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办发 2016 314号:战略思想的社会效用

战略思想的社会效用
　　　　　　　　　——关于《超限战》及其现象

高健杰

　　乔良、王湘穗著《超限战》一书于去年夏天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2000年1月12日，某读书俱乐部举行的“99年度十大好书新闻发布会”透露了一条消息：《超限战》“由读者提名高居第三位，而在专家表决入围的投票中则受到了普遍的抵制，被第一个从初选名单中划去”，普通读者和专家对此书“各执一辞”。《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乔良大校，乔良在答记者问时向专家提出了挑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包括某些专家在内，能把这本书仔细读完，读透之后，指出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笔者不敢以专家自居，却是“仔细读完”了《超限战》的一名读者，当然远远谈不上“读透”，但还是想斗胆指出《超限战》的一些毛病，因为这关系到学界与舆论的导向。

一、“超限战”有无效用？

　　正如乔良所说，《超限战》“头半部分主要是分析了美军的现状，从它的武器装备到它的军事思想，以及它的不足和弱点”，后半部分则是作者自己观点的阐述，作者引进了大量的新术语、新概念，简直可以说是对读者进行了一场“饱和轰炸”。许多术语、概念是作者自造的，但自造概念并不能与独到见解划等号。许多新术语不过是一种新包装，是对旧概念换一种表述方式。《超限战》真正要表达的见解，作者自己在书中写道：“就表现在一个‘超’字上，超限组合战，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笔者以为，书中涉及方法的“超”有“跨”的意思，涉及思路的“超”则是“突破”的意思，严格地说，全书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超”，而不是一个“超”。

超手段组合

　　“超国家、超领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超手段组合’问题。在一个空前复杂化了的世界上，手段的样式和适用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再好的单一手段也不会比多种手段的并用更有优势。俄罗斯黑手党为攫取财富，把暗杀、绑票和使用黑客攻击银行电子系统等手段组合在一起；一些恐怖组织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弹、劫持人质和网络袭击等手段组合在一起；……这些手段大都不具有军事性质(虽然时常会带有暴力倾向)，但其组合使用的方式，却对我们在战争中如何有效的使用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不无启发。”超限战“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这其实还不能算是独到见解，提出“斯瓦茨科普夫十索罗斯十小莫里斯十本·拉丹”的超限战的‘‘梦幻组合”也只是描述性的学院派军事学，而不是克敌制胜的军事思想。把自己的力量均衡地使用在“梦幻组合”的每一个领域，对于弱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便宜好占。斯瓦茨科普夫的空地一体战，索罗斯风险基金的金融实力，小莫里斯的网上黑客战，都是美国占尽优势的领域，在这些方面与美国硬碰硬，显然不是明智之举。通过保持经济落后状态来寻求国家安全上的某种免疫力，如以拒绝资本自由流动来对抗索罗斯，以封闭互联网来对抗小莫里斯，则意味着把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之上，最终势必牺牲经济发展而削弱综合国力。以往提出的各种军事思想，不论是海权论、空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都要求在各种军事力量之间有所侧重，形成一种最佳力量组合。超限战也不例外，它要求“在需要并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线上选择最恰当的手段(包括极端手段)”，尽管《超限战》作者辩解说“不是指时时处处都非采用极端手段不可”，但他们的兴奋点显然是本·拉丹而不是斯瓦茨科普夫。

　 一种军事战略、军事思想是否能够付诸实施并且行之有效，一方面受到技术上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政治、伦理上的制约。超限战若以新老恐怖分子为师，则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以举国之力来实施本·拉丹、麻原彰晃和俄国黑手党的极端手段，生化制剂和微型原子弹等都应当不在话下；关键在于政治、伦理上的约束，这就是《超限战》的第二个“超”字所要解决的问题。

超伦理规则

　　《超限战》写道：“在今天，衡量一种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属性和它是否合乎某种伦理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个原则，即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原则。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虽不能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但却必须以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这就是说，超手段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隐含的伦理标准或原则规范。而这远比把一些手段与另一些手段组合在一起，更困难也更复杂。只有完成了对既有观念的超越，才能使我们摆脱禁忌，进人手段选择的自由—超限之境。”“……在一个旧的秩序行将消解的时代，占先机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规则或是最早适应这一趋势的人。显然，在这方面新恐怖主义份子已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头。”“这对于许多职业军人来说，几乎是穷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说穿了却又很简单，办法是：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答案很清楚，即职业军人应当打破传统军人的伦理束缚，像恐怖主义份子那样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地思考和行动。

不对称战法的有限性与相互性

　　乔良说，美国的某些基金会经研究后认为，超限战是倡导用“不对称的战法对付美国，而且是美国很难招架的”。

　　为文明国家军队所无而恐怖主义组织独有，并由此形成不对称态势和不对称战法的，就是后者的“野蛮优势”。恐怖主义组织最犀利的武器是自杀和杀害无辜。除了日本皇军曾使用过“肉弹”外，现代国家的正规军队不可能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人体炸弹；也不可能使用绑票、劫机的手段来达到战术或战略目的。除了在30年代初中共特科曾用红色恐怖来对付自身的叛徒外，中共军队在国内战争期间基本上没有运用过暗杀一类的极端手段。让没有这样一种传统的军队去步履恐怖主义组织的行迹，确实需要“跨过”“一条鸿沟”。
　
　　 事实上，恐怖主义手段这种“不对称的战法”比较适用于国内战争和非国家组织，而不适用于国际间的战争。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拥有强大实力的一方找不到报复的对象，但在国与国兵戎相见时，“不对称的战法”就往往难以奏效。二战期间，由于德国占领军实行残酷的报复政策，西欧国家中的城市游击战收效甚微；中共的农村根据地主要是在抗战前期趁日军主力用于正面战场、后方空虚时开辟的，后期除反扫荡外很少主动出击日军，这不能不说是受到日寇“三光政策”的威慑。

　　田忌赛马只能在一次性博弈中奏效，而不能真正改变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除非你抢占先机后能够把对手一拳击倒，马上结束比赛，否则，后出手的一方也会用他的看家本领来回击你。

　　为了争取先机和利用不对称优势而促使战争向野蛮化的方向倒退，既不利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也尤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毕竟中国还正式宣布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和俄国却没有作过这种承诺。事实上，美国在50年代、俄国在60年代都认真考虑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中国的核弹头比美俄两家还差着不止一个数量级，也没有能力装备TMD和NMD，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弱胜强，以小搏大需要的是真正的战略思考，而不是在战略思维的名义下求助于精神胜利。

二．《超限战》是否被误读？

　　乔良说，没想到《超限战》出版后“居然能产生这么大的误读，不喜欢它的人是误读，喜欢它的人也在误读，使一些人把与我们完全相左的观点扣在我们头上。比如，说我们主张恐怖主义，我实在不知道哪一章、哪一节能读出这一点来。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有些人断章取义。书中有一句话‘在这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分子是各国政府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拿出来显然是说我们主张恐怖主义的最有力佐证。可就在这句话之前的两句，如果连起来理解，我们的观点就显现无疑，断无得出主张恐怖战的可能。”细读全书，如上节所引用的，令人侧目的话已不止一句两句。但是作者本人的声明还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只要乔良自己不承认是在主张恐怖主义，别人就不要随意给他扣这顶帽子。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紧接着他便对记者说，“诸如恐怖战等”，“就是这样一些手段，也不是不能使。如果布莱尔可以使，美国可以使，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使？”这样一来，他又自己推翻了前面所作的否认。由此可见，是《超限战》的作者自己在闪烁其辞，以求左右逢源，而不能说是读者们统统误读了该书。

　　乔良引用英国《泰晤士报》有关布莱尔首相的一条消息，以此证明布莱尔也主张恐怖主义。问题在于，布莱尔本人承认了这一报道吗？乔良可能会说，布莱尔不承认不等于他就没有这样做，他们是做了不说。“我们就是要说，而说了恰恰是为了不做。”“说了，就震慑了对方，吓阻了对方，也许就不用去做了，如果不说，就不得不去做。……这是一种典型的理论威慑。”在乔良看来，如果以“说了不做”的方式鼓吹恐怖主义，不仅不会抹黑国家的颜面，而且可以收到“理论威镊”的奇效。这纯属痴人说梦。如果对方肪明知你是“说不做”，也就失去了威慑的效果；如果要保持威慑的作用，你的言词就必须伴随以行动的准备，而且，恐吓本身就构成一种准战争行为，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分歧所在：国家利益至上

　　不喜欢《超限战》的专家学者是不是误解了书中的真意，是不是由于误读而对其不依不饶，他们和(超限战》的作者究竟有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乔良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对记者说，我们也不讳言，我们提出了一个战争的伦理问题：究竟是伦理至上还是利益至上？没有一样伦理和道德，可以使一个国家有理由因此而满足于失败和灭亡。它与人不同。人的立身之本，要讲究伦理和道德，但一个国家，却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可能不如主张道德立国的人更君子、更高尚，但我们认为自己更实际、更从国家的实处着眼。

　　国家是为国民谋福利的一种工具，但并非每一个具体国家或者政府的利益都天然地与大多数国民的利益相一致。如果政府实行违背国民利益的政策，个人、团体、政党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福祉和前途与它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ll国宣战时，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公然抗命，将廷谕视为“矫诏”，私自与列强议约搞所谓“东南互保”。孙中山、杨衢云等八名兴中会骨干则联名致书港督卜力请求援助。陈独秀在1914年曾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胡适也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设想日本在1945年没有无条件投降，战争又延续十年后打成平手，日本绝无可能在70年代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宝座，更不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今天的日本人恐怕也不会欢迎这样一种“光荣”的战争结局。任何一种严肃的伦理学，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自由主义伦理学，都不会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不受伦理学约束的军事思想，几近于没心没肺没头脑的爪牙思想。乔良认为自己比批评他的专家学者们“更实际”，其实，不考虑战争应不应打、能不能打而一味沉浸在战法的“梦幻组合”中的人，才是赵括、马谡式的军事家，而不是真正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三．军事思想的界限

　　军事思想有没有界限？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任何军事思想要都要有灵魂、受伦理道德和政治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有界限的；任何开创性军事思想都要思路广阔，高瞻远瞩，不自设藩篱，从研究领域和范围上说是不应当有界限的。丁东在批评《超限战》时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打，而是打不打仗的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和平的环境，没有人要打我们，所以要保持和平的环境与先进的东西接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东西。而在《超限战》作者看来，似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敌国也已经确定无疑，这就把军事研究自我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不战而胜是最高境界

　　打还是不打？能胜不能胜？如何取胜？这是军事家必须考虑的三个方面。从孙武以来的兵家，都把不战而胜视为最高境界。通过谋略和外交(包括政府外交、民间外交和军方外交)化敌为友，也是一种不战而胜，而且比通过整军备战和实力威慑更值得称道。如果反其道而行，把可能的盟友推入敌人的阵营，即使能胜之而不武。不能胜而贸然开战，则是置社程百姓于不顾的匹夫之勇。

　　军人不同于一般文人乃至外交家，如果不设定假想敌，无论训练、装备、制定作战预案，都将会无所适从。但是，他不可以轻易跨越界限，径直把假想敌当成现实中的敌人。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政府和军方始终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一切要立足于打仗、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毛泽东去世后，凭借邓小平的深谋远略和威望，才扭转了这种认识，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现在，包括《超限战》作者在内的一些人士要从邓小平军事思想退回到毛泽东晚年的军事思想，必须经过周密的论证，不能只靠危言耸听的煽情手法。化友为敌易，化敌为友难。把美国由战场上的头号敌人变成潜在的建设性战略伙伴，经历了三代政治家的艰巨努力，而把中美关系重新变成敌对关系，只需要一念之差，说说不、超超限就很容易滑下去，乃至一发不可收拾。

盲目轻敌的苦果

　　从军事史上看，最大的失败往往不是由于战法、战术不精，而是在打与不打、和谁打不和谁打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彭德怀建议部队就地休整补充，暂不越过“三八线”；毛泽东没有接受，下令必须越过“三八线”。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攻占汉城和仁川后，在美国投赞成票的情况下，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4．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5．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对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有利的条件，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抓住转瞬即失的机遇。他以为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指令外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主席，明确拒绝了上述方案。不料被美军杀了个回马枪，汉城和仁川很快便再度丢失，此后又浴血厮杀了两年半，增加了上百万人的伤亡，最后的停火线还是确定在“三八线”一带。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一耽误就是20年，台湾问题的解决更是拖延至今，半个世纪后两岸统一还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这就是盲目轻敌，可以和却偏要打所造成的历史性后果。

　　《超限战》建议采用包括恐怖主义手段在内的不对称战法，这种战法确实有本·拉丹这样的人在进行尝试，但它是否能在未来局部战争或者世界大战中给中国带来胜机呢？乔良和他的合作者并没有展开分析。萨达姆·侯赛因和本·拉丹一样对美国人深恶痛绝，而且比后者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为什么他不试一试这种战法呢？萨达姆·侯赛因和本·拉丹的不同选择对中国的军事决策者有何启示呢？在《超越战》作者看来，像把几名美军士兵暴尸摩加迪沙街头这样的野蛮行为，或许就能动摇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世界战略的格局，这是不对称战法赖以奏效的客观存在的不对称心理承受基础呢，还是作者自己主观上的一厢情愿？

四．军事专家的良知

　　乔良和他的合作者同为现役空军大校，关注现代军事近20年，并长期潜心于军事理论研究，可以算得上是军事专家了。军事专家与其他专家意见分歧，一般读者又与专家“各执一辞”，这在以往是难得一见的。

专家无言的悲哀

　　在199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媒体上司空见惯的是专家与群众的同仇敌忾、异口同声、众口一辞，以及外交专家与军事专家的一唱一和。现在，舆论一律的假象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虽然只是出现在边缘性的报刊上，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新事物、新现象。

　　在事关战争还是和平、建设还是破坏以及亿万人生命幸福的问题上，大部分专家默不作声，无论是受到钳制还是“民意”的压迫，都是极其悲哀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人心叵测，“民意”难料，专家学者不能当“民意”的尾巴，而要站在潮头，向民众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专长。在民主国家中，常常看到的是一部分专家学者和跟从他们的民众与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和跟从他们的民众之间的意见对垒和政治角逐，而不是专家学者与普通民众“各执一辞”。

　　从历史上看，人文与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的声音被媒体上的众口一辞所湮没，军事专家意气风发、独领风骚，向来不是国之吉兆。在涉及国家荣誉与民族感情的问题上，民众通常是比较容易激动的，但是从一时的亢奋转变为持续的狂热，则是某些势力有意识地引导和煽动的结果。这些势力要想得逞，前提条件是迫使头脑清醒的专家学者闭上嘴巴。在30年代，日本的思想界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占上风。但是在政府和军部的政治迫害和舆论压制下，一部分专家学者被关进了监狱，一部分学者教授被赶下了讲台，新闻媒体成了军国主义者的一言堂。其后果便是日本举国欢庆、全民拥护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国自己的教训也不应忘记。不让马寅初讲话造成了什么后果？反右运动后专家学者对“大跃进”、“放卫星”不置一词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准备打仗”作为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在新世纪、新千年来临，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和确定新的战略方针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重蹈过去的覆辙，压制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据新左派的朋友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人们很想知道，他们在上述问题上发表了什么言论？中国老百姓又能从哪些媒体上看到这些言论？可惜只看到了，被媒体追捧的乔良大校轻蔑地把“自由知识分子”与被通缉的海外“民运分子”拴在了一起。

真正的军人气质

　　近年来世人看到了美国政坛上的一种现象：政客外交家热衷于干涉他国事务，积极鼓吹在世界各地投放和使用武装力量；军事将领反而比较有节制，在对外动武方面持更加谨慎和稳健的态度。大概是因为后者对自身实力更加了解，对属下军人的生命更负有直接责任的缘故。而反观中国的一部分年青军人和军事专家，近来却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狂妄，严重地误导了民众。据说，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出现飞跃，美国的航空母舰作战编队成了中国导弹和潜艇的活靶子，大陆的巡航导弹可以瞄准台湾“总统府”内的一张办公桌，只要最高当局一声令下，攻占台湾或者南沙诸岛甚至教训日本“小鬼子”都易如探囊取物；由于中国的导弹核武器可以毁灭洛杉矶，美国绝对不敢干预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和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这种无视对方军事实力和作战决心，夸大己方军队数量优势和武器装备水平的言论，实质上是要挑动民众对国家外交决策的不满。乔良对于“很多情绪化的东西”是有所警惕和反对的，他明确表示：“我认为中国人现在还没有资格说‘不’。我与说‘不’的作者有过辩论。”但他似乎对于“不对称战法”可能给世界格局和战略态势带来的影响，多少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美军是对于军人在战争中的伤亡情况最为敏感和关注的一支军队。直到今天，美军仍在下大力气搜寻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失踪人员及其遗骸。战争中每一名阵亡将士的姓名，都被铭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关爱士兵的生命和价值，美军的这个传统是其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来源。而历史上的中国军队，总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伤亡情况，连时间距今最近的中越战争的伤亡人数，也很少有人知晓。不在这些方面认真反省，提高对包括军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体认和尊重，而是奢谈不惜牺牲、不吝代价，放言不讲伦理、不讲道德，一切服从国家的利益和强盛，甚至鼓吹拜专搞人体炸弹攻击的恐怖主义者为师，这恐怕不是在鼓舞士气而是在自毁长城。

多种声音的军队？

　　当记者询问官方对《超限战》是什么态度时，乔良答：“正因为西方的一些媒体的反弹很利害，有关方面态度很微妙。既没有公开赞同也没有公开反对。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毕竟是一本代表个人见解的书，也说明有关方面对多种声音存在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这段话如果是一名普通作者说的，笔者也会举手赞成，但出于一名空军大校之口，就有许多弦外之意，必须对之打个问号。

　　军队的生命系于军纪，军纪涣散的军队不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就是一支极其危险的军队。即使在民主国家，军队也不允许以多种声音对外界说话，军人也不享有与平民百姓同等程度的言论自由。而在政治改革远未到位的中国，军人岂能比平民在政治敏感问题上享有更充分的言论自由？

　　《超限战》能够顺利出版并且受到“微妙”的对待，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得到最高层的赏识，或者是得到军内一部分人士的支持。我们已经表明了对这本书的批判态度，显然不希望说中前者，但第二种可能性如果是事实的话，更令人不寒而栗。日本在二战前逐步滑向军国主义的前车之鉴，国人是不应当淡忘的。20年代的日本政府承认一战后维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既定国际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当时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奉行所谓“币原外交”的三个支柱是：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经济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日本军部在体制上不归属内阁和首相统辖，它在外务省之外推行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又不满于高级将领的谨慎，屡屡破坏军纪，实行“下犯上”。正是在一些踌躇满志的大佐的精心策划下，关东军先后发动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把日本拖入了侵华战争的深渊。

　　明眼人不难看到，当我们面临冷战结束后全新的国际形势时，也面临着强人政治结束后全新的国内形势，两种形势交织在一起，是最容易出差错的。

　　我们寄希望于军事专家的良知，能够在对国民、对国家和对军队的忠诚之间摆正关系，同时也充分理解他们的职业特征和小团体特殊利益。但出于千秋万代、百年大计的考虑，还是要依靠制度建设而不是人的觉悟。在21世纪万象更新之际，要进一步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加强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在适当增加国防经费的同时，拒绝借口国际形势紧张提出过份的军备扩张要求；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定不移地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既定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