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性皮肤怎么修复:中国“民族音乐学”：潜在危机与未来趋势

摘  要：仅仅凭借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本文在梳理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脉络的同时，指出由于近现代西方音乐文化的强势背景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薄弱，造成中国“民族音乐学”自我学术原动力的缺失；并主张中国古代音乐史及文化史学界的介入，真正做到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立体纵深发展。

关键词：中国“民族音乐学”  危机  趋势

        显然，“民族音乐学”是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已经逐渐不再成为人们争论的对象，将“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观念、视角、态度去理解，并运用于音乐文化研究的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同样倾向于共时研究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在国内民族音乐学发展的衔接上已经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工作和贡献，相当一部分该领域的学者以其自身丰富的传统音乐阅历作为研究基础，在吸取了西方民族音乐学文化相对主义及强调在一定的文化系统内以“局内、局外”视角进行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经验之后，已经做出了大量可观的学术成果，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纵观西方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音乐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是在1980年南京第一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之后，国内学者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性、民族性，尤其是对建立“中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讨论，至今，在中国如何发展具有自身特点的民族音乐学这一问题，仍然是学界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出于对民族音乐学的极大兴趣，笔者也就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希望在尽量摆脱国内现代学科划分体系影响的基础上，以一个中国的视角，尤其是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对西方民族音乐学自身的建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尝试性的判断与归纳，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民族音乐学在中国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曾经对“民族化”、“中国化”问题较为关注，并成为处理外来文化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西方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后，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于在共时研究方法上的相似性以及对民族音乐学名称的某些误解，一度出现主张以中国传统音乐的相关研究来替代西方民族音乐学，使之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中国流派”的观点。到了近几年，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民族音乐学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普世的学术观念，无需在国籍及研究对象上加以限定，因此，对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化”问题逐渐淡出视野，而转为关注研究方法及理念更新，并产生相关大量个案研究。至此，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步入了看似理论观念与西方相平等的对话状态。

        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民族音乐学的提法，高厚永在1980年前后曾谈到“要坚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系统而完整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其实，世界上的民族音乐学流派亦多，他们的观念也不尽相同，中国民族音乐学也应是世界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并希望通过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引进，“把我国当时尚处在闭塞状态的这些领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宏观、更具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境界，从而把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摧残、当时尚处在极度萧条之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复兴起来”[1]；魏廷格则建议用“中国音乐学”代替“民族音乐学”，从而明确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研究的本土性[2]；沈洽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从王光祈至今）的梳理，在一定的历史意义上构建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脉络结构，并以此作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中国化”过程的解读视角[3]；……显然，面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进入，首先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相关领域积极参与了互动与讨论，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担负起了民族音乐学部分相关研究与工作，不少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者通过学术转型，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在大量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讨论之后，学者们的关注点逐渐从之前的研究对象转移到了研究方法及观念的层面。诸如管建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讨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性质问题[4]；罗艺峰从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到文化全元论的方法论视角探讨了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及未来展望[5]；杨民康对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位—客位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讨论[6]等等，除此之外，大量田野个案的研究成果模式化地出现，移民音乐、仪式音乐、流行音乐等等新的论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要补充；并且，诸多相关学术会议频频举行，如专门从学术方法角度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单独成会，并引起来众多学者的呼应[7]；国内学者的相关著作、文章不断出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逐渐发展升温，并已进入国际对话行列，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学术界的焦点。

        但是，看似平稳发展的民族音乐学是否已经步入成熟了呢？在笔者看来，其中仍然隐藏危机，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反思。

二、中国“民族音乐学”危机——原动力的缺失

        虽然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已经足以与世界对话，但是诸多学者显然并没有满足于中外共识的一般方法论的探讨，关于强调“本土化”、“地方性”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反思已经有所表现：杜亚雄提出了东方民族音乐学家应该发挥在西方音乐文化研究方面所具备的“局外视野”的优势[8]；余鑫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在“本土化”过程中仍然存在本土学者的缺失、本土音乐文化意识淡漠、本土音乐文化研究的非纯洁性以及在文化变迁背景下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困境等问题[9]；郑元者则通过对于“地方性知识”论题的反思，提出音乐的中国经验不只是一种地方性经验，而应该是一种情境性的经验，它在艺术人类学所着力追求的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景观图的建构、艺术真理和人生真理的理解中有其独特的价值[10]；……我们可以看到，此类民族音乐学“本土化”问题的关注视角与80年代初提出“中国化”问题的视角已经大不相同。其关注点已经从“对象本土化”的提倡转移到了“观念本土化”的反思，这是对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深度思考。

        笔者以为，除了上述问题，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仍然存在潜在危机。学术发展方向取决于支持学术研究的原动力，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方向之一既然是“本土化”，那么支持这一方向的原动力何在？

        认为西方文化体系是优于其他落后国家文化体系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在中国音乐界曾经有所盛行，主要表现在创作技法等音乐本体相关领域。客观地说，这种以“先进的”西方音乐体系为标准来评价或解释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形式及价值的做法，在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国内各音乐院校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要教学对象，并严重忽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现象即是“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当代具体表现，并且，随着这种思想与现象在国内社会文化意识的普遍传播，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价值判断等仍然倾向于西化，甚至直接影响到考学就业、学校教学体系改革的困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当这些现实问题被认同为“正常、自然”状态时，对“欧洲中心论”原本应该突显的批判性被弱化了，对其反对之声越发无力。这便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危机的中国背景。

        反思是西方人的文化“惯性”，这与西方人的宗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方人善于反思的行为方式使他们构建了“民族音乐学”。经过对殖民地文化的搜集考察、文化比较，到后来的文化多元、文化相对，西方人成功的从一个全球殖民者转变为全球文化的积极阐释者，并且以其自己曾经犯下“欧洲中心论”的错误来警示那些曾经沦为被殖民的世人，将“文化中心”转型为“观念中心”。仍然没有从过去的“欧洲中心论”思想摆脱出来的中国人是否会“顺理成章”的再次接受？

        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思。这里提出的不彻底，不是指文化相对的不彻底，而是指西方世界在提出“文化相对”的反思时，是建立在自身曾经错误的基础上，其背景是一个殖民者自我反省的过程，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应该是“他管住他自己就好”，而不是如同A打了B后，反省了自己不该打人，于是理直气壮的告诫B“你以后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这样做不是很滑稽吗？就怕这个B还觉得A所言极是，感恩戴德地将这种告诫牢记在心，莫名其妙的恪守这般真理。这在现实中并非没有对应：不少外国学者来国内讲学，他们带来了很多“知识资源”，这是我们欠缺和需要的，但是也不乏“传经布道者”，刻意表现出“我带来了你们尚未察觉到的问题”，所以“你们必须同我们一起反思”的姿态。这种“文化强势的反思”便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危机的西方背景。（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某些西方学者反思的虔诚，如同不能否认另一些西方学者的反思仍存在文化强势一样。）

        但是，令人感到尴尬的是，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确仍在盛行“欧洲中心论”，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先，这导致西方成功引领我们来打破他们带来的“欧洲中心论”，建立文化相对世界。音乐就是文化、世界文化多元平等、整体视角下的人文观察等等，成为今天中国音乐学界恪守的至理名言。

        也许这是一种抱怨，但是这样的抱怨并不是否定这些学术观念，这些学术观念都是极为正常的，正常到中国几千年前的古人早就以其作为为人处世的执行准则了。孔子时代的“六艺”，将音乐作为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成为承担“君子”名号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魏晋时期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殊方异俗，歌哭不同”、“八方异俗，歌哭万殊”已经是音乐视角下的文化多元思想的直接表达；佛家禅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不但将整体联系的视角表达的淋漓尽致，更加体现出了超出学理层面的精神内涵……

        这便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当前危机——不是存在于学术理论方法问题上，而是出现在自我发展的“原动力”的缺失上，这种缺失的原因，正是前述两种危机背景的叠加。进一步说，我们如果摆脱不了这种“西方带领”的状态，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甚至是中国的音乐学，将一直跟随别人的脚步去走自己走过的路。

三、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未来趋势——中国音乐史及文化史学界的必要补充

        提到中国文化史，并不是认为中国音乐史无法承担相应的工作，而是希望尽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全貌作为今天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历史文化积淀。

        前面已经提及，西方民族音乐学传入至今，学科划分体制下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承担起了主要的呼应及研究工作，这是由其共时性研究的相似性造成的。自从瑞斯在梅里亚姆三分模式基础上加入了历史概念，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中国学者对此也有诸多论述：洛秦以其博士论文为例，以中国昆曲的发展过程为对象，论述了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11]；项阳指出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在论域、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交叉现象[12]；赵志安则通过对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兴起历史和发展现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比较了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与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思维和方法之间的异同[13]；……民族音乐学研究呈现出了历时、共时相结合的立体景观。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这一点上均已达成共识，但是，针对国内学者而言，有一点不得不提出的是，不能忽视了中国文化历史的优势。且不说这是又一次西方人带领我们“反省了新的视角”，“拓展了新的视野”，但就中西音乐史料的比较而言，中国音乐史料及相关文化史料的优势若不能得到关注与发挥，将再次失去一次展现自我风格，走在西方世界前面的机会。

        西方的音乐史学受其注重音乐家、音乐作品的音乐学传统影响，就史料内涵而言，与中国音乐史料相比显得较为单一、线条化。当代西方音乐史学新的学术倾向虽然逐渐转变为注重文化联系性的新史学写作与表述，但是受其史料局限，只能做到在其既有的注重作家作品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后补式”的文化写作。而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本身就是一种接近文化史的表述方式，与就音乐说音乐的西方音乐史料有着极大不同。除了专门的音乐志和类书，其他散见于传记、小说、诗词歌赋等文献的音乐资料大量存在。也许有人会有古代音乐史与民族音乐学并无关联的看法，但是就笔者看来，当代民族音乐学观念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中大量存在，应该对其进行全面的针对性的整理归纳。其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将中国民族音乐学向前移至千百年”，或“为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学学派寻找根基”，但是作为中国音乐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类似今天民族音乐学观念的文化事项，都是在中国音乐学术研究中能够真正延续自我文化特点的范例，而这种史料的优势是西方世界极度缺乏的，也是中国人以自我视角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有效资源。

        顺带要说的是，这种考虑的学术前提是对突破学科界限的必要性的认同。民族音乐学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必须是一种整体音乐文化所抽象出来的产物，而中国的古代音乐史学史料正是具备文化史特征的，若不能从现成的资源中寻找可借鉴的内容，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浪费和遗憾。关于音乐学科的关系问题，笔者对台湾所实行的研究生统一为音乐学专业，重要科目都要必修，毕业时任其选择一个方向作为其出发点去做论文的做法倒是非常的认同。至于学科划分的弊端与不合理性，应该注重文化整合的观点在文化研究及其他学界已有诸多论述，这里不再多言。

        因此，继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之后，中国音乐史学界也应该与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联手共同建设自我文化特征的学术阵营，文化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学科门户的偏见终究不可取。中国音乐史及文化史学界的必要补充，将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未来趋势。

结语

        本文对诸多相关文献的引用，是为了说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思路及脉络趋势。当然，目前国内民族音乐学学术研究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众多学者都依照国内学术现实状况吸取了西方经验积极有益的一面。中国地大物博，尚有太多文化现象可以研究，可以提供动力支持，但本文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是强调在合理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应当突出研究动力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是主张中国古代音乐史及文化史学界的介入，真正做到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立体纵深发展。而“危机”一词的使用，也是希望引发众人的重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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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亚雄：《召开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经过》，载《音乐研究》2003年第4期。
[2] 魏廷格：《建议用中国音乐学概念代替民族音乐学概念》，载《音乐研究》1985年第2期。
[3] 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载《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3期。
[4] 管建华：《文化研究与音乐人类学》，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2期。
[5] 罗艺峰：《从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到文化全元论——音乐人类学发展的“正、反、合”》，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2年第2期。
[6] 杨民康：《论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位—客位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兼论民族音乐学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方法的来龙去脉》，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7] 萧梅：《理论·方法·精神——“‘实地考察’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述评》，载《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4期。
[8] 杜亚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载《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
[9] 余鑫：《质疑“本土化”——民族音乐学研究之我见》，载《音乐探索》2004年第4期。
[10] 郑元者：《地方性知识的迷障：音乐的中国经验及其艺术人类学价值》，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2期。
[11] 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
[12] 项阳：《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3] 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