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考考纲解读:生活哲学札记：快乐是一种能力_1 - 张保振 - 书包网 - TXT全本小说/电子书分享网

生活哲学札记：快乐是一种能力_1作者:张保振 大小:158K 类型:文学 时间:2010/8/10 9:00:11 活哲学札记：快乐是一种能力 作者：张保振


引言 时光有痕 快乐由己
人说，时光无言；我说，时光有痕。这个痕，不仅刻在每个人的额头上，而且留在每个人的手掌中。当我把近三年多散落在报刊上的文章收集编辑成册，沿过去的成例，取名“生活哲学札记”《快乐是一种能力》时，这种感觉更强烈了。无疑，世界上的有些事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譬如，出身、升迁、寿命。但有些事自己则完全可以做主。譬如，节假日时间如何安排、与什么样的人为友、看什么样的文章读什么样的书等。记得有一个国外资料讲，经他们统计得知，全世界的人都算上，能真正从事自己理想或心爱工作的人，超不过7%。在这7%中，能真正有些成绩的，又不到2%。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我没有参与调查，不敢妄加评论。但它所反映的大势，根据自己的直觉，估计应该是不争的。面对这低得可怜的百分比，那么93%、98%以上的绝大多数人就快乐不起来了吗？恐怕谁也不会认同。因为，快乐是一种感觉。感觉由己，快乐由己。我自己就常常有这样的经历。譬如，每当节假日、星期天我读到一篇好文章时，就会不由自主的精神一振，击节叫好；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感言时，也会如洪水破堤，喜形于色，甚至一面哼着小曲，一面大声地喊着自己正在读书学习的女儿休息一下。这时，女儿就知道爸爸的“作业”完成了，并飞快将这个消息告诉她正在紧张做着家务活的妈妈。于是，全家人会心一笑，其乐融融。我也常常有这样的遐想，一个人，要想快乐，恐怕离开学习是不行的。当自己呱呱坠地、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时，是学习；当挎上书包、走进学校的时候，是学习；当结束学校生活、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学习；甚至，到了退休年龄，离岗回家以后，还应该是学习。可以说，学习，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伴你终生。而且，这种学习，在人生的各时段都离不开一个大大的字：看。只不过，不同时段看的对象不同罢了。有的时段，是以看“有字之书”为主；有的时段，是以看“无字之书”为主。但不论是有字之书，或是无字之书，都是“书”。只有天天看书学习，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上学时，天天向上；工作时，天天阳光；退休后，天天健康。而“向上”、“阳光”、“健康”，带给人的绝不会是忧伤，而是快乐无疆。当然，这种学习带来的“向上”、“阳光”、“健康”，是学而思、思而践、践而再学、再思、再践这样一个无限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有意栽花，或是无意插柳，都会留下许许多多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思考印记、实践痕迹。这种“印记”与“痕迹”或在“言”中，或在“物”内。概之一句话，是存在于有“形”之中。形，就是载体。言之载体在文，物之载体在事。而言之无文，行之难远；事之无终，形之难存。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与认识，做事，力求善始善终；做文，力求犹美犹善，是自己的一个不二追求。然而，事实究竟如何，不是个人说了算，而是要由实践与时间来评判。我还有这样的遐想，一个人，要想快乐，就需要用快乐的心情看世界。心态决定姿态。姿态彰显胸怀。只有胸怀大，才能做人拿得起、放得下，做事既像“龙”，又像“虫”，能集“望远镜”与“显微镜”于一身，使“广角镜”与“聚光镜”于一体，达到视野远、良策多的境界，使细微疵点逃不掉，重点工作成效明，继而进入业绩向上、工作阳光、发展健康的良性轨道。不可否认，时代的脚步越来越快了。这种快，使得生活中的许多“定论”变得不那么“定”了。譬如，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似乎是人的年岁越长，懂的东西就相对越多。但到了当今的信息时代，这种观念被动摇了，似乎年岁越长，懂的东西倒是越少了。我自己就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无论是在单位，或者到基层，在与年轻人的座谈、交谈、闲谈中，常常有天外有天的感觉，常常有后生可畏的感受，常常有年轻人一定会胜过年老人的感慨。这种感觉、感受、感慨，又极易激发自己的向上之心、阳光之情、健康之态，从而更加注重学习，更加发奋努力，更加始终如一，靠一以贯之的理想与思想来表达做人的方向，靠矢志不移的追求与要求来支撑做事的品质，靠阳光快乐的心情来造就我们正推进的伟大事业。至于本书的编辑原则，仍承袭过去自己已出版过的“生活哲学札记”《做人如钟》、《抬头低头》的原则：尊重历史。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注明原发表在何报刊及何时间；突出思想。对个别未公开发表过的在基层调研时的讲话，尽量把业务工作删去，以防止把思想淹没在业务中；技术处理。主要体现在“代篇首语”的文章中，将同类文章编在一起，对个别文章的个别词句小有改动。同时，书名取自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快乐是一种能力”；书中所论的六个部分：“博雅有健康”、“做人有品位”、“做事有学问”、“为官有境界”、“做企有追求”、“学习有快乐”中所选的文章，没有按发表文章的先后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文章的内容进行排列组合，目的是让主题更集中些。还需要一提的是，“生活哲学札记”《抬头低头》出版后，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与鼓励，他们对这本书发表了不少自己的灼见与看法。为表示尊重与敬意，特选出其中的5篇，作为“附益录”而编入本书。一阵春雨飘洒而过，阵阵春风徐徐而来，窗外的枝头更绿了，阳光更明媚了，空气更清新、更湿润了，新的、快乐的一天又如春天的脚步，轻盈而欢快地走了过来。2010年阳春3月，于井冈山干部学院专家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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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快乐是一种能力
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人有避苦趋乐的本性。现实生活中，人人都追求快乐，但结果大相径异。为什么？因为快乐是一种能力。能力是成功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征。实现快乐的能力既不可能与生俱来，也不可能自天而降，只能在社会生活中靠学习、靠思考、靠实践而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提高。这种能力不论是形成过程还是外在表现，都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主要体现在对人要有宽容心、对事要有辩证脑、对信仰要有钢铁志上。人非圣贤，有错难免。这种错，或是讨论中讲了错话，或是创新实践中做了错事。孔子说得好：“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之方也，亲亲为大也；亲亲为大，和睦相处，就可快乐起来、振作起来。事情就是这样：以己为喻，方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容人所不及，谅人所不能，恕人所不知，礼人所不欲，让同事、同志间的快乐、和谐元素骤然变长，不快乐、不和谐的因子渐而化小。地厚者自平，宽容者自乐。人的容量和他成就的事业是成正比的。在容人中，宽容者得到的不仅是乐，还有事业的成功和发展。世界上的事总是有一利就有一弊。深山老林虽然天蓝水绿，但老百姓饭碗里的东西却未尽可意；城里的物质五光十色、丰富异常，但烦躁与污染却时时惹人烦恼。事情就是这样：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这是事物的辩证法，也是生活的辩证法。这就需要学会辩证思维，对事，用“两点论”。世界万物的有与无、聚与散、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都是相对而言并相互转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没必要碰到点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就唉声叹气、一蹶不振。要相信，事情总会向好的方面发展，风雨过后会有晴天，从而乐观对今天，快乐奔明天。人不能没有信仰。缺失信仰，精神就会空虚，灵魂就无所依存。对于当代共产党人来说，信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信仰就要居敬以持其志。立志才能定其本，志高才可意致远。有了定本致远之志，才能遇难不退，遇险不惧，面对乌云飘来，静观云卷云舒；面对春暖乍寒，照看花落花开。坚信，黄河之水无论转多少弯、遇多硬的岩，照样奔腾到海不复还；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论路多远、道多难，一定能冲破关山重重最终实现。事情就是这样：只有极度信服、尊重并为之奋斗的才能叫信仰。这种信仰，与志相连，具有钢铁般的强度，既坚硬无比，有难不知难；又韧性无比，有苦亦觉甜，在呼啸前进的过程中，乐观主义伴始终。快乐是能力，能力兴细微。只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学不倦，慎思不断，明辨不止，笃行不变，快乐就如万山中来的溪水那样，与日俱增，且一路欢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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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是一种健康（代篇首语之一）
健康，人皆向往。“健康”的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体质强健这个“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内容，如心境健康、心灵健康、心志健康。博雅就是这么一种健康状态。所谓博雅，就是学识渊博、情趣雅正。博雅的人，首先情趣高尚，往往具有爱学习、会学习，且学以致用、学而思进的特质。故博雅的人往往也是身心健全的人、社会适应能力较强的人。这样的人，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处事方式上，往往能与时俱进，从而明实理，做实事，建实绩。古人云：“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这种“景”随“情”动的状态，是一种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不仅具有持久性，而且具有弥散性。心境健康者，往往具有乐天的品质，相信天上的云层再厚，也塌不下来；冬天的时光再长，也抵挡不住春风的呼唤。正是这种心境，面对竞争的压力和生活的难题，不仅不会垮下来，而且会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之，以积极的情绪适应之，以乐观的精神处置之。不可否认，人人都向往一顺百顺，有一份称心的工作、可意的收入、幸福的家庭、良好的人际环境。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愿景不是实景。理想不是现实。这就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心灵健康，即内心坦然，思想不偏激，情绪不过激。毕竟，社会是全方位的，工作是多岗位的。当领导与当员工，当公务员与当清洁工，当“大官”与当“村官”，都是一种岗位、一种职业、一种工作，尽管分工有别，但都会有出息，也都会有风险。如果心灵不健康，就会这山望着那山高，一天到晚盼跳槽，跳来跳去，不仅什么专业都不专，而且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最终空有凌云志，难有可成事。“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籍。”“所为”，起于心灵健康，成于心志健康。心志健康，就可以做什么事儿都易胜任，干什么事儿都能胜任。毋庸讳言，生活中相当多的时候，一个人做什么往往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组织分配决定的。对此，只要心志健康，就能正确对待，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而会以一种细微的精灵之气，忠于职守，奋发向上，做一件事，当一件事，成一件事。心志，就是意志。要做成事情、成就大业，离不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且这种苦心志、劳筋骨的状态，不是看他做什么，而是看他怎么做。心志健康者，往往是“读书者，当闭户发愤，止愧学问无成，哪管窗外闲事；务农者，当用力南田，唯知及时耕种，切莫悬耜妄为；艺业者，当居肆成工，务以技能取利，勿生邪念旷闲；商贾者，当竭力经营，一味公平忍耐，毋以奇巧欺人”。可以说，心志健康的人，往往是意志坚定的人。这种意志坚定的人，做事有责任感，干事有上进心，且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不把自己做的事做好、做出色，甚至作成示范、作成标准，决不甘休。《管子·权修》言：“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可见，身之健康对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关注健康，决不可忽视健脑、健心。一句话，必须做到体健博雅。（原载《求是》，2009年第23期）
　　

自由要以邻为伴（代篇首语之二）
自由是一个迷人的字眼。因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有了自由，才有可能获得创新的灵感、工作的*、生活的幸福感。自由，从来也是人们歌唱的一个话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更是人们追求的一个境界。早在我国的西周、春秋时期，人们就追求做一个“国人”，即享有人身自由和不同权利的“自由人”。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及获取政权以后，更是把“自由”同“平等、博爱”一起作为旗帜高高举起。*主义的经典作家更是高瞻远瞩，隔世跨代地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勾画出了未来社会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自由如此使人“流连戏蝶时时舞”，关键在于自由有如“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语）可以想见，如果是“吾意久怀忿”，结果肯定是“汝岂得自由”（古乐府）。这就启发我们，自由要以邻为伴。自由就要以邻为伴，就要转变观念，视邻为友。邻居者，朋友也，友生也。古有“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的歌谣，今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民谣，都说明一个道理：“睦乃四邻。”（《书·蔡仲之命》）睦，就是要把自己置于社会大家庭之中，自己生活，也要让别人生活；自己追求幸福，也要允许别人追求幸福，从而自觉地把个人一己之自由变为别人自由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更不是“灭火机”：我进你退，以至我存你亡，从而与邻携手，与伴共进，和谐共赢，自由共乐。自由就要以邻为伴，还要善于走动，多多沟通。陶潜有诗云：“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既然是邻曲、邻居，邻人、朋友，就要“时时来”、“谈在昔”。只有“时时来”、勤走动，才能增进友谊；只有“谈在昔”、多沟通，才能增同减异。无数事实都证明，走动，会使邻居亲上加亲；沟通，会让邻居亲密无间，从而取得“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的共识，从而在关注自我的同时不影响别人的发展，在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使社会与他人的蛋糕更大。自由就要以邻为伴，更要承载使命，善优天下。三国时期的李严曾视孔明为“良伴”。为什么？在于“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故“思得良伴”。（《三国志》）而唐代的官黄门监卢怀慎与姚崇同在相位，却以才能不及姚为由，遇事一概避让，统统让姚崇做主，不仅难被人称为“良伴”，甚至连“同伴”也配不上，反被时人称之为是“伴食宰相”。（《旧唐书》）这说明，一个人如无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只能是尸位素餐，不可能如天高之飞鸟、海阔之鱼跃那样自由自在。毕竟，“邻于善，民之望也”。 （《左传》）只有敢于承载使命，才能接近于善，从而靠善优天下而海阔天空。自由就要以邻为伴，不仅是人与人为伴，也是人与自然为伴。邻者，可以是社会，也可以是自然；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社会有动力，自然有活力；人之有生命，物之有寿命。*认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所以，对自然，要敬畏；对物质，要爱护。如此，来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强自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通过实践与时间的磨砺，最终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使“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从而“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原载人民日报，200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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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如树（代篇首语之三）
人生在世，皆望幸福。但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心灵的无纷扰”，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奥古斯汀则认为，幸福就是“忍耐”，就是“期望未来的解救”和“来世的解救”，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则说，幸福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则认为幸福就是“对己对人都有利”，因为，“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对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来说，也许，幸福如树是合适的。树者，木本植物的总称也。它生不择地点：或在山区，或在平原，或在路边，或在庭院；长不问条件：或在赤日炎炎下，或在寒波淡淡中，或一直坚守在旱地里，或始终挺拔在水路旁；用不讲价钱：或被用做顶梁柱，或被当做铺轨木，或被作成各式家具，或被粉成多用木浆，它一生无怨无悔，年年笑对风霜雨雪，乐莫乐于日日趋新；它在生命的轨迹里，进取是不息的，性格是乐天的，因而，幸福也是永驻的。更可贵的，幸福如树，在于树所具有的根扎大地、身随四季，魂系苍生的做派、作风与品质。根扎大地，向地求存。无论是“耸干入云中”的古桐，或是“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冷雪，而死能利栋宇者”的杉树；无论是身处绝岩峭壁之孤树，或是置身郁郁涧底之群树，它总是毫不犹豫地把根伸向大地，并不屈不挠、义无反顾地向最下层伸去、扎下，从最下层中吸取养分，储蓄力量。即便是长成高如参天的大树，粗如车轮的巨树，其根照样是下伸、下伸、再下伸，并带动从主根上派生出的支根与须根也心无二意：视大地为母亲，融入大地怀抱，向大地求存图强。身随四季，与时偕行。无论是青树碧蔓，或是老树著花；无论是橙黄橘绿时，或是开门落叶深，树的身躯枝干总是紧随四季，万事兴歇顺自然；与时偕行，抓住时光不留憾：春抽绿、夏成荫、秋挂果、冬脱叶。树行进的脚步总是踏着季节走，成长的呼吸总是随着天然行。树有“情感”，亦有“思想”，它有时也会怀念逝去的季节，但更向往充满希望的明天。在树看来，最具吸引力的总是明天，因为明天总是充满着新鲜与奇妙、梦想与希望。即便是冬天到了，它也会想：春天还会远吗？在树看来，一年四季，希望的季节总是要远远多于不随心意的季节与时节。魂系苍生，为人类服务。树龄无论长短，树干无论粗细，树皮无论黄黑，树叶无论宽窄，只要是树，它总是想自己的甚少，给人的甚多：春天送人满眼翠，夏天送人遮阳伞，秋天送人多彩果，冬天送人肥地粮，一旦树大成材了，更是舍己从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人们，从而善始善终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曾有一句名言：“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幸福如树当如是也。（原载人民日报，2007年9月1日）
　　

多与少
多与少，是很奇妙的。有时多不如少，有时少倒胜多。譬如，有朋友说，他夫人的衣服远比他本人的多得多，打开衣柜，挂的基本全是夫人的衣服，但夫人穿时却找不到可穿的衣服。相反，他自己的衣服虽远比夫人的少得多，穿时却手到即来，十分方便。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多则惑，少则得。为什么？大概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吧。群星灿烂，会让人找不到北；一道闪电，会让人目光齐聚。这个道理如果运用到工作中去，倒也十分贴切。比如，一个单位，如果今天一个新提法，明天一个新口号，后天一个新思维，不仅让人难以记住，甚至有可能让人不知所措，以致终日处于“消化不良”、被动应付之中，很难做到主动而有效地创造性工作。也正因如此，成熟的领导者从来是不乱提口号且不多提口号的，特别是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口号，更是慎之又慎，决不张口就来。反之，一旦深思熟虑而提出，就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让它管上数年乃至几十年、上百年。这样，反倒让人有一种吃上“定心丸”的感觉，从而让口号入脑入心扎根，并生发出无数枝繁叶茂的产品、服务与技术、财富。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正是如此：口号少了，财富多了。需要一提的是，少，不是没有；多，不是无边。关键是恰到好处。这就如同下厨炒菜，盐太少，菜无味；盐太多，苦难咽。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符合规律的“平衡点”，让多数人能接受、会实践，这才是最为重要且至要的。（原载东方烟草报，2008年9月10日）
　　

见与识
见是实践，识是知识。实践在耳闻目睹、脑思手动中见；知识在学习记忆、思维筛选中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到意大利一个小镇去学习考察一家烟机企业。到那里后被告知要先到当地警察局备案并照相留存。因当天天色已晚未去。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时警察局的官员还未上班，同事们便用自己带的相机在警察局外边的草坪上照相留念。后来，当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现照片上的色彩透亮透亮：草，绿的油光发亮；天，蓝的秀色可餐；房，净的一尘不染，全然不像在另外一些地方冲洗的照片那样：灰灰的，不清晰。原来以为，灰灰的照片是冲洗用的药液有问题。后来发现，不是药液的问题，而是“底片”的问题，是空气污染的缘故。由此而明白空气污染的厉害，它不仅使植物失去了应有的光泽，而且也使包括人在内的动物深受其害，甚至有可能会衍生诱发出种种疾病来。这也就警示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不仅要敬天敬地，而且也要敬空气，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身体更强壮。由此而想到，“见”这种实践就要“走出去”。唯有“走出去”，才能避免井蛙之见。由此还想到，要使“见”这种实践获得“识”，就要学会比较，就要懂得举一反三。比较，不仅可以分出高低，而且可以辨出优劣。这正如俗语所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举一反三，不仅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且可以找出问题的关键、击中要害的所在，并有可能发现新对策、打造新“钥匙”，从而使问题迎刃而解，发展欣欣向荣。由此更想到，“见”这种实践对“识”之得来是多么的重要。识，从来被古人认为是“心之别名”。“心之别名”即意识。而意识的得到从来都离不开物。可以说，人世间有物才有心，无物即无心。而这，正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中所言：“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所以，“见”是第一位的。无“见”就无“识”，“识”只能从“见”中来。那种认为“识”这种认识只是某种神秘理念的回忆，或只是绝对观念的自我意识，或仅是主观自身的经验感觉等等认识路线都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只有坚持从“见”之物质到“识”之认识或意识的认识路线，才有可能使“识”之树根深叶茂，常青不衰。同时，又想到，“见”这种实践是永远不会有尽头的。而“识”这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因此，就需要活到老、“见”到老、“识”到老，而不能倚老卖老，用老眼光看新生活，用老尺子量新事物，用老经验套新发展，从而得出“人心不古”、“代代不如”的结论。毫无疑问，“识”基于“见”，“见”天天变。所以，“识”也必须与时共进，从而使不完全不确切的“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识”。更重要的，只有使见闻之知的感性之“识”上升为唯物辩证的理性之“识”，才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永存进取性，使“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而从心所欲不越矩。古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明《诗》与《书》的重要。其实，“见”也是《诗》、也是《书》，只不过这是无字之诗、之书罢了。但在生活中，无字之诗、之书有时是胜过有字之诗、之书的。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唯有真“见”足践印象深。不是吗，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生活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耳闻终究不如目见，目见终究不如足践。只有亲口尝梨、躬身实践，才知梨之滋味、实践之要，并不断获得新“识”，从而保证科学发展不迷向，和谐相处喜洋洋。（原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21期）
　　

粗与细
粗有粗的用处。细有细的妙处。譬如，一棵粗树之主干可做房梁，而细枝则可做房椽。一棵树的干可解成板做桌面，而枝则可做桌腿。这是从生活的物化层面讲。如果从生活的精神层面讲，粗即粗疏、粗略，粗即粗心、粗率。或者说，粗是远远望去，求个大概；粗是大眼一瞄，知个差不多。一句话，粗是苟然而粗，不求深解。粗，在工作上也有用得着的时候。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就宜粗不宜细。太细了，不仅弄不清，而且还会添乱。倒是粗点儿宜解决问题。因为，“粗，犹大也”。抓住了“粗”，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从而牵住了“牛鼻子”，使问题能迎刃而解。粗，在读书学习时，尤其是在读经典书、经典句时是不能用的。用了，不仅“消化”不好，而且有可能会闹出千古笑话。如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就记载了唐代节度使韩简读《论语》时由于“粗”而闹出的一个笑话：“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把“三十而立”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从而使“外有闻者，无不绝倒”。这种笑话，当为粗戒。细是什么？细是致密、精致，细是细磨、细琢，细是“始兼泉向细，稍杂更声促”；细是“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细，在现实工作中是时时离不开的。因为，在社会转型期、信息飞舞期，单凭经验难以应对新变化，仅靠热情难以操作新网络，更何况伟人早就告诫我们：做计划、办事情，必须要过细地做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容易搞错。这种事，真的不幸而言中：前不久在上海发生的杨佳袭警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前期没有过细地做工作，以致造成血的教训。这个教训，足以让人懂得过细工作的重要。细，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工作制度的设计上。这种制度设计，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不是只图文字好看、语言好听。在龙岩古田会议纪念馆，笔者曾看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党员标准：不准赌博。话虽“土”，但很好操作。这就如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既具体、简洁，又好懂易记，易操作、易检查、易考核。粗与细，不能仅仅理解为两个对立的范畴，两者是可以统一为一体的。有的人，看似粗，但在工作和考虑、处理问题时却很细致周到。这就如《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六回描述的那样：“这位姑娘虽是细针密缕的一个心思，却是海阔天空的一个性气，平日在一切琐屑小节上本就不大经心。”毕竟，天下之事，一是不能化的，唯两而后才能够化。其中的道理，正如一阴一阳才能化万物那样，只有粗细相辅，才能变在其中。而变就易通。通，就易顺应自然、顺理规律，从而收到乘风破浪、无往不胜之效。（原载东方烟草报，200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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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与甜
苦与甜，为两端，但没苦就没甜。苦为咸，蜜为甜，但失咸蜜失甜。正由于如此，民间早有“瓜不苦不甜”之说，谚语早有“要想甜，加把盐”之论。苦是历练。要成就大业，缺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课，是断然难成的。毕竟，天气再好，也有刮风下雨时；道路再平，也有拐弯路窄处。缺历练，不知难，烟霞难绚烂，橙橘难芳馨。苦是感觉。感觉是一种刺激。只有吃过苦的刺激，才倍觉甜的美妙。毕竟，人有记忆，能对比，知道大咸之后是大甜，五更过后霞满天。苦是财富。积累了苦的经历，感受了苦的滋味，就有可能使心更善、志更坚、人更真，从而使霜可飞、城可摧、金石可贯。苦尽甜来，甜尽苦至，若骤若驰，无时不移。因而，一劳永逸不可取，路当坦处亦防倾。毕竟，只有先吃苦，才能尽享甜；倘若只吃甜，苦痛难以断。这就叫：“人在石上练，刀在石上磨”，如此才能练就美德，学到智慧，增添力量，开阔胸襟。（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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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与闲
忙是快乐，闲是自由。快乐在运动。忙就是运动。这种运动，或动脑运筹发展，或动手实现崛起，都能使脑更灵，体更健，生命更具活力。而生命充满活力的人总是阳光灿烂、快乐如歌的。快乐在变化。忙就是变化。这种变化，或使想法得以实现，或使旧貌变为新颜，都能使浩气展虹霓，红露湿人衣，万千变化令人醉。而知足心醉的人总容易感恩生活、笑而失忧、快乐谱曲的。快乐在增寿。忙就是增寿。这种增寿，或是计划两个月的工作一个月干完了，或是下班后、节假日又做了许多“分外”且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使同样工作到60岁，但由于忙而多做了许多工作、许多事情而拉长了时间段，以至60岁变成了70岁、80岁。这种变，虽自自然然、平平常常，非刻意为之，如行云流水一般，但却使忙中寿增，寿增乐添，以至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豪放感、快乐劲。自由在放飞。闲就能放飞。这种放飞，起于闲，源于静。闲，是动所倚的静；静，是飞所倚的动。静而含动，动而含静，如“石上水动是一静，云间山上幻而宁”一般。本来，世上就是忙闲总相依，动静不相离的。闲能促静，静能促动，动能促飞。这种飞，是思想放开歌喉，是歌喉穿越太空，无“哨兵”把守，有“绿卡”通行，九天敢上，五洲敢闯。自由在团聚。闲就能团聚。这种团聚，起于闲之时，源于情之至。闲，是一种相对空闲。有了这种空闲，就可陪陪老人，伴伴妻儿，吃顿团聚饭，照张全家福，尽尽儿之孝，担起父之责，使家庭更温暖，让生活更美满。自由在满意。闲就能满意。这种满意，来自闲暇之时，还原自我本色，读读自己想读的书，谈谈日常的生活事，写写自己想说的话，甚至睡个懒觉，让透支的身体回回劲、疲惫的脑袋醒醒神，从而“气昂昂，志卷长虹。饮千种，满面春风”。（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9月1日）
　　

美与丑
长白山脚下有一个“美人松苑”，里面的树种多为美人松。大概是这类松树亭亭玉立，顶如伞状，给人一种“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赤壁赋》）的感觉吧，人们称这种松树为“美人松”。美人松者，容貌美好之松树也。循此思路，这种松，似又可叫彩虹松，因为，美人的别名就叫虹。顺着山道往上走，大概到海拔1800米至2100米时，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观：一眼望不到边的是歪歪斜斜、弯弯曲曲且树干上、树枝上挂满沧桑、苦斗、磨难、不屈神态的岳桦树。这片树林，被称为“矮曲林景观带”。矮曲者，残疾也。这种残疾，被有的人称为“相貌难看”。而相貌难看的别称就叫丑。其实，美与丑不能只看外貌形状。外貌形状只是为美提供了一种条件。这种条件，只有符合主观意识时才会“生效”，才能“叫响”。美人松亭亭玉立固然美，但移栽到别处却难活；岳桦树歪歪斜斜固然“丑”，但其精神、气质却美过七彩云霞。不是吗，到了海拔1800米至2100米的时候，这里的月平均气温只有10摄氏度至14摄氏度，且土质浅薄，土壤贫瘠、山势陡峻、气候恶劣，年平均降水量达1000~2000毫米。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其他树种只能是“望山兴叹”，止步不前，唯有这岳桦树却在此扎下根，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常年迎风雪、斗严寒、求成长，并最终繁育成群，形成规模，变为岳桦林。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是何等的感人；这种充满骨气的气质，是何等的动人。这种感人与动人之处，正是一种大美。古人曾有言：“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其实，在这长白山火山锥体的下部，正是岳桦树与天的良性互动，才使“天地之美生”，在看似严寒荒凉之山坡中出现了这种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壮观、壮丽的岳桦林景观带。这就是自然。这就是生活。自然与生活其实很哲学：美中也会有不足。如美人松移栽到别处就不能成活；“丑”中可能有大美。如岳桦树生存不讲条件敢抗寒。这就叫平静当中有波澜，平淡之中有色彩。这也启发我们，在人生前进的过程中，追求轰轰烈烈固然可敬，但真实的生活在平淡，真正的自然在平静。平淡、平静是正道。唯有正道通天下。（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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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实
名与实应该是一致的。春秋时期的郑国人、名家邓析就主张要“循名责实”，墨家也提出要“以名举实”，荀子认为要“制名以指实”，韩非子更认为要“循名而责实”。这些主张目标所指，都是要求名是对实的反映，即“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但在实际生活中，常常见到的却是名与实的不一致。譬如老家省会有一条污水河，却偏偏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水河”。古埃及，明明是孟菲斯人因霍特普受命给长老修造的坟墓，却不叫坟墓叫“金字塔”；再如在《西游记》中，明明是一个充满臭味的厕所，孙悟空却称是“五谷轮回之地”。其实，这种名、实不一的事儿，还有更离奇的。如有文摘称，现存于世的深蓝色钻石中有几颗是绝世佳品。最著名的一颗叫“希望”。名字倒寓意吉祥，但实际却如魔鬼地狱，谁拥有了它，反倒惹来腥风血雨。大概是由于生活中有这些事例、故事作铺垫吧，于是在文字中便有了“名不副实”、“名不徒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名词与说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做事不能只看名，不问实；只听言，不看行。这其中的道理，鲁迅先生在《四论“文人相轻”》中讲得深刻：“美名未必一定包含着美德。”美名未必包含美德，这既是生活中的一种事实，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在其中。这种哲理告诉我们，干任何事情都不能盲从，更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善于用眼看、用脑想、用事实比，从而近审词、远取理、慎传名。不要使名害于实，不能说名过其实的话，更不可干名伪实非的事。须知，“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管子·督名》）无论生活多么变，时代多么变，使名实相符的理念不能变，对生活真诚的态度不能变。如此，才能享受生活，创造生活，提升生活。（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9月22日）
　　

曲与直
做人要直，做文要曲。直，才能立起来；曲，才能飞起来。直，就是率直。该说的话，来个竹筒倒豆子。直，就是心直。该办的事，来个一条胡同走到底。直，就是正直。路见不平事，来个打破沙锅问到底、“法官”问案办到底。直，不仅是“其直如矢不弯曲”，更是“直而温”的一种道德意识。所以，从古至今，官场民间，都崇直望直，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并认为，“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当然，直也并非是一条直线，从地边划到天边，也应有所顾忌，有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如一条大道或一条高速公路没有弯道那样，是要“出事”的。所以，凡事必须适可而止，做到“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曲，就是弯曲。文似看山不喜平。《世说新语·言语》讲得好：“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应接不暇”之文是会夺眼球、抓人心的。曲，就是河曲。文如黄河十八弯。但无论如何弯，其主旨都不变：“奔流到海不复回”。曲，就是委曲。文总是曲意而求全的。《易·系辞上》讲得正确：“曲成万物而不遗。”只有言随变而应，并屈曲委细，才能成就万物，让文插上翅膀，跨越时空地域，翱翔天上人间。曲，谓声音回曲，有味道。但有曲就有直。直，谓声音放直，有劲道。正由于如此，《老子》有言道：“曲则全，枉则直。”文要撼动人心，就要“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否则，是难以感动人之善心的。曲与直说到底，就是该曲则曲，该直则直。两者相辅相成，不可丢一偏一。同时，曲中也应有直，直中也应有曲，曲直相间，交相辉映，不仅会成就人生，而且会感动当下，同时也会回味今后。（原载东方烟草报，200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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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与硬
软是什么？软是柔，软是丝，如《春日遣兴》诗所云：“日烘烟柳软于丝”那样。硬是什么？硬是坚，硬是刚，如《咏石》诗所言：“硬性辞斤凿，嵌形欠画传”那样。硬为硬，软是软，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时时见到硬而不硬，软而不软的现象。譬如，在开封市的“开封府”中，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宋朝一百多位历任开封府行政长官的名字。其中铁面无私、敢铡当朝驸马爷陈世美的包拯的名字就在其中。大概是人们对清官的一往情深吧，看到包拯的名字，就要用细软的手指来指指点点，一来二去，包拯名字的石碑竟下陷了几厘米。你说这是手指硬或是石头硬。再如，在北京市的阜成公园中，有一组铜铸的反映旧京城驼队运煤进京的雕塑。其中有一位憨厚淳朴的运煤使者，正蹲在地上抽烟。大概是人们对这位运煤进城使者的尊重吧，都喜欢在他的头顶上用绵软的大手抚摸一下，一来二去，这位铜铸使者的头顶竟然锃光发亮，使原本历经沧桑、古色古香的铸铜变了样，你说这是手掌硬或是铸铜硬。视野再开阔些，更有这样的事例：成就企业成为“巨无霸”的第一位因素居然不是什么“硬实力”，而是“软实力”。如，全球最大的零售业连锁店沃尔玛，硬是靠着文化、制度、特色这软软的“三要素”而一举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哥大”企业。也许这样说显得抽象些。再具体点，可以看出，首先，沃尔玛是以文化做底蕴，大张旗鼓地宣传其价值观：“顾客永远是对的”，并提出“永远低价”的口号。次之，沃尔玛是以制度作保证，开办“沃尔玛规则”讲座，对管理人员提出尊重个人、服务顾客、创造佳绩的“三个基本信念”和只要顾客在你周围的10英尺之内，你就要笑脸相迎的“10英尺规则”，以及任何一名雇员或者顾客的要求都要在日落之前加以解决的“日落规则”等。这种制度还表现在具体细节上。比如，沃尔玛刚进入我国的大连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为大连市民“每人涨一级工资”。如何涨？就是要让老百姓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东西。为此，他们从控制成本做起：员工洗手用的洗手液、淋浴露，是部门不能销的商品；员工免费喝的纯净水，是用自带的茶杯，而非一次性纸杯；办公室里用来复印的纸张，都是废报告的背面；节假日卖场繁忙，从地区营运总监、财务、人力资源、市场等部门的经理和主管，到办公室的秘书、所有文职人员都放下手头工作而去帮忙；甚至“趣味运动会”上第一名获得的奖杯也舍不得买，而是用泡沫塑料做个模型以代替。再次，沃尔玛是以特色做支撑，办起“社区商店”，开展特色经营，让产品真正做到适销对路。生活中的事例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人们：世上从没有绝对的东西，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是普遍规律。软与硬同样如此。软能克硬，柔能克刚。因为，硬虽可壮威，但软却可致远。毕竟，软虽不具有垄断性，却具有扩散性；虽不具有挥拳的力度，却具有对别人细微的照顾；虽不具有能举起的重量，却具有能承担的责任；虽显示不出权力的威严，却能彰显出精神的威力，大概也正是由于如此吧，“硬实力”再硬也不足以震撼人心，“软实力”虽软却能让人折服倾倒。所以，重“硬实力”需要，重“软实力”必要。这种“软实力”就是道德的力量、管理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如此，才能点亮更多人心灵的火把，释放出善意，传达出爱心，弹奏出和谐的共鸣曲。（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9月1日）
　　

深与浅
深，总是与浅相对，与厚相连的。于是，有了“深厚”一词，有了《诗·邶风·谷风》中“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的诗句，有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良贾深藏若虚”，即高明的商人隐其宝货，不令人相见的记载等。浅，总是与深相对，与薄相连的。于是，有了“浅薄”一词，有了《诗·邶风·谷风》中“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诗句，有了《汉书·孔安国传》中“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篇或数简，文意浅陋”的记载等。深，也谓高。古人讲：“从上曰深”，“极未形之理曰深。”因此，知识多、经历多、经验多、智慧多的人往往被称为高人。浅，也谓陋。古人讲：“少闻曰浅”，“少见曰陋。”因此，有知识的人，往往称己见为“浅见”；有见识的人，往往谈己识为“寡闻”。但这掩盖不住应有的光辉。此中的缘由，正如《韩诗外传》卷五所记：“彼大儒者，虽隐居穷巷陋室，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矣。”因为，自谦从古是美德，自吹至今讨人嫌。正所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之谓也。深与浅，有一比：深如海，浅似溪。海无大音，溪歌不断；海无波澜，溪花不败；海稳稳当当，溪跌跌撞撞。但也有相反的时候，海一旦动怒，吞船吃屋害生灵；溪无论怎么发怒，树照长，花照开，百姓灶房照飘香。其实，深也好，浅也罢，都是生活中的一种平常景观、正常现象。无浅即无深。积浅能成深。关键是，要真诚，勿假扮。本来是普普通通一根筷子，硬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装、包装、再包装，然后涂上“历史”的古色，端起“名家”的架势，装腔作势，粉墨登场，给人一种“幽居对蒙密，蹊径转深沉”的假象。其实，作秀玩深沉，只会让人厌，不会让人敬。毕竟，自然最好，本相最妙。人就应该自然，就应该本相。无论这自然是深或是浅、这本相是厚或是薄。真，永远不会“过时”；诚，永远不会“作废”。（原载东方烟草报，200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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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与记
忘与记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忘得，才能记得。要不，怎么叫“忘记”呢？！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吧，才有了《汉书·师丹传》中那位“忘其前语”的丹老人，才有了《儒林外史》第十回中那位有了“数十年故交，凡事忘形”的牛先生。大概还是因为如此吧，才有了《开元天宝遗事·记事珠》中唐张说任宰相时，有人送给他一颗名曰“记事珠”的传说，言一旦有了这颗珠子，无论碰到什么“阙忘之事”，只要手持弄此珠，便会觉得“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大概还是这种原因吧，才有了当下民间描述人进入“老年态”的那种表现：“过去的事忘不掉，现在的事记不住”。也许，人的脑海是有限量的。存的杂物多了，有用之物就装不进去了；忧愁之物装多了，快乐之物就进不去了；痛苦的感觉装多了，幸福的感觉就会被拒之门外了。这就需要有忘有记。忘掉该忘掉的，记住需记住的。问题是，什么是该忘掉的，什么又是该记住的呢？孔子是这样讲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三忘”，恐怕是健康人生应该忘掉的。毕竟，“发愤忘食”，体现的是一种进取精神；“乐以忘忧”，展现的是一种乐天作派；“不知老之将至”，透现的是一种不老思想。“忘食”而进取是幸福的。因为只有进取，才能创造。只有创造，才能收获。只有收获，才能幸福。幸福，是一种感悟。这种感悟，让人觉得又香又甜：“香”在人有理性，能想象未来，设计未来；“甜”在人能实践，能把想象变为理想，并使理想成为现实，从而让生活更美好、社会更进步。“忘忧”而乐天是美妙的。因为只有乐天，才知变化之妙。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变化的。少年如海绵，在吸收；青年如作品，在创造；中年如工程，在建造；老年如历史，在翻阅。这种变化，天然趣成。这其间有快乐，也有忧愁。既然如此，何不选乐而忘忧呢。人来世时是己哭，离世时是人哭。既然两头是哭，中间就应该笑。这才叫平衡，这才叫和谐，这才叫人生。“忘老”是高尚的。这种高尚，体现在与时代共进，表现在与现实同行。忘老的眼光看的总是未来，脑袋想的总是明天，目标图的总是将来更辉煌。忘老者的心胸总是怀有金刚之信念，拥有智慧之利剑，同时还有无畏之板斧，正是用这“三样宝”，不断地去探新路，持续地去开生路，并让这种新路与生路在自己的行进过程中：“老的让开路，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鲁迅语。见《热风·四十六至四十九》）因而，“忘老”不仅是高尚的，而且是永存的。（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9月22日）
　　

远与近
节假日，春秋天，到京西爬香山，深感远近所见之不同：开初，顺道而上，朝行远望，无论是青山翻绿，或是黄栌飘红，都会让人产生一种“正是和风丽日，几许繁红嫩绿”的诗意和“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的美感。然愈至近前，愈是细看，见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片石数树、杂草藤蔓，偶尔也有松鼠登树表演。毫无疑问，远，虽说距离大，但给人的美感会强些。毕竟，距离产生美，以至有人用“远山眉”作比：“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见《西京杂记》卷二）这就告诉我们，“如芙蓉”般“姣好”的美眉都是通过“望远山”而得到的。距离生美，究其原因，恐怕远看的是主体，忽略的是末节之故。而主体永远是最重要的。古人说得好：“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左丘明语。见《左传·恒公二年》）“本大”者，主体也。主体就是主流。主流就是趋势。趋势美，就会让快乐长出翅膀，飞入百姓家；就会让安宁进入泰山，永驻在群众中。如此而论，判断事物、评价工作，不能只近不远，即只近看片石，不远看大山；只近看树木，不远看树林。更不可只去看片石上的几多泥浆污点，而不去看片石依然坚固完好；只去看树木上的几颗枯枝败叶，而不去看整棵大树依然郁郁葱葱、茂盛无比，以至如堤溃蚁孔，气泄针芒，使自制力缺失，让自信心丢失。当然，判断事物、评价工作也不能只远不近。毕竟，近，由于距离小，会在某一点上看得更清楚、更逼真。但这种近，看到的毕竟是一个点或一个面。而一点一面永远只是局部。局部不是全局。要使局部对全局发生作用，就要以见微知著的态度，鉴前、鉴人、鉴镜，“言近而旨远”，及时发“善言”，（孟子语。见《孟子·尽心下》）把工作做到前面，把问题消除在萌芽，从而防患于未然，前进于永安。（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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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与同
异是创新，同是包容。无异难有同，无同难有异。这就如同“鸟巢”，一改过去建筑史上的“木头建筑”和“石头建筑”，变成了钢结构的“钢筋建筑”。这就叫“异”：古今不同，标新立异。这也如同刚刚在北京闭幕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来的运动员不论是富国的或是穷国的，不论是张着嘴笑哈哈来或是想戴着口罩，甚至是戴上口罩皱着眉头来，一律是张开双臂、微笑相迎。这就叫“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异需要魄力，同需要雅量。没有魄力，做不到异；没有雅量，做不到同。这再如“鸟巢”，从“选中”到建成，几经周折，不断调整，甚至一度面临夭折。为什么？就是因为质疑声太稠过密，甚至有“殖*义建筑”、“外国建筑的实验场”一说。面对于斯，没有魄力，恐难完工。这再如北京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如无装海驶舰的大国心态和雅量，面对国际上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嘈杂声和个别不怀好意的尖叫声，是很难做到量如红海、器若巨山，乐观以对、真诚迎朋的。异离不开生活，同离不开文化。没有生活，创异如梦；缺失文化，达同维艰。这还如“鸟巢”。“鸟巢”的创意也许就来自生活中喜鹊的巢。要不，其形怎么那么酷似，以至人们都叫它“鸟巢”，而很少叫它的大名：“国家体育场”。这还如北京第二十九届奥运会，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作底蕴，突出“和”，追求“同”。这个和，是“礼之用，和为贵”之和；这个同，是“天下大同”之同。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法论》中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实，何止是书法，生活中的异、同均是如此。只有包容之“同”，才有创新之“异”。正如第二十九届奥运会那样，由于大家“同”在一起，故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之“异”，以至把“水立方”称为“水魔方”。事情就是这样：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只有五味不同，物才能和而异于别；只有五音不同，声才能调而创又新。（原载东方烟草报，200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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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与让
争是进取；让是美德。争为事业；让为共事。事业争锋心悦；共事让畔和谐。争锋在争。争，就不是守株待兔，更不是坐享其成，而是“跳一跳，摘桃子”，甚至在双方势均力敌之时，有一股“拼”的气势、“拼”的劲头、“拼”的意志、“拼”的毅力。这种拼，犹如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两军对垒中的指战员，“两军相逢勇者胜”。为事业而争，是争夺、争先，是争胜、争光，是力求获得与达到。这个争，是为单位、为企业，是为集体、为国家，一句话，是为“大我”，而非为“小我”。当然，这个“大我”中无可讳言地也包含着“小我”。因而，这个争，决不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更不是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或者什么不值一提的陈谷子烂账及芝麻小事而争吵、争辩，甚而争执、动手。一句话，这个争，不是低级的、犹如鸟为食亡而争的悲哀之争，而是进入了一个充满理性的、具有较高层次与境界的为“大我”而争的光荣之争。让畔在让。让，就不是对人怒目争不休，对名紧盯追不休，对利不舍不撒手，而是对方有怒，我退让；遇到荣誉，我谦让；不义之得，我辞让。让是有讲究的。古人认为：“厚人自薄谓之让。”按群众的语言，让，就是为人“厚道”，为己“刻薄”。只有为人厚道，才能真正有人；只有为己刻薄，才能真正见人。如果动辄把自己看得像碾盘一样大、一样重，把别人看得像铜钱一样小、一样轻，就不可能做到为人谦让、为怒退让、为利辞让。因而，也难以真正体会到“让”带来的快乐。让是有传统的。《南史·王泰传》中记载的王泰的故事说，他的祖母经常把自己的孙儿侄儿召集在一起，然后把枣呀、栗子呀撒落到床上。这些孙侄们见状都拼命地去争抢，而王泰却“独不取”。问何以故，答曰：“不取，自当得赐。”《后汉书·孔融传》中讲述的那个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正是这两个故事，诞生了一个成语——“让枣推梨”。正因为有这个成语，《南史·梁武陵王传》中才有了“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的说法。这一切，足见让的风采、让的魅力。《汉书·黄霸传》中有句话说：“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可见，让关乎着世风、影响着世风、成就着世风。当然，让，靠教育，更靠制度。教育会让人激动一时，制度才让人终生受用。《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这个事实至少表明，“领导”的榜样作用也是一条无字的制度。把无字的制度变为有字的制度，并真正执行，相信，进取之风会劲吹，和谐之风会壮观。（原载东方烟草报，2010年3月31日）
　　

横比与竖比
人是喜爱比的。毕竟，比较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比较逆顺，方可鉴达兴亡；只有吃下比这服“清凉药”，才能谨防虚火上升，感冒发烧。比有路径。最主要的，无外乎是横比与竖比两种。横比，就是自己同别人比；竖比，就是自己的现在同自己的过去比。两种比法各有各的妙处、各有各的好处，可以说是都需要、都重要，决不能厚此薄彼。因为，不同别人比，不知得失；不同自己的过去比，不知进退。同别人比，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说明有差距。差距是动力，更要闻鸡起舞，奋起直追。同自己的过去比，看到自己有进步，说明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肯定是鼓舞，更要坚持，不改初衷。世界上的有些事，成功往往取决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不能只横比，不竖比。那样有时会落个“人比人，气死人”的结局，不是自寻烦恼、自生闷气，就是盲目乐观、趾高气扬，弄不好还会“比”出个什么病来，花钱买药不说，自己受罪更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也不能只竖比，不横比。那样很可能会犯下“井蛙”的错误：认为天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如井口一样大，进而自鸣得意，不思进取，在“小天地”里跳来跳去，颐指气使，而不知地上江河多么阔，外面世界多精彩。无论是横比，还是竖比，都要有个坚定的信念：学习先进，比顺以敬。只有敬重先进，才有可能真学先进，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超越先进，领跑同伴，登上先进的光荣榜。不仅如此。横比也好，竖比也罢，都要有个“主心骨”：勇于坚持自己，以我为主。不可邯郸学步，别人的长处没学来，倒把自己如何走路的特点给弄丢了；也不可不分青红皂白，跟着什么“风”瞎跑一阵，把自己的长处变短了。在这方面，不妨学学《三国志·魏志·徐邈传》中的徐公：“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特别是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元、生活越来越热闹的气氛中，能保持本我，清醒以待，冷静以恃，“不与俗同”，更为可贵。最重要的，比要比出小与大、粗与良，从而知小而后大，知粗而思良，知耻而后进，把自己锻造成为一个虎虎有生气、进退如海潮的“进取人”、“自由人”。（原载东方烟草报，201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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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下六议
（一）在人生的历程中，上与下是经常碰到的一件事儿。上学时，有上课、有下课；工作时，有岗上、有岗下；职务上，有时上、有时下，即使一生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到退休时还是要下，不可能退休在家仍上班上岗行使职权。这种上、下之间，很平常，很自然，很生活，完全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就如同一句广告词所讲，是“上上下下的享受”。（二）上、下很平常，但人们似乎更看重“上”。好像“上”了，就是“强”，就是“力”，就是“杰出”，就是“前列”。于是，文库中有了庄子的“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的记载，生活中有了由下游往上游叫“沿江而上”、由贫困乡村往繁华闹市叫“上城里去”、由行政机关往基层企业叫“下厂下车间”的用语，工作中有了要“力争上游”、“力达上品”、“力求上寿”的要求。一句话，上是“功盖天下”，上能让“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三）上，其实不易。从山下到山上，没有足够的体力，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爬山的技巧，没有同伴的互助，要上也难。弄不好，到半道就打退堂鼓了。即便踉踉跄跄上去了，不仅会心力不支、气喘吁吁，而且会心神难定、体不可撑。毕竟，“高处不胜寒”。“底功”不够，在山上是呆不久的，更难以做到“凭轩栏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从而登高顶上赋新诗，散发浩气展虹霓。（四）“人往高处走。”人心总是思上的。思上，必始下。没有“下”，难有“上”。“下”，位置虽在低处，却是位置在高处“上”之坚实基础。《书·太甲》说得好：“若升高，必自下。”这个“下”，不仅是从基层、基础做起，有实践经验，而且是得到“下”之百姓拥护。没有群众“票源”作基础，恐怕神仙也难保谁上、谁不上。毕竟，欲要上，在悦下；若为己，在利人。如果寡助之至，神鬼无术；倘若多助之至，顽石顺之。（五）上与下，是需要换位的。一个人，要想身在上而不危，必须心在下而不移。处处与人为善，时时善气迎人。即便是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或者是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罪人”，也要尊重其人格，怜悯其不幸。记得《说苑·君道》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意思是说，禹对罪人仍有怜悯之心，不是见人有过，幸灾乐祸；见人有罪，棒打锤加。正因为这个故事，诞生了“下车泣罪”这一成语，以颂扬禹的为政宽仁，为人宽厚。事已往，理俱在；人已走，情仍暖。在当今以人为本的时代，更是需要把心沉到下面，不仅“好学下士”，而且“孚佑下民”。（六）上与下，是不断变化的。待“上”到峰顶时，就会无可挽回地要“下”。这是规律使然。因此，该下时，一定要下。不要自我留恋，不可孤芳自赏，也不必顾影自叹，从来“芳林新叶催陈叶”，自古“流水前波让后波”。后生可畏、后来居上，今胜于古、后胜于今，这就是时代的强音，这就是历史的教导，这就是实践的生活。（原载学习时报，2010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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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有品位（代篇首语之一）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某某人很有品位，某某人品位不高，某某人没有品位。做人有品位，实质上是做人讲文明。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这种状态，与“野蛮”相对，与“粗俗”相向，与“低趣”相离；这种状态，走向是“文雅”，取向是“善美”，志向是“高尚”。人来源于动物界，无疑又高于动物界。高就高在人有思想、有文字、有理智。故西人早有“人是社会动物”、“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第一重要的”之说。但，是动物就有其遗传性。人类既然源于动物界，动物的“*”痕迹，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永远不能完全摆脱”。所以，《列子·皇帝》中有“夏桀、殷纣、鲁桓、楚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的记载，《金莲记》中有“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的记录。这“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两组词，不仅可以说是对此类人物的准确描述、有力鞭挞，而且也是在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做人，就要思思想想，时时处处用理智之水防“野性”的复燃，从而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人有品位，道德居其先。道德，不是抽象的空洞物，而是实在的具体物。古人称德有其五，取名“五德”，且文武有别。文者，其“盛德”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倡导的“夫子温、良、恭、俭、让”；武者，其“德备”为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中推崇的“将者，智、信、仁、勇、严”。无论是文是武，只有“五德”俱全，才可能做到精、神、魂、魄、意五气朝元。毕竟，眼不见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肾，舌不声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脾。有了“五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才会落地生根、生机盎然。做人有品位，善美最动人。毫无疑问，在生活中，动人心者，莫先乎情。善，是情的集大成者，不仅表现在智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而且表现在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美，是善的孪生妹，不仅表现在举止优雅，谈吐文雅，而且表现在乐于成人之美，善于推己及人。善与美，根在“真”。无真难以善，更难以美。假感情、假许愿、假数据等，无论做得如何炉火纯青、美妙动人，甚至千遍万遍、千呼万唤，也难以动人之心，获其喝彩。做人有品位，不在声高气粗，而在细微行动；不在抛头露面，而在埋头做事；不在自我表扬，而在群众口碑。一句话，品位是实干出来的，而不是表演出来的。至此，忽然想起《晋书·宋纤传》中那个隐居不仕的宋纤。当时的太守马岌曾多次造访他而均不得见。马岌感叹道：“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人中龙”，这是何等贴切的比喻，同时，也正是做人有品位、品位高且纯的一种表现。这样的人越多，越会使人深切地感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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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微笑、欣赏与赞美（代篇首语之二）
学会微笑和谐，是需要微笑的。这是因为：微笑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面部的武装已经解除，嘴上的哨兵已经撤岗。这种标志，犹如联合国大厦门前的那个雕塑：枪管已经扭曲，子弹已经不存，隐喻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思想。微笑是一种宣示。它宣示着：与人疏远的沉默已经结束，与人接近的叙说已经开启。这种宣示，犹如开岁发出的春令：来吧，我们是朋友；滋荣吧，嫩绿的百卉；斗芳吧，艳丽的百花。微笑是一面旗帜。它表达着：吾心谦和，与人为善；相逢一笑，重金胜玉。这种旗帜，犹如君子之交，虽形淡如水，却道直如弦，心心相印。微笑是可亲的。因为微笑传递出的是快乐。《论语·宪问》曾言：“乐然后笑。”可见，笑由喜悦来，相从心头生。微笑是可敬的。因为微笑传递出的是友善。北宋时期有一个叫程颐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其《外书》卷二中曾言：“乐取于人以为善。”可见，为善使人乐，好善乐天下。微笑是可贺的。因为微笑传递出的是再造。早在1900年，法国学者柏格森在其出版的《笑之研究》中就认为：笑是对不合和谐、不合生命、不合社会的惰性、刻板、造作等现象的一种智力反应和纠正，具有使人恢复灵活生命、适应社会的功利性。可见，一笑失百忧，生命如逢春。微笑在心。心动笑发。心之精微，有时虽口不能言、书不能文，却可喜形于色，挂在脸上。这种表现，如王安石《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诗云：“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微笑在诚。诚动笑出。诚就是真心实意。诚还是无所隐伏。诚可生情，情可生笑。虽说“含娇含态情非一”，但毕竟唯有“披心腹”、心见诚，才可“见情愫”、笑溢出。只要微笑，成功不远。美国有位企业家在谈到用人的成功经验时说：“宁雇一名满脸微笑的小学毕业的职员，也不雇一位面孔冷淡的哲学博士。”可见，微笑，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特定的情况下，是多么的重要。学会微笑，以柔克刚。《伊索寓言》中有则显示强大的故事说得分明：大风靠狂怒以显示强大，让地上的老人把衣服脱掉，结果却适得其反。风越大，老人把衣服裹得越紧，而且恨不得再多穿上几件衣服；太阳则相反，靠微笑以显示其力量。结果感动得老人不断地增加热量，不断地擦去汗水，最后心甘情愿地把衣服脱下。这说明，在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微笑比狂怒更有力、更能取得成绩！民间有一俗语：“非笑莫开店。”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科技含量高的好产品还不够，还要有好态度、好服务。只有相逢开口笑，才能盼得人气旺、生意火，从而“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学会欣赏生活需要创造，更需要欣赏，没有欣赏就没有创造。喜欢喝饮料的年轻人，大都喜欢可口可乐。为什么？可口可乐不仅味道独特，而且瓶体十分独特：眼睛看着外观美，手掌握着不滑脱。这个独特的瓶子，与其说是创造的产物，莫如说是欣赏的产物。当年，有一个叫路透的年轻制瓶工人在与女友约会时，忽然发现女友穿的套裙十分别致。于是，他兴味十足欣赏起来，由欣赏产生联想，设计出了瓶子的图纸，获得了专利。就是这个专利，1923年被全球最大的可口可乐公司用600万美元买走了。欣赏重要，重在心态、眼光与力行。欣赏的心态是阳光的。这种心态，有一种喜悦之心、欣然之情。有了这种心态，看天，天杰；看地，地灵；看人，人勤。有了这种心态，就不会相信世界上会有不亮的天、地球上会有走不通的路。有了这种心态，即便冬天来了，也会说，春天还会远吗？即便无路可走了，也会说，路不都是人走出来的吗？即便有人犯错了，也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种阳光心态有一个稳定的基因：积极多于消极、乐观多于悲观、自信多于自卑。这种心态，在欣赏别人中展现了自身人格的魅力。欣赏的眼光是敏锐的。这种眼光，目光犀利，且敏而见善。有了这种眼光，就能在百步之内，发现芳草；在三人行中，发现吾师；在寒灰之中，发现星火。有了这种眼光，看物，能见其秀；观事，能见其光；视人，能见其优。即便是面对同为粗鲁之人，也能敏锐地分辨出鲁达这样的人，粗鲁是性急；史进这样的人，粗鲁是少年任气；武松这样的人，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等等，从而用其所长，抑其所短。这种眼光，体现着一个人的总体素质。欣赏的力行是实在的。这种力行，在未之闻时，是患不得闻；在既闻之后，是患不得学；在既学之后，是患不能行。这种力行，闻而就学，学而就行，绝不仅仅只是把欣赏作为一种特殊的“享受”来看待，躺在上面不起来，呼噜呼噜睡大觉，而是在“享受”之后，把享受之“知”转化为力行之“行”，在“行”中进一步感受享受，在享受中进一步深度欣赏，在欣赏中努力获得真知、真感与真情。这种力行，成就着事业，完美着人生。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人尚未学会欣赏。这种人，对人、对事、对物，要么以粗求精、以浅揣深，要么以一己之心、一时之情来度社会之腹、时令之变，明明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的多彩多果的秋天，却叹息“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不仅白白丢掉了欣赏的情趣，而且生生平添了几分忧愁、几缕白发。这委实不值得、不必要。许多年前，陶行知曾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中呼吁：“我们要有欣赏性的改造。”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欣赏性的改造”更需要了。因为，唯有欣赏，才能领略，才能领会，才能让心头充满阳光，才能让思想放飞未来，而欣赏的能力需要在学习欣赏中提高。 学会赞美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得到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上级领导认可的。这种认可一旦用赞美的语言或行为表达出来，不但可使之精神倍增，甚或可使“士为知己者死”。 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中有一个叫柳儿的柔弱的小姑娘，因为卡拉夫王子对她微笑过一次，从此便对这位王子忠心耿耿，不仅伴随着老国王一起吃苦流浪，而且为搭救主人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微笑，就是一种赞美。这种赞美，就是一种行为式的赞美。这个故事说明，赞美的力量有多大。 不仅如此。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研究人员发现，“赞美和现金奖励激活同一脑区”，因为“貌似不同的奖赏——好名声和钱——的生物密码都是由同一个神经结构——纹状体编成的”。这个发现表明，荀子早在两千多年前讲的“与人善言，暖于布帛”、“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的说法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赞美是重要的。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不仅是自动力的结果，而且也是外动力的结果。人生活在多彩的社会中，不是生活在单纯的真空中。因而人的行为就不可能不受到外动力的冲击与影响。这种外动力，既有外界的推动力，又有外界的吸引力。而赞美就是一个“转化器”，可使个体通过吸收和消化这种推动力或吸引力而产生一种新的自动力，从而由“要我做”转化为“我要做”，由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 赞美是必要的。《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曾讲：“欲以激励应侯。”也就是说要以激发使其振作。如何激发？赞美是一种好方法。赞美，就是肯定。“庶士同声赞，君射一何妍。”凡美的、好的，或才德及品质出众的，就应该得到肯定、赞美。肯定、赞美，就是找出人行为中的“闪光点”，予以鼓励、激励。毕竟，赞美可提人气儿。人只要有了一股气儿，便会生出一股劲儿，不仅精气神十足，做事效率倍增，而且会让团队这辆汽车的轮胎里始终充满着气，从而让车子开起来更平稳，从一个目的地驶向另一个新的目的地。 赞美是至要的。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用民》中写道：“种麦得麦，种稷得稷。”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管理原则。这种管理原则告诉人们，赞美好的行为，便会得到好的结果。这就叫：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这也是赞美这种管理之道所传达出的简单信息：能得到赞美、激励的事，才会有人主动、积极地去干，并有可能干得像模像样、相当出彩，以至流长难竭、根深难朽。 赞美的重要、必要、至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主要体现在赞美的时间、分寸与事理上。赞美的时间适时、赞美的分寸适度、赞美的事理适然，才能达到以至超过赞美的预期效果。 赞美要适时。任何事情都具有时间性。恰逢其时最重要。否则，“马后炮”威力再大，也只能是听听炮响，起不到什么作用；“事后诸葛”再神，也只能是死后验尸，难以让“死”去的再“活”过来。事情就是这样：“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春雷第一声。”赞美只能适时，不能违时。否则，时异会势异，势异会理异。 赞美要适度。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恰到好处最可贵。否则，哪怕是真理，多跨一步也成谬误。事情就是这样：极则反，满则损。故需要的是弗满弗极，适可而止。有道是，高山之巅无美木，大树之下无美草。为什么？或多阳或多阴也。 赞美要适然。无论做什么总要讲一个理。事理当然才为上。适然之适是当；适然之然是是。赞美要适然，就是赞美要当是。当是，即循规律，达目的。通过适时、适度的赞美，达到适然的效果：或强化其个人行为，使其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或改变其个人行为，使其能符合团队活动的目标；或提高其个人行为，使其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或密切其上下级关系，使团队的向心力更强、凝聚力更大。 学会赞美不易。没有善言不离口、善药不离手的德行，没有以不息为体、日新为道的志向，没有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信念，要做到赞美得体、适宜，达到提气、鼓劲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反之，只要不辞辛、不辞细，不易事、不多事，不自大、不尚功，可以说，即便是至小至微的枣花，也能结出硕大至甜的果实。（以上分别原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2007年7月19日；东方烟草报，2008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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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之道 （代篇首语之三）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说明朋友的重要。《诗·小雅》言：“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说明朋友的至要。《孟子·滕文公上》载：“出入相友”，说明朋友的必要。朋友的重要、至要、必要，在古人看来是“友也者，友其德也”的效用与结果。所以，与朋友交，就要只取其长，不计其短。也就是说，交友要有选择,看重并学习朋友的优良品德。人都是有不足与缺点的。朋友亦然。特别是，越是亲近的人，越是接触多的人，越容易发现其不足与缺点。但自己要提高、要进步，只看朋友的不足与缺点，似乎别人都是矮子，唯有自己高大，如何能提高得了、进步得快？交友之道首先是择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朋友的。对朋友，古人们看得很重，认为是“五伦之一”，是“平居可与共道德，缓急可与共患难”，并认为，“友则两相关切。若酒肉饮博，相与往还，此党也，非友也。”（蒲松龄语）所以，择友，就要或道同相助，或品德相亲，或学问相成，或气节相感，或然诺相信，或才技相合，或诗文相尚等，要两相共赢，昭昭可鉴。毕竟，择友只有志趣相投，互为“人镜”，补充提高，才能获取增加一倍的智慧，放大一倍的力量，才能如同读一本圣贤经传，或一篇名人诗篇，使身心得到滋补，境界得以升华。而这，是从一般人那里难以得到的。交友之道关键是取友。世间尽管有“一见如旧识，一言知道心”的交友取友之道，但取友毕竟是取优，故不可等闲视之、草率取之。自古至今，为人称颂的取友之道，“慢热型”的居多。这种慢热型，往往是先淡后浓，先疏后亲，先远后近。初次见面，就亲热得不得了，未必是真友、至友，很可能是遇上了“见面熟”。这种“见面熟”式的朋友，当你遇到挫折，甚至将要掉进深渊时，他的双手未必来拉住你；当你一帆风顺，甚至头脑发热有点得意忘形而误入歧途时，他的双手未必来指引你。取友，就是要智可以砥砺，行可以辅弼，有了错误可以指正。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中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六个一”，全在人生的关节点，道出了取友的最佳点。所以，对贫贱之交、生死之交，不仅终生不可忘，而且要始终一契之。交友之道重点是结友。结友要结真友。无疑，在生活中，友有面友、真友之分。面友者，友而不心也。真友者，生无请言，死无托词也。交友就要交真友。真友是需要风浪的考验、时间的检验的。人的一生不可能年年顺意，事事行时。在遇到人生的逆境、背时，才能对面友或真友看得清，分得明。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战国中期有一对同习兵法、一师之徒的同窗朋友孙膑与庞涓，由于孙膑的才能略高一点而招致庞涓嫉恨在心，以至利用自己先到魏国并深得魏王重用的机会，密招孙膑入魏，口言善，说是要向魏王力荐；身行恶，实则借刀杀人，对孙膑施以膑刑，“断其两足而黥之”，使孙膑成为一个“刑余之人”而不能进入仕途。这就警示人们，饮酒要饮醇，结交要结真。否则，不仅自己会吃尽苦头，而且连残至死都不知啥个原因。交友要交优。只有多看朋友的长处，把朋友的长处吸收为自己的长处，从而让朋友的优点、优势也能体现在自己身上，才能在人生路上肩并肩手挽手，共谱新篇章。（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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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高于思想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道德经济。你若没有道德，坑蒙拐骗，就没有人愿与你打交道，你的生意就做不下去。生意无望，生存有忧，便枉论发展，做大做强只会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正由于如此，忽有一得：道德高于思想。道德者，行为也。唯有行为高尚才能服众。所以，自古便有“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的命题和“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的告诫。毕竟，道德是建筑在人格基础之上的。没有高尚的人格，难有高尚的行为。而思想，只是一种思维活动的结果，或者说只是一种观念。观念好与坏，是需要接受实践检验的。而实践，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一”，就是高于其他。道德高于思想，便在情理之中。道德高于思想，就要强调实践。无数事实都反复证明，再正确的思想如果不付诸实践，也等于零。行为既是实践的表现，又是道德的载体。内蕴于道德中的各种好的性质、品质、倾向都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表现出来。讲道德，就是讲实践，就是看行为，就是看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有没有把“八荣八耻”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有没有把脱离社会道德准则、背离人民利益的一己之利欲、物欲、贪欲、情欲抛弃掉，从而知荣辱、树新风，讲正气、促和谐。道德高于思想，就要强调义务。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人尽在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主语，人人尽在人人中。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担负起对社会和他人应负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实质上是一种道德义务，同时也是国家、社会对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如对国家，适龄青年就有积极应征入伍的义务；对社会，就有爱护公共设施、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对家庭，就有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义务；对亲属，就有相顾相济、互帮互助的义务；对同事，就有实话实说、互不相疑的义务；对朋友，就有直谅多谏、终始一契的义务等，从而使这种种道德义务融入生活，变为习惯，成为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尽责任、尽义务，展身手、作贡献。道德高于思想，就要强调教育。人的某些行为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这种教化，既包括从幼儿园到各类学校在内的教育，也包括家庭和社会上一些习俗、传统的浸染、熏陶，还包括在工作岗位上的培训教育等。教育无疑要从娃娃抓起，但也不可忽视在职教育。无论是哪种教育，都不仅要有政治方向和态度的政治教育、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教育、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业务教育，还要有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育，不仅培养人的精神人格和内在价值尺度，而且督促人在实践中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以“内圣”而达于“外王”，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更和谐。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这是至理。一个不重视道德的人，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不重视道德的民族，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道德要义，重在实行；道德风尚，重在普遍。（原载东方烟草报，200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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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做人 尽心做事
最近，到云南出差，忽见路边一企业广告牌上写着“良心做人、尽心做事”的词儿，不禁眼睛一亮，感慨系之。企业，作为一个团队，恐怕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人”。作为社会人，提供给社会的是产品与服务。产品与服务的优与劣，与技术有关，与人品更有关。可以说，人品决定着产品。良心者，善良、美好之心也。这种善良、美好之心，实质上就是古人所讲的“四端”之心，即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义之端”的羞恶之心，“礼之端”的辞让之心，“智之端”的是非之心（孟子语）。可以说，一个人，如果缺失这“四端”之心，或者视这“四端”之心为可有可无之物，要说有良心，只能是妄谈；要说“其容良”，只能是伪装。良心做人，并不是一个新提法。民间早有“做人要讲良心”的说法。我的老家就在中原农村。记得小时候见到街坊邻居有了些摩擦矛盾，得理的一方总会讲“为人要讲良心”。若对方嘴硬不服软，得理的一方还会痛骂一句：“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可见，民间早把良心视为做人的根本，视不讲良心的人连猪狗都不如。良心做人，实质上是做人要讲道德。这种道德，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延续着风俗习惯的路径，体现着理想信念的力量。这种道德，简言之，就是要有仁爱之心、奋斗之志、和谐之向。人之所以称作人，在于“有仁之仁当做人”。这种仁，面对父老兄弟有亲情，面对同事同志有感情，面对工作责任有激情；这种仁，内不自欺，外不欺人，己所不欲，决不施人；这种仁，言不虚夸，行不做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言到行到，行到果到，绝不会挂着“羊头”，卖着“狗肉”，让百姓“喝饮料，怕色素；吃食物，怕毒素”，甚至买住房，怕忽悠；开小车，怕失灵。人之所以能进步，在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种奋斗，是头上冒着热气、额上流着热汗的辛勤劳作，不是坐而论道、海阔天空地夸夸其谈；是面对顺境不大意，遇到逆境不丧气的风格风骨，不是有了成绩趾高气扬，出了问题一落千丈的作风做派；是日日耕耘力作、月月总结精进、年年似水长流的不懈精神，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太阳照进屋还不出窝的懒散作风。一句话，做人在勤，勤在力干，干在持久，从而使铁树开花、铁棒成针。人之所以能得到快乐，在于先难后获，尊重人，成全人，达和谐。这种尊重，发自内心，而非口是心非；这种成全，竭尽全心，而非花言巧语；这种和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相辅相成。可以说，这样的快乐，是事先劳心焦思，事后愉悦无比的快乐；是人与人之间互不设防，相互关心关爱后精神舒展的快乐；同时也是依据理性良心，追求道德原则后的自律自由的快乐。孔子有言：“志于道，据于德。”良心做人，说到底就是做人要有“道”：实现理想的人格，奔向中国特色的目标社会；良心要有“德”：立身有根据，行为有准则，不做亏心事，不干缺德活。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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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阳明洞
在云贵高原上，含霞饮景、参差代雄的岩洞数不胜数，但看后让人心动、给人启迪的，恐怕数“阳明洞”了。阳明洞，位于贵阳北部近40公里、海拔2000多米的修文县龙场镇。洞不算规则，前阔后窄，但两头通透，从这个洞口就能看到另一个洞口透过来的光线，颇有一种“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感觉。洞中至今仍依稀可见当年钟乳石的点点风采，给人一种“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的遐思。这个洞，就是当年王阳明悟道的场所。王阳明本名王守仁，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被世人称为阳明先生。公元1506年，即武宗正德元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他从京城来到龙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住驿丞之“官邸”，却住进了“石险天貌分，林交日客缺”的岩洞中。正是在这个岩洞中，他以思考代替盲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了“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以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的“知先行后”的说法，并在儿童教育方面，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的成长效果。他的这些学说在当时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颇大。面对阳明洞，思涌不可遏。一个由四品“京官”贬为驿丞“乡官”，由繁华京城被遣到荒蛮山野的人，居然提出了影响当时及后世与海外的学说，这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必有大失落，而后有大发生；必有大摧折，而后有大成就。人生的路，从来都是崎崎岖岖，不是山回路转，就是横绝崖壁，要想一马平川，甚至走上“高速路”，坐上“奔驰车”，往往是梦中寻你千百回，醒来仍是石径斜。但也正是这种境况，往往能让产生的思想放出光芒，著述的学说不翼而飞。面对阳明洞，还使人想到，艰难困苦固可励志，但如只是学人不疑，亦步亦趋，是难以超师成师、有所建树的，更难以使产生的思想结出硕果、著述的学说源远流长。想当初，王阳明是以学习程朱理学与佛学为主的，但结果却成了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反对派”，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在《传习录》中所讲的：“学之不能以无疑。”毕竟，面对前人，面对权威，不学是无知，不疑是大病，只有学而破疑方能有所悟、有所树。面对阳明洞，同时还使人想到，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只要心不躁，气不浮，意志坚定，志向如一，就不仅能干好“主业”，也能干好“副业”。王阳明是个哲学家、教育家，这是他的“主业”，但他一生却写过许多文章，这是他换一下脑筋、变一下思路的“副业”。作为“副业”，他有三篇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但其中两篇是他在岩洞中所作的。一篇是《瘗旅文》，叙“吏目”与其子及仆一行三人客死龙场蜈蚣坡下之惨烈，叹自己“去父母乡国”落魄龙场之戚戚，抒游子怀乡“维天则同”视人若己之仁心；一篇是《象祠记》，借为那个其始“不仁”、终之“入于善”的舜之弟弟“象”重修祠庙这件事，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文如其人。透过文章，看出的是作者的心境与思想，知识与情操。墨子曾有言：“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云贵高原上的这个“阳明洞”正是如此，其“名”在阳明，其“誉”在灵魂。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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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土松柏翠
无论是到号称“天下第一陵”的黄帝陵谒陵拜祖，或是到号称“天下七十二峰”的黄山踏云览胜，有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总让人震惊不已：两处均贫土，松柏常年翠。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可以说，满目皆黄土，黄土均不肥；黄山，更是无处不坚石，难见有沃土。然而，就是在这种被常人看来是“最不适合生存”的地方，居然有八万多棵黄陵古柏和难以胜数的黄山奇松傲然挺立，轻歌低吟，天天迎日送星，年年快乐生活。由景到人，相通可通。无疑，人具有趋利避害之本性。但什么是“利”，则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到富饶繁华之地是利，因为这样收入会更高些、生活会更安逸些；有人认为，到贫困艰苦之地是利，因为这样更可以锻炼意志、增长才干。不能说，哪一种见解不好；但能说，后一种见解更好。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蜜罐中长不出不老松，马厩内练不出千里马。正由于如此，党历来号召有志青年，特别是肩负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到困难的地方去、艰苦的地方去、火热的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练摔打，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勇解难事、增添喜事，使党的执政之基更坚固，使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更辉煌。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分别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这样身处盐碱贫瘠之地和“世界屋脊”艰苦之地上的“不老松”、“长青柏”。环境离不开土壤。人在土上立，树在土里长。无土，人难生存树难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土壤更具有一层深意：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把人民群众比作“土壤”，把共产党员比作“种子”，要求共产党员每到一地，就要自觉地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生根、开花、结果。这种要求，不仅在战争年代适用，在建设年代、改革开放年代同样适用。因为，无论在何种年代，人民群众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把“根子”深深扎在人民群众这块“土壤”中，才能从那里获取充足的养分、无尽的力量，永葆松柏之青翠。土壤是可变的。即便是贫土，也会由贫变肥。变的关键在于“根”。根在土中生，也在改变土。这就如同黄山之奇松，由于其根系在石缝中不断地向纵深伸展、不断地分泌出有机酸，从而使岩石由硬变软以至溶解成土，并靠腐烂之花草、树叶再使土由贫变肥，进而使黄山之奇松虽生长在危岩峭壁之中，却能挺立在峰崖绝壑之上而不倒，并托根临广路，不以险自防，终岁常端正，不改始本性，用常年圣洁之翠绿，给人以信心、以勇气、以希望、以幸福。有首《咏松》的诗曾云：“瘦石寒梅共结邻，亭亭不改四时春。须知傲雪凌霜质，不是繁华队里身。”这就告诉人们，贫土瘦石上的松柏，之所以能“亭亭不改四时春”，关键是既不怕雪“傲”，又不畏霜“凌”，且能始终如一，不漂浮，不追风，不羡“繁华”，不凑热闹，点点滴滴扎根，岁岁月月成长，以至“卓然见高枝”，照样“连林人不觉”。（原载东方烟草报，2010年2月3日）
　　

人生如币
人生可以如诗，可以如书，更可以如币。 币者，货币之谓也。它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离开了它，经济的运行就会像断了血液的躯体一样难以继续行进下去。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吧，司马迁在其《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写下了“乱天下币”这样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以提示、警示人们对货币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谨慎对之，稳健行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说人生如币，也正是取其此意。人生虽有长短，但意义非同寻常。既轻视不得，更忽视不得，必须瞪圆双眼，谨慎处之，切莫“剪刀横眼底，*泪难裁”，空误人生，后悔不及。 人生如币，币有大小。一、十、百元钱放在一起，是决不会混同的。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山野之人或先天残疾的盲人，也能分辨得出来：货币面值大，其面积也大；面值小，其面积也小。正是货币的这种大与小，构成了货币作为一个整体的多样性与完美性。 人生如币，币分刚柔。金属铸的币刚，颇有刚毅木讷、刚克近仁之举；纸质印的币柔，颇有高明柔克、守柔曰强之状。货币的这种刚与柔，构成了货币作为一个整体的多彩性与和谐性。 人生如币，币有性格。这种性格，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流通性、光明性和价值性上。 流通性。货币无论是金币、银币，或是“钢镚儿”、纸币，它们从来是喜动不喜静，爱“流”不爱止的。即便把它们存入银行里，照样也会被“贷”出，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行进在由“小康”到“复兴”的潮流里。货币就是这样，流动起来，变成财富；躺在那里，是笔资产。财富通过流动增多，资产通过折旧减少。因而，流通、交流，互动、增利，是植入货币性格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职能和最主要的职责。正是这种流动性，充分体现出了货币最为可贵的性格特征。 光明性。货币无论是金属铸币，或是纸质印币，它们一概都是落落大方、光明磊落，既鲜明地张扬着正面，又阳光地显示着背面。正面主题突出，背面副题入微。无论是突出或是入微，都一样的光明正大，公开透明，既不因正面突出而遮挡背面，也不因背面入微而冷落正面，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使货币变成一个自自然然、顺顺当当且端庄大方的统一体。正是这种光明性，充分彰显出了货币的这种平淡自然的个性风格。 价值性。货币无论是一分一角，或是十元百元，它们都具有含金量，都有一定的价值性，都可成为一般的等价物，从而能在商场酒店购买到相应的任何商品。也就是说，只要是货币，无论面值大与小，都有用处，都可使用，即便是被古人分为“上币”、“中币”、“下币”的珠玉、黄金和刀布，照样也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尺度，并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正是这种价值性，高扬出了货币最为可贵的生命特质。 孟子在论及人生时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应该说，在人类追求共同和谐幸福的岁月里，币应有其味，人生更应有其味。（原载东方烟草报，2007年9月11日）
　　

人生贵“生”
人生是一道考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阅历，有不同的回答。左丘明认为：“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李白认为：“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陆游认为：“人生须广大，勿作井中蛙。”而近现代思想家鲁迅则认为：“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李大钊亦认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谢觉哉说得更透彻：“人生的真实意义是多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等等。这些千古名言，反复实践，成为不断进步着的人们的“精神食粮”、宝贵财富。同时，这些名言佳句也在不断地提示着后人：人生贵“生”。人生贵“生”，是说人生中最重要的、最可宝贵的莫过于“生”了。生是什么？生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有了生，不仅世界将变得更富生机、更加精彩，而且带给世界变化的灵于万物的人，才能目观万物之色，耳听万物之声，鼻吸万物之气，口嚼万物之味，并有可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进而做到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所以，人生贵“生”不仅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本质、最根本的。人生贵“生”，贵在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生活、生动、生长。人生贵“生”，首要生活。生活就是生存并活着。当今时代，竞争压力很大。压力愈大，越要珍惜生命，强健身体。20世纪70年代，苏联有一部中篇小说的名字起得好：“活下去，并要记住。”只有活下去，才有可能写就人生的篇章，彰显人生的自由，体现人生的意义。毕竟，“人生若波澜，世路有屈曲”。对困难，不必夸大它的重量，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对世态，不必太在意它的倏忽之变。事情就是这样：世路有崎岖，人情有反复。活下去，就是要对行不过去的地方退一步；对行得过去的地方也要让其三分。人生贵“生”，次要生动。人仅生存并活着是不够的。要提高生活的质量，就要生动起来。生动，就是阳光活泼，“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就是达观豪放，“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就是生寄死归，“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当然，这种生动决不是盲动，而是理性使然：有相当的计划、有路径的选择、有信念的支撑、有同志的相助。这种理性使然，更是包括远离利欲炽燃之火坑、贪爱沉溺之苦海，从而省去许多苦心思，平添许多真趣味。人生贵“生”，三要生长。人生要生活、生动，最关键的是要生长。生长，就是摆脱现状，勤于长进。这种长进，或在学问上，或在品行上，有所进步；生长，还是鼓足干劲，力为长雄。这种长雄，就是在自己的专业、行业中力夺金牌，在日常平凡的工作中争拿第一。这种长雄之长为长帅，长雄之雄为雄豪。在竞争的环境中，这也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心态。而唯有这种心态：“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语）对此，需要的是持心坚牢，意坚如钢。人生贵“生”，知难行更难。这就如跑马拉松，只要咬紧牙关，驰而不息，纵令落后，哪怕“扫尾”，也一定能达到所向的目标。 （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6月23日）
　　

人贵有脸
民间有一俗语：“人无脸，树无皮，百方难治。”一语道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人贵有脸。脸者，面孔也。面孔，形象也。形象，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所以，人们对脸都是格外看重的。除了要天天洗脸外，有的女同志还要描眉化妆贴面膜，为的是使自己的面孔更娇美、更鲜亮，以防“玉貌歇红脸，长颦串翠眉”。脸者，还是一种颜面。颜面，内心世界表现的载体也。《诗经·小雅·巧言》载：“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说的是虚伪巧言的人颜面太厚，不知羞耻。不知羞耻，就叫丢脸。当初，当不曾睡着的阎婆惜听到宋江骂时，便“扭过身回道：‘你不羞这脸！’”很明显，是说宋江没有颜面，丢了脸。可以说，有无颜面感，即有无羞耻感，是人之所以能作为人的精髓所在，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毕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贵有脸，脸体现着形象，维系着生命，更重要的，是脸面上载有道德。这种道德，反映着一个人的羞恶观、恻隐感、恭敬态。羞恶观。人皆有羞恶之心。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的人颜面光彩，有的人却如鼻子上涂了白点一样令人厌恶，关键在于自己的羞恶观。尽管羞恶观具有时代性与民族性，但客观标准总是有的，即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或对历史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就叫善，反之就叫恶。羞恶观，就是要以耻己之不善为羞，以憎人之不善为恶，从而争做、多做对他人、对企业、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善事，争行、多行对构建和谐、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有利的善举。否则，不恒其德，就承之羞。恻隐感，也叫同情心。人在社会中，社会有分工。分工有区别，人格无高下。因此，凡事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肯替别人想，肯帮别人忙，遇到忧愁人不乐，碰到哭泣人不笑，面对失意人不矜，对待不幸人怜悯，既是一种人之常情，更是一种具有恻隐之心的表现。毕竟，人有感知，亦有感情。对伤切之“恻”，痛深之“隐”，不能也不会不在颜面上表现出来。恭敬态。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不可能自我封闭。接触人就有一个态度问题。是平和端庄有礼貌，或是唯我独尊，居高临下，既失足于人，又失口于人，更失色于人，这是检验有无恭敬之心的试金石。有恭敬之心者，就会规矩方圆，直之平之；就会结交接物，恭而有礼；就会凡事谦恭，不盛气凌人；就会与人以实，不虚以应付。这种恭敬之心表现在颜面上，叫文雅态——“遇事知剪裁，操心识卷舒”；表现在行为上，叫优美仪——是大礼不辞小让的动神之行美，而非奇装异服的动目之服美。人贵有脸，贵在有良心。“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语。见《*恩格斯全集》第6卷）因此，大力加强个人的修养，从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必备的；大力加强社会文化建设，以不断增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履行对他人和社会义务的道德意识，摒弃“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尊敬”（*语。见《*恩格斯全集》第23卷）的观念是必需的。司马光在《易说》中说：“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借用之，人有脸则生、则荣，无脸则死、则辱。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原载东方烟草报，200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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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做人
到日本访问，忽闻这样一件事：一日本人称另一日本商人为“先生”，无论这位商人的年龄有多么长、功业有多么大，对方一般答：“不敢当。”为什么？日本友人告诉说，在日本，能称先生的一般是4种人：一是教师，因为教师是为国家的未来服务的；二是医生，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三是律师，因为律师是捍卫国家法律尊严的；四是议员，因为议员是替大家说话的。除这4种人，其他人一般都不敢妄称先生。这当然是日本的文化。在中国则未必如此。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学读《鲁迅全集》20卷本时，曾看到鲁迅先生称其夫人许广平为“先生”，颇为惊讶。因在我当时的潜意识中，先生，一般指的是“老师”。因为古人有言：“先生，老人教学者。”称先生的，在性别上一般为男性，因为古人曾有言：“先生，谓父兄。”父兄，不就是男性吗？！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知识的丰富，方知先生这一称谓，其意甚为宽泛，不仅指父兄或老师，而且引申为对年长有德业者的尊称，如，毛主席就称宋庆龄为先生；甚至泛用为对人的尊称，如召开*、酒会、庆典会，开始语一般称“女士们、先生们”等。这种做法，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有了。如《列子·力命》中就载：“西门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复言。’”这“先生止矣”中的“先生”，就是对人的一种尊称。尽管中日文化有差异，但日本商人这一对称自己为先生“不敢当”的做法还是如日本人见面鞠一个70度躬那样，令人见而难忘。毕竟，这体现了一种谦虚的美德。而谦虚，永远是做人的维德之基。所以，谦虚做人，永远是要遵循的一条原则。谦虚做人，首要的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说则容易，做则不易。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也不认识自己，这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那样：狮身人面的女妖斯芬克斯把守着路口，向来往的行人出示了一个谜语，“今有一物，同时只发一种声音，但先是四足，后是两足，然后三足，这是何物？”谁能猜出谜底，便被放行；猜不出，便成为这名女妖的一顿美餐。说来这个谜底十分简单，就是我们“人”。因为人在婴儿时匍匐爬行，长大时两脚步行，年迈时依仗而行。但作为“人”的人往往不能认识自己，于是便轻而易举地成了这名女妖的“饭菜”。幸亏一位叫俄狄甫斯的智者猜中了这个谜底，才使这名女妖无地自容而跳崖自杀。这个神话故事虽已久远，但在今天仍时不时地在上演。譬如，有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力强、本事大、贡献多，平时的感觉如阳春三月那样，“眼前生意满”，“白日风花香”。但到年终考评或干部测评时，与组织的评价、群众的测评，往往差之远矣。之所以会如此，归根结底，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往往把自认为应当成为的人当成了对当前自己的看法，即把“愿景的我”、“理想的我”看成了“当前的我”、“现实的我”，这难免不发生认识上的距离。所以，能否正确认识自己是重要的。古人语：“败莫大于不自知。”（吕不韦语。见《吕氏春秋》卷二四，《自知》）为什么？如“大冶所恶”的“不祥之金”那样，“自炫之士”，往往“明时不容”。（李商隐语。见《李义山集·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谦虚做人，重要的是检讨自己。人的一生，总会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做的这些事情，有成功，也会有失误；有满意，也会有遗憾。面对这些“往事”，要学会反思，检讨自己。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每天晚上都要对一天所做的工作进行“过电影”。过电影，就是回顾，就是反思。反思也是检讨。检讨，就是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以改之、以正之、以善之。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不肯反思、不会检讨而求进步，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好愿望，不会有挂满枝头的好硕果，甚至这样做就不叫进步，而只能叫狂妄。哲人苏格拉底说得好：“未经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检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哲思，是一种自我疗法。这种哲思与自我疗法是对准人生处境，进行辩证思维，不仅怒时来检点，喜时也要来检点；不仅放肆时来检点，而且怠惰时也来检点，从而做到“内唯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屈原语。见《远游》）谦虚做人，关键的是“善下”自己。善下，就是低调做人，潜心做事；就是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就是遇事好问，事不自用。一句话，善下，就是自觉把自己融入群众之中，虽处上势尊，却守之以卑；虽聪明圣知，却讨计于民，从而依靠集体的力量、团队的力量战胜前进路上形形色色的困难，实现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老子》第六十六章中曾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可以说，善下就是谦虚。毫无疑问，骄傲的人、自满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永远也是不会“善下”的，弄不好还会认为“善下”是小了自己的“大名”，丢了自己的“身份”，减了自己的“光环”。更有甚者，还会认为谦虚这一美德“过时了”、“不灵了”，应该学会“包装”：将自己梳洗打扮一番，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浅薄包装成深厚，瘦小包装成丰满，粗野包装成斯文。可以说，这种做法，无论下的工夫有多大，一时的名声有多远，最终还是会如白居易在《策林一·美谦让》中所说：“自谓理且安者，则自骄自满，虽安必危。”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5月11日）
　　

人生如学问
人生，没有现成的答案。答案，只能自己去填写。人生，没有相同的答案。答案，只能自己去创作。要使人生的答案“一枝红杏出墙来”，就要有一种“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语）的精神和劲头。这是因为，人生要生活，就需要本领；人生要生动，就需要技能；人生要生长，就需要能力。而这种种本领、技能与能力，就是种种的知识。这种种的知识，就是学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如学问。人生如学问，当学不倦之。为什么？学问涵养人。毫无疑问，学问之道，往往具有省察、克制、存养之功能。它能让人察秋毫，明大势；多克己，明事理；宽襟怀，经天地。因为这些人生之学问都是“过来之人”经验的积累，思想的精髓，故能精义入神，学而致用。人生如学问，当问不厌之。为什么？学问就须问。古人说得好：“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而人生之学问的道理洋洋洒洒，难以尽数，仅靠一、二次问是不行的。这就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来个“每事问”，“打破沙锅璺（问）到底”。多问能成师，好问能成才，甚而能致胜称“圣”。这方面的例子正如《淮南子》所记述的：“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人生如学问，当践不息之。为什么？学问即实践。学问者，学习问难也。什么叫学习？《礼记·月令》载：“（季夏之月）鹰乃学习。”毫无疑问，学，就是效；习，就是鸟频频飞起。学习，就是效法、实习。效法、实习，就是实践。而不论哪种实践，都是需要下苦功、耗精力、费体力的。对此，清代学者王国维曾用了“三种境界”作一比拟。他说第一境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并把这称为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人生如学问，当进不休之。为什么？“学问以变化气质为功。”（朱熹语。见《答滕德粹》）人生之学问是一种文化。文化是不会一成不变的。有道是，天以善变而能久，地以善变而经长。今日之风雷，不会是昨日之风雷；今日之日月，也不会是昨日之日月。要使人生学问适时、合时，就要与时共进，进而不休，并如天之道那样，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因为，人生之学问无论怎么变化，其内核是不会变化的。这个内核就是千百年来为志士仁人所追崇、所践行、所歌唱的核心价值观：“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语。见荀子·《儒效》）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共产党人来说，其人生之学问正如革命烈士萧楚女所讲：“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烧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6月23日）
　　

人生三宝
有首歌，叫《吉祥三宝》，说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地上的花朵、绿叶、果实，家庭的爸爸、妈妈和“我”是“吉祥三宝”。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有吉祥三宝，叫信仰、家庭和朋友。信仰是一种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追求。有了这种寄托与追求，即便一生坎坎坷坷、起起落落，历经磨难与曲折，受尽委屈与凌辱，照样是天天笑迎日出，夜夜乐观星现。退一步讲，就是遭诋毁、被打压，乃至刀架在脖子上，也照样是淡然自然，静气平心。这样的事例很多。如2000多年前的孔子，正因为有理想追求，要“复”西周社会之“礼”，使整个社会充满“礼乐”与“仁义”，“忠恕”与“中庸”，能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故而尽管一生颠沛流离，有14年都在外周游列国，且到处碰壁，甚至在宋国受到掌握实权的大臣桓魋的诋毁，差点掉了脑袋，但仍然是“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面对桓魋的诋毁，坦然自若，发出“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铿锵之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的住所。有家是幸福的。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习俗及文化中，家庭内部应是和睦、和谐的，应是有“亲亲”原则的，这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毕竟，一家人住则同宅，食则同案，学则连业，游则共方，最重要的，是一家人最具包容心，不仅包容其优点，而且包容其缺点，甚至包容其错误与过失。所以，家庭对人生来说，的确是一座幸福的堡垒、避风的港湾。这样的事例古代早有记载。如《孟子·尽心上》第35章就载，一次，学生桃应问孟子，舜当天子，任命皋陶当*官，假设舜的父亲瞽瞍杀人，皋陶该怎么办？孟答，当然是把瞽瞍抓起来。桃应又问，难道舜不会制止吗？孟答，怎么能制止呢？授命于他，就是让他执法。桃应再问，舜接下来该怎么办？孟子作了一个很巧妙的回答：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如扔破草鞋一样（“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他很可能偷偷背着父亲逃跑，沿海滨而住（“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海滨”，想应是当时的山东沿海一带。到这些地方去恐怕比2000多年后的“闯关东”、“走西口”更难、更险、更艰辛，在那里住下生活，无异于远离闹市乐土，似在荒野僻远之地“流放”、“劳教”、“劳改”。但由于能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也就终身欣然，以至把掌握天下的权力都忘到九霄云外了。朋友是同一个灵魂寄托在两个躯壳之内的人，是平居可以共道德、缓急可以共患难的人，是你有险时，他急拉一把；你有危时，他忙帮一手；你有成绩时，他比谁都高兴；你有过失时，他比谁都难过的人。很明显，朋友不是朋比：相互依附，共同为奸；朋友也不是朋党：相互勾结，共谋私利，朋友是如古人所释：“同师曰朋，同志曰友”（郑玄语），似诗人所言：“交乃意气合，道因风雅存”（李白语）。这样的事例史书中多有记载。譬如唐代的魏征，一生敢于直言，一直“直”到让李世民下不了台的地步，但李世民却深情地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敢于犯颜直谏，处处为国家考虑的只有魏征一个人”，并把他比作一面镜子，要常照一照，以正得失。因为朋友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你的原本相，既不遮你的光彩，也不掩你的缺陷。这种朋友，看似无情最公道，道似无义却无私，是身不离于令名，寤寐思之，死生以之，朋友之义大矣哉的“诤友”、“宝镜”。信仰、家庭、朋友这人生三宝，信仰最为重要。无数事实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个人没有信仰，心灵就会失基，心态就会失衡，心绪就会失序，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就易动火；遇到不合意的事儿，就易动怒；遇到不知边的困境，就易动摇；遇到不知底的顺境，就易动心，不仅自己情绪难安、家庭气氛难平，连朋友之声也难听得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牵涉社会。所以，人必须要有信仰。对信仰，重要的是“信”。信，就是相信、信奉，就是实践、奉行。不能口言是，身行非，更不能口言善，身行恶。要信而守、信而践、信而进。守，就要知之；践，就要行之；进，就要发展之，从而让信仰之“信”变为一种奋进的希望、创造的动力、超越的追求，使吉祥人生如喜鹊登梅花：“喜上眉梢”，似鲤鱼游莲花：“连年有余”。对信仰，至要的是“仰”。仰，就是抬起头来，就是脸要向上。只有抬起头，才知天之高；只有脸向上，才知天之大。所以，历来就有“仰之弥高”的说法。可以说，只有仰，才知我们信仰的思想、主义是多么的博大精深，从而心悦诚服地敬恭、奉行。还可以说，只有仰，才知天之大、个人之小；才知“老天爷”是老大，自己绝不会是老二，才有可能生出敬畏之心，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说“不”，事事小心，处处虚心，依规律而行，视实际而办，敬始以慎终，一以以贯之，使人生三宝宝宝相连，熠熠生辉。
　　（原载学习时报，2009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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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言“你错了”
生活中，人们总爱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眼见为实”、“眼见为真”。但现实却常常爱与人们开玩笑。譬如，一件服饰上，上下印有两条简单的直线。用对比的眼光看，这两条直线分明是一长一短。但一丈量，却明明白白是一样长。为什么？原来是两条直线两端标示的箭头方向相背而闹的“鬼”。再如，一件雕刻上，简简单单地刻有两组大圆套小圆的图案。凭经验用肉眼看，这两组大圆内的小圆是不一样大的。但一测量，却真真实实是一样大的。为什么？原来是小圆外的大圆有大有小而走的“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说明，眼见既不见得“为实”，也不见得“为真”。同时也说明，“对比”、“经验”这类传统的做法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产生一种错误直觉的。这就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与人交往和与人共事中，一定要慎言“你错了”。慎言“你错了”，是历史留下的“教科书”。历史，是靠人创造与写就的。人在创造与写就历史的过程中，不会也不可能一贯正确。罗斯福任总统时曾经说，如果他能在75%的事情上正确，就达到他对自己的最高期望；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世时也曾经说，他一生的功过如能三七开就心满意足了；企业家卡内基先生说得更干脆：如果您肯定在55%的事情上正确，就可以到华尔街谋事，一天可赚一百万美元。一个伟人、英才做事情才只有75%、70%、55%的正确，更何况一个普通的平凡之人呢？可以说，在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是不可能无过错的。既如此，任何人也就切莫以“一贯正确”自居而言“你错了”这类话。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慎言“你错了”也就成为历史留给人们的一本“教科书”。慎言“你错了”，是时代吹响的“新号角”。当下，我们的时代已经步入了“以人为本”的新时代。以人为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尊重人、相信人。尊重人对问题的不同见解，相信人对问题的辨析能力。毫无疑问，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从某一方面或某一点上开始启动的。这种做法，如果加以概括，很可能带有片面性的特点；人们的工作轨迹，又总是从表面的或浅层的地方开始进行的。这种轨迹，如果加以总结，很可能带有肤浅性的特点。对此，大可不必惊呼“你错了”。应该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别人是会认识到这一点的。这既是对人的尊重，更是对人的理解。人，毕竟是万物之灵。实践会教给人以许多道理。理论的成长又会指导人更好地实践。以人为本，就是要对人少点指责，多点理解；少点埋怨，多点支持；少点“你错了”，多点“共同干”，从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少争论、不争论，大胆实践，勇于变革。慎言“你错了”，是智者倡导的“座右铭”。慎言，一直是古之圣贤倡导的一个“座右铭”。《诗·小雅·巷伯》就有“慎尔言也”的告诫；一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其《论语·学而》中更是倡导人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西汉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在他著的《说苑·政理》中也不厌其烦地说：“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己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为什么？诚如古人所云：“出言不慎，祸机所伏。”不慎的语言，如泼出去的水，在有意无意之间是会伤人自尊、击人志向的。故一定要慎而又慎。特别是像“你错了”这类指责人的话，更是轻易不要说出口。因为，“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恩格斯：《反杜林论》）所以，慎言，既是一种自知之明，更是一种危机意识。而唯危，才有可能慎终于始。（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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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艰出英雄
最近到上海、山东、云南、广东等地调研，看到不少国有大型工业企业面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渐进冲击，冷静分析，积极应对，或加大改革力度，使资源和品牌的优势得到更优的互补；或改变经营策略，主动压减高档产品供货量，适度扩大大众产品供应量；或创新技术、创新管理，使产品更环保、更安全、更具诚信力，使成本更具竞争力，从而使企业的销售增势止跌回升，效益增速止凉回暖。看到这些情况，不由生发出“时艰出英雄”的感慨。时艰出英雄，不是说只要时势艰难，就能催生出遍地英雄，诞生出无数豪杰，而是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意想不到的困难，发内功，心不惊，定气神，肉不跳，观形察势有眼力，迎难而上有胆力，信念坚定有思力。英雄往往也是智者。智者之智首先在于眼力过人，能观形察势，见微知著，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而早谋划、早行动，积柔为刚，防患于未然，砥柱于中流。毕竟，现在的地球显得太小太小，之间的联系显得太紧太紧，以至地球一边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地球的另一边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就需要眼光犀利，目光远大，既用望远镜看趋势、看发展，又用显微镜看苗头、看问题，从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毕竟，只有有了成绩不止步，瞄准将来奋发之，才能虎啸风生，龙腾云起，无往而不胜。英雄常常伴虎胆。虎胆者，胆力过人也。这种过人胆力，是视大山为陡坡，闻惊雷如蝉鸣；是敢于横刀立马，善于拍板定夺，该掉头时就掉头，该拐弯时就拐弯；是不怨天尤人，不哭爹喊娘，直面现实，迎难而上，以事适时，以时而变。毕竟，干企业就是干市场。市场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因而伴随市场的产品与服务也就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性。胆力过人者往往能把市场的可能性变为市场的现实性，如诸葛城头弹琴，使形势转危为安。纵然一时实现不了理想的预期，照样也能使困境成为制胜的奠基石、成功的必修课。因为，困境中，不仅可以学到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从而促使把今后的工作干得更好，而且能教会我们拒绝高调，牢记谦逊。英雄称雄，识领其先。识，不仅如古人所言是“心之别名”，而且是思维的结果。这种结果，就是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源于实践有针对性，而且经过实践有效果性，同时举一反三有指导性。这种思想，往往立足现实，充满辩证，相信危机之中有商机，低潮之中有高潮，大失落之后有大发展，大挫折之后有大成就。毕竟，一个过硬的企业，其过硬之处不仅在于有过硬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在于有过硬产品和服务的思想与理念。一个成功的企业，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顺势时乘势而上、做大夺金，而且在于逆势时挺得住、守得住、活下来、走下去。有言道：“良金百炼而不失其彩。”是的，这就是英雄本色，这就叫时艰出英雄。（原载人民日报， 2008年12月2日）
　　

谈认识自己
同事、同志之间的和谐相处，除了相互之间的信任、支持，包容、宽容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认识自己。要认识自己，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弄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要认识自己，首先是个遵守秩序的问题。秩序者，次序也。这种次序指的是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的意思。《诗·小雅·宾之初筵》载：“宾之初筵，左右秩秩”，说的就是这样：来宾在筵会上左左右右有顺序，规规矩矩有秩序。秩序，可以说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历来都被当做一件大事、要事来看待。如，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天伦秩序”之说，就有“羔羊跪乳”之教，就有“尊尊”原则，就有“天秩有礼”可“经国家，定社稷，卫民人，利后嗣”的教诲。（明清之际学者朱之瑜）在我们党的传统规矩中，更是把秩序作为党内*集中制的一种原则规定下来，强调下级要服从上级，个人要服从组织，全党要服从中央。这种讲秩序的做法，在国外表现的形式也颇为独特。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的天花板上，就漆有这样11个大字：秩序，是天国的第一条法则。可见，通过认识自己，从而在社会和单位大家庭中讲秩序，守规矩，是和平年代、发展时期的一条重要原则。要认识自己，还是一个提高素质与能力的问题。古往今来，从来是“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也就是说，自知者，才是英雄豪杰、优异之人；能战胜自己者，才是智慧超群、才能盖众之人。而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无数事实都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自知者才叫明。这种明，如“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不仅可使“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而且可使耳聪目明，不致暗生。因为，这种明，是对自己在与人相处、与事相处时所处的地位、角色和能力的真实了解和确切把握；是时时无情面地解剖自我、与“人镜”相比自我认识的结果；是自觉有何长处、便极力保存而光大之，自觉有何短处、便极力避免而奋发之的结果；是动必三省、言必三思，自我控制、旧习自除，使自己言行举动符合自己角色定位要求，实现自我完善的结果。一句话，认识自己，是一种高素质的表现，是一种高能力的体现。要认识自己，同时也是一个依照社会文化处事的问题。人在社会中，离不开社会文化的风蚀雨润。这种社会文化，既有强制性的，如法律规范等；也有非强制性的，如道德规范、宗教规范、习俗礼仪等。这种社会文化，不仅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且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它“活”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信息里，“植”在传统文化的基因里，使人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从来不需要刻意去想，却永远不会忘记丢掉，好像是一种用手抓不住但怎么也摆脱不了的那种似空气般处处存在、时时流动着的精神氛围。这种社会文化，也叫社会标准。这种社会标准是社会群体中人们共同行为规则的总和，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它不仅渗透在自然环境的框架中和社会生活的制度中，而且渗透在自身行动和思想的规范中及个人精神生活的境界中。这种社会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人人都要认识自己，从而在其位，谋其政，做好分内之事；在其岗，尽其责，做好应做工作。要认识自己，表面看，似十分容易；细深究，委实不易。这种不易，虽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但却绵绵不绝，话题难休。譬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记载的那个叫蘧伯玉的人，到了五十岁，才知道自己“有四十九年非”；还譬如古希腊戴尔菲神庙入口处早就刻有的那个“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也时时在提醒告诫着人们认识自己是不易的。其实，说不易也易。关键在于不要只见自己不见别人。人在社会生活中，就要学会环顾左右。“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就要学会善找“参照物”。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正观念、正行为；就要学会多向实践学习，多向载有“许多事情，过去有过；许多问题，前人想过；许多办法，曾经用过；许多错误，屡屡犯过”的书本学习。相信，只要这样做了，是会清清楚楚认识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自我的，是不会犯下说话办事时不知自己是谁就信口开河的低级错误，更不会产生在走楼梯时的那种感觉：抬头看，“我低你一级/你高我一级”，但回头看，“我高你一级/你低我一级”，从而不知自我，言行出格。要认识自己，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观念总是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并强化、固化的。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人生、成全人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天天努力，就会日日向上。（原载学习时报，2007年4月21日）
　　

同志如竹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不由得想起被载入史册的、开启改革开放大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句话：“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党内互称同志，多么亲切的话语，多么深刻的内涵。这使我们想到，早在1921年，党的一大党纲所规定的：“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我党的称谓词语中，同志，指的是政治理想相同的人。这种政治理想相同，不仅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之意，而且有虚心高节、正直不变之相。而这种“意”与“相”，颇有同志如竹之味。同志如竹，指的是党内千千万万的同志，犹如紫竹、毛竹、刚竹、桂竹、方竹、慈竹、箬竹、淡竹等，不仅挺拔在南方北方、活跃在城市农村，而且服务于田园公园、染绿于庭前屋后。一句话，凡有人的地方，都有竹子的存在。这正如党的支部建在基层，党员分布在人群的各个层面那样，给人一种“恬淡无人见，年年常自清”的感觉。同志如竹，指的更是党内千千万万的同志，犹如竹子般，有一股不屈的争锋、为坚的多节、不变的常青、为民的多用。不屈的争锋。竹子在春季出笋阶段，无论遇到多么坚硬的土地，甚或多大的石块压在身上，都从不屈服，从不求饶，而是以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不依不变的钻劲，抗争、抗争、再抗争，向上、向上、再向上，直至钻出地面，舒展身躯，迎阳沐雨。这种竹子出土的劲头，很有点“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的风骨。为坚的多节。竹子在其生长发展阶段，从不贪快无度，而是节略明显，且一节一节向上长，节节相连不分离。这种“其于木也，为坚多节”的做派与做法，使得竹子无论是粗是细，是高是矮，都能发展有目标、成长有阶段，从而节节稳健、全身挺拔。不变的常青。竹子无论是在百卉含英的春天，或是在草林坚瘦的冬天，无论是在“树荫满地日当午”的夏季，或是在“草木摇落露为霜”的秋季，都是一如既往，和风细雨顺境翠绿，风刀霜剑逆境黛青，始终以不变的身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亭亭玉立，四季青翠。为民的多用。竹子可以说从上到下都流淌着为民的汁液，从内到外都散发着利民的绿意：其幼芽竹笋可作食用的蔬菜，既鲜美又富有营养；竹叶可用来熬水喝，既清凉又解暑解热；竹竿不仅可作为建筑材料，还可以作为造纸、织布的原料，如果编制成箩筛、簸箕、扫帚、晒垫等，更是农家不可或缺的。竹子的这种种多用，可以说是“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了。《吕氏春秋·君守》有言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竹子正是如此，同志亦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战争年代能打胜仗，和平年代能立新功，改革开放时期能建奇效，从而让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至可以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并让中国人的脚印长留在浩瀚的太空而光耀世界。（原载东方烟草报，200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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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从“知味”开始
现代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但人们的心情却越来越复杂；很多人的脸色健康红润，但表情却很僵硬，甚至像冬季山中的岩石那样冰凉冷漠。面对这种现象，有人提出了“享受生活每一天”的命题。人若能做到享受生活每一天，固然妙不可言，但享受不是“充饥”，不是把肚子填饱就行，享受是要“品味”的，而品味就需要“知味”。知味，就是知其滋味，明其气味。味，不仅有简单的甜、酸、苦、咸四种基本味，还有复杂得多的混合味。譬如，饭菜中的辣味，就是热觉、痛觉等混合感觉。据说，一杯红葡萄酒，在常人口中的味道大致是一样的，但到品酒师嘴里，每过三五分钟，就会感觉到有一种细微不同的味觉，以至能体会到500多种味道。这种差异，让人不得不生出知味不易的感慨。“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2000多年前，孔子这样感叹。不知味的原因，除了物质不丰富、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还来不及品味、知味外，关键在于缺少“知味”的能力。知味就要辨味，而辨味需要训练学习、经验积累、归纳总结与创意评价。任何能力的获得都需要训练学习，“知味”也是如此。即便是从婴幼儿口中喊出的人生第一字“妈”或“爸”，也是父母无数次“教”出来的，决不是什么“生而知之”、“不行而知”、“知先行后”而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应“志于学”，哪怕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了，甚或年岁大、记忆力减退了，也应该不忘学习、持续学习。只有不断地“充电”，才能不断提高“知味”的能力，才能让人生之灯永远明亮。比训练学习更重要的是实践。毛泽东曾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只有亲口尝一尝。“尝”了，才有经验或教训可积累，而且，这种“尝”要不止一次才行。“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要享受生活，就要多亲历、多亲尝。只有行之笃，才能知之明；只有行无穷，才能知无穷。不行，难有真体验；不尝，难知真味道；不行不尝，难有真享受。要“知味”而获得生活的乐趣，还离不开归纳总结和创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就需要善动脑，能举一反三；善联想，能触类旁通；善推理，能以近知远。听于无声，见于无形，尝一滴之咸，而知沧海之性；窥寸隙之光，而见日轮之体。否则，品味而不“回味”，很难真正地享受到味道之美、之鲜。人不应似蚂蚁，只会去收集；也不应似蜘蛛，只会从自己肚中抽丝；人应如辛勤劳作的蜜蜂，采集百花之蕊，酿造出人见人爱的香甜蜂蜜。在对比中品味而感恩，在实践中知味而奋进，在总结创新中体味而发展。只有笑看人生，抱着乐观向上的态度体味人生，才能真正地享受生活，享受成长、发展的快乐。（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6月10日）
　　

要使精神成长
人，无论是男或是女，无论天是热或是冷，只要一息尚存，总要生活。生活，不仅是生存，而且是成长。这个成长，不仅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上的。这，正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说：“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即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增长。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社会也永远不会只是一个人。这就需要人既有自我存在意识，又要有自我控制能力。决不能随心所欲，独来独往，更不能以邻为壑，以满私欲，即便自己是“超人”、“精英”，也不可以“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出现，全然不知左右，更不知单位、社会，好像天底下只有让我满意才叫以人为本。这种态度与做派不仅缺乏自知之明，更缺失一种自我控制能力。而一旦这种能力缺失，往往就易走极端，甚至做出法律所不容、纪律所不许、道德所不齿的事儿。而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事情。精神的成长，实质上是一种心理品质的成长。心理品质也是精神。这种精神品质不仅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行为趋向及行为选择，而且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的个性特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乏看到，心理品质坚强的人，往往愈挫愈奋；心理品质坚韧的人，往往临危不乱；心理品质高尚的人，往往见功就让；心理品质辩证的人，往往见暗洞明。心理品质是一面镜子，既闪烁着具有遗传素质、原始侧面的个性“本我”，又凝聚着具有社会实践、理智侧面的“自我”，还体现着具有党性锻炼、良心侧面的“超我”。可以说，心理品质一直是丈量精神成长的标尺。精神的成长，说到底是一种生活过程的质量提高。人生活的过程，并不全是吃、穿、住、行物质层面，更有精神生活渗透其间、引领其向。精神生活并不虚无，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客观性。没有充实的精神生活，物质再丰富，也感觉不到幸福，甚至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人的精神生活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同种种非精神生活或低级生活在不断矛盾、斗争而发展成长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一种真正的生活过程，一种真正的求真过程。这种生活与求真，不仅是求真理，求判断的正确，而且是求自己的生活真有所得：既生活充实，又精神充盈；既使“自我”得以实现，又使“人格”得以升华，从而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和气相待，和谐共生，和美共荣。精神的生长，离不开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离不开火热的社会实践，更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读书学习。毕竟，书，尤其是那些被时间洗礼过、被实践证实过的经典书籍永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读书，不仅可以充实自我、丰富自我，还可以提高自我。《金史·李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