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干怎么读:中国文化纵横谈00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00:11:14
中国古人对“文化”这一概念的限定,早在《周易》中就有所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这种规定性从汉时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和唐时的“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起,一直影响到明清。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西方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它的意思是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等。法文的Culture也是栽培、种植之意,但又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这里的意思就包含了从人的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两个领域。1871年,英国的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一定义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泰勒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巨大的复合体,包含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的文化要素。虽然其主体结构是受儒家思想制约的,但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又不断的吸收和融合了其他要素,以适应各时代的需要。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文明史上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所以作为目前正处于思想割裂期的我们来说,有必要对它做更深入地了解,比如它的特点以及它与其它文化的区别等等,有义务作一些概念性的总结,以期能起到抛砖引玉和继前启后的作用。

首先是其具有的悠远性和独创性。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过,它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续发展的唯一的独立文明。它不象埃及文化曾因入侵者的变化一度希腊化,后罗马化,再又伊斯兰化;也不象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中断;更不同于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中国文化在发展中从未产生过断档和空白,发生过间隔或跳跃。仅以文学而言,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魏诗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发展下来。更别说中国独创的方块字(从甲骨文演进为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及行书、草书),这一世界上产生既早、从未中断,至今惟一仅存且仍被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影响了多少周边国家的发展,带去了中华文明。至今韩国、日本和越南还有一定数量的汉字在使用。

其次是稳定性和统一性。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保持完整和统一,延续至今而能基本保持原貌。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于找到的。

再次是兼容性和再生性。中国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这不但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融汇,也指汉民族文化能够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指对外来文化也能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的吸收、整合。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毅然学习外夷,变风易俗。至战国末年,“胡服”已成为中国服装的一部分,骑射也被中原各国普遍采用。西汉张骞通西域不仅带去了丝绸、铁器等中原文化,也使葡萄、琉璃制品等西域文化传入。唐时国力强盛,华夷文化大交融变得更为普遍和自然。而佛教的中国化更体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本色。虽然这种兼容性和再生性在明末清初时有所减弱,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文化总体上以宽阔的胸襟接纳异族文化的特点。只要对自己有益,就乐意移植、引进、吸收和整合。

其四是保守性。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统治者沿袭以德制天下的儒教传统。因此,任何外来宗教对儒家思想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佛教初入,中国僧人翻译佛经时就故意将佛经中违背忠孝思想的内容剔除,其后,佛教的许多派别甚至将儒家忠孝思想纳入其中。尽管如此,儒、道与佛之间也有斗争,甚至有个别皇帝还曾下令灭佛,如所谓“三武法难”即是如此。更别提与中国儒家等级制相背的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尤被历代所排斥。

最后即为多样性。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比如历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等,都异彩纷呈,各有特色。

而任何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它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国内陆辽阔,空间巨大,为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创造,提供了回旋和施展的舞台。《禹贡》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亘古独立、长生不灭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文化带有封闭保守特点的环境因素。而它的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特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这些复杂地貌和不同气候给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巨大影响,人们不能不依据这些条件决定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也形成了它不同于欧洲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美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许多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等等,追求群体互助,同西方世界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很不相同。中国文化突出人本主义精神,它不象西方文化那样依附于神学独断。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但它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宗法道德观念才是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遵循某个神的意志,而是要合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所谓“天”的概念,历代帝王也有祭天的仪式,但就其实质来看,这里的“天”不过是自然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天道”,实际上也指的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

中国文化同时注重和谐与中庸,它不象西方文化那样讲求分别与对抗,而是主张“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互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中国哲学所说的“和而不同”,就是讲各种不同质的事物和谐的融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如果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不偏不倚,各安其位,就能够达到“和”的最佳状态,也就是人生和社会的最佳境界。中国文化还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它不象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人们爱土、敬土、安土,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生命与依靠,因此,人们起居有定,耕作有时,总是祈求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在战乱的时候便梦想有一个“桃花源”。由安土乐天的心理而产生了一种浓厚的乡土情谊,凡是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个个都要思乡,怀旧,寻根,问祖,这同西方文化确实大不相同。

而相对于日本的岛国文化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陆文化更具有严整性和有序性。日本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诸方面,全面影响、熏陶着日本民族的国民性。这种以伦理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足的文化心理,使日本历史“蛙跳式”的直接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成为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文化的中心内容和日本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维系因素,熏陶哺育着日本国民。

但是,作为原发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儒家思想,是奠基于农业宗法社会之上的,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这种文化结构阻碍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育和成长,阻碍着近代化的产生。战后日本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式,吸收、演绎、融合欧美文化的精华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粹,形成了一种多元性的、混杂性的日本精神,它多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具有征服欲。春秋、战国时儒士所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射”“御”在唐时已经湮灭,中国儒生已成为“手无缚鸡之力”“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白面书生,而日本却把中国儒学加以改造,使之与日本神道相结合,继承了中国儒士这一尚武精神,亦成为日本武士道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对“耻辱”的敏感与重视,它调节着日本社会的平衡与和谐,而“礼”的文化则对维持中国社会长期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孔子提倡礼治,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级统治者都要各安己分,恪守礼制。“礼”本身明确的表达出封建礼制的详细内容,它包括“君臣父子”等社会各种等级与社会角色所应该具有的行为准则,意味着不可逾越的经济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礼”明白无误的向社会中的人宣布应遵从什么,应回避什么,礼表达的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准则、国家律令、宗法族规。而日本的“耻”并不明确包括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内容。

在中国,“仁”被认定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的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同样是在中国,“孝”是五伦之首,“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忠”为五伦之首,对主君的“忠”是无条件的,在近代日本又努力使“忠”无条件的归属于天皇一人。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认为臣下一味顺从是“妾妇之道”,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封神演义》中也有“父不慈,子不孝;君不仁,臣投外国”的言语。这些主张虽未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但为君主权力设置了道德的制约圈,也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反抗精神。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也与日本殊途异道,呈一种轴心式的运动,并以“吞噬方式”来吸取营养,丰富自身。日本民族由于岛国生存环境的局限,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采取的是以实际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作标准,既有吸收性又有排斥性来进行选择的。

印度是一王邦,它和中国所使用的文字不同、种族不同,它拥有自己的文字——梵文,又自称为雅利安人的后代,因此也就形成了与中国所不同的文化形式。儒家文化的宗旨和基本功能,是为了求得稳定和谐,求得“大一统”的协调。它不象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而印度文化又是一种姓制度形成的文化,等级制度更强于中国,外来排斥性较少,不强调暴力,而中国则是由宗法血缘关系形成的一大家长制的政治政体,以维持理想的纲常关系和以维护传统社会秩序为终极目的的贵族化的政治观。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原发性的文化体系,能够流传至今从未中断过,产生过断档和空白,甚至在外族入侵时仍能保持自己的原貌,反而还给周边族群以深刻的影响,不仅在于它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具有自己特殊主义的政治观和社会观,还在于它存在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意识形态,以体现人类追求富足和人道为终极目标的普世主义价值。

从古到今,任何国家的人民无不梦想建立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堕落、没有暴虐、没有杀戮、没有战争的理想社会,为此还描绘了一幅幅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这种天下太平、社会稳定的理想蕴含了人类憧憬、向往与追求和平、安定、富足、有序、和谐、尽善尽美的幸福生活的情感。这种乌托邦的精神在中国同样有所体现。《礼记·礼运》中即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的有关“大同社会”的描述。

在那里,人人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人都能互助互爱,是一个秩序井然、人人为公的太平盛世。这与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颇有相似之处,是泛道德主义的理想政治模式。道家也设想了“小国寡民”的“自然世界”;而在春秋战国时与儒家齐名的墨家也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治国之道。这些都是古代先哲们面对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怀抱济世救民的忧患意识而提出的变革社会、变革现实的美好设想和方案。而在此基础上所提倡的大同、仁爱、忠恕、中和则同基督教文明所梦想的一个包括人身解放、社会公正、平等博爱、宽宥和平的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古代中国,人们将仁爱作为人性价值的根本,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德,它包括了对内的克己和对外的爱人,反映了一种互敬互爱互助的美好愿望。仁义作为道德人性的外在实践和内在要求,期望“泛爱众”,人人和平相处,慈悲为怀,体现了人类追求幸福、安宁与和谐的普世主义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恕之道来源于仁义精神,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反映了人类宽以待人、相互谅解、相互忍让、相互敬重、相互期许的仁爱精神和自立意识,这与基督教中的宽容精神是相近的。

而“忍”也成为日本武士所恪守的基本道德素养。中国文化还讲求中和,即是“中庸之道”与“和为贵”思想的结合,它要求人们做任何事都要讲究尺度,要不偏不倚,既不太过,又无不及,要适可而止、以和为贵,从而创造出一种使人与人、人与物相互统一的和谐气氛。淳朴人性是天下之大本,和谐原则是天下之达道,离开中和之道,便会人性浇漓,天下大乱。只有使人的行为符合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互爱互信,互尊互谅,人得其所,事得其宜,则天下太平,表达了一种社会统一,群体和谐的共同愿望。

以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说了很多,但对于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来说仍然只是冰山之一隅。然而作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们来说,如何正确的认识传统文化,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果运用到当今社会的建设当中,实是当时之要务。而如何知己知彼,了解和吸收别国优秀文化为本国服务,也确是任重而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