识丰富，有很强的自卫能力和狩猪的智勇。”由于越来越复杂和高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越来越多的遗传优势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即使不外加环境的选择压力，社会的进化也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某一环，也许是从更原始的已绝种的人猿过渡到最早的真人的时期，上面谈过的那种自动催化作用把进化着的人引向了新的能力范围，那时候，人类祖先有能力把非洲旷野上四处活跃着的大象等食草动物，作为自己猎取的对象，很有可能这种行动开始于人学会了把野山猫、鬣狗和其他食肉动物赶走而夺取它们的猎物之时，很快，人人成了第一流的猎手，并且还得保卫自己的猎物不被别的肉食猛兽夺走。

　　由于部落的男性需要密切的社会结合，离开定居处去猎取大型动物，女子就在家看孩子，到附近地方采集植物性食物，这样一来，对小孩的护理也改进了，在一定程度上，男子和女子之间的性关系也带上了爱情的因素。这种基本的分工很容易产生了人类性行为和家庭生活的许多特殊细节。不过，这些细节对自动催化作用并不重要。它们之所以补进了进化史诗，仅仅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狩猎－采集社会都有这些插曲。

　　自动催化反应绝不会无止境地扩张下去，生物进化过程本身通常在一定时期后缓馒下来，最终会停止。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这真是个奇迹。大脑容量的增加、石器的改进，说明在最近两三百万年里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没有停滞和中断过，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大脑的进化也许是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也许是一系列高峰期和平稳期的交替。在人的生命发展史中，还没有哪种器官比大脑发展更快。当古代的类人猿最后变成真人时，人的大脑的体积开始以每10万年1立方英寸（约一汤匙）的速度增长，这种速度一直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约在现代人类出现时，逐渐慢了下来。人的生理的发展被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进化所取代。大约7万5千年前，随着尼安德特人的旧石器文化的出现，文化加速发展，从而，大约4万年前，在欧洲产生了克罗马隆人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大约1万年前，人们发明了农耕并普及农业，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原始的狩猎－采集群体让道于部落、酋长制和国家的迅速发展。最后，到公元1400年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再一次飞跃，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加剧了世界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在这朝着宇宙时代的最后冲刺阶段，在大脑的能力上，或在人的特殊社会行为的倾向性上，有过停止进化的时候。群体遗传学理论和对别的生命体的实验都说明。至多经过100代生物的进化，就会产生质变，对人类而言，100代人的时间只不过是回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罢了。经过两千代人的时期，也就是大约在真正的人侵入欧洲以后，就足以创造出新的人种，形成重要的新的解剖结构和行为方式，虽然我们不清楚大脑的进化发展实际上达到何种程度，现在却不能认为，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人的遗传资本上，而这个遗传资本是在漫长的冰河时期积累起来的。

　　不过，这笔遗传资本毕竟还是极为可观的，注们似乎有理由猜测，从四万年前的狩猎－采集生活到首次出现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城市国家的文明这期间的大部分发展变化，以及从幼拉底河文明到欧罗巴文明的所有变化，是文化进化而不是遗传进化的结果。因而，重要的问题是，狩猎－采集生活的遗传特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随之而来的文化进化过程。

　　我相信这种影响是很关键的。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无论哪儿，文明的涌现和发展都遵守一个明确的顺序。随着社会从很小的狩猎－采集群体逐渐发展扩大，不断会有许多特征有条不紊地显示出来，从而，社会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一个群体变成了部落时，出现了真正的男性首领，他们拥有领导权；与相邻的部落之间的联盟得到了加强并订了盟约，标志季节变换的特有仪式变得普及起来，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产生了部落领导权的各种属性：地位的正式确定要根据与各家族的成员关系，领导权通过世袭得到巩固，更细致的分工，以及社会名流控制的对财富的再分配，随着首领制促进了城市和国家的兴起，这些基本特征就更为突出。少数名流的世袭地位是由宗教信仰维护的，手艺的专业化更为社会普通人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奠定了基础，宗教和法律形成制度，军队组织起来，官僚机构发展起来，农业灌溉系统得到完善，由此，人口更迅速地增长。在城邦国家鼎盛时期，连建筑物也是纪念碑式的，统治阶级被吹嘘成特殊人种。国家奉行的神圣礼仪成为宗教的主要内容。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早期文明，都极其相似。这不能解释成巧合，也不能说成是偶然机会或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诚然，在人种学和历史文献中，记载着文化的许多细节上的明显差异，其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在考虑人类社会进化的双轨理论时，需要最密切关注的，是文化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特征的平行一致性。

　　在我看来，文明涌现的关键是过度肥大症，即现存的社会结构极端庞大，过度扩张，正如幼象的乳牙长成长长的獠牙和雄性大角鹿的头盖骨长出大得令人吃惊的鹿角，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从相对简单地适应环境变为以后较高级社会中极度复杂甚至怪异的形式，但是，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及其最终结果，始终受制于遗传影响下的行为倾向，正是这类行为倾向构成了前文化人类较早的和较简单的适应性。

　　社会结构的臃肿症有时一开始就能看到。初期臃肿症的一大例证，是各种原始型文化中妇女的从属地位。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并不把性角色强加给孩子们，成人象放纵男孩那样放纵女孩的行为，但是，人类学家帕特里夏·德雷珀在对昆桑儿童发展进行专门研究时。仍然发现了不大的平均差异，女孩子一开始就更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更少加入成人的工作行列。游戏时，男孩更多地模仿成年男子，女孩们则模仿妇女。随着孩于们的成长，这些区别不知不觉变成人的更大的男女差异，妇女们收集野粟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并取水，一般多在聚居区附近几里以内，而男子们走很远去追捕猎物，不过，昆族的社会生活松弛而不紧张，男女平等，人们协力完成任务，男人有时也采野果或修建草棚（这本来是妇女的事），不一定非要家里人作帮手不可，而妇女也会偶尔外出猎取小动物，男女两者的工作都各式各样，一致受人看重，据德雷珀尔看来，昆族妇女对她们采集到的食物自己有决定权，她们平时在生活中也普遍表现出“快活与自信”。

　　在少数地区，原始群体按村落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他们的工作更繁重，以致在已知的昆族历虫上第一次让较幼小的孩子从事劳动。男女的分工从很小就明确固定下来。小女孩比原先更多呆在家中照顾弟妹和做家务；小男孩照料家畜，保护菜园不受猴子和山羊的糟踏，到了成熟的年龄，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男女两性已有很大不同，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几乎不间断地干着繁多的杂活，并总受人支配，男人们行动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各种活动。

　　所以，一种文化中要出现我们熟悉的性别歧视，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够了，当社会发展得更大、更复杂的时候，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影响力更为减小，更受制于习俗、礼仪和规章的约束，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臃肿，她们实际上可能变成男性社会的财产，变成可以买卖争夺的东西，并身受双重道德的统治，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局部的妇女权力高于男子的相反情况，但大多数社会都不可阻挡地朝着男尊女卑的分化演变。

　　现代社会的其他主要特征完全有可能是早期狩猎－采集群体和部落国家的生物性制度过分肥大发展的变种，仅举两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正是过去朴素的部落主义经过文化传统滋养而产生的。昆族的尼亚尼亚人把自己看得完美无瑕，把别的昆人视为用毒杀人的蛮族。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文明使自爱和自重成为教养高的标志，处处抬高自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同时精心伪造历史，贬低别的民族。

　　甚至臃肿症的受益者，也发现自己难于应付文化的急剧变化，因为从社会生物学上说，他们只适应早期的、更单纯的生存方式。可以这样说，原始狩猎－采集者只须在几种可能的角色中扮演一两个非正式的角色；而工业社会中的文明人却必须知道怎样从上千个角色中挑选十多个，并懂得在生活中什么时候用一套角色去取代另一套，甚至还要懂得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应扮演什么角色，文明人就这样从事着医生、法官、教师、招待等各项职业，不管他心里实际怎样想，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出了差错，别人就认为他缺少头脑，不可靠。每天的生活就是由扮演自己的角色和多少进行自我表现这两种企图构成的，在这类紧张状态下，象欧文·戈夫曼观察到的，我们甚至无法精确地定义“真正的”自我，他写道：

　　在一个人和他必须扮演的角色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系统——即框架——就是：角色被扮演而扮演者的自我被遗忘。自我不再是半掩在事件下的实体，而是一个人在应付这些外部事件时得随时改变以适应形势的手段。目前的形势教会了我们一种用来掩饰自己真相的官样伪装，也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场合露面；我们的文化本身就规定了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实体，好以这种方式表现一点什么东西。

　　难怪，身分危机是引起现代神经紧张、失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难怪城市中产阶级渴求回到过去那种单纯的生活方式中去。

　　随着各种文化超结构的蔓延扩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常常对它的真正意义感到茫然。马文·哈里斯在《食人者与王者》一书中举出了一系列奇怪的例子，说明长期缺少肉食会怎样影响宗教信仰，古代的狩猎－采集民族每天都有生命危险，环境随时变得险恶，致使他们的人口稀少，但他们至少在饮食中还有相对说来较高比例的鲜肉。正如我前面说过，早期的人类有着特殊的生态地位：他们是非洲平原上吃肉的灵长类。经过冰河期，他们扩散到欧、亚、澳大利亚和新大陆，仍然带有这种特性。当农业的发展使人口密度增加时，猎物的数量再也不能保证充分的鲜肉供应了，所以，后来的文明社会或者家养动物，或者减少肉食供应，但无论怎样，食肉还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饮食冲动，只是根据社会进化的特殊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文化后果。

　　古代的墨西哥，象多数新大陆热带森林地区一样，缺少亚、非大陆上众多的大型猎物。不仅如此，阿兹台克人和其他新大陆民族虽然建立了发达的文明，却没有把驯养动物作为有效的肉食来源，随着墨西哥各地人口的增加，阿兹台克人的统治阶层还能享受到狗肉、山鸡肉、野鸭、鹿、免和鱼等佳肴。但平民百姓根本吃不到肉食，他们有时只得从德克斯科湖面上捞取藻类来吃，这种缺肉食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吃掉用来祭神的活人而得以缓解，当西班牙征服者科特斯进入墨西哥谷地时，一年中有1万5千人被吃掉，欧洲入侵者们还发现，10万个人头盖骨整齐地挂在着科特兰空场上，另外还有13万6千个头盖骨挂在特罗奇帝兰广场上。土著的宗教人士说，用人作祭是天神许可的。他们用精心的仪式使其神圣化，这种仪式在专门为此修建的白色祭坛（上面立有许多神象）上面进行。这种官冕堂皇的把戏却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牺牲者的心脏一旦被挖出，尸体马上就被按部就班地肢解、分配、吃掉，象分食猎物一样，有资格加入这种人肉宴席的成员包括：阿兹台克贵族、贵族的随从，以及士兵，换言之，是最有政治权势的那些人。

　　古印度最初的食物营养状况比墨西哥好，但后来随着肉食的稀少，她的文明也发生了虽然与古墨西哥不同但同样深刻的变化，早期浸入恒河平原的雅利安人独占了牛、羊、马、野牛等肉食，到了晚期维狄克和早期印度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肉食为婆罗门僧侣阶层所独占。婆罗门举行祭杀动物的仪式，并以唯利安酋领和军官的名义分配这些肉食．在公元前600年以后，人口更多，相对说来家畜数量更少，对肉食的限制变得更严格，最后，只有婆罗门和他们的后台人物能享受到肉食。一般人竭尽全力豢养牲畜，以满足对奶的最低要求，牲畜粪便是燃料，牲畜宰杀前是运输工具。在这危机期间，出现了宗教改良运动，最突出的是佛教和耆那教，改良运动的目的是取消等级制，取消宗教职务的世袭，废除屠杀牲畜的习惯，群众支持这一新的宗教，最后，由于大众的强有力的支持，牛被列为神圣的动物。

　　这似乎是说，历史上某些最奇特的宗教习惯，是直接由过去的肉食习惯造成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爱强调宗教的演变有多种不同的途径和分支，但是，这些途径实际上数量有限，甚至可能并不多，如果我们对人性和生态有足够的认识，甚至还可能计算这些途径的数目并对每一种文化中宗教演变的方向作出有力的解释。

　　我认为，人性中那些单纯的东西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并且在过度发展以后形成了当代人类的社会行为，其中，某些细节方面的特点，如照料幼小、区分亲属关系等，还没有太大的改变，还看得出它们冰河期的根源。但另外一些结果，比如宗教和阶级结构，则是一些巨大的变形，我们只有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来对它们进行研究，才有希望追溯它们的整个文化发展史，找出它们狩猎－采集时代的本源，不过，要不了多久，即使是这样一些演变过程，也会成为与生物学结合的统计描述的对象。

　　最根本的、有重大意义的过度膨胀的部分，是人对知识的收集与分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人的生活年年有所变化。要想真实判断这种增长的量级，只需要想到：制造有人脑一样的记忆力的计算机，已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人们承认，目前这种计算机还不很现实，因为它的体积占满整个帝国大厦，耗费掉大谷尼水坝发出的一半电力，不过，据估计，到了80年代，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型“泡沫记忆”元件一旦用于电子计算机，上述计算机的体积就可以缩小成一间小屋子，同时，信息的储存和回收方面的进步伴随着信息流通的速度在提高，在过去的25年中，跨大洋的电话和无线电广播已增加了数倍，电视已可以在全球范围传播，书籍、杂志空前大量地发行，扫盲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美国人口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人数已由工作总人数的20％猛增到近50％。

　　真正的知识是人类的最终解放者，它使各民族平等，使各国人民享有同等主权，它摧毁迷信的藩篱，加速文化的进化。但我不相信知识能改变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或改变历史的可预见的主要进程，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人们看清人类生物天性的各种要素，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要素出发以各种奇特的形式迅速繁荣起来的。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我们更精确地分清什么样的行动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有了这种知识，我们就能够更正确地判断人性中的哪些因素应该扶持发扬，哪些应该消除或克服，哪些应该愉快地接受，哪些应该谨慎地控制，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无法消除坚固的生物亚给构，直到许多年后，人类的后代学会改变自己的基因为止。表明了这一基本观点以后，我现在可以邀请读者在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人类行为的四大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王作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