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植骨手术后出血:严锋：老作文

严锋：老作文

　　我在1976年进南通中学。应该说，我赶上了好时光。那是一个冰河解冻、万木竞发的美妙年代。可是对那时候的中学生来说，有些东西慢了半拍。或者说应该慢半拍？想想现在的中学生吧，他们好像比时代还要快半拍，这就是新老中学生的不同吧。

　　回想中学里的自己和周围的同学，纯洁、敏感、脆弱，有着过分极端的善恶意识和理想主义信念，渴望并强烈依赖友谊。自卑（我想那是由于男女同学交往的极度匮乏引起的，到了高中，男女同学几乎就完全不说话了），由此而引起自傲；因为自傲，便滋长了自我和个体意识（以及存在主义式的孤独？），可是这种个人主义的萌芽又和当时周遭的集体主义精神相牴牾，由此而产生的张力足以令一个稚嫩的中学生昏头涨脑，不知所措。

　　坦率地说，我们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压力和紧张中度过的，基本上乏善可陈，和现在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好时光。我不知道那时别的同学的幸福是什么，对我来说，幸福就是上作文课，作文课就是我的阳光。

　　我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两位恩师：初中时代的陆天根老师和高中时代的杨建勋老师。对我来说，语文老师（也许还应该加上语文课代表）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使我产生特别的认同和依赖。这种魔力一方面来自于他们个人的气质和禀赋，另一方面很可能来自于文学和写作的伟大力量，这种伟大的力量把我从那种紧张和不安中解放出来，哪怕是仅仅在短短的作文课上。

　　记忆中的陆老师永远是一件黑色的打补丁的老棉袄（当然实际上不会总是这个样子），双手笼在袖管里，抱着厚厚一叠作文簿，好似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陆老师略带一些口音，却使他的讲课更为亲切感人。

　　初中的作文我现在一篇也没有了，但是我却记得我第一篇作文的内容，记叙的是我们在校办工厂勤工俭学做味精的事情。我在里面提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发明创造，可以提高味精装袋封口的速度。我还对味精细腻洁白的样子进行了一番画蛇添足的描述。为什么我还记得二十四年前的这篇作文呢？因为陆老师给了我一个惊人的90分，再加上浓圈密点，和将近半页的红笔评点。我不知道现在作文的评分标准是怎么样了，在二十四年前，作文的满分是85分。作文的评语我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后有一段是和我商榷的，有一句是“你说呢？”

　　我对作文课的热爱就这样定下来了。亲爱的现在和未来的语文老师们哪，在批改作文的时候请无论如何不要吝啬你们分数，不要吝啬你们的评语，最好再加上一个“你说呢？”那样的红包吧，你们说呢？

　　陆老师让我们记日记，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要我们上交。正好前两天从箱底翻出一本，抄一段给大家看看：

　　1979年4月19日，星期三，多云

　　午至北濠饭店用膳，食冬瓜汤，5分。初见临座一妇人，头如狮状，大波浪也，及彼回首，竟满脸胡须。大惊。始知其乃小伙也。悲夫，盖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至于斯也！

　　这种半文不白、酸不拉叽、故作遗老状的风格可不是陆老师教出来的。我估计有些少年总有一段时期想装得特别老成，这或多或少也是抵抗外界压力的一种手段。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韩寒的风格？也许我们的中学时代和他们的中学时代还是有一些永恒不变的共同点的。就像一首苏北民歌里唱的那样：

　　“人小，心不小，吃起饭来真不少。”

　　陆老师文学修养很高，经常和我们讲名著。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阶梯教室给全校开讲座，题目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个题目在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意思了，可那还是在1977年，而且他讲得很精彩。我还记得他引的一个两结合的例子是毛主席的《咏梅》。9年后，我参加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考试，里面有一条题目和陆老师的讲座差不多。不用说，我用上了陆老师给我的现成的例子。

　　陆老师还有一些和现在的“新概念”作文不太一样的方法。比如有一次国庆灯会，他布置作文，怕我们词汇量不够，抄了一黑板和灯会有关的成语，让我们在作文中逮住机会就塞个把进去。我现在还是觉得，对写作的初学者来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我还记得我当时选用的陆老师提供的词汇有“十里长街”、“灯火楼台”、“火树银花”等。不知怎的我特别喜欢“火树银花”这个词。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能把“火树银花”再次塞进我未来的作文中去发挥一次余热。

　　初中时代我作文的最高成就是在全校作文比赛中拿了个二等奖。一等奖是得过全国作文竞赛第一的黄宏（不是那个演小品的！）。我的题目是《记戴沪生》，戴是我的小组长和好友，我在里面讲了戴的许多先进事迹，全是胡编乱造，毫无踪影。比如放学了，我劝戴出去打篮球，戴却坚持在教室做功课，并严肃地教育我说“今日事今日毕”。现在回想一下，这是一篇非常丑陋的作文，可却得奖了，奖品是一支双色圆珠笔。我还记得那天中午我是在寺街的姑妈家吃饭。吃完了到学校一看，橱窗里已经贴出了我的得奖作文。当时喜得两腿发软，人都要变形了。我见到同学，还故作镇静地问他们午饭学校里吃的是什么菜，喝的是什么汤。同学们可不是傻瓜，一个叫施勇为的同学笑着说：“我们喝的是二等奖汤。”

　　今天，哪怕我就是得了诺贝尔奖，也决不会再有那种程度的狂喜了。就算是虚荣心吧，也是一种简单的、纯朴的、透明的虚荣。有些东西，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还是回到作文课吧。陆老师只教我到初二。后来的作文老师给分给得严，我的作文也就没有起色了。直到高中杨建勋老师手里，我才又见到90分，并开始个人的第二波作文热。

　　杨老师是通中的大才子。他的普通话极其标准，而且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和音乐性。他推动了“银杏”文学社的创立，为我们组织了朗诵小组和影评社，把班上的文学气氛搞得很红火。我还记得他带我们去南通电影院，和那里的影评员搞联谊活动，让我们免费看到了《小花》和《人证》的首映。我记得我有一篇评论《人证》是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的文章，贴在南通电影院的墙壁上。还有一篇是谈《小花》里为什么要在隆隆的炮声中配上那么抒情的音乐，贴出来没有就不知道了。

　　杨老师还请来《紫琅》（就是今天《三角洲》的前身）的编辑杨逢春先生来给我们作文学讲座。杨逢春先生说话很直率，他说：

　　“文学嘛，就是要会骗。”语惊四座。他说，越是好的作家，就越是骗得完美，越是周全，让你觉得全是真的。

　　现在想想呢，也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像我那个《记戴沪生》可不就是骗人么，不是还拿了个二等奖和一枝圆珠笔么，自己骗了人，还浑然不觉。可当时实在觉得杨逢春先生的说法太刺激了，有些接受不了，我们同学几个还争论了好久。到底是中学生，有些东西可能还是少儿不宜的。难得的是当时杨逢春先生对我们的那种平等的态度。

　　当时社会上的文学气氛也是极为热烈的，《第二次握手》的解禁，外国名著的再版，《伤痕》、《班主任》的发表，都是我们中学生谈论的话题。当然，当时的人们胆子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够快。比如，我记得很清楚，《新民晚报》发表了一篇上海中学生的“有争议”的作文，叫作《“大光明”并不光明》：该中学生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先是觉得很光明幸福，可是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乞丐在寒风中哀诉，就觉得“大光明”也“并不光明”。整整一版的报纸上都是对该生进行批评教育引导的文章。

　　这种“慢半拍”的感觉当然也反映在语文教材上。当时，“杨朔体”的散文还是至高的典范。“杨朔体”的标准格式是：“我”闻知某地风景独好，欣然前往，结果自然风景未见，却见到祖国建设更为壮丽的风景。杨老师还保存了一些我过去的作文，我随手一翻，就翻到一篇疯狂模拟杨朔的散文，记得也曾在学校的橱窗里贴出来过，是这样开头的：

　　像天鹅一样伸长颈，张两翼轻盈地飞翔于银河上的天鹅座，英仙座星灿灿的流星雨，宝瓶座蓝紫色的目视双星，猎户座的α星--有名的变星和红色超巨星……二哥天花乱坠地讲着，我逐渐进入了美丽的幻境中。

　　然后就写二哥邀我去狼山顶上看一颗新爆发的超新星。结果当然不用猜也能知道：起云了，没看到。可是一转身却看到南通城里乡下路上的“如同白昼”的“万点灯火”，是更壮丽的超新星。

　　确切一点说，那是繁星在生活的海洋中的一片美丽的倒影……

　　“今朝始觉眼界开，”我感叹道，太美了--也真怪，平时怎么就半点也不觉得呢？

　　“这正应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二哥笑着说。

　　怎么样，有点禅意吧。今天看来，真让人有点怅然若失。要不是有杨朔的框子，要不是戴着脚链跳舞，天知道我还能走多远？

　　在我们高中毕业的这一年，杨老师做了两件真正是“快半拍”的事，为我们的中学生涯涂上了最后一抹亮色。一是在我们班组织了班级舞会，另一件就是在作文课上布置我们写一篇小说，第二天交上来。

　　咱们长话短说吧，这天我回到家里，在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和燃烧之下，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一口气写了三篇小说。

　　第一篇写一个科大少年班的学生衣锦还乡回母校，却倍感失落寂寞，因为昔日的同窗都与他有了距离。

　　第二篇写“我”在菜市场与一个葛朗台式的菜贩子周旋，后来葛朗台不慎失误，多找给我钱，“我”回家发现后饱受道德的煎熬，最后良心发现去还钱，而葛朗台已在失钱的痛苦中含恨死去。

　　第一篇差不多没有什么情节（倒是有点像后来的现代派小说），第二篇有了一些情节的雏形和心理描写，虽然矫情得厉害。写到第三篇的时候，越写越顺手，已经欲罢不能，一颗心好似要破壁飞去。巴老说过：创作是一种燃烧。我非常理解他说的意思。他指的就是我那天晚上的那种状态。第三篇的情节是这样的：

　　文革中，家里被抄，大人失去自由，父亲让八岁的“我”去寄一封信。到了邮局门口，我发现信不见了，回家后谎称信不慎掉进厕所里。造反派来抄家，初一无所得，最后在我书包里找到了那封信。原来此信是父亲向党中央揭发造反派的密件。父亲因此获罪身亡，留下我生活在无尽的悔恨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我一生中写过的全部三篇小说中最好的一篇。语言干净洗炼，结构完整，节奏明快，一点也没有拖泥带水的地方。即使用现在的标准来看，除了题材已经陈旧外，没有太大的毛病。

　　一天晚上，刚吃过饭，一个年轻人来到我家，手上拿着我的这篇小说，声称《南通日报》想要发表它，但是还要大改，他就是来帮我改的。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位年轻人说我的这篇小说有欧·亨利的风格，并预言了一个作家的诞生。直到他临走的时候，我才搞清楚他不是《南通日报》的编辑，而是我们通中的语文教师严青。

　　很遗憾，我辜负了老师的期待，最终没有成为欧·亨利。我当了一名教师，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在后来的日子里，有时候很累，有时候很灰，可有时候也还会想起那个燃烧的夜晚，甚至会鼓起一些余烬，照亮一点点前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