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庄的“翻身”：一个华北乡村的社会生活变迁

作者 郭慧玲、赵旭东发表 2010年07月19日 00:00:00   文章访问量  2021

来源: 《中国乡村研究》第7辑

张庄的"翻身"：一个华北乡村的社会生活变迁[1]

郭慧玲  赵旭东[2]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韩丁在长治张庄亲眼目睹了该村的土改运动，之后以张庄土改运动中收集到的资料为素材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身"运动中张庄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张庄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的详细考察，与当初的情况作比较，从而揭示出1945年以来张庄社会生活的变迁情况。最后，笔者将对韩丁的视角和记述作出反思，由此来进一步认识整个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翻身  韩丁  张庄   权力   信仰

韩丁与张庄

《翻身》这本书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末张庄这个小村庄的土改过程，从而展示了张庄的权威格局、农民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发生的急剧变迁（韩丁，1980）。继《翻身》之后，韩丁又先后三十多次回访张庄，写下了不少反映张庄农民生活变迁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深翻[3]》和《大逆转》。这两部分别记录了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张庄。《深翻》这本书接续了《翻身》的一些问题，进而描述了张庄村民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状态，把一个村庄如何组织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经过，生动形象的描述出来，也展示了文革期间特有的一些活动和斗争（韩丁，1983）。在《大逆转》中，韩丁批判了他所谓的"走资派"，认为他们导致了中国1978到1989的"大倒退"（韩丁，2006：7）。从《翻身》到《深翻》，再到《大逆转》，韩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非常大，这其中的原委在哪里呢？

韩丁所作的学问与他自己的脾性和信仰非常相关。韩丁是一个正直而倔强的人，他会真实地讲出自己所看到的，信仰自己所坚信的，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参阅：玛雅，2004）。同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参阅：梅志，2004）。总体来看，他属于左派，人称"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者的立场上，对所谓的"走资派"持反对态度。但他绝不是针对个别人，因为在《翻身》中他也引用了不少刘少奇的语句。在《翻身》译为中文版时，刘少奇正在受批斗之中，韩丁却执意不肯删去这些字句（玛雅，2004）。他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一生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使他始终站在贫苦百姓的立场上，对于社会制度中存在的优点和弊病直言不讳。

韩丁写这些书，带着自己的信仰和原则[4]，孰是孰非我们无法妄加论断，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去用现实去回顾韩丁的断言，写下今天的张庄，让后人去评判、去追溯、去接续，而这便是笔者所做的事情。本文在写作上试图接续韩丁的风格，在细微之处，不惜笔墨加以生动形象的描写。同时，笔者在调查和分析中使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试图用社会学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一些问题。

张庄在那个"翻身"的时代，权力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也对张庄村民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变化，而且映射了一个时代华北农村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本文旨在通过对张庄当前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等各方面情况的考察，与韩丁在《翻身》、《深翻》和《大逆转》中所作的相关记录做比较，以此揭示出1945年以来张庄社会生活的变迁情况。[5]

初见张庄：比较视野中的重访

正如韩丁所说的那样，张庄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从长治往北二十里（韩丁，1980：18）。韩丁首次到张庄是在1948年3月，当时他们往返张庄全靠走路，路上的车都是牲口拉的车，韩丁描写了当年路上的车夫拉运山货的情景：

隆冬季节......山区空气冷寂，远处就能听见他们的铁箍轮子压在冻硬的车辙上所发出的响声。在山岗之顶，这声音听起来就像远处的鼓声，又像是有一个不知疲倦的木匠，在频频敲打一只正在合拢的空木桶。（韩丁，1980：18）

同样是第一次去张庄，笔者的所见所闻已非常不同。笔者第一次去张庄是在2007年2月，韩丁所描写的那种声音已很难听到，韩丁所写的那条大路也已变成柏油公路，已不再是一到冬天就会冻硬的土路。现在这一带的交通方便了很多，步行赶路已经非常少见。过往张庄的大路上充斥着各种车辆，从高级轿车、公交车[6]到各种农用拖拉机，甚至偶尔还能看见一两辆马车。[7]路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商店，装扮成花花绿绿的样子，还有各种厂矿，有的精神抖擞，有的却灰土满目，这是经营业务不同所致。

在张庄的公交站下车，可以看到高大的灰色大门顶上写着"张庄"两个大字，这便是张庄正村口。从正村口往里走的这条路通向村中心，在韩丁当年过来的时候，这里是一个池塘。[8]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广场，广场的东面是一个大舞台，每到庙会和赶集[9]的时候，这里就成为唱戏的场所，广场上就成了人们聚起来看戏的地方。在广场的北侧有一座庙，名曰女娲庙。韩丁当年也观察了村里的一些庙宇，当时村里村外有几处小土庙，供着土地爷、观音菩萨、药王菩萨等等（韩丁，1980：21）。现在村里也有几处庙，但与当时相比，庙的位置和供的神都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女娲庙，在村南面有一座关帝庙，村西的田地里有一座土地庙。广场的西边是韩丁纪念馆和幼儿园，韩丁的影响和痕迹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韩丁（1980：19）当时这样描写张庄的街道：

村街正是下山所走的那条沟壑的延长。七月份下暴雨的时候，所有南边高地泻下来的雨水都涌入这条沟壑，流入村街，注入村中的池塘......沟街的两旁排列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人家的庭院。每家大门旁边都有自己的一间茅房，这是特意设在街旁的，方便过路的人解手，好给自家增添肥料。

当时，张庄的大街是一条沟，比两旁房屋低近一米，雨来了街上的土路便很难行走。现在这条路已经垫高，并全部硬化。现在路两边已不见土墙，已很少见到土坯房子和院墙，也几乎没有人家再把茅房建在街旁。[10]现在的街道两旁是商店、理发店、浴室和修理铺等等，从广场往南走三十米左右是村政府所在地。沿着张庄的正街走到村子的南端，可以看到这里的天主教堂。黑漆涂过的铁栏杆门里呈现出装饰华美的教堂，几支鸽子在钟楼和两边的房子上时飞时落。当年韩丁过来的时候，村里多数人对天主教深恶痛绝，当时教堂的圣殿本身也成了公粮仓库。取掉了钟的塔楼，当时已成为用来作为通知开大会和宣布国内外新闻的场所，教堂的院子也由政府各个机构征用，做了临时办事处（韩丁，1980：69-76）。

笔者在张庄访问的第一个地方是王金红家。非常巧的是当年韩丁到张庄访问的第一户，是王文斌家，也就是王金红家。王文斌是王金红的四爷爷，我们所进的即是同一个院子。当年，韩丁这样描写王文斌的住所：

侯同志一直把我们领到一间凄凉、黑暗的土屋跟前，土屋里几乎一无所有，只是靠墙立着一个高木柜子，一条矮炕，一台土坯砌的锅灶。看得见的用具只有一口大缸、三只带裂缝的破碗和一口铁锅。这就是贫农王文斌的栖身之所和所有家产了（韩丁，1980：286）。

笔者看到的王金红家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王家的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门前又用蓝色玻璃接出来一大截，成为了一个大厅。一进大厅，首先看见的是里面屋门口边摆放着的两只大号花瓶，大厅的顶上挂着的一排灯[11]，东面墙上挂着一只铸铁的车轮。[12]大厅正中间摆放着沙发和茶几，东边摆着一个铜色的圆桌，南墙这边放着电热水器。西面的墙边立着一个明朝年间的大衣柜，还放着树化石等物。大厅内的空地上还摆满了各种花草。王家的房子共有五间，楼上楼下，家具摆设不计其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一应俱全，其他各种木制的家具也显得较有档次。除此之外，家里摆放的各种各样的工艺品，足有上百件之多。另外，王金红还是一位农具收藏者，后院所摆放的各种农具足有二三百件。[13]在后院的这些农具中间，立着一尊塑像，那就是"韩丁"。[14]韩丁在这里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他在《深翻》扉页中称赞王金红和张文英的文字挂在王家屋内墙壁上。他妹妹寒春写给王金红的一些文字挂在他家大厅的东墙上。[15]

在《翻身》中，韩丁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张庄的土地问题，那么这里的土地到现在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张庄现有人口2750人，共有耕地2440亩，每人的责任田是0.55亩。这与韩丁在《翻身》中所写的差异较大，那时候张庄共有人口987人，共有土地5588.2亩，土改之后，张庄村民每人分到了6亩左右耕地（韩丁，1980：23）。这些年，村里宅基地建设占去了一些土地，但更多的土地都卖出去了。在1978年，"张庄1/3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韩丁，2006：13）。改革开放之后，张庄自己或别人在村里的土地上建厂子也占用了很多土地。

土地可以说是农村生活的根本，那么张庄村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又是如何呢？这将从张庄村民的经济与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下面，笔者将首先对张庄的经济状况作出介绍，然后扩展到张庄的政治、宗教和娱乐等方面，以此展示出张庄村民的整体社会生活状况。

张庄的经济与日常生活

在农业上，解放前张庄共有土地5588.2亩（参阅：韩丁，1980：22），耕种方式主要是使用原始的农具耕作，包括犁、耙、耧等。由于山里的庄稼通不了大车，因此农具必须轻便，便于单人搬动，因此除了犁铧之外农具都是木制的（韩丁，1980：23）。当时，在张庄的农业生产中，粪肥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几乎成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16]厩肥、杂草、秸秆和垃圾混合起来以后就堆在院子里，慢慢变成粪肥。牲口粪也极其宝贵，老人、小孩们经常沿街道和大车路仔细寻找，把落在地上的肥拾进筐里背回家去（韩丁，1980：24）。

在《大逆转》中，也就是张庄1979年的时候，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即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韩丁这样写道：

1977年，他[王金红]问我，怎么把粮食弄到办公室楼二层的顶上？怎么灌溉玉米地？怎么使粮食干燥？我推荐了粮食推运螺旋，有中心轴的灌溉系统和以煤做燃料的粮食干燥机。不像中国的很多人那样只说说而已。金红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有那些东西。明天我就开始做。"十天后，他建造了26英尺长的的粮食推运螺旋。一个月后，他建造了一中心轴灌溉系统，管子长约100码，水在自身的能量下沿着管子环形前进。冬天过后，他克服了数年来折磨队里粮食处理的重重阻碍，制出了一粮食干燥机(韩丁，2006：16)。

韩丁曾经认为，土地分田到户限制了张庄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农业机械化 (韩丁，2006：47)。那么，张庄村民对此又是什么反映？张庄现在的农业生产是什么样子？

在1977、1978和1979年时，张庄在各方的影响下展开了农业的机械化。1977年实行300亩试验田机械化，1978年增加到500亩，到1979年又增加到1000亩。据村民讲，机械化生产的好处在于播种、靶地和犁地方面，其它程序的机械化功效并不大。当初，试验田播种时用的是大拖拉机，一种六行，这样播种花费时间很短。当苗长至二尺高时，还可以用机械除草。但机械化作业也存在一些弊病，例如除草时横向间隙的草除不尽，还得人工再除。另外，用机械收割存在很大的浪费问题，有的玉米棒被折成半个，玉米粒也有很多撒在地里，还得人工去捡，也省不下多少劳力。而且，除了试验田还有很多其他田地，有很多都是山里小块的，根本无法实现机械化。总体而言，这个村并不太适应全面的机械化。

当时，张庄在韩丁的帮助下，在长治市的农村中率先实现了农业从种到收再到后期处理的全程机械化，而张庄的党委书记王金红也曾因发明各种农业机械而远近闻名。在1977年之前，这里的农田从不专门灌溉。而灌溉机发明之后，张庄对灌溉机也"不太适应"。主要是因为水源供应不上，市里的水不容易供上来，靠水井水量远远不足。后来张庄分田到户之后，也就是1983年，这些水管子很多烂在了地下。王金红发明烘干机时，恰逢1977、1978年天气多雨，这个设备恰好派上用场，附近的粮站也借用张庄的烘干机进行烘干。但由于该烘干机的燃料是煤，粮食烘出来后会有烟味，而且烘干后粮食像炒过似的，影响品质。因此，烘干机用了一两年后就没人再用了。据村民反映，粮食自然干完全可以，机器烘干反而用钱，不划算。

张庄农业上的集体机械化作业已经渐行渐远，那么分田到户之后张庄的农业生产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1982年末分田到户之后，张庄每人分到0.65亩地，剩下的300亩归集体经营，公粮从集体土地的收成中缴纳。[17]此后，张庄又调整过两次地，先变成一人0.6亩，后来变成一人0.55亩，现在集体土地也只剩50多亩。据多数村民反映，分田到户要比集体经营更好些。[18]

与《翻身》中描写的一样，这里现在还是非常注重茅房中的粪肥。村里还保持着春天往田里施"高家粪[19]"的习惯，以前是人工从厕所往上起粪，近五六年都是用抽粪桶往外抽[20]，抽完后由机动三轮车运至离自家田地近的路上，然后放入田里。[21]过几天后再用耙地机靶一下[22]，地就收拾好了。现在多数农户都用拖拉机[23]播种，有的用自行车拉着种，也还有用木耧的，有用牲口[24]拉耧的，也有人力拉耧的。

村南的一位大婶介绍了她家的农业生产方式。春天播种时她有两种选择，一是借耧人拉着种，二是用铁锹种。[25]玉米苗长出之后要间苗，夏天需要再锄一次。她平时若没什么事，有空就到田里去，地里有一点草都会拔掉。她家有一亩半地，春天施肥需要三百元，在耙地之前撒在地里，有时花20元抽一桶粪浇在地里。[26]秋天快结籽时，她会再施一次肥，施在根部，效果很好。秋天收玉米时雇一辆车拉，需要50元。一般每家只种玉米[27]，大家把玉米收回来后放在房顶等处晾干，这需要一个月到四十天的时间，这样恰能赶在下雪前把它打下来。村民一般用机器打，打一麻袋玉米粒一、二十元钱，剩下的玉茭圪垛就用来烧锅炉。也有的家户是手工扣玉茭，这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这一带种玉米一亩地大约能净赚200元左右，气候好和价格好的时候一亩地可以赚到300元左右。但对于他们种田不仅是一种生产活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件生活中必需的内容。[28]

笔者在张庄的时候，正值阳春时节。在宽阔而平坦的原野上，有的田地已经用机器靶过了，细细的土，平平整整，像一床松软的被褥，但大多数地里玉米茬还立在那里，玉米秆有的被烧了，留下一堆堆黑色的灰迹，有的还立在田地上，显然也烧过，但只烧去了叶子，杆子还带着黑色烧伤立在那里，也有的玉米秆还安静地躺在田里。分田到户之后，在种田上大家都变得自由了，想什么时候收拾田地就什么时候收拾，想搞成什么样子就搞成什么样子。这反映在表面上是那景象不一的田地，而在更深层的从种到收，到田地对不同家户的意义都是差异迥然的。

介绍了土改以来张庄农业上的变迁情况之后，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张庄的轻工业和工业上。韩丁在《翻身》中还向我们介绍过这个村的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在张庄，除了人们自己的家以外，有趣的地方，就只有那几间酒坊和各种手工艺人的简陋的作坊了。酒坊的数量年年有所增减，这取决于经营他们的那几乎地主的景况如何。这些酒坊里所生产的，都是一种用高粱或玉米发酵后蒸馏而成的叫作"白干"的烈性酒。村里的手工作坊中有铁匠铺、一家药铺（这里备有几百种成药和草药。在中国的药铺里出售的草药有几千种）、几家木匠铺（从木锨到大车轱辘，什么都做）和几间小织布作坊（这里出产一种不到两尺宽的土布）（韩丁，1980：21）。

这些年来张庄的工业发展又是什么样子呢?据村民介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集体化时期，村里共有四个工厂或经济经营组织：锯把厂、锯条磨光厂[29]、砖瓦厂和搬运队，但这几个厂子后来几乎都逐个倒闭，只剩下了搬运队。与锯条相关的这两个厂子都是依托太行锯条厂[30]办起来的，因此它们的发展也受到太行锯条厂的影响。砖瓦厂倒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发展没有后劲，本村的黄土层厚度小，只有两米左右，这样扣砖减少耕地面积的速度就很快，别处的砖瓦厂土层厚，有四五米或更厚，就更有优势，所以后来本村就不办砖瓦厂了。

尽管韩丁很反对改革开放，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后，张庄也经历了一个兴盛的高峰期[31]，即1988年到1996年。[32]改革开放之后，村子里发展企业的环境较好，贷款也相对容易些。当时这个村建了很多厂子，其中最有实力的就是玛钢厂、翻新厂、焦化厂和铁路专用线。

玛钢厂的全名叫作"山西省长弓玛钢工业有限公司"，是1991年6月韩丁在张庄投资30%与张庄集体一起兴办起来的，是长治市首家村办合资企业。董事长是王金红，副董事长是韩丁和卢成刚，总经理是李德胜。起初这个厂子由一个外请的技术员指导和管理，但后来又换由村民张某来管理，这便导致了一些技术问题的发生。[33]除了技术上的问题，玛钢厂还存在管理和用人等方面的问题[34]，后来的一起官司导致这个厂子彻底破产。[35]玛钢厂生存了十多年，在运营期间年进大约三、四十万，为村民的就业和村政府的财政作出了很大贡献。[36]

翻新厂建于1992年，全名"山西宏程汽车翻新维修有限公司"，是由郊区张庄汽车修理厂与香港利成国际有限公司合资办起的，董事长是王金红，总经理是洪金锋。据村民介绍，通过中间人牵线，张庄与这位香港商人签了合同。但至始至终，这位商人的出现只是在签合同时，然后他拿钱买来号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翻新设备"，就再没出现，就全由张庄这方经营了。[37]据村民介绍，厂子建成后只翻新了两辆车[38]，之后翻新厂就改成了汽车修理厂，但也没搞成功。后来在1997年把机器全盘租给了一个晋城人。[39]之后，他们经营得也不景气，因为他们把机器抵押了出去，厂子倒闭后机器也低了债[40]，翻新厂生存了四五年。[41]按村民的说法，自始至终也没赚到什么大钱。

1992年，张庄投资250万修建了铁路专用线，这条专用线是张庄与另两家合作建的，主要用来拉煤。建成后运营效益不太好，便开始三家轮流管理，但最终也没搞成功[42]，它本身连贷款也没还完就不再运营了。村里存在过的另一个厂子焦化厂过去效益也很好，特别是1998年到2004年承包到个人之后。那些年焦化厂每年可以向集体交纳十几万，而1998年之前，集体经营时每年只能赚两三万。这个厂子虽然效益不错，但经营规模小，污染大，最终被强制关闭。村集体的另一个厂子水泥厂运营的时间较长，从集体化时期一直到2004年左右。也是因为污染大，设备老化，水泥不合格，后来也被关闭。

张庄先后开办了很多企业和工厂，到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43]村里历时最久的、且尚存的是搬运队经济组织。它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与张庄紧挨着火车站息息相关。搬运队现在由村中"首富"王国政承包，这个队有二十多人，既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还配有吊车等工具。主要工作是装卸各种货物，除此之外，还承办中介等业务。这个队现在依然很兴盛，但已经基本属于个人了，只是一年交给村政府二、三万元。现在看来，村里向村政府缴钱[44]的有三个，即宝泰水泥厂[45]、锯王锯业厂[46]和搬运队，大队一年收入约有十万。

介绍了张庄的工业发展情况之后，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村民经济生活的变化情况。从韩丁在《翻身》中的描述来看，政治上的翻身对村民经济状况的影响至少有三方面，一是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官方对"翻身"的标准界定的越来越低，但与土地改革之前相比，村民至少拥有了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有了房子住，生活境遇较土改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二是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民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感觉到是在为自己干活，花在土地上的心思也多起来；三是生产以互助合作为主，互助合作是否有利于生产，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妄下结论，但在当时生产工具不足的情况下，互助合作使他们互通有无，把生产工具和劳动力配置到相对较好的状态。虽然"翻身"作为一种话语，在整个过程中内涵变化很大，这也不时地使一些农民灰心丧气，但总体来说，多数农民从这种变化中还是受益了，这与土地改革之前"备受压迫"的状况相比可以说是翻了身。那么从解放后到今天，村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笔者在这里将举出经济水平各异的四个家庭的例子，以此来对张庄的经济生活窥得一斑。人称张庄首富的是王国政家。[47]他家的主要收入是靠王国政经营的搬运队，一年收入约20万[48]。他承包搬运队已有十几年[49]，他们家先后还在张庄和长北开了两个饭店，后来因国政母亲需要照顾就不再开了。他们家有一子一女，二人都在银行上班[50]，每人月入二千左右。这家可以说是张庄家富裕的层次，他们有社会关系又勤劳能干，收入自然属于上层。但这样的家户在张庄并不多，村里较多的还是那些靠出劳力来过活的人家，笔者所访的另一户就是这样的典型。

五队的一位老汉家有六个孩子，四男两女。两个女儿和大儿子都考学外迁[51]，剩下的儿子们都在村里居住生活。二儿子在长北开副食百货店，该店早上五点开门，晚上六、七点关门。由于店位于长北繁华地带，人来人往顾客很多，一年能赚四五万，但两人很辛苦。[52]三儿子是开车的，家中共有两辆车，一辆供犁地、耙地用的拖拉机[53]，一辆拉货的拖拉机，一年靠车可以赚五千元左右。四儿子是卖菜的，在铁三局菜市场卖，一个摊位一天交占地费两元。冬春季节市场好些，一天可以赚一百元左右，这个时节人多可以摆两个摊位。夏天时，村里菜地的菜就长成了，这样卖菜就不赚什么钱了。[54]菜市闲时丈夫就去拉出租，一家一年下来可以赚三万元左右。

村里既有富裕的户，也有比较贫穷的户。村南的一位大娘家就比较困难，她今年五十多岁，20年前丈夫得病去世。她的大儿子在长宁铁厂工作，一月赚700元，小儿子在市水泥厂工作，一月赚400元。[55]村西的弯腰大娘家的经济状况也很差，家庭收入主要靠老汉打工，他在别村菜地干活，一天赚十元钱，即使如此这活还时有时无，赚钱很少。这位大娘在星期天时到铁三局捡些破烂[56]，一个月卖十元钱左右。这两家的经济水平都比较低，属于张庄比较贫寒的家庭。

在张庄集体企业多的时候，村民大多在本村上班，现在已不同了。当前村里的家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自谋出路。总体来看，村里有搞运输的二十多家[57]，主要往河南、山东等地运输煤炭。有二十多家跑出租的，有五、六十人在长宁铁厂[58]工作，在长信铁厂[59]工作的有五六个，在安阳电石厂工作的有二、三十个。本村的水泥厂[60]不太景气，在那里工作的只有两三个。[61]村里有三百亩菜地[62]，承包者最多承包五亩，承包得少的家户承包三亩，一共约有五、六十家以承包菜地为生。除此之外，还有村民开着机动三轮车在舞台处卖东西，如萝卜、青菜和苹果等，有的傍晚时候卖馒头、糖包和油条等。还有的村民专做小孩生意，卖小孩的玩物、用物和吃物，还有以"蹦蹦床"[63]为生的。村里妇女工作的不多，有一半[64]没有固定工作。一些妇女在闲暇时用来打麻将来打发时间。村里有二十多处打麻将的地方，一个人打一下午麻将出五元占桌费，一家可以有二三桌，这样主人家一下午一桌就可以赚二十元，这也可以说是收入的一种来源方式。

收入方式不同，经济状况的差异也非常大。首富王国政家的老太太的生活让村里很多人羡慕。她的床边放着电视遥控器、电饭锅、电磁炉、热水器和手机等等，床边的桌上还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吃物。这与弯腰大娘家的状况差异非常大，弯腰大娘家住一层青砖瓦房，屋内没有什么家具，厨房、客厅和卧室三个一体。他们家吃得最多的是玉米，早晚都是玉米面糊糊，中午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和在一起做成的面条。就连中午吃饭后剩下的煮面汤也要放入晚上的玉米面糊糊中。这个村传统上的早饭都是玉米面疙瘩，但就连疙瘩这位大娘也不能"痛快地吃"，她早上只煮两个疙瘩给儿子吃，自己只喝糊糊。[65]

在生活用具方面，就张庄总体来看，大件的耐用品村里的使用率并不低。大部分家庭有洗衣机，冰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有暖气的家庭也占到三分之一。其实，同样是安装暖气，安装原因、使用方式和花费非常不同。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冬天烧炭至少得六吨，花费得二千多元。而对于贫寒家庭，一般不安装暖气，即使安装了也有特殊原因。例如一位大娘家安装暖气是因为当初老汉得了气管炎，屋里生炉子老汉喘不上气。安装了暖气之后，燃烧的是泥煤和玉茭圪垛，大娘还有空没空地到外面去捡些柴火，冬天做饭也用这个火，这样下来一冬天三百元就足够了。农业上的作业方式也因家庭贫富而不同。对于富裕的家庭，耕种一律使用机器，只要付钱便一切妥当。而对于贫寒的家庭，机械耙地就免了，用锄整理一下。种的时候，或者借个耧人拉着种，或者直接用铁锹种。对于这样的家庭，肥料用得要少些，花在地里的人工要多些。有事没事往地里跑，草被拔得一根不剩。收入来源不同，对田地的依赖程度就不同，对投入产出比的期望也就不同。

谈过了张庄村民的经济状况，我们再来看看村民的日常生活情况。韩丁在《翻身》中对张庄村民的日常生活的描述非常生动。他曾描述了当时张庄这样一个经典镜头：

农民们坐在暖和的日光下面，把衣服摊开了放在膝盖上，寻觅着那些慢慢蠕动的小虫。只要捉住一个就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把它挤破（韩丁，1980：330）。

现在张庄的生活画面又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笔者去张庄的时候是春节过后的一个月，正是佳节过后村民比较悠闲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街上有些清冷，大队的广播里播放着新闻，大街上的人很少，散落着伫立着几个人在静静地听着广播。太阳的光线红红的，从村东边射过来，为东西相通的巷子里添上一层金色。广场是村子的中心，这是个热闹的地方，闲逛的和忙着做生意的人都会在这里聚集。

广场边上的奶奶庙门口是一个闲聊聚集的地方，这儿有个修鞋的中年妇女，还有位卖小孩玩物和吃物的老太。庙门口的台阶上往往是老汉们闲坐聊天的地方，有的老汉安静地坐在庙门口的台阶上逗着狗。狗常常成为老人们的好伙伴，一位老人有一只长毛狗，资质还不错，但毛因长年不洗脏得很，但他们倒互不嫌弃，边走边相互撩逗着。晴天的时候，舞台处的广场上会过来一些卖东西的机动三轮车，出售水果和蔬菜等物。有时候，会有一些老者来村里炒玉米，大家就会拿了玉米和糖精过去等候。那老者一手摇着炒锅，一手摇着鼓风机，小炭火冒着火星吱吱的往上串。炒熟之后，只见他把锅口对准那长长的口袋，只听"咚"的一声，香甜的玉米味便冒了出来，引得围观的人都回家拿玉米了。

张庄历史上种得最多的农作物就是玉米，这在韩丁对张庄农民的衣食住行的描写中即可体现出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张庄村民们的吃穿都要靠本村的土地来解决。张庄农民吃的饭很简单，一般早上都吃玉米面疙瘩，中午吃玉米碴粥或玉米面饸烙，晚上吃的是掺上一点饸烙渣的小米粥。七月里收了麦子，可以吃几顿白面面条。农忙的季节一天三顿饭，冬天一天两顿或一顿。除了粮食，人们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时吃些白菜，还吃些茄子、葱、韭菜等蔬菜，以及野菜，这些都是主食以外的副食（韩丁，1980：25）。

那时候，人们日常劳动的穿着一般没什么变化，夏天都穿着粗布的单衣单裤，一般漂成白色或用靛青染成蓝色或黑色。入冬后人们都换上棉衣裳，这使人们的身体臃肿一倍。由于里面蓄着厚厚的棉花，拆洗很费事，因此衣服里子的接缝处经常寄生着虱子。五岁以下的小孩一年四季都穿开裆裤。"上党鞋"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走山路大约能穿五六个月（韩丁，1980：24）。在住房方面，人们住的主要是低矮土房。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泥土，经不住夏雨的冲刷，日久又还原为泥土了。只有富户才有能力为自己的院墙抹上草秸石灰，这样才能经得住几个寒暑的风吹雨打（韩丁，1980：19）。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迁，张庄村民的衣食住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穿衣方面，中青年和小孩的服装多在长治和长北的商店里买，没什么显著的特征。中青年妇女穿着现代，烫发染发很普遍。[66]在各年龄群体中，老年人的装束相对比较特别。老年妇女一般都戴帽子，有的带着白布做成的帽子[67]，有的系着方巾，有土黄色和淡紫色的等等。白布帽子一年四季都可以戴，头巾夏天就戴不了了。冬天，戴白帽子冷的话，她们会在上面再加一条头巾，从头顶系下来围住头和脖子。有的时候两个头巾一起戴，一个包着头的上部，另一个从头顶系下来在下巴处打结。还有戴毛线帽子的，以浅紫色等暗淡颜色为主。冬天老汉们一般都穿中山装，带着有沿的黑蓝色布帽子。

在吃饭方面，相对以前，富裕家庭的饮食变化较大，贫寒家庭却没发生多大变化。张庄早上传统的饭是煮疙瘩，由玉米面做成。在锅里放了水，用温水活了玉米面，拍成手掌心大小的扁块疙瘩，煮在锅里面就可以去地里干活，等回来时恰好煮熟了。若做米饭就没这么容易了，放在家里没人看着容易煮糊。现在田里活计少了，但有些人还是习惯吃疙瘩。也有的家庭现在已经改吃小米饭了，炒一盘土豆丝搭配着。早上喝玉米糊糊的也很多，这种饭做起来很方便，由于玉米是张庄唯一自产的农产品，这种饭也很受欢迎。这里的午饭多是大米或面条，面条包括手擀面条、饸硌和拉面等等。一些家户喜欢吃白面和玉米面二和面，这种面可以做成手擀面条或饸硌。其他的饭还有蒸面、烙饼和炒饼等，因为这几样做起来都比较麻烦，所以一般只是换换花样，改善一下伙食，并不多吃。晚饭有菜汤[68]、糊糊和米汤等，再买来些馒头等搭配着吃。[69]到傍晚的时候，在夕阳的余晖中，村里的街上就会出来一些脚踏小三轮车，堪称傍晚经济。他们卖的有馒头、花卷、包子、糖包和油炸糕等等，卖烤肠的现烤热卖，香味弥漫在大街上。还有的拉着油锅出来，支在三轮车边，炸起了新鲜的油条。

张庄种的庄稼只有玉米，但对于大多数家庭玉米却是吃得最少的。他们吃的主食和副食主要靠买。村里有好几个粮油副食店，菜铺有三个。但有的村民更倾向于从马厂市场上买，那样可以便宜些。村里人经常吃的菜都可以在村里的菜铺里买到，但有时候需要大事宴请，觉得村里的菜不全的话可以到公路对面的铁三局或到马厂菜市场去买，路程不远，只有两三里地。

在住房方面，张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大娘这样回忆道：

1962年我来到这个村时，村里都是土坯房子，前面是砖后面是土坯，下雨了，土坯就要倒塌，这时就需要一边把土坯融成的泥从墙上掏出来，一边把半块半块的砖塞进去，以把快坍塌的房子支起来。

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建设，张庄的房子几乎都已经翻盖过了。在张庄这一带，一座典型的房子的样子大概如下。一般是五间红砖瓦的楼房，带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院子。走进一户人家的大门，首先见到的是照壁，再绕弯进去，才得以见到一个完整而严实的庭院。

张庄的房子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还有一层半的；有青砖的，有红砖的，甚至还留有土坯的。[70]青砖房是早一些的，多是一层和一层半的房子，红砖的有一层半的也有二层的。村民总会有比高的习惯，邻居谁盖得晚一些多要在高度上超过邻居一点点，意为"过得更好、活得更高，把别人压住"，看上去也更气派。村里还有个别的土坯房，甚至有的房漏了，把石棉瓦补在上面的。一般每家都有院子，多数盖五间房[71]，院子的门差异也很大，但总的来说新盖的样式还是比较统一。新盖的一般都有门楼[72]，门楼有平的水泥顶也有古式瓦顶。有的大门外面贴了瓷砖，门口的上部写着四个吉祥的大字。[73]也有的门楼已旧，上面一角还铺着点塑料布，以防漏水。一般门内几米内会立一块砖垒的照壁，这照壁的高和宽一般都为两米多，上面画着各种漂亮的山水图，有仙鹤松树和山水瀑布等等。照壁可以挡上"风脉"，防止大门外的人直接看到屋里，或者在屋里一出门就看到外面。[74]

经过这么多年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张庄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舒适，生活上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保证。从现在来看，即使是最贫困的生活也要比解放前好一些。但经过了共同的贫困之后，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在这个村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便是贫富两极分化。它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却又不仅停留在了这个层面上，而是深入到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他们的现在，也影响着他们的未来。在考察了张庄村民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状况后，本文将接着对张庄的政治、宗教和乡村娱乐的变迁情况作出介绍。

村政府与权力结构变迁

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张庄村政府的变迁是非常大的。从《翻身》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张庄村政府变迁的状况，下面首先对当初的情况作一下回顾，然后再与当前的情况作比较，从而展现出这些年来张庄的权力结构变迁情况。

据《翻身》中的记述，1938年之前，张庄村政府是地主赖以统治的一根实际的支柱，它有征税、拘捕、鞭笞、罚款、甚至处决人的权力。在村政府的机构中，为首的是村长，下设几个副手，其中有负责登记账目、起草信札和发放牌票公文的村文书，主持摊派徭役的公务员；还有专管拘捕、处罚和看押班房的村警。这些职务，没有一个是领固定薪金的，可是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总能想办法弄到现洋。该村所设置的中间几级组织包括三、四个闾长和二十多个甲长。为了保证这些官吏们能够行使职权，村里一直设有保安队，号称有几十条步枪（参阅：韩丁，1980：53）。

从村长到甲长，所有的官吏都是从本村里挑选的，而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某个地主同其他一些地主磋商以后就可以当上村长。有时经过磋商，这个职务也可以为派给某个虽然财产较少，却博得他们器重的人。其它那些职位也按同样的方式分派。只要村里的地主对这些挑选出来的人表示满意，通常便可以得到区长或县长的核准。对于上面的官府来说，村政府不过是为了征收捐税、提供劳役和招募壮丁而存在的，只要能够完成这三个方面极端苛刻的征收数目，如何摊派是从不过问的。地主们竭力使自己少承担的义务。他们想方设法逃税，却把差额加到农民身上。逃避劳役也是把持村政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向下面摊派公差的权力又使当权者掌握了控制农民的杠杆（韩丁，1980：53、54）。

1938年至1945年8月日本人侵占张庄期间，张庄的村政府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村政府开始退隐，地下村政府开始出现。日军快攻进张庄时，地主申金河便放弃了他在村公所里的职务，由地主樊朴之、史腊明和王来顺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政府。挑选了贫农尚石头任村长，在村政府里公开代表地主豪绅的只有王来顺和富农郭春旺，新政府里甚至包括三个贫农。尽管如此，和以前一样，不经过当地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协商同意，就不能做出任何重要决定。由于地主豪绅们认为自己和入侵者之间要比和佃户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他们便或明或暗地卖身投敌。同以前所有的机构一样，张庄为政权的主要职责仍然是收税、摊派劳役、征兵和维持"治安"。所不同的只是税征得更重，征收方法更野蛮。劳役也因战争的需要而成倍地加重，变成像租税一样沉重的负担（参阅：韩丁，1980：82--87）。

日军侵华战争开始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在全面进攻中国的战争中，于1938年夏，日军占领了张庄。在太行山区，日军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在日军到达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共产党的政工干部和当地的"牺盟会"（统一战线时期得到阎锡山赞助的进步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一起建立了抗日县政府。这个县的五个区都委任了区长。在饥荒最严重和扫荡最残酷的1942年，五区区长为了加强张庄的工作，决定在张庄组织一个地下村政府。这个地下组织开会选了申锁子当村长，弓来保是副村长，师福元是"抗勤"，张天明是治安主任。这个组织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工作。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透漏过抗日政府已经成立，只是把他们最信任的朋友和亲戚发动起来，执行他们自己安排的或区里指定的各种任务。但他们活动多了难免引人注意，最后被人出卖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后。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八路军收集粮食和被服、收集情报以及和伪政权力量作斗争（韩丁，1980：98-104）。

1945年8月至1948年3月期间，可以说是张庄的权力结构转折非常大的一个时期。张庄1945年被八路军和潞城县民兵解放。为了及时填补日军投降和伪政府垮台造成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真空，当争夺村庄的战斗还在进行时，五区区长郭黄狗就开始建立新的政府。他把所有积极抗日的人和几个过去不肯替日本人办事的贫苦农民召集在一起，经过举行会议建立起了十二个人组成的"人民政府"。张天明继续担任治安主任，五区区长郭黄狗兼任张庄村长，张贵才为村副，张善庆是财粮，张江子担任了民兵队长和武委会主任（韩丁，1980：122、123）。

战役胜利以后，张庄人民政府决定根据县政府的政策，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把那些汉奸及其后台拉到群众大会上示众，控诉他们的罪行，然后交给县政府处置。运动首先从郭德有这类狗腿子身上开刀，然后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打击那些甲长、闾长，另一方面打击伪政权的主要支柱。1947年初，由于上级的一些安排，张庄改组了村政府。张兴发担任党支部书记，张存喜任村长，王喜友为副村长，王文则是治安队长（韩丁，1980：266）。

1946年4月，潞城县区长和区委书记断定，军事形势已经相对稳定，张庄已涌现出一批可靠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便立即着手吸收他们入党。张天明便是他们吸收入党的第一个对象。张天明入党后，通过动员和发展，一年之内就有30多个入党，其中还包括7个妇女（韩丁，1980：190--201）。[75]

日本投降后的激烈的"反奸运动"逐渐发展成对土地制度的进攻。这使因抗战而推迟了的土地革命又一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潞城县第五区的运动是以李沟村会议开始的。1946年1月16日，区领导召集领导了反奸运动的年轻人开了三天会讨论问题，经过李沟村会议，大部分人明确了三个问题：（1）地主完全是靠农民劳动过活的；（2）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剥削穷人；（3）不应当给地主交租子（韩丁，1980：143、144）。

会议结束张庄干部回村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村农会。他们先把村里最穷的三十户人家召集起来，经过动员，这三十个人又每人串联了两三个大伙都能同意的人，没过多久就有一百多户人加入了农会。他们大部分都是贫农，也有几个是中农。带头斗争孙神父的天主教徒郭真宽当选为主席。由于在"反奸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一直很穷的天主教徒王雨来当选为农会副主席。农会主要负责执行土地政策，领导斗争地主，接收没收的财产并把他们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一月底，"清算"地主的运动便开始了。地主申金河、郭春旺、王来顺、郭东胜、史腊明、樊朴之和郑林锁都被清算，死的死，逃的逃，没有回家的免于灾难。教会和进行会也被清算。1946年3月，这次斗争的果实得到分配（韩丁，1980：146-177）。

清算运动和分果实运动正在进行之时，另一场斗争也开始了，这就是把妇女从父权的压迫和家庭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也开始了。几个贫苦的妇女---她们都是主要村干部的妻子---最先在张庄组织起了妇女会。虽然她们组织起来参加社会活动时遭到男人们的反对，但是它在维护妇女权利、支援清算斗争、支援大生产和支援保卫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韩丁，1980：178--182）。

由于一些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工作队侯队长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改组村政府：全村所有的党员和非党干部都一律停职；一切群众组织，例如农会和妇女会全部解散；并召集党支部群体党员秘密开会，审查他们过去的工作，这样做实际上便停止了他们的一切正常活动和职责。侯队长和他的助手接管了村政府的权力。为了重头开始施行《土地法大纲》，他们便着手组织贫农团。工作队首先在村民中选拔出一些"基本群众"作为新的贫农团的核心，他们的基本任务是找出那些和自己一样的贫苦农户，壮大队伍，使新的组织最终能够在全村起支配作用。加入贫农团的标准是老实和辛勤劳动。到三月底，村里所有农户的划成份工作完成了，通过"自报会议"共174户贫农加入到了贫农团当中。贫农团组成后，首先召开了中共党员的过关会，这些党员们都站到了贫农团代表面前自我批评并接受他们的评判（参阅：韩丁，1980：313）。

1948年5月，各贫农团小组对贫农团名单进行了第二次复查，增加了20户，去掉了8户，随后在5月11日选出正式的贫农团委员会。5月中旬，张庄展开了第二次划分成份工作。这时达到"翻身"的标准也发生了改变，过去讲的是一个富裕中农的一切生活需要，而这时讲的是维持靠土地为生的一家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这种最低限度的需要，还得继续降下去（韩丁，1980：505）。

由贫农团通过的划分成份的名单为成立临时农会打下了基础。经过讨论、审查和选举，临时农会在1948年5月28日成立。临时农会开展了第二次过关会，这次的过关对象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干部。经过过关，一些党员和非党员干部的嚣张气焰得到了打击，为创造民主的政治氛围起到了很大作用。6月12日，农会各小组开会再一次划分本村的阶级成分。6月14日晚，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作出了最后的审查，在这次划分中，张庄村民的成份普遍得到升级。这时，"翻身"的标准仅仅以土地和房屋的占有情况为依据了（参阅：韩丁，1980：519--528）。

1948年7月21日，张庄举行了村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有三十五个人当选，男19名，女16名。在35名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德才兼备的五人常设委员会。其中包括四名党员：郭真宽、张兴发、胡雪真和王恩凤。还有非党员代表老堆金。郭真宽当选为主席，老堆金当选为副主席。1948年7月23日，新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最后确定了全村每户的阶级成份。这时，如果有了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耕种，有了房子住，就被认为是翻了身，因此也就被定为已达到新中农地位的农户（韩丁，1980：626--693）。

图一：1945年前后张庄的权力结构变迁

由以上回溯可以看出1945年前后张庄的权力结构变迁情况，那么当前张庄的权力结构又是怎样的呢？张庄当前的村政府由两部分组成（如下表所示），即党支部和村委会。虽然名义上如此，但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实际上由一个人担任，而且除了最高的领导外，党支部的人员和村委会的其他人员的职务也有很多是交叉的，所以实质上二者是成一体的。现任的村党委共由八个人组成，主任兼书记王保太。三个副书记是王金红、张仅存和申保安，三个副主任是李成仓、张永枝和范玉平。王金红是挂名不做事的副书记，张仅存管工业方面的事情，申保安管党建方面。张永枝管农业生产和村政建设，李成仓是保管，兼任民事调解员，还负责卫生方面的工作。范玉平是妇女主任，王兵任会计兼村民委员。除此之外，在村政府工作的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如表一所示）。

表一：张庄村政府人员结构表

党支部

村委会

其他工作人员

职位

姓名

职位

姓名

职位

姓名

总支部书记

王保太

村委主任

王保太

民兵营长

王宏伟

总支部副书记

王金红

村委副主任

张永枝

电工

王宏伟

总支部副书记

张仅存

村委副主任

李成仓

统计

师强强

总支部副书记

申保安

村委委员

范玉平

治安主任

赵连柱

总支部委员

张永枝

村委委员

王兵

计划生育信息员

师丽枝

一支部书记

范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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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支部书记

王兵

--

--

--

--

据村民反映，现在村政府的事务较少。[76]在集体化时期，村政府要负责村里买种子化肥、修路、绿化和找企业拉投资等等各项事务，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村民各家自主，需要找村干部办的事只有办户口[77]、盖章和批土地盖房等。按照国家的政策，党支书主要抓的是党务、支部建设、党员发展等等，村长负责村的经济建设，但本村的传统是由书记主事，村长配合执行，自2003年开始本村的村长和支书就变成了一个人。[78]村里的治安主任管理治安问题，但具体事情较少。[79]民政主任管民事纠纷等[80]，妇女主任管计划生育、妇女活动，工作内容主要是上传下达，例如谁要戴环、谁家有孩子该流产等等事情。村里还有个计划生育信息员，是村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每个月负责向上面政府汇报计划生育进展的信息，如多少人戴环，多少人避孕，多少人节育等等。村委现在的办公地点-----招待所[81]院子的墙壁上有几个宣传版面，多数是关于计划生育的，往二队走的门洞里也有两个版面，写的也是计划生育的内容。计划生育的内容是张庄所有宣传版面中写得最详实、最有内容、占面积最广的领域。

这届政府是在2003年时选举产生的，在此之前，王保太担任了四五年党支部副书记。[82]到2007年为止，张庄的正式选举已经有七次，在《翻身》中，韩丁描述的当初张庄选举的形式非常吸引人：

候选人把自己的饭碗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条长凳摆在一个大院子中央。每次有一个候选人离开这个地方，这时选举人每人手里拿着七颗黑豆和五颗白豆，排着队走过这些饭碗，向不在场的候选人碗里头一颗黑豆或白豆，排着队走过这些饭碗，一颗白豆表示不选他。这个程序重复十二次以后，有一个三人委员会来计算碗里的豆子。（韩丁，1980：382）

现在的选举情形与当时已非常不同，成为了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相同的样式。村里的选举委员会是由党委会、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一起选出，由主任、副主任和五六个委员组成，包括监票员、记票员、唱票员和其他委员等。选举委员会就出自党委会、村委会和村民代表这些人中。[83]选举那天，在村里的招待所设立主会场，同时也有老弱病残者流动票箱。有选举资格的村民都发有选民证，到了选举那天，村民们拿着选民证去领取选票，拿过后在选民证上盖章。大家在主会场集合，讲过选举规则后领取选票，这时候候选人要做演讲，也就是作出一些承诺[84]，之后大家投票。流动票箱一般一个队一个，人们自然知道谁没来，就拿着票箱去家里找人。一般对立的两个候选人都会派人跟着，防止在途中作弊。

除了村政府，村民代表也是村级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韩丁的书中，当时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是非常隆重的。"七月二十一日[一九四八年]，举行了村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有三十五人当选，男十九名，女十六名"（韩丁，1980：625）。相对于那时候来看，现在的村民代表要少些，产生方式也不相同。张庄一个共有六个队，各个队的大小不一，所以村民代表的人数也不尽相同。一队最大，有三四个代表，其他小些的队有两个代表。村民代表的产生主要由村干部指定，在村委和党委开会的时候，大家议论一下谁能当就让他当。[85]村民代表没有什么专门的会议，一般都是"一篮子会"，村干部、党员和小组代表一起开，通常一般一年开六七次会，准备村委换届这一年开会相对多一些。一位村民代表在谈到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执行时这样讲道：

一般的会议精神不往下面群众传达，除非有什么事情要办才要往下传。一般是党员或代表一人负责五六家，长期下来，这五六家也成了固定的了。以前是去要钱，催缴农业税，现在不用交了，也就是上面要检查卫生时通知大家打扫卫生或其它什么事。[86]

在《翻身》中，集体开会是政治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自报会议"、"过关会"或其它会议很多，妇女们一边开会一边干活的情形成为了那个时期张庄的一道风景线。在集体化时期，会议也非常多。据村民回忆，那个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大家集体在地里干活间隙，有时也会开开会。会议多了，也容易让人厌烦，在《翻身》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在《大逆转》中，张庄开会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韩丁这样写道"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韩丁，2006：13）。如果说那时候还可以开一些村民大会，那么从现在来看，想开全体村民的大会已经不太可能。一篇纪念韩丁的文章这样写道：

韩丁写到张庄农民参与有关集体化事宜讨论开会的过程，有时为了决定一件事，花好多时间开会讨论，显得很没有效率。但是我倒是觉得农民集体开会讨论跟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是很了不得的发展，那时每到秋收之后，干部都要向农民作检讨，为他们做的事负责，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也是今天中国农村再也看不到的事。（金宝瑜，2004）

在当前的农村，农民对村政府政治的参与已非常之少，他们更多的生活内容是为生活而奔波。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被放到中心的位置，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能力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使他们对选举、对村民自治不大热心，而宁可花这些时间去考虑赚钱的事。韩丁当年描述的那些频频开会讨论的情景已一去不返，村干部与村民的距离也似乎越来越远，他们失去了村民的合作、参与和监督，完全成了另一番景象。村里的一些群众对村政府有些不满，却没有什么可以向村干部反映的公开渠道，只能在邻里聊天时唠叨一下。[87]当年村民代表的作用到今天也已经不同，不再是村民和村政府的连接，而成为了村政府的附庸。[88]除此之外，张庄1945年以后出现的诸如贫农团、农会和妇女会等各种权益组织已经消失。一方面农民对此并不热心，另一方面，村政府可以向外延伸自己的权力，使村里的权力主体成为一体，没有什么分歧。

在"翻身"那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人们似乎处于一种道德"失重"的状态中，把人们之间的权力争夺和极端的使用表现得淋漓尽致。最早地主占有土地、牲畜和生产工具等资源，他们对其佃户几乎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私采地主家的几片树叶也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地主掌握了村里的各种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扩展着他们的权力，从而也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但在形势转变后，劳苦大众获得了权力，他们在斗争地主时比起地主当初对待他们的凶狠程度来毫不逊色，不少地主在开批斗会时当场便被打死打晕，尽管中央政府开始还实行的是减租减息的政策，即使后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后也是要求为地主保留可以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但农民却不顾这些政策把地主扫地出门，甚至有地主在街上被饿死。这些农民获得了权力，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在中央要求保护中农权益的情况下，把中农的财产也没收了，也同样出现打死打伤的情况。特别是他们中的精英获得了领导权，他们在领导农民翻身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很快就被他们取得的权力冲昏了头脑。他们横行霸道，以抓特务为名义排除异己，其中有些人被村民憎恨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初对地主的憎恨。

再后来工作队来了，他们为农民撑腰让这些干部在人民面前"过关"，这时"穷"也成了一种资本，贫农团在对待他们的领导时毫不留情，不顾他们曾经取得的成绩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不少干部被迫承认了多于自己犯过的错误。直到后来上级改变了政策，保护干部的一些权利，这种状况才得以好转。最后，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作为《翻身》这本书的结尾，似乎把该村的政治民主生活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似乎出现了公正的局面（参阅：韩丁，1980：626--693）。

在《翻身》这本书中表现出很多权力争斗的过火情况：斗争地主要赶尽杀绝（参阅：韩丁，1980：131--160）；农民们在"果实"分配中撞破了头角，却不顾在斗争中功劳最大的干部和民兵还不曾分得丝毫；干部们陶醉在自己的权力中时，几乎忘记了他们的职责，有的竟以土皇帝自居（参阅：韩丁，1980：262--271）；农民在对干部 "把关"时竟不顾其获得的成绩，对其锱铢必较，像对待阶级敌人似的。这些权力之争是那么赤裸裸，权力的使用是那么毫不留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正是在这种权力的协调和斗争中，正是在这种充分的权力施展空间中，各权利主体的权益都得到相对的保障（参阅：韩丁，1980：385--419）。

纵观《翻身》中韩丁所描述的权力结构变化过程，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国家权力逐渐渗透，正统权威渐趋稳固；二是各种权力主体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在国家权力充分渗透到基层的同时，农民的民主权利也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这种权力结构变化对张庄人民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改变了在权力结构中完全被动的地位，二是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增多，三是妇女在政权结构中的比例得到保证。这可以说是张庄村民在政治生活上的"翻身"。

与当初那种轰轰烈烈的权力斗争局面相比，当前张庄的情形显得很"默然"[89]，只有单一的权力主体，村民们没有机会去争，也不想去争，更无暇去争。村民对村政府政治生活的参与较少，妇女在政权中的比例也不像以前那样严格地"卡"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张庄村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贪污事件，虽然现在的政府还没有表现出什么滥用权力的迹象，但村民的意见没有正式的表达途径也同样是这种权力结构引起的问题。

信仰与"翻身"

在土改运动期间，"翻身"运动的内容不仅包括在政治权利上得到的保障，还包括信仰上的"翻身"。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从精神上受奴役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么多年来，张庄的信仰状况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张庄的信仰活动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民间信仰，另一种是天主教信仰，下面我们将分别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分别阐述。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在以村政府为代表的正式权威逐渐巩固和健全的同时，宗教权威和民间信仰的衰落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自从1945年张庄解放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庙宇拆了又建，塑像被打倒、被摧毁，到现在又重塑起来。下面笔者将对韩丁在《翻身》中记录的信仰情况作出回顾，并进一步描述张庄当前的民间信仰情况，从而揭示出张庄民间信仰[90]的发展状况。

在民间信仰组织方面，张庄历史上存在过的两个民间信仰组织就是北老社和孔圣道，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它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和终结的过程。北老社是个佛教慈善组织，负责办村学、借钱给有困难的社友、提供保险金一类的救济和主办敬神活动。村里每年要举办一次庙会，每隔四十年要组织一次特大的赛会。为了祈求吉祥和丰收，"北老社"社友每年都要按地亩交纳一定数量的社谷用来祭神（韩丁，1980：31）。该组织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韩丁，1980：52），这对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颇有助益。

孔圣道组织的统辖范围为附近三十个村子，张庄绝大多数人都入了"孔圣道"。"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为它的道友们做一种叫作"扶乩"的法事。人们只要交足一定的钱或粮，就可以通过神婆同自己去世已久的父母进行谈话。这叫做"圆光"；也可以同刚死去的人间接对话，这叫做"回映"。掌握了这一套安排和死人谈话的本领，对于一大批迷信法术的人们，便握有了一种可怕的权力（韩丁，1980：32、52）。1945年张庄解放以后，孔圣道和北老社都在"清算"运动中都受到了清算，大量粮食、钱财、房产和土地被没收，这两个民间信仰组织便就此消失了。

除了民间信仰组织，另一个体现张庄民间信仰的标志物便是庙宇。韩丁在《翻身》中这样写道：

村里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庙，非常坚固。这座庙是申氏家族盖的，多年来一直由本族中的大户经营。人们来此烧香上供，祈求人寿年丰、子孙满堂。村里还有几处小土地庙，神龛里面供着各种泥塑的神，如土地爷、观音菩萨、药王菩萨，等等。这里也常有人来烧香、敬神（韩丁，1980：21）。

由韩丁的描述可以看出，一直到1945年解放以前，张庄的庙宇还是比较兴盛的，但在后来的"清算"斗争中，人们才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这些庙宇。当时，张庄决定把本村一个据说能够治病的神像砸掉。神像坐落在村子南头的一个小庙里，从前生了病的人都要到他脚下撮一把土，和上水吞服下去。经过这番"治疗"，信徒们如果在原有的病之外没有再得痢疾就算很幸运了。在这次运动中，一个民兵把这个菩萨的泥头敲下来，只有少数老人感到了惊恐（参阅：韩丁，1980：21）。这样在当时看来似乎打破了一些迷信思想的束缚。

经过了"清算"和"批斗"运动，村里的庙宇都遭到了破坏。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张庄村历史上一共有四座庙，但现存的只有三座。玉皇庙是张庄历史上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在张庄的庙里面是建筑得最宏伟的。1945年张庄解放以前，潞城县警备队第四中队[91]驻村期间在玉皇庙及其周围修建了炮楼。解放时，由于四中队杀人太多，激起了邻近村庄村民的民愤，他们过来就把这座庙毁了。后来这块地方一直荒芜着，破砖头和土堆在那里。直到1953年才在此建起了一所小学，后到1988年时王金红书记重建了小学修起一座古典式的教学楼。这座楼样式复古，大家认为颇像玉皇庙的样子，有的村民还在这里烧起香来。

为了再现这座宏伟建筑，王书记退休以后出资修建了它的模型。这座玉皇庙模型长约2米，宽约1.5米。浅米色的庙身，朱红色的镂空门窗，各庙门都贴有对联，门口挂着鲜红的灯笼，庙院中有两棵大树，庙外绿草莹莹。这庙是一个大院，南北两排房更高一些[92]，南面这排既是入口，又是戏台，戏台面向院内的正殿，东西是小屋。南北这两排房建筑样式更为考究，建筑更高，特别是正殿，底座也高出院子几个台阶。屋脊两端饰有龙头，大殿中央顶上还有一个小庙样子的顶尖。

原来的奶奶庙[93]位于现在的知青楼处，供奉的是唐奶奶，是一个地方神。1945年张庄解放后奶奶庙成为村委办公处，1950年后庙又被拆建成了戏台，在1978年知青下来时没住处，大队主持在戏台处建起了知青楼。现在的奶奶庙所在地原来是三间车库，面东朝西。1993年时，王金红决定重新修建唐奶奶庙。[94]于是占用这三间车库中最南面的这一间，朝南开门，并在里面立了牌位，后又塑了像，人们便开始来这里烧香。再后来，大队又重新修建了此庙，又从河北"请"来了女娲娘娘。

走入现在的奶奶庙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水池，有塑钢的栏杆，这是"奶奶们洗脸的地方"。殿门外也有案台，摆着的香等物品。正门外是一个银白色的香鼎，一米长、半米宽、一米高的样子。进入殿门，首先看到的是三位娘娘的塑像[95]，宏伟而柔美，颇为壮观。中间的一位是女娲娘娘，她身边立着两个女仆。左边是子孙娘娘，她身边立着一个小的塑像，据说是她丈夫。右边是痘疹娘娘，身边还有个抓药的药童。紧靠大殿右墙，痘疹娘娘脚下还有一个小塑像，她没有牌位，据看门大娘说这是菩萨，也就是原来的唐奶奶。这些神像前摆放着各种吃物，如香蕉、橘子和饼干等，还有作为供奉的小鞋子，做工精致，约十厘米长。大殿上方挂着很多灯笼，都是大家献的，除灯笼外上面还挂着很多层布幔，除最外一层是建庙时村政府挂的之外，其它都是香客们献的。大殿左右墙上各有一幅画像，左边是女娲补天，右边是女娲造人，色系以粉色为主，面色娟美，画面怡人。地上摆放了五六个红垫子，供磕头用。走出大殿可以看到大门两边的两块黑色石碑，一边写着庙内神的来历，一边写着捐献建庙者的名单。院内还放着很多灯笼，是大家献给娘娘的。

农历三月十五是奶奶庙节日，也是从河北把女娲娘娘请来的日子。在把女娲娘娘请过来之前，村上大家每年三月初一到十五期间都要到河北某地的女娲庙去烧香。[96]在2006年张庄的奶奶庙盖成之后，大伙儿三月十四日晚上派了专车去河北接娘娘，行车一晚，三月十五早上八点返回庙中，去时拿了一块大红布，敲锣打鼓地把娘娘接了过来。为庆贺这一天，村里还请来戏班，花了一万多元唱了戏。奶奶庙的庆祝活动还有一次，即为农历六月十九，这是纪念菩萨出海，这时候菩萨从南海出来避暑，并为所到之处降下福泽。去年六月十九，村里还请了说唱团说书。[97]

据奶奶庙的看门大娘说，人们来此烧香有四种情况，一是初一或十五时，二是大节日时，三是小孩庆祝节日时，四是还愿时。大年三十的时候来这里烧香的人最多，有时候大年三十和初一烧香的人可以接上，一晚上都不停息。因为奶奶庙管的主要是小孩，十五岁之前的小孩的庆贺节日都会来这里烧香，这主要是指十二日[98]、满月、三岁生日和圆羊。[99]还愿的情况多种多样，例如娶妻生子、考大学等等。

从奶奶庙往南走100米左右就到了村里的另一座庙，也就是关帝庙。关帝庙在1945年张庄解放后就没人敢公开烧香了。在此之前，这座庙是非常壮观的，长宽有十多米，解放后，由于村集体不加管理，庙便逐渐破败。[100]1950年后这座庙被拆除，村集体在此地建起了供销社。在1983年时，王书记规划村容村貌，在现在的关帝庙处，即原庙的西侧马路对面，修建了一座六角亭。[101]由于此亭样式古朴，加之已经改革开放，有的村民便开始在此亭处烧起香来。1996年时，在关公庙这一带居住的一户村民在此亭处建房，留出了半间房做了关公庙，这便有了现在的关公庙。[102]

现在的关帝庙位于三队巷子的路口，坐北朝南，有半间房大小。布置比较简单，有四五米宽，一米五长的地方。屋内上部挂着塑料绿叶葡萄装饰，还有人献了两对灯笼。正对门的墙中央钉着一个反扣的铁盒状物，长约一尺，宽约有七寸，厚有五寸。下面是一张贡桌，桌上靠墙处放着一个五寸大小的神像，桌上有些许供奉的食物和纸物等。地上有一个长两尺、宽一尺、高一尺的大鼎，供烧香烧纸用。庙内环境显得有些简陋，香火也显然没有奶奶庙那边旺盛。

除了村庄内部的庙宇，村外的田地里还有一座庙，也就是土地庙。原来的土地庙在张庄解放后便无人公开到那里烧香了，随着张庄的扩建，住宅地面积的扩张，原土地庙被拆并成为住宅地。现在的土地庙是在1980年后由大队主持建起来的。当时大队集体建筑队花了些功夫，别人也添点钱出点力就盖了起来。[103]那时的土地庙只是个小房，屋顶由木头椽子和檩条构成。修成以后一个从南方来的女乞丐便来此长住，还捡来各种杂物堆放在庙内。一年冬天，她在庙里面生火，火引着了屋顶，庙便塌了。此后，由于这座庙的院子没有围墙，有人从这里偷砖，于是04年修奶奶庙时，大队也主持对土地庙进行了修缮，改成了预制件屋顶，并为土地庙添了围墙，这才成为现在的样子。

在土地庙烧香的大节日有两个，一是春节，一是二月二。二月初二是土地爷生日，一年到头除了春节之外土地庙最隆重的烧香就是这天。2007年的二月二笔者恰在张庄作调研，便得以亲眼看到了这天在土地庙烧香的情景。这座土地庙貌似普通家户的样子，有房有院。房内有四五米宽，两米多深，正中间的案台上捂着一层红布，上面有个高约七寸的神像，桌上零星地散落着些米粒，一边放着几双手工做的小男鞋，一边还放着几双缠过的小脚穿的小女鞋，是专门向神献贡的。桌上还堆放着些饼干，大的小的，形状各异。庙前有两个窗户，上面也烧着香。正对门口的院子地上有个二尺长、一尺宽、一尺高的大鼎，是用来烧纸的。鼎与门之间放着一个香炉，供烧香之用。

来上香的人们手上各拿着三张叠起来纸、一挂鞭炮和一份贡品，如一块肉、豆腐或其他吃物。[104]这纸颜色各异，多数村民都拿黄、红和绿色纸各一张。烧香者把肉（或豆腐等）放在贡桌上后，在神像脚下磕头，之后在香炉里烧香，除此之外，还要在两窗台上、院内四角和大门口也插上香柱。上香后，便在鼎中烧纸，最后再在大门外放鞭炮，这样仪式便结束了。大门口处有个水泥板，上面也散落着米粒和饼干，据说在这里烧香是烧给野狼的，烧过了家人就不会被狼咬了。

二月初二这一天，来这里烧香的人特别多，特别是夜里零点和早上五点左右，烧香的人多得挤不进院里去，需要在外面候着出来一批再进一批。二月正值刮风的季节，我们过去烧香时，正刮着风，卷着黑纸灰满天飞，还和着红红黄黄的塑料袋，，烧香冒出的烟充满了整个院子，熏得人睁不开眼。门口由于有很多人放鞭炮，地上满是放炮后留下的红色纸屑，这些碎纸屑和着风在地上蠕动着，像在地上铺了一层花案在不停变动的红花地毯。

除了庙里的拜神活动，张庄这一带另一个与信仰相关的现象就是祖先崇拜。这里死者安葬的形式还流行的是土葬[105]，因此敬祖的风俗也与土地系系相连。村民一般一年到坟上烧两次香，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十五，剩下的就是烧生日纸和纪念纸。这些敬祖的活动虽然名称各异，但形式和内容却大致相同。下面，笔者将对烧纪念纸活动进行详细介绍，以此来使大家了解上坟烧香烧纸的大致过程。

纪念纸是人死三年内都要烧的，三年以后就是烧十周年、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纸。[106]逢上这些烧纸的大日子，一般是这家中的子辈和孙辈都要摊钱办理。[107]一般而言，这些子辈孙辈们一家糊三件或五件纸衣裳，请说唱团助兴的话就每小家都出点钱。笔者在张庄做田野工作期间，王金红家正要给母亲烧三十年纸，于是笔者也得到机会亲自观察这整个过程。据王金红说，这次三十周年的大事操办，是为了让他的子孙后代记清哪里是祖坟，以免出现天主教徒们那样的笑话。[108]

王金红家也请了说唱团助兴，从清明节前一天开始，表演了三天六场。[109]清明节的前一晚上，王金红与妻子出去接灵。晚上11点过后，他们在前往坟上的路途中烧香，手拿几炷香，在路上拢起一堆土，烧上香，磕头。意为把亡者接入家中来住一晚。家中为他们搭了贡桌，也放好了牌位和各种贡品，有各种水果和饼干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一碗贡面。这面条只用水煮熟便是，不加任何调料。

清明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就是烧纸，这天王家屋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扎。[110]这些纸扎中有两个牌位、两个八角亭、八个楼子、电视机、小轿车、衣服和被褥等。这两个牌位是糊给这家的祖辈的，王金红的两个爷爷，王文斌和王守文。其他的各有其主，分配得停停当当，有的还写了名字在上名，分别是王金红的祖辈和父辈。这些纸扎中做起来最费工夫的是八角亭和楼房，做工精细，不但外部装饰精美，内部的摆设也应有尽有，尽显现代小康家庭之相。这十件物品都有一人多高，架子由高粱秆子扎成，外糊各色纸张，各个细微处都有剪纸装饰，如花边、花柱、花朵等，还有成串成串的纸叠元宝，既是装饰更有富贵之意。衣服都是成套的，有衣有裤还有鞋子，男鞋为宽口鞋，女鞋为小脚穿的尖头鞋。男人衣服和女人衣服也不同，男衣正襟中央开口，有纽扣和口袋装饰。女衣为偏口，开口从脖子到腋下再到腰部，有纽扣结，但无口袋。这些都是按照老风俗做的，且不言当前的死者已不再穿此类服装。可见仪式多是一种继承，是一种象征，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含义。

早饭后，王金红的远近本家和亲戚都过来王家，有二十个左右，大家先把各种纸扎抬入院子中。各大件上都有收者名字的标记，依次按长幼尊卑排列。继而请来了说书者，对着牌位唱了一段。[111]稍后便开始了上坟的征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位乐手，一位拿锣一位拿镲，一敲一和往外走去。紧跟其后的是两个近亲小孩，各端一个牌位，再后面是两个八角亭，楼子、电视机、小轿车依次排列其后，队伍后端的几位拿着衣服、被褥和纸钱等。出大门后步入正街直到村南头，又向左拐行至公路，跨过公路进入郊野。接着，走过大路步入小路，可以看见远远近近的山坡上、田野里和道路旁停着很多白色小汽车，前来扫墓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个个坟畔，花花绿绿的纸钱和贡品点缀在那里。

在走过一些田地后到达了目的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座醒目的碑楼。[112]大家先将各纸扎分放在七座坟前[113]，接着，献上贡品。王金红点了香，各位子孙跟在他后面，王金红上香下跪，众人也跟随下跪。各个坟头都拜过之后，便开始了烧纸。一边烧那些纸扎，王金红一边提着酸菜汤到火周围画一个圈。待纸扎都烧成灰烬，王大娘又把饼干拿出一把，捏碎了撒在了各坟上。大家在各坟顶添土后，仪式便结束了。

路过的各个坟敬拜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简单地烧烧香，烧些纸钱，往坟上加些土。有的则放了鲜花，把各种食物撒在坟头[114]，花花绿绿，很是醒目。还有不懂风俗的年轻人，还在坟地里放了鞭炮，据老人们说，这样是会吓走魂魄的。虽然敬拜方式不尽相同，但核心都离不了烧香、烧纸、磕头和添土。邻近大岗山的这片田地上坟墓很多，有的坟上没有烧过纸的痕迹，更有的只是放了个木制的十字架，那些都是天主教徒家庭的坟墓。在那些敬献了各种物品的、花花绿绿的坟堆之间，这些没有任何纪念痕迹的坟显得有些孤寂寥落，使得那些大教路人不禁为他们觉得遗憾。

大教的主要信仰方式就是烧香、磕头等，这种活动在张庄解放初就几乎没人敢公开进行了。人们不敢公开烧香，卖香的也不敢公开卖。有的老人信得很深又没有香可以烧，就拿细木棍上面缠上棉花，再沾了油当香烧。改革开放之前，香一直很难买到。但偶尔，黄昏时也有人挎个篮子偷偷地卖。解放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村里的庙都遭到了破坏，人们不敢公开拜，只能在暗地里去拜。据村民讲，虽然有的庙已经被拆，但它们的"地位"还在，虽然没有牌位，没有庙宇，人们还是在这些地点，如学校和知青楼等处烧香。张庄大约70%的家户都信大教，信仰虔诚的每个初一、十五都会烧香，不但在庙里烧还在家中的神位上烧。大教敬的神各户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户在屋内正对门处敬一个"全神"就全部都代表了。有的各路神灵都要敬到，有菩萨、玉皇大帝、弥勒佛、灶神、财神、门神等等。一年上香的日子也多种多样，信得不太深的只是在大节日烧。这大节日主要有春节、正月十五、二月初二、清明、五月端午、七月十五、中秋节、十月初一等等。

说起大教，村民们很承认它的威力，一位村民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村南有座石头山，李村沟人经常来这里炸石头。山上本有个牛蹄井，这井有一尺多深，井口有碗口粗。这井有神性，无论天有多旱，里面都会有水，而且总是很清澈。直到一九七几年时，人们还在山上放羊时来这里喝水，但在八十年代时就被李村沟人炸掉了。山上原来也有个山神庙，虽七几年时已经破落，"地位"却还在那里，它也被李村沟人炸掉了。这么多年来李村沟炸石头的不知死了多少人，每年总会死二三个。

这些大教信仰者中不乏虔诚者，村里的首富王国政就是其一。王国政家中的神龛做得非常精致，还配备了铜香炉、铜供盘和灵巧精致的烛台。家中供奉的神位除了全神、天地、灶家和门神之外，还在楼上供了各路神灵。这家的房子是两层楼房，第二层除了一间作卧室外，剩下的房间都用来供奉神位，外人都不让上去。楼上供奉的有老君爷、孔夫子、老佛爷和老祖宗等等。王国政还买了一桶桶精制的香摆在神龛旁，楼上的地上铺满了香灰。据说这家什么神都拜，一家人常常开着汽车到远近的庙上去参拜神灵，这在远近的大教信仰者中为人称道。

除了张庄的本土信仰之外，张庄还有一部分人信仰外来宗教，其中主要信仰的是天主教。自从传入张庄以来，天主教的发展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与大教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外来宗教，信仰者始终占张庄村民的少数。从解放前人们对它的深恶痛绝，到解放后政府和群众对它的清算和批斗，再到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逐渐对它理解，张庄的天主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迁过程。我们首先将回顾一下韩丁在《翻身》中对天主教的记录，然后再介绍一下当前张庄天主教的发展情况。

1916年，张庄教堂在欧洲传教士的主持下开始建造，这可以说是张庄天主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参阅：韩丁，1980：64）。如果从全国来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840年，随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第一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了太行山区。他们都是意大利的圣芳济会教士。十九世纪末期，又从法国和荷兰来了一批同一会派的教士，进一步扩展了他们的势力。这些传教士中，集中到上党地区的全是一些荷兰人，他们在长治建立起一个教区，张庄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参阅：韩丁，1980：65）。清朝政府每次被西方列强挫败之后，总要向天主教教士们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参阅：韩丁，1980：65）。一八九九年，清廷在法国人的压力下颁发了一道上谕，赋予所有的外籍主教与总督、巡抚，所有的外籍神父与布政使、臬台和知县同等的地位（参阅：韩丁，1980：66）。他们的特权大大的便利了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一些受人欺侮和压迫的弱势群体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便转而依附在教会身上，以获得一点点保护。尽管他们往往是刚出虎穴又入狼口，但当时的村民们顾眼前尚有所不及，更不用说长远了。

解放前，张庄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名叫进行会。在三十年代，它便成为最大的地主，拥有180亩土地。收入主要靠教徒捐钱和高利贷（参阅：韩丁，1980：69）。作为一个宗教机构，进行会是用不着负担土地税的，于是通过降低租税把佃户和债主拉入教内，同时他们也通过为地主们提供"银行"服务拉拢地主（参阅：韩丁，1980：70）。尽管教会竭尽拉拢威吓之能事，但到1940年为止，张庄257户中只有64户加入，所占比例为五分之一稍强（参阅：韩丁，1980：75）。据韩丁所言，天主教分裂了整个村子，要求教徒享有特殊的权利，制造集团斗争，侮辱那些教外的村魁会首，这使教外的大多数人对它恨之入骨（韩丁，1980：65）。

1945年8月至1948年3月，天主教也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天主教势力首先在"打狗腿子"和"抓首恶分子"运动中受到了打击。教堂的孙神父既勾结日本人，也勾结信天主教的地主，是伪政权的靠山。长期以来天主教一直依仗其特权对村民进行剥削压迫，村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也决定对其进行清算。最后神父靠着几个人就效忠于他的人逃出了张庄，他的私人财产被全部没收（参阅：韩丁，1980：160--164）。至此，天主教开始受到打击。

当时，由于教会是全村最重要的财富聚集中心，它的财政分支---进行会是全村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在人们都站起来没收地主的财产时，张庄的干部和农会领导人也行动起来，没收了教会、育婴堂、育婴堂附属医院和进行会的大量土地、粮食、物品和钱财。接着他们发动群众斗争了教会主要的非神职头目、进行会会长王贵景，这件事给了天主教最后的打击。王贵景家毁灭以后，教会再也不是张庄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了。它再也做不成弥撒，再也举行不了圣礼，再也收集不到捐款了，就连教堂的圣殿本身也成了公粮仓库。取掉了钟的塔楼，后来只能用来作为通知开大会和宣布国内外新闻的场所。教堂的院子也由政府各个机构征用，做了临时办事处（参阅：韩丁，1980：69--76）。

天主教从解放前夕被废除后直到1988年才"抬起头"，1964年时，神父还被关进了监狱，直到七十年代时才被放出来。张庄在1948年时信仰天主教的共有九十户，到现在本村信仰天主教的有一百二十户，七百多人。据村民介绍，1988年后天主教并没有在本村发展到什么教徒，大多仍是原来就信仰的，当然也有从外地迁来本来就信教的。这些年虽然天主教被取缔了，但信徒们还是在暗地里念经。改革开放后才建起了现在的教堂。

原来的教堂位于现在的晋东南幼师院内，已成为幼师的澡堂。据王神父介绍，现在的天主教堂兴建于1997年，建堂时本村教友捐了七万元，其他堂区的教友[115]也捐了钱和实物。张庄的这个教堂叫做圣母七苦堂，2004年时又重修了一次。在2003之前，王金红担任本村的村支书，他严厉声明不让天主教堂建得很高。[116]2004年他退休之后，现任的村政府对天主教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才得以重新修建，修起了大钟塔。

笔者第一次去教堂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的九点左右。这里没有人看门房，教堂门口挂着棉门帘，一进去感觉眼前很开阔。[117]诺大的一个教堂只有一、二十个人在那里做礼拜。神父不在，据说他上午不到场。到场的村民中，有十几位老妇、两位老汉，看上去都有五、六十岁的样子。[118]入口处两门之间放着一个二三米高的水台，分两层，下一层里面放着两个水杯。进去之后首先要用手指蘸水，从脑门开始划一个十字，在入座之前行一个半跪礼。入座后便开始了唱经，他们自觉地分成两组相互和唱，调子很单一，却也很有韵味。他们一边念经，手中还各拿一串大小颜色各异的珠子，链子的一段坠着十字架。他们一边念经一边亲吻着自己的挂链。到十点钟时，一位老汉走到教堂门口敲了几下钟，大家便停下来，起身行礼准备离去。临出门，在门口蘸水画十字后陆续走出堂门。

这个教堂有十米高、十五米宽、五十米长。正对入口的墙的上部正中央挂着巨幅的十字架，耶稣"钉"在上面，他的手掌和脚部滴着"血"。教堂内部的装潢主要用了白色和蓝色两种颜色。讲台的顶上两边用了蓝色的天花板，其余大片都用了白色。讲台高于地面两个台阶，讲台中间铺着红色地毯，两边铺的是蓝色地毯，中间放着一张三米长的白色讲桌。大讲台左边还有一个供教友读经的讲案，右侧墙上有个小出口，专供神父出入。讲台上和两边墙壁上装饰着各色各样的花，讲台两侧还装饰着两棵树。教堂左右两边的墙上各有六个大窗子，这窗子高约五米，宽约一米，窗边挂着浅橘黄色的窗帘，有六米长，这使堂内显得分外明亮。每两个窗户中间都有一幅画，画的内容都是关于耶稣的故事，每幅图像上都有一个十字架。堂内入口处上方四五米内还有个楼阁，楼上放着各种乐器，有钢琴、铜鼓等等。门口放有一个书架，放着一些经书。整个堂内摆满了红色的木制桌子，桌凳下放脚处还有一长木板，上面铺着棉制的垫子，供教友下跪用。[119]这些座位大约可坐三四百人。

教堂在星期天下午会作弥撒，时间从下午四点持续到五点半，神父在场的时间约有一小时。在神父入场之前由三位教友举着一个十字架在各窗间的画前驻足，大家跪向那里并唱经。待各幅画都拜过之后，有人把堂前讲案上的蜡烛点燃，然后神父进场。在神父前面走着三个男孩[120]，十二、三岁的样子，穿着白色袍子，随后跟着身着紫色袍子的神父。进入后，他们首先向耶稣像行鞠躬礼，之后开始带领大家念经。不时会由一位小孩帮忙点燃小灯炉中的粉末状物品，神父晃动着，讲台上便散发出一股股白色烟雾，弥漫开去，不久坐在教堂尾部的人们也闻到了那股气息。中间会有几位教友到台前另一个讲案处念诵书上的内容，但主要是神父讲经、讲道理。间或有琴声奏起，大家心领神会地唱着歌，整个仪式秩序井然地按默认的程序走着。接近尾声时，身着白袍的男孩帮忙在神父所持杯中倒水，神父站在讲台边上，众人排队上前，神父用手指蘸水依次沾一下队伍中教友们的嘴唇。然后神父自饮并放好杯具，讲话离去。教友起身前先画十字，出门前再蘸水画十字，众人散去，留下几位老人把蜡烛熄灭，收拾残局。

除了平时的常规礼拜，对于天主教更重要的是一些盛大的节日庆典。游圣体是天主教的大型活动，它的隆重程度仅次于天主教的四大瞻礼，即耶稣圣诞瞻礼、耶稣复活瞻礼、圣神降临瞻礼和圣母升天瞻礼。这些活动中，每次都要举行接神父仪式，神父早上去二队巷子处的一位教友家，然后教会乐队一路奏乐从西街过去把神父从正街接回来，其间没有其他教友随行。9月15日是张庄游圣体活动节日[121]，这一天的庆祝非常隆重，会有周围很多堂来庆贺，有李沟村、马厂村和高庄村等等。这个时候，会有十多个乐队和很多其它堂区的教友过来，再加上本村的乐队和教友组成声势浩大的队伍在村中游行。游行路线与接神父仪式一样。2005年的时候是第一次这样的游行[122]，前一天，教堂处就挂起了灯笼和彩旗。现任书记王保太察觉以后，便与会长商量取消此次活动，提出这样会引起大教群众情绪。但由于活动的请帖已经发出，只能缩小范围和规模，教会不同意取消。后来他们成功地举行了游行，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123]

这天主教四大节日中，主要的活动就是作弥撒，只是比平时时间长，平时做一个多小时，特殊节日的大弥撒要作两个多小时。平时每天下午都作弥撒，在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敲钟[124]，四点正式开始。星期日一天作两次弥撒，早上六点和下午四点。王神父一年到头都呆在张庄的教堂里，只在大年初二回一次家，他们初三就要开始准备迎接复活节，共迎接四十天左右。复活节在四月份举行，节庆要持续一个星期，2007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7日，笔者恰有机会参加了他们的节日庆典。周五下午三点是耶稣死的时候，这时候是沉痛的时候，周六这一天晚上则会有大型的庆贺，内容主要分为烛光礼和作弥撒。大家在七点半集合，在教堂外的院子里燃起篝火，神父在篝火上点燃一支大蜡烛，并用它点燃一位教友的小蜡烛，这样依次传下去，直到每位教友的蜡烛都被点燃。那篝火不大，直径半米左右，大家错落地站着，离篝火很近，把神父和伴童围起来。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分不出高低，倒觉得这种形式抹煞了神父的神圣感。不一会儿，大家都点着了手中的蜡烛，这蜡烛有红有白，相同的是都在蜡烛半身处插了一块硬纸板或薄纸片。纸板或纸片没什么讲究，由报纸、包装纸、纸箱等纸做成，只是被剪成了方块形状。

神父在六位伴童的陪同下，首先离开篝火，站在了教堂门口，他们都穿了袍子，有三个伴童手中举着带玻璃罩的烛灯，神父举的是一根大的蜡烛，直径有十厘米以上，高度在半米以上。他们安静地站在门口，大家从门进去，入座、下跪，把蜡烛放在桌上。待教友们都进入堂内后，神父携伴童才走到教堂的讲台上，先把蜡烛放在讲台边上的烛台上，然后神父在中央就座，伴童在讲台两旁挨墙的凳子上就座。这个弥撒仪式是严格按照一本书上所写的程序进行的，即复活节庆典程序，包括神父说什么，教友如何接应等面面俱到。其间一直有教友到台上去念书，大家先是跪着，大约半个小时后坐下。与讲台相对的一面，也就是入口处上方是一个楼阁，上面也站着教友，他们手持蜡烛和书，音乐不时从那里响起，整个仪式在这本书的指挥下"默契"地进行着。[125]到九点钟时，教堂的灯全亮了，钟声响起，在张庄安静的夜空震荡着。弥撒会接着进行，大约持续两个多小时，总的过程持续三个多小时。

本村信仰天主教的约有200多户，在全村670户之中占到近三分之一，这与韩丁当时所记录的数字"五分之一稍强"相比有所增加。由于天主教对婚姻的管制比较严格，因此信教的后代肯定也是信教的，这也保证了天主教的传延和发展。据王神父[126]介绍，在教规上，本教男子和外教女子结婚要相对容易些，但一般也要来听"讲道理"，时间会较短。总体而言，外教女子在嫁给本教男子时大多数都要加入本教。天主教在婚姻问题上比较严格，一旦结婚就不准离婚，所以他们提倡晚婚。教友之间结婚要提前三个月通知神父，如果要与外教配偶结婚，应提前半年通知神父。天主教徒的结婚是由上帝准许的结合，如果离婚则是对上帝的违背。[127]因此他们主张晚婚，教会为了保障教友结婚的稳定性，不随便给教友举办婚礼，只有见了他们拿着结婚证过来才会给予办理。[128]

除了婚礼之外，教会还主持教友的其他大事，如洗礼和葬礼等。小孩出生后要受洗，在原则上是在小孩出生后八个月内，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体规定，只要还是个小孩什么时候受洗都可以。教友死后也要由神父亲自到家中作弥撒，并且每年11月2日，神父会到山上去和教友们一起为亡者作弥撒，"追溯亡者"。王神父是2004年来张庄的，据他所说，他在这里的这几年，对教友纪念祖先的行为并不加以干涉，只要不带有"迷信"色彩即可。清明节也准许他们去坟上去看看，去念念经，添添土。

在《翻身》中，韩丁所写的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进行会一度成为"最大的地主"，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呢？王神父介绍了教内的职务设置，整个长治教区的最高领袖是一位主教，下面是各个堂区的主任神父，神父下面是教会选出来的大会长。就张庄来说，大会长下面还有六个小组的组长，各组成员由村上一个队内的教友组成。这里的大会长是指教会会长，已经不存在进行会这样的组织，教堂连看门的人都没有，教友走后这里就剩下王神父一个人，教堂的财务等事务自然也完全由王神父一人管理。

王神父进一步讲到这个堂区的收入和开销问题，就他个人的花费来看，王神父一个月手机费花50元，座机费50元，剩下便是吃穿的费用。由于天主教神父不准结婚，他一个人的生活比较简约。平常会有卖菜的教友送来点菜，他也偶尔到教友家中吃饭。[129]王神父个人的收入主要靠作弥撒，这是指个别教友要求专门为他个人作弥撒的情况，一般作一次弥撒给五元或十元。[130]他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自己的开销并不大。要说整个教会的开支就大很多，教内的收入主要靠教友的献仪，去年总收入达八千多，总支出七千多，加上前年的结余，现在教会还剩钱四千多。[131]教会支出的方面主要包括游圣体等节日、水电、煤球和雇工工资等花费，其中，游圣体等活动的花销相对较大。

大教和天主教同样作为张庄村民信仰的宗教，变迁过程却不尽相同。解放前，这两教中天主教更占强势，因为他们依仗着国外的强力和当时政府对他们的畏惧。解放后，天主教受到斗争，当时的神父遭到批斗。这时候，对于大教信仰者而言，虽然庙宇里的神像遭到批斗，却没有人受到什么损伤。[132]改革开放之后，大教信仰首先开始蠢动，人们逐渐开始烧香，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旗帜下，村政府主持建起了庙宇。而天主教的信仰被肯定，并且获得修建教堂权利的时间比大教要相对晚些。因为村政府的人员几乎都是大教信仰者，他们对大教信仰活动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在改革开放之后，又主动主持兴建庙宇。同时，村政府对天主教的活动却一直很压制，直到得到上面政府的指示之后，才同意让他们修盖教堂，即使这时，还不允许他们盖钟楼。直到近些年村干部换届之后，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样到2004年他们的教堂钟楼才盖起来。同样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张庄的天主教和大教信仰者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二者间既存在冲突和制约，也存在协调和融合。

自教堂建起后，天主教较之以前活动也多起来。每年一到圣诞节、复活节等大节日他们会在街上游行。遇到这种情况，大教信仰者有的沿途观看，有的不予理睬。虽然思想和行动都不同，但矛盾也没有激化到打架斗殴的程度。两教的矛盾主要反应在内心的层面上，用村民的话说就是，"两教人虽表面上说话内心却不相通"。[133]王金红担任党支部书记时，他对天主教的政策很压制。在天主教信仰者看来，同样是信仰，因为村政府是由大教信仰者掌管，便欺压他们。王神父这样讲道：

他们[大教信仰者]建庙用的是集体的钱、集体的地方，那其中也有我们天主教的份。每年都要唱戏、说书，都用的是集体的钱。而我们呢，王金红在位的时候，连我们的活动都不让出教堂。

由于信仰不同，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因此在处理事情上往往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意见。王神父认为，两教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异教婚姻中[134]，一个存在不同信仰的家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家一共有五口人，公公、丈夫和妻子都是天主教徒，但婆婆是大教的，儿子才六岁还不懂事。公公去世后，婆婆坚持按大教的规矩办理丧事，还要让孙子扛柳枝。[135]如果按照天主教的规定这种活动是禁止的，这便引起了家庭矛盾。除此之外，在对待祖坟的问题上，两教的差异也非常大。大教保持着祖先信仰，一年到祖坟烧香烧纸三四次。天主教则有所不同，这二、三十年来，天主教徒总有找不到祖坟的事情发生，这些事往往成为大教嘲笑天主教的笑柄。[136]

因为长期生活在一起，两教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而是一个相互妥协，融合的进程。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发生在解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相对看得开了，比以前更相互理解了。[137]再加上这个村人杂，大家相互都容得下，也没有什么可见的矛盾。据王神父介绍，在他们过大瞻礼时，也有大教的人过来看热闹，他们的表演也有很多人看。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从没出现堵着路不让过的情况。村政府有的时候需要他们的乐队[138]或节目应酬上面检查，他们也会提供。这些年的情况更好了，村政府请客的时候会请这边的大会长，教会有大事的时候也会请村干部过来。在日常生活中，大教和天主教之间也没什么表面化的矛盾，信仰不同的村民也同样在一起聊天、娱乐。[139]大教因为没有什么确定的规矩，大家只是按照流传下来的风俗去做，这样人心比较散，有的信得深，有的信的浅，多数人在精神上比较自由。因为没有什么人或仪式为自己加强信仰，信不信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的想象和主张。至于烧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行为。

乡村娱乐：新的集体性

笔者第一次去张庄的日子正值元宵佳节前夕，传统上正月十五前后正是张庄闹红火的日子。韩丁对张庄的高跷有很高的赞誉，韩丁的女儿卡玛和女婿高富贵在这个村子拍的纪录片《踩高跷》还在国际电影节上获过一些奖。韩丁在《大逆转》中这样描述张庄的踩高跷：

当人们去长治市庆祝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他[王金红]参加了张庄的踩高跷队。那时，金红扮成骑着毛驴回家探望母亲的新娘。纸制的驴脖子和头从他的腹部突出，相应的屁股和尾巴从他的背部伸出，他跳着响应由同事扮成的马夫挥舞的鞭子。另一个扮少女的从鱼钩末尾摆动着蝴蝶，同时她的求婚者徒劳的想抓住它。还有其他的踩高跷的扮演解放军、少数民族少女、农民、工人和当时的政治批判对象--四人帮，在四人帮的影响下踩高跷被禁止了很多年。

踩高跷是山西的传统，但是只有张庄有踩高跷的人耍杂技，跳桌子和爬斜坡。村里人从抗战大学的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国民党军官那里学到的这些活动，当年林彪做校长时，学校从延安迁了过来。这些舞者站的很高以至于最矮的都得低着头看晃动的四轮拖车上表演的乐师，这些拖车由拖拉机牵引着穿过城市。吹喇叭的双颊疏松的像两个肿胀的膀胱。他的手上下移动很快以至于人们看不清楚。有时他把喇叭从他的脸移开只吹簧片。声音好像森林里两只火鸡在开战。其他演奏者的竹管、蛇皮小提琴和膨胀的红鼓都停下来让火鸡吵架，突然随着喇叭低了两个八度和簧片齐奏，他们又恢复了狂乱的节奏（韩丁，2006：15）。

韩丁对张庄闹红火场景的描述让我们迫切得想见识一下这样的真实场面，但由于2007年正月十五前后张庄一直在下雨，直到3月8日笔者才见识到了张庄的秧歌队。这支队伍约有100人左右，由中老年妇女组成，她们身着红色绸衣，精神抖擞的样子。[140]她们一早便在舞台处的广场上集合了起来，在这里展示了一招又一招。秧歌队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柔力球体操，据说这个节目已于前一天在全乡的比赛中得了第一。第二个节目是跳秧歌，一手执扇，一手摇起系于腰上的长绸，她们跳的步伐倒不难，是简单易学的八字步。扇子五颜六色，样式也不尽相同。腰间的绸带有粉色、黄色、绿色和蓝色等等，一飘一摇，婀娜生姿。跳秧歌的伴乐者都为中老年男性，老者多敲鼓，只有一个大鼓，直径约有一米左右，高度有二尺多，中年人吹着号。之后她们又表演了健身球、太极拳、舞蹈、歌曲和小品等[141]。

这天围观表演的人并不多，只有些老年人，一共也就二、三十人。[142]他们相互交谈着，不时地招呼着路人。那些老妇们有的坐在庙门口的台阶上，有的站着。庙门口右边站着一堆男人，那个角落放着一个未着漆的木箱，有两个人在那上面摸棋，不时有人输了挤出来，又有人蹲在了那个空位上。音乐一响，大家的注意力便被吸引了过去。十一点钟时，秧歌队队员们就嘀咕着要回去了[143]，不一会儿，队伍便散了。这让我们措手不及，期待中的踩高跷还没出场，演出却已谢幕了。向村民打听起踩高跷，他们说，高跷这些年已经衰落。他们这样讲到高跷衰落的原因：

学高跷是集体化的时候，那时踩高跷也可以一样挣工分。现在大家谁为了闹红火那几天学这个呢？耽误挣钱的时间。现在的人娇弱了，学习踩高跷肯定要摔跤，现在的人谁要去受那个罪，把牙摔掉了，骨头摔断了，谁还去冒那个险？所以现在闹红火也就是扭扭秧歌、跳跳操了。

虽然娱乐的方式和内容有所变化，但娱乐的形式--集体欢庆--并没有改变。而且，现在的这支秧歌队不仅在节日时共同活动，这些活动也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内容。据村民说，这支一百多人的秧歌队伍是在大队的支持下（例如在人员和经费等方面）[144]，在一队和四队的女队长倡导下组织起来的，村民自愿加入，以锻炼身体和娱乐为目的，同时也为村政府的一些演出需要而服务。由于秋天忙、冬天冷，这支秧歌队在夏天时训练得最多，早上七点到八点、晚上九点到十一点都是她们的训练时间。

由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变迁，张庄的乡村娱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虽然在娱乐的具体形式上发生了变化[145]，但这种娱乐活动却比以前更加具有组织性，活动也更加频繁。除了这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之外，张庄的庞大的打麻将队伍也颇为壮观。在这样一个"各管各"、"各顾各"的时代，在分散的、形式各异的个体劳动之余，村民们以这种集体娱乐的形式聚集在一起，来定义他们的善和美、好和坏，来抒发自己的快乐与不满。虽然那个集体化的时代过去了，虽然人们在表面上对那种集体的形式颇有微词，但在这样一个分散化的时代，人们还是自觉地、不自觉地集合起来，这正体现了人们对集体性的一种追求。

结论：重温"翻身"

通过以上描述和比照可以发现，当前张庄村民的生活状态与韩丁记述的土改之初张庄村民的生活状态相比，已经有巨大变化。在政治上，解放之初张庄农民把那些曾经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们打倒，建立人民政府。在新的政府中，他们也建立了贫农团、农会和妇女会等组织来充分保障各个群体的利益，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生产之余，他们频繁地开会，这些新干部们要向群众们坦白自己的一些过错，在群众面前"过关"。与当初相比，当前张庄的政治组织已经减少，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数比解放初减少很多，而且似乎成为村政府的"附庸"[146]。政治生活几乎成为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们的事情，忙于"经济建设"的村民们政治生活参与较当初人次减少。

在经济生活上，土改之后，张庄改变了以前那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状态，把那些生活优越的地主们打倒，把他们的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等分给大家。村民都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和房屋，负债村民的债务被废除。获得了土地的村民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由于当时生产工具不足，他们展开互助合作，一方面把生产工具和劳动力配置到相对均衡的状态，另一方面也照顾了那些孤寡老幼伤残病者[147]。就今天来看，已经成为另一番景象。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作用下，张庄的一些经济精英逐渐凸现出来。现在，村里既有拥有更多资源分配机会的富人[148]，也有缺乏劳力、缺乏门路、缺乏资源的穷人。分田到户和价值观的转变也使当初互助合作不再可能。

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上，在《翻身》中，张庄的天主教和传统民间信仰都被禁止，神父和庙宇中的神像都遭到批斗，教堂和庙宇都被村政府征用。在当时来看，这是把村民"从精神上受奴役的状态下解救了出来"，是精神上的"翻身"。但是，当那个"翻身"时代逐渐久远之后，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旗帜保护下，张庄的天主教和民间信仰又复兴起来。他们盖起了庙宇和教堂，各种信仰活动也开始兴盛。如果单纯站在韩丁的视角上来看，这三方面的变化似乎都返回到了过去的状态，可以说，是距离当初"翻身"后的状态越来越远，这也正体现了韩丁的另一部著作《大逆转》的基本观点。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韩丁的视角和记述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韩丁所作的学问难以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背景、所在的时代以及他的信仰等因素的局限。他所处的文化让他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或者与西方恰好相反的一个世界来看问题，而当时的主旋律以及他的信仰又让他只对问题的某些方面保持着敏感性，因此我们不能不说 "翻身"的故事是经过他的知识结构过滤过的"真实"。进一步来讲，一位学者是很难保持真正的客观性的，正如福柯所言，客观的分析工具与概念背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主客体之间实施的一种支配。黄宗智先生对这种支配关系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共产党的阶级区分的幻象导致当时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偏离（黄宗智，2003：82）。而诸如韩丁等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较少，在很大程度上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于是才有了《翻身》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现。

由于土改时期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脱节，"翻身"成为一种的话语，它的标准和内涵变动不居（参见 李放春，2005）。这赋予"地主"和"贫农"的划分很多创造性，不仅财产上的标准不断变化，有时道德也成为评判准绳。虽然如此，但以相对的平均主义为主旨的土改运动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其历史目标。韩丁虽然带着某种有色眼镜来观察张庄的土改，但同时他也记录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这才使得我们后人去反思、去追溯。这也便是本文写作的宗旨所在。

"翻身"这个词作为一种话语的时代已渐行渐远，如果说我们已经无法用"翻身"这个词来衡量当前张庄农民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寻找的、可以贯穿始终的指标应该是什么呢？可以是幸福感和满意度。在"翻身"的那个时代，人们从"三座大山"之下翻身出来，扬眉吐气，那是一种幸福；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也是一种幸福。如果说，贫富的巨大差异容易造成穷人的满意度降低的话，那么绝对平均的状态下，人的满意度又呈现怎样的变化呢？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之中，随着社会制度的"摇摆"[149]，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这将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