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牙周炎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对“与天、地、人奋斗”的反思》连载之十一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对“与天、地、人奋斗”的反思》连载之十一

作者： 姚监复 2006-05-29 15:28:00 发表于：博客中国

对“与天、地、人奋斗”的反思

姚监复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 错误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尖锐地批判揭露了“反动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表现和本质。但是，19世纪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大规模的实践机遇。这种确实是发源于中国的西方的理论，不知算不算“西化”之列。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都生在中国的西方，总不能说是东方的理论家吧！苏联比西域还西。“全盘西化”、反对西化的提法在地理座标上是混乱的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混乱的错误的。过去的“全盘苏化”不就是“全盘西化”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就应再回到共产党宣言上的原座标上，重新定左右与正误。

封建的社会主义——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时，首先就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指出：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锐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马恩全集〉，第一卷，274页）

    文革中，“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旗帜来挥舞”的“四人帮”，反对唯生产论，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一穷二白”当做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旗帜，认为越穷越革命，东方的未摆脱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能比西方的无产阶级更快地走进共产主义。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以后，“四人帮”一倒台，人民公社就一哄而散了。“人民公社万岁”的万岁与万年长，只能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尺度来度量了。特别是人民公社关键的争论议题：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质上只是封建社会张鲁的五斗米道的重现，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的臀部，带有五斗米道的封建纹章！可惜人民公社一哄而散时，中国善良的农民的哈哈大笑，是含着悲苦的眼泪的，从他们的眼神的深处可以看到1958─1961年那场人为的大灾祸中死去了几千万人的阴影，甚至出现过人吃人的悲惨的情景。这种封建社会主义，确确实实成了“半是挽歌、半是谤文”。

    文革中，中国十亿人民和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用不同语言放声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打破思想牢笼。”在其他各国人民歌声停息时，中国人还要用中文再唱“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受了几千年封建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还要不断地迷信“救星”、“太阳”来解放、解救自己，而不是自己救自己。不但有全国的太阳、救星、好皇帝，还想要本省的好皇帝、小太阳和小月亮。在贵州省曾有一段时间在群众集会上喊口号和‘祈祷词’时，先喊“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还要对时任第一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再含喊三声：“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据纪登奎同志1985年告诉我，周总理曾让他从贵州调来录音带，查查是否真有这个口号。他笑着说：确实有。后来，没有查处，可能是因为李再含自认为只是一个反射“北京有个红太阳”的光芒的月亮，而且只能将反射光照到穷贵州的“贵州小月亮”而已，另外对自己的寿命与健康的预测值估计不高，既不是“万寿无疆”，也不要“永远健康”，只图一个普普通通的比较级的“比较健康”而已。但是，也不允许贵州人再祝李再含“比较健康”了，此口号也消失了。还有一个山西的口号，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也加了一个封号“山西最土最土的土太阳”，管你是土太阳、洋太阳，也不让喊了，因为“天无二日”是封建制度的政治要害。这样敢自称为“土太阳”的山西土太阳，刘格平后来也从历史的长河中消退了。红太阳、土太阳、小月亮，在全国、在各省地县乡村、在各单位直到在家里，从首长到家长，“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不是到处无形地存在吗？

    黎澍指出过：“由于‘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人们往往只看到农民的革命性的一面，农民的落后性同它的革命性相比，虽然处于次要的地位，但是决不可忽视。”正是由于农民战争，使毛泽东本人摆脱不了农民落后性的影响，不少开国元勋也把农民思想带进了新中国，使在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曾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的色彩。农民‘革命’中的帝王思想，后来也进一步在毛泽东身上发展起来。在社会主义的农民中，封建思想还起着极为显著的消极作用。（于光远怀念黎澍文章，〈黎澍十年祭〉）

    根据文革中的政治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封建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黎澍认为“首先要与传统的封建思想彻底决裂，否则他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成立30年后依然存在着封建势力残余，封建思想在许多人心目中，在社会生活，尤其在政治生活中还严重存在。不但在文革中大暴露，粉碎‘四人帮’后也不容轻视。实际上，到了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一项重要的根本任务仍然是批判“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为“反动的社会主义”的首恶。

反动的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化为可怜的哀怨

    马克思、恩格斯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作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加以批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怨，怯懦的悲叹。”（〈马恩全集〉，第一卷，275页）

    在中国的文革中和文革后，一直重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但是恰恰是马克思不幸言中的“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可惜它既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出现了一个全县是一个公社的突出典型─河北省徐水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许多外国朋友、各国左派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和外国使节都到徐水参观。当时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处长的郑重同志（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随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一起向徐水人民公社表示祝贺，带去的重要的理论性礼物就是毛泽东极力推荐的康有为的〈大同书〉。用一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视若洪水猛兽的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康有为的〈大同书〉来指导人民公社化，企图走向共产主义，这不是反动的空想又是什么？企图恢复旧的社会的蓝图，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走上共产主义的金桥，而是数以千万的人走向大跃进的饥荒，进入了地狱。

    人民公社和文革中“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质上就是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在1960年我在山西文水县胡兰公社贯家堡大队当“新社员”，承蒙老社员信任与抬举，把我选进二队食堂，为社员从大锅里盛饭，我不沾亲带故，绝对平均、绝对公平地每人一大勺稀饭，而对几十位男女老幼的社员，我从大锅里底下往上搅拌几次，再给每一位社员的大海碗里盛上一满勺有点干货的稀汤，其密度基本上是相似的，绝对遵守共产主义的公平、平均的原则，不管劳动力强弱，劳动强度与年龄、性别的不同，每人一勺。可惜，那时一人一月只有15斤原粮，一天两顿饭分5两原粮为早中饭2两，晚饭3两。2两原粮的稀饭简直就是稀汤。一人一勺稀汤，就是共产主义！？可笑，但又可悲。因为我所在的社队确实有人先饿病，后饿死，我们下放干部全部得了浮肿病。生产力受到大破坏，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要推广康有为〈大同书〉，张鲁传的五斗米道的毛泽东的大公共食堂，只能出现社会主义中国建成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后大批社员死亡的惨剧。于光远说过一个值得记在历史上的史实，王明曾向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译文，没有计划经济的味道。毛泽东要于光远等人重新翻译。于等改译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分配”有计划经济的味道了，就被党中央采纳通过了，沿用至今。后来在大跃进中，于光远从生产力水平太低，人民按需分配的结果只有一碗稀汤的事实中悟出了译文不应改动。“各取所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能提供充分满足人民各种需求的物质精神产品后才能达到的水平。所以，他又向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提出，应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新译文改回去，仍用老译法“各取所需”。虽然得到的回答：这是中央批准的，不能改。但是，于光远公开说明，他已得了男性乳腺癌，生前要把这个意见公开说明，要放弃他后来的他参与的不准确的译法，以求得良心的平静。

    人民公社的失败和消亡，确实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确确实实是空想的、反动的。真的在我们眼前演出了〈共产党宣言〉描述的一幕历史剧：“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怨，怯懦的悲叹。”（〈马恩全集〉，第一卷，275页）

    黎澍对中国重复了〈共产党宣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历史教训就是要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而，大量来不及清除的封建主义残余也随之被保留下来，与社会主义先进事物‘并存’。在全国还没有摆脱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共存’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很快地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根本胜利之后，我们却忽视这种‘并存’的局面，忽视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只是一再宣传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再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甚至还提出所谓‘批判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是使林彪、‘四人帮’一类的封建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由潜滋暗长发展到猖獗地进行反革命复辟，以封建专制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冒充是最最革命的。这是十分辛辣的历史讽刺。从这个无情而严峻的历史事实中，使我们醒悟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彻底解放思想，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对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黎澍十年祭〉，152页）

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尖锐地批判了另外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首先指出了忽视“生活条件”不同的法国不同于德国的根本区别。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就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马恩全集〉，第一卷，第276页）德国的生活条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条件不同于法国，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教条主义地直接搬过去，就没有直接实践的意义。而中国长期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更不同于法国、德国和俄国，把共产主义文献照抄照搬就更没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历次左倾机会主义的失误，包括文革中毛泽东的失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违反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忽视条件不同的文献，没有直接实践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德国著作家完全阉割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德国人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真正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德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造成了这些政府对付我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已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全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社会基础。”马、恩还尖锐地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同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最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毒辣的皮鞭和枪弹杀害了多少工人阶级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马恩还发表出了极为重要的警告：“它（指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每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相反的东西。”事实上，这个警告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的理论、旗号下，杀害了几千万犹太人的血腥罪行被悲惨地证实了。最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在中国以千千万万人民的悲惨遭遇证实了〈共产党宣言〉上个世纪的沉重的警告。在1985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举办的一次报告会上，波兰高级党校校长严肃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民族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他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文革前和文革后忽视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残余影响的批判就是证明。马恩还指出，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那种在文革中最最高举、最最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理论，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同斯大林的大清洗一样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最大的破坏，败坏名声、信任和威望，确实起到了代表一种“反动的利益”的反面作用。至于马克思说的“这些小农民每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相反的东西”，对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红卫兵的鞭子、造反派的批斗、革委会的死刑判决都是以崇高的革命名义进行的，由于“每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虽然“变成相反的东西”，手段是法西斯式的残酷的，后果是史无前例的极为悲惨的，但是绝大多数参与屠杀、批斗的当事人都至今保持良心是平静的、没有忏悔、自责的“无怨无悔”，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文革成为至今没有刽子手、没有凶手、没有幕后策划者和指使人、没有真正的罪人的一场封建法西斯专政、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无头案，这才是场真正的悲剧。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日本人从来不公开为二战侵华罪行的态度，只承认战败，不承认侵略；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只承认原子弹炸广岛……这可能同麦克阿瑟要将日本作为对付苏联的军事基地而保持社会制度的稳定，不改变天皇制度，也就不追究天皇为战犯的历史罪责了。

    过去的和现在的、德国和中国的被马恩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极左的哲学家、半哲学家的才子们，热衷于“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却忘记了正确的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要“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马恩批判的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一个世纪以后在中国复活了。忘记了作为前提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并未建立，就同样地“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出版自由、法、自由和平等等，这样就只能用封建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出现封建法西斯主义就是必然的历史使命。正如黎澍所说：“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不重视有二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在各方面以各种不同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上最最革命的。”

    黎澍还深刻地指出，文革十年的历程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最初是以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号召的。为什么在它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陷入封建主义泥潭，最终却演出了一场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闹剧呢？因为“文革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这两者都同封建传统思想有深厚渊源。那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体系，是极端僵化的教条，而教条主义的口号是反修，所谓反修就是反对任何改革，认为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资本主义本来很薄弱，何以反复辟。仿佛到处都是，显然是害了过敏症。谁害了这种资本主义过敏症呢？只有封建主义。”反修反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认为人民不能太富了，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因而严格要求回到类如封建时代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中去。同时还鼓吹所谓“书读得越读多越蠢”，于是停办大学，停办中学，让青年学生都到农村插队落户，“向贫下中农学习”。这样一种鼓动贫穷和落后的政策，正是个人崇拜得以盛行的必要条件。而个人崇拜又是一个与个人专断紧密相联的。“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都发展到顶点，对领袖要三呼万岁，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无疑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遗留物。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颂扬暴政、反对仁政”，吹捧法家在巩固封建专制过程中的作用，反对历史上瓦解封建制度的进步因素，认为法家用来巩固封建专制的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死守儒家反对“用夷变夏”的教条，并以“爱国”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名反对采用先进技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尤其反对发展对外贸易，力图使中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去，这是“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鼓吹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内容。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是他们炮制这种反革命历史理论和政策的目的。（〈黎澍十年祭〉31页）

    中国的极左的理论家、老的和新的梁效、罗思鼎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样，“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辩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售罢了。”（〈马恩全集〉，第一卷，277页）只是中国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还为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又套上一层“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铠甲和刀箭，使生动活泼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形式化、宗教化，使中国的社会科学从发展转入停滞，脱离实际走向反面。而这些理论与后果，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见到的，并批判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