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个常见元素符号拼音:郭廉夫《王羲之评传》第一章：生平及佚事（二）

    五、经历两次叛乱

　　王氏家族因在建立东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司马与王共天下"之说，王氏家族日益兴盛强大，握有军政大权，这对朝廷构成威胁，皇帝很是忌恨。王氏家族的势力成了皇帝的心患，对王导"亦渐疏外"。皇帝将刘隗、刁协视作心腹，想用他们的权势箝抑王氏家族。

　　刘隗是一个势利人物，又精通文史，常引经据典为其所用，侵毁公卿，弹劾他人。而刁协性情刚悍，与刘狼狈为奸，两人常密谋策划，投皇帝所好，谄上骄下，他们做官经商大发其财，农田万顷奴婢数千，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刘隗、刁协专权用事在皇帝面前疏间王氏，王敦、王导气愤不平，曾多次上疏，皇帝由于偏听偏信不加采纳。王敦在酒后曾经吟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加深了皇帝的戒心。王敦对刘隗曾直言不讳地数落："邦佞谄媚，谮惑忠良，疑惑圣德，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自从信隗以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闻之惶惑，精魂飞散，不觉胸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当全祖宗之业，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后所启，奈何弃忽忠言，遂信奸佞，谁不痛心！愿出臣表，谘之朝臣，介石之几，不俟终日，令诸军早还，不至虚扰。"王敦与刘隗、刁协之间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炽化程度。永昌元年王敦再次上表，皇帝勃然大怒："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就在这一年，王敦于武昌举兵想用武力消灭刘、刁之党。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发生这样的事件，王氏家族可谓是大祸临头，很可能株连全族所有人员。王导脱下朝服带领土氏子弟二十余人（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日夜伫立宫门前请罪，听候发落。

　　刘隗、刁协平时专横跋扈，现在更是认为消灭王家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曾多次连续上奏皇上要求将王氏满门杀绝，斩草除根。元帝面临这复杂的局面，考虑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平时尽忠职守，此时态度诚恳，更重要的是万一王敦得势，威胁到朝廷和他本人的安全时，还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王导为人宽厚，说不定在大动乱中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元帝对王导说："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最后以"大义灭亲"为名，免诛其族。王敦的军队从四处进入京城，宫中大小官员逃之夭夭，元帝身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元帝被迫只好当场封王敦为丞相、江州牧等要职。使王退守武昌。

　　在王敦到了石头城后，元帝召集百官见王敦，王敦问刘、刁党羽戴渊："前日之战（王师败绩），有余力乎？"渊回答说："岂敢，但力不足耳！"敦又问："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渊回说："见形者为之逆，体诚者为之忠。"王敦冷笑了一声说："卿可谓能言。"尔后又对王导曰："不从吾言，几至覆族。"元帝因受不了王敦的污辱，忧郁而死。公元323 年明帝即位，当时王敦已移往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他虽身患疾病，仍再次威胁朝廷，明帝乘机派兵讨伐，王敦因病已不能带兵，故指派他的哥哥王含应战，结果大败。王敦也因忧愤使病情加剧而去世。历时两年的"王敦之乱"就此结束。王羲之当时已经成年，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士族的分裂，特别是周被王敦所杀，对他刺激很大。他深深感到当时官场的黑暗和无情，战争的残酷，政治舞台风云的突变，时局动荡，前景令人难测，王羲之曾在以后的兰亭诗中发出"合散固所常，修短定无始"的叹息。

　　咸和三年（328 年）二月发生了苏峻、祖约叛乱。苏峻出身北方坞主，以军功为历阳内史，因恃功"骄溢自负"，又以"单家聚众"发迹，对门阀大族心怀不满，他们以诛庚亮为借口南渡长江，攻占南京，纵兵大掠，驱役百姓。王羲之的叔父王彬等，还被勒令负担登钟山。叛军甚至剥去女性衣衫，裸暴于众，无恶不作。这次叛乱使建康"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大库内藏损大惨重。当年九月，陶侃、温峤、庚亮等起兵讨伐苏峻，苏峻很快败死，祖约失败后投奔北方石勒，最终亦被杀。

　　王敦叛反与苏峻反晋，均属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叛乱平息了，但当时的政局没有丝毫变化，人们认为：庚亮以外戚辅政，引发了危及国家存亡的大祸，他当时窜身苟免，晋室内争权夺利；皇帝幼小，听人摆布，无能为力。王敦和苏峻的两次叛乱，王羲之虽然未曾遭祸，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官场的腐败和朝廷的无能。

    六、仕途

　　王羲之步入政界，最初的官职是秘书郎，其主要任务是整理和校阅宫中文库中的图书。究竟是何年担任这一职务，《晋书·王羲之传》只是说"起家秘书郎"，没有说明年代。在东晋，秘书郎、著作郎是贵胄子弟初选之职，如是过早、较晚出仕则标明"弱冠"或说明具体年龄，如庚亮少有美誉，其传曰："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王羲之妻弟郗昙较晚出仕，故本传称："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王羲之出仕不称"弱冠"又未指出初次任职年龄，再综合其他材料推断任秘书郎为太宁三年（325 年），王羲之当时二十三岁。

　　东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年龄很小就获得官衔进入仕途了，例如王导、王含诸子都弱冠出仕，唯独王羲之在他二十三岁左右才任秘书郎之职，这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古往今来学术界多有猜测，有人认为正如王羲之自己所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他不想过早地进入仕途；也有人认为，他伯父王导在掌握东晋大权时推行"愦愦之政"的政治纲领，王羲之持不同政见，不愿意与其伯父合作，所以出什的时间一拖再拖。还有一部分学者把王羲之的出仕与他父亲王旷联系起来分析，也不无道理。

　　王旷是晋元帝过江首创其议的重要人物，他这房与琅邪王司马睿最亲，兄弟三人（廙、旷、彬）是睿的姨大弟，《晋书》为王廙、王彬立传，但就是不给王旷立传。很多文献对王旷特别是对他晚年避而不谈，即使有记载也是若明若昧，似有隐情。王旷最后的官职是淮南内史，根据文献记载，公元309 年，王旷受命救援上党之役失败，便无下文了。故有人推测他没有战死，也没有逃回而是像他的堂兄王衍降于石勒一样，投降刘聪了。由于亲戚关系，琅邪王司马睿将王旷的真情隐匿起来，不许别人提起此事。但世界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时知道此事的人甚多，为防止朝野疑议，所以朝廷以至王导迟迟不让王羲之出仕。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下边的事实就不好解释：王羲之"于父母墓前自誓"，可见他父母死后是合葬的。王旷如真的投降了刘聪，他又怎能与妻子合葬？这些疑问很难说清。以上仅是一种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王羲之咸和三年任会稽王（昱）友官职。咸和九年上羲之应西征将军庚亮召请，赴武昌任参军、长史，咸康二年（336 年）任临川太守。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永和四年（348 年）殷浩参综朝政，委任王羲之为护将军。

　　羲之既少有美誊，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经过殷浩劝说，他最后还是担任了这一重要官职。

　　护军将军权力很大，不但有一支保护皇帝和京师的军队，而且其下有属官，若受命出怔，还可以设参军。王羲之恪尽职守，关心士卒的疾苦，他任护军将军时发了题为《临护军教》的第一道命令：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专详其宜。其大意是：现在的军营里要公役均平，我委派忠于职守、谨慎公平的太史到各营，对于所遇到的困难，可以畅所欲言，如军营中有老弱多病，不能温饱，或无法养家的，都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安置。

　　护军之职流动性很大，有时去江州，有时去到吴国（苏、浙）。经常疲于奔命，也许是这种原因，于永和六年（350 年）王羲之"苦求于宣城郡"。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力右军、会稽内史，赴任会稽山阴。《晋书·王羲之传》载："（王）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羲之代述。"据推断，王羲之于永和七年（351）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朝廷可能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

　　一、当时西藩桓温势力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会稽是宰辅司马昱的封国，属中央的势力范围，会稽是三吴腹地，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许多豪门士族棲居这里，它对于重镇扬州和都城建康无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平息苏峻叛乱之后，曾有人要求迁都于此。

　　二、王羲之是东晋第一大族杰出人才，在王述守丧造成职务空缺时，他是最适合的补缺入选。

　　三、王羲之"不乐在京师"，自然对这一职务会感到满意。王羲之初到会稽，通过旧友孙绰结识了一批名士新友，开始了他最后一个阶段的仕途生涯。

　　王羲之对管理国家，有自己的见解，提出过不少改革弊政的措施，是一位热爱人民，同情百姓，政绩显著的父母官。

    七、告誓辞官

　　穆帝永和十一年（355 年），三月初九这个吉日，王羲之独自走到那杂草丛生的他父母的墓地，向双亲亡灵陈词告誓，他将离开官场，绝禄退隐，他说：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夭，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儿。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皎日！后来王羲之把上述的一番话书写下来，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告誓文》，《告誓文》情感真挚，诚恳动人，在自谦自责的背后隐藏一种无可奈何、十分忧伤的情绪。王羲之从秘书郎起家到弃官退隐，经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怎不感慨万千呢？

　　对于王羲之辞官，史家、研究家多有分析，见仁见智，但不外乎以下几方面：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其形势极为不利。当时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攻克了成都，一举打败了成汉国，一时名声大振，其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荆、扬是当时的两大重镇，荆州位居长江上游，对长江下游的扬州、建康威胁很大，皇帝惶惶不可终日，故将殷浩拉做自己的亲信，并委以重任，让他掌握扬、豫、徐、兖、青五州的军事大权，以防桓温不测。在这种情况下，殷、桓矛盾日渐尖锐，桓温原来与王羲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由于上述矛盾，桓温视王为殷浩的亲信、党羽，这对王羲之是非常不利的。

　　桓温军事力量的强大对殷浩触动很大，殷浩求功心切，不顾主客观条件先后北伐，每次北伐，王羲之都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会以失败告终。可是殷浩根本不加理会，王羲之预感到"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结果都被王羲之言中，特别是最后一次，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大败而回。此时恒温乘机上去弹劾殷浩，结果殷浩被贬为庶人，告老还乡，整天在家书写"咄咄怪事"四字。王羲之在《与孔彭祖帖》叹息："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无也。"《增运帖》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他深深地感到人微言轻。"皆谓尽当今事，宜称，好仗义直言，朝廷自然不喜欢他。

　　王羲之辞官一个直接的、公认的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关于王述，《中兴书》曰："述清贵简政，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世说新语·忿狷》说：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害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履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可见王羲之是很瞧不起王述的。

　　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在王羲之为临川太守时，王述只是一位县令（宛陵令），然而，现今王述成了扬州刺史，扬州不但是个大郡，而且是京城所在地，此地的刺史非同一般，其官位大大高于王羲之。会稽属王述管辖，王述来检查会稽刑政，竭尽苛求，王羲之疲于课对，甚为、满，引为奇耻大辱。他曾要求朝廷将会稽改为越州，与扬州并列而不在王述权威之下，结果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给他人以笑柄。王羲之气愤之极，甚至拿儿子出气：吾不减怀祖（王述），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坦之为王述子，当时被誉为"江东独出"）

　　关于王羲之与王述的关系，《世说新语·仇隙》作了这样的记述：王右军素轻蓝田（王述）。

　　蓝田晚节论誊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川，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

　　王羲之本来对仕途并不感兴趣，但既然入仕总想为人民办点实事，然而存在不少难处，他在《此郡帖》中写道：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见。小都冀得小差，顷日当何理。

　　会稽郡拖欠的朝廷征纳的税赋（即所谓逋滞）无法上交，"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从中可知王羲之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从而表现出他厌恶仕途官场的思想。

　　王羲之政治上不得志，现在又屈于王述的管辖之下，引起许多人的耻笑，其心境可想而知。羲之毕竟是位艺术家，他热爱会稽的山山水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神仙般的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信奉道教，他经常接触的亲朋好友不少是信道入迷的名士，和他们一起浪迹山水，风流自赏，脱离官场的明争暗斗，这些均使他下决心辞官退隐。

    八、隐居的晚年

　　王羲之辞官后，则以游观山水弋钓为乐。他不像一些隐居的名士，"被发佯狂"、"污身秽迹"，在当时走这样的道路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会有人认为他不同流俗，不合时尚，朝廷也会生出许多狐疑。辞官后他也不可能像兰亭聚会那样流觞赋诗，兴会无前，所以他说，"可谓艰矣"，然而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这是"天赐"，为之庆幸。

　　王羲之去官以后，隐居养真，"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他游遍了东土诸郡山山水水，感叹道："我卒当以乐死！"王羲之早就爱慕蜀中的山水之奇，与谢安书云："蜀中山水，如峨嵋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在幽美的大自然里，王羲之沉潜玩味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再也不愿意重返官场参与政治角逐了。王羲之辞官以后，好友谢万曾经致书于他，要他再次出仕，他写了《与吏部郎谢万书》婉然谢绝。此文说：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旷，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怀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土，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矣。②王羲之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王羲之辞官后隐居于浙江剡县（今嵊县）金庭。这是在他任会稽内史时，遣人行视选定的。这当然不是随意确定的，因为剡多名山，被称为福地。"入判经金庭，见五老、香炉、卓剑、放鹤诸峰，以为奇丽幽缈，隔绝世尘，眷恋不能已！遂筑馆居焉。从之者夫人郗氏、乳母毕氏、中子操之。"①唐代裴通说："越中山水奇丽判中为最，剡中山水奇丽全庭为最。"白居易亦说："越有桐柏之金庭，养真之福地，神仙之灵墟，亦三十六洞天之一。"传说山上有灵芝，"尝闻异香，泉则石髓金精，清馨甘冽，时值仙人，从古下死，真天之绝境也。"王羲之迷恋山水，信仰道教，判之金庭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金庭白云洞，传说是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吹笙处。出于对祖先的崇敬，这也是王羲之择金庭而居的原因之一。

　　王羲之辞官后没有繁琐的政务纠缠，用不着在官场朝廷间周旋，更不要在枯躁无味的案犊疏奏上劳神。显然在精神上是得到了解放。然而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毕竟是件很遗憾的事。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人别，辄作数日恶。"王羲之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王羲之当时他已到五十三岁的暮年，"衰老之弊日至"，伤心痛苦的事接踵而来。其一是两个孙女夭折，心灵巨创；其二是病魔缠身。痛苦不堪。

　　王羲之是一位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延期的女儿"四岁暴疾不救"，另一个孙女即官奴的女儿玉润，也是幼年因急病而亡。王羲之在《延期官奴帖》中说："十日之中，二孙夭命"①，他还在《二孙女夭殇帖》中称"二孙至此"。对于两个孙女的夭折极度哀痛，他曾说："吾已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指儿孙）。"自己已到夕阳西下之年，把感情、心愿凝聚在儿孙身上，目前是老者未去，幼者先亡，使王羲之"伤惋之甚，不能已已。"王羲之信奉道教，认为服食可以成仙得道，延年益寿。所以早就养成服食习惯，到了晚年有更多的时间到深山中采集药石，加之挚友周抚经常送些"胡桃"、"青李"、"来禽"等眼食所须之品，服食从不间断。

　　药石并没有使王羲之长生不老，相反损害了他的健康，其晚年的病痛，他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陈述：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仆进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迟，忧之转深。

　　亦不知当复何治。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日。

　　吾肿，得此霖雨转遽。吾遂沉滞兼下，如近数日，兮无复理。

　　吾昨暮复大吐，小啖物便尔。

　　吾此日极不快，不得眠，食殊顿。吾胛痛剧灸不得力，至患之。五六日来小差，尚甚虚劣，且风大动，举体急痛。

　　仆下连连不断，无所一欲。啖辄不消化，诸弊甚，不知何以救之。

　　王羲之少患癫痫，一二年辄发一次。晚年多病，这是他长期服药行散产生的恶劣后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服食久，犹为劣劣"，服药短暂的快感换来的终日病痛。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年仅五十九岁就与世长逝了。随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王羲之死后葬于浙江省剡县（今嵊县）金庭瀑布山南麓。现今该地还留有"晋王右军墓道"石牌坊及"晋王右军墓"碑亭。王羲之在他逝世前给周抚的信中曾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晋书·王羲之传》也说："有七子，知名者五人"。长子玄之，英年早逝；次子凝子，字叔平，亦工草隶，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为孙恩所害，妻谢道温，为谢安侄女，聪慧有才辩，是东晋著名女诗人、书法家；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以卓荦不羁著称；操之，字子重，历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献之，是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为知名者，关于其他两子说法不一，宋人黄长睿在《东观余论》中以涣之为王羲之之子，《全晋文》将其列入第三子；鲁一同引《王氏谱》加了肃之，其长幼次序为：玄之。凝之、肃之、涣之、徽之、操之、献之；《金庭王氏族谱》以璠之、穆之为二子，并排在献之后面，此说与献之最小之说有矛盾。王羲之的两个女儿何名，史无记载，仅知一女嫁给刘畅，生子瑾，官职尚书、太常卿；另一女，嫁给谢殃，生著名诗人谢灵运。

    九、轶 事

　　（一）写经换鹅

　　民间有王羲之有爱鹅的传说。鹅，洁白的羽毛，红冠红爪，煞是好看，加上它迈着笨拙的步子，或引项高歌，或张开双翅翩翩起舞，也许给王羲之的书法有启迪作用，从中领悟到点画运笔技法，执笔时食指应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这样才能将精力集中于笔端。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将这种情势用诗表达出来："全身精力到毫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王羲之爱鹅常画鹅，出于写生的需要，他买鹅养鹅在情理之中。从分析的角度看以下的两则轶事，却是有根据的，《晋书·王羲之传》也作了记载。

　　会稽有一位孤居的老婆婆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白鹅，很逗人喜爱，王羲之叫人去买来，不料老人不肯出售。无奈，上羲之只好经常去看这只鹅，使老人百思不解。后来王羲之又派人前去说服老婆婆割爱，老人还是不答应。那人只好开诚布公地告诉老人说，那是王羲之所要。当时王羲之是妇幼皆知，享有美誉的大书法家了，老人喜出望外，又听说王羲之要亲自拜访她，更是高兴。第二天，王羲之带了不少礼品去登门求鹅，不料老人为了招待这位大人把鹅宰了，当王羲之不见白鹅，并得知鹅已被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伤心地离开了农舍。以致回家后"叹息弥日"。

　　山阴有一位道土，养了许多白鹅，王羲之看见了非常喜爱，向道士购买。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应为《黄庭经》），当举相赠耳。"要王羲之抄写经文作为交换条件。王羲之爱鹅成癖，又是道教的忠实信徒，故欣然同意。他怀着虔减之心花了半天的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完了经文，十分高兴地"笼鹅而归"。唐代大诗人李白根据这一传说，先后写了两首诗。一首题为《王右军》的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

　　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滨。

　　扫素写《道经》，笔妙精入神。

　　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后来又写了一首《送贺宾客归越》的诗：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若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的主要经典，《黄庭经》是道教一种经的经名，两者是不能混同的。然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将《黄庭经》误写成《道德经》了。

　　《晋书·王羲之传》也有此错误，李白在两首诗中都写换鹅，一首是"扫素写《道经》，一首是"《黄庭》换白鹅"。李白于天宝元年游会稽时所写的《王右军》，当时可能是根据传说，写成"道经"。后来也许看到了换鹅的书法作品，知道这是《黄庭经》，所以天宝三年正月送贺知章时所写的诗中写成了"黄庭换白鹅"，以示更正。《黄庭经》是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如今每当我们欣赏这幅名作时，尤感其气韵高逸，笔致婉丽，李白"笔妙精入神"的评论并非溢美之辞。

　　（二）书扇济贫

　　王羲之为官期间经常深入底层贫苦百姓中，体察民情。有一次在蕺山看到一个老妇卖六角扇，这种扇子是用竹蔑编成的，为了制作和使用的方便呈六边形，现在绍兴一带山村里仍有用这种扇子扇风纳凉。由于当地百姓普遍贫穷，虽然这种扇子非常便宜也无人问津，老妇忧心忡忡满面愁容，王羲之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找来笔墨在老妇出售的所有六角扇上都写上五个大字。王羲之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了，虽不能说是一字千金，但想求他的字也是不容易的，老妇人由于孤陋寡闻，有眼不识泰山，她被这位官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羲之便向她说明"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老妇半信半疑照此办理，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六角扇销售一空。第二天老妇又掮了一批竹扇来，再求羲之书写其扇，羲之只好笑而不答了。民间传说老妇还找到羲之家中要他继续为她写扇，羲之哭笑不得只好东躲西藏，传说如今绍兴市的"躲婆巷"就是他躲藏的地方。

　　蕺山南麓的戒珠寺，相传寺址为王羲之别业，寺前有他的养鹅池和洗砚池。王羲之喜欢玩明珠，一天明珠不见，他怀疑是与他关系甚好的老僧所窃，老僧含冤而死。后来一只鹅死了，宰杀后发现了那颗明珠，王羲之后悔莫及，决定舍宅为寺，以戒玩珠之癖。

　　（三）入木三分

　　传说王羲之有一次走访一门生家，不巧门生外出未能见到，此时羲之在门生的书房里看到一张桌子，台面光滑如镜，洁白如纸，书案上还有一砚新墨，于是王羲之信手拿来一支毛笔，舐蘸了墨在桌面上急书挥写，不一会字迹满桌，王羲之便停笔归去。门生的父亲回到家中看到台面上墨迹斑斑，火冒三丈，便责问木工谁敢如此放肆，木工只好照直说来。门生的父亲令木工将台面刨去一层，结果刨掉了三分还清晰地看到字迹。从此"入木三分"用来形容书法笔力遒劲雄健，比喻见解、议论深刻。

　　对于"入木三分"，还有另外一种传说：王羲之曾经写过祭北郊祝版（古代祭祀时写祝文的版），晋成帝时决定更改原有况文，故请工人将版面刨去三分厚度，不料王羲之的字迹仍然可见??有人认为，"入木三分"显示了字在垂直方向上的延伸，字的笔画打破了平面局限而具有立体感。这种论点未免太"现代化"了，当时的中国人尚未有追求立体感的审美意识。"入木三分"与"力透纸背"在古代都是对字的骨力形象的一种夸张与形容。

　　《晋书·王羲之传》原来是这样记述的："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上面的两种传说很可能源于此，《晋书》作为史书，绝大多数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后世人对王氏书法艺术的酷爱与推崇，故在《晋书》记述蕺山：位于绍兴市东北隅。根据《山阴县志》记载："山多产蕺，蔓生。茎紫，叶青，其味苦，"越王勾践常到这里采集这种植物充饥，以不忘报仇雪耻，故名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