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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嫖娼记

蒋介石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公众人物，因此他的言行举止被媒体评说也无疑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他的内心隐秘世界却鲜为人知。直到他的日记曝光于天下之后，人们对于他的复杂的感情世界才略知一二。于是，人们看到了蒋介石早年的三种身份，那就是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人、研究朱程理学的卫道士和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就是花街柳巷的常客。他经常去找妓女陪自己喝酒、打牌、睡觉。他在日记中写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铺脏乱，余拂袖而去。”后来，他开始研究宋明时期大行其道德朱程理学，依然难以挡住他青楼寻欢作乐的脚步。一次，他从福建到上海途经香港时，看到香港的花花世界，就曾经过多次的去妓院还是不去妓院的痛苦思想挣扎。他在日记中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然而，经过痛苦思想挣扎的蒋介石，当天晚上还是去了妓院。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就连在马路上见到美女而心动，他也写入日记：“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

　　·晚年的蒋介石有夫人宋美龄陪伴，花心恐怕收敛多了。

　　那么，蒋介石为何要给自己记大过一次？因为他十分信仰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朱程理学，所以他的灵魂深处时常爆发“革命”，见到漂亮的女人就垂涎三尺，兴头一过便严格地检讨自己的花心。当然，检讨自己花心之后，他的私生活照旧糜烂不堪。因此，他在解决性苦闷的时候，毫不忌讳“以自慰振兴精神”。

　　蒋介石曾在上海有一个相好的妓女叫做介眉。介眉希望与他结婚，此时深陷情网的蒋介石也有此意，但他要介眉写一盟约。而介眉不肯，于是二人的婚事就此没有什么进展。后来蒋介石要到福建打仗，介眉要跟着一起去。蒋介石没有答应，介眉于是要求他在上海陪她几天。蒋介石不忍舍弃这段感情，便与她又过了几天卿卿我我的风流生活。但是，事后蒋介石又是感到很后悔，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不像话，离开家前纬儿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母亲重病在床，我都没多理会，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几天。”

　　为何朱程理学挡不住蒋介石青楼寻欢作乐的脚步？这与他自己骨子里的好色的本性难移之外，也和当时不堪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

　　清末民初，嫖娼赌博之风举国日盛，不仅贩夫走卒、纨绔子弟、政府官员成了嫖客赌徒，连青年学生也沾上了嫖赌恶习，尤其是帝都北京此风更是盛行。当时北京前门外的八大胡同“红灯区”主要的顾客大都来自“两院一堂”。“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而“一堂”则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

　　当时喜欢到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不仅仅是青年学生，更有甚者就是那些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就曾说：“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可见当时妓事之盛。被蒋介石称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的胡适先生，青年时期也曾多次逛过窑子，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有记载。1910年3月某夜，大雨滂沱。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辆人力车回家。遇巡捕盘问，胡适乘着酒劲，光着脚板，用皮鞋醉打巡捕，此后被罚款五元。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

　　胡适后来对此类“风流雅事”多有反省，1914年6月30日，他开始提倡禁嫖。“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舆论，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胡适对妓女也颇为同情和尊重。某年，高一涵把一名妓女接回家中同居，正在南方养病的胡适得知消息后，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劝其不要歧视相邻而居的高一涵和那名妓女，另外还致书高一涵，劝其新娶之后，要专心学问。高一涵甚感宽慰，回信说：“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

　　曾被蔡元培十分推重的著名学者辜鸿铭在北大期间，也十分好做狭邪游，课余，常与友人出入勾栏。他喜欢夺取妓女手中的香帕，无论颜色为何，皆纳入怀中，常在课堂取手帕揩鼻涕，五颜六色，缤纷满案，学生匿笑，亦不顾也。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先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些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评论说：“辜鸿铭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提出过著名的“茶壶茶杯论”，他本人身体力行，不仅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小辫调侃他，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辜惧内，但好嫖，又卫道，他曾搬出《大学》、孔夫子为自己辩解：“《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时，领到三百大洋，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此可谓“嫖之有道”。温源宁评价辜鸿铭：“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志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知人之论。

　　惧怕老婆而又喜欢去“红灯区”的名人，辜鸿铭绝非是一个孤例。晚清著名的思想家王韬亦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老仆跟从，晚十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韬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他曾致信著名的法学家伍廷芳，谈起惧内经：“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其实，不管是新思想的师表胡适也罢，还是著名学者思想家的辜鸿铭、王韬也好，在当时无论是教养风范，还是社会地位，都堪称蒋介石的老师和楷模。因此，蒋介石的花街柳巷寻欢作乐，甚至不远千里前往香港嫖娼，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