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嘴唇边缘痒干燥怎么办:元帅和大将、上将、中将的待遇区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6:56:56
元帅和大将、上将、中将的待遇区别
一、元帅和大将、上将、中将的待遇区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5a8840100r0ef.html54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而各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们，在授衔过程中，或为这份难得的荣誉感慨万千，或高风亮节地提出让衔，也有人为此流下了眼泪……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当元帅？哪些人能做将军？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毕竟，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次的“论功行赏”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谈何容易！连毛泽东都说：“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还有一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平衡、排队”的任务，就落到了总干部部头上，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而从最后结果来看，这种平衡因素起了相当的作用：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
得知自己被评为元帅后，叶剑英马上想起了牺牲的战友：“可惜啊，如果叶挺在，新四军就出了两个元帅。”陈毅的应答则多了分风趣：“如果叶挺在的话，我们就有两个叶元帅。”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合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
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参考因素
除了“平衡山头”、时任职务、资历、业绩等因素外，这些将领们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对他们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
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焘一边。用萧克自己话说是“站错了队”。这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因素之一。参加了《萧克回忆录》的编撰工作的周炳钦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他名列榜首。也许这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实价值，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1955年将帅评衔的具体工作中，负责单位和领导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分干部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因为只有评得适当，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求意见。中央和军委领导也很关心、重视这项工作，及时听取汇报，及时指示。
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对于给不给军衔、给怎样的军衔，大多数将帅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
1955年9月初，天津的一家军工厂赶制了一套大元帅制服。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构成，上面绣着红色的国徽和银色的五角星，看上去威武庄严。这套制服本是给毛泽东量身定制的，但他却一天也没有穿过。在得知自己被评定为“大元帅”的消息后，他找到彭德怀和罗荣桓：“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表态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纷纷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那时候，刘少奇、周恩来已经主持党务、政务工作，他们拒绝元帅军衔尚可理解，在军中挂名的邓小平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然而，在他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同干部的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街。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都拗不过他，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谈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宋任穷回忆说，授衔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认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对结果并不满意。有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泪长流，两三天不吃饭；还有人跑到领导那里，说自己如何劳苦功高，点着名要高级军衔；更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竟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听到这些事，很不高兴，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欧阳青在《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上)》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觉得自己的军衔低，便找到老领导谭震林，希望他能帮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谭震林还真去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谭震林丝毫没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对部下很体贴。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被评定为少将的钟伟。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四野四十九军军长。这次授衔时，和他平级的人大多被评上了中将，这让他觉得自己“被评低了”，火气上来，骂了人。这事传到林彪耳朵里，他气得将钟伟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事实上，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评级后，钟伟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将甚至上将的标准定的，毛泽东甚至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可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还有，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有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去做了。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他们并未违反党的规定，也不该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质疑或批判。只是相比较而言，让衔者当然更值得尊敬、佩服，甚至是敬仰。
就这样，伴随着大家的不同反应，将帅军衔评定从1950年开始筹划，在经历了5年的动态变化过程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1955年9月27日才召开将帅授衔典礼。单从时间上，就能看出将帅人选的遴选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而1955年的将帅授衔，也因此呈现出多面、多层次的立体状态，作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重要现场”，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1955年9月授军衔时各军首长
蒲德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d7461f0100p7bd.html
陆军第1军
第一副军长：唐金龙少将（1955.09—1956.06）
政治部主任：刘佩荣大校（1954.06—1957.08）
陆军第12军
第一副军长：阮贤榜少将（1955.03—1960.08）
政治部主任：王
陆军第13军
第一副军长：周学义少将（1954.10—1955.11）
政治部主任：张丕绪大校（1954.04—1956.07）
陆军第14军
政治部主任：许志奋大校（兼，1955.06—1956.）
陆军第15军
第一副军长：向守志少将（1955.04—1956.07）
政治部主任：王
陆军第16军
政治部主任：田维新大校（1955.10—1964.03）
陆军第20军
政治部主任：周吉一大校（1954.08—1957.03）
陆军第21军
政治部主任：姜林东大校（1954.06—1960.07）
陆军第22军
第一副军长：周绍昆大校（1955.03—1956.04）
陆军第23军
第一副军长：刘春山大校（1955.05—1957.07）
政治部主任：陈烙痕大校（1954.06—1956.08）
陆军第24军
政治部主任：张日清少将（兼，1955.06—1956.06）
陆军第26军
政治部主任：曹普南大校（1954.08—1959.10）
注：军衔均系1955年所授
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
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
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歌曲之一。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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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陈毅
曲：何士德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挥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