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依林艳照迅雷下载:中国人吸面条的声音足以让外国人震惊

《饮膳随缘》 周惠民著 高静芬摄影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听说现在去餐馆，招待问你要喝什么酒，你可不能说“随便”了——因为有一种酒，名字就叫“随便”。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也不是革命，用不着扛着绷着；既然不好随便，不妨随缘。随缘不是随便，那是什么？

这本以“随缘”命名的书，里面一篇文章的题目对“随缘”二字做了最好的解释：“入境随俗，边走边吃”。作者周惠民，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留学德国，便有了在欧洲见识各地饮食文化的机缘。他说有一回在爱尔兰西部度假，租了一户农家住，有次散步到海边，正巧碰到渔人钓回大鲑鱼，以廉价购得一尾。本想用日本吃鱼的方法，做成刺身，辅以山葵、酱油，再将鱼头炖豆腐、味噌；但后来还是照西法整治：去头去骨，切成鱼排，沾粉煎过，放点香料、香橙做酱一浇，配上红酒一杯——如此岂非“入境随俗，边走边吃”的绝佳诠释？

作者的本业是在大学里教欧洲文化史，求学时四处旅游，想必心中有以风景、食物、民风印证学问的盘算。试举一例：“吐司”（toast）一词来自英伦三岛，那里气候湿冷，面包久放，吸了水汽，口感变韧，放到炉中回烤，就恢复香脆，toast就是“回烤”之意，新鲜出炉的不需回烤，就没理由叫做toast了。但我们把一般的面包都称为“吐司”，就是误用。

不过，“随缘”更重要的含义，在我看来，在于一种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即是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具有平等的价值，并无高下之分的观点。这条道理不难懂，但这种高下之分却很顽强地植根于许多人心里。海上著名笑话演员周立波有名言曰，“喝咖啡的怎么能和吃大蒜的在一起”，言下之意，身为上海人的他喝惯咖啡，比吃大蒜的郭德纲高级。可见在许多人眼中，吃啥喝啥不是小事，都是文化的体现——喝星巴克的看不起喝雀巢即溶的，喝雀巢即溶的看不起吃大蒜的，吃大蒜的没人可以看不起，只能笑别人“我可是蘸酱吃的，你有吗！”

中西饮食文化之间最著名的分歧，莫过于“吃面条能不能发出声音”。作者回忆他与一位来自四川的化学家应德国同学邀请共进晚餐，“当吴先生以石破天惊般地吸吮面条时，所有德国舍友都瞠目结舌，好像他们的祖先马丁·路德在大雨中被雷震倒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赞美上帝给中国人这么大的肺活量。”晚餐气氛顿时凝重，吴先生告辞后，德国同学七嘴八舌讨论起他的餐桌礼节。作者久居欧洲，但并不以“吃面不宜有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说这只是一种文化的主观价值，可谓说到了点子上。

他后来有一次请外国同学来家里吃中式火锅，事先约法三章，其中便有一条：喝汤宜有声，以示赞美。那情形，大致与阿城在《棋王》里形容的“喝得满屋喉咙响”相似，一屋子洋人稀里哗啦地吃面、咂吧咂吧地喝汤，想来就有点好笑。这条自定规矩也不是没道理的，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到中国人家里做客，这种被西方人视作无礼的举动就摇身一变，成了对主人盛情款待的由衷感激了——这正是对什么是“文化的主观价值”的完美阐释。

还有，筷子与刀叉孰高孰低，恐怕我们都会觉察到这个问题的荒谬：本来无高低，何必惹纷争。不过如果把问题换成以手取食与筷子或以手取食与刀叉的对比呢？你是不是认为以手取食至少稍微落后那么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那也未必。就使用人数而言，当今世界大约有四十二亿人口以手取食，雄踞餐具排行榜第一名（如果手也算餐具的话），第二名才是筷子，十二亿；就历史渊源而言，欧洲贵族用刀叉吃饭，还不到三百年，平民更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学会，筷子当然古老得多，但又如何比得上用手呢，人一会进食就会用手了；就算要比使用者的身份，中意用手解决的代表人物也有“太阳王”路易十四，跟谁比都不寒碜。

因此，作者为吃狗肉辩护也就可以理解了（要声明的是作者自己未必吃狗肉，至少从书中看不出来）。西方人把狗看成宠物、朋友甚至亲人，吃狗肉近乎吃人肉，不可理解。可是作者问德国同学道，“马不是很忠实吗？为何要吃马肉？兔子不是很可爱吗？为何要吃兔肉？”也把对方问得哑口无言。说到底，还是作者引用的那句英国老话最贴切：“一个人的美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不过，话说回来，文化相对论强调“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走到极端就是种族主义了。这么看来，在饮食上或许也有某些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就像作者，他秉持的是“非礼勿食”，即为“不吃蛇，不吃果子狸，不吃燕窝，不喝虎骨酒，俭约为尚”。谁知他在广州赴宴，饭前按我老广的习惯先喝汤，之后才将坛里各色材料捞起，摊在盘子里，以示交代，结果就在这盘子里见到许多鸡脖子一般的小段。那自然就是蛇了。“一时之间，心中五味杂陈，好像持戒多年的老僧破戒吃荤一般，事后虽然并无不适，但从此要对人多一分提防。”

这“四不原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如何与他那几位广州朋友取得共识？似乎也没有那么容易。看来要在饮食上建立价值认同，难度不比在政治观念上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