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的动因

2011年06月30日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欲速则不达，从1959年起，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决定从1960年年底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关、停、并、转了一大批企业，精简了大量的城镇人口，使国民经济得以复苏。         人们常常把1959年至1961年这几年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个困难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这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失误。

　　“大跃进”虽然发生在1958年，但“大跃进”的思想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就曾指出：“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不需说，这里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就是美国。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1955年下半年，通过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我国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原定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大大提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不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应当而且可以加快，就是各项建设事业的速度也应当是如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虽然已经解决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但党内党外右倾保守思想仍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这些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许多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之后，毛泽东就不断地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还由此概括出了两种领导方法，一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是又少、又慢、又差、又费。不需说，他是大力倡导多快好省方针的，并且要求全党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

　　从1956年年初开始，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结果造成了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使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都有失控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从1956年6月起，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对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做了压缩，形成了“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不赞成，表现出过不高兴。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随后，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只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虽然不赞成，但也没有坚决阻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反冒进的后果如何，他还有待观察；二是不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波匈事件的处理上。

　　波匈事件平息后，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7年春又决定开展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不久，整风又转变成了反右派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风和反右上。

　　反右派运动是1957年5月内部做准备，6月正式发动对右派的反击。至这年8月，运动基本结束。反右派运动当时被认为取得了完全胜利，不过今天看来，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当年划了50多万右派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其进行摘帽改正，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被错划的。不但如此，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这两件事，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波兰、匈牙利之所以发生反革命事件，右派之所以在这时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巩固。没有巩固的原因，关键在于经济不发展，物质基础不牢固。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原本也是对的，但问题出在用什么的方式发展经济上。这时，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经济，四平八稳不行，一般速度也不行，唯有较高速度，唯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仍是低速度，慢腾腾地建设社会主义，形势就会危急，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就成问题。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社论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相互促进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

　　于是，毛泽东将反冒进与所谓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在先，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也说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因此，反冒进为右派向共产党进攻提供了借口。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本来，毛泽东就对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脱离实际的估计，而右派的进攻在他看来同反冒进又有内在联系。这时，国内的经济形势发展也比较好，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本来可以更快一些，1956年夏至1957年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并公开表露出对此前进行的反冒进的不满情绪。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首次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指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12年以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以北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达到500斤，淮河以南要达到800斤，因为纲要共四十条，故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从此之后，毛泽东不断地对反冒进提出公开批评。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由此拉开序幕的。（本文摘自《党史细节》，罗汉平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