痔疮术后水肿用修剪吗:漫谈中医改革与创新

束昱辉

束昱辉在企业社会责任高层论坛上

束昱辉接受《商界纵贯线》采访
“今天的中医现状恰恰与历次中医的所谓改革创新有关，可见，如果不搞清楚为什么要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确的改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创新，甚至弄不好反而还会倒退。”
文/权健自然医学集团 束昱辉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改革与创新是个时髦的词汇，只要提到改革，大家都认为好。问题是很少有人会深究：为什么要改革？从哪里创新？目前，中医药发展明显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整个行业很弱小很落后，因此改革与创新的声音也就不绝于耳。其实，今天的中医现状恰恰与历次中医的所谓改革创新有关，可见，如果不搞清楚为什么要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确的改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创新，甚至弄不好反而还会倒退。今天重提这个热门话题，有必要对历史上的中医改革事件进行回顾以正清浊。历史上的中医改革
1912年，北洋天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法令》故意“漏列中医“，中医教育从此不为国家承认。这次改革的原因，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日本维新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我国不啻天壤“。其时处于鸦片战争之后，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国家破败之日，统治者不检讨国家医学落后的政治原因，却把板子打在中医身上，其可笑正如俗语所说的“睡不着怪床帮“。
1929年，余云岫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也同声应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流毒之弊贻害至今。时值新文化运动之后，革命思潮风起云涌，左倾激进成为时髦，一切以追求西方科学民主为标榜，传统文化都在批判抛弃之列。消灭中医的卫生改革不过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是民族自信丧失之后的一种虚无的表现。
解放以后，曾一度用改造中医的办法来取代废除中医，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从此中医的带徒传授被停止，中医后继无人的断层由此形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提出要发展自己的医学，于是才开始重视来自民间中医的一针一草。但是一些人骨子里还是觉得中医不如西医科学，所以有了中西医结合。所谓结合，还是中医学习西医，用西医改造中医，全力通过改造，使我们自己的中医成为像西医一样的“科学“。但是，殊不知，中西医分属不同的医学体系，理念不同，治疗方法不同，用药也不同，两者相互借鉴还可以，要结合则不是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中西医发挥各自特色保护人类健康不是很好吗？这种完全是脱离中医实际的想当然的做法，结果中医失去了特色，中医院骨子里也渐渐变成了以西医疗法为主，中医更见萎缩了。
历次中医改革，要么是企图直接消灭，要么是想发展实际还是导致间接消灭。可见改革只是一个中性词汇，只有正确的改革才有正面的坐标，才值得我们举手赞成。说中医是封建医也好，说中医是中国卫生事业落后的原因也好，都不是中医改革的理由。中医改革的唯一理由应该来自于中医自身，即它能不能治病，那就应该设法让它发挥特色。那些消灭、改造、结合的理由何至于如此荒唐，多一种富有特色的保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难道不好吗？中医自古以来就属于非官方主导的民间自然发展的医学，它并没有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一些人总是要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中医是以道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人天整体观为基础的理论医学，其真理性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它的经络发展以及辩证治疗原则，药味药性归经归脏论述，都是千古不变的符合人体生命规律的重要原理。从哲学思想到医学理论体系，到药物临床，中医构建了最完善最完整的系统。这是经过千百年实践充分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可以丰富、可以发展创新的是它的应用层次、技术层次的具体实践。需要指出的是，中医在汉代、唐宋、明代都有非常良好的发展。今天中医队伍由解放初的50万人，减少到27万人，新的名中医几乎绝迹。这些现状的深层次原因都不在中医本身。如果仅仅因为中医很弱小、发展难就笼统地认为中医要改革，那就很容易走进历史戕害中医改革的危险怪圈。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医本身不需要改革，所迫切需要的是继承和发展中的创新。
中医事业需要怎样的改革
我们今天知道，中医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被西医看成是解决人类未来健康问题的终端医学，我们自己不能“做在饭箩边饿死“，不能身在宝山不识宝。传统中医文化如果不能得到传承，我们就是败家子，就对不起老祖宗。所以，中医发展缓慢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既然中医本身没有改革的理由，那么近一个世纪以来，扭曲中医本来面目的改革就应当纠正，如果实在要谈今天的中医事业的改革，那么这个“纠偏“就是改革，而且是中医事业的当务之急。
一、 被否定的师带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应该恢复。
中医实践性很强，有很多口传心授的内容，需要学与习的高度结合才能掌握。传师承模式造就了一批批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名医。但是现行的医疗制度和政策，基本否定了历史证明很好很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比如，民间医生的执业考试需要考西医的内容，现行苛刻的行医执照制度限制了民间医生的正常行医，取不到执照的行医行为被规定为非法行医，无异于被打击被取缔被法律制裁的对象。而三教九流乘机混迹民间医疗市场，造成混乱，破坏了中医之名。如果依照现行政策法规，华佗、张仲景这样的名医大家，几乎不可能在新时代产生。中医院校的中医教育基本西化，培养不出运用中医思维看病的人才，尽管每年毕业生上万计，但是鲜有真正的中医人才产生。要培养纯正的中医人才，就要尊重传统的培养模式，给予宽松的人才考核和执业政策许可。
二、 不合理的政策法规应及时调整
宪法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我们应该用这一大法来制定政策。传统中医中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现在的中医药政策法规的制定应该尊重这一中医发展规律。笔者认为，《医师法》压制了民间中医的天然存在空间，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因为中医诞生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它是完全的自然医学。否定民间中医就等于否定了中医，否定了民间中医就等于断绝了中医发展的生育之根。
改革，就是要从尊重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保护中医药发展环境的立场，及时修正不利于中医发展的错误的、有瑕疵的法律法规。
如何认识中医的科学性
与西医相比，中医没有多少先进的仪器，诊断及治疗效果验证主要不以数据证明，中医显得寒碜，显得不够精确。加上中医医理玄奥，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西医科学。细究历史上发生的消灭中医，弱化中医的卫生改革，固然有各种时代背景因素和政治因素，但其深刻的思想根源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近百年来国人的“理解“，科学是真理的代名词。事实上，科学的意愿不过是某类规律性知识的集合，未必就是代表真理，未必合乎道理。比如，原子弹、农药是科学，但不是真理。
西医作为一门科学，是建立在生理解剖上的，可以戏称为“尸理解剖学“，尸体并不能代表生命。西医很多学说，虽然很精细，但是彼此没有紧密的系统联系，各自相对独立，所以讲它只是知识的集合体的科学。而中医，则是真正的理论医学。阴阳是描述人体的状态参量，阴症阳症是超阈值偏离，阴阳平衡是人体复杂系统的最佳自稳态。它不是人们主观臆测的经验医学，无论什么样的“新疾病“，都可以依据辩证理论辩证施治，无一不可解决，SARS治疗如此，艾滋病治疗也是如此。解决的过程又可以发展、丰富理论内涵。其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与西医不断变化的新药研发和临床理论的不断翻新比较，中医理论几千年来，基本原理和主要原则一般保持不变，这其实是抓住了万病变易之中的不变的原则，在理论、治则、诊断、处方等方面形成完整系统。它的实验观察的直接对象是人，而不是白鼠；它的临床验证可能是几代人，几百年上千年，而不是西药研制的区区几年；它的实验室是广阔的自然和社会，而不是西医狭小的实验室；它的药物直接来自于自然，与人一样来自于自然，能吃亦能将不需要的代谢，重在解决致病因。西药把人当化学反应缶，是靠暂时的化学反应对病症直接影响，重在作用于病灶病症。经络及阴阳五行规律的发现证明中医把人当作活的生命体 ，当作法的生命系统整体调治的。中医内涵丰富，研究精准透彻，所以才有形式的简单，诊、治、验的简便正是它科学的标志，与西医外在技术设备运用的繁复形成特色对比。另外，中医能用阴症阳症这样具有质变界限的判断确定疾病的性质，又何必要用数据去表达呢？数据表达的目的不正是为了证明疾病是否有质的变化吗？再者，疼痛与不疼痛这样的健康与疾病的感受，不是用数据可以衡量的，不可以用数据衡量的东西，尊重人们的认知习惯，以患者的感受变化评判康复、进行验证怎么就不科学呢？大道至简，中医能化繁有运用便利，非极高智慧不能做到，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先圣中医的发明创造过程，我们还会认为中医不科学吗？
中医道理既浅显又深奥。说浅显，我们每天都在应用；说深奥，非极高悟性不能融会贯通以窥探其全貌。我们不能理解相对论，但是我们不要凭自己的不懂去判断它不科学，对中医也是如此。我们也不要被西医的仪器数据障眼而夺去我们内在理性思维，而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在当前西医不能治好疑难病的情况下，中医却有大量成功治愈的临床实践案例，固执地认为中医不科学那还不是与我们自个儿过不去吗？
简单说，中医如果不科学，它压根儿就治不了病，如果治得了病，那一定有科学。中医如果不科学，中国的天文学，数学，音律学等算不算科学呢？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只有理解了东方哲学的精义，才能理解东方科学的别具风采，才能真正理解认同中医的科学性，我们才不至于在西方科学面前感到自卑，才不致于有抛弃传统中医文化之举。
中医药的创新与发展
中医的基础理论框架虽然稳定，但是其内涵一直是在不断丰富发展的。在药物的炮制技术上，有从伊尹汤羹的初创，到饮剂、丸剂、膏剂、散剂的发明。治疗外用工具的使用方面，从最原始的砭石，到针，到艾灸，到罐，到华佗的开颅手术刀具，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诊病的方法，也有脉诊、舌诊、面诊、手诊、背穴诊等方法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方剂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的出现，已显示了方药学的萌芽。春秋时期《黄帝内经》的诞生，其理论奠定了方剂学的基础，而《伤寒论》的问世则标志着方剂学科体系的形成。因此，方药功用成为历代医家对经方继承和发扬的主要内容之一。至晋隋唐宋时期，方剂学发展盛况空前，晋·葛洪《肘后特效医术名医方》已有详细的载方论效。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共30卷，133门，载方5300余种，其《千金翼方》则补充了前者的不足，共30卷，189门，载方、证、论2900余首/条。金元四大家对传统方药治则功效进行了深入研究，明清创立了温病学说，开创了专门的温病方剂。
我们痛心曹操杀华佗，导致中国第一部外科手术专著《青囊书》的失传。近100年来，战争频仍，政治动乱，西方文明的入侵等综合因素，导致了中医的渐趋消亡。中医的发展，需要宽缓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和谐的社会环境，富裕的经济基础，为中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力增强，大众民族自信心整体提高，传统文化在这种气氛下复兴，中医药也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温总理明确指出要“扶持和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卫生部部长陈竺认为：“中医的整体观、辩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要适应时代发展和需求，中医在很多方面必须尽快有所创新。
一、 近百年中医的继承发生断层，许多民间医师丧失了祖辈的行医资格，许多珍贵的秘方随着持有人的离世已经失传，还有的正处在失传的边缘。必须加快抢救的步伐。我们近十年来收集秘方600多个，重点研究了10多个疑难病秘方。还有许多民间秘方需要挖掘和甄别，大量的临床研究需要进行。秘方过去为少数人拥有，只为小范围少数人服务，我们的做法打破了常规，使秘方发挥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藏蒙苗等几十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和治病绝活，民间秘方社会化的创新工作仅仅由我们权健医学一家来做是远远不够的。
二、 中医药的产业化需要突破。大家都知道“中医治本“，知道中医好，但是中医发展还是举步维艰，中西医的差距根本出在哪里呢?我们研究认为，不在两者特征差别的表象，在于西医采用的是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商业运作模式，中医过去到现在一直走的是治病救人的济世路线，商业模式非常淡化。没有好的运行模式，中医在商业化时代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生存和发展。
在养生食疗、理疗方面我们在全国各地搞大规模培训，搞代理制的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这一块是可以标准化规模化的。另一个极端，即疑难病一块，我们发现所有人的亚健康生理状况千差万别，必须有严谨的辩证，但是进入疑难病阶段，疾病的共性就是愈发趋同，因为疑难病一定是从亚健康发展而来，这个演变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才发生质变，形成疑难病。这种趋同性，也是我们治疗疑难病产品规模化开发，规模化销售的前提。今后3年，权健自然医学集团疑难病产品的医院加盟的规模化运作，将会在全国达到3000家之多。届时，权健的年营业额将会在数百亿，更远的将来完全可能达到千亿的规模。 我们就是要争一口气，用事实来证明中医不光治病效果好，它的规模化、标准化、盈利能力也绝对丝毫不逊色于西医。联想到西方植物药营养食品在中国攻城略地，我们呼吁有志于弘扬中医文化的同行，共同开发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一起努力把中医药产业做大做强，在世界各地形成与西医平等并行的格局。
中医改革，只要对于过去一切歧视中医的做法进行纠正并落到实处，将面向全社会的中医科学性教育作为国家战略付诸实施，那么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就会有一群人、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做，中医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一定会在本世纪实现。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一定是热爱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续写这个伟大时代中医发展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