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炭牙刷:64年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骂娘没用了你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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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骂娘没用了你厉害
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并不很热心,且隐隐约约表现出对刘少奇有看法。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对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准备,只得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毛泽东说刘少奇“厉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泽东曾一再要求干部下去蹲点,可有些干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刘少奇负责“四清”一线工作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一些干部进行严厉批评。刘少奇还不止一次地讲,不下去蹲点的干部,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当司局长,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还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讲过同样的话。这样一来,不长的时间,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名司局长离开机关下去蹲点了。刘少奇还讲过,现在搞社教运动,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得学会扎根串联。这样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也就难免产生某种不快了。
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一次要解决的是这些“当权派”的问题。
刘少奇似乎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继续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派? 毛泽东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有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还说: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刘少奇始终放不下主要矛盾问题,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彭真插话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又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脱口而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这是一次气氛紧张的生日宴会。
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在
“十七条”规定了社教运动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二)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三)讲文件,要抓要点,要讲两条道路的斗争,讲阶级斗争。要结合运动的发展,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四)在运动中,要抓生产,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五)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于有错误的干部,要鼓励他们交代问题,揭露问题,改正错误。(六)对严重“四不清”的当权派,也要见见面,宣布来意,向他们做工作。(七)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烂掉了的。
“十七条”还就如何兼顾点和面的关系、运动的时间、对隐瞒土地的政策、工作队的成员、集团问题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按照预定的时间,中央工作会议到这一天就算结束了,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也开始陆续返回。可是,过了两天,中央办公厅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则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原来,毛泽东对会议就这么结束不满。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刘少奇不敢再说了。 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批评刘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也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有关。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在这天的会议上,宋任穷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毛泽东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1 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这一条,全文共23条。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② “ 二十三条”提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多数;对于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地解放出来,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也不要搞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对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许多“左”的做法,维护农村的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四清”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相反,它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并且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尖锐地对向了党的各级领导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随后,各地立即开展了对“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有所纠正。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