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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哲学？

发布时间:2011-05-23 13:57 作者:王利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31次

 　　近些年来，政治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专门性研究和译著明显增多，以政治哲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规模和次数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受到一批年青人的青睐，学术梯队得到明显充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情况，一方面有赖于西学研究的深入，已经逐步从“跟风式”和“追踪式”的尾随者转变为具有明确问题导向的自觉性研究，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搭建以政治哲学为基础的理性平台来探讨公共问题成为大势所趋。如何把握住历史的脉搏，以政治哲学的视野和知识来阐释、激发和推动现实，就成为一项新的课题。因此，政治哲学必须对形势与任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从内部来说，政治哲学亟须开展多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究竟什么是政治哲学，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见解。有人说，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务的哲学探析，用哲学方法，尤其是当代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剖析政治问题。有人说，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的政治辩护，似乎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睦，哲学要在如何免于政治迫害中寻找生存之道。有人说，政治哲学是对天道人道一些最基本问题的持续探求，因为事关权力而必须是政治的，因为事关根本而必须是哲学的，所以是政治与哲学的联姻。有人说，政治哲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兼有政治学和哲学两个学科的特点，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等等。支持这些不同见解的，是一些不同的理论资源。有些是以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为背景，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有些是以保守主义者为支持，如列奥·施特劳斯、埃瑞克·沃格林、汉娜·阿伦特等。有些是以剑桥共和主义学派为依托，重视波柯克、斯金纳、杜恩等人。借助不同的理论资源，所彰显的是不同的立场，究竟是激进还是保守，是自由还是权威，是公平还是效率，各持一说，争执不下。由此，政治哲学的研究愈加深入和广泛，就愈加呈现出“自说自话”的理性傲慢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为疏隔。其实如果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立场间若能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对于政治哲学的整体发展定会大有裨益。 　　虽然进路和立场有所不同，但关心的问题还是有相近之处，毕竟都在政治哲学的名义下开展工作，就必然要对一些关系到公共价值和普遍秩序的基本问题有共同的关注，那么就有可能找到相通点。如果说政治哲学是“政治”的哲学，那么，无论出发点是某一个思想家，还是专门问题和特定概念，则都必须围绕一个秩序展开，因为人类为了能够过上某种形式的群体生活，必须构建秩序。这个秩序表现为一个间架结构，最表面是经济-社会秩序，中间是政治-法律秩序，最高则是精神秩序，即灵魂政治。这个秩序是一个历史性的经验存在，体现为一个族群的共同体生活，以及构建和维续共同生活的标准与能力。这个秩序由价值、制度和主体构成，其中有提供发展方向、维系共同生活的核心价值、有充分体现核心价值的制度体系、有能够承担价值、运行制度、护卫秩序的担纲主体。政治哲学就是对构成秩序的价值、制度、主体的理论阐释和具体论证，就是对经济-社会秩序、政治-法律秩序、精神秩序之相互关系和内在理路的说明，就是对秩序之为秩序的现实性以及如何实现美好秩序的合理性进行探询的智识努力。以秩序为主题，以秩序的具体展开和表现形式为管道，政治哲学的各种研究进路得以统一，并能在适当的层面上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政治哲学也必能获得整体性的提升。 　　从外部来说，政治哲学面临着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质疑。这种质疑是针对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对政治哲学尤甚。对政治哲学而言，问题的提法在于，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政治哲学能否在求疑解惑的理论化过程中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就要求将有关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外部质疑内在化，因为这是“政治-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本来就是既要探求理想秩序的可能性，更要理解现实秩序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重点在于实现两个过程的统一，一个是论证“凡是现实的都合乎理性”，一个是论证“凡是合乎理性的都会实现”，前者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或合理性过程，后者是所谓的现实化过程或可能性过程。理性化以现实秩序为出发点，走的是一条同情式理解的道路，在这个时候，政治哲学尊崇斯宾诺莎的教诲，既不笑，也不哭，更不诅咒，而是理解。理解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就是理解秩序之为秩序的理由，这些理由有的是自然的，有的是血缘的，有的是传统的，有的是因缘际会的，有的是非理性的，有的是信念的，不一而足，重要的是找到这些理由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以及涵括这些理由的总的理由，或形式因与目的因。这并非是要论证不义的正当性或恶的必然，不是要确认假丑恶的道理和暴力的不得已，而是要以宽宏博大的心胸，以自然整全的视角，以理解之上的批判去审视现实之为秩序的可能与不可能、必然与机缘，而不是一上来就否定、咒骂、弃绝，那样既失去了现实，也没有力量，只是空洞而苍白的理论中夹带的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找到理性化的一丁点门道。现实化是以理想秩序为出发点，走的是一条审慎的贯彻落实之路。在这个时候，政治哲学尊崇的是洛克式的小心翼翼，他深谙马基雅维利给现代政治带来的实质改变，也深知费尔默和哈林顿的激进主义会带来危险，而是将自己的思想掩藏在明智的胡克的论述下，将各种传统巧妙地嫁接在一起，为实现以新的意识形态论证新的政治权力架构奠定基础，同时又不影响英国古老政治传统的延续。现实化需要的是审慎通达和深思熟虑，需要的是将理想现实化的行动能力和实践智慧，而异常警惕冒险和鲁莽，提防各种形式的极端和教条。现实化需要找到可以直接或间接诉诸的力量，这个力量可能存在于经济-社会秩序、政治-法律秩序、精神秩序的逻辑关系中，也可能存在于核心价值、制度体系、担纲主体的现实联系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真正的力量，坚决果断地行动。 　　理性化与现实化的统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合题的政治哲学理所当然地构成为理性化过程与现实化过程的合题，也势所必然地体现为一种复合式的表述，即“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和“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通过这种复合式的表述得以印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能够实现的。因此，通过将外在质疑内在化的努力，政治哲学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工作，更是一种历史探询。这种历史是一种抽象历史，是理性化过程与现实化过程两种运动过程相统一的效果史，是贯穿核心价值、制度体系、担纲主体的秩序史，更是蕴涵并激活力量，找到理性化和现实化的诸种条件及能力的现实史。因此，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哲学必须要将历史内在化。 　　内部分歧与外部质疑共同揭示了当前政治哲学的一种倾向：揭批现实，提出问题；借助西学，要求变革。政治哲学从西方学来了各种学说，以这些学说评判现实，发现了很多问题，各自提出了应变之策。所谓政治哲学内部各种流派和立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这些问题性质的不同认识及各种问题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不同判定；所谓政治哲学经受的实践质疑，根本上是质疑以政治哲学的名义提供的各种药方对于中国现实究竟是否对症。如果仅仅将重心放在揭批问题，那就不足以理解现实秩序的合理与必然，也无法明确这些问题的真正性质及其在全部事务中的地位。如果仅仅在于要求变革，而忽视了哪些是可以变的，哪些是不可以变的，那就很容易陷入为了变革而变革，或以达不到的空想目标来吊胃口的泥沼，甚至成为激进革命的理论动员。“问题与变革”会把政治哲学变成“黑暗王国”，会进一步加剧隔膜、无力和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哲学就必须摆脱“问题与变革”的巢窠，以健康心态和理智精神正视现实，认清形势，明确任务，转向“理解和建设”。如果说解决内部分歧的办法是统一到对秩序的关注，回应外部质疑的出路是将历史内在化，那么把这两个论断联系起来，就构成为政治哲学的真正主题，那就是“秩序与历史”。政治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理解秩序及其历史，营建美好生活。 　　所谓秩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族群构建和维续共同体所形成的意义织体，可以表现为城邦、帝国、城市、王国、王朝、民族-国家，等等。之所以为秩序，在内则有统治与被统治，有保护与服从，有权威与自由，有统一意志和个人喜好；在外则有外交、谈判和战争。秩序的历史既可以是同一秩序的内部继承，也可以是不同秩序的轮番更替。对于我们来说，主要在于研究两个秩序的历史。一个是西方秩序及其历史，一个是中国秩序及其历史。所谓理解，就是要搁置主观态度，如其所是地理解秩序的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自在逻辑。理解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要点，还原、参照与激活。还原是要设身处地地思考构成为一个秩序的条件和要素；参照是要将这些条件和要素置于历史的链条以及中西秩序的异同之中；激活是用思考西方秩序的心得和问题激活对中国秩序的思考。 　　政治哲学因为致力于“秩序与历史”而具有整全视角，它要探究人类在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本性，以及关于普遍秩序的原则。它通过激活一些传统的理论资源，强调对秩序和历史的探讨必须综合经验的、历史的、哲学的乃至宗教的研究，强调从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到实践主体等各个层面皆可切入秩序的机体，洞彻意义世界的原则，把握历史对人生的利弊。政治哲学十分关注作为历史性存在的秩序，以及秩序的历史，尤其关注秩序及其历史中的“常”与“变”。常，就是常道，就是恒常，就是不变，就是连续。变，就是发展，就是变革，就是创造，就是断裂。体现在一个秩序中，就是要看哪些要素是常量，哪些因素是变量。比如，有秩序则必有权威，那么权威就是常量，权威的形成或因征战，或因选举，或因革命，这是变数。一个秩序需要权威，这是不变的，变化的是权威的来源和保障权威的手段。体现在秩序的历史中，就是要看哪些内容是连续的，哪些内容形成了断裂。这就体现为不同的常变观，比如，“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一种常变观，“中体西用”是一种常变观，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窑洞对”也是一种常变观。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常变观曾具体地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争执中，柏拉图认为可以将理想政治建立在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于是不惜通过三次共产主义浪潮推进“新人”和“新生活”计划；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私”不可去，“公”不必成，于是有静态政体和动态政体的论述，有针对政体疾患的诊断与治疗，有基于现实政体基础之上朝向理想政体的混合，即所谓共和制和中庸之道。人性究竟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最佳政体能否建基于人性的改变或致力于改造人性，这是二者争论的焦点。柏拉图有理想国及哲人王，亚里士多德则有基于理解之上的政体改进论。再比如现代政治中宪法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的现身无异于一场革命，如何将人民纳入宪法框架，将街头政治和族群冲突纳入制度和法治轨道，将变态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就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议题。总而言之，秩序与历史所要求的常变观须紧紧扣住构成秩序最重要的要素和条件，探求理想与现实、必然与选择，自然与人为，可变与不可变之间的综合平衡。 　　在现代中国，以“秩序与历史”为题的政治哲学主要有四个具体任务。 　　第一，化西方为中国，这是立场问题。 　　从大范围上来讲，政治哲学仍为西学之一种，仍延续着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路数，但是情境已大有不同。现在的学习，是带有明确的自信和充分的自觉的学习，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深入西方文明深处的学习，是不断将西方内在化和建构我们自身主体性的过程。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理解秩序及其历史，尤其是理解西方秩序及其历史，只有真正把握了西方秩序的理路、问题和力量，才能激活我们对自身秩序的理解，这已经成为自我理解的当然前提，非此则不足以理解我们的古代，也无法理解我们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一种是极端。教条和极端都是在将西方理论应用到现实时发生的问题，或认为学来的都是真经，或认为需要以理论来框定现实，二者都容易产生激进的革命性后果，将中国现实西方化，而不是把西方理论中国化。如何克服教条，避免极端，坚定立场，以中国秩序为最高共识，不断推进政治哲学中国化，将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问题。 　　第二，化焦虑为忧患，这是心态问题。 　　焦虑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更是现代性的代表者：知识分子的天赋。知识分子比其他各个阶层和人群更善于焦虑，也更有理由焦虑，因为据说知识分子是以反思尤其是自我反思著称的。但反思的结果不是理智的健康，而是情绪性的抑郁和恐惧，总之是一种因不断“操心”而“烦”的持续病态。在政治哲学看来，焦虑比其他任何一种情状都更加严肃地指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不靠谱。这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分子焦虑的权利，而是要质疑其焦虑的理由。政治哲学的从业者无论从政治或哲学或任何角度出发，都必须时时警醒自己，要不断地与焦虑做斗争，克服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和软弱性，将之摒弃于严肃的政治思考和健康的理智活动之外。反之，政治哲学要大力提倡忧患意识，这是纯正的士大夫情怀，是尊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政治哲学在秩序和历史中找寻意义，将个体心性付诸于宏大的意义世界，将家国情怀系于天下苍生，而非一己私利，或少数人的利害得失。 　　第三，化经验为理论，这是方法问题。 　　政治哲学所面对的经验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实践经验和思想经验。历史经验体现的是秩序作为历史性存在的具体展开，秩序有象征符号，有代表机制，有关键事件，这些都是秩序在历史上的经验形式。实践经验指的是政治哲学所处环境中的具体做法。思想经验则是政治哲学所处理的人物和议题。面对这三种经验，政治哲学都有一个理论化的工作。对历史经验，着眼于秩序与历史，政治哲学必须从秩序的诸种表现形式中抽离并提升出秩序的原则，进而通过考察诸种秩序及其历史，得出普遍秩序的原则。对实践经验，政治哲学要开展理性化或合理化过程，将之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辩护或批判。对思想经验，政治哲学则要通过对特定人物和议题的研究和提升，达致普遍有效的知识。因此，将经验不断提升为理论，就是政治哲学贯彻始终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尤其适用于和现实存在的关系，这也是将理论和实践关系内在化的根据所在。其目的，就是通过不断提升的行动与对提升的总结和反思，揭示常变观在历史、实践和思想中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内容，构建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并能兼收并蓄各种反思性理论的公共理性。 　　第四，化理论为德性，这是修为问题。 　　政治哲学的实践性就是理想政治的现实化过程，这个过程最直接最显著的成果是将政治哲学的知识转化为政治哲学从业者的德性。理论要想说服人，先要说服自己。要先说服自己，理论必须彻底，一以贯之。政治哲学不会用理智的诚实自欺欺人，也不想用高贵的谎言愚昧大众，政治哲学最想改变的是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人自身，即言者和教者。或许在理解秩序及其历史和探究美好生活之间是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但政治哲学从业者也必然能够在临渊一跃中体味到生之意义。或许从经验中提升而来的都是理性的幻象，但政治哲学仍然能够保持理智的足够清明和实践的必要通达。或许终究还是在与焦虑以及现代性处境的对峙中败下阵来，但政治哲学依然可以因为触及了灵魂深处的秩序而宣称高贵。政治哲学并不能保证事功，但却能够许诺尊严，尤其是体悟“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常道。对于言者和教者，能够究通常变之道，或许已是最大的慰籍？ 　　这四个任务，各有所指，各司其职，大致勾勒了当前政治哲学的任务和作用。概言之，政治哲学是一门护卫之学，所护者，中国秩序；政治哲学是一门忧患之学，所忧者，家国天下；政治哲学是一门提升之学，所提者，现实存在；政治哲学是一门修为之学，所修者，仁义礼智。一句话，政治哲学要探究什么是中国秩序，以及如何做个合格的护卫者。 　　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