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如何实现依法治军:中西哲学差异之我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7:05:52
一、 哲学研究领域的不同
在研究领域上，西方人认为政治、伦理与功利无关，科学是超功利的，因而西方哲学思想与政治、伦理是分开的，注重本体论、认识论，因而在纯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并形成了本原、物质、时空、肯定、否定等哲学范畴；而中国哲学思想则与政治、伦理紧密相连, 认为做学问要做到“正心”、“诚意”、“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目标是培养“圣贤”,这样做学问就与功利有关，因而纯科学方面很少有人问津，哲学家研究的范畴则是“道”、“气”、“理”、“性”、“命”等。
在西方历史上的最初的古希腊哲学那里，人们本能地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事物的本质、本原是什么?”泰勒斯说：“万事万物中,最大的是空间，最智慧的是时间。”①赫拉克利特说:“ 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②德谟克里特可谓“原子论之父”，阿那克萨戈拉是最早研究天体物理的人，恩培多克勒是希腊医学的始祖，亚里士多德则开创了物理学等许多学科。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几乎都很关心自然科学，醉心探讨世界的本原和物质结构，因此历史上把他们称为自然哲学家。后来，打破中世纪沉寂而使哲学恢复生命活力的依然是自然科学家，如哥白尼、布鲁诺等天文学家，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宣布几何学为主要科学的霍布斯, 还有潜心研究“物理学”的笛卡尔。形而上学理论与机械唯物论的建立，深受17、18世纪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的影响。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有了新的突破，如康德的太阳起源假说等，动摇了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为辩证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此可见，西方哲学的根底在自然科学。因此，在西方传统中，“求真”的愿望大于“求善”，知识就是力量。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自然成了人的一部分。老子云:“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③所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哲学（认识论)与人生哲学(伦理学)是不可分的，甚至对人事的研究超过了对自然本质的探求。这就使得“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了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它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做人”和“治人”，哲学史上一直争论的“天道”与“人道”、“礼治”与“法治”、“性善”与“ 性恶”、“知”与“ 行”等哲学问题，都是围绕这一轴心旋转。
很显然，中国哲学则是立足此岸,“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的伦理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和谐，注重统一，其结果伦理思想发达。血统观念、祭祀祖先，这一方面客观上维系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塑造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阻碍了人的个体能力的发挥，使人不富于思辨，人的主体性近乎异化，行言立事，总要瞻前顾后，缺乏创新精神。
西方注重个人生存竞争，使得科学技术的发达远远高于中国，这种文化传统的哲学积淀使他们拥有一套完整的认识论范畴体系。但是，由于夸大个性，忽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统一，导致的结果是，与科学的进步相伴随的是人生价值的贬值、思想信念的混乱。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另外，在满足自身对自然的征服欲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大量新的矛盾和危机，致使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反过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而促使当代西方思想家反思，人到底应该怎样与自然相处？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反思显然是对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相争)的怀疑和否定。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和重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同
（一）中国哲学注重综合，西方哲学注重分析
中国哲学注重综合，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从宏观上看到的首先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相互制约的过程。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特别发达。如老子的“道”，“道”乃“万物之母”，“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等。中国人的这种重综合的思维方式擅长全方位地、多侧面地把握多元关系的对象世界，有利于将具体对象置于确切的坐标中审视，避免片面的固执一端，有利于有效地处理、协调复杂的多元关系。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对自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存在不少弊端，如模糊性、重共性轻个性、高度抽象等，致使人们思考问题从经验出发，不经过理性反思，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在人们的共同经验中，具有相对确定和相对稳定的界限和标准。
在研究领域上，西方人认为政治、伦理与功利无关，科学是超功利的，因而西方哲学思想与政治、伦理是分开的，注重本体论、认识论，因而在纯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并形成了本原、物质、时空、肯定、否定等哲学范畴；而中国哲学思想则与政治、伦理紧密相连, 认为做学问要做到“正心”、“诚意”、“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目标是培养“圣贤”,这样做学问就与功利有关，因而纯科学方面很少有人问津，哲学家研究的范畴则是“道”、“气”、“理”、“性”、“命”等。
在西方历史上的最初的古希腊哲学那里，人们本能地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事物的本质、本原是什么?”泰勒斯说：“万事万物中,最大的是空间，最智慧的是时间。”①赫拉克利特说:“ 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②德谟克里特可谓“原子论之父”，阿那克萨戈拉是最早研究天体物理的人，恩培多克勒是希腊医学的始祖，亚里士多德则开创了物理学等许多学科。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几乎都很关心自然科学，醉心探讨世界的本原和物质结构，因此历史上把他们称为自然哲学家。后来，打破中世纪沉寂而使哲学恢复生命活力的依然是自然科学家，如哥白尼、布鲁诺等天文学家，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宣布几何学为主要科学的霍布斯, 还有潜心研究“物理学”的笛卡尔。形而上学理论与机械唯物论的建立，深受17、18世纪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的影响。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有了新的突破，如康德的太阳起源假说等，动摇了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为辩证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此可见，西方哲学的根底在自然科学。因此，在西方传统中，“求真”的愿望大于“求善”，知识就是力量。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自然成了人的一部分。老子云:“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③所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哲学（认识论)与人生哲学(伦理学)是不可分的，甚至对人事的研究超过了对自然本质的探求。这就使得“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了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它的任务是研究如何“做人”和“治人”，哲学史上一直争论的“天道”与“人道”、“礼治”与“法治”、“性善”与“ 性恶”、“知”与“ 行”等哲学问题，都是围绕这一轴心旋转。
很显然，中国哲学则是立足此岸,“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的伦理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和谐，注重统一，其结果伦理思想发达。血统观念、祭祀祖先，这一方面客观上维系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塑造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阻碍了人的个体能力的发挥，使人不富于思辨，人的主体性近乎异化，行言立事，总要瞻前顾后，缺乏创新精神。
西方注重个人生存竞争，使得科学技术的发达远远高于中国，这种文化传统的哲学积淀使他们拥有一套完整的认识论范畴体系。但是，由于夸大个性，忽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统一，导致的结果是，与科学的进步相伴随的是人生价值的贬值、思想信念的混乱。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另外，在满足自身对自然的征服欲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大量新的矛盾和危机，致使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反过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而促使当代西方思想家反思，人到底应该怎样与自然相处？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反思显然是对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相争)的怀疑和否定。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和重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哲学研究的方法也不同
（一）中国哲学注重综合，西方哲学注重分析
中国哲学注重综合，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从宏观上看到的首先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相互制约的过程。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的辩证法思想特别发达。如老子的“道”，“道”乃“万物之母”，“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等。中国人的这种重综合的思维方式擅长全方位地、多侧面地把握多元关系的对象世界，有利于将具体对象置于确切的坐标中审视，避免片面的固执一端，有利于有效地处理、协调复杂的多元关系。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对自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存在不少弊端，如模糊性、重共性轻个性、高度抽象等，致使人们思考问题从经验出发，不经过理性反思，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在人们的共同经验中，具有相对确定和相对稳定的界限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