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青铜器欣赏（图6)
秦代青铜器
秦始皇诏文权
通高5.3cm，径4.7cm，重0.260kg
此权圆台形，鼻钮。权身有18道瓜棱，棱间刻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14行，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及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汉代青铜器
七牛储贝器
西 汉
储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青铜器的典型品种，多带有生动写实的装饰。此器圆盖上塑有七头姿态各异的牛，形象生动。下方二虎张口卷尾，似乎正欲猛扑向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铜羊灯
西汉
通高11.8cm，宽14.5cm
铜羊灯雕作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态可掬。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体中空用以储存油脂。中国古代“羊”与“祥”通用，以羊形作灯象征吉祥。汉代的灯主要以脂膏为燃料，一般是动物或植物的油脂。使用时将灯炷缚成束浸在脂里点燃照明，古人称其为“膏烛”。灯炷以剥去麻皮后的麻秸即麻枲（音喜）制成，将其置于灯盘中。
建武二十一年斛
通高41cm，高33cm，口径33.5cm，盘径57.5cm
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斛有盖，盖中央饰四瓣叶纹，外围饰两周宽带纹，其内圈宽带纹上原饰有三只鸟，现已残失。斛身饰四周宽带纹，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斛和承盘下各具三熊足，上嵌杂色宝石，现多数已失。承盘口沿下铸铭文1行62字：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涷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荫、椽巡、令史郧主。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四川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为皇帝作了一个带承盘的量器--斛，以雕刻的蹲熊为足，上面有青碧和玫瑰色的装饰物。铜承盘直径为二尺二寸。这件斛是由铜工的金银涂工崇、雕镂之工业、冶炼之工康、总成之工业四位工匠具体制造的，而由上级派来的护工卒史郓和本郡的长（指郡县的主要官员）汜、丞（指郡县的辅助官员）荫、椽（指郡县的佐治官员）巡、令史郧各位长官主持制造。以上涂、雕、涷、造为四个铜工工种，崇、业、康、业是四个工匠之名，他们四人是该器的制造者，因此，铭文称“造”。恽、汜、巡、郧则是各官员之名，这四个人是该器的主造者，因此，称“主”。铭文反映蜀郡工官为皇帝制造铜器分主造和制造两级，也反映了当时铜器制作分工很细以及“物勒工名” 的制度。斛为量器。铜量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目前所知以战国、秦、汉器物为多。此器的上半部分，以前有学者称为奁，认为已失去了量谷物的本义。其实这种桶形的斛，在新莽时就已出现。东汉光武帝的建武年与王莽政权几乎相衔接（中隔“更始”两年），从器型发展的连贯性来看，建武廿一年仍采用桶形斛，实不足为奇。
博弈乐舞纹镜
东 汉
面径23.1cm
镜圆形，圆钮，水波纹方形钮座，外围双线方格。方格外有四枚乳丁与方格四角相对，并将画面分为四区。一区饰二人对坐博弈，二人均跪左膝而身体前倾，神情十分专注。一区饰一人跪抱长琴，与其相对的一人屈腿展臂而舞。一区饰驯兽图，左侧一人为驯兽师，中间一虎形巨兽人立而舞，右侧一小猴席地而坐。一区饰一人居中端坐，左右两人各伸臂作奉献状。各区人物、动物的神态遥相呼应，神完气足。地纹为不规则的云纹，镜缘由里及外饰三角纹和几何纹各一周。此镜图案采用整体高浮雕，人物造型生动活泼，构图丰满，时代较以凸线刻画纹饰的画像镜略早。
三段区段式神兽镜
东汉
面径17.1cm
镜圆形，圆形钮和钮座，钮上下之镜面有二平行线将内区分为三段。上段中间为一龟负华盖，龟右侧有一高大人物，其左右各饰一侍者，右侍后有一蟾蜍。龟左侧依次排列4人，最后一人身后立一鹤。中段左右各饰一舞狮。下段中间为盘丝形图案，左右各2人，分别盘坐、踞坐。中区为一周半圆形流云纹与方枚相间，地饰细点纹，每一方枚内各有铭文两字，可连读：“吾作明镜，幽炼川冈。巧工所居，尾克童上。有四守名，流美宜王。”外区饰菱形涡纹。此镜铸造精湛，人物、动物五官均极清晰，花纹细密繁复，十分难得。此类铜镜曾在陕西出土数面，仅细部略有不同。另罗振玉《古镜图录》、日本《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各收有一面，也十分近似。
北流型六蛙铜鼓
通高54.7cm，面径98cm，足径99.4cm
此鼓体形厚重硕大，鼓面伸出鼓颈外，面沿下折成“垂檐”，属北流型铜鼓。此鼓通体饰花纹。鼓面，3弦分晕，18晕，1晕纹饰已模糊不清，2、9、11、16、18晕饰席纹，3、8、14晕饰四出钱纹，4、7、10、13、15晕饰云纹，6、12、17晕饰圆钱纹，5晕饰半圆填线纹；鼓面边缘塑6蛙，其中一对累蹲蛙对称排列。鼓身，胸部6晕，1晕中饰四出钱纹，2、3、5晕饰雷纹，4晕饰圆钱纹，6晕饰席纹；腰部9晕，1、9晕饰四出钱纹，2、4、7、8晕饰雷纹，3、6晕饰圆钱纹，5晕饰席纹；足部7晕，1、2晕饰圆钱纹，3、6晕饰雷纹，4晕饰四瓣花纹，5、7晕饰席纹。耳边饰乳钉，中饰辫纹。根据铜鼓上的四出钱纹即可推断这种类型铜鼓的铸造和使用年代上限只能在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6年）以后。
建初元年朱提造洗
通高34.4cm、长58.1cm
此洗为盆形，宽沿微上翘，双铺首耳，惜已失环。洗身外侧饰凸起的宽带纹一道。洗内底两侧饰鱼纹，中间铸有“建初元年朱提造”7字铭文。
错金银龙纹铜犀尊
高21.4cm，口径44.7cm
尊为古代酒器，也是祭祀礼仪中的重器，常以各类鸟兽作为造型，且形态传神逼真，最能反映当时的工艺美术理念。犀这种动物，在今天的中国久已消失，但在几千年以前，却是古人最为熟悉的大兽之一，曾广泛生活于黄河以南的地区，吴楚等国，更是以犀甲装备自己的精兵。该犀造型即现代动物学分类中的苏门犀。该器对犀牛形象的刻画极其逼真，肌体富于力感。在装饰技法上，采用错金银技术，遍布华丽的错金银云纹，金、银、铜三色交相辉映。然而，这件器物的铸造年代，却有战国、秦、西汉三种看法。憨态可掬的犀牛昂首而望，似乎正在企盼专家们为它的年龄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该尊1963年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错金银工艺在青铜饰件上的使用，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西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此种装饰工艺通称为“金银错”，又称“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包括镶嵌和错两种技术，镶是把东西嵌进去或是在外围加边，嵌是把东西镶在空隙里，“错”即用靥石加以磨错使之光平，其工艺可谓精密细致。
错金银牛形铜灯
高46.2cm，身长36.4cm
1980年出土于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此灯是南京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错银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均匀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当灯火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通过烟管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从而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新。
结语：青铜器收藏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包容性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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