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陆定一告戒子女"不要去当官"

　　文章摘自：《我的父辈》
　　作者：张黎明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1年7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本书以著名烈士子女的口吻，讲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立下卓越功勋的著名烈士的生动事迹。本书的主题是说家事、谈家风，作者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讲述父辈们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突出他们坚定信念、言传身教、刚正不阿、勤政廉洁、教育家属、与百姓及下属同甘共苦的趣闻轶事和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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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

父亲陆定一1996年5月9日去世，终年九十岁。中央授予他“伟大的”称号。是家乡江苏省三个被授予“伟大”称号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其他两人是瞿秋白同志和周恩来总理。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十三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久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现将我亲身经历和所闻的一些事写出来，以表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十三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十三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 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有些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允许，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被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二百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也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的政治理念。又是他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着笑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呀！”

当前，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已达65%以上，解决全国就业人口的75%，其中乡镇企业吸纳了农村1/3以上的劳动力，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力排众议保故宫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

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肆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大跃进”之后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听取了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1943年8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 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年3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年1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之际，又撰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