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溃疡用盐巴:徐宗懋：追寻匪谍沧桑，探索国共和解

      五十年代初，中共数以千计地下党员在台湾被枪决，其中一位「匪谍」朱谌之的大陆家属，近年锲而不舍追寻其骸骨。台北市政府以人道主义精神提供协助，创造两岸和解新精神。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徐宗懋参与追寻，过程跌宕起伏，也意外发现当年案情以外的秘密，震动人心。

             烈士朱枫                                              烈士吴石将军 编者按：这是国共大半个世纪从斗争到和解的一页传奇。一九四九年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发动肃清「匪谍」，枪决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及左翼异见人士，甚至牵连一些与政治无关的老百姓；今天，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曾于二零零零年台北市长任内，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时代的回顾与反思，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匪谍」及同情共产党者的历史，为「匪谍」亲人寻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以人道主义精神化解国共斗争的血海深仇。 一位国民党主席能够面对当年的政治沧桑和悲痛，也创造今日与未来国共大和解的新精神。 如今，两岸新世代大多忘却当年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顾这段几近被湮灭的历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两岸人民不能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要成为两岸和平双赢的推动力量。 不知道再过十年，人们会以什么眼光看这件事，但对我而言，此时可以划上句点，接下来会有更年轻的人在档案室里找到更新的资料，在他们的历史环境中以他们的生命体验做出不一样的总结。 1923年, 朱枫18岁时就读宁波女子师范 二零零一年，我在《老照片》系列书籍中的一篇文稿《战争后的战争》，为自己带来一场友谊，无意间也发现更多的历史探索。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九五零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摧毁的惨烈过程，尤其是着名的是「吴石案」中，国民党原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杀。 1950年6月10日，台湾“特别军事法庭”栏杆前的中共地下党员，从右至左原国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原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低头写遗嘱者）、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栏杆处站立着旗袍者为朱枫。 刘晋钰与严惠先被宣判死刑后低首写遗嘱 1950年7月17日，台湾国民党宪兵对临行前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晋钰（左）与严惠先灌酒。 1950年6月原国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协助朱枫离台的吴石副官聂曦上校被枪杀的前一刻。  同年，3400多名中共党员在台湾被抓，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1954年4月25日，25岁的河北人王孝敏（前排左二），因涉嫌参加共产党于1952年被关押在台湾绿岛监狱。 这些相关照片首度刊载在大陆的书刊《老照片》，立刻引起注意，《作家文摘》大篇幅转载，由于我以几分哀伤的笔调描述这些事情，该刊编者误以为我是「烈属」，后来，《老照片》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来信，原函刊出：「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十六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一九五零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真实场景。这是我在五十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以往没有这样的资料），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45岁时被刑押赴刑场，在台北马场町行刑朱谌之身中6枪而亡。 图／徐宗懋提供 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上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彷佛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照片中的母亲，尽管已面临死神，周围尽是如虎豹般的法官和宪兵，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没有恐惧，一如面对坎坷的人生。……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最后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被枪决前夕，仍高呼『共产党万岁！』表达了她始终如一的坚定信仰和平凡伟大的情操。 朱谌之同她的儿子 母亲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非常重感情的人。除了在工作中识大体、顾大局、艰苦奋斗、对同志以『大姐』自居，乐于助人，对家庭和子女，也寄托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感慨『人非草木』；在给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要我先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但那时上海刚解放，我还在上学，谈何容易）；第三封信上她已要出发赴台，说个人的事先放一放，但终于未能如愿。 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照片中的母亲镇定自若，表明她已视死如归，坚信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祖国解放和统一事业一定能成功，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一九五零年，至今已五十二个年头了。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的团聚。」 朱晓枫谈到的是半世纪前的仇恨，她的哀痛与怒气使得这件往事有了鲜活的现实意义，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机会向她说明这些照片最初如何重见天日。其实，在一九九九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我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晚，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袋子上标明「奸伪」两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一九五零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一开始只展示给几位历史研究同好看，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台北市政府创造历史 直到二零零零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资料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今天回头看，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尽管过去十年台湾掀起一股平反风，尤其九三年六张犁公墓发现被枪杀的左翼人士的坟地之后，过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陆续公开站出来。然而，他们是作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现身的，这多少还是现行社会条件下的某种权宜、某种隐藏；简单地说，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颜色献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长达五十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某种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必然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是普世价值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开始，这个标准必须真正内外一致，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罢了，过去的历史已反复证明这一点。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九五零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终于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过去禁忌，客观陈述了五十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影像内容极其震撼，文字采用中性的叙述，包括五十年代初的台海情势、几件重大政治案件的前前后后，包括「中共台湾省工委会」被破坏的过程，展览还附上了当时的新闻报道、特写以及当事人自白的摘要。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观众，如果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不为过。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 颠覆台独的论述 以下举出几张：「走进『白色恐怖』，不禁陷入『红色的迷惘』，这是事实，是历史，是惨痛教训；走出户外，看看眼前的一切，拥挤的人潮，及头上一片蓝色的天，珍惜现在，祈福未来，尊重人权，彼此友爱！」──佚名。「白色的恐怖、红色的年代；黑色的记忆、蓝色的省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尘封历史，现今能做的│活在当下」──轩……此外，这些留言中也包含了许多立场殊异、相互抨击者，有人说这是替共产党讲话，也有人说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帮国民党脱罪。 事实上，反应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独的人。道理很简单，他们长年来一直宣扬过去反抗国民党的都是「反抗外来政权」，这项展览除了强调尊重人权之外，也客观指出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民族创伤，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抗议，说我们「扭曲历史真相」，还透过他们掌控的政府机器施压，还对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看来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痛苦超过带来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在沉淀中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 至于本文主角朱谌之所涉的「吴石案」究竟为何，为了让读者了解整个状况，简述如下：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资料记载，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高层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先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四六年四月起，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进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则迟至七月始进入台湾，陆续成立「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组织，「省工委会」有四名委员，蔡孝干、张志忠、洪幼樵和陈泽民等，分别掌管「武装工作」、「宣传」和「组织」等事务。 一九四七年一月，省工委接获华东局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不过一个月后的全岛性民变「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省工委会却未能积极因应，只由个别的党员和左翼领袖如张志忠、谢雪红等人投身领导群众抗争。尽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组织迅速发展，党员激增至九百多人，但这并不意味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由于台湾的地理形势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难，加上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采取具体措施限制大陆人民前往台湾，刻意隔离两岸，以为他日之谋。 「吴石案」轰动一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时，国民党保密局由一连串的案子中首先逮捕陈泽民，再根据其供词，于一九五零年一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名单，造成其它领导干部在内的四百多名党员被抓，情况极其惨烈，独守孤岛的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手段，书记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保密局档案在「蔡孝干案」中的「对本案综合检讨」说：「……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同，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连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吴石一家 保密局的评析未必客观，但提到涉及吴石案的朱谌之时，读来却像是颁给敌人的「褒扬状」：「……（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指朱谌之），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蔡孝干和盘托出地下党员 朱谌之的身份和行为也是被蔡孝干和盘托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紧密接触，取走了吴石所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转向蔡孝干报告工作状况。事成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并正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刻拘留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回台湾，如此便扯出一个大案子。据吴石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已占有整个东北与华北，蒋介石下野，和议又起，军中思想混乱，因此他也「糊里糊涂」与共产党发生关系。这年春天，他与多名中共地下党人接触，六月间吴石前往台湾，更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途经香港时接受地下党人托付的任务。 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蔡孝乾。变节者苟活一时，事后虽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后着书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1982年病死于台北。 继《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后，笔者在二零零二年又将更详细的史实写在《凤凰周刊》上，读者反应非常强烈。不久，朱晓枫透过《凤凰周刊》传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详细报道和珍贵的照片，并问我能否协寻母亲的遗骸下落，朱家经过家庭会议，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朱晓枫透过《老照片》与《凤凰周刊》两个管道连系上我，我们还在电话中简短交谈，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案可能会变成我的某种新任务，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