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特灵小孩可以吃吗:保卫社会

　　中国人不冷血。

　　若冷血，哪有那么多对凡人小事的赞美、对正义的呼喊以及自责自省？

　　中国社会不冷漠。

　　若冷漠，哪有那么多自发的捐款、无偿的献血、志愿的义工和丰富感情？

　　但为什么，除了吏治，社会上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温家宝语)。天灾与人祸相欺，当代中国人为此吃够了苦头。

　　佛山街头的小悦悦，是加在中国道德骆驼身上的又一根稻草。

　　举国皆惊，公众的耻感被强力唤醒，对冷漠社会的批判与巨大的批判热情之间形成悖论：既然对道德的反思能万众一心构成同一声部，那么之前的彼此提防与伤害是怎么发生的？

　　柏拉图说：“人类对于不公正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唯恐自己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当恶横行、善不彰、权力监督失效、法律权威坍塌、趋利避害成了社会个体的首选项，无论男女老幼贫富，成为牺牲者在所难免。

　　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已经站不住脚了，社会的体温会因此下降，良知冬眠，正义路险，将有更多人死于意外和心碎。事后，当维护道德变成了一种办公室政治，一种口头上的政治正确，完全于事无补。

　　我们不能用一个最低标准来运作这个社会，套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我们“必须保卫社会”。如何保护？如本刊采访的七位学者所言，法律、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个人，都向着拯救的目标，做各自该做的事。重要的是，社会生态和人际关系，会因个体选择的量变而质变，因社会导引机制的变道而转向。

　　“不满是个人或民族迈向进步的第一步”(王尔德语)，现在我们一起来走好下一步吧。

　　旁观他人的痛苦

　　苏珊·桑塔格说得不错，“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我们最终没能挽救这一个小悦悦，但如果我们有所改变，就有可能避免出现下一个小悦悦。

　　文/侯虹斌

　　在举国关注中，2011年10月21日0时32分，头上插满呼吸管的小悦悦终于辞世。

　　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观看幻灯片，看到日俄战争时，一个中国人给俄军做侦探被日军捕获，正被砍头，一群虽强壮但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正津津有味地围观。此景深深刺痛了鲁迅，他于是愤然离开。

　　105年之后，佛山一位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倏而就让全民都变成了鲁迅，哀叹路人的麻木和冷漠。他们说，这一天，2011年10月13日，应该被定为中国人的耻辱日。因为，这位女童在被车碾过之后，18位路人陆续从她的脚边走过，无一人扶起她，她又被第二车碾过。直到第19个人露面，才把小悦悦抱起来，稍稍挽回了这个城市的颜面。

　　冷漠是种症候群，不是今天才有；那些怀旧的人们，他们大概忘了上世纪黄金的80年代间，大学生张华跳进粪坑救起老农而牺牲，安珂见义勇为抓小偷时在人群中被刺死，舆论早就进行过一轮又一轮的“国民劣根性”的围攻和洗礼了。但这种讨伐，并未能遏阻冷漠症的蔓延。

　　小悦悦是不幸的；而审视和清算不幸的缘由，虽然已不能挽救这一个小悦悦，却有可能避免出现下一个小悦悦。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死

　　通过视频，这19个路人、乃至于小悦悦父母、两位肇事司机的行为被放到显微镜下，众人的注视已使之成为一个奇观(spectre)。注意，视频中的众生相是一重奇观，而这些众生相经过网络传播、纸媒渲染、电视采访之后，甚至在西方国家的媒体里也成为焦点，让万千中国人啧啧称奇、絮絮叨叨、争论不休，更是一重奇观。

　　第一轮的声讨，是针对这些路人的残酷和冷漠。有人打算在网络上人肉这些路人。有人认为他们丢尽了佛山人、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视频足以证明，这些人看到一位受伤的女童就在自己脚边悲惨地蠕动时，他们选择了绕过她，继续前行。举手之劳可救一命而不为，导致女童二度被辗。

　　此事社会反响极大，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公开召集“谴责见死不救行为”，正在商讨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广东的媒体亦密集反思。然而，如果舆论仅仅走到这一步，那便不叫反思，而只是空泛的道德讨伐，也就是一个痛快而已。

　　2003年，学者苏珊·桑塔格在《旁观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亦被译为《旁观他人之痛苦》和《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便说过“有距离地旁观他人受刑(如电视新闻)转化为一种普遍化的消费者常态。如果你有同情心呢？——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在不相干的电脑屏幕、手机屏幕或电视新闻里，批驳起别人的道德水准来，是多么轻俏，又多么有力啊。造就如此残忍而冷酷的现实，我们没有人是无辜的，我们自己，只是正巧不是那个路过悲剧的人，不是那些被录像记录下来的人，而已。

　　正如一个最常被援引的圣经故事，大家要朝抹大拉的妓女玛丽亚头上扔石头砸死她，耶稣说，谁认为自己没有罪才可以向她扔石头。有多少人敢说自己无罪呢？在多个网站关于“你会不会去救小悦悦”的投票当中，永远还是有超过两位数的人选择了“看情况”、“不一定会救”、“肯定不会救”。这里还没有包括那些说得到、做不到的人。可见，这个社会的痼疾冥顽到什么程度。

　　所以，理性的苏珊·桑塔格说得不错，“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

　　吏乱，有独善之民乎？

　　然而，若要把什么屎橛子都栽在“国民劣根性”上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会掩盖不良的社会弊端所制造的恶，就会认命，会放弃。

　　关于冷漠，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三年前扶起老人反倒被判赔的“彭宇案”。微博上，@何兵说：“一个多月前，接受央视采访。问：南京彭宇案法律上复杂吗？答：法科大二学生的常识。问：你对此案有何评论？答：这是一座里程碑，埋葬正义的里程碑，简称‘墓碑性判决’。昨天，央视记者再问：小悦悦案有何评价？答：墓碑在闪闪发光！”这桩极其简单的判例，这就是一个显著的破窗效应。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地，墙上就布满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却无人追究，那么，更多的人就会毫不犹疑地跟着做，不觉羞愧。

　　非常态的人性幽暗是人类罹患的一种病；可一个人见死不救是小毛病，18个人集体见死不救那就是病入膏肓了。追讨个人的良心，没有错；但如果不追讨礼崩乐坏背后的机制，这样的一艘船，即使不在这里漏水，也会在那里搁浅。

　　这里又重返一个问题：如果体制有毒，个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么？《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可以找到答案：“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乌合之众下的道德批判

　　批判与质疑别人，有时会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有时会有智力上的优越感。除了司机应该毫无疑义地担负起刑事责任之外，救起了小悦悦的清洁工陈贤妹，和小悦悦的父母，也被旁观的人们摆上了扫描仪，被细细地剖析和品味。

　　陈贤妹本来是一介寻常人。政府奖励之，民众捐助之，甚至还有人说应该给她立一座碑；本来只是出于救人一命的正常伦理，但上帝出考题了，当所有人都往后退了一步的时候，唯独她留在原地，她便成了这个贫瘠的时代的英雄。然而，此时另一些神奇的声音响起来了：质疑这位救人的年老女清洁工是炒作，是想发财，不收钱就是嫌钱少。此时，我才深深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学者勒庞早就在《乌合之众》里精准地描述过，即是情感幼稚、道德败坏、智力低下；这样的人群，当他们其中一个人独自面对救人的陈阿婆时，他们很难把如此拙劣、如此下作的话说出口；而当他们隐匿在人群中的时候，他们便可以尽情地喷不负责任的口水。

　　陈贤妹把所有的奖金和捐款都给了小悦悦的父母，在一次又一次的接受采访中掉下了眼泪。她是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底层女性，所以她幸运地逃脱了被污染，中国式潘多拉之盒中的秽气，尚没有来得及感染到她。她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她是隔绝和独立于这个时代之外的英雄；她不能为这些个文明社会挽回颜面，她的干净反而使这个文明社会的孱弱与无耻进一步露怯。简而言之，她受到了多大的诋毁，就担得起多大的赞美。

　　而小悦悦的父母，在这场巨细靡遗的舆论风暴中，也没能逃脱审判：他们是受害人，他们却不是无辜者。恶劣而壅塞的小市场，就因为数秒钟的大意，成了这一家人梦断的所在。谴责者的指控是，如果没有条件为孩子的安全和幸福负责，那就不应当把孩子生下来。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农村小夫妻进城务工，要养活一家四口，双方都要工作，一辈子都请不起保姆的人所在多有，是否，这数以千万计的族群一辈子都不能生孩子，不配生孩子？我们该如何改变这数以千万计的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如何让这些不能指望有人专职抚养的孩子们不再担惊受怕？

　　是的，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父母的片刻疏忽即便在有相应立法的西方国家也未必会入罪；但丧女之痛与罪感，应当会像红字一样跟随他们一生。与这种苦难相比，刑罚便是多此一举了。旁观他人的痛苦，的确难以保持得体的姿态；同情可能是美德，太泛滥了就成了犬儒；批判是反思、是进步，太过度就成了刻薄、刻毒；即使你慷慨地捐赠了、援助了，也并不代表你就有了审判别人的资格。

　　除了形而上的道德谴责，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积极的东西。剥离和展示人性的幽暗面不是指标，让更多有良知的人被迫从漠然或懦弱中直面、惊醒才是目的。比如，数天之内，小悦悦父母收到的社会捐款即达27万元，其后仍一直在增加；无数素不相识的网友在为小悦悦祈愿，医生在努力，政府也在努力。

　　只是，真正要抵御道德这座沙塔的溃败，这些都远远不够；一个彭宇案，足以败坏十年的道德宣讲。于是乎，网络上广为流传着一个“撑腰体”的帖子，开头就是北大副校长的一句话：“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按常理，这是则假消息；如果它能成真，而且还能付诸实践，那么，比别的什么努力都更能修补人心。

　　许子东：道德上“知耻近乎勇”，法律上亡羊补牢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文学系教授，《锵锵三人行》嘉宾)

　　《新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中很愤怒，主要谈了司机的责任，怎么看待路人的行为？

　　许子东：我看到了那个录像之后，觉得很可怕、很不舒服。现在这个事情有最新发展，我刚刚看到香港报纸的报道，报纸上说，冒充司机打电话的人，是路人之一。他看到这个情景，直接绕过小孩，他没有走开，躲在那个路口，观察了十几二十分钟，看了整个过程。为什么要去冒充打电话？为什么要说“压伤不如压死”之类的话？他说自己想出名，想学“凤姐”，这个人姓赵，已经向佛山的警方自首。这是《苹果日报》的报道，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事件就更有戏剧性了。路人不仅仅是胆小怕事的问题，整个参与在这里面。

　　Anyway，我们不管事件的发展，只是讲路人冷漠的话。我觉得冷漠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是值得批评的，是一种错，但是可以理解的，可以从心理学和社会环境去理解。

　　我的愤怒主要是作为一个开车人的身份，我觉得司机、特别是第一个司机，不仅是失去了司机的职业道德，也跨越了人性的底线。我的愤怒主要针对那个司机的“停顿”，不仅给交通法律提供一个经典的案例，还为哲学上讨论人性的恶、人应当在什么时候受惩罚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新周刊》：你刚才谈到了人性的恶，但有人说那可能只是司机的下意识反应，这里面有讨论的空间，你觉得呢？

　　许子东：不可能，我考驾照的第一条就是，“出了任何交通事故，你不能从交通现场逃逸”。出了事故，是错，但逃离现场，你就是犯法。事故可能是某一方的错，也可能是大家共同的错，但一旦逃离现场，就全部是你的错，警察可以抓你。从一个交通事故变成刑事事件。如果中国交通法律没有这些规定，那就是法律的残缺。

　　“开车不是人权，是特权”，特权的代价是你时刻掌握了一台杀人机器，走路犯错你是摔跤，但开车出错，你就是杀人。任何一个开车的人都要有一个意识，不能离开现场。在“小悦悦事件”中，司机有绝大可能意识到那是活的东西，而不是一堆木头。司机要逃走，就是害怕承担法律责任，为此，他宁可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是别人的生命。

　　有人说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道德问题当然有，但那是表象，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这个事情至少牵扯到三个法律——有三个法律都应当检讨。第一，现在的交通法规使得压死人的赔偿很低——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但压伤一个人的代价很高，这等于变相鼓励或纵容故意杀死人。人性有恶的一面，人也是趋利避害的。这条法律绝对要纠正过来；第二，广州正在讨论，要不把“见死不救”列入治安条例或者法律，这个东西我和梁文道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德国的法律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见到一个人生命垂危——而你去救他又不损害你的安全和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去施救，也不去报警，这应该是要做惩罚的，当然这个惩罚比较轻。我觉得从法理和国情上给国人一个清楚的判断：如果这样还见死不救，你在法律上是有错的。我觉得这个带来的信息比法律本身更有意义——如果说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没有规定的，更多的人会觉得这跟自己无关；第三，路人见到这个不去救人，还假冒司机在网上搏出位，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无知、法盲，也是因为法律不健全，我们对网络上的恶搞甚至干预司法程序，甚至没有犯罪的感觉，你在网络上妨碍了人家办案这个本身是犯罪，如果说这个人再坏，有点法律常识，也不敢这么做。仅就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引出三方面的讨论。

　　《新周刊》：仅仅就跟法律相关吗？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许子东：根源太多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在法律方面最为切实。简单来说，无非是法制和道德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很简单，“知耻近乎勇”，在这点上我不悲观，网上这么多人对这个事情愤怒、害怕，甚至寒心，讲出很极端的话，这说明他们爱这个民族、爱这个国家，这件事情唤起了民众对道德的正义感，但道德的破坏是长期的，修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法律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期待人心向上，但我们得预防恶的人心。法律是抑制恶的，宗教是鼓励善的，但我们现在精神文明建设还不那么强，我们先加强法制，先防最坏的，好的就会慢慢有。

　　《新周刊》：这个世界会好吗？感觉你挺乐观的。

　　许子东：对啊，否则怎么样，我就两句话，道德上“知耻近乎勇”，法律上亡羊补牢。我不觉得中国社会接近崩溃了，以前这样的事情很多，“文革”中这种事情还不是意外事件呢。中国对人的践踏从古就有，革命时期强化了。有人说中国的道德和法律比以前更差，现在甚至是最差的时候，我不同意，只是过去这些问题被掩盖了。现在这类事情能引起全民的关注，是一种进步。                            (采访/张坚)

　　张鸣：助人就行了，多数时候是不损己的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周刊》：请谈谈你对小悦悦事件的看法。在众多争议的声音中，你最在意的是哪一种？

　　张鸣：关爱幼小是动物的本能，更何况是人呢？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在我们中国某些地方，有些人的这种水准已经降到了动物以下。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小悦悦身上，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无论他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面。我觉得这种群体冷漠确实是已经发生，我们没法回避，社会也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此付出代价。

　　《新周刊》：当下人们面对社会问题时，经常感觉到安全感的缺失和人心冷漠，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张鸣：整个社会都比较冷漠，民众找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感觉是冷漠的，你不走后门他不想给你办；平时别人有什么事情找你的时候，你也很冷漠，甚至是冷酷；学校的教育也可以说很冷漠，内容很冷漠，教学过程中真正好老师也不多，关心学生的也不多，牟利的心态比较严重。只要不是熟人，在社会各个角度都会有，人没有同情心。问这个事情能不能办，首先他们会说不能办，没有说能帮人就帮一把。

　　我们的社会从根本上讲，改革前是一种斗争的社会，一个仇恨的时代，后来变成一个金钱的时代，转型过来了，除了钱，什么也不认了，人与人之间变成了一种冷漠。这个社会说是以为人本，实际上就没有以人为本。个人价值，生命价值并没有得到尊重，我们的人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出小悦悦这事也不奇怪，加上我们国家的制度也不鼓励这种“管闲事”，不要说得到好报，至少不要受到伤害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面临的是人性的双重缺失，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它有社会的、有制度的，也有法律的。

　　《新周刊》：在人人疾呼社会共建的今天，正确调理之道是什么？

　　张鸣：从根本上讲要有人权的社会，承认人的价值，把生命权放在第一位，社会要鼓吹，改善我们的教育，改善我们的宣传，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政府要带头。我们普通人就要做得像个人一样，像那个大妈一样，她有什么高尚的思想吗？受过什么教育吗？都没有，那她为什么能那样做？就是人性本能。

　　《新周刊》：普通人如何与社会(个体)相处，才能利人又不损己？

　　张鸣：助人就行了，多数时候是不损己的。但是有的时候利人也会损己，不要做太多的权衡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只要多数人做到利人不损己就够了，顺手帮一下别人就很不错了。

　　《新周刊》：这个世界会好吗？

　　张鸣：我也不知道。看大家的努力吧。

　　《新周刊》：道德感的缺失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张鸣：社会越来越冷漠，活着会很不舒服。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太敢要求别人会帮你，反之，你也往往很难想到会去救助别人。这种现象变得非常尴尬。人们都在往坏的想法去判断事物，从根本否定了人们心中的一种善意，乐于助人这种动机也被否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