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房屋出租:官二代现象演变成“仇官”社会心态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文_ 王大鹏

　　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镇长事件之后，“官二代现象”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今年年初，一则网络传闻得到官方承认：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监察局几年前联合发文招录公务员，红头文件的名字很坦率——《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官二代”的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就造成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

　　“官二代”的本质

　　在关于“官二代”的说法中，网络上几乎是骂声一片。平心而论，官二代原本只是一个中性现象。任何行业皆有二代三代，所谓世家之谓。美国也有父子先后当总统的，比如老布什与小布什，在同一个时代当总统。但没人认为小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布什的人脉关系与政治基础当上的。

　　人们可能有一个误解， 28岁当上副厅级干部，23岁当上地级市的副局长，年龄显得很扎眼。邓小平23岁就是中央秘书长，25岁举行百色起义。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20多岁就在中央做大官，啥也不懂，但是干得也很好啊。就“官二代”而言，年龄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而是任命干部的方式与程序出了问题，提拔官员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

　　虽然干部选拔是在公开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所谓的公开选拔在一些地方却成了一些人任人唯亲的遮羞布。诚然，没有人否认官二代做官不是公开选拔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实质上却又是对公开选拔程序是否公平公正的最大质疑。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地方政府都三缄其口，跟舆论玩起“躲猫猫”，反而使公众的兴趣更加高涨。

　　“官二代”的出现，并不是说官员的后代就是“官二代”。“官二代”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特定的问题出现的，这里的关键是“官”字，如果官成了二代的前提甚至成了充要条件，使得这种正常的现象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就等于把公权变成了私人的东西而世袭，就触及了社会制度中最基本的底线。

　　这是因为，我国官场或公务领域的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现象相当严重，从国家一级的大机关、各政府部门，到高校、企事业单位，父子、夫妻、连襟等亲属分居上下级或同级领导岗位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在近亲繁殖又蔓延到国家公务员的录用上，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如此，“官二代”这一现象可谓是近年来权力腐败现象的派生品。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官二代”产生的原因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家天下和官本位的国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所谓以吏为师，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安排中，由于《公务员法》的实施时间较短，配套的公务员权力限制和激励保障的法规还没有建立或不够成熟，现行的与公务员权利保障相关的制度运行相对独立与封闭，使我国公务员目前享受的福利和保障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保障”。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普遍享受的情形下，“国家保障”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利于吸引人才，但也由此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公务员流动困难。特别是在公务员退出的外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有效疏导官员“独木桥”的拥挤现象。

　　另外，我国公务员的分配仍处于孤立于市场分配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因而公务员收入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实现均衡。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自认为工资水平偏低的官员，追求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导致部门权力寻租和部分公务员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激起了民怨和社会的仇官心理。

　　在公务员独立分享职业稳定的“红利”时，也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公务员队伍需要稳定，公务员个体也需要获得职业发展的空间，但不能以阻断公众平等拥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践踏社会公平为代价。

　　消除“官二代”的途径

　　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科举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创新之一，它打破门阀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所用，是小农经济时代凝聚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得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印度等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方面，在公务员的报考上，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回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政府内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

　　抚平社会的裂痕，一定要改变产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条件，在当前，消除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就是要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还社会和市场一片朗朗的晴空。

　　小时候看印度老电影《流浪者》，里面有一句印象深刻的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相信中国的社会不会笃信官员的儿子永远是官员，平民的儿子永远是平民。温总理在北京大学与莘莘学子座谈时再一次强调“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作为公权力执掌者的公务员的选拔则应该成为最耀眼的光芒！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

　　文_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为什么穷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严重，为什么官二代能比穷二代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为什么国家富裕了生活变好了社会矛盾却激化了？社会板结化了吗，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是否还存在，二代们真的面临一个断裂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二代现象？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本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阶层流动的新通道

　　《南风窗》：前些年，有两篇文章曾一度风靡网络，比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阶层差距，因为出身不同，虽是大学同学，但家庭较穷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比较适合60后70初的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18年之后，他们的后代终于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我用了18年，还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深得80后认同，因为出身的阶层不同，大学毕业后大家的生活分化越来越严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严重吗？近年来，很多声音批判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社会阶层严重板结化，原有的通过上大学和当兵这两个渠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身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难以改变，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被堵死了吗？

　　陆学艺：其实中国社会真正流动就是改革开放这30余年，流动通道没有被堵死，只是改变了。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目前看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相比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很明显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简单化到多元化，所以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也在改变，不是像原来上大学和当兵然后分配那么简单。

　　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阶层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阶层。根据我们课题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这都是阶层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应该有很多。

　　《南风窗》：从统计数字上看，中产阶层确实在壮大，但中国往往存在统计数字和百姓感觉相悖的现象，目前一个普遍感觉是，中产阶层在分化，大量的中产阶层在往下掉。

　　陆学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目前来看，这两种趋势在一起，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南风窗》：您刚才提到中国中产阶层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23%，和我们常说的现代橄榄型社会相比，这个比例应该还很小。

　　陆学艺：确实，中国目前中产阶层占的比重还远远不够。任何社会，如果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缺乏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存在，就可能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混乱和冲突。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状来说，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重点应围绕养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调控阶层利益展开。这样，阶层间的流动通道会很通畅。现在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说明整个社会还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针不变，现在就只是阶段性问题，比如农民工的问题早晚会解决，农民工子女肯定不会固化为穷二代。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南风窗》：二代现象是现在人们讨论的一个很热的话题，出身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代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二代现象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二代现象，是不是社会断裂、阶层板结造成的？

　　陆学艺：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社会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进步运动”而被称为“进步时代”。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加。但同时，美国社会当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政治腐败猖獗、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激烈、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沦丧等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显化。日本从1955年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同样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被认为是“生产为第一流，国民所得与消费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环境则属第三流”。拉美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也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南风窗》：那是不是说中国近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分化很严重是必然的？

　　陆学艺：社会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锐和严重的社会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国社会之所以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中国在很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适合当时发展的政策并没有随着形势发展而及时进行调整，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目前中国亟需推动社会改革。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

　　《南风窗》：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距有多大？

　　陆学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我们课题组经过测算得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

　　《南风窗》：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结构如此滞后？

　　陆学艺：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中国除了和其它现代国家经历过的一样，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相互作用，使转变过程中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多发。而且把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转型过程浓缩到了几十年中。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但社会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都还没有破题。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等等很多社会体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直没有变，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

　　《南风窗》：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陆学艺：美国成功的经验，日本“成功的代价”和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是很好的教材。美国及时加强了对社会领域的建设，提倡社会公正，成功地将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种种怨气、焦虑、愤怒和不安全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日本虽然也意识到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到位，日本虽然最终成为经济大国，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住宅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拉美国家则因为对社会建设认识不够，社会体制改革力度不足，经济起飞之后即陷入了持续衰退，社会动荡，最终成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问题的出现，正是社会建设没有跟上造成的。

　　《南风窗》：如果不及时推动社会改革，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拉美陷阱”？

　　陆学艺：有这个可能。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受两种力量驱动，一是来自市场的力量，二是来自国家的力量。根据经济发展和目前政策选择的不同，未来中国社会存在四种不同的可能。1、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政策体制调整及时，社会改革启动，那就会形成理想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经济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社会稳定。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二代现象也会随之消失。2、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但政策体制调整不及时，会造成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出现“工”字形社会阶层结构。一旦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经济也难以保持高增长，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放大，社会必然不稳定，有极大的断裂风险。3、如果经济发展放缓，但政策体制得到调整，也会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发展，现在的社会问题也会消失。4、如果经济发展受阻，政策体制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会严重分化成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冲突，整个社会阶层存在严重的风险，现在的问题会继续激化和放大，二代现象最终会无法解决。

　　《南风窗》：也就是说，不管以后中国经济能否维持高增长，只要政策体制调整到位，中国社会都会稳定发展。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陆学艺：是这样的，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过小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

　　《南风窗》：社会体制改革启动的关键是什么？

　　陆学艺：中央政府的决心。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大的决策都是中央强力推进的。社会矛盾重重，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等等的根源在体制，体制有问题，靠个人突破是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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