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性金属氧化物:极权之下的“沉默合谋”及其发生机制

　　不久前《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的文章，作者提到这样一种现象：基层的许多党员对党内民主的状况、从严治党的困境以及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及特权问题等，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性意见。但是在正式的党的组织生活中（包括党的各种会议、组织活动、党报党刊等党内生活形态）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作者“绕弯子”指出，领导干部的专权以及普通党员对领导干部的恐惧是导致沉默的原因。

　　但在马丁·路德·金看来，这两者的责任是轻重有别的，“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他将主要责任毫不犹豫地归到了“好人的沉默”上。这并非毫无道理，毕竟极权统治的生存基础就是人们对极权统治的顺从及沉默。“对不正当行径保持沉默相当于帮它正名，相当于鼓励这些潜在的罪人认为这一不当行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从而纵容了罪行。”

　　美国学者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的这本《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与否认》是一本研究“好人的可怕沉默”的书。他的研究从家庭生活延伸到政治领域，这里我将主要讨论其中作为政治生活一部分的沉默，尤其是在极权统治之下的沉默行为。

　　萨托利认为，在极权国家，人们将面临着“人类集体生活中一切自发的、独立的、多样化的自主现象遭到毁灭的政治兵营。” 极权统治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中，通常是以恐怖为基础的，凡是用意识形态灌输的手段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实行极其严厉的惩罚和野蛮的镇压。“稳定压倒一切”几乎是全世界极权统治的通行法则，而让公众对极权统治保持沉默甚至歌颂更是极权者的共识。

　　公众对于极权统治的恐惧既是极权统治的一个最鲜明的结果，也是极权统治持续的重要原因。刘瑜在给该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总结道，人们害怕受到权力的压制，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甚至害怕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孤立，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作为一种合作的集体行为出现，泽鲁巴维尔将之称为“沉默合谋”。

　　作者援引一个办公室政治的场景更为有趣直观的展现到我们面前：设想有一个组织，其总裁没穿衣服。这一事实对于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雇员们都缄默不语。在冲门深锁的掩护下，他们会窃窃私语，讨论他们头儿没穿衣服的事实。但是只有傻瓜和幼稚的人才敢于公开谈论它。 很显然这事“皇帝的新装”的翻版。

　　作者反复使用“皇帝的新装”来诠释这种“合谋的沉默”，即一群人形成默契，心照不宣地在公开场合有意忽略某种他们私下全部清楚的事实。保罗·克鲁格曼将这个“清楚的事实”解释为“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令人不安的真相”。

　　泽鲁巴维尔认为，“沉默的合谋”涉及一个重要的转移——“从严格的人际交往型社会压力转移到我们所谓的整体性团体压力”。因此，打破沉默实际侵犯的不只是某些个体的“个人舒适感”，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禁忌，故而激发了一种被强化的恐惧感，并且这种恐惧感与参与沉默合谋的人数是正相关的——“人们看到越多人有意忽略房间里的大象”，就越难坚信自己所看到的，“这种压力随着沉默合谋者人数的增多而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显著。”

　　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都对一些人尽皆知的秘密有所认识，但同时都不愿意公开讨论此事”，很多人选择“不听、不看、不说”来阻止特定的信息进入意识，形成一种“私下体察与公开表达之间的基本张力”。

　　让我们来看看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纳粹集中营附近的人们被禁止盯着囚犯看，经过集中营的时候必须转过头或低着头。人心惶惶之下，紧张的父母们不断告诫孩子，“什么都别看，什么也别听。”以致后来当他们闻到焚化厂传来的恶臭，仍然不会去追问“不必要”的问题，装作茫然无知的样子。（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代，德国家庭中的孩子通常都避免追问自己的父亲“战争”年代在做什么，而学校讲德国历史，也往往停留在俾斯麦的普鲁士时代。对于这种沉默，人与人之间保持着高度的默契。可见，沉默的合谋并非极权统治之下的特有现象。）

　　极权统治者对通过制造恐惧来维持合谋性沉默的做法乐此不疲。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阿根廷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时，“任何目击这种‘被失踪’现象后人们的议论，都被当局严令禁止。这是双重噤声的例子。先是某个人或者某群人被绑架，他们的悲惨结局无处可查，紧接着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也成为禁忌，人们不可能对此进行真正的讨论。”这样的场景，不正是奥威尔在《1984》中清晰描述的吗！而对当下中国及其他极权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更能够得到真切的体察。

　　但是，对极权统治的“沉默”并不完全笼罩着社会的每个角落。泽鲁巴维尔认为，我们必须注意私人和公共交流的差异性，这两种交流涉及的压力迥然不同。在日常生活及网络社区中，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对执政组织的批评质疑，但在电视、报刊、门户网站以及大街宣传栏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光景，反复出现的组织“先进性”，醒目表示的“伟光正”标语，却罕见批评质疑的声音。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头所讲的“为何党内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

　　传统极权统治的主要手段，无非两大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宣传控制。像上面的媒介宣传即是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它使得人们难以独立获取信息，阻止人们获得信息也就成了极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灌输是一个“洗脑”的过程，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和利用公共传播工具进行宣传渗透的过程，手段相对单一。

　　当然，极权统治者并不总是依靠威胁和欺骗来使公众噤声，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收买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这不需要总是用言语说出来，只要以提升或者加薪这种方式，即可换取一个“心知肚明的沉默”。使人噤声的方式本身，也常常以鸦雀无声的方式进行着。

　　极权统治控制人们介入哪些信息领域，甚至控制人们想要传递哪些信息的能力，由此促成了不同形式的强制性的“盲、聋、哑”的存在。通过内容审查制度和转移注意力等手段控制他人可关注领域，通过议程议题安排和所谓的“沉默守则”来控制人们表达。同时极权者凭借大众传媒力量（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等等）抓住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渲染“伟光正”和“盛世”景象。

　　人们渐渐成为“那种使得独裁统治得以实现的臣民：不说，不看，而且不问，此后，再不好奇”。合谋性沉默造成对真相的集体否认，阻止我们直面并解决问题 。但是，否认真相可以让我们不必去认识那些不愉快的事，却不能让这些事情消失。

　　如何打破极权之下的沉默合谋呢？自由流通的信息会瓦解现存的权力结构。这尤其体现的检举揭发上，一个人只消把可能对身居高位的人的不利消息传播出去，就有可能彻底颠覆他们之间现存的权力关系。

　　人们通常也会在公开场合表达中试图打破合谋的沉默，将秘密公之于众。或则用各种委婉的幽默讽刺，或则直白的当面大声疾呼的大规模运动。

　　终结沉默合谋就要公开承认“大象”（那些我们都知道，却不愿当众承认的“公开的秘密”）的存在，私下承认并不能终结两人以上的合谋，必须让大象的存在成为公众话语的一部分。苏联许多国民当时肯定都很清楚斯大林政权的残暴行径，但这并不能打破震耳欲聋的沉默，直到赫鲁晓夫正式指控一些暴行。

　　泽鲁巴维尔认为，委婉语和“绕弯子”通常是人们用来否认真相的策略，因此我们需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借此来打破沉默合谋。

　　面对强大的极权统治，打破沉默同样需要整个社会的通力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打破沉默的队伍中，态势将发生迁移，并达到一个引爆点，使施加于剩下的沉默合谋者的社会压力将超过要求他们继续否认的社会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压力对比转变过来之前，打破沉默者通常被憎恶，因为打破了生活平衡，除去了这种伪装会使与他人的交流相当尴尬，但在相比之下，这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在“皇帝的新装”的故事中，第一个注意到国王没穿衣服的是一个孩子。“这并非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情，而孩子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就极权国家来说，那个说出真相的人必然是未受“洗脑”者，或者从“洗脑教育”中逃离出来的。

　　在极权统治之下，不接受 “洗脑”几乎不可能，但极权统治者维系的稳定是刚性的，其意识形态也是漏洞百出，因此从“洗脑”教育中觉醒是完全可能的。极权主义政体的大部分特征都是以技术为条件的，但这些技术也广泛为被统治者所用，尤其是电脑、通讯设备及互联网的出现后，人们拥有多元信息渠道成为可能。

　　泽鲁巴维尔指出，“恰恰是我们为否认大象的存在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大象成为庞然大物。一旦我们开始承认他的存在，它们便奇迹般地缩小。只有当我们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这头所谓的大象，才能最终把它赶出房间。”

　　选择对坏事物不看不听不谈论时，我们对得失的算计就是在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权衡。许多合谋性沉默造成的短期益处，往往为今后的问题埋下种子。沉默不仅是恐惧的产物，还是恐惧的重要来源。

删节稿发表于《财经文摘》2011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