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腐殖酸钠最新国家标准: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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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蒋不信任刘文辉。
“主席！”恃卫官在门外一声轻叫；打断了刘文辉的思绪。
“啥子事？”他躺在牙床上大声喝问。
“王陵基求见。”
“啥子——？”他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他一听王陵基的名子就气，对王陵基是恨透了。
在三十年代初，刘家叔侄大动干戈，双方厉兵秣马。刘文辉花了20万块大洋从德国购进了20架新式飞机，在上海将机件拆散装箱，准备用船运入四川，组建一支空军。可是途经万县时，硬是被奉了刘湘密令的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给扣了。
前仇未报，又添新恨。王陵基从江西跑到四川，抢走了四川省主席的职位不说，还一个劲儿地在蒋介石跟前陷害川派。
刘文辉愤愤地说：“不见！”但听着侍卫官的脚步声渐远时，又大声唤道：“慢！请王主席在客厅看茶，我马上来。”王陵基是蒋介石当年的红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能意气用事。
王陵基是衔蒋介石之命而来。
王陵基善于投机钻营，虽非“黄埔”毕业，又非“浙江同”，但深得蒋的信任。在“川西决战”，建立反共复国基地大业之时，蒋介石把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调来四川，委以省主席职务重任。
王陵基果然不辱“使命”，上任伊始，立刻派民工上万名组成“铁肩队”，昼夜穿行金牛道上，为胡宗南部赶运粮食、武器；1949年，四川大旱，王陵基却不顾川人死活，强征军粮900万石，借粮900万石，创四川省有史以来征粮最高数额……为维持蒋家残局，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
蒋介石自来川之后，便有人密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有反心，但又找不到真凭实据。王陵基此来是传达蒋旨意，通知刘文辉去“川西指挥部”
与顾祝同、胡宗南“联合办公”。
刘文辉推托道：“我只是在成都养病，若委座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病好些后，立马回雅安。”说到这里，刘文辉起身送客。
王陵基从刘公馆出来，又去见邓锡侯。
此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九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正在等待王陵基的到来，因为他刚才接到王陵基打来的电话。
邓锡侯同刘文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比刘文辉年长七岁，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鄂湘川黔边区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因在定陶战役中被解放军击败，被撤职。1948年任徐州“剿共”总司令。蒋介石决定退守西南，又委任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之职。
邓的公馆“康庄”同古色古香的刘公馆大相径庭，西味颇浓。公馆门口虽也是老格式：红漆大门，双狮把守；但一进门，茵茵草地上矗立的主楼却是一幢很考究的两层楼的洋房。邓中等身材，面皮白皙，爱穿西服打领带。
这会儿，他着一套考究的西式便装，坐在中西合壁客厅的沙发上，品着盖碗茶，眯着眼听京戏。
刘湘被蒋介石害死后，蒋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坐镇四川，就让邓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抗战期间，他率子弟兵出川在山西抗击日军时，数次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去他的部队讲授游击战术，并送过枪支弹药给八路军，被蒋介石打入了“另册”。
同年3月，蒋介石让王陵基接替了他的“四川省主席”之职。此案一出，立即在天府之国引起轩然大波。邓的副手，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首先拍案而起：不管哪个，要夺权，枪杆子上来取！”话一放出，四川省参议会立即响应，先后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饬邓回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曰：“西南政务重要，情势险恶，苟变更人事，难免不引起后果……”
蒋介石指示张群回电云：“晋康主席年来心力交瘁，而措施多艰，深同情其处境之艰屯。主席将另有借重，川事继续委之川人。”
张澜当时不仅是刘文辉的坐上常客，而且也深受邓锡侯的敬重。邓在绝望之余，两次向张澜问计。
张澜诚恳地说：“要看清形势。丢了省主席不要紧，重要的是抓牢枪杆子。现在作好准备，解放大军压境时，你待机起义……”
在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后，
“莫说撤换一个省主席，就是撤换一个专员，我都没有权力，都得由蒋先生定。”
李宗仁离开重庆回桂林时，绰号“水晶猴”的邓锡侯前往送行，临上飞机前，直言对李道：“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倒拐”在四川话里就是”转弯”的意思，李宗仁听得明白，先是一震，继而只好相劝：“以大局为重，忍辱求全吧！”
“主任，”副官的突然一声报告，打断了邓的思绪。“王主席的车到了门外。”
“让他进来！”邓锡侯“咔嚓！”一声关掉了收音机。
王陵基见邓锡侯，带着和找刘文辉相同的使命，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三言两语一过，邓就站起来，把手一挥，说道：“今天就这个样子。送客！”
从“康庄”出来，王陵基丝毫不感气恼，甚至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样子。他终于不辱使命，摸到了“多宝道人”和“水晶猴”的底。他相信委员长不会放过他们，而这一点他和委员长是相通的。
“主席，开哪里？”王陵基上车坐定，司机小声问道。
“去潘文华宫邸。”王陵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潘文华，原是“四川王”刘湘的亲信，刘湘死后，潘掌握了刘部基干队伍二十一军。蒋介石为了拉拢他，先后封他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潘文华为了夺取四川省主席宝座，策动七师长进行倒王缵绪活动，王即倒台，但“主席”位置，蒋介石兼了会。潘费力没得便宜，当然对蒋心怀不满。
蒋知潘文华心中有气，为蒙骗潘，让孔祥熙、贺国光牵线，与潘结为“金兰”兄弟。与此同时，蒋将亲信戴高祥、傅秉勋硬插在潘文华身边，委以参谋长等职。另一方面，蒋又任命潘昌猷——潘文华之弟，担任了四川省银行总经理。1940年，蒋介石再指令财政部四川省银行投资200万元，潘昌猷升任董事长。这几招，着实让潘文华服服贴贴。
蒋为了营造西南，让潘文华带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空壳，移驻湖北宜昌布，潘手中的军权丧失殆尽，甚至连自己儿子潘清洲指挥的二三五师也被“蒋系”孙震吞并。
但蒋介石清楚，潘文华在四川军界是个人物，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职务，还得让他所有。
小车快到潘公馆时，王陵基大烟瘾发作，他一看表，已经11点了！于是命令司机：
“不去潘公馆了，车往回开！”
可能是最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恼火的一件事，王陵基夜访他们时未敢提及。即要张群从速将刘、邓、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义上是关怀，实际上要扣押他们作人质。
在张群于
邓锡侯和刘文辉的理由差不多：“我不像党国的其他大官显贵，有三妻六妾，我只有一个小老婆，身体虚弱多病，连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去台湾，等于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们的麻烦。西南实在待不下去时，麻烦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
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决不会离家去台湾。
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
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困难，反正是不去。张也无可奈何。
王陵基夜访刘、邓之后，刘文辉、邓锡侯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在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讨论应付的办法，次日一早，刘文辉、邓锡侯、播文华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
就他们三人而言，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没有因为国共内战而完全中断。刘文辉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当时的八路军领导有些来往，而且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颇多接触。应刘文辉的要求，1942年3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干部王少春等人携电台，去刘文辉的官府所在地雅安，让他随时保持着同中共中央的联系。此后的联系时紧时松，但从未中断。
1949年9月，刘文辉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去电称：“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周恩来立即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邓、潘开完“碰头会”，刘文辉刚回公馆不久，突然公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此人叫胡克林，其父为大名鼎鼎的胡子昂，他是受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方面指示的。
由香港辗转来到成都的中共特派员，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潘起义的三条意见：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起义时及时通知；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国民党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
接此指示，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和胡克林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
他们认为在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合适。那里位于成都侧背，又是九十五军驻地，向东南进攻可威胁成都；向东可截断川陕公路；若胡宗南部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则可由海窝子地区退入西部大山，是个很理想的起义地。
事后，胡克林通过刘文辉的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即予以批准。邓锡侯又即命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坐镇隆兴寺指挥，并尽其可能地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和要地，作好随时起义的准备。
刘文辉送走邓锡侯、潘文华，又和胡克林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细节，向胡克林了解一些关于北京的情况。突然听见侍卫官在卧室门外报告：“主席！”
“啥子事？喊个啥子！”刘文辉道。
“报告主席，事关重大，不能不惊动你。刚才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打电话来，说委员长请你今晚赴宴。”
“说啥子？赴宴？”刘文辉生怕听错了，又问道，“啥时候？啥地点？”
“晚上7点钟。中央军校小宴会厅。”
“晓得了。”刘文辉哼了一声。
刘文辉一种不祥之兆顿生心头。他立刻拨通了邓锡侯的电话，刚到家的邓也得到同样的通知。
放下电话，刘文辉一身冷汗乍起。
蒋介石此时设宴，怕凶多吉少。
刘文辉思来想去，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如果不去，则更会让蒋抓住口实，公馆对面的宪兵连会即时冲进公馆解决他的性命。
最后他给邓锡侯去了个电话，认为眼前只有去的一路，巧与周旋，躲过此关再说，至于祸福生死，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下午7时左右，刘文辉按约而行。他一进军校，立即感到一股杀气。身穿黄军呢的中央警卫团代替了往日军校学生警卫队。个个执美式卡宾枪、冲锋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大门口一直排到小宴会厅周围，如临大敌一般。
刘文辉的车刚停稳，邓锡侯的车也到了。二人下了车，便朝张挂着鲜红宫灯的宴会厅走去。
听到门外传令兵报告，西装革履的蒋经国笑容可掬地出门外迎接。他引着刘文辉和邓锡侯穿过门口的黑漆屏风，走进一间布置相当考究的宴会厅里边的小餐厅。
在小餐厅里一张式样考究的椭圆形餐桌旁边，蒋介石和张群二人已经落座。看见刘文辉和邓锡侯二人进来，张群急忙站起打招呼：
“啊！自乾兄、晋康兄，请入座，委员长已经等你们一会儿了。”
蒋介石穿一身蓝缎长袍马褂，矜持地抬抬身，挥着手说：“入席吧。咱们边吃边谈。”
蒋介石特意嘱咐刘文辉、邓锡侯坐在他的左右两边。蒋经国、张群坐定，蒋介石首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邹鲢鱼”。
刘文辉诚惶诚恐，以惶惑的眼光望了望张群。张群立刻会意，笑着说道：
“请举筷！今天委员长是专请二位先生的。”
“是啊！自入川以来，因忙于国事无暇招待二位。”蒋介石接过张群的话，微露笑容，说道，“今天特意请岳军、经国作陪，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个意思。都是自己人，随便吃随便谈。”
大家刚伸了几下筷子，张群便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自乾兄，给西康的电报发了没有？”
“岳军兄，啥子电报？”刘文辉明知故问。
“吔，咋搞忘了？调兵的电报嘛，委员长上午安排的。”
“啊！那份电报哇，发了，早发了！”刘文辉随口说道。
此时，蒋介石坐在一旁一声不吭。一听刘文辉问“啥子电报？”他的脸皮立刻拉紧了。待听刘文辉说“早发了。”神色才安然下来。
刘文辉说完，又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两张纸样的东西，说：“这是回电，请岳军兄过目。”说完递给了张群。
回电两份，一份是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来的：“全军按令行动，力争五日内结集雅安。”另一份是西康省代席张为炯来的：“已转令各部落首领民族武装、民军首批于近期开拔。”
张群把两份电报审视了好一阵，然后双手恭敬的捧给了蒋介石。
当蒋介石盯着电报看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急匆匆地进了小餐厅，走到蒋介石跟前，向蒋介石耳语了几句。蒋介石闻罢，霍地抬起头，盯着刘文辉，说道：“要他进来。”
陈希曾转身朝门外一挥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急步而入。
刘文辉的头“嗡”的一声，似感大难临头。
“完了！起义行动一定被察觉了。发往北京和部队准备起义的电报一定是被保密局破译了。”此时，忽听蒋介石问：
“电文你真的发了？”
“上午发的。”刘文辉微微颤抖着，“咋的，出了啥问题？”
“刘主席”，毛人凤一声冷笑，“中央监控台早就在成都。密译处怎会译不出你们的电文？”
听毛人凤这样一说，刘文辉悬起的心落了地，镇定了一下情绪，说道：
“我们上下午的发收电报，你该监听到了吧？”
毛人凤点点头。
“你是不懂我们的密码嗦？这又有啥子！”刘文辉一边说，一边从衣袋掏出做成派克笔似的密电码，放在桌上说：“因为事关重大，而今成都又险象丛生，为安全计，我们收发电报都是用自己编排的密电码。”
毛人风仍不依不饶：“中央监视台有的是电讯专家，全世界的密码都能破译，可是就你们二十四军的译不出来！不知刘主席可否将你们发收的密码原件交出来，让鄙人也开开眼界？”
蒋介石一声不吭，倾听着二人的一问一答，但脸色缓和了许多。
张群的心情也随之释然，因为他曾向蒋介石担保，说刘文辉绝不会叛变。
蒋介石一直下不了处置刘的决心，与张群的担保有关。张群平常对毛人凤极受蒋之宠就看不惯，便讥讽道：
“毛局长神经过敏了。来者都是客，毛局长，你坐下说，站客不好打整。”
刘文辉得理不饶人，乘势说道：“毛局长，你不要疑神疑鬼，欺人太甚！”
然后委屈地看着蒋介石，“委员长在这里。如果看我刘自乾不放心、不顺眼，干脆抓起来算了。等你们弄清楚后再把我从牢中放出来。免得我在战场上是共产党打杀的对象，在党内又是保密局防患的对象，成了‘风箱里的耗子—
—两头受气’！”
蒋介石遂向和事佬张群递眼色。
“毛局长不必胡乱猜疑，刚才刘主席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张群大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正是精诚团结之际，西康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又复杂，伤了自己人的心就不好了！你说是不是，毛局长？”
毛人凤无言以对。
蒋介石清楚，在毛人凤未抓到铁证以前，争下去没结果。于是微笑道：
“误会，误会。都是自家人，彼此不必介意！自乾、晋康勿多心。来，吃菜、吃菜！”一边说着，一边给刘、邓两人挟菜。
在刘文辉、邓锡侯赴宴的当天夜里，按照预先的约定，当晚，潘文华先从成都去彭县九十五军防地。
但正在他等待夜深后行动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登门造访。
蒋介石派陈希曾，给潘文华送来了要他明日去台湾的飞机票。
陈对潘文华说道：“明天早晨8点整，我来送你去凤凰飞机场，然后直飞台湾。”
“这、这……”潘文华又气又急，结结巴巴地问，“咋个这么突然？”
“我是奉命行事，别的我概不知道。”陈希曾说完径直朝门外走，在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撂下一句：
“我明早准时来接你。今晚哪里也不要去，呆在屋里安全！”
“这可咋办？”陈希曾的话也证明了他的卫士长伍丁下午的报告，说潘公馆在的巷子里，前后都有一些可疑的人。
潘文华毕竟是身经百战，很快便镇定下来。他思虑很久，想出一条“调虎离山”之计，并立刻把卫士长伍丁叫到了卧室。
伍丁原是岳池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被抓壮丁抓到了潘文华的部队。一个偶然的机会，潘发现了这个勇敢机警服从命令的小伙子。潘先调伍丁作卫兵，然后慢慢栽培，现在伍丁已是他的贴身少校副官兼卫队长，也是一个得力助手。伍丁双枪极准，还有一身硬功夫。抗战时，伍丁救过潘的命。潘非常器重这位结实、身手矫健、眼睛明亮的青年军官。前年潘特意将颇有几分姿色的丫环翠秀收为干女，再由太太作媒，让伍丁与翠秀成了亲。出身贫苦的伍丁对潘是感激涕零，经常说，“潘主任，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为了报你的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辈子报不了你的恩，下辈子变牛作马也是要报的。”
潘文华把伍丁叫过来后，一五一十讲了实情。伍丁愿以性命换取潘对他的知遇之恩，欣然从命。
伍丁迅速换上潘文华的衣服，驾驶着潘文华的“福特”牌小轿车，在潘公馆的两扇黑漆大门打开以后，冲出小巷，加大油门，向着成都西南，风驰电掣而去。
潘文华的轿车开出来之后，门外巷子里的特务拦阻无效，立即向毛人凤报告。
毛人凤命令：“总裁命令，追到郊外，鸣枪告警。若潘文华再不停车，可以开枪射击。务必生获其人、死见其尸。”
监视潘公馆的特务们立即架起摩托，向西追击潘文华的专车。
在特务们向成都西面急追潘文华专车的时候，潘文华在卫士们的簇拥下，从潘公馆悄悄潜出，出了小巷，转身向东，扬长而去。
次日晨，在成都至灌县的公路一侧，停有一辆被枪弹打成蜂窝似地“福特”牌轿车。车内有个被打死的国民党少校军官。
同一时刻，潘文华安全抵达由邓锡侯九十五军控制的灌县城。
潘文华出走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控制。二人虽未被囚禁，但行动已失去自由，在他们的公馆前后，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
张群告诉刘文辉，他衔蒋之命，明天要去昆明，察看云南卢汉方面的动静。他也向刘透露了心中的些许不安，生怕一去难返。张群是有名的孝子，特意来嘱托刘替他照顾居住在成都的80岁的老母。刘文辉慷慨应允。张群离开刘公馆前，刘文辉突然心生一计，向张提出是否可以借用张的轿车一用。张问用车去往何处，刘笑而未答。因张对刘有所求，也不好拒绝。
送走了张群之后，刘文辉又给邓锡侯打了电话，让邓赴刘公馆一叙。邓锡侯即赴刘公馆，当晚宿在刘的会客房。
次日晨6时许，张群的副官和司机驾着张的专用汽车开到刘公馆。刘文辉用自己的司机换下了张群的司机，并给了副官和司机每人一个红包。
不多时，刘文辉、邓锡侯、张群的副官以及刘文辉的副官杨德华和司机等人，钻入了张群的豪华车。
在快开出小巷时，被两个挎着盒子炮的特务拦住。刚才来刘公馆时就被阻拦一次，此时，张群的副官很是恼火，他把挡风玻璃向下摇了几下，伸出脑袋喝道：“张长官你们都不放心是不是？查过来查过去的。”
小特务被吓唬住了。张群是何等人！毛人凤都怕他三分，他们还敢滋事。
后面的特务头子见是张群的副官，坐的又确实是张院长的车，便连连赔不是：
“对不起，例行公事。”说着扬了扬手，示意放行。
汽车加大油门，风驰电掣，扬长而去。
当日，即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20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金王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渐绝。而蒋贼估恶不俊，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
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共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日解放。坦白陈词，敬请维垂。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
刘、邓、潘很快收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复电：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
接读
朱德
刘、邓、潘宣布起义后，紧接着又有20几起四川军队来电响应；刘、邓、潘所辖政府也纷纷来电拥护，并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甚至跟蒋介石很紧的杨森和董长安，也派代表去隆兴寺，进行过试探性接触。
在刘、邓、潘宣布起义的当日，曾经力劝李宗仁、刘文辉活捉蒋介石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
11日，早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槐，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宣布起义。21日，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第四十九军残部在黔西普安地区宣布起义。与此前后，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宫罗广文和陈克非也率残部宣布起义。
刘文辉出走的当天晚上，刚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的盛文（胡宗南的亲信），奉蒋介石之命袭击刘公馆。用15辆大卡车载了两个连的兵力，在盛文部二五四师师长陈岗陵指挥下，将刘公馆秘密包围。
当盛部向公馆内冲时，遭到院内猛烈火力的抵抗，原来是刘公馆内警卫排的人员，在省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汤国华的带领下，自觉保护刘公馆的。
但终因寡不敌众，汤国华率部进行一阵抵抗后，率部越墙撤离。
刘公馆失去抵抗后，盛部蜂拥冲进刘公馆。刘文辉广有钱财，富可敌国，时人皆知。盛部官兵大肆抢劫，他们翻箱倒柜，逐屋搜寻，终于发现金库。
那是院中花草坪边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平房。被炸塌的一侧墙壁上现出钢板。
钢板上铸有“成都银箱厂监制”字样。这些人一哄而上，先用枪托、石头砸，未果；再用利斧劈，也不行。陈岗陵立刻派卫兵驱车到华兴街协成银箱厂找来一名技工开了钢门。
金库打开了。金条、银元、珠宝、翡翠、鸦片、名画、宝墨、古董……
令人眼花瞭乱。
盛部的官兵看到如此多的金银财宝，立刻进行抢夺。有的往口袋塞满了金条，再抱上一箱银元。有的还弄到了大口袋，把珠宝玉器往大袋装。手脚慢的弱者也捞到了珍玩古董和珍贵药材……在一阵你争我夺中，还有大量未铸成金条的沙金黄澄澄洒满了一地；撕烂的珍贵字画，一片狼藉。此晚，有不少发了大财的官兵，弃枪趁夜脱离军营，远走他乡去了。
盛文得知后，即令陈岗陵将两连官兵严加看管，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清查委员会”，带领警卫连奔赴现场，对刘公馆进行“挖地三尺”的大搜查。
竟又得保险柜七个，内装黄金400条，玉器古玩多件；皮箱20个，里面装满上等衣料；外国听装香烟一卡车……
盛文不敢独吞，向胡宗南作了挂一漏万的汇报。胡在盛上报的财物清单上批示：“金银财物奖励官兵，鸦片派人监督焚毁。”并要盛文督办具报。
盛文办理的结果是：士兵每人银元三元，他得黄金70条。明知不实，胡宗南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的桌上也已堆满了金牛、金马、金狗之类，都是观赏价值极高和价值连城的黄金铸品。
焚烧鸦片，则更是象征性的，多被官兵私藏暗分。大兵们对文物最不感兴趣。熊熊烈火烧掉了若干名人字画，有据可查的有：文徵明的山水一幅，唐伯虎的仕女一幅，王原祈的山水二幅；董其昌的行书横幅一件，郑板桥的竹子画屏一件，刘石庵的单条、对联各一幅。还有丈二大横推一幅，上面描有松林中的白鹤999只，它们或飞翔或揍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还有张船山、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珍品多件，皆葬身火海。
十五、最后之战
蒋介石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共成都“临工委”深夜派出“敢死队”。
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胡宗南从腹腔里挤出一丝硬气：“不打到西昌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李文：“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都给我冲！”邓小平电告杨勇：在贺总进城之前，我们哪个都不难进成都！
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
“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
“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
“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
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词，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
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
六个团的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Q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
“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
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乒团发出重要指示：
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
“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
“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
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
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
（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
（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
“张参谋长，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挺进的安全。我不愿为他作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
张原是陈的部下，两人关系极好。陈克非的意见也正是张荣宪这几日思考的问题。张说：“现在已无别的路可走！陈可令官的意见和决定，我全同意。我再做做罗广文司令的工作，一起采取行动。”
胡宗南一走，其集团很快崩溃。归胡指挥的敌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接踵起义。
到此时，成都地区的蒋军只剩下由李文率领的第五兵团，准备顽抗到底。
李文是胡宗南的亲信，临行前胡曾来找过他。胡对李说：“我这一走，尚有反攻大计急需筹划，成都这里，是无暇顾及了，宗南恳请李兄看在党国的分上，再于此地周旋一阵，争取突围出击，远逸西康。到时，兄弟将再赴国难，与你并肩作战。”
作为胡宗南最亲近的部下，李文凑集起七个军的兵力，准备和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
李文的部署是：左路沿新津河南岸，经蒲江、邛崃之间突围；右路由自己亲率主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突围；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佯攻，牵制该地解放军。
24日夜，李文部刚开始行动，即遭我军的猛烈阻击。25日，刘、邓首长命令三、五兵团坚决围歼逃敌的命令：“胡匪部现向西南突逃，其由温江经崇庆逃退者，今（25）日到大邑（我在大邑之十二军撤集邛崃）附近，其它原新津地区之敌，亦已弃城逃跑（我十军一部，今午占新津）。另敌先头一部（俘供系五兵团），今午突至蒲江以北。现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正在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十一军即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
同时，致贺龙、李井泉：“请令十八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
同日，李文率部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
我五兵团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即令十六军之四十六师向郭厚场、朝阳寺、君田坝方向出击；四十八师向清水铺、卧龙汤地区出击；四十七师由丹陵向蒲江县以东之寿安场进击。
当敌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一师窜到我四十六师阵地吴山铺时，该师主力随即向逃敌展开猛烈攻击，实施穿插分割。战至当日15时，歼敌第一、第三军等残部2000余人。四十八师在高河坎截歼敌第一军一部。与此同时，三兵团主力由东、北、西三面向逃敌展开追击。我四十六师除以少数部队押送俘虏外，全部展开。至黄昏，将敌压缩于西来场东北狭小地区内。
为迅速聚歼敌人，我十六军除以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地区扫荡散敌外，十六军军长尹先炳，令四十七师急进至寿安汤，协同四十六师作战。同时，我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地区向龙场、将军库、寿安场地区兼程急进阻歼逃敌。
我五十三师则由龙驹砀向简阳西南之三卫坝、五龙场、武庙沟地区昼夜急进，阻击李文残部。
此时，李文向溃逃的部队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并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两个弃阵而逃的团长，驱赶着残部向我军阵地发起一轮又轮一冲锋。
我军战士扼守阵地，顽强奋战。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
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川康公路向西溃逃，遭到我军坚决地阻击。我军某部的机枪连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每挺机枪平均打出了3000发以上子弹。该连连长握着两挺重机枪，一下子就打出了子弹4000余发。敌一野炮营，把20多门野炮和300多匹牲口都丢在了公路上。在同一天的上午，新津城内的敌人，接连向西逃窜，还没有出城就乱成一团，人、马、车、炮，乱七八糟地挤满了新津城内两丈多宽的大街，沿路丢下大量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这些遗物变成了我军的向导，我军指战员讥讽说：“胡宗南真会办事，到处给咱们摆下路标。”
26日，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被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菜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杨勇五兵团十六军一部向猬集于西菜场东北地区之敌第一、二、三、二十七军等残部发起攻击，俘敌5000余人。我十六军另一部在松镇地区歼敌一部，俘敌第三军副军长沈开越以下1000余人。我十八军的勇士们也分别在寿安场、盘龙场、固驿镇和龙驹场、仁寿、三叉坝、高家场一线歼敌千余人。
我五兵团主力乘胜搜歼残敌，四十七师在童桥协同三兵团部队歼敌三十五师，俘敌1800余人。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复兴场地区歼敌第一、三军残部2700多人。四十六师协同兄弟部队追歼敌第五兵团司令部，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残部万余人向我军投降。至此，李文匪部的七个军，在我军坚决打击下，全部被歼。
27日，成都战役遂告结束。
成都战役作为解放中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集团30余万（其中大部起义，小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逃住西昌地区。
胡宗南从成都逃跑时，为了逃命，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率部突围”，而是携几个亲信乘飞机奔逃。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7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故与蒋介石断了联系。
蒋介石在台湾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下令派人四处查找，后来有人告知胡飞到了二亚，蒋大为恼火。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对胡进行“查办”。
顾祝同到了海南，看到败军之将胡宗南，动了恻隐之心，便给蒋回电从中说和，建议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
胡宗南派他的参谋长罗列回台给蒋介石诉说他的“冤屈”。
蒋介石打消了“严办”胡宗南的念头，提笔给胡宗南写道：“王副司令、罗参谋长来台面报军情，日来忧患，为之尽息，此时大陆局势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一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问，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胡宗南不敢怠慢，
云南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能够盘踞和溃逃的地方，在大陆西南地区，就只剩下西昌地区了。
西昌地区，位于西康省边陲，南临金沙江，北濒大渡河，东有凉山作屏障，西有雅碧江环绕，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于成都之战前在西昌地区作了一些准备。
1949年10月中旬，胡宗南派其办公厅主任李昆岗率其第一师朱光祖团空运西昌经营该区。
胡宗南到西昌以后，住在离西昌城有十多里远的邛海新村。
邛海，是一个风景绝幽的地区，有方圆五百多亩宽的水面。邛海新村就建在邛海的正北面，村的西北面是西昌技术学校；村东南是庐山，有古庙七、八间，古柏参天，道路曲折，是西昌的风景区。村南不到半里就是邛海。这个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是张笃伦作“行辕主任”时期，在1938年至1940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约有一二百间，散筑在半山坡上。胡宗南到后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等，即散住村子里。村外由第一师朱光祖团负责保护工作。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即
胡接电后，即在邛海新村召集与他一同逃来的胡的副参谋长沈策、“西安绥署”成都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西安绥署”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王炳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室主任蔡綮等，进行紧急磋商。
他们琢磨了好一阵子后认为，（一）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到了台湾，但这只是“防卫”台湾，三个月内世界大战决不会打起来，国际上亦不会有大变化。（二）现在“中央部队”不是被解放军吃了，就是逃到台湾和海南岛；仍在大陆上的，除了胡手下的非常有限的残部，就只有云南境内李弥、余程万两个军。（三）解放军占领川西之后，绝不会让胡部作长久的喘息，甚至在短期内就会进攻西昌。（四）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首先要看守西昌的力量。照计算：（甲）在西昌归胡宗南掌握的，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不到2000人；（乙）蒋介石的亲信西昌警备区司令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2000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能够使用，另一个团没有战斗力，而且胡宗南不能直接指挥；（丙）“西昌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个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个团在副司令孙方手里，胡宗南不但不能指挥，可能还有问题；（丁）由川南逃往西昌的刘孟濂二十七军残部有1000多人，但还没有到达西昌。凭这么一点儿兵力，怎能面守西昌三个月？（五）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应在云南以西的地区想办法，而把西昌、泸定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作为游击区，才能进可攻退可守。（六）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即将全部覆灭，石达开即是先例。
胡宗南来到西昌的第四天是1950年的元旦。本是穷途末路的胡宗南，让李犹龙为他赶拟稿子，要在元旦这天，在西昌和台湾的报纸上发表讲话。他给李犹龙交代，讲话内容要包含有引咎自责的意思，并要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据说胡的这番用意，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受蒋介石逼迫所致。
胡不仅要发表元旦讲话，而且还要进行阅兵典礼。
1950年元旦上午九时，阅兵典礼正式开始，胡宗南站在邛海新村门口的阅兵台上，看着千多人马，不觉悲从心中来：这哪象阅兵典礼，本来肚里有一大堆话要给“弟兄”们鼓鼓劲，看到这个样子训话取消了。
西昌寥寥残兵败将，怎禁得解放军一击，此处的国民党军政大小头脑，没有一个不盼着早些离开这个地方。但胡宗南有蒋介石“固守西昌三个月”
的军令压身，想逃也没那个胆，蒋介石再不会给他为党国“戴罪立功”的第二个机会了。胡宗南先让他的副参谋长沈策，赶紧弄出个“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计划来。
沈策无策，万般无奈，和胡的那帮军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搞出来个东西，名称是“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大陆方案”。分上、中、下三策，其主要内容是：
甲、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
（一）目的：保存在大陆上权有的反共力量，散播反共种子，再图反攻。
（二）理由：（1）西昌是彝区，是死地，毫无力量，又无后方，不能固守，否则必遭覆灭；（2）凡撤到西昌党、政、军及其他人员，都是反共最坚决的干部，应抢救去台湾，不应听其毁灭在西昌；（3）一切事，人最重要，物资次之，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抢运台湾，以增加反攻大陆的力量；（4）以西昌为据点，在未撤台湾前，完成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的任务，虽撤退台湾，实际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
（三）办法：（1）积极设法收容从成都突围到西昌的部队，予以妥善安置和安慰，陆续输运台湾；（2）普遍收容从各方面撤到西昌的党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陆续转送台湾；（3）西昌地区的青年及地方绅士，愿意去台湾的，一律护送到台湾；（4）愿留大陆继续工作的人员，一律委以适当名义，给以经费、武器、电台，并指导其活动，使其在大陆生根，以便将来配合反攻大陆。
乙、中策：在西南大陆建立根据地。
（一）目的：保卫西南大陆。
（二）理由：（1）滇西地接西藏，并通缅甸、印度，能得国际援助；（2）土地肥沃，物资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3）滇西民族虽较复杂，但性淳朴，易于驱使和对其灌输反共思想；（4）滇西地形险阻，敌人仅有一面进攻之路，易于防卫；（5）配合云南现有之国军两个军兵力，足有建立根据地之力量；（6）组织川、康、云、贵四个省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便；（7）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
（三）办法：（1）令现在云南境内活动之李弥、余程万两个军。先进驻澜沧江、怒江以西地区，打好基础；（2）积极收客整编从川西突围到西昌之部队，集中力量保卫西南，军政长官公暑移驻滇西，作为在大陆上之指挥中心；（3）恢复川、康、云、贵四省政府原专员区组织，进行各种活动；（4）恢复川、康、云、贵四省党务工作，配合军政进行各种活动；（5）利用帮会及各种团体，联络川、康、云、贵四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活动；（6）设法联络西南边疆民族，作反共力量；（7）派人与西藏、缅甸、印度方面联系；（8）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搜集共军情报；（9）积极训练党政干部；（10）
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建立飞机场，以便支援武器物资；（11）将西康省政府移驻泸定，作为前进桥头堡，以西昌、雅安为西康的游击区；（12）以川南的番、马、屏、峨地区，作为川南、川东及贵州的游击根据地；（13）以川西的松潘、理番、茂功地区作为川西、川北的根据地；（14）云南省政府设在滇西，而在滇北、滇东、滇南地区展开游击战；（15）
从台湾运来大批武器实用物资，以巩固各根据地；（16）战时经济、文教、宣传计划另拟。
丙、下策：固守西昌，等待覆灭。
（一）目的：以正国内国际视听。
（下略）
当沈策一伙把这个“三策”方案拟好后，送交胡宗南审阅。胡见方案把“放弃西昌，撤退台湾”为上策，便勃然大怒，指着沈策大骂：
“你是内奸！你是共产党！你今天胆敢提出放弃西昌、撤退台湾的坏主意，我今天如不是看到你是我的副参谋长，我立刻就会枪毙你！以后再也不准提撤退台湾的话！”
胡宗南让沈策制订的作战方案也就一扔了之。与此同时，胡宗南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一是整顿残部，将其嫡部李昆岗带来的一个团及刘孟濂残部整编为第一师，朱光祖任师长，整编顾葆裕、胡长青残部，发给粮饷，令其分别防守会理及汉源大渡河沿线；二是组织地方反共武装，重金收买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封官晋职，先后任命了“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的司令；三是重举“西康省政府”的旗号，先后由贺国光及只身逃到西昌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兼任主席，并指派了政府委员及各县县长。但不久，李弥、余程万部被歼，建立“滇西根据地”的过划破产，唯一希望是把西昌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妄图指挥西南区的特务土匪武装，借助外国支援，实现其反攻复辟的梦想。
为了拔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十四、十五、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桂滇黔边纵队一部兵力，以南北合击进行西昌战役。北线以第六十二军一部由川西经富林、石棉、冕宁南下，进逼西昌；南线由滇东北、滇北分路进军，以右路第十五军一部由曲靖经会理、巧家北上，左路以第十四军和桂滇黔边区纵队各一部由禄丰、宾川经盐源、盐边北上。同时，以第六十二军另一部由雅安经天全西进，进军康定、泸定等地区。
遵照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第十五军四十四师部队于
六十二军一部于
27日晨，十五军一三二团抢占西昌飞机场，歼灭机场守军，缴获飞机三架，进占西昌城。六十二军一部亦接连解放越西、冕宁，向南疾进。罗列见逃木里道路截断，乃改变主意，向越西、昭觉之间的小相岭、甘相营一带逃跑，企图窜向川南山区开展游活动。30日至
我十四军和桂滇黔边纵队各一部于
胡宗南、贺国光逃跑后，割据各地的地方势力邓德亮、孙方、诸葛绍武等，因失去支柱，相继投降。我六十二军另一部于
西昌战役从
至此，西康金沙江以东全部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十六、尾声
第二野战军结束西昌战役后，进军西南的作战任务基本完成。至此，川、滇、黔、康四省基本解放。但此时的西藏当局顽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拒绝我党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竭力阻止我军进入西藏。第二野战军在完成准备工作后，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进一步分化，顽固派开始动摇。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
至此，第二野战军基本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任务。
从实际的野战军建制情况来看，在第十八军进军西藏之前，第二野战军的机构就撤销了。
第二野战军和兵团机构撤销之后，随着新中国政权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十军。1950年2月，第十军全部到达川南，以该军机构为基础，组建川南军区，下辖内江、宜宾、乐山、泸县等四个军分区及自贡警备司令部。
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员，李大章、彭涛、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八师兼宜宾军分区，第二十九师兼内江军分区，第三十师兼乐山军分区。川南军区组建后，即进行剿匪和政权建设。1951年2月，第十军与川南军区分开建制，同时第二十九师调归第十五军建制，第六十二军第一八四师调归第十军建制。
第十一军。1950年1月，第十一军归川东军区领导，军部进驻万具。川东军区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曾绍山，副政治委员阎红彦，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钟汉华。第三十一师为军区机动部队，进驻梁山（今梁平县），执行剿匪、筑路、改造起义部队任务。第三十二师兼大竹军分区。司令员何正文，政治委员高治国，政治部主任田维新。第三十三师兼万县军分区。第十一军补训师兼西阳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政治委员梁歧山，副政治委员唐兴盛，参谋长赵梁才。在此期间，第十一军奉命调3000名战士和各种武器万余支、骡马800匹，支援第十八军进军西藏。7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调山东青岛组建海军青岛基地（现北海舰队）。
1951年1月，第三十一师编入第十二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3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分由大竹、万县地区开赴河北廊坊地区集结，奉命重新组建第十一军。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张廷发任副军长，王汝昭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一八二（原属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全军共3．88万人。1952年10月，新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奉命调浙江杭州组建空五军。除第一八二师改铁道兵外，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均于抗美援朝战争前后，分别调归第十六军、第二十六军建制。
第十二军。第二野战军番号撤销后，第十二军主要担负大西南的剿匪任务，至1950年11月，基本肃清大西南匪患。1951年1月，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编入第十二军建制。第十二军原辖第三十师（欠第一○六团）及第三师第一○二团脱离本军建制，留在西南。3月，第十二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入朝作战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杨春增、伍先华、胡修道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4年4月，第十二军从朝鲜回国。
第十三军。1950年1月前后，第十三军抽调干部、战士1700余人、骡马1000余匹，组成辎重团，调归第十八军，支援进军西藏。尔后，第十三军在云南进行剿匪作战。1950年3月，第十三军兼滇南卫戍区，归云南军区领导。1950年6月，第十三军警卫团调第十五军，并另抽调干部、战士1万余人组成补训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4年5月随第十五军回国。
第十四军。1950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第十四军兼云南军区所属滇西卫戍区，归云南军区领导。
第十五军。第二野战军番号撤销后，第十五军继续在川、滇、黔、康边境地区进行剿匪作战。1950年12月，该军第四十三师奉命留驻云南建设昭通军分区，第十军第二十九师编入第十五军序列。1951年3月，第十五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瞧。在入朝作战期间，第十五军战功显赫，先后有1．3万多人立战功。特等功臣黄继光、邱少云就出现在这支英雄的部队。第仁五军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军于1954年5月奉命回国。
第十六军。1950年1月前后，该军除第四十八师调归川南军区留守泸州外，其余部队回师贵州，参加剿匪和新区政权建设。军部兼遵义军分区，第四十六师兼铜仁军分区，第四十七师兼毕节军分区。1951年2月，第十六军离黔北上，准备入朝作战。
第十八军。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藏军区，以第十八军进藏领导机构组成军区机关，归西南军区领导，驻拉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昌炳桂，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下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师、昌都警备区、日喀则警备区、黑河警备区、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及骑兵第一团、工兵第五、第八团、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独立支队、班禅警卫营、第九代本等。
第十九军。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任，参谋长薛克忠。下辖第五十五师（傅光辉任师长，张明任师政治委员）、第五十七师（张复振任师长，张文彬任师政治委员）。该军建制归第二野战军前曾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950年初，该军转入执行剿匪反霸、建设地方武装等项任务，至1950年6月底，基本肃清所辖陕南地区的匪患。1950年底，陕南军区撤销，第十九军移防西安兼陕西军区。刘金轩兼任军区司令员，马明方兼任政治委员。1952年7月，第十九军军部改编为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第十九军及其所属番号撤销。
附录
第二野战军序例
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委：
委员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
书记邓小平
第二野战军机关：
司令员刘伯承
政治委员邓小平
副政治委员张际春
参谋长李达
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兼）
司令部
作战处处长姚继明
军政处处长余非
情报处处长柴军武
新闻处处长李永悌
通信处处长张有年
机要处处长林桂森
军械处处长黄以仁
组织部部长陈鹤桥
宣传部部长陈斐琴
保卫部部长卜盛光
民运部部长李庭桂
联络部部长杨松青
俘管处处长袁血卒
编辑出版处处长胡痴
新华社分社社长王敏昭
直属政治处主任唐济盘
后勤司令部（1949年2月成立）
司令员段君毅
政治委员段君毅（兼）
副司令员刘岱峰姚继鸣
副政治委员穰明德
参谋长姚继鸣（兼）
政治部主任邓存伦卢南樵（后）
供给部部长刘岱峰（兼）李泛山（后）
政治委员谭映月
卫生部部长齐仲桓钱信忠（后）
政治委员马琮璜
兵站部部长李静宜
政治委员萧鹏
运输部部长郝炬
政治委员杨杰
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卜盛光第三兵团（1949年2月组建）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
副司令员王近山杜义德
政治部主任阎红彦
副参谋长王蕴瑞
政治部副主任钟汉华
后勤部部长刘清胥光义（后）
第十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杜义德（兼）
政治委员王维纲
副军长范朝利
参谋长高厚良
政治部主任许梦侠
供给部部长陈三纪
卫生部部长孙毅华
第二十八师（由原第四旅改称）
师长陈中民张奇（后）
政治委员姚克佑
第二十九师（由原第六旅改称）
师长周发田
政治委员于笑虹
第三十师（由皖北独立师改称）
师长马忠全
政治委员鲁大东
第十一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称）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副军长郑国仲
参谋长杨国宇
政治部主任刘华清胥治中
后勤部部长王子清
第三十一师（由原第七旅改称）
师长赵兰田
政治委员周维
第三十二师（由原第八旅改称）
师长何正文
政治委员卢南樵
第三十三师（由原第九旅改称）
师长童国贵
政治委员高治国
第十二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王近山
政治委员王近山（兼）
副军长萧永银
副政治委员李震
参谋长萧永银（兼）
政治部主任李开湘
后勤部部长王耀显
第三十四师（由原第十六旅改称）
师长尤太忠
政治委员邵子言唐平铸（后）
第三十五师（由原第十七旅改称）师长李德生政治委员李如海第三十六师（由原第十八旅改称）
师长邢荣杰
政治委员刘昌
第四兵团（1949年2月由陈质兵团改称）
司令员陈赓
政治委员陈赓（兼）
副司令员郭天民
副政治委员刘志坚
参谋长郭天民（兼）
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兼）
副主任胡荣贵
后勤部部长赵炳润
政治委员杨世荣
第十三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第十三旅与豫西军区部队组成）
军长周希汉
政治委员刘有光
副军长陈康
副政治委员廖冠贤
政治部主任廖冠贤（兼）
后勤部部长任学恭
第三十七师（由原第十旅改称）
师长周学义
政治委员雷起云第三十八师（由原第十三旅改称）
师长徐其孝
政治委员南静之张丕绪（后）
第三十九师（由豫西军区部队组建）
师长黎锡福
政治委员侯德才
第十四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一旅、第八纵队的第二十二旅与起义的廖运周师组成）
军长李成芳
政治委员雷荣天
副军长王启明
参谋长王启明（兼）
政治部主任朱佩瑄
供给部部长党元成
卫生部部长刘辉儒
第四十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
师长刘丰
政治委员侯良辅
第四十一师（由原第二十二旅改称）
师长查玉升
政治委员丁荣昌陈明（后）
第四二十师（由淮海战役起义的廖运周师和第十一旅一部改编成立）
师长廖运周
政治委员张子明
第十五军（由原第九纵队改称）
军长秦基伟
政治委员谷景生
副军长刘昌毅
参谋长张蕴钰（后）
政治部主任余洪远
副参谋长张蕴钰
后勤部剖长胡孝武
第四十三师（由原第二十五旅改称）
师长张显扬
政治委员薛祷
第四十四师（由原第二十六旅改称）
师长向守志
政治委员向守志（兼）
第四十五师（由原第二十七旅改称）
师长崔建功
第五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杨勇
政治委员苏振华
副政治委员张霖之
参谋长潘焱
政治部主任甘渭汉
代理主任王幼平
副主任石新安
后勤部部长吴机章
第十六军（由原第一纵队与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军长尹先炳
政治委员王辉球副政治委员戴润生
参谋长杨俊生
政治部主任吴买
后勤部部长尹痴生
第四十六师（由原第一旅改称）
师长齐钉根
政治委员范阳春
第四十七师（由原第二旅改称）
师长李觉郑统一（后）
政治委员郭强
第四十八师（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改称）
师长郑统一
代理师长王晓（1949年8月）
政治委员李一非
姜思毅（后，1949年8月）
第十七军（由原第十一纵队与冀鲁豫部队组成）
军长王秉璋赵健民（后，兼）政治委员赵健民副政治委员萧元礼参谋长刘星
政治部主任裴志耕
后勤部部长王耀华
第四十九师（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
师长汪家道
政治委员况玉纯
第五十师（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
师长胡华居政治委员卿正兴
第五十一师（由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独立支队组成）
师长闵学胜
政治委员崔子明
第十八军（由原第一纵队第二十旅与豫皖苏军区队队组成）
军长张国华
政治委员谭冠三
副军长昌炳桂
副政治委员王幼平王其梅
参谋长陈明义
政治部主任郭影秋
后勤部部长夏仲远
第五十二师（由原第二十旅改称）
师长吴忠
政治委员刘振国
第五十三师（由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师长金绍山
政治委员王其梅
第五十四师（由原豫皖苏军区各军分区主力团组成）
师长魏洪亮
政治委员罗野岗
特种兵纵队（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李达
政治委员李达（兼）
副司令员孔从洲
副政治委员谭善和
参谋长赵章成巫金峰（后）
政治部主任张力雄
军事政治大学（
校长刘伯承（兼）
政治委员刘伯承（兼）
副校长潘梓年
教育长徐立行
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
校务部部长武承先
第五十八军（1949年2月由原桐柏军区部队组成，5月军部及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划归河南军区；第一七二师改为湖北军区独
立师）
军长高树勋孔庆德（后）
政治委员方正平
副军长杨秀昆
副政治委员张力之
参谋长张西三
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兼）
第一七二师
师长杨树根
政治委员李福尧
第一七三师
师长李定的
政治委员吴罡
第一七四师
师长何济林
引言：战前较量
日本兵败走东洋，蒋介石跑下峨眉山。毛泽东说，抢吃“桃子”，要问问人民答不答应。接受日军投降，汤恩伯抱怨没有预先演习一下。蒋介石上了政学系的当，给毛泽东连发三封“万急”电报。毛泽东应邀赴渝，蒋介石只好假戏假演。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强盗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这样，它们原来在中国抢到的大片土地、巨大财富就要归还给中国人。虽然中国贫穷落后，又经过无数个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残酷蹂躏，但由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残留下来的财富仍不是一个小数目。
“中国人只要有官做他可以舔美国人或英国人的屁股。”这虽然是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在1932年对中国人的侮辱秽语，但话的本身，却是真实地反映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当权者和腐朽官僚的心态。在洋人强盗面前是狗，在“父母”面前称爷，“门后耍扁担一窝里横”是旧中国反动官吏的真实嘴脸。
有人说，如果蒋介石能拿出用于对付共产党和老百姓的三分之一的精力，来对付东洋人，那“九一八”事变就会被平息，“七七”事变就不至于爆发，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
在八年抗战中，一直对抗日表现出三心二意、无可奈何状的蒋委员长，一俟抗战胜利，甚至日本军队尚未宣布投降，就立刻像毒鬼注射了一针吗啡一样，忽然精神亢奋起来，由原来一只胆小的兔子，即刻变成了一只凶猛的狮子，率领他的走狗，杀气腾腾地从峨眉山上下来了。
下来干什么？要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毛泽东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喻成“桃子”。
同时，重庆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任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随后，又经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资产业处理局。除设立各种各样的接收机构外，还把全国划分为七个接收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
蒋介石以抗日“第一功”的民族大英雄自居，以他领导的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而且不择手段。
因为苏联对日作战和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准备的。苏美首脑当然不会把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告诉蒋介石。抗战胜利来得这么快，实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致使他对抢吃“桃子”准备不足。
按照盟国规定，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国本土（除东北归苏军受降外）、台湾（包括澎湖列岛），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
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兵力分布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290067人，京沪地区第六、第十三军330397人，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29815人，共计1283240人。伪军总投降的兵力达50余个单位，60余万人。
面对如此广大的地区和数量庞大的投降军队及其武器装备，如何才能把这巨大的财富装入蒋家王朝的私囊，以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也确实让蒋介石犯难了好一阵子。但一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话，办法总会有的。更何况蒋介石在多年的政治权术和谋算中已历练得“绝顶聪明”。
几日之后，即
此日，他又极少有地自己执笔撰文，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发表宣言，称：
“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至今一贯地只以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骨头里渗透着的中国道德传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了解他的历史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强盗来了，他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他的道德本质所在。而在此时，他对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强盗讲起善心来了，发起慈悲来了。
他的违背世界公理，对敌人罪恶的袒护，极其轻率和荒谬地回答了仅在抗日战争中就惨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民。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仅直接损失（如掠夺金银、设备等），可掌握的数字就达14亿美元之巨，这当然还不包括数以百亿、千亿计的间接损失在内。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才7．7亿美元。要让日本帝国主义赔偿的话，即使拿出每年日本政府财政的全部支出部分，也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中国人民。但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和后来的某些原因，没有使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
蒋介石的做法，使日本侵略者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宽仁”，当然要感激涕零了。
日本侵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当时蒋政府的“宽仁”做法和当时他的感受作了回忆：
“
据冈村供称：停战后，“中国官民”对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
蒋介石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分别派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接收。工作进行得非常“圆满”。汉口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特向驻汉口的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日军侵略头子冈村对蒋政府的“友好态度”真是感激不尽。他说：“当时如此言论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对日友好合作方针，向部下贯彻得如何彻底。”
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还闹了大笑话。
像狗一样经常爬着走路的人，让他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真有点儿不太适应。蒋介石让汤负责接受上海日军投降。当日军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到华懋公寓时，汤恩伯毕恭毕敬地起立说：
“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来这里谈谈……”
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对汤恩伯用如此低下的语气和神情与日战犯说话，非常恼火，立即打断汤的话说道：
“汤将军，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得不改变语气重新用命令的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单独同松井会见时，居然歉意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秉命效法中央而又有其独到之处。日本国一宣布投降，阎即招揽了原太原市日军司令澄田味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师团长山浦三郎等为第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太原街头，居然出现了由日本军司令官发布的布告，声称：
“凡向日军挑战者或者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
此外，阎锡山还以“官升三级，兵发双饷“为诱饵，将6667名日军官兵，编为6个铁路护路大队，由原驻上党日军步兵第十四混成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任副司令，原日军参谋田岩清一为参谋长，分别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还将1000多名日军官兵，编成“大同保安总队”，由日人林大佐担任总队长。后来，阎锡山又用这些日军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在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解放军击毙约400名，被俘约700名。
蒋介石为了抢夺更多的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并加官晋爵，委以重用，以和人民的力量对抗。
同是在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明确以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署和徐州绥署5个单位，负责执行收编伪军的工作。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要员。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张岗峰、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郝鹏举、孙殿英分别被委任为第三、第二、第五、第一、第六、第四路军总司令，等等。
到1946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收编伪军238996人，编为7个纵队，27个总队和73个团；不久，这些部队又被正式收编为“国军”。
抗战胜利，不但蒋介石想发财，而且国民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想趁机捞一把。蒋介石派到各地的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沦陷区的老百姓给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送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五子登科”；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第三句叫做“无法无天”。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婊子、金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
所谓“有条有理”，就是说，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狗汉奸，以及混帐王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无论在抗战期间犯有多大罪行，都“有理可讲”。宁沪地区竟公然为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30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以上。只要缴了“条子”，自可逍遥法外，有的还被委以重任。
所谓“无法无天”，就是接收大员每到之处，要的只是法币。只要手中有“法币”，则什么事都好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金条，那就“无法无天”，难以生存。
被“劫收”后的劳动人民怨声载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曾向蒋介石说道：
“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这无异于在国民党政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蒋介石在后来一次检讨军事失败的会议上也说道：“……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蒋介石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但抗战胜利，国民党不择手段地拼命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其本来就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展，确实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质，加速了它的彻底失败。就此而论，蒋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丢，后悔已为时晚矣！
在反动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已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大党。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长在树上，需要有人栽树、施肥、浇水，才可能有机子。“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也应当归属于人民。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拉开架式，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是怕抗战的胜利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怕被共产党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独食的人，蒋介石更不例外。卧榻之侧，连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岂能容他人去分享盘中的美味佳肴呢？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它各作战区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没收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实在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他太小看了共产党的胆量和自立、自主的能力了。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多万人，什么时候是经过你蒋介石的允许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吃独食”的行径，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然，这个电报出自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正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早已确定了的一样，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战争在8月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为了贯彻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党提前结束了正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
在此之前，党中央即指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所部，以三路兵力挺进热河和东北，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后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更坚决的斗争增加了胜利的因素。
“一山没有二虎”，这是中国几千年反动的政治传统的核心所在，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推行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其顽固、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蒋介石把反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长期把中国人民带人残酷的战争深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没有民主，是她的历史的一部分。没有民主，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看谁的拳头硬。所以在中国社会内部，人民的起义特别的多，战争特别的多。当然，受害的主要是老百姓。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战死和因战争残害而死的排在饥饿、病亡之首。毛泽东对旧中国缺乏民主的情况，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说：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
他还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八年抗战，实在不是一个短时间。胜利了，是中国胜利了。并且和外国人打仗，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消息传来，重庆山城沸腾了，延安沸腾了，整个中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沸腾了。大都认为，小日本滚蛋了，战事不再属于中国，老百姓应该松松神经，过和平安祥的生活。但这实在是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对蒋介石缺乏深刻认识的盲目乐观。善良的中国人民，却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来保护他们。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把手伸得老长抢摘本不属于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心得”。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内战的爆发是必然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认识，甚至超出蒋介石本人。这是从个人而言，蒋介石最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问题是二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是反动、腐朽的阶级，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是如日东升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定获得最终的胜利，直至最后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看出他的今天，从他的今天，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明天。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
蒋介石既然如此，那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将何以对待呢？毛泽东说：“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也要杀人，杀尽中国的反动派。
事实也是如此，自打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全面进攻而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立时发动全面内战，其“狼子野心”也未免过于露骨，同时也面临诸多实际的困难。
抗战八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国民党的军队被撵到了西南一隅。要把几百万军队运到指定的位置并能即刻开战，根本不可能。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军队得到巨大的发展，其实力已今非昔比。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正规军120余万人，民兵200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与如此庞大数量的共产党军队作战，不是儿戏就可以对付的，需要认真的准备。
中国人被战争折磨得太惨了，这八年受尽了日寇的残酷蹂躏，想起“战争”二字，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祖宗几代以来，都是在连年战乱的社会中度过的，没有过一天让神经松弛的和平生活。抗战胜利了，人们最渴求的是和平、再和平！不论蒋介石以何种理由发动内战，都是与人心相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世界各国，也希望和平。这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是个限制。
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同时，也借此机会，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及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
如果通过改革，能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威信，能不战而屈共产党之兵，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然而，不论从中国国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实际来看，美国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无效的东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是一个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的政权。只要蒋介石及其一伙在台上执政，就断然没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正常发展。况且，蒋介石也断然不会允许有人对他开刀割去毒疮。
从共产党方面来讲，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拥有1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又掌握有100多万的军队，也不会上这个当。因为，美国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压迫共产党；一方面又希望共产党主动交出自己手中的军队，屈服于蒋氏的一统天下之下，这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有点“聪明”的人物之一。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嗜杀成痛。因有“小聪明”而发家，也因此而最终败党亡国。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有困难，又因为发动内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局势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聪明。这就是“主动、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和谈。
从
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共商国事。三封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能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8月14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同盟军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重大，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于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军，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8月20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辽，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8月23日
蒋介石在10日之内，给毛泽东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蒋介石要和共产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蒋介石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毛泽东真的不来重庆，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主动对中共首脑“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中共，不管结果怎样，对国民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庆就给延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料。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共产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国民党需要时间，共产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斯大林把战后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国民党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中共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在重庆的邀请电初到延安之时，中共党内出于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和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反对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
所以，蒋介石来电几天以后，党中央初议，准备派周恩来应邀去重庆，电报上也说，毛泽东后去。
蒋介石收到中共的电报，果真认为毛泽东不敢赴渝，故急急忙忙又于
延安收到蒋介石
蒋介石没有料到，在他发给毛泽东第三次邀请电的第二天，即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许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泽东最后决定去重庆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次日下午3时45分，一架标名“漂亮姑娘”的美国运输机飞临重庆机场上空，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舱门打开，稍顷，毛泽东的巨大身躯在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之后，出现在机舱门前。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来到重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重庆出版的《大公报》
成都《华西晚报》29日的社评说：毛泽东来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风时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飞抵重庆，这好像是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后，这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舆论界一扫数日前的毛泽东未复电允诺时的评论态度，充满了兴奋喜悦。
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
“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40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初战苏中
陈毅和饶漱石不和，谁是谁非，毛泽东心中有数。异想天开，蒋介石制订“灭共”进度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粟裕让贤当副职。夜深人静，粟裕致电中央，建议让华中主力暂留苏中。华东地区战史，没有粟裕便不能成章。旗开得胜，泰兴之战歼敌3000。如南之战再告捷，创解放战争以来歼敌的最高纪录。敌情突变，粟裕没有按自己的兴趣行事。七战七捷，解放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战争造就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灵魂。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和十大将之一的粟裕，就是在人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中的杰出将帅人物。
在前面我们说到，抗日战争一结束，党中央冒险用一架美国小型飞机，把20多名高级将领，从延安运往内地。其中就有陈毅。他是奉中央之命，赴华中地区领导工作的。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对于陈毅的工作，曾作了慎重的研究。因为当时收复和占领东北地区，是全党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到东北主持军事工作，中央当时认为林彪和陈毅都是合适人选。最后中央考虑，在此之前，陈毅曾是新四军军长，有在江南和华中工作的经验，乃决定让陈毅到华中去主持军事工作，让林彪去了东北。
起初，陈毅对到华中进行工作是有顾虑的。他坦诚地对中央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尽力调整好和饶漱石的矛盾，做好党的事业。
陈毅飞离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华中分局发了个电报，说：“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陈毅和饶漱石有矛盾，中央是知道的。1942年3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中央派较为年轻的饶漱石接替了政委之职。习惯搞点动作的饶漱石，到任不久，便以一些历史问题为借口对陈毅进行排挤，以致使新四军军长和政委之间搞得很不团结，并被反映到中央那里。
1943年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暗中拉拢其他一些人也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以求把陈毅挤出新四军。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陈毅的。陈毅既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又有卓越的领导才干，毛泽东对陈毅是信任的，并没有因饶漱石的小报告而对陈毅的使用产生影响。所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力主陈毅回华中主持军事工作。
飞机把陈毅等人送到了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后，便飞返延安了。陈毅要从太行赴华中，还有数千里路程，恰好一起从延安飞来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要回军区，便由他组织护送。9月下旬，到达濮阳。
抗战胜利前夕，粟裕正在浙西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
正在这时，粟裕接到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任命他和张鼎丞为华中军区正副司令员的电报。他一面要业务部门暂缓下发委任命令，一面电请中央：
“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
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计个人得失的生动事迹，在华中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新成立的华中军区的领导成员，除正副司令员张鼎丞、粟裕之外，还有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张爱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军区下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4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
罗荣桓离开山东后，陈毅率领接替山东军区的部队，主要有新四军军部及第七师，第二师第四、五旅，第四师第九旅，苏浙军区第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等部。
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旅），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旅），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第七师（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第八师（含3个团），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总兵力约7．4万余人。
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统一编制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日伪军进行了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5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4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90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1946年3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进行了“百日大练兵”运动。此后，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5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改为第一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七、第九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五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十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
蒋介石自恃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的暂时优势，曾设计了一个被后人耻笑的“一年消灭共产党”的进度表：
6月底48小时内消灭中原李先念部；
7月中两个星期夷平苏北解放区；
8月份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
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冀鲁豫解放区；
华东解放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和山东全省，南临长江，北近平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组成强大的重兵集团，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和上海。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华东地区。于是，上百万美式装备的精锐国军，犹如滚滚恶浪，一波又一波地扑向华东解放区。
蒋介石对华东地区的如意算盘，是实行由南向北的逐步压缩，先将解放军华中主力赶过陇海路北，再会同胶济线南下的国民党军将其聚歼于鲁中地区，以解除其宁沪杭中心地带的“心腹之患”。
战云滚滚，敌大军压境。中共中央军委
这是关系到未来华中地区整个战局的筹划。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根据他对华东地区国共两党军队态势的了解，内心非常矛盾。夜阑人静，蛙声阵阵，但粟裕难以入睡。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日晚，即给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起草电文，力陈利弊，建议华中主力暂留苏中作战。他在电报中陈述外线、内线作战的利弊，他分析道：
第一，在苏中地区，环境比较安定，部队转入战争状态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保障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要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10万斤，两三个月所需的粮食，则可达千万斤，其它军需供应的任务也相当繁重，这将会给我军在苏中地区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前有敌军9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迁，留守部队难以担当牵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区地富人稀，人口900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荣，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会为敌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有敌军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对上级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是一个指挥实际作战的将领，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但给中央的电报发走以后，粟裕的心中仍是难以平静。他想，自己的建议会不会影响中央的决策？自己的考虑会不会是局部性地看问题？总之，他担心自己的想法会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电报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粟裕的分析，经研究决定，改变了原来的战略部署。并向粟裕复电。
翌日，粟裕接到中央军委复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粟裕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然后，他和军区其他几位领导人反复磋商，即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4人的名义联名上报中央并陈毅：建议第一、第六师先在苏中打几仗，到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
7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苏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中央军委对原定作战计划作了重要调整，指示张、邓、粟、谭：“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作战计划的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和粟裕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后来粟裕领导的“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新的作战部署的指导下取得的。
7月上旬，苏中地区的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急。
在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里，从布满蓝色圆圈、曲线和箭头的长江两岸地图上，人们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军事态势。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四十九师自南伸向北，整编八十三师自泰州伸向东，二十五师自扬州伸向北；津浦线的国民党第七军共15个旅伸向睢宁、泗县、盱眙、来安；麋集江南的国民党军整六十师、二十一师等7旅之众，作为第二梯队，北渡后跟进，形成“多路向心突击”的态势，箭头齐指我苏皖边区首府“两淮”（淮安、淮阴）。
作为华中地区军事指挥的首脑，粟裕深深觉得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但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从来未被强大的敌人吓倒过，可以说，他一生的军事斗争中，都是与强大的对手作较量的，但只有胜利是属于他的。
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在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可以说，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便不能成章。然而，在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的1946年之前，粟裕这个名字还远没有达到让国民党军队闻之色变的地步。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粟裕这个小个子军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粟裕190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枫木树脚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7岁便摆脱了旧家庭的束缚，逃跑到百里以外的地方求学。由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受反动当局通缉。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身经百战，6次负伤。一份资料说，从1938年至1943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坚持大江南北抗战，战斗50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0万以上。”这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路。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成长的最基本的道路，当过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陈毅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好。”他还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践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解放战争初期苏中战役中的“七战七捷”，就是可以说明粟裕高超的战役指挥艺术的例子之一。
苏中战役开始之前，在苏中各部队高级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粟裕讲了进行自卫战的巨大政治意义，特别讲了敌人骄兵必败的道理，讲了不久前他亲自看到的蒋军军官盛气凌人，骄横狂妄的例子。
那是在前不久的3月份，他在徐州向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3人小组，控告蒋军违反停战命令，侵占我解放区的罪行之后，从徐州乘飞机返回淮安。
那天，机场上有一批批美制P51型蒋机不断地起飞、降落，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当时站在粟裕身边的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趾高气扬地指着天空得意地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这显然是耍弄威风，欺负我军没有空军。粟裕看出了敌人的不良用心，立即冷冷地回敬道：“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到地面来捉俘虏！”
骄兵必败。粟裕根本不相信拥有美国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会是未来战争的胜利者。
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粟裕把苏中战役的初战选择在江都至如皋一线，也就是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决策。战争初期，迎击进犯之敌，传统的战法是“诱敌深入”。但粟裕经过周密研究，从“时机、地点、部队”这三个关节考虑，认为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要比纵深地区更为有利。因为，在战争初期，我军以大块解放区为依托，可以充分发挥地利、人和的优势，乘敌正在实行战略展开之际，在前部地区予以打击，可以打乱敌之部署，暴露敌之弱点。何况战争初期，敌人恃强，以大军向我进攻，以为我军不敢撄其锋，我军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其反击，必可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苏中战役正是在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7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的汤恩伯（后由李默庵接替）指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开始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
在此之前，我军已侦悉蒋军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的确实部署：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向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师的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埝，得手后，这几路将会攻海安。
敌人3路而来，显然是拉开架势和我军拼消耗。我军将以什么样的战法应敌呢？粟裕审时度势，决定先机制敌，主动进攻其出发地，打乱敌之部署，并选择了集中兵力先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的方案。
从“慎重初战”和“首战必胜”的要求出发，作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作战方向以后，又很快作出具体部署：一师、六师各6个团，担任歼灭中路敌八十三师的两个团。七纵队3个团，在北侧监视西部之敌，十纵队3个团在邵伯牵制敌二十五师。
最后，粟裕对于这样的作战部署又明确说明了一个基本考虑：“敌人12万人进攻我3万多人，是四打一，我军这么一来，还了它个：六打一！”
粟裕率一师，谭震林率六师，管文蔚、吉洛率第七纵队在宣泰地区作战，第一军分区监视和阻击可能由白浦北犯之敌和泰州东犯之敌。
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碎不及防，惊慌失措。刚上任的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感觉战局难测。这时，已抵白浦的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停止前进并电询李默庵，李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前进，遂令王撤回平湖。
15日，当李默庵确实判明我主力部队在宣泰之间时，复令其四十九师继续北进。我军严阵以待，一师和敌人发生激战。经过一夜的战斗，歼灭了敌八十三师的第十九旅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二旅一个营共计3000余人，缴获山炮10余门，轻重机枪200多挺。达到战前预期的目的。
因为是初战，中央军委对此战极为关心。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即打电报询问战况如何？问打的是不是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粟裕清查战果后，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见战报后十分高兴，又立即电示粟裕：“泰兴战斗结束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打四五个大仗”。
蒋军在宣泰之战中失败，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恼火，大骂李默庵无能，并给李发去命令：
“令整编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再进黄桥，拖住共军主力。令第四十九师日夜疾进，夺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城，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共军。全歼粟裕之一师、六师。”
根据敌人新的作战部署，粟裕拟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打前来增援宣、泰的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近运用兵力，部队不会太疲劳，时间也比较充裕。缺点是这批敌人是来增援的，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使敌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占领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方案，是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此案的优点比较明显，主要是这一行动必然大出敌人之意料。但此案也有缺点，这就是我军要强行军一百几十华里（第六师的距离更远些），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我方战斗力势必会被减弱。
粟裕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采取第二种作战方案。因为据侦知，敌军认为我军主力在敌之西边，而敌之四十九师则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如果我军来一个远距离奔袭，就会陷敌于被动，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要实现这一作战目的，我军必须打得、饿得和跑得，能够连续地打仗、行军、打仗。
粟裕深知，这也正是我军的长处所在。
所以，苏中战役中的第二战，粟裕就选中了敌四十九师作为歼灭的目标。
第一军分区对东进之敌进行了英勇的阻击。
17日上午，进犯如皋的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的鬼头街、田肚里地区，左路到达如皋以南之宋家桥、杨花桥，准备次日会攻如皋。
与此同时，我东移之主力也已抵达黄桥、如皋之间的分界、加力地区。
粟裕作了歼敌的具体部署：以第一师主力抢占鬼头街东南公路上之林樟，断敌退路，尔后从右路之敌第二十六旅的侧后向北攻击；以第六师主力抢占杨花桥西南的贺家坝，尔后从左路之敌第七十九旅的侧后向东北攻击；第七纵队主力则由如皋城及其东北地区向东南出击；3路协力，歼敌于如皋东南地区。另以第一师、第七纵队各一个团伏击向姜堰进犯之敌，以第六师之两个团打击向黄桥进犯之敌。
王铁汉接了李默庵的电话后骂道：“他妈的，一天一夜不都得见阎王去！
李默庵你见死不救，只要这一仗老子不被共军吃掉，就有你好瞧的。”
王铁汉亲自督战至19日，援军仍未到。晚上，他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言称亲自上第一线作战。实际上，他领着几个亲信逃之夭夭，其部被我军全歼。
如皋东南地区的第二仗，我军共歼敌一个师部，一个半旅，计10000余人。一次歼敌这么多，解放战争以来还是第一次。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蒋军两战两败，恼怒之余是不甘心。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汤恩伯及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到华中地区，给国民党士兵打气，并策划下次战役。
敌军决定再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路向苏中重镇淮安进行攻击。
经过宣泰、如南两战，王铁汉丢了两个半旅。在如南战役中，王打扮成伙伕才得以逃命。等他逃回宋家桥时，心里自是窝火。受上司责骂，受同事白眼，一直抬不起头。他听说蒋军准备打淮安时，主动向汤恩伯请战，企图雪前战之耻。
汤恩伯要集中6个旅攻打淮安，粟裕得知后，心情十分兴奋，这无疑是敌人又送到嘴边的一块肥肉。
敌人把淮安作为进攻的目标是有道理的。因为淮安是苏中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敌军进攻，我军势必争夺，这样敌人依仗其优势的兵力和装备，就可重创或者消灭粟裕的主力部队。
面对这种状况，粟裕没有按自己的作战兴趣行事。
从粟裕内心讲，想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先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和消耗，使主力部队赢得休整的时间，然后撤出淮安，给人造成我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感觉，让敌人在“胜利”中遭受我军的沉重打击。
但这种思想不是轻易的能够为人所接受。为了慎重起见，粟裕决定赴华中分局请示汇报。粟裕此时是在海安。海安离华中分局本部所在地的淮安，相距约150多公里，而且还要经过东台的水网地区。粟裕骑摩托车，乘黄包车，蹬自行车，把当时能利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还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到淮安。
华中分同立即召开常委会，认真讨论了粟裕的方案，最后把粟裕的设想作为正式方案确定下来。这就是：先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寻找新的战机打击敌人。华中分局并将此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及新四军军部。
然后，粟裕立即又赶回海安，大刀阔斧地将主力部队后撤休整，仅以第七纵队之一部在海安地区进行运动防御战。
在
我一撤出海安，敌第六十五师，第十五旅，新七旅纷纷侵进海安，竞相向南京报捷。敌人宣布我华中主力大势已去。
敌人随即分兵占姜埝、占西场、占李堡、占角斜，企图完成海安至黄淮边的东西封锁线。这样一来，在西起扬州，东到海边的300里地段上，摆开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的一字长蛇阵。
华野总部和中央军委一致认为歼敌良机已至！经过休整的我军一师、六师主力，迅即分路出击。
中午，当敌以3路纵队行进至我埋伏圈后，我十八旅十四团立即迎头发起攻击，七纵第五十七团迅速断其退路。许多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拉开枪栓就做了俘虏，有的慌乱地滚下深河之中被活活地淹死。下午5时，我军发起冲锋，不到30分钟，就把分割成数块的敌军全部歼灭。
李堡一战，使苏中战局发生新变化。蒋军连遭我4次打击，损失了3万多人，使其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不得不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埝、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之间的防御，以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两淮。
针对这一情况，我军决定从敌侧翼南通、如皋一线打开缺口，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去打，威胁敌人后方基地，打乱敌人部署，造成歼敌良机。
21日晚，一师向丁埝守敌，六师向林梓守敌，第五旅向东陈守敌，分别发起突然攻击。
在此地受我攻击的敌军，是敌交通中队，号称国民党的一支“袖珍王牌军”。这支部队是由美国特务梅乐斯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合作训练出来的特务武装，连以上军官都是军校生，多属军统特务，比其他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更加反动。他们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对公路沿线的解放区进行“围剿”，配合地主还乡团血腥镇压人民。为了捕捉地方干部和民兵，他们竟在丁埝储存了几屋子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
我军向该敌发起攻击后，进展很快，不到20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该地的敌军除一小部分逃走外，其余大部被歼。
如果说，苏中战役是整个华东战场的序幕，那么，“攻黄救邵”的“如黄”之战，则是“七战七捷”全剧的高潮。
粟裕率我军主力攻占丁、林后，扬州蒋军第二十五师，于25日牙始沿运河北上，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中解放区的江都县邵伯镇。
粟裕深知敌人的战法，决心走险棋，出奇兵以胜敌。决定除以第十纵队3个团和地方武装两个团在邵伯防御，其余的3万余主力部队，插进东西南北皆没有众多据点的敌包围圈内，以“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来调动敌人，歼敌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为此，令除以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钳制性进攻外，主力于23日夜间由丁埝、林梓向黄桥挺进。
此时，蒋军判断粟裕将要攻打如皋，于是急令九十九旅由如皋向黄桥增援。
粟裕得知此一情况后，仍令部队继续西进，并通知部队准备在如黄路和敌军打一遭遇战。
25日，在黄桥东北，我军果然与敌军遭遇。粟裕立即令我军将遭遇的敌第九十九旅包围起来。
此日，蒋军急忙从如皋调来一个旅又一个团增援第九十九旅。粟裕来者不拒，也就势把该敌也划入了包围圈。
是日夜，我军对敌各部队发起勇猛的进攻，敌人拼死固守，激战一夜，未见分晓。
原来，敌人的实力，要比我们预先侦知的要强。为了保证全歼，速战速决，粟裕决定集中4倍、5倍、6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当时，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就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
敌人经我军一夜攻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建制混乱，正盼着飞机和援兵来救命时，天突然下起滂沱大雨，致使敌人失去了空中优势。下午1时，我参战部队再次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我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直插敌人心脏。敌人立即乱作一团，失去指挥，分头突围。我军大胆楔入敌群，猛打猛冲，敌军大部被歼。
残敌1000多人仓皇南逃，正好闯进我一旅的埋伏圈内。一旅一阵痛打，敌人完全给打懵了。结果，该敌被全歼在芦家庄地区。
歼灭了该敌之后，我一旅立即挥兵东向，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15个团的兵力，向被围的加力、谢家甸之敌发起攻击。
27日，敌人一面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团的兵力西出接应，一面从加力、谢家甸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军首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烈的进攻，被围之敌很快悉数被歼。由如皋出来接应的敌人亦被歼一半。与此同时，我五旅乘胜攻克黄桥。
如黄路作战，是解放战争以来缴获俘虏最多的一次，歼灭九十九旅全部，一八七旅全部，七十九旅1个半团，一六○旅5个连，六十二旅1个营，总计1．7万余人，缴各种炮50余门，轻重机枪600挺，长短枪3500余支。
在如黄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粟裕还同时指挥发起了邵伯之战。
邵伯位于扬州以北，形势险要，是通往两淮的门户。为了集中主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迅速拿下如黄战斗，留守邵伯的我军只剩下第十纵队和地方武装的两个团。
从
苏中战役，七战七胜，震撼全国。党中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苏中战役“每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
苏中战役之后，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这次胜利，加上中原突围、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并说：“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后来的军史家也给苏中战役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苏中战役，不仅是粟裕灵活用兵，不拘一格的充分体现，也标志着解放战争初期我军高级指挥员高超的战术指挥水平。认为在敌我兵力为四比一的情况下，歼敌数字是敌军总数的二分之一，相当于我军总兵力的两倍，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二、宿北大周旋
泗城失利，淮阴失守，陈毅心急如焚。粟裕见到陈毅时的第一句话：“军长，我来迟了！”中央指示：两军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敌师长戴之奇叫嚷：谁第一个冲上山顶，官升三级，赏金5万！陈毅赋诗云：“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匪应垂泪。”陈毅对前线记者说：粟裕将军“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苏中战役，我军大胜，蒋军损兵惨重。但就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而言，这些胜利还并没有改变人民解放军所处的劣势，也没有遏止敌人向解放区进攻的势头。
在此之前，陈毅指挥了泗县之战。当时，在泗县城坚守的敌军有两个团。
在泗城战役之前，我军刚打完朝阳集的战斗，歼敌5000多人，部队比较疲劳。
故山东野战军参谋处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张鼎丞都不同意陈毅攻打泗城的决定。但陈毅偏听于少数人的意见，终于酿成攻城失利，我八师损失严重，士气受挫。
泗城失利之后，中央考虑陈毅身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要统筹指挥山野和华中野战军，兼顾鲁南、苏中和胶济3个战场，拟打算派徐向前赴山东指挥军事。陈毅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当然明白中央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故连电中央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军事。但是等了20多天，徐向前因病没有前往。
泗城失利，淮阴失守。面对险恶的战争形势，陈毅心急如焚。
陈毅率山野部队抵抗敌人，激战至19日拂晓，敌张灵甫之七十四师突破淮阴城门。陈毅遂下令部队撤出淮阴。
9月下旬，陈毅与粟裕在涟水县西北陈师庵会合。
陈毅身着半旧军装，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打着绑腿，脚穿白粗布袜子和土布鞋，浑身透出虎虎生气。粟裕的装束和陈毅的差不多，只是身材不高，性格沉静，是一位典型的儒将。
粟裕一见到陈毅就大步迎了上去，敬了一个军礼，歉疚地说：“军长，我来迟了。”
陈毅紧紧握住粟裕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来电报，要我等你来后一起商定下一个战役。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我给你出出题目。”
粟裕连忙说：“我还像过去那样，尽力当好你的助手。”
参谋处的同志看到陈、粟两人倾心相谈，情真意切，兴奋地议论说：“下一仗，一定旗开得胜！”
陈毅、粟裕原都是主张放弃两淮、不与敌人拼消耗的。
陈毅说：“两淮丢了，并非坏事。我在马背上凑成了几句诗：“诱敌何妨让两淮，蒋军到此好堆埋。运河不是鸿沟界，会见狂潮卷地来。”陈毅又解释说：“我们把包袱丢给敌人背，敌人占了城市，必须分兵把守。占领的城市越多，敌兵力就越分散。”
粟裕很赞成陈毅的意见，说：“对，这样敌人用于前线作战的部队就逐渐减少，正有利于我们一口一口地把他们吃掉！”
“我军的撤出两淮，绝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侵入淮阴、淮安的蒋军，终必被歼灭在这些土地上的。”
当然，敌人至死也不会这样考虑问题。攻占两淮后，张灵甫得意忘形，大张旗鼓地庆贺“大捷”。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也大造舆论，通电对张灵甫“备极嘉奖”，吹嘘“苏北战事已近尾声”等等。
同时，粟裕又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华野、山野合并”的建议。分析：为了改变华中局势，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进行宿北战役，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这样，使两大野战军合并，更有利于指挥作战。
毛泽东收到粟裕的电报，非常高兴，对朱德说：“粟裕这个同志主意多嘛，你看他又给我们出点子了。”
陈毅和粟裕长期共事，关系融洽，这是人所共知的。当时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陈不离粟，粟不离陈。”充分说明了两人的密切关系。
当陈毅听说了这句话后，笑着说：“好嘛，当年在中央苏区，朱不离毛，毛不离朱，红军无往而不胜。今天我们也可以学学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样子嘛！”
在陈粟多年的合作中，陈毅高瞻远瞩，掌握全局：粟裕多谋善断，敢打必胜。陈毅对粟裕十分倚重，决心下定后，战役指挥就放手交给粟裕。粟裕对陈毅也十分尊敬，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先向陈毅请示。在后来华东野战军成立后，粟裕还称陈毅为“军长”。纵队报告战况和请示问题，粟裕答复后，问“军长有什么指示？”陈毅总是接过电话说：“粟裕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照办。”
在两大野战军集中行动后不久，毛泽东又来电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
那么，这一仗在哪里打呢？
陈毅主张山东野战军回鲁南，华中野战军留淮海作战，或者全军入鲁作战。因鲁南之敌已进占峄县、枣庄，威逼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对于陈毅的建议，粟裕有不同意见，上报军委后，军委也对此提出了疑问。
粟裕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好的，但似应在入鲁之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
最后经过陈毅、粟裕等进一步的慎重研究，统一了思想，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将此意见立即报告了军委。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指出：“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夏电商贻误战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实际上，当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靠拢后，陈毅就向军委提出：“华野、山野统一指挥”，“在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粟裕即向中央表示：“我长期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十分尊敬和敬佩，在他领导下心情很舒畅。现在中央、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我决心竭尽全力地挑起这副担子，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使陈毅同志用更多的精力抓全局。”
江苏宿迁以北的五华顶，本是一片普通的山林野地，1946年12月中旬，却成了华东我军统帅们的司令部。正是在这里，陈毅、粟裕指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宿北战役。
想打敌人，敌人偏偏就找上门来。
10月底，蒋介石拟定了一个以12个整编师分4路大规模进攻苏北、鲁南的作战计划，其部署是：
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协同整编第六十九师共6个半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从宿迁向新安镇、沭阳进攻。
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协同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七军共7个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从淮阴、淮安向涟水进攻。
以第一绥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整编第六十五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等6个旅，由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
以第三绥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冯治安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二十六、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共9个旅，由台儿庄、枣庄、峄具向临沂、郯城进攻。
12月上旬，陈毅提出集中兵力歼灭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正在盐城指挥作战的粟裕表示同意。并于12日赶到五华顶山指挥所，协助陈毅指挥作战。
“祝贺你，胡师长，但现在暂时不要报告委座，到整个战役打完了再报不迟，你现在守住你的阵地，配合六十九师作战，明白吗？胡师长。”
“明白，我会把握的。”胡琏放下电话后，立即转脸对他的副官说：“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不得随意进攻。”
敌整编六十九师在下午进占人和圩、安仁集、邵店之后，部队继续向峰山镇、峰山进攻。该师师长戴之奇即刻给吴奇伟打电话，说他的部队正向峰山进攻。
吴奇伟说道：“戴师长，祝贺你，你是第一个在宿北战役上为党国立功的，等仗打完了，我一定在委座面前为你靖功。”
“是，吴主任。兄弟绝不负栽培。”
粟裕针对敌人的态势，将我方部队重新作了部署，但在我军尚来到达指定位置时，敌人已抢先一步，占领了阵地。
已得到蒋介石嘉许的戴之奇，坐在吉普车内随部队行进，并不时地从车里探出头来喊道：“弟兄们，加快速度，谁第一个踏上峰山，官升三级，奖赏5万元。”
根据粟裕的部署，我第一纵队叶飞部、第八师何以祥部按计划于
15日早上8点，敌整编六十九师预备第三旅进犯至我五华顶阵地前沿，九纵司令张震说：“先不要打，让敌人往里进。让戴之奇这条疯狗扑进来倒地之后，我们再卡住他的脖子，狠狠地打。”
戴之奇所部前进无阻，戴为之兴奋异常，给从另一路进犯我军的胡琏打电话：“胡师长，你那里怎么样？我的三旅已经占领五华顶了！”
胡琏也得意地说：“戴师长，我师弟兄现正呈扇面形状，向共军出击，共军溃不成军，已被我各个击破。戴师长，你再不抓紧，这军功我可一人包了。”
戴之奇急忙答道：“胡兄，别呀，给兄弟留个机会，不然，让我如何向委座交待啊！”
戴之奇挂上电话后，立刻命令部队发起更凶猛的进攻。
张震仍没有让部队还击敌人，因为他认为敌人还未发现我军主力的行踪，而且敌人的这种冒进恰恰有利于我军割裂其战斗队形，各个予以歼灭。
戴之奇求功心切，想不到我军设好的陷饼正等着他往里面跳。
16日晨，冬雾弥漫大地。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
此时，陈毅果断地向我军指战员发出命令：“同志们！全歼敌军整编六十九师的时机到了！我命令：第八师围歼晓店子的守敌预备第三旅；第一纵全力反攻，割断敌六十九师和敌十一师的联系，第二纵向高圩、李圩出击！”
当晚，第一纵在叶飞、何克希带领下，果断勇猛地插入敌之纵深，占领了高家洼、傅家湖一线；一部插入晓店子以南，占领三台山，切断了敌整编六十九师的退路，并形成了与敌十一师正面交锋的态势。第七师在谭希林、曾希圣的带领下，与第九纵张震部密切配合，趁邵店之敌四十一旅西窜之机，切断了该旅与其师部的联系。
此刻，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九师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的戴之奇已失去昨日的骄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吴奇伟和胡琏呼救。
戴之奇从16日晚一直呼救到次日晨，吴奇伟、胡琏也没有给他派来一兵一卒。他感到了生命的绝望。
经过激战，敌峰山阵地终于被我军攻克。
戴之奇不甘心要点的失守，很快命令部队约两团的兵力，由东北、东南两个方向，朝峰山发起箝攻，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
我军守山部队打得勇猛顽强。敌人大炮轰，飞机炸，把山顶笼罩在一片烟火之中。敌人轮番向山上猛扑，都被我军击退。
我军奇取峰山之后，即使驻守在晓店子的敌预三旅阵地裸露在我军的前沿。我八师当即命二十二团向晓店子发起攻击。守敌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不足半天，该处守敌被全歼。
敌预三旅在晓店子被歼，使戴之奇的六十九师又失去一翼，只好死守待援。奉命援救的敌十一师，则被我阻于六塘河岸而寸步难行。最后，胡琏见增援无望，又担心被我军吃掉，只好缩回宿迁去。18日晨，蒋介石又亲自给胡琏打电话，令其再次出兵救援。8时15分，敌整编十一师再次全力北援，又被我一纵和八师各一部击溃。此时，戴之奇见增援无望，命副师长饶少伟率六十旅突围，结果被全歼。
戴之奇在最后无望之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成仁书”，自毙其命。
19日上午，困守苗庄的敌第四十一旅分两股向南北突围，除300余人逃跑外，全被我军歼灭。至此，敌整编六十九师全军覆没。宿北一役共歼敌2．1万余人。
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华东战局的发展。在宿北大捷的前一天，即
“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等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陈毅、粟裕从战场实际出发，对于第二步作战，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出击淮北，逼近徐州，以调动敌人并寻机歼灭之；二是继续留在苏北与敌周旋，求歼有可能孤军冒进的张灵甫之整编第七十四师；三是按军委意图回师鲁南，歼灭鲁南较弱的敌五十九师。
最后决定实行第三个方案，并上报中央军委。
24日，毛泽东接到陈粟的电报后，认为打五十九师不妥，回电要求：“似应集中25个团左右的兵力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25日，毛泽东再次来电，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应打二十六师3个旅为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五十九师，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毅、粟裕决定集中27个主力团打敌整编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共6个团，兵力对比为4．5比1，战役发起时间定为
作战方案制订以后，部队开始行动。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率司令部人员星夜北返临沂。粟裕与华野战将叶飞、陶勇、王建安、郭化若等人一起，组织部队夜行晓宿，秘密兼程北上。
12月底，气候已是非常寒冷。此时敌整编二十六师正一字长蛇阵配置在沿峰县到卞庄的公路两侧长达30公里的狭长地区内。峰县东南有个村庄，叫马家庄，二十六师师部就驻扎在这里。因为部署分散，用坦克巡逻来完善防御体系。
1947年元旦，陈毅对粟裕说，“蒋介石派军队侵占我解放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搞得人民流离夫所，苦不堪言。现在倒好，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回到峄县过快活年去了。老子偏不让你过。”
粟裕接着说：“各部队已按作战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可以准时向敌人发起攻击。”
由于过年，敌人疏于戒备，受到我军攻击，立刻陷入猝不及防的混战状态。敌师长在城里看戏未归，部队无人指挥，一经接战，便溃不成军。
激战到3日晨，右路纵队主力以勇猛动作攻占了平山、石城崮、北大窑、凤凰山、白岩、石龙山等要点，歼敌第四十四旅一部，并击退了由马家庄向尚岩增援的坦克；第十师一部攻占了四马寨，占领了付山口及其南北的高地，切断了敌人向峄县、枣庄的退路；第八师一部攻占了曹家庄，分割了敌第四十四旅和第一六九旅的联系。左路纵队之第一纵队肃清了卞庄外围之敌，攻占了塔山一九二高地，将敌五○五团压缩于卞庄地区；第一师进到鲁防、桥梁一线，歼灭敌人一部，割断了敌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三十二军的联系。至此，我左、右纵队达到了对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的战役合围，并部分地实现了战术分割，为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
3日下午3时，华野司令部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朱参谋接罢电话向正在下围棋的陈毅司令员报告：“敌人有收缩的态势还没有等朱参谋把话说完，陈毅就说道：“料定有这么一着。我们就利用它收缩的机会，下命令展开全面进攻。还有，叫通八师王吉文副师长的电话，要他动作快一点攻占马家庄，把敌人的师部打掉。”
下棋的对手在听陈司令员发话，手拿着棋子没有放下，陈毅瞅了对手一眼：“举棋不定，必失一着。”说着，将黑子“啪”一放，把对方的口给封住了。
3日夜，天空乌云密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乘夜偷偷收缩部署。
我军不失时机地展开全面进攻：右路纵队第八师以闪击态势攻占了马家庄，歼灭敌二十六师师部大部，使敌人失去了指挥；第九师主力和第四师十团攻克太子堂，全歼敌第四十四旅；滨海警备旅攻占杨家桥，歼敌一部；同时，鲁南特务团也占领了寨山、鹅山，我左路纵队之第一纵队攻克卞庄，并继续向向城、张家桥、常家渔沟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一部两次攻击吴庄。至此，敌整编二十六师已被大部歼灭，第一快速纵队完全陷于孤立，被我紧紧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狭小地区之内。
蒋军第一快速纵队，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美式装备武装的摩托化部队，是蒋家公子蒋纬国经营多年的“国军精华”，也是蒋介石的两张王牌之一。他的全部武器装备，包括坦克车、装甲车、榴弹炮以及其它各种轻重武器和弹药，都是来自美国。部队是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编制也是美国式的。部队人员的服装，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统统是美国货。这支部队的核心——战车第一团，开始干脆由美国的一个上校担任团长，后来由蒋纬国继任。这样的王牌，一张放在东北，一张就放在这里。
起初，快速纵队也确实快速了一阵子。它随二十六师从峄县向东进攻后，一路上相当顺利。这鲁南平原正是坦克、装甲车等机械化部队的用武之地。
他们曾开足了马力，得意地在平原上驰骋着，一个个的村庄，一道道的河流，一簇簇的树林……迅速地被抛在后边。几天以后，就先后拿下了白城、卞庄等许多村镇，到年底，则开进到马家庄一线。
但好景不长，在敌第二十六师被我军歼灭大部以后，这支快速部队的末日也快来临了。
至4日上午，敌二十六师基本被歼，第一快速纵队企图逃回峄县，但天公有意作难，由阴转雨，雨雪交加，道路泥泞，飞机不能来支援，坦克深陷泥潭。我军激战至下午3时，除7辆坦克逃回峄县外，其余悉数被歼。
马励武把逃回峄县的残兵败将召集在一起，发疯般地喊道：“都和我一块守城，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看谁敢后退半步！”言毕，啪啪啪对空连发3枪，第一个冲上城楼，欲与我军决一死战。
整个鲁南战役，我军歼敌整编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5．3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对于鲁南惨败，马励武在日记中记述道：“此诚余带兵以来对外对内作战损失最惨最痛之一战也！不仅是个人之不幸，实国家之大不幸也！悔之莫及！”在成为俘虏后，马励武懊恼地说：“当本师配属快速纵队东进时，可谓声势浩大，未料四日一战，即四面楚歌。”一些被俘的坦克兵也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与日军作战3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对我们也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败得这样惨。”
陈毅诗情满怀，每每大战胜利后，都要吟诗作赋，这次也不例外，他写道：
“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快速部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匪应垂泪。”
1947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整编全国军队决定的方针，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由这些地区和部队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
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6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6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含第七、第八、第九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含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第七纵队（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第八纵队（含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含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含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特种兵纵队，陈锐霆任司令员，张藩任政治委员。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改为第十一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旅和3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为第十二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和3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获秋任政治委员。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不包括第十一、第十二纵队）。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战役后拟在临沂地区休整两周。但
苏北、鲁南连遭惨败，蒋介石认为薛岳指挥不力，遂派参谋总长陈诚前往徐州指挥。陈诚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个“南北两大兵团对进夹击临沂，歼灭陈毅主力于沂蒙山区”的作战方案。
南线以8个整编师组成主力突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从徐州地区向北推进，直取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北线以7个师组成辅助突击兵团，由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从济南以东地区向南推进，直扑菜芜、新泰、蒙阴。
陈诚严令各部：“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并要求各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制定的16字方针：“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从而“使共军无隙可乘，将共军挤死在夹缝里”。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华东野战军计划集中50个团的兵力，寻机歼灭南线之敌一部。但敌军齐头并进，步步紧逼，我难于分割敌人，创造战机。
粟裕十分焦急，整天待在地图前沉思。
中央关于心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使陈毅深受启发。他对粟裕说：“我有一个设想，既然南线敌人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何不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人重兵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可行。”
粟裕对陈毅的设想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然后高兴地对陈毅说：“军长，我觉得你的设想十分高明。敌人认定我必固守临沂。我军突然北上，定可出敌不意。这样，我既可置南线之敌强大兵团于无用武之地，避免不利决战，又可歼灭北线之敌一部，粉碎敌军南北夹击的企图。”
陈毅满意地说：“完全对头。”
粟裕又接着说：“打北线之敌的最大顾虑，是恐敌发现我军主力北上，向回收缩，使我军扑空。因此，最重要的是准确掌握敌情和战机，隐蔽我军意图，制造敌人错觉，迅速抓住李仙洲集团。我计划将韦国清二纵与何以祥三纵留在临沂，伪装主力，迷惑敌人。”
陈毅又连连点头：“对头，对头，我完全同意。”
为迷惑敌人，粟裕在给韦国清、何以祥布置任务时说：“你们要协同地方，大量征集门板、木料，在临沂及其以南采取宽大正面防御，构筑三线阵地，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节节阻击，与敌纠缠，造成我主力就在临沂附近的假相。”
粟裕还令充州附近的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船只，声言要与刘邓中原部队会合，造成我军主力西渡运河、黄河模样，使敌人难以判断我北上意图。
为了造成我军向南突击的假相，
郝鹏举原是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郝本人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反复无常，看风使舵，善搞政治投机。
郝鹏举为了表忠于蒋家王朝，竟枪杀了我军派到郝部的联络员朱克清。
陈毅闻讯，十分愤恨，严令韦国清，坚决拔掉这颗钉子。
经过一昼夜战斗，
郝鹏举被俘后，于
垂头丧气的郝鹏举被押了上来，他脸上曾有的凶顽之气已荡然无存。
郝鹏举一见陈毅，便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陈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