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芝堂补血颗粒有几种:高考诗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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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摘自赵缺《无咎诗三百序》。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而诗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孔子认为，诗具有兴、观、群、怨四种作用。陆机则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后世将两者统称为诗歌。

释义

　　词目：诗歌　　拼音：shī gē

基本解释

　　[poems and songs；Poetry] 诗歌现代汉语释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毛诗-大序》载：“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宋严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中国古代称不合乐的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统称为诗歌。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

详细解释

　　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它按照一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诗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上古。虞舜时期就有相关文献记载。《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所编。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中国古代诗歌历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发展。《汉书·礼乐志》：“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於诗歌咏言，钟石筦弦。” 汉荀悦《汉纪·惠帝纪》作“诗謌”。唐韩愈《郓州溪堂诗》序：“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 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於诗歌者多矣。” 鲁迅《书信集·致窦隐夫》：“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孔羽《睢县文史资料·袁氏陆园》：“袁氏（袁可立）陆园在鸣凤门内，……每逢佳日节期，州内文人名士在此聚会。所吟诵的诗歌，后来荟为专集，名《蓬莱纪胜》。”

起源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诗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发展

　　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 《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

特点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岛据实相告，韩愈沉思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和“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异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分类

古代诗歌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①一种称“绝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从上到下，分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　　

（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喻诗。　　

（1）怀古诗。　　

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2）咏物诗。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3）山水田园诗。　　

曹操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4）战争诗。　　

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5）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6）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概括一下，主要分为9种：1讽刺 2爱情 3哲理 4送别 5风景 6抱负 7想像 8故事 9思想

现代诗歌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4）韵脚诗：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顾名思义，泛指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类似流行于网络的方道文山流素颜韵脚诗。出道于2000年之后。

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诗作赏析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的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　　

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　　

那缥缈的空中有一个街市，繁华美丽的街市。那儿陈列着很多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人间的珍宝。诗人并没有具体写出这些珍奇，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带给我们心灵宁静、舒适的东西。　　

那不仅是一个街市，更是一个生活的场景。那被浅浅的天河分隔的对爱情生死不渝的牛郎、织女，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还在守着银河只能远远相望吗？“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诗人这样说。在那美丽的夜里，他们一定在那珍奇琳琅满目的街市上闲游。那流星，就是他们手中提着的灯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颠覆了流传千年的神话，化解了那悲剧和人们叹息了千年的相思和哀愁。　　这首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那意境都是平常的，那节奏也是缓慢的，如细流，如涟漪。但就是这平淡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随着诗歌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

抗日战争时期诗歌

当艾青﹑田间﹑臧克家出现在诗坛﹐新诗已适应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它以多样的形式为现实斗争服务。街头诗﹑传单诗应运而生﹐诗歌与群众的联系空前密切。诗歌的主题基本转向国难的描绘与国防的呼吁﹐诗歌的旋律由柔婉变为雄健。倾心于激昂的战斗代替了对于纯美的追求﹐诗人们多以愤怒而乐观的调子歌赞这场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抗争。何其芳著有《夜歌》﹐卞之琳写了《慰劳信集》﹐王统照的《吊今战场》和舒群的《在故乡》﹐堪称抗战诗歌的代表性作品。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具体地展现了现实斗争的人物与场景。这首诗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均作于延安﹐力图以民间熟知的形式表现新的生活。高兰以朗诵诗闻名﹐代表作《哭亡女苏菲》以个人的哀痛概括了民族的懮患。　　

抗战期间诗歌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在重庆﹑桂林﹑成都等内地出现了《诗创作》﹑《诗垦地》﹑《诗星》等诗歌专刊和《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大量发表诗作的文学杂志﹐吕剑﹑徐迟﹑袁水拍﹑胡风﹑邹荻帆﹑韩北屏﹑苏金伞﹑青勃﹑臧云远等人﹐创作相当活跃。力扬的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发出劳动家族的苦难历史的叹息﹐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品。在敌后﹐以延安为中心﹐晋察冀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严辰﹑公木﹑光未然﹑朱子奇﹑萧三﹑蔡其矫﹑方冰﹑陈辉﹑魏巍(红杨树)等也都有丰硕的诗作﹐易琴弦为喇叭﹐显示了抗战诗歌的严峻﹑力度与真诚。　　

从抗战后期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政治地图与战争区域的划分﹐40年代的诗歌活动大致上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两部分﹐且各有自身的特点。但因解放区代表了全中国的新生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起著全局性的影响﹐解放区的新型诗歌同样成为全国的楷模并对国民党统治区诗歌有潜在的影响。

现代诗歌理论源流

　　现代诗歌流派及其理论：

（1）20世纪初以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为代表的"尝试派"";20年代初期以徐志摩、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及2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

（2）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以及以艾青、彭燕郊、牛汉、曾卓等为代表的"七月诗派"；

（3）20世纪40年代以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4）20世纪50年代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派诗群"；

（5）20世纪50年代以覃子豪、钟鼎文和后起的余光中、罗门、蓉子为代表的"蓝星诗群"；

（6）20世纪50年代以洛夫、张默和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群"；

（7）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岛、杨炼、多多、顾城、江河、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群"；

（8）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海子为代表的"神性写作"，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他们诗群"，以及以周伦佑、杨黎等为代表的"非非诗群"；

（9）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桑克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以伊沙、徐江、侯马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

(10)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诗阳、马兰、祥子、梁元、张耳、京不特、等为代表的网络诗人群的"网络诗歌"运动;

（11）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以莫非、林童、树才、娜夜、卢卫平、路也、唐诗、刘文旋、马永波、谯达摩等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写作"；

（12）21世纪初以朵渔、尹丽川、沈浩波、南人、巫昂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以及以安琪、山水情人、远村、朱朱、叶匡政、陈先发、赵丽华等为代表的"中间代写作"　

（13）21世纪初至今以张荣寰、敖红亮、易道禅等为代表的“世界精神”派，将诗歌及其理论融入了世界文明的内核与灵魂的升华感知。

主要流派

　　现代（当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五四”诗歌、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朦胧诗、中间代、新生代、湖畔派等。

新国风

　　新国风即国风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新国风的基本定义是：秉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精神，站在民众的立场，用凝练的语言、流转的韵律、表达抒发自己对于当代生活的切实感悟，并力求达到晓畅明白却又内蕴深厚的艺术效果。

“五四”诗歌

　　现代诗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其主体是用白话写作，以打破旧诗词格律为主要标志的新诗。最早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1920年胡适《尝试集》出版，是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代表初期新诗最高成就的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的《女神》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20年前后，传达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　　1926年围绕北京《晨报》的《诗镌》，集合了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律的诗人，其中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他们随后还创办了《新月》和《诗刊》，“新月派”由此得名。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主张诗应当有音乐的美（主要指平仄，音韵），绘画的美（主要指词藻,色彩与意境等），建筑的美（主要指诗节句式的匀称整饬），总之要“理性节制情感”，带着“镣铐”来“跳舞”，这是对诗人更高的审美要求。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现代派

"现代派"诗歌流派，是指1932年之后围绕《现代》杂志的一批诗人，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等等。何其芳的《预言》等诗华丽，精致。卞之琳的《数行集》，《鱼目集》里的作品善于将日常生活的观察转为哲理性的感悟，其圆熟、冷静的表达常常出奇制胜。　　

30年代还有另一诗潮是"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为中坚，特点是密切反映时代变化，抒发革命激情，追求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追求刚健壮阔的力之美。30年代成名的艾青和臧克家也是贴近现实，有强烈的革命使命感的诗人，他们的创作更能代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　　更能代表抗战时期以及40年代新诗发展水平的，是"七月派" 和"九叶派"。"七月派"是在艾青影响下，以理论家胡风为中心的作家诗人群，代表人物有绿原、阿垅、曾卓、牛汉等等。

九叶派

"九叶派"则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抒情诗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文体之一。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　　　

新时期首先出现的是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稍后出现了有关"朦胧诗"的讨论，说明一种新生代的诗歌正在文坛崛起。

朦胧诗

　　"朦胧诗"不仅仅是某个诗人群,或者某类诗作，而是一种带有叛逆性，先锋性的创作潮流。因其作品在艺术上多用总体象征，具有表达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被称为"朦胧诗"。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

中间代

　　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机会成为“第三代诗群”的成员，他们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写作，被称为中间代诗人。他们的诗歌，已成为1990年代至今中国诗歌的精神高地。中间代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诗歌运动，而是指一代诗人的写作立场和诗风，代表诗人有安琪、山水情人、臧棣、伊沙、叶匡政、陈先发、赵丽华、潘维、西渡、桑克独孤琼昪等。中间代诗人有鲜明的写作个性，自觉维护诗歌的独立写作与本真写作，反对诗歌派别之间的对立，对观念写作持否定的态度。他们对写作可能性的尝试与实践、对个人话语的敏锐和维护，都呈现出一代诗人独有的精神气质.有了生动的语句。

新生代

　　几乎和"朦胧诗"群体同出于80年代初期，而在90年代终于成为主潮的"新生代"，是比较庞杂的诗人群。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子，王家新等为代表的所谓“后朦胧”诗人，此外，还有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特点表现为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观念上的反崇高，反英雄，艺术上则反优雅，反意象，有意用原生态的口语入诗。是新时代的美化用语。

湖畔派

因该流派诗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国新诗最早的一个流派。爱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内容。　　

代表诗人是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等。代表作品：冯雪峰《伊在》《卖花少女》，汪静之《惠的风》《我是死寂的海水》，应修人《含苞》，潘漠华《离家》等。

韵脚派

韵脚诗的特点之一句尾韵脚，出道于2000年之后，属于最新诗体，典型代表为方文山作品《关于方文山的素颜韵脚诗》。　　韵脚诗隶属于驾驭在现代诗歌之上的新诗体，在尊重现代诗歌提倡的“一、形式是自由的，二、内涵是开放的，三、意象经营重于修辞”的前提下，又新添了一项步骤，那就是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使中国现代诗歌在追求自由和豪放的同时，又继承古体诗歌韵律流传千年的宝贵血脉，倡导诗人要表达经过加工的具有鲜明节奏的非自然语言，更加强调追求真情实感和韵脚的规范形式，为诗歌的创作和发挥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标准界面，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其倒向现代诗歌自由散漫和无章法可循的口语化写作，让诗歌创作有章可依，有律可循，从而使现代诗歌的创作更加规范地发展和成长，并以更加良性更加持久的姿态坚忍不拔地在文学道路上永久生存下去。　　

现代韵脚诗最初受方道文山流素颜韵脚诗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集现代普通诗体与素颜韵脚诗之大成，通过吸收兼并而构建起来的新诗体，它不仅包容了人们对于古典诗歌的音乐韵律之美的追求，同时兼并现代诗歌的创作手法，使古典诗韵与现代诗歌完美融合而并驾齐驱。现代韵脚诗后世或将淘汰其它流派而成为中国诗歌命脉的唯一向导和主力。

古典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是文艺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而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诗歌是最活泼、最有亲和力的一种。它和散文结合，成为散文诗；和戏剧结合，成为歌剧。它和绘画所使用的工具虽然不同，但是互相渗透和影响的关系却显而易见。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Simonides）说：“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我国的张浮休也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苏东坡则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筱筵说：“朗诵诗歌会浮现出作者所描述的画面里，谱写诗歌会浮现出作者所想象的画面里。”都指出了诗与画的密切关系。至于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西方的文艺理论认为诗歌和音乐部属于时间艺术。音乐是借助声音构成的，诗歌也要借助声音来吟诵或歌唱，而声音的延续即是时间的流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每一篇都可以合乐歌唱。《墨子?公益篇》里“弦诗三百，歌诗三百”的话可以为证。《诗经》风。雅、颂的区分也是由干音乐的不同。诗和乐象一对孪生的妹妹，从诞生之日起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诗，不仅作为书面文字呈诸人的视觉，还作为吟诵或歌唱的材料诉诸人的听觉。　　

既然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诗人在写诗的时候自然会注意声音的组织，既要用语言所包涵的意义去影响读者的感输又要调动语言的声音去打动读者的心灵，使诗歌产生音乐的效果。然而中国古典诗歌的音乐美是怎样构成的呢，本文拟从汉语的特点入手，结合诗例，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节奏

合乎规律的重复形成节奏。春夏秋冬四季的代序，朝朝暮暮昼夜的交替，月的圆缺，花的开谢，水的波荡，山的起伏，肺的呼吸，心的跳动，担物时扁担的颤悠，打务时手臂的起落，都可以形成节奏。　　

节奏能给人以快感和美感，能满足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要求，每当一次新的回环重复的时候，便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使人感到亲切、愉快。颐和园的长廊，每隔一段就有一座亭子，既可供人休息，又可使人驻足其中细细观赏周围的湖光山色。而在走一段停一停，走一段停一停这种交替重复中，也会感到节奏所带来的快感与美感。一种新的节奏被人熟悉之后。又会产生预期的心理，预期得中也会感到满足。节奏还可以使个体得到统一、差别达到协调、散漫趋向集中。众人一起劳动时喊的号子，队伍行进时喊豹口令，都有这种作用。　　

可见，仅仅是节奏本身就具有一种魅力。　　

语言也可以形成节奏。每个人说话声音的高低、强弱、长短。各有固定的习惯，可以形成节奏感。这是语言的自然节奏，未经加工的，不很鲜明的。此外，语言还有另一种节奏即音乐的节奏，这是在语言自然节奏的基础上经过加工造成的。它强调了自然节奏的某些因素，并使之定型化，节奏感更加鲜明。诗歌的格律就建立在这种节奏之上。然而，诗歌过于迁就语言的自然节奏就显得散漫。不上口；过于追求音乐节奏，又会流于造作。不自然。只有那件既人损害自然节奏而又优于自然节奏的、富于音乐感的诗歌节奏才能被广泛接受。这种节奏一旦被找到，就会逐渐固定下来成为通行的格律。　　

诗歌的节奏必须符合语言的民族特点。古希腊语和拉丁请；元音长短的区别比较明显，所以古希腊诗和拉丁诗都以元音长短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有短长格、短短长格、长短格。长短短格等。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都是由五个长短短格和一个长短格构成，叫六音步诗体。古梵文诗主要也是靠长短格构成节奏、德语、英语、俄语，语音轻重的分别明显，诗歌遂以轻重音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如轻重格、重轻格。　　

中国大典诗歌的节奏是依据双语的特点建的，既不是长短格，也不足轻重格，而是由以下两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音节和音节的组合。汉语一个字为一个音节，四言诗四个音节一句，五言诗五个音节一句，七言诗七个音节一句，每句的音节是固定的。而一句诗中的几个音节并不是孤立的。一般是两个两个地组合在一起形成顿。顿，有人叫音组或音步。四言二顿，每顿两个音节；五言三顿，每顿的音节是二二一或二一二；七言四顿，每顿的音节是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必须指出，顿不一定是声音停顿的地方，通常吟诵对倒需要拖长。顿的划分既要考虑音节的整齐。又要兼顾意义的完整。　　

音节的组合不仅形成顿、还形成运。逗，也就是一句之中最显著的那个顿。中国古、近体诗建立诗句的基本规则，就是一句诗必须有一个辽，这个远把诗句分成前后两半，其音节分配是：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林庚先生指出这是中国诗歌在形式上的一条规律。并称之为“半逗律”。他说：“‘半逗律’乃是中国诗行基于自己的语言特征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也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上的普遍特征。” 　　

揭示了“半运律”，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句子凑成了四、五、七言却仍然不象诗，原因就在于音节的组今不符合这条规律。揭示了“半逗律”，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六言诗始终未能成为主要形式，就因为二二二的这种音节组会无法形成半逗，不合乎中国诗歌节奏的习惯。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读四言诗觉得节奏比较呆板，五七言则显得活泼，其奥妙也在于音节时组合上。四言诗，逗的前后各有两个音节。均等的切分，没有变出。五七言诗，逗的前后相差一个音节，离变化于整齐之中，读起来就觉得活泼。　　

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这是构成诗句的基本格律。符合了这条格律。就好像为一座建筑物树起了柱子。至于其他格律，如平民、对仗，不过是在这柱子上增加的装饰而已。中国诗歌的格律似乎很复杂，说穿了就这么简单。　　

其次，押韵也是形成中国诗歌节奏的一个要素。　　

押韵是字音中韵母都分的重复。按照规律在一定的位置上重复出现同一韵母，就形成韵脚产生节奏。这种节赛可以把涣散的声音组成一个整体，使人读前一句时预想到后一句，读后一句时回想起前一句。　　

有些民族的诗歌，押韵并不这样重要。例如古希腊诗，古英文诗、古梵文诗。据十六纪英国学者阿期查姆所著的《教师论》，欧洲人与诗用韵开始于意大利，时当纪元以后，中供纪曾风行一时。德国史诗《尼布隆根之歌》，以及法国中世纪的许多叙事诗都是押韵的。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诗人向古希腊学习。押韵又不那么流行了。十七世纪以后押韵的风气再度盛行。到近代自由诗兴起，押韵的诗又减少了。但中国古典诗歌是必须押韵的，因为汉语语音长短，轻重的区别不明显，不能借助它们形成节奏，于是押韵便成为形成节奏的一个要素。　　

中国古典诗歌的押韵，唐以前完全依照口语，唐以后则须依照韵书。根据先秦诗歌实际用韵的情况加以归纳，可以看出那时的韵部比较宽，作诗押韵比较容易，汉代的诗歌用韵也比较宽。魏晋以后才逐渐严格起来，并出现了一些韵书，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四声韵略》等，但这些私家著作不能起到统一押韵标准的作用。唐代孙怖根据《切韵》刊定《唐韵》，此书遂成为官定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是综合了古今的读音和隋北的读音，加以整理决定的，和当时任何一个地区的实际读音都不完全吻合。作诗押韵既然要以它为依据；自然就离开了口语的实际情形。这是古典诗歌用韵的一大变化。到了宋代、陈彭年等奉诏修了一部《广韵》，它的语音系统基本上根据《唐韵》，分四声，共二百零六韵。比较繁琐、但作诗允许“同用”，相近的韵可以通押，所以实际上只有一百十二韵。宋淳祜年间平水刘渊增修《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索性把《广韵》中可以同用的韵部合并起来，成为一百零七韵，这就是“平水韵”。元末阴时夫考订“平水韵”，著《韵府群玉》，又并为一百零六韵。明清以来诗人作诗基本上是按这一百零六韵。但“平水韵”保存着隋唐时代的语音，和当时的口语有距离，所以在元代另有一种“曲册”，在完全按照当时北方的语音系统编定的，以供写作北曲的需要。显著名的就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此书四声通押，共十九个韵部。现代北方曲艺按“十三辙”押韵，就是承袭《中原音韵》的。“十三辙”符合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可以作为新诗韵的基础。　　

总之；押韵是同一韵母的有规律的重复，犹如乐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音，整首乐曲可以由它贯穿起来。中国诗歌的押韵是在句尾，句尾总是意义和声音较大的停顿之处，再配上韵，所以造成的节奏感就更强烈。

音调

色有色调，音有音调，一幅图画往往用各种色相组成，色与色之间的整体关系，构成色彩的调子。称为色调。一首乐曲由各种声音组成。声音之间的整体关系。构成不同风格的音调。一首诗由许多字词的声音组成，字词声音之间的整体关系，也就构成了诗的音调。　　

声音的组合受审美规律支配，符合规律的谐，违背规律的拗。音乐中有协和音程与不协合音程。中国古典诗歌有律句与拗句。音程协会与否，取决于两音间的距离。诗句谐拗的区别，在于平民的搭配。　　

中国古典诗歌的音调主要是借助平厌组织起来的。平厌是字音声调的区别，平反有规律的交替和重复，也可以形成书奏，但并不鲜明。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造戍音调的和谐。　　

那么，平民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音韵学家的回答并不一致。有的说是长短之分，有的说是高低之别。赵元任先生经过实验认为：“一字声调之构成，可以此字之音高与时间之函数关系为完全适度之准确定义。”这就是说平民与声音的长短、高低都有关系。但这种测定并没有考虑上下文的影响拿诗来说，一句诗里每个字读音的长短，要受诗句节顿规律的制约。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位置上读音的长短并非固定不变的。例如，平声字应当是较长的音、但若在诗句的第一个音节的位置上就不能拖长，“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两句诗中的“君”字、“巴”字如果该成长音岂不可笑，相反地、一个厌声字本来应该读得比较短，如果在一句五言诗的第二个音节的位置，或七言诗第四个音节的位置，却须适当拖长一例如：“君家何处讲，妾住在横塘”第二句的那个“住”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的那个“尽”字，都是仄声，却要读成长音。这样看来，在诗句之中平民的区别主要不在声音的长短上，而在声音的高低土。可以说平仄律是借助有规律的抑扬变化，以造成音调的和谐优美。　　

齐梁以前并不知道声调的区别，齐梁之际才发现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南史?陆厥传》云：“永明间，盛为文章。……汝南周颗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世呼为‘永明体’。”《梁书?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究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梁书。庚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周颖偏重于四声本身的研究，沈约致力于四声在诗中的应用。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运用四声的总纲领：“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者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所谓宫羽、低昂、浮切、轻重，都是指平仄而言。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一句之内或两句之间各字的声调要有符合规律的变化。沈约还创立了“八病”说，规定了八种应当避忌的声律方面的毛病。前四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都是属于声调方面的。“八病”是消极的避忌，转到正面就是平仄格律的建立。从永明年间的沈约到初唐的沈俭期、宋之间，这个过程大概有两百年。平区的格律配上神韵和对偶的格律，再固定每首诗的句数、字数，就形成了律诗、绝句等近体诗。　　

声病说的提出和永明体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诗人们寻求诗歌的音乐美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从永明体到近体诗又是一大进步。单论诗歌音调的和谐，近体诗可以说是达到完美的地步了。它充分利用了汉语的特点，把诗歌可能具有的音乐美充分体现出来。　　

初学者往往觉得近体诗的平厌格律很难掌握，这是因为没有抓住它的基本规律，只是死记平厌的格式。它的基本规律只有四条，只要掌握了这四条。自己也可以把平仄的格律排对出来。这四条规律是：一句之中平平仄仄相间；一联之内上下两句平仄相对；下联的上句与上联的下句平仄相粘；句末不可出现三平或三仄。概括起来只有一条原则，就是寓变化于整齐之中。《文心雕龙。律将》有“同声明应”、“异音相从”的话，“同声相应”是求整齐，“异音相从”是求变化。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整齐，抑与扬有规律地交替和重复着，造成和谐的音调。和谐的音调对于思想内容的表达，无疑会增添艺术的力量，这样说决没有否定占体诗艺术表现力的意思，音调和谐只是诗歌艺术性的一个方面。从表现思想内容的需要出发，有时反而需要拗。是诺是拗。全在诗人的恰当运用。　　

除了平仄之外，大典诗歌还常常借助双声同、叠韵词、香音问和象声同来求得者调的和谐。　　

双声调和叠韵词是由部分声音相同的字组成的词，南母相同的叫双声调。韵母相同时叫叠的问，叠合同是声音完全相同的同。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叠的如两玉根叩，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联，取其宛转”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铿锵、宛转，荡漾、促节的细微区别，虽未必尽然，但双声、叠韵的音乐效果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叠音词的效果也是一样，它们的音乐效果可以这样概括；即在一连串声音不同的字中，出现了声韵部分相同或完全相闹的两个邻近的字，从而强调了某一个声音以及由此声音所表达的情绪，铿锵的越发铿锵。婉转的益见婉转，荡漾的更加荡漾、促节的尤为促节。至于象声词则是模仿客观世界的声音而构成的词，它只有象声的作用而不表示什么意义，象声同的效果在于直接传达客观世界的声音节奏。把人和客观胜齐的距离缩短，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双声、叠韵、叠音。象声，这类同在中国古典诗歌里运用得相当广泛。如“参差荇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聊逍遥以相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词用得恰当，不但增加了音乐美，也加强了抒情的效果。

声情

　　以上所说的节奏和音调，是就声音论声音、是一首诗中各个字的字音内配合组织。然而。古典诗歌的音乐美并不完全是人音组合卜效果，还取决于声和情的和谐、就象作曲时要根据表达感情的需要选择和变换节奏。调式一片。写诗也要根据表达感情的需要安排和组织字词的声音。只有达到声情和谐。声情并茂的地步。诗歌的音乐美才算是完善了。下面就以两基诗歌为例，作一番具体的分析。

其他

　　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杨子云《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用"则"和"淫"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现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而至盛唐，诗人、骚人的称号受人尊敬。　　

古诗二言至十一言之始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苏东坡"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诗之始。　　

题画诗之考　　

我国题画诗的产生、历来被认为始于唐代，创始者为杜甫。　　这里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题画诗？如若说题画诗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以现有的资料看，那是唐代才有的事。若不是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而是把不直接题在画面上的吟画、题画、论画以及题扇画、题壁画、题屏风画都看作是题画诗的话，那么，从现有资料看，在六朝时已经有了题画诗。　　

如《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就收有东晋桃叶的《答王团扇歌》三首，其一是："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喧暑，相忆莫相忘。"虽说比较简单，但确实是对画扇的歌咏。　　

特别是由梁至北周的杰出诗人庾信，在梁朝时，曾作《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生动地描绘了屏风上的各优美画面，在题画诗创作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我国的题画诗，六朝时已经产生。

现代诗歌

现代诗歌是指“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中国近现代诗歌的主体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科学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体诗格律形式束缚为主要标志的新体诗。“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

现代诗歌特点

1.形式是比较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4.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

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今风体韵律诗歌和现代格律诗歌

这是按照诗歌语言节奏和谐性的层级，是一般和谐还是非常和谐（最高和谐）来划分的。　　

（1）今风体韵律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今风体韵律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一般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代表作是我国当代诗人于进水的《姐姐》。　　

（2）现代格律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现代格律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最高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现代格律诗歌的格律要求与古典格律诗歌的要求一样，定字、定句、定节、定平仄、定韵等。

（见于进水《汉语言韵律诗歌理论纲要》）

叙事诗和抒情诗

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3）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

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现代诗和当代诗

按照诗歌发展的阶段分类。　　

（1）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2）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

表现手法

举例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比拟

夸张

借代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新诗的倡导与初期创作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晚清﹐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有过“诗界革命”的呼吁﹐黄遵宪又首倡“新派诗”﹐都为随后的“五四”新诗运动起了前导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大力推崇新诗。　　最初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这个刊物继发表新月诗社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于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这是中国诗歌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诗。4卷 1期又集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 9首。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是新诗中出现得最早的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并揭示人道主义主题的作品。沈尹默的《三弦》﹐开始以新的语言和方式表现生活﹐并注重音韵的动听和谐。与刘半农相近的是刘大白﹐他著有《旧梦》﹑《邮吻》﹐大多表现民间疾苦﹐《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则表达了对新世界的憧憬。他很注意对民谣的借鉴。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胡适认为古今文学革命运动总是从文体的大解放入手﹐因此提出:“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他作为倡导以白话写诗的第一人﹐主张新诗的文体是自由的和不拘格律的观点﹐对新诗的创立有积极意义﹐并直接导致了“五四”新诗最初的自由诗派的形成。当时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的最早一批新诗尝试者﹐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外﹐尚有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他们致力于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其中标志著完全摆脱了旧诗词影响而卓然自立的﹐当推周作人的《小河》。这首诗以明白恬淡的口语构成隐喻﹐暗示着因违逆自然规律而导致的悲剧性冲突﹐抒写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　　

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星期评论》等刊物也团结了一批新诗开拓者﹐如写《冬夜》的俞平伯﹐写《草儿》的康白情﹐写《踪迹》的朱自清﹐写《童心》的王统照﹐写《晚祷》的梁宗岱等。文学研究会中的诗人﹐更以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的合集《雪朝》显示了创造实力。他们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和“自然”﹑“率真”的追求，使底层生活的实际场景融入朴实清新的诗句﹐从而壮大了现实主义在自由体白话诗中的力量。　　

由于文学研究会诸诗人的积极实践﹐开辟了早期新诗注重社会生活﹐面向人生﹐揭露黑暗﹐以新诗作为干预人生手段的现实主义倾向。朱自清是其中成绩显著的诗人。他的《毁灭》以长篇抒情的方式﹐写“五四”退潮之后的青年“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的矛盾心境﹐留下了“一个个分明的脚步”。他在《踪迹》中的诗篇﹐已超越尝试之作而趋于成熟﹐表现诗人积极正视现实的精神。王统照也有《这时代》问世﹐集子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传达了人间的苦味。冰心也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者之一﹐除小说﹑散文外﹐擅长以小诗的形式写刹那间涌现的哲理思考的断片。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晶莹清丽﹐浸透着在人性主题下的母爱和童心。这些由智慧和情感的珍珠缀成的人生经验的短诗﹐内容自由活泼﹐形式不拘一格﹐从侧面传送出“五四”时代思想开放的自由气氛。也与新诗独立于旧诗之后扬弃模式化的抒情转向重视理性的阐发的追求相衔接﹐一时写者甚多﹐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其中以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较有影响。　　

“五四”时期青年男女渴望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湖畔诗社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因此为世人注目。汪静之尚有《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显示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和激情。

多种新诗流派的形成

代表新诗创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创造社的主将﹑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五四”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进分子的觉醒。由不满现状而陷入苦闷的广大青年﹐迫切寻找激情喷发的方式表达个性解放的要求。一批诗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欧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启示和力量。他们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为旧秩序的叛逆者而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从思想上接受浪漫主义﹐并用以作为艺术原则﹐指导自己的创作。这就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创造社诗人崇奉浪漫主义的动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诗篇写于1920年。他的创作在飞动和呼啸的抒情形象中传达“五四”狂突进的时代精神。他摒弃了小诗运动的诗人们那种隽秀的情趣﹐创造出以雄浑的调子﹑急速的旋律﹑囊括万物而又不拘形迹的豪放诗风。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要求﹐诗中充满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于创造﹐于旧的毁坏中寻求新我的诞生。郭沫若笔下自焚的凤凰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又象征着那个创造和追求光明的时代﹐郭沫若还追求西方现代文明与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融汇﹐《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诗的形式表现溶进了现代精神的古老神话传统﹐既与新世纪的抗争意识相通﹐又与中国历史文明﹑特别是“五四”时代精神一致。他为新诗引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汇﹐丰富并完成了新诗现代形象的改造更新。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　　

提倡浪漫主义诗歌的﹐还有创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后来组织太阳社的蒋光慈等。蒋光慈的诗集《新梦》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苏联的作品。他把浪漫主义激情具体化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歌唱。他的诗热情澎湃﹐格调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紧中国现实而有些浮泛。《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高亢之音减弱﹐流露出某种感伤情调﹐但“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诉〉?序》)。受到创造社的直接影响﹐沉钟社及其主要成员冯至的诗风﹐同样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浪漫主义情绪。冯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诗篇﹐其基本主题也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抒情真挚细腻﹑幽婉动人。后来《北游及其他》中的诗﹐又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冯至写的诗是个人“如烟如梦”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后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闷心理。　　

随著自由体新诗的勃兴﹐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便转而要求便于吟诵的格律化。新月派(见新月社)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潮流。1926年北京《晨报》创办《诗镌》﹐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主办。随后又创办《新月》和《诗刊》。在刊物的发展沿革中培养﹑集合了一批艺术主张相近的诗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这是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的诗人。其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认为诗应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他们创造的新诗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的毫无拘束﹐又不是古典诗词那种陈旧的模式﹐而是在自由体新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统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诗。此派诗人的情调风格都接近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但反抗精神甚为微弱。他们的诗篇注重艺术的纯美﹐主题往往是人生的经验﹑人性的美丽以及爱情的追求。也有一批诗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但思想始终未曾超越人道主义。当理想和憧憬在现实生活中失落﹐也易于产生幻灭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致力于诗体的输入与试验﹐尝试的诗体最多﹐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他的诗语言鲜明﹐色彩清丽﹐具有流动的质感﹐让人觉得世上一切都鲜明﹑灵动。徐诗稀薄地联系社会生活﹐寻求人的尊严与爱情的高尚﹐但虽想冲出黑暗迎接光明﹐却常常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一旦人生的际遇超乎他的预料﹐便由信仰的动摇而趋于颓唐﹐这在从《猛虎集》到《云游》的“自剖与云游期”﹐体现得最为充分。　　

闻一多是新月派创作和理论全面发展的诗人﹐著有诗集《红烛》﹑《死水》。《死水》一诗是他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力作﹐以设想的奇诡﹑色彩的浓郁﹑节律的和谐以及格式的整饬著称。死水是旧中国衰颓的象征﹐它表达了诗人对黑暗腐败的抗争﹐并以烈的嘲讽来宣示那未曾绝望的激愤。闻一多是一位呕出一颗心来﹐怀着火一般激情，唱着悲愤诗句的爱国主义者。　　

新月派诗人中﹐朱湘在格律诗的倡导和建设方面亦多有建树。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他的诗洋溢着和谐庄穆。其诗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时表现为隐晦神秘而有明显的对于现实的规避。朱湘致力于诗的叙事﹐这方面的实践在早期新诗人中较为突出。此外﹐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沈从文﹑朱大柟﹑陈梦家﹑方玮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　　

20年代后期﹐象征派诗风兴起﹐李金发以法国象征徵主义诗歌为模式﹐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引进自己诗中﹐有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他以新奇生涩的形像﹐表现富于异国情调的感伤气氛。他重视暗示性的隐喻﹐通过一些朦胧的诗的幻觉﹐企图再现人生的隐秘。生与死是李诗的基本内容。他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主调是感伤颓废的。语言芜杂而艰涩。与李金发诗风相近者﹐有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姚蓬子等。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捕捉诗的朦胧境界。王独清诗中﹐颓废没落的气氛甚浓﹐着重点染浓艳的刺激性色彩。　　

同样受到法国象征派影响的戴望舒﹐创作始于20年代中期。他因发表《雨巷》一诗而被称为“雨巷诗人”。这首诗以悠长的雨巷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构成了一种朦胧的理想化气氛﹐以象征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在这以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有了改变﹐认为诗不应藉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绪的抑扬顿挫上。从《我的记忆》开始﹐由外在字句的节奏变为内在情绪的节奏﹐明显地转向现代诗风。　　1932年《现代》杂志出版﹐在刊物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被称为“现代派”。其实“现代派”之称只是一种借用﹐他们的作品多数藉重于象征派。只是较之李金发﹐他们的诗风趋于明快﹐舍弃了语言的欧化。他们扬弃了从新月派到象征派的明显局限﹐转为内向性的自我开掘﹐擅长表达人生的忧郁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写内心的隐曲。他们敏感地抒发对于城市生活的厌恶﹐展示自我灵魂在日益发达的工业社会面前的悲哀。一旦现实的社会主题触发他们内心的火花﹐他们也会以独有的艺术写出如同戴望舒的《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那样积极的诗篇。曹葆华﹑徐迟﹑金克木﹑林庚﹑废名(冯文炳)、吴奔星、路易士、李白凤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现代诗风的影响。　　

《汉园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馀波﹐又带象征派诗的色彩﹐他们的诗有独特艺术个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何其芳华丽而不尚繁缛﹐清新之中见蕴藉﹐善于捕捉情绪的微妙变幻而赋之以鲜丽的形象。卞之琳的诗重视时空感觉﹐往往以象征的方式写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圆熟精致而富有冷静的理性是公认的。但有时为了哲理的表达﹐省略甚多而显得空阔滞涩。李广田的诗则较为淳朴﹐是“地之子”的真挚歌吟。　　

经历了多种风格流派的并存和竞争﹐20﹑30年代之交﹐新诗呈现出空前的丰富与多样。随着历史的前进﹐紧密把握社会现实与提高诗艺这二者的结合已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艺术道路也日见宽广。

革命诗歌的潮流

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由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得到发扬﹐“左联”开展了新诗歌运\动﹐强调诗歌大众化和为社会进步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刊物发表了不少以战斗号召为主要形式的革命诗歌。从冯乃超﹑蒋光慈﹑钱杏邨﹑胡也频﹑洪灵菲到殷夫﹐都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无产者的形象。特别是殷夫﹐他的诗既是投向黑暗的武器﹐又是艺术的高度结晶。殷夫的诗以进军的姿态﹑鲜明的形像﹑富有激情的语言而竖起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诗集《孩儿塔》被鲁迅崇为“属于别一世界”的诗。由郭沫若开创的现代中国的革命诗歌创作﹐到殷夫有了新的发展。　　

“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而形成壮阔的潮流。中国诗歌会是在外来侵略日益严重的关头﹐基于以诗歌唤起民众的要求而集聚的﹐它由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四人发起﹐柳倩﹑白曙﹑奇玉(石灵)﹑王亚平﹑温流﹑曼晴等均系中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诗歌社团﹐其机关刊物为《新诗歌》。它倡导诗的革命的内容和大众化的形式﹐正是“左联”方针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蒲风﹐其主要作品有《茫茫夜》﹑《六月流火》。他的诗歌观念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认为诗是斗争的武器。蒲风的作品感情充沛﹐通俗朴实﹐喜欢具体描写农民的命运和斗争。由于太重“具体的写法”以及急于传达革命意识﹐故粗犷有馀而艺术锤炼不足。从“左联”到中国诗歌会﹐影响了大批诗人对时代采取积极关注的态度。他们的诗克服了新月派与现实脱节的唯美倾向以及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空泛叫喊﹐促进诗歌更为坚实地把握时代情绪和走向人民大众。弱点在于因过于重视诗的宣传功能而忽视艺术的规律。　　

艾青、田间、臧克家在30年代的出现﹐是中国新诗成熟的重要体现。他们以传达日益加深的民族危难中的抗争意识为共同特点﹐又以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显示了各自的才华。臧克家是其中写得最早的一人。他的《烙印》于1933年出版即引起社会注目。他的诗既不逃避也不粉饰现实﹐而是以扎实纯朴的作风﹐严谨缜密的布局﹐充满底层生活气息的描绘﹐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痛苦。语言的功力很深﹐力求将凝练﹑形像的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摒弃对于生活抽象的议论。他苦心推敲和追求的精神﹐对于扭转当时普遍不重视诗之艺术的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田间被称为擂鼓的诗人。短促而富有鼓动性的诗行﹐传达出时代急促而紧张的节奏。继处女作《未明集》后﹐又有《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出版﹐抗战开始的1937年﹐他写了《给战斗者》﹐以全新的声音讴歌了人民的战斗。他的诗摆脱了记账式的叙写故事﹐注重运用意象和场景的直写﹐并穿透表象去直捷地把握生活。他同时又是街头诗运\动的倡导者和积极参加者。　　艾青以在狱中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诗中站起的是一位叛逆者的形像﹐把仇恨的诅咒投给不公道的世界。在全民奋起抗战的年代里﹐艾青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吹号者》﹑《向太阳》﹑《火把》等等充满激情的战斗乐章。他的诗全然摒弃以往革命诗歌常见的浮泛的喊叫﹐而在“给思想以翅膀﹐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幻变者凝形”(艾青《诗论?诗人论》)的追求中﹐以内在的律动传达出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情绪要求。他的作品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沛的审美经验﹐伴之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以不受格律拘束﹑自由流动的诗行﹐表现人们的情绪并给读者以暗示与启迪。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主要流派﹐至30年代﹐选择了艾青来总结它的实绩。

抗日战争时期诗歌

当艾青﹑田间.卡尔曼.臧克家.出现在诗坛﹐新诗已适应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它以多样的形式为现实斗争服务。街头诗﹑传单诗应运而生﹐诗歌与群众的联系空前密切。诗歌的主题基本转向国难的描绘与国防的呼吁﹐诗歌的旋律由柔婉变为雄健。倾心于激昂的战斗代替了对于纯美的追求﹐诗人们多以愤怒而乐观的调子歌赞这场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抗争。何其芳著有《夜歌》﹐卞之琳写了《慰劳信集》﹐王统照的《吊今战场》和舒群的《在故乡》﹐堪称抗战诗歌的代表性作品。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具体地展现了现实斗争的人物与场景。这首诗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均作于延安﹐力图以民间熟知的形式表现新的生活。高兰以朗诵诗闻名﹐代表作《哭亡女苏菲》以个人的哀痛概括了民族的懮患。　　

40年代新诗的发展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标准。新诗发展中的民族形式的讨论﹐对欧化倾向的批判﹐更肯定了民歌和古曲诗歌对于新诗发展的价值。内容上强调诗歌与革命斗争的关系﹐形式上强调诗歌与群众欣赏习惯﹑鉴赏水平的关系﹐大体上决定了40年代新诗的主要面貌。　　

在解放区﹐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产物﹐出现了形式是民间和民族的长篇叙事诗的高潮。配合人民解放运动的开展和人民战争的进行﹐解放区诗歌以长歌的形式﹐记载了人民的受苦﹑抗争和胜利的艰难历程。代表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阮章竞的《圈套》﹐张志民的《死不著》﹐《王九诉苦》﹐李冰的《赵巧儿》﹐以及阮章竞的定稿于战争年间﹑出版于新中国诞生以后的《漳河水》。当时致力于通俗诗歌写作的还有王希坚﹑贺敬之﹑戈壁舟﹑严辰等。而在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里﹐“枪杆诗”颇为盛行﹐集中体现这一成就的是毕革飞的快板诗﹐它同样注重内容上的革命性和形式上的大众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诗歌的直接社会功能表现在对于腐朽没落事物的揭露与抨击。主要形式也遵从了解放区的风尚﹐即取民谣﹑小调的形式﹐因之有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等作品出现﹐但也有一批诗人以自由体新诗作为基本形式。他们分属于“七月”与“九叶”两个诗人群。前者团结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七月诗丛》周围﹐主要成员有绿原﹑阿垅﹑曾卓﹑鲁藜﹑孙钿﹑冀﹑彭燕郊﹑杜谷﹑牛汉﹑鲁煤﹑化铁﹑罗洛﹑徐放﹑方然﹑芦甸﹑郑思﹑钟瑄﹑胡徵﹑朱健﹑朱谷怀等。他们大多受到艾青的影响﹐肯定诗的战斗作用﹐并将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所意识到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用朴素﹑自然﹑明朗﹑真诚且有独立个性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代表作品近年选编成20人集《白色花》出版。后者以《中国新诗》﹑《诗创造》﹑《森林诗丛》为中心﹐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袁可嘉。他们从战争动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自身对社会现象的体验﹐注重诗艺的磋磨与意象的新颖﹐追求形像的流动性和雕塑的立体感。他们不同程度地熟悉外国现代诗歌并受到陶冶﹐由于注意熔哲理诗的思辨﹑社会诗的技巧﹑抒情诗的魅力于一炉的艺术效果﹐故与当日诗风相比﹐偏于蕴藉深沉。代表作集中于近年编成的《九叶集》。　　

40年代后半叶是灾难深重的岁月﹐也是黑暗将要退却﹑黎明为期不远的岁月。无论是解放区的诗人为明朗的白昼而高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诗人为凄冷的长夜而低吟﹐新诗的主调都是对祖国黎明的呼唤﹐象一只在暴风雨中搏击奋飞的英雄之鸟。

新时代的颂歌

1949年10月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诗人们歌颂胜利了的国家和人民。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等作品﹐在对历史性场景的描绘中宣泄了与新时代序曲相呼应的喜悦。　　

随著时代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转移﹐新诗的颂歌题材勃兴﹐成为50年代中国诗歌的主流。在革命和建设的热潮中﹐大批诗人从各条战线传来了描摹现实生活﹑格调激昂爽朗的歌声。新诗和时代﹑现实保持紧密联系的传统﹐在这时期得到发展。张志民﹑阮章竞﹑徐迟等都有关于农村﹑边疆﹑工厂﹑矿山建设新貌的颂歌。善于表现建设者豪情的邵燕祥﹐他的《到远方去》﹑《中国的道路呼唤著汽车》刚健而清新。公刘的《黎明的城》和《在北方》﹐现实的思想内容和清新的表达方式有完好的结合。李瑛作为一名中国士兵歌唱﹐他的《寄自海防前线的诗》等作品﹐从炮火的红光获得色泽﹐傅仇的《告别林场》﹐胸襟开阔﹐神情俱美。严阵的《老张的手》﹐从历史进展的角度为翻身觉醒的中国农民造像。未央引人注目﹐是他自由体的反映朝鲜战场的诗篇﹐《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都是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战歌。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则从恢宏而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塑造了热爱和平生活的新中国巨人形像。这些颂歌大多真挚乐观﹐但有时也有把生活看得过于单纯的时代局限。　　

1955年错误地批判所谓“胡风集团”﹐1957年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先后使鲁藜﹑曾卓﹑绿原﹑牛汉和艾青﹑吕剑﹑公刘﹑白桦﹑邵燕祥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受到冲击﹐中断了歌唱。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民歌创作﹐最初还有一些反映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英雄主义情绪的作品。但不久酿成“运动”﹐出现了廉价的颂辞和浮夸的赞歌﹐以对民歌的狂热推崇与简单模仿代替了诗的创造﹐尽管如此﹐作为以表现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为特征的新中国社会主义诗歌﹐在50年代还是获得了较大发展。除了大批真诚的颂歌和有才华的新人涌现外﹐尚有少数民族诗歌的兴旺和诗歌广泛的群众性。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艾里耶夫﹑韦其麟﹑包玉堂﹑晓雪﹑金哲﹑汪承栋﹑康朗甩﹑康朗英﹑吴琪拉达等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多民族的新诗创作。《阿诗玛》﹑《格萨尔王传》﹑《嘎达梅林》﹑《百鸟衣》等民间叙事史诗﹐得到了发掘和整理。新诗通过大量发行和朗诵活动走向基层﹐走向群众。一批来自工人农民的业馀诗人如黄声孝﹑王老九等﹐他们坚持一边劳动一边歌唱。　　

50﹑60年代之交﹐以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为代表﹐把诗歌创作推向到一个新的水平。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以思想敏锐﹑善于思索﹑富有号召力与鼓动性著称。他最初引起强烈反响的诗集《致青年公民》﹐充满了政治激情﹐启示青年对生活和理想进行严肃的思考。他的诗语言清新﹑豪放自由﹐讲究音韵。他还在艺术形式上不断进行试验并实现新的突破﹐写过《向困难进军》那种参差排列而气势雄伟的长句﹐《春暖花开》那样节奏轻松的短句﹐格律整齐的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兼散曲和民歌之长的抒情诗如《林区三唱》﹐还有《甘蔗林──青纱帐》那样借鉴赋体而有所创新的新诗体式。70年代中期于逆境中所作《团泊洼的秋天》﹐表现了诗人的坚贞。　　

与郭小川奔放豪迈的风格相近的贺敬之也是擅长于抒发革命激情与理想的诗人﹐他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开国后写有《回延安》﹑《放声歌唱》等诗篇。60年代初的长诗《雷锋之歌》是他的代表作﹐洋溢著时代昂扬进取的精神。贺敬之创作态度严谨持重﹐关注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新的世界﹑新的英雄歌唱。从诗集《放歌集》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民歌﹑古典诗词方面的创造性努力。他能把一切有用的营养溶进自己革命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中。　　

闻捷和李季对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新的开拓。他们的诗中留有现实生活演进的具体性和丰富性。闻捷作为一名优美的抒情歌手﹐50年代初就以诗集《天山牧歌》中健康活泼﹑富有情趣的情歌﹐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新生活的理想与追求。他对叙事长诗的繁荣发展也做了贡献。《复仇的火焰》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复杂的现实斗争﹑富有色彩的风情民俗的描绘﹐以及浓重的抒情手法﹐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少有的一个民族翻身觉醒的史诗。李季是一位热爱群众生活﹑并善于从民歌中吸取养料的诗人。他把自己建国以后创作的诗称为“石油诗”﹐对中国石油工业的成长发展作了写实性的记录。有《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多部诗作结集。集中了他的努力的是叙事长诗《生活之歌》和长篇叙事诗《杨高传》。他致力于以群众化的语言和新的格局来表现新的生活和人物﹐诗风明朗而朴实。　　

上述诗人给予新中国诗坛的贡献在于作为真诚的诗人﹐首先是以历史的主人公的身份走在生活的前面﹐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新的生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他们又常常通过自己的抒情个性达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歌唱的目的。在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影响下﹐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成为风气﹐但有些作者只学其皮相﹐热衷于慷慨陈辞﹐遂使某些诗篇沦为政治概念的图解。　　

自1966至1976年﹐十年历史悲剧也造成了诗歌的灾难。人民对流行的诗歌失去了希望﹐同时也决心以自己的怒吼来冲破沉寂﹐作为这一世态民情的集中表现﹐就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

词

词是诗的别体，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

汉字释义

词 cí 形声。字从言，从司，司亦声。“司”意为“世代职掌某专业”。“言”与“司”联合起来表示“专业术语”。　　

本义：专业术语。　　

引申义：语言中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单位。　　

转义：一种诗歌形式，句子长短不一。　　

词是由语素构成，比语素高一级的语言单位。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这句话说明了词在语言中的作用，一是说词是能独立运用，二是说在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中，它是最小的。但说到独立运用，实词和虚词有不同的情况。就实词来说，它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　　

“独立运用”是指能够单说（单独成句）或单用（单独做句法成分或单独起语法作用）。　　

词的构成方法是：过程关键字排列法。对，　　

词从音节方面看，有单音节也有双音节，还有多音节的，如:山,美丽，语言学，社会主义，电子计算机等。　　

确定词的一般方法: 　　

第一，能单说　　

第二，虽不能单说，但在一般场合能用作句法成分的最小语言单位是词　　

第三，把语句中所有作句法成分的单位提开，剩下来，的虽然在对话条件下不能单说，但也不能看作句中某个词的一部分，也是词。如虚词。　　

第四，隔开法。如海带，中间不能插入字的，是词。

词的特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2、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3、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4、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5、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　　

6、词有时会不符合上述规律，因为早期是和着曲子写的，因此它最注重的还是与曲的配合　　

7、一般按字数将词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58字以内为小令，59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

词的起源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故俗称宋词。词在形式上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阙。”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词的流派有两种，

一：婉约派；

二：豪放派。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令。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崇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词起源于民间，但在1900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前，研究中很难见到民间作品。直到敦煌卷子中的词曲面世，才补救了这方面的缺陷。敦煌词曲数量很大。其中有温庭筠、李野（唐昭宗）、欧阳炯词共五首，其余为无名氏之作。作者范围广泛，多属下层，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30首，抄写时间不迟于后梁乾化元年（911），比《花间集》的编定（后蜀广政三年，940），早出近三十年。所用词调，除《内家娇》外，其馀12调，《教坊记·曲名表》均有著录。其中有慢词，亦有联章体。　　

敦煌词创作的早期与作者成分来源的民间性，使作品从内容、体制到语言风格，都表现出这些初起的词，初步脱离一般诗歌的大文化系统，开始独立成体的过渡性特征。朱祖谋跋《云谣集杂曲子》云：“其为词拙朴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可以用于对整个敦煌词的评价。

词的发展

词产生于唐，流行于五代，极盛于宋代，衰微于元明，复兴于清代。在文学史上，词以其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音乐美、错综变化的韵律、长短参差的句法以及所抒发的浓烈深挚的感情，成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学体裁。

词是唐代民间新兴的一种歌诗，即唱辞。在唐代，原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家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燕乐曲调繁多，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辞就是词的雏形，当时叫做“曲子词”。唐代的燕乐歌辞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创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其文字形成了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到了中唐以后，众多文人用这种制辞方式进行创作，这种新体歌辞，就是后来通常所称的“词”。　　燕乐中有很多曲调是民间歌谣的曲调，其有曲有辞，歌辞有着长短不一或用衬字的形式。近代在敦煌发现的钞本曲子词，有很多是因乐作辞的。这些歌辞在结构上有篇幅也是或长或短。可见，这些歌辞都是配合或依照音乐演唱要求而变化其形式的，这说明因乐写词的燕乐歌辞是词的一个源头。词的另一个来源是文人的诗歌。唐代某些乐曲的曲拍声调与诗尤其是《杨柳枝》等曲调的歌辞，与格律诗并无多少的区别。不过，以诗入曲也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等。据宋人沈括、朱熹等的解释，在唱这些齐言的歌辞时，还需要加“和声”、“泛声”，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这最终导致文人直接按曲拍作词。诗入曲，促成了曲子词的抒情趋向。从曾入乐的诗歌来看，以五言、七言绝句为多，内容大多是吟咏山水、抒情发志，或反映朋友情谊、离愁别绪的，这使词逐渐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点：内容以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细巧，表现手法比较委婉，语言比较凝炼精致。　　

流行于初盛唐期间的民间词，是词的萌芽阶段。盛唐文人所写的曲子词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形式，个别为长短句。到中唐，文人开始认真地倚声填词。元和年间后，文人填词逐渐增多，词正式成为一体。但是，此时文人运用曲调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就现存资料看他们常用的是有限的十几个曲调，如《一七令》、《忆长安》、《调笑》、《三台》等，不过在在语言上，他们开始引入近体诗的语言，写来精致凝炼、细腻华美。这样，文人诗的语言及思想感情便开始渗入词中，使词逐渐脱离原来的淳朴真挚、朴素生动但又粗糙简陋的原始状态，形成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到晚唐，温庭筠的词以浓艳的色彩、华丽的词藻、细腻的手法来描绘形象和刻画心理，形成了一种香而软、密而隐的艺术风格。这是文人词趋于成熟形态的一个标志。

温庭筠之后，写词的文人越来越多。到五代十国时期，倚声填词更尉为成风。西蜀与南唐二地，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成为词人汇集的两大基地。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收集在《花间集》里。西蜀花间词人中，以韦庄的成就最高；而南唐词人中则以李景、李煜、冯延巳最为出色。　　

词入宋，发展到鼎盛状态，成为一种完全独立并与诗体相抗衡的文学形式。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北宋词的主流依然是沿袭晚唐五代，吟风弄月，注重词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如二晏、张先等。他们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但北宋还有另一些词人，如苏轼、柳永等，从词风词境入手，着意词体的变革。北宋初年，范仲淹的《渔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大笔淋漓，墨浓意酣，词调慷慨苍凉，境界开阔悲壮，感情抑郁深沉，揭开了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作的序幕。之后，苏轼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而自由畅达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也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因此协律合乐是填词的首要条件。苏轼第一次使词从重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使词与音乐初步分离，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南渡后的词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李清照的词是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生活际遇、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变，相应地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也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宋词人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中期之后，一代之雄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了宋代词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尤其是辛弃疾，不仅代表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开禧北伐的失败，是南宋词的一个转折点。这时词的创作题材以吟咏日常生活的情怀、流连自然风光为多，情调转向带有伤感的恬淡。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归复。词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许多词人在众多方向上的探索，在吸收了诗歌及散文的表现手法后，这时又面临着一次总结的时机。南宋后期的词人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虽然比较注意传统，但同时也对过去各种词人的各种手法进行了筛选整理，在词的形式、语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总结。他们的作品虽然气势不够雄大，境界不够开阔，但对于词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词上承两宋的余绪，虽成就难以继盛，但出现了许多词人，其中也不乏名篇佳作。元词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前蒙古时期词人的创作。此阶段的词人有元好问、陆文圭、张之翰、刘敏中等，由于他们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引起的荆棘铜驼之感的词作。第二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词人的词作。此阶段的词人有虞集、王旭、张雨、萨都剌、张翥等，他们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议论行藏出处和企慕半隐半俗的生活，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元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道士词，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这与金元时期新道教的隐修会性质及道士大多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相关。这些词的成就也不高。总的看，元词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数量很少，整个创作局面呈露衰微之状。　　

明代词依然处于衰微之中。不过，词坛上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人，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明初之时，刘基、杨基、高启等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的词自成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明中叶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创作，却都不是当行词家。杨慎等到人的创作，与乐章多有不谐，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此时，词的创作已渐凋敝。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生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陈子龙、夏完淳在抗清中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寓意甚深，早期所作风流绚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他是转变词风的第一人，可算是明词的大家。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就很明显。这也造成了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而词的兴盛，正是对诗的弥补。清初主要的词人是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

词的种类

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别称有长短句，曲子，曲词，乐章，琴趣，诗余，是配音乐的。从配音乐这一点上说，它和乐府是同一类的文学体裁，也同样是来自民间文学。后来词也跟乐府一样，逐渐跟音乐分离了，成为诗的别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文人的词深受律诗的影响，所以词中的律句特别多。　　

词是长短句，但是全篇的字数是有一定的。每句的平仄也是有一定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

⑴小令；

⑵中调；

⑶长调。

有人认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这种方法是明朝人强加上去的，并不科学。宋人将词分为令引近慢四种，然而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分类并不十分清晰。简单地说，令即小令，引和进约等于中调，慢词就是所谓的长调。（蝶恋花60字，江城子70字，但在宋朝都属于令词）敦煌曲子词中，已经有一些中调和长调。宋初柳永写了一些长调。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起，长调就盛行起来了。长调的特点，除了字数较多以外，就是一般运用韵较疏。

《康熙字典》记载

　　《酉集上》《言字部》　·词　　〔古文〕《唐韵》似兹切《集韵》《韵会》《正韵》详兹切，音祠。《说文》意内而言外也。《释名》嗣也。令撰善言，相嗣续也。《广韵》说也。《正韵》言也。《字汇》文也。《公羊传·昭十一年》春秋之信史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史记·儒林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晋书·郭璞传》璞词赋为中兴之冠。《旧唐书·张九龄传》张说常谓人曰：後来词人称首也。又《陆贽传》贽以博学宏词登科。《韩非子·问田篇》驱於声词，眩乎辩说。　又《博雅》已也。　又《广韵》请也，吿也。按《说文》本作意内言外。韵会引作音内言外。又引徐曰：惟也，思也，曰也，兮也，斯也。若此之类，皆词也，语之助也。声成文谓之音，此词直音内之助，声不出於音，故曰音之内。直言曰言，一字曰言，此词皆在句之外为助，故曰言之外。楚辞宋玉招魂：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些，亦词也。未详音发为言，言之成文为词，未可以内外岐之，且词与兮些各别，非语助例也。字汇勦用韵会旧注，非是。又按说文辞，讼也。辤，不受也。与言词、文词之词各别。今经史以辞为言词之词，如《礼·曲礼》，不辞费是也，以辞为辤受之辤，如《论语》与之粟九百辞是也。以辤为文词之词，如《杨修传》绝妙好辤是也。循用已久，不能更正，然究心六书者，不可不辨。[1]

相关概念

词题

前人作词时加于词前的题目。词这种文学体裁初出现时，词调与词题基本上是合一的。后来，词的内容逐渐与词调脱离，光有词调不足以表明该词的内容，这才另加词题，这大约从宋代开始。如苏东坡的《更漏子》（词调名），外加《送孙巨源》，说明该词为何而作，这后者就是词题。

词牌

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词的格式和律诗的格式不同：律诗只有四种格式，而词则总共有一千多个格式（这些格式称为词谱）。人们不好把它们称为第一式、第二式等等，所以给它们起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就是词牌。有时候，几个格式合用一个词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格式的若干变体；有时候，同一个格式而有几个名称，那只因为各家叫名不同罢了。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象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钗头凤》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题目。《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欸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在这种情况下，词题和词牌不发生任何关系。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这样，词牌只不过是词谱的何罢了，还有《满江红》《丑奴儿》《卖花声》......。

词的分别

　　词有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的分别。

不分段称为“单调”，分段称为“双调”“三叠”“四叠”。又叫“片”或者“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　　

单调的词往往就是一首小令。它很象一首诗，只不过是长短句罢了。

词的派别

词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煜.,晏殊,柳永,秦观,周邦彦,吴文英,李清照,纳兰性德, 晏几道,姜夔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陆游等。

（现有雅、俗词之分）明代徐师把词的形式概括为：“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婉约派的风格特点：婉约，婉转含蓄之意。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情长。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狭窄。豪放派的风格特点：气魄大而无所拘束之意。豪放派的特点是题材广阔。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想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崇尚直率，而不以含蓄婉曲为能事。

词学名词

【词】：起于五代与唐，流行于宋的一种文学体裁。　　

【曲子词】：唐与五代时词被称为曲子词。　　

【雅词】：宋以后词调由俚俗转为要求雅正，称为雅词。　　

【艳词】：相对于雅词而言。

【侧艳词】：即艳词。　　

【近体乐府】：“近体乐府”是北宋人给词的定名，　　

【寓声乐府】：自创新曲，而寓其声于旧调。　　

【大词】：宋人以慢曲为大词。　　

【小词】：宋人以令、引、近为小词。　　

【南词】：北方人称词为南词，以区别于北词(曲)。　　

【南乐】：元人也称词为南乐。　　

【长短句】：在宋代以后，可以说长短句是词的别名，但是在北宋时期，长短句却是词的本名；在唐代，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　　

【诗余】：南宋初，有人编诗集，把词作附在后面，加上一个类目，就称为“诗余” 　　

【琴趣】：后人以“琴趣”为词的别名　　

【叶】：凡词谱中注有叶字者，即与上句所押之韵，同属一部，而不变换他韵（关于是否一部，请检用词韵）。　　

【韵】：凡词谱中注有韵字者，即每阕词中，起首押韵之处。　　

【句】：凡词谱中注有句字者，即不押韵之句。　　

【豆】：凡词谱中注有豆字者，即一个字为句的顿逗处,通常又叫一字豆。又称“读”（仍读作“豆”）。　　

【换】：凡词谱中注有换平者，必其上句皆押仄韵，至此则换平韵。或上句皆押平韵，至此另换一平韵，亦称换平。凡词谱中注有换仄者，必其上句皆押平韵，至此则换仄韵。或上句皆押平韵，至此另换一平韵，亦称换仄，既换平韵之后之后，又换仄韵。与上文之仄韵不同一部者，谓之“三换仄”。同属一部者，称为“叶仄”。既换仄韵之后之后，又换平韵者，亦同此例。

【叠】：叠字的意义是重复。故词家一般都以一首词的下片为叠。　　

凡词谱中注有叠字者，有四处区别：

一，叠句，如如梦令，如梦如梦。

二，叠字，如忆秦娥后前后第三句起三字皆叠用第二句之尾三字。

三，倒叠字，如调笑令，下片起首例叠上片最末二字，且二字倒转。

四，叠韵，如长相思，起二句，君泪盈，妾泪盈，二句韵同。　　

【阕】：一首词称为一阕，这是词所特有的单位名词。　　

【变】：每一支歌曲，从头到尾演奏一次，接下去便另奏一曲，这叫做一变。　　

【遍】： “变”字用到唐代，简化了一下，借用“徧”字，或作“遍”字。词的上下可称为上下遍，或上下片，或上下段。　　

【徧】：即遍。　　

【片】：在南宋，遍字又省作“片”字。词一般分上下两阕,上阕叫上片,下阕叫下片。　　

【段】：与片、遍同义。　　

【拍】：韩愈给拍板下定义，称之为乐句。　　

【么】：一首词的下遍。　　

【结拍】：词的结尾处，谓之结拍。但结拍井非结句。　　

【歇拍】：即结拍　　

【换头】：词从单遍发展为两遍,凡是下遍开始处的句式与上遍开始处不同的，这叫做换头。　　

【过腔】：即换头。　　

【过】：即换头。　　

【过片】：即换头。　　

【过变】：即换头。　　

【过处】：即换头。　　

【过拍】：即换头。　　

【重头】：一首令词，上下叠句法完全相同的，称为“重头”，“重头”只有小令才有。　　

【双曳头】：三叠以上的词，第二叠与第一叠句式、平厌完全相同，形式上好似第三叠的双头，故名之曰双曳头。　　

【转调】：一个曲子，原来属于某一宫调，音乐家把它翻入另一个宫调，节奏既变，歌词亦变，便出现带“转调”二字的词调名。　　

【双调】：元明以来，一般人常把两叠的词称为“双调”。　　

【促拍】：所谓“促拍”，就是乐曲节奏的改变，不过从歌词的字句之间是看不出来的。　　

【偷声】：一首词的曲调虽有定格，但在歌唱之时，还可以对音节韵度，略有增减，减叫做偷声，与移宫转调有关。　　

【减字】：即偷声。

【添字】：一首词的曲调虽有定格，但在歌唱之时，还可以对音节韵度，略有增减，增叫做添字，与移宫转调有关。　　

【摊破】：即添字。　　

【大拍】：宋人以音繁词多的曲调为大拍。　　

【近拍】：以旧曲翻成新调，亦可以称为近拍。　　

【近】：即近拍。　　

【令】：唐代人称小曲为小令。　　

【慢】：歌声延长，唱得迟缓。　　

【引】：宋人取唐五代小令，曼衍其声，别成新腔，名之曰引。　　

【犯】：犯调的本义是宫调相犯。　　

【大曲】：大曲以许多曲子连续歌奏，少的也有十多遍，多的可以有几十遍。　　

【摘遍】：从大曲中摘取其一遍来谱词演唱，称为摘遍。　　

【遍】：即摘遍。　　

【序】：大曲的第一部分是序曲。序曲有散序、中序，中序又称为拍序。　　

【歌头】：大曲歌遍之第一遍，谓之歌头。　　

【曲破】：大曲中序（即排遍）之后为入破。　　

【中腔】：所谓“中腔”，可能也就是中序的一遍。　　

【填词】：先有乐曲，然后依这个乐曲的声调，配上歌词。宋元以来一般人则通称“填词”。　　

【倚歌】：即填词。　　

【倚声】：即填词。　　

【填腔】：宋人为歌词作曲，称为“填腔”。　　

【自度曲】：通晓音律的词人，自写歌词，又能自己谱写新的曲调，这叫做自度曲。　　

【自制曲】：即自度曲。　　

【自度腔】：即自度曲。　　

【自过腔】：所谓“过腔”者，是从此一腔调过入另一腔调，所谓“过腔”，仅是音律上的改变，并不影响到歌词句格。　　

【领字】：于词意转折处，使上下句悟结合，起过度或联系作用的字。　　

【词题】：宋以后，词的内容、意境和题材都繁复了。有时光看词的文句，还不知道为何而作。于是作者有必要给加一个题目。　　

【词序】：写在词牌[或词牌和词题]下面的文字，一般都比较简短，用来说明写作的背景、原因等等。　　

【小令】：明人以58字以内为小令。　　

【中调】：明人以59字至90字为中调。　　

【长调】：明人以91字以上为长调。

戴望舒

戴望舒（1905.3.5～1950.2.28）现代诗人。又称“雨巷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为笔名，原名戴朝安，又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恩等。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他的笔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来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幽雅。曾赴法国留学，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影响。

中文名：

戴望舒

别名：

戴梦鸥，江恩，艾昂甫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浙江杭州

出生日期：

1905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50年2月28日

职业：

文学，诗人

代表作品：

《雨巷》

生平简历

1924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1932年他参加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社。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当时他翻译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还研读了西班牙作家的许多小说集。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便启程回国。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春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艾青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　　

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通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等欧洲语言，一直从事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他是首个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作品翻成中文的人。

代表作品

代表作有《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29 年出版的诗集《我的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 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　　

1941年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诗集主要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　　

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著作书目

《我的记忆》（诗集）1929年，水沫书店　　

《望舒草》（诗集）1933年，现代书店　　

《望舒诗稿》1937年（自费出版）　　

《灾难的岁月》（诗集）1948年，星群　　

《戴望舒诗选》1957年，人文　　

《小说戏曲论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　　

《戴望舒诗集》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戴望舒诗全编》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翻译书目

《少女之誓》法国沙多勃易盎著，1928年，开明书店　　

《鹅妈妈的故事》法国沙.贝洛尔著，1928年，开明书店　　

《意大利的恋爱故事》与赵景深、黎锦明合译， l928年，亚细亚　　

《天女玉丽》法国保尔.穆杭著，1929年，尚志　　

《爱经》古罗马古沃维提乌思著，1929年，水沫书店　　

《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法国古弹调）1929年，光华　　

《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法国伊可维支著，1930年，水沫书店　　

《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与苏汉合译，1930年，水沫书店　　

《麦克倍斯》（话剧）英国莎士比亚著，1930年，金马　　

《青色鸟》法国陀尔诺夫人著，1933年，开明书店　　

《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选译）1934年，天马　　

《高龙芭》(中篇小说)法国梅里美著，1925年，中华书局　　

《意大利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　　

《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选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　　

《西班牙短篇小说集选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　　

《比较文学论》法国提格亨著，1937年，商务印书馆　　

《密友》意大利皮蓝德娄等著，与人合译，1941年，三通　　

《恶之花掇英》(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1947年，怀正　　

《洛尔伽诗钞》西班牙洛尔伽著，1956年，作家出版社　　

《戴望舒译诗集》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名作赏析

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雨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chi | chu，读音为“赤|触”）着，

雨巷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寻梦者

梦会开出花来的, 　　

梦会开出姣妍的花来的: 　　

去求无价的珍宝吧. 　　

在青色的大海里, 　　

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 　　

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它有天上的云雨声, 　　

它有海上的风涛声, 　　

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 　　

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 　　

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 　　

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姣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的地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 　　

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惟一的美梦．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雨巷》赏析

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汇总，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中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雨巷》运用了象征性的抒情手法。诗中那狭窄阴沉的雨巷，在雨巷中徘徊的独行者，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都是象征性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共同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含蓄地暗示出作者即迷惘感伤又有期待的情怀，并给人一种朦胧而又幽深的美感。富于音乐性是《雨巷》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宛转悦耳的乐感。因此叶圣陶称赞这首诗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诗人在《雨巷》中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虽然是受古代诗词中一些作品的启发。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南唐李璟更是把丁香结和雨中愁怅朕在一起了。他有一首《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在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这首诗里就是用雨中丁香结做为人们愁心象征的，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这种吸收和借鉴是很明显的，但是能不能说《雨巷》的意境和形象就是旧诗名居“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在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取了前人的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第一，古人在诗里以丁香结本身象征愁心，《雨巷》则想象了一个如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有丁香瞬忽即失的形象，与古典诗词中套用词旧典不同，也与诗人早期写的其他充满旧诗词调子的作品迥异，表现了更多的新时代气息。“丁香空结雨中愁”没有“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更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幻灭的情绪，在表现时代忧愁的领域里，这个形象是一个难得的创造。第二，在古代诗词里，雨中丁香结是以真实的生活景物来寄托诗人的感情的。诗人依据生活的经验而又加上了自己想象的创造。它是比生活更美的艺术想象的产物。

诗歌创作历程

纵观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其早期的诗歌作品，多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流，情调比较低沉，有较多的感伤气息。他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中，收录的作品大多都是情诗和愁诗。尤其是“旧锦囊”辑中留存的12首诗作，大体都是抒发这种个人哀愁感伤情绪的作品。如《寒风中闻雀声》中 “枯枝在寒风里悲叹/死叶在大道上萎残”两句诗，勾勒出一幅枯枝败叶在寒风中飘舞的萧杀景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相似写照。再如《可知》中“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到回忆都变作悲哀”，《山行》中“见了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等，都表现出作者早期创作的孤独、抑郁、伤感的浓重气息。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雨巷》，标志着诗人在新月派的影响之下由浪漫式抒情向象征式表现的一个转折，戴望舒也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　　

1933年由现代书局出版的《望舒草》表现了作者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此时的诗人生活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的精神苦闷而低沉。但诗人不论从艺术上还是心理上都已不再稚嫩，也不再是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而是努力开拓自己的诗歌创作领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寻梦者》中，他写道：“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落了的时候。”这支美丽的歌虽然依然流露着诗人疲倦的心境，然而却告诉了人们一个人生的真谛：任何美好理想的实现，任何事业成功的获取，必须付出一生的艰苦代价来追求。戴望舒在这一时期，虽然仍不失其孤寂、抑郁和多愁善感，但也不乏色调明朗、情绪奔放的诗作。如《祭日》、《游子谣》、《村姑》等。甚至在个别诗作中，我们还能读到诗人对于普通人的关切和对光明的向往。如《流水》中：“在一个寂寂的黄昏里/我看见一切的流水/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该诗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对无往不胜的力量作了肯定，对顽强的生命力给予了热情的歌颂。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决心在敌人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亮尽一点照明之责。1939年的元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写出了《元日祝福》：“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人民斗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唱出了诗人心灵深处真切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侵略军逮捕下狱后，他的个人命运更和祖国的命运交汇在一起，其诗风有了新的变化。《狱中题壁》抒发了诗人为民族解放慷慨赴义的勇气和胸有成竹的信心。《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诗人在铁牢中唱出的属于“永恒的中国”的悲壮的歌：“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此外，《示长女》、《在天晴了的时候》表出了诗人在长年颠沛流离之后，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其压卷之作《偶成》中“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表达了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总之，戴望舒后期的诗歌作品已显示出了超越个人情感的高层次内涵和蓬勃的生命力。”

诗歌艺术特点

概述

　　戴望舒的诗歌作品虽然不多，而且大多是短诗。但在诗歌艺术上，却呈现出了独特的成就与魅力。他的诗歌中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气质，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新诗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多少名噪一时的闻达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学史价值，不再具备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戴望舒的诗虽几经命运沉浮，却始终魅力不减，风流了几十载。诗人从汲取中国古典诗词的营养到采撷西方现代派手法，最终走向咏唱现实之路，几经寻觅和创新，形成了自己诗歌的特殊风格和色调。尤以其诗境的蒙胧美、语言的音乐美和诗体的散文美为主要特色。

诗境的蒙胧美

　　戴望舒将法国象征派作为自己偷食的禁果，以此用来丰实自己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以象征化的意境和氛围传达感情，是戴望舒对中国现代派诗歌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象征派诗人追求的是把强烈的情绪寓于蒙胧的意向中，主张诗要写得像“面纱后面美丽的双眼”，传达出内心的最高真实。戴望舒创作与接受的审美标准正是使诗歌处在表现与隐藏自己之间，即诗歌的蒙胧美。在他的成名之作《雨巷》中，诗人构筑出了一个富于浓重抒情色彩的意境，蒙胧之美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他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诗人把自己化身为雨巷中徘徊是抒情主人公，他在被蒙蒙细雨笼罩着的小巷中，内心怀揣着一个朦胧的原望：“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然而，她竟也默默无言，终是蒙胧地、像梦一般地从诗人的身旁飘过，走进了寂寥的雨巷，留给诗人的是飘然而逝的希望。同时《雨巷》还是以古诗意象进行抒情的典范。它有浓郁的象征色彩，那孤独的“我”、梦般的“姑娘”、寂寥的“雨巷”，都有强烈的象征意味；“雨巷”的泥泞阴暗，没有阳光与温暖，狭窄破败，正是沉闷窒息的黑暗现实的写照，皎洁妖媚又带苦涩的丁香一样的姑娘正是希望、理想与一切美好事物的假托。诗的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反过来又扩大了想象，它使意境蒙胧，一切都未明说一切又都在不言中说清，深得象征诗幽微精妙的真谛。用卞之琳的话说它是宋词《摊破浣溪沙》中“丁香空结雨中愁”一句诗的现代稀释与延伸。以丁香结象征诗人的愁心，本是传统诗歌的拿手好戏，在《雨巷》中却成为现代人苦闷惆怅的情思抒发机缘点；当然它也有超越传统的创造，古诗用丁香结喻愁心，它则把丁香与姑娘形象联结，赋予了艺术以更为现代更为丰富的内涵。它的意境、情调也都极其古典化，浸渍着明显的贵族士大夫的感伤气息，诗中映出的物象氛围是寂寥的雨巷、绵绵的细雨、颓记的篱墙，它们都有凄冷清幽的共同品性；环境中出现的人也忧愁哀怨彷徨，默默行冷漠惆怅，凄婉迷茫，物境与心境相互渗透交合，已主客难辨，情即景，景即情，它就如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彩画，稀疏清冷的图像后面潜伏着淡淡的忧伤与惆怅。象征派的形式与古典派的内容嫁接融汇，形成了婉约蒙胧的艺术风范。再如《印象》一诗：“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回到寂寞的地方，寂寞地。”这是一首纯意象诗。诗人抽去了语义上前后的因果关联，综合视觉、听觉、幻觉等各种类型的意象，借助一串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某种飘渺恍惚的记忆，其中有诗人对昔日记忆中事物的眷恋，也有内心隐藏的空虚和寂寞。诗中涉及的幽微的铃声、小小的渔船、青色的真珠、残阳、微笑、古井等。不仅是古诗中常用的意象，积淀着悲凉感伤的情思，而且内涵与情调也都具有同一指向，即它们都是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形断意连，意与象浑，构成了一个情思隐约、意境深邃的蒙胧画卷。正如艾青在《诗论》中所说的那样“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色彩，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幻变者凝形”。戴望舒诗歌的朦胧之美正是通过意象的虚实和含蓄表现出来的。戴诗不仅在物象选择上常起用古诗中常用意象，自身充满迷蒙、渺远、空灵之气；而且以意象与象征、暗示的联系建立，创造了意蕴内涵的蒙胧美。尤其是在意象之间的组合上讲究和谐一致，所以常给人一种张弛有致的流动美感；而流动的便是氛围，这种情调氛围的统一、整合所造成的情境合一、心物相融，获得了浓重的蒙胧美的审美特质。

语言的音乐美

　　戴望舒曾说：“诗的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笔触又是活的，千变万化的。”这里所说的“巧妙的笔触”就是用艺术的语言筑造诗歌。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音乐美。　　音乐美主要是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统一，使人的阅读琅琅上口、富有乐感。戴望舒第一辑《旧锦囊》中的十二首诗，都有明显的格律诗的特性，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影响，句式大体匀称，每节行数相等，诗形整饬，押韵而且韵位固定，有的还讲究平仄相间。在《流浪人的夜歌》中，一共四节，每节三句，每句七字，且十分押韵。《断章》一诗更突出了诗人追求音乐美的特点。该诗一共八句，每句八字，分前后两节，且在诗中加入了古典诗歌所具有的韵味，极似一首婉约小令。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诗人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可吟的东西。”在第二辑《雨巷》六首中，诗形也大多整齐，十分注重音乐性。例如《雨巷》，在梦幻与现实的不断交融中，ang韵反复出现，连绵不断地织就了一张音韵的网，把人笼罩其中，好像在倾听一首低回的吟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第三辑《灾难的岁月》起，戴望舒受格律诗派的影响已明显减弱，而开始转到后期象征诗派的诗风上来。在他的《诗论零札》中，诗人认为：“诗不能侧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因此，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逐步从追求音律的形式中解脱出来，运用多种句式、灵活的手法来表达情感。如《旅思》一诗：“故乡芦花开的时候/旅人的鞋跟染着征泥/粘住了鞋跟，粘住了心的征泥/几时经可爱的手拂试/栈石星饭的岁月/骤山骤雨的行程/只有寂静中的促织声/给旅人尝一点家乡的风味。”这首诗前后两节分别以征泥、促织声为中心意象，以二者间的重叠与转换，展现了旅人落寞疲惫的心理状态和难遣难排的浓郁的乡愁，整首诗充满着含蓄效应，使外在物象成了内心在心象的外化，成了“人化自然”。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诗人完全放弃了追求诗歌的音乐美，只能说明诗人在走向成熟的创作道路上，创作手法更多、更新，勇于用多种形式来丰富诗歌作品。从诗人后期的诗作《狱中题壁》中更能证明这一点，虽然此诗已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也极具层次性，然而其整饬的句式和押韵，都流动出诗作所具有的音乐美感。因此说，不论诗人的创作风格如何变化，音乐美仍然是戴望舒诗歌艺术的特点之一。

诗体的散文美

戴望舒从《我的记忆》开始，逐渐摆脱格律诗的樊篱，开始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走路的鞋子”，即以自由的散文化手法传达感情。这种现代口语形式的自由诗体，显示出了戴望舒诗歌所具有的另一种艺术美——散文美，这种创作风格也确立了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地位。　　

戴望舒从诗体上走向散文化，无疑对他在革新语言上产生影响，他用现代派的自由体抒情方式来表现诗歌的情绪，使诗歌显得更加朴素、自然、亲切。例如《我的恋人》：“她是一个娴静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人。”诗人在平静的叙述中，使“我的恋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好像诗人用一支笔在轻轻地描画，让人一目了然又过目不忘。诗人的另一首诗《村姑》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亲切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笔调舒卷自然，淳朴又富有韵味。诗歌《小病》是一篇散文化十足的华章：“从竹帘里漏进来的泥土的香/在浅春的风里它几乎凝住了/小病的人嘴里感到了莴苣的脆嫩/于是遂有了家乡小园的神往……”小病的旅人无聊孤寂，从浅春的泥土香里仿佛闻到了可口鲜嫩的窝苣味，于是勾起了对家乡小园的神往与思念。那么家乡的小园如何呢？诗人驾驭想象的彩翼飞抵它的近旁进行透视，那里阳光清澈和暖，细雨微风轻拂……一切平淡而熟悉，宁静而和谐。诗人用猜测试探的语气，营构出一个小病的人对家乡的惦念关切。戴望舒诗体的散文化，不仅表现在描绘人物和事物上，还表现在其善于用短句来表达情韵。例如《灯》的最后一节：“这里/一滴一滴地/寂然坠落，坠落/坠落。”在《秋天的梦》一诗的结尾中：“哦，现在，我是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诗中的这些精短简单的句子，虽然没有整齐的节奏和鲜明的韵脚，但在复沓的词语中形成一种千回百转的情愫，使读者感到诗句中内在情绪的流动，在娓娓道来的氛围中，给读者留出回味和想象的空间。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语言能够流体化或呈现流线型，抒情诗歌就可以写到美妙的地方。” 　　当然，戴望舒的诗歌艺术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点外，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在诗歌中多种手法的运用。如通感、比喻、顶针、拟人、象征、重叠、复沓等。《致萤火虫》中那句“我躺在这里/咀嚼太阳的香味”，历来被人们所称道，诗人奇妙地将视觉、味觉、嗅觉三者沟通在一起，并且将情思融汇于一句话之中。再如《秋蝇》一诗中“用一双无数的眼睛/衰弱的苍蝇望得眩晕/这样窒息的下午啊/它无奈地搔着头搔着肚子//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在立体化的流动的心理结构中，诗人用拟人的手法，通过描述秋蝇的形象，渗透出对日趋没落的现实世界的厌恶与自己作为政治殉葬品的无奈。这种多元素多层次的心理流程，映射出诗人的心理体验。它用重叠复沓的词语交汇出了幻觉、联想与情感活动，创造了一个全官感或超官感“心理格式塔”，具有较强的纤细纵深感。总之，诗人借助于多种艺术手法，不断煸动着语言的斑斓的彩翼，给诗歌以美感、以生动、以光芒。

诗歌中的不足

概述

　　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上，崛起于三十年代，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之光泽，旁采法国象征诗派之芬芳，开启了现代派的诗风，确实引人注目。但就诗论诗，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诗歌中的一些不足。

阴柔有之，阳刚不足

　　也许是才高气傲之故，台岛诗人余光中就认为戴望舒的诗的境界“空虚而非空灵，病在蒙胧与抽象”，语言常“失却控制，不是陷于欧化，便是落入旧诗的老调”。这种观点虽然过于偏激和苛刻，但是纵观戴望舒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虽然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然而他的诗歌作品留给我们的大多都是阴柔雅丽的。作为一个身处于国家危难之中的诗人，面对的是人民的苦难和自我的悲哀，应该有“直面人生的勇气”，用他多情的笔书写出人生的悲苦和悲壮，给人生以自嘲，给生命以勇气。而戴望舒的诗中“忧郁”、“抑郁”、“沉哀”、“哀怨”、“惆账”等字眼屡现于各阶段的诗句中，难免给人以浅吟低唱之感。

耽于情调，缺乏风骨

　　戴望舒是一个感情至上的抒情诗人。他主张在平淡的生活里发掘诗情，显示复杂微妙的情思颤动与飘然意绪，写出多元素、多层次的心理内容，“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不是去表现一种意思或思想，而是去表现一种幽深而又细微的感觉或情绪。受这种诗学思想烛照，他的诗也无不把感情放在首位，重视诗情的铸造。正如在他的《诗论零乱》中，诗人认为诗的核心思想即诗情，认为“诗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这种观念就使得他的作品大多意境回肠，耽于情调，但却缺乏应有的现实风骨。尤其诗人面对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虽然有《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反映现实的诗作，但也不能完全反映出诗歌的锐敏。或许是因为诗人多年来囿于自己的感伤世界，或许因为诗人盛年早逝，还来不及抒写更多的作品。　　但不论怎样，戴望舒仍不失为一个正直的，流淌着新鲜血液的优秀诗人。他的诗歌中所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素质，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他不倦探索的足迹，为年轻的中国新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和一笔艺术财富。

感情世界

概述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平、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初恋

1928年，戴望舒忧郁而强烈的感情世界里，深深地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平。时年18岁的施绛平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平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借诗表白，而施绛平偏偏笑而不答。戴望舒身材高大但面部黝黑，面容不雅，使施绛平不悦。对施绛平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他最终以跳楼相挟，施绛平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要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平父母起初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现在迫于这种情状，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平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但施绛平提出了条件：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平，面对施绛平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他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他只得靠译稿来挣钱。1933年8月，戴望舒终耐不住贫困，他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父亲焦急中连忙写信告知施蛰存，施蛰存迅速电告戴望舒，请他慎重考虑回国一事。接着为其筹款寄去，又电告他不要回国。　　

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而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好好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听到施绛平移情别恋的传闻，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课了。　　

1935年4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一种说法是说他因为在中法大学住了两年半，毫无成绩。另一种说法是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西班牙进步群众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直到走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千诉罗大冈。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火车票，从马赛至上海，是一张四等舱的船票，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不相信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平已确实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平一记耳光，长达8年的恋爱终于结束。

与穆丽娟共结并蒂莲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

戴望舒与穆丽娟

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并于第二年结婚。但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　　

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平了。"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

戴望舒与第一任妻子穆丽娟

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第二次婚姻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

戴望舒、杨静及子女

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两人各带一个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戴咏絮归戴望舒。

望舒之死

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　　

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后人评价

戴望舒：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蓝棣之）　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他的《诗论零札》认为诗所表现的，是情绪的抑扬顿挫，是去掉了音乐与绘画成分的纯粹的情绪。他的诗集，无论是《我的记忆》，还是《望舒草》，或者《灾难的岁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胜的。如果拿40年代成长起来的穆旦的诗加以比较，一个重知性，一个重感情，区别是很显然的。番草在纪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说，当时他们那一批诗人所喜爱的诗，是兼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与象征主义的意象。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　　

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

雨巷

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戴望舒曾熟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说过，就多愁善感的气质说，戴望舒也接近魏尔伦。魏尔伦《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和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戴望舒的诗，则表现了从五四运动激昂地飞腾起来的理想，同淹没于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现实相脱节的悲剧感。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翻译诗歌

　　戴望舒是知名的诗人，也是一位成果斐然的翻译家。对于他的译诗，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和陈丙莹撰写的《戴望舒评传》曾辟有专节进行论述。陈丙莹对戴的译诗给予了极高评价，说戴望舒的译诗“以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曲尽西方诗歌(特别是精微的象征派诗)深蕴的内容与繁富的音节，更是成了诗歌翻译学者们学习的范本。”

戴望舒从三十年代开始翻译法国诗歌，仅收录在《戴望舒译诗集》中的就有包括雨果、魏尔伦、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比也尔·核佛尔第、苏佩维艾尔、瓦雷里、阿波里奈尔、爱吕亚、勃德莱尔等诗人的诗作75首。关于译诗，戴望舒和艾略特一样，曾持“诗不能译”的观点，但后来的实践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1944年的《诗论零札》中说：“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罗。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戴的译诗特别强调“忠实”。传神地体现出原诗的诗味、诗性与诗境。请看他翻译的魏尔伦的那首著名小诗《瓦上长天》。　　魏尔伦的法文原诗为：　　

Le ciel est，par-dessus le toit, 　　

Si bleu，si calme ! 　　

Un arbre，par-dessus le toit 　　

Berce sa palme. 　　

La cloche dans le ciel qu’on voit 　　

Doucement tinte. 　　

Un oiseau sur l’arbre qu’on voit 　　

Chante sa plainte. 　　

Mon Dieu, mon Dieu，la vie est la, 　　

Simple et tranquille．　　

Cette paisible rumeur-la, 　　

Vient de la ville. 　　

Qu’as-tu fait,o toi que voila 　　

pleurant sans cesse，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　　

De ta jeunesse ? 　　

再看戴望舒的译诗：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天上鸟铃　　

幽复清　　

树间小鸟　　

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　　

温复淳　　

低城飘下　　

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　　

如何消尽好青春？　　

陈丙莹评析道：　　

在经过精心地雕字琢句译成的魏尔伦的诗中，我们会感到年青的戴望舒从这位异国的象征派大师俏丽的伤感的诗句中找到了知音。……诗人在翻译这些跳荡、轻倩的诗句时一定是很激动的。　　

这首小诗意象很美，“碧瓦青天，高树清铃，天上静穆，人间温存，然而，如此良宵，‘我’却感到身世飘摇，心中不由然升起无端的苦恼忧愁……”周宁在《外国名诗鉴赏辞典》中如是评说。他还说：“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诗，极富音乐性，其许多小诗的魅力，尽在于此，国内译魏尔伦的诗，相对而言还是较多的，有些诗的意境译得很高明(中国诗学中的意境大概是空间意义上的)，但传神地翻译再现其诗的音乐性的，却很少，或许这是不可强求的，是语言本身的局限，笔者对比过数首诗的译文与原文；最后觉得，还是戴望舒先生译的《瓦上长天》，虽能传其音乐性之神。”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戴望舒是诗人，因而诗心相通，诗情与共，善于用诗的语言“以诗译诗”呢？　　

另：其作品《我用残损的手掌》被粤教版和人教版初三语文收录。

诗歌理论

戴望舒是位出色的诗歌理论家，他认为诗歌有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这一主张为新诗的发展和提升提供了理论根据。很多诗歌论文，都是受戴望舒内外节奏说启发衍化而来的。如吕进《立象和建构》，袁中岳《心里场·形式场·语言场》。梁南《“诗家语”纵横谈》等均暗合戴望舒诗歌理论，其中《心里场·形式场·语言场》，更是戴望舒诗歌理论的发展。

诗人戴望舒与丁香姑娘原型

有些人会拿戴望舒与徐志摩对比，觉得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诗人，生命中都有过三个重要的女人，心内最爱恋的女子都得不到，还早逝。

戴望舒死时45岁。这个现代派诗人，一生的恋情没有一桩完满。后来虽有过两次婚姻，但他心内一直无法忘却的女子是他的初恋。那个名叫施绛年的女子。

据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说："我表姐认为，施绛年是'丁香姑娘'的原型。施绛年虽然比不上我妈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杨静美貌，但是她的个子很高，与我爸爸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相配，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

那么果真如此吗？在戴望舒的几次情感中，不难看出，他对施绛年用情最深。

戴望舒认识施绛年缘于她的哥哥施蛰存。那时施蛰存是《现代》杂志的主编，和戴望舒是好友。起初戴望舒写的诗并不被人看好，后来是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主推戴望舒的诗，并高度评价他的诗是现代诗，一度让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完全相反的诗歌。

有了这样的关系，戴望舒被邀至施家小住。在那里，他见到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施绛年当时在上海中学读书，性格活泼。戴望舒被这个美丽的少女深深吸引。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出版时，他在诗的扉页题字给绛年，大胆向她表白。但绛年对戴望舒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之心。她比他小5岁，对戴望舒写的诗并不以为意，甚至在看到他给她写的诗句时，也没有丝毫被打动。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出于对兄长好友的敬重，绛年不好断然拒绝戴望舒，希望他知难而退。可是她愈是这样不果断拒绝他，愈是让戴望舒觉得有一线希望，这就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有一回，戴望舒终于无法忍受这恋爱的折磨，他跳楼自杀来向绛年求爱。

戴望舒的过激行为，终于让绛年开始正视他的感情。她依然不爱他，也许是戴望舒那自小落下天花的麻子脸让她无法爱他，但在他以死相胁之后，她勉强答应与他先订婚。但随后又提出一个条件，他必须出国求个学位，回来有个稳定收入才可。想必绛年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女子，戴望舒只会写诗，她对经济上的担忧过重了。

戴望舒为了一份爱情，不情愿又必须地踏上了"达特安"邮船赴法留学。在国外的几年，戴望舒根本没有心思学习。在巴黎一年，他几乎没有去听过教授讲一堂课，而是每天躲在宿舍里翻译书稿换生活费。这时，远在国内的施蛰存给戴望舒邮寄过他的工资作生活费。而绛年呢？在与戴望舒分别之后，据说她与一个冰箱推销员恋爱上了。当年冰箱推销员是个比较时髦的行业，发展前景也比较看好，绛年与推销员在一起，感觉非常好。这一切施蛰存当然知道，只是他怎敢告诉戴望舒呢？这不好的消息却传得很快，不久戴望舒就在国外风闻。这样，他就更没心思读书了。他在国外没有拿到任何学位，倒是翻译了很多书。他回国后，找到绛年，当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时，他难以压抑心中怒火，当着施家父母的面，打了绛年一巴掌，既而结束了他们之间长达八年的恋爱。

戴望舒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却加深了他内心自卑的情绪。自小长相上的缺陷本就让他自卑，爱的女人跟别人跑了更让他的自尊受到打击。他内心依然深爱着绛年，但已经没有用了。就在他以后的婚姻中，绛年留给他的阴影总是时不时出现，以至他与穆丽娟婚后，很快就冷淡她，不与她说话交流，当她是个局外人。穆丽娟晚年时依然对戴望舒耿耿于怀。她说："他对我没有感情，他的感情完全给了施绛年去了。"

一场不对等的初恋，让戴望舒永坠于悲剧之中。他与穆丽娟的婚姻结束了，与杨静的婚姻也结束了。这也是戴望舒与徐志摩不同的地方。徐志摩不会在不爱自己的女人身上浪费时间，更不会强扭一份得不到的感情。不爱了就分手，不可能了再重新开始。每一场恋爱都是一次全新的投入。戴望舒不。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浪费去一生的时光。

徐志摩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中文名：

徐志摩

别名：

徐章垿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浙江海宁市硖石镇

出生日期：

1897年1月15日

逝世日期：

1931年11月19日

职业：

诗人，作家

毕业院校：

杭州一中

信仰：

佛教

代表作品：

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笔名：

南湖、诗哲、海谷等

关于徐志摩的死亡

　　1931年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年表

徐志摩图片

1910年入杭州府中学堂。并在校刊《友声》上发表文章，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用小说改良社会。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6年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胡适、闻一多等人创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杂志。　　

徐志摩像孙建平作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东），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家世身世

　　明正德年间，徐松亭在硖石经商，家居于硖石，为硖石徐氏分支之始祖。

徐志摩《人间四月天》剧照

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的生活。沈钧儒是徐志摩的表叔，金庸是徐志摩的姑表弟，琼瑶是徐志摩的表外甥女。

求学历程

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从而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来到[1]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心中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徐志摩故居

剑桥大学

徐志摩故居，摄于2009年4月26日。

文学生涯

康桥(剑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像《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不足。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萨）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猛虎》与《云游》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轮盘自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白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爱的灵感》）　　

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作品成就

诗歌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共四集　　

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共四集　　

小说集：仅《轮盘》　　

戏剧:仅《卞昆冈》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等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婚姻感情

1915年，与张幼仪结婚，后于1922年3月在柏林离婚。　　

与林徽因的感情没有结果，而后遇到了陆小曼。　　

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就在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1926年在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了一场人们议论了很久的婚事。与陆小曼结婚，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为证婚人。

与张幼仪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励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张幼仪端庄善良，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婚后生了两个儿子，能相夫教子。

与林徽因

　　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苦苦地追求林徽因，并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与陆小曼

　　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刚结婚的前段日子里，虽然徐父徐母对陆小曼依

陆小曼

然心有不满，但是两人也过得浪漫、惬意。只是到了后期，由于陆小曼的病，由于徐申如的拒绝接纳，由于鸦片的侵蚀等诸多原因，陆小曼变得越发娇慵、懒惰、贪玩，浑没了当初恋爱时的激情，似乎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她每天过午才起床，在洗澡间里摸弄一个小时，然后吃饭。下午作画、写信、会客。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心喜，就一味迁就她。虽然在口头上常常婉转地告诫陆小曼，但效果不大。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三所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以挣家用，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当时，人均的年薪为五块大洋，而徐志摩一年即可挣到几百大洋，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家庭的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