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江西腐殖酸厂家:刘亚楼、韩先楚、洪学智、吕正操、贺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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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解放军上将、共和国首任空军司令员
韩先楚-----胆大抗命的共和国上将
洪学智-----共和国上将、惟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传奇将军
吕正操----共和国上将、抗日名将
贺炳炎----“独臂将军”建奇功
刘亚楼
中国人解放军上将、原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1910 04.? - 1965 05.07），福建省武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战略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福建武平湘店人。1925年从武平县立中学转入福建省立第七中学（今长汀一中）读书。1926年底，回家乡被崇德小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聘为教员，从此接受革命思想，参加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8月，他被中共桃湘特支吸收为党员，参加小澜农民暴动后，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红校）学习。毕业后，历任红十二军第三纵队第一营第二连连长，第一营营长兼政委，红四军第12师第35团政委，红二师政委。参加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参与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取得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光辉战绩。
1936年12月刘亚楼任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1939年1月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军衔，此期间他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战术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将作战计划上交给苏联高层，获得苏方重视，被邀他加入苏联国籍，刘亚楼谢绝了；1946年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代号为103），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同年12月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先后参与指挥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提出四组一队战术；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指挥第四野战军14兵团解放天津。
1949年任解放军空军司令（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空军党委会常委、书记。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刘亚楼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亲自主持编写工作，历时5年，共编写完成条令教材306条。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被查出是肝癌，但他仍然坚持工作；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
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当刘亚楼准备随十四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面见毛泽东主席。
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这一作战计划。实现国家统一，也从此走上了曲折漫长的道路。
尽管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无限期推迟，但是出于国土防空的需要，尤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必须要有空中掩护。发展空军，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毛泽东对于发展空军下了决心，决心集中财力加快建设空军的步伐。毛泽东甚至亲自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后，让空军发展的步伐走在了海军的前边。
这让刘亚楼感到很大的压力，寝食不安。
解放初期，台湾蒋介石集团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和一些大中城市进行轰炸，严重影响着东南沿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毛泽东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在苏联访问期间，刘亚楼也去莫斯科参加会谈。
毛泽东紧握拳头，对刘亚楼说：“必须加强空中力量！”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对空军寄予很大的期望。
组建空军伊始，开办航校成为重中之重，刘亚楼不惜“顶撞”毛泽东；为了组建航空兵部队和培养航空兵部队所需要的中、高级飞行指挥干部，刘亚楼在列席七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和从陆军选调一批营、团干部入学学习飞行。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刘亚楼的这一举措，为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骨干。
党中央对空军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优先保证了开办航空学校的经费。中央军委也给航空学校配备了最好的政委。
刘亚楼还于
航校缺乏合适的政治委员人选，刘亚楼亲自向中央军委打报告，请求从陆军调6名优秀师级政工干部来航校任政委。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这些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合适的人来担任。”他还指示各野战军要提出三倍的名单供中央军委选定。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在军队历史上是罕见的。
航校没有政治理论教员，刘亚楼自有办法，他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起草报告，建议从北京各学校（比如马列学院、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等）指定调选18到24名政治教员给6个航校。
毛泽东看了报告，第二天就指示：“同意这样调人，请安子文、陆定一、刘亚楼三人会议一次，决定调人办法，由安子文召集。”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到批示后，很吃惊。他问刘亚楼：“怎么这个事也惊动到主席那里！”
刘亚楼半开玩笑地回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不了嘛。”
在航校如期开学后，鉴于俄文翻译缺乏导致苏联专家讲课学员无法听懂，刘亚楼很快从全国物色了一批翻译人才，将他们补充到航校中。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爱惜人才，专门要求：“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
毛泽东听说后有点不高兴，在一次见面后问起刘亚楼。刘亚楼申辩道：“我这是坚持科学。”
毛泽东不悦地说：“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
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此后，毛泽东不理刘亚楼数月。刘亚楼无奈，只有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通融。
“林罗刘谭”
刘亚楼锋芒必露。每次东北野战军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电报，总以“林罗刘”或者“林罗刘谭”名义发出；其实一开始，是以“林罗谭刘”名义发出的，主要原因是谭政是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刘亚楼知道后，很不高兴。他说：“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
“一个刘亚楼顶三个参谋长”
１９４６年春，鉴于四平保卫战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刘亚楼和林彪家事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１０３（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１０１（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
“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 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空军司令和女飞行员
1950年5月，航校第一批飞行学员顺利毕业；随着空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刘亚楼意识到，单一的航校层次的训练已经不能适应空军的需求，建立空军院校势在必行。从1954年起，在刘亚楼的领导下，空军建立了10多所院校。
这时，正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主席走出办公室，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女飞行员的蓝天飞行。
刘亚楼还带着她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非常高兴。
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把她们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
1956年7月，名不见经传的空军第五航空预备学校来了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姑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空军要在这里培训140名女飞行员。一次培养这么多女航空员对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空前的。
这140名姑娘，是当年应届高中毕业女生中的精英。她们中有不少是已经接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才生，有的甚至还是当年的留苏预备生。一名女飞行员在回忆录中写道：预校不是天堂，而是“炼狱”。这些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进入预校磨炼，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预备生，进入航校学习飞行。
1957年2月，第二批116名女飞行员以优秀的成绩从航空预备学校毕业。刘亚楼接见她们时说：“新中国已培养出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她们都成器了，正在为航空事业做贡献。你们要很好地向她们学习。我代表空军党委要求你们，像第一批女飞行员那样，5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
1961年秋季，刘亚楼接见第一、二批女飞行员时，特别对第二批女飞行员说：“你们现在都飞出来了，都成器了。我现在代表空军党委宣布，你们可以恋爱结婚了……”1967年，第三批女飞行员经过培训有50多名女飞行员正式编入广空某航空兵师。
“第四不是第一”
在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上，刘亚楼煞费苦心，取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而不是“第一”
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
刘亚楼对于空降兵非常重视，解放台湾等岛屿时，空降兵可以出其不意地对敌进行打击，产生“神兵天降”的效果。
刘亚楼接着又主持组建了第二支空降兵部队空军驱逐第三旅。从1949年7月到1950年11月，空军在刘亚楼等人的具体领导下，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空军入朝参战
空军入朝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毛泽东则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当时，美国空军不仅飞机数量多，质量好，而且许多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而我们呢？仅有米格15飞机54架，飞行员58名，只飞行了22个小时，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啊！
刘亚楼认为，如果将这样弱小的空军部队贸然投入战斗，同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手，后果难以预料……
刘亚楼强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从空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在正式参战前，先以小部队在苏联友军的带领和掩护下，轮流进行空战演习，从小仗打起，然后再逐渐扩大规模。”
刘亚楼的这一设想，经进一步系统化，归纳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十二字的方针。
毛泽东于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此时，中央和毛泽东对使用空军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国与苏联也有分歧，苏方对我们的方针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争执。一次是在北京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家中。
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空军就这么一点力量，损失掉就很难发展起来。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还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关于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人选，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亲自点名要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
刘亚楼很明确地告诉刘震：“调你去东北军区空军工作，就是为了组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将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已有思想准备：“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刘震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15岁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曾任团政委，21岁时就担任了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团政委、团长、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刘震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司令员、39军军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法宪将刘震往死里整，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当刘震重新出来工作，而吴法宪被判刑后，刘震却以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襟，为吴法宪说了公道话。
有位二纵的同志，在“文革”期间受了吴法宪的迫害后，就说吴法宪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严肃地对他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二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后，后来又组成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员。
1954年后，刘震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共和国首次授衔，空军出了两位上将，即刘亚楼和刘震。刘震后来还兼任空军学院院长，成为刘亚楼的得力助手。
入朝初战，志愿军空军就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临行前，望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为了准备入朝作战，刘亚楼还加紧组建新空军部队。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共组建了10个歼击师，2个强击师，2个轰炸师和1个运输师，大大加强了人民空军的力量。
对于志愿军空军来说，初战取胜对于树立信心和积累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刘亚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初战任务交给实力最强的空四师。
刘亚楼向空四师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等领导反复强调第一仗的影响：要“慎重初战”。“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在
刘亚楼指示空四师师长方子翼要每个参战的飞行员都要写出心得体验，且还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1951年7月美空军发起“绞杀战”后，刘亚楼指示志愿军空军从9月起，以师为单位轮番参战，以老带新，陆续参战，以掩护我铁路运输线。
在
在9月26、27日的两次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和苏军空军联合出动，使美空军“绞杀战”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他们不得不承认“清川江以北已成为米格飞机的天下”，中国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路线的活动”。
刘亚楼将战报上报中央军委后，毛泽东极为高兴，写下“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的批语，给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无疑更坚定了毛泽东要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毛泽东为志愿军空军的出色战果感到振奋，他扬着胳膊高兴地说：“空军的首战胜利，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
“亚楼同志，你们空军没有完全执行主席的命令哟！”周恩来将双手抱在胸前，意味深长地对刘亚楼笑道。
在场的人怔住了，不解地望着周恩来。“主席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一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的两个指示，空军如实遵照执行了，只是后一句话，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周恩来风趣的话语引出了满堂笑声。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毛泽东亲临空军司令部的翌日，空军党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到5月，加打一番的作战部署形成。
接着，在10月的六次空战中，空四师共击落敌机20架，击伤10架。
敌人不得不承认：我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陷入危险境地”。
在空四师取得重大战绩后，刘亚楼让其回二线休整，调空三师参战。
刘亚楼很高兴，亲自宴请参战指战员。“你们真给我长脸啊。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刘亚楼还亲自参加空三师的战后总结会，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从此，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江之间所谓的“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封锁。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
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也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随后，遵照毛泽东锻炼部队的指示，刘亚楼调空十五师、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相继赴朝参战。到1952年1月为止，仅空三师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我方被击落16架，击伤7架，创造了骄人的战绩。仅大队长王海和僚机焦景文两人，就击落击伤美机9架。
刘亚楼将空三师的战果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兴奋异常，
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共有9个师18个团按计划进行了轮战锻炼，出战（共计）中计有85批1602架次进行空战，击落敌机123架，击伤敌机41架，我机被敌击落84架，击伤28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刘亚楼大胆果断地下定决心，积极正确地实施指挥分不开的。
1952年12月，志愿军空军灵活运用“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作战26天，击落美机37架，击伤7架；而我方被击落战机12架，击伤1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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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时，曾高举酒杯十分动情地说：“有了空军就好，空军万岁。”
刘亚楼曾经多次讲过：“我最讨厌那种房子越住越想宽敞，汽车越坐越讲豪华，家具越换越求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专门在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
1955年9月，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党的“八大”上，刘亚楼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换轿车风波
1959年9月后，刘亚楼还兼任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有关部门按规定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轿车。刘亚楼谢绝了，说：“我现在坐的‘吉姆’车已经很好啦，没有必要再换‘大红旗’。在待遇问题上，一定要低标准。”
当刘亚楼不久去杭州开会时，他的“吉姆”车大修，他回京后还未修好。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便从国防部给他换了辆“大红旗”。
下飞机后，刘亚楼看到后非常生气，批评办公室主任说：“我的车送厂大修了，你们可以从空司汽车队派别的车辆嘛，我认为没车不是理由。”“你擅自要车是错误的。你一点也不爱护首长。你以为你给我要来一辆‘大红旗’，我就应该表扬你是吧？不，你错了，我要批评你。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你想过没有？一个领导者应该带出一种什么作风？你是个老同志，对这件事我早有交代，你不该如此轻率地处理。”
刘亚楼曾经多次讲过：“我最讨厌那种房子越住越想宽敞，汽车越坐越讲豪华，家具越换越求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专门在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
刘亚楼对这位办公室主任说：“这个车是你要来的，你就坐着回去吧！你从哪里要来的就请你送回到哪里去。今天我要搭乘别人的车。”
说罢，刘亚楼坐上了同机回来的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的车回去了。
击落“黑小姐”
1957年后，国民党空军利用改装后的B17飞机，在夜间低空袭扰大陆纵深地区。这种飞机比较先进，可以侦察到地面雷达，窃听到对方的指挥通话，续航时间可达17个小时，而我空军无法在夜间进行低空作战。1957年我空军部队出动69次进行拦截，无一次成功。
当晚，周恩来正乘飞机从外地返回北京。周恩来一下飞机，就让人告诉刘亚楼：应用一切办法将蒋机击落。
毛、周的指示，给刘亚楼以很大的压力。他马上组织空军部队对战备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进截击机的雷达性能，加强组织指挥，让各部队以最优秀的人组成“一号班子”，提高拦截能力。
刘亚楼的这些措施初见成效，1958年，空十八师等部队已经在夜间几次发现敌B17飞机。1959年5月，在一次空军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刘亚楼要求：“无论如何要在国庆节前打下一两架敌机！”
5月29日夜，一架国民党B17飞机窜入广东西部，空十八师截击机中队长蒋哲伦迎战，地面指挥员命令他通过改换无线电频道，使敌机无法侦察到。在领航员的精确引导下，蒋哲伦击落敌机，机上国民党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刘亚楼极为高兴，命令参战人员到大连，向参加空军集训的师以上干部介绍经验。
此后，国民党空军一连9个月未敢夜间出动。
1960年2月以后，国民党空军改为使用由美国海军反潜巡逻机改装而成的功能更为先进的P2V型飞机袭扰大陆纵深。为对付P2V型飞机，刘亚楼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以加强雷达兵部队的侦察能力最为明显。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民党空军还使用美国RB57D和U-2等高空侦察机对大陆进行战略侦察。由于这两种飞机的飞行高度在
为对付这两种飞机，1958年10月，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成立。在1959年国庆节前夕，地空导弹部队首次担负首都防空作战任务，刘亚楼千叮咛万嘱咐，以保证万无一失。
刘亚楼果断下令使用地空导弹发射，并准确命中目标。RB57D飞机被击中，飞行员王英钦丧命。
这也是世界防空史上首次使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
在RB57D飞机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不敢再到大陆进行高空侦察。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U-2飞机曾不可一世，美军叫嚣无人能打，连苏联也对其无可奈何。孰料中国的领空，却成了它们的死亡之海
1962年1月起，国民党空军改用U-2高空侦察机对大陆进行侦察，远达西北核试验基地上空。此时中国正快马加鞭研制“两弹”，美国亟待了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展情况，技术一流的B17侦察机、RB57D高空侦察机、P2V低空侦察机先后被我空军击毁后，便利用台湾空军飞行员驾驶性能更优越的U-2飞机，深入大陆内地侦察照相，搜集情报。
这个黑色幽灵曾光顾过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为美国当局搜集情报立下汗马功劳。因为它拍下了苏联在古巴兴建中程弹道导弹基地的照片，使苏联在政治上陷入窘境，被迫全部拆除24枚中程地对地导弹。1960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差一点为U-2间谍飞机事件打起来，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
1960年，台湾当局从美国手里接收了U-2飞机，挑选飞行员编成“第35气象侦察中队”。该中队隶属于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构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因其队徽是红色底漆加1个黑猫头，所以被称为“黑猫中队”。
在当时解放军的防空兵器中，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U-2飞机。而能掌握此种尖端武器的，只有区区5个导弹营。
在北京“守株待兔”几次未果后，刘亚楼同他的作战班子识破了敌人的新花招，改变了既有战法，选择新的作战地点，只留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守卫北京，其余的营在U-2经常活动的航路上机动设伏。敌U-2侦察机的活动范围远达整个大陆，刘亚楼强调必须实行机动伏击，采取“一锤子买卖”的作战方法。
刘亚楼定了一个密计，决定变“守株待兔”为“引蛇出洞”，或称“引鱼上钩”。
果然，第二天，国民党空军出动一架U–2飞机，由福州沿鹰厦铁路北上。
刘亚楼果断下令将其打下来。8时32分，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以3枚导弹将敌U–2飞机击毁，中校飞行员陈怀殒命。
首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是刘亚楼采取地空导弹部队开展机动作战所取得的第一个战果。这是中国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打下U-2飞机。
周恩来闻讯后兴奋异常，亲自给地空导弹二营打电话祝贺。这时正好
可是厨师告诉总理没有什么好菜。周恩来听后说道：“不要紧，我们就到北京饭店去高兴高兴吧！”
到了北京饭店，周恩来问大家想吃什么菜，贺龙说：“我们就狗肉喝茅台吧！”陈毅十分赞成这个提议，他早就想解解馋啦！就这样，边议边喝边吃。陈毅吃得汗流浃背，满脸红光。贺龙不时抚摸着他的胡子，大口地喝茅台酒，大块地夹着狗肉往嘴里送。张茜却是既高兴又少言语，也许是有什么心事吧……
“哎唷！”陈毅突然惊叫起来，接着就说道：“张茜啊，你踩得我的脚好疼哟！”
周恩来忙问陈毅：“发生了什么事？”
陈毅转身对着张茜笑道：“今天击落黑小姐，总理高兴得用工资请我们喝茅台吃狗肉，还给我们斟酒，你说能不喝一个痛快吗？这回你就开开绿灯吧，不要老是踩我的脚嘛！”张茜对陈毅一向还是很宽容的，可是今天张茜看陈毅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怕他贪杯影响身体，更担心在总理面前失态，桌面上又不好打招呼，怕扫大家的兴趣，只好在桌底下暗做手脚，给陈毅以踩脚警告。谁知性情豪爽的陈老总喝得痛快，却把秘密公诸于众。
此话一出，乐得在场的个个捧腹大笑，周恩来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张茜羞得两颊绯红，连说：“火车进站，就你吼得凶。”无可奈何的她只好跟着大笑起来。
1963年10月，刘亚楼命令地空导弹部队转移到浙江、江西交界的地区潜伏。
刘亚楼对手下的这位爱将说：“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打下一架敌机，这不仅是振国威扬军威的大事，也是振奋我们空军士气的大事！如果李南屏的U-2出动，你能把它打下来，那就更好了，才算真有本事！”
李南屏何许人也，值得刘亚楼如此高看？
李南屏曾驾驶U-2飞机多次深入大陆侦察，其中一次进入地空导弹火网，他及时按下“12号系统”的警示，逃脱了攻击。为此，他受到蒋介石召见，并被授予“英雄”称号。自U-2被击落，国民党飞行员几乎皆成惊弓之鸟，对到大陆“出任务”谈虎色变。惟有多次受蒋介石接见、名叫李南屏的“双料英雄”、“空中飞虎”，竟在人前狂妄夸口：“共军有飞弹，我偏要到他们的飞弹阵地上空去闯，它打不着我！”
刘亚楼记住了这个李南屏。
从11时30分起，北起上海，南至广州，3架敌机，两高一低，时而入陆，时而出海。岳振华审时度势，三易决心，准确判断。部属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临阵不乱。
12时25分，李南屏飞机在汕头以南海面上空绕半圈后，直飞漳州。雷达稳稳地抓住目标，先使用“反电子预警1号”。12时36分，敌U-2飞机距阵地
人们从漳州东南
台湾桃园指挥所一直监控着李南屏的行踪，突然从无线电中听到李南屏连呼三声“12号高频亮起！”之后杳无音信。台湾方面自知情况不妙，当天就出动大批舰船、飞机，四处寻找。
击毙有国民党“空中飞虎”之称的中校飞行员李南屏，刘亚楼欣喜异常，亲自赶到漳州向二营官兵祝贺。
这次二营再次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后，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地方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
刘亚楼当众夺过话筒，怒斥道：“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众人皆惊。
毛泽东曾当面提醒过刘亚楼：“刘亚楼哇，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
刘亚楼还就这次击落台湾国民党一架U-2高空侦察机及击毙国民党王牌飞行员李南屏的胜利，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
毛泽东在刘亚楼的报告上批示道：“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贺！”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刘亚楼再次带着二营全体指战员晋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毛泽东兴致勃勃，风趣地对刘亚楼说：“为什么你不让别的部队去打仗，都锻炼一下嘛！美蒋就那么几架U-2飞机，你作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针对U-2飞机“13号系统”的功能，刘亚楼指示空军研制“反电子预警2号”。地空导弹各营针对U-2飞机夜间活动规律和特点，进行了多次演练。
出发前队长告诉他：这架飞机上装着美国先进的反地空导弹的电子预警装置，你只要按动一个电钮，就放出强烈的电子干扰，使导弹偏离正确轨道。所以他充满了安全感。
19时56分，飞机从山东海阳入陆，高度
当张立义飞机接近包头、准备使用红外相机照相时，一营使用“反电子预警2号”，使U-2飞机上的“12号系统”完全失灵。紧接着3发导弹升空。张立义来不及使用“13号系统”，飞机就被导弹击毁。张立义糊里糊涂地跳伞被擒。这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夜间击落U-2飞机。这次战斗缴获了一整套装在机上的“13号系统”电子干扰装置。
至此，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用现代化的兵器，开展游击战，击落了敌5架U-2高空间谍飞机。
毛泽东乘坐飞机的轶事
建国初期，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外出，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羡慕之余，心里也痒痒的。1956年4月的一个夜里，刘亚楼突然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去广州，叫刘亚楼准备好飞机。
刘亚楼知道中央不让毛泽东坐飞机的不成文规定，便以人民空军组建不久，驾驶员水平不高，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待为由，坚决不同意。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要坐飞机。
刘亚楼不好拒绝，立刻禀报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见毛泽东态度很坚决，也不好反对，就亲自安排，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最优秀的驾驶员，各个环节严格操作，确保飞行安全。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型的运输机。刘亚楼考虑到里2型飞机飞行了五六年，稳定性比较好，最后确定使用里2型飞机。
刘亚楼又从众多飞行员人选中挑出胡萍。胡萍在陆军当过团长，到空军后任飞行团团长，曾多次担任过接送中央首长的任务，驾驶技术好。
刘亚楼情绪激昂：“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
站在他面前的机组人员不过6个人，但刘亚楼依旧声音洪亮，似乎面对的是千军万马。
“中央的同志曾考虑请毛主席坐外国的飞机，请外国人来我们中国的天上飞，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主席说了：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是要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但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也非常的重大。你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本事，尽最大的力量，用最高的责任心，保证完成好这次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
刘亚楼讲完话，便径直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彼此未来得及表达内心的感情，就跟在他的后面到了机舱里。对飞机上所有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以后，刘亚楼还是不放心，他再次嘱咐道：“这可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你们千万要谨慎小心，冷静沉着，不要紧张。”
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首先仰头观望飞机。刘亚楼马上跑到前面，向他报告这架飞机的基本情况。
“主席，这是一架苏联制造的里2型飞机，这种飞机安全性很好，起飞、平飞都比较稳。这架飞机机号是8205号，已经飞行5年多了。飞行状况很好。主席，请您上飞机吧。”
毛泽东走到机组人员前，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很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
“主席，飞机经过试飞、检查都良好，航线上一律都是晴空，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呢？”刘亚楼再次请主席上飞机。
毛泽东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再次把飞机巡视了一遍，然后大步走向飞机。
“我们就坐在这里上天去，那就飞吧！”毛泽东满面春风，下达了开飞的“命令”。
目睹蓝天白云，毛泽东毫无倦意，不时问刘亚楼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多少时间？飞专机的飞行员与飞战斗机的飞行员有什么不同？等等。刘亚楼边用手比划，边向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
由于空中气流的涌动，飞机偶尔略有颠簸，搞得人们都很紧张。刘亚楼等马上走上来劝主席上床休息一下。毛泽东摇摇头，风趣地说：“没关系，你没感觉到小孩坐摇篮的味道么？”这一玩笑，顿时使大家感到轻松了许多。
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武昌南湖机场。步出机舱，毛泽东对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当天下午，专机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已是下午6时。
中午12点多钟，何廷一乘飞机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领导乘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三架飞机，三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班。
当飞到河北上空时，何廷一非常震惊，只见西面和北面电闪雷鸣，雷雨云层可达1.
天气恶化，情况突变，在北京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
机场上有几位迎接毛泽东的有关人员，他们开始还相互交谈，兴趣盎然，有的悠闲地开着玩笑。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人群逐渐沉静，空气都似乎凝固了。他们之中有的不停顿地抬腕看表，有的双目茫然地遥望南面的天际，有的搓着双手来回踱步。
当何廷一的飞机穿出云层降落后，刘亚楼急忙向他询问情况。获悉气象情况后，刘亚楼吓出了一身冷汗。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指挥员蔡演威更是急得大汗淋漓，他对着无线电话筒喊哑了嗓子，也没听到空中飞机的一丝回音。
刘亚楼急了，对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他们在焦急中熬过了近一个小时。终于，第二架和第三架飞机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平稳地降落机场。
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担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担任塔台指挥员的蔡演威对机组人员哭诉道：“你们可救了我一条命。”
“怎么回事？”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守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始终听不见你们回答。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通，我枪毙了你！’司令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我要是死了，也冤呀。”
蔡演威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飞机遇险，毛泽东一点也不紧张，还对刘亚楼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可揭穿你的鬼把戏喽！”
刘亚楼与空政文工团
刘亚楼多才多艺，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长以弹壳吹奏各种歌曲，如《我是一个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刘亚楼在当空军司令员后，对部队文艺工作非常重视。刘亚楼说：空军除了有一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应建立一支有几百人的文艺队伍。在刘亚楼的直接关怀下，
1958年8月，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撤销，空军党委将全空军文工团的主力集中到空军，组建空军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队伍达500多人。
1960年冬，刘亚楼随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访问朝鲜期间，看到朝鲜方面由3000多人演出的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很受震动。回国经沈阳途中，沈阳军区文工团在晚会上演出了4首革命歌曲。
回国后，刘亚楼把空政文工总团的领导找来，提出要以革命歌曲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总团党委为落实刘亚楼的指示，经研究决定搞一台大型歌舞剧，把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广为传唱的历史歌曲按时间顺序配以舞蹈。在他们排练过程中，刘亚楼经常到现场指导。刘亚楼还请了一些老同志来指导排练。总政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王常德，老红军、杨
1961年“八一”建军节时，《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公演，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十送红军》很快在全国广为传唱。
刘亚楼对于空军第一代女飞行员非常重视，指示空政话剧团要拍一部反映女飞行员的话剧。刘亚楼把空政几位创作员叫到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室，问他们：“这是个碉堡，你们敢不敢攻？”他们回答：“敢攻！”
刘亚楼说：“好，大力支持，有求必应！”刘亚楼亲自修改他们的提纲。排演后，刘亚楼每天都要了解他们的排演情况。
对于歌剧《江姐》，刘亚楼倾注了更大的心血。刘亚楼亲自抓主题曲《红梅赞》的创作和修改，经20多次才定稿。对于《江姐》，刘亚楼提出了52次修改意见。
1964年9月起，空政的大型歌剧《江姐》在首都公演，一连演了20多场，场场爆满。
毛泽东对于《江姐》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第二天接见空政文工总团的同志时说：“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编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此后《江姐》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第二天，正在南京主持一个会议的刘亚楼派专机将《江姐》剧组的编创人员和主要演员接到南京，表示祝贺。
刘亚楼显得非常开心，他对南京军区空军的领导同志说：“你知道他们是谁？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江姐》！我代表空军党委，向大家敬酒！把戏搞得更好，不要翘尾巴……”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体检，医院认为他病情严重，怀疑肝癌。中央军委当即决定让刘亚楼停止工作住院治疗。但此时的刘亚楼哪里顾得了那么多，美国的无人侦察机不断入侵中国进行骚扰，几次出动飞机拦截，均未成功。
医疗小组将刘亚楼的病情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震惊了，毕竟刘亚楼还很年轻啊。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条件好到哪治！要全力以赴。”周恩来还特别指示：“暂不要将亚楼同志患肝癌之事向外透露，对家属尤其保密。”
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
叫板赫鲁晓夫 刘亚楼上将赴苏谈判记
叫板赫鲁晓夫，引进米格-21——刘亚楼上将赴苏谈判记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刚刚起步的新中国航空工业陷入了困境之中。但不久，赫鲁晓夫突然给毛泽东写来求和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上将受命赴苏联谈判。他有理有节，不辱使命，终于成功地引进了当时中国空军急需的米格-21制造技术。
赫鲁晓夫写求和信,刘亚楼赴苏谈判
赫鲁晓夫这一手，无非是想重用当年压服欧洲一些国家的手法来压服中国，迫使中国服服帖帖听从他的摆布。但是,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以求和的口吻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继续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
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作出了惊人的抉择。在杭州一边疗养一边主持空军条令和教材编写的刘亚楼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面授机宜,确定平等互利原则
临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刘亚楼，交代工作。
去年6月，就在赫鲁晓夫突然决定撤回苏联专家之时，周恩来特地委托刘亚楼，紧急会见尚在青岛度假的国防部专家组长巴托夫大将，以便当面了解他对赫鲁晓夫决定撤回军事专家的反应。刘亚楼对巴托夫大将说：赫鲁晓夫同志下令要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并说这是专家们的一致要求，理由是我方对专家不友好，封锁消息，让他们无法工作等等，您作为专家组长，听到过专家们的具体意见没有，希望能公开提出批评。
巴托夫郑重其事地说：我和中国朋友相处，关系是融洽的，没有什么隔阂，我个人从未感到有什么不尊重，不友好，这些现象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至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决定究竟是对是错，我个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历史的教训应该吸取，斯大林当年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就过火了，不冷静，犯了大错，造成长期无法愈合的伤口，损失很大，再说，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更应慎重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要保留的。
刘亚楼通过这次约见，不仅摸清了专家组长的态度，还从中了解到大多数苏联军事专家对中国的友好，为中共中央进一步戳穿赫鲁晓夫的险恶用心提供了依据。
这次，周恩来与刘亚楼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后，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专家，尽量把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让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将军雷霆震怒，批驳陪同“克格勃”
3月，刘亚楼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为了预防克格勃无处不在的监视、窃听，代表团比较重要的会议都放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召开。那里有一房间，屋内装有干扰设备，打开机器，四壁能连续发出“嘟嘟“声，遥控的窃听器就无法听清房间的谈话内容。
刘亚楼提出参观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情况。苏方经考虑，同意代表团到该飞机的制造厂参观3天。
临出发前，刘亚楼再三交待：以前苏联禁止我们参观那个飞机制造厂，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把我们请来的，来之不易哟。每个车间、每道工序、每条生产线我们都要认真考察、询问，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大家要清楚，过不久我们也将生产制造米格-21。
一天紧张的参观结束了，代表团被请进会议室小憩。当工厂为代表团准备安排住处时，陪同参观的德沃连钦科神态冷漠地说：不用了，中国同志今晚必须乘火车返回莫斯科。
会议室的气氛紧张起来，刘亚楼用俄语冷冷地问：你们答应让我们参观3天，现在刚看完一天，脑子里还有好些问题需要和工厂谈谈，可你今天就让我们回去，这是什么意思？
德沃连钦科蓝幽幽的眼睛透出一股冷峻、倨傲的目光：根据苏联法律规定，外国人未带护照不得在莫斯科以外城市住宿，必须当天返回去!
刘亚楼腾地从沙发上直起身子，声音十分激动、愤懑：我们是赫鲁晓夫同志请来的客人，你们这样对待我们，难道是友好的态度吗？
德沃连钦科直着脖子吼道：这是法律，谁请来的客人也不行!
刘亚楼轻蔑地一笑：我不了解你们的法律，可是你们作为主人，既然知道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为什么事先不提醒我们带护照呢？厂长耶尔马索夫一看情况不妙，慌忙上前劝和：两位暂且息怒，请到里边的小屋交换一下看法，否则大庭广众之下有伤大雅。
刘亚楼把手一挥，声如洪钟，令人震慑：不行，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当着大家的面把问题搞清楚，好让工厂的同志们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德沃连钦科知道自己遇到了强硬的对手，自第一次见面，他就感到对手非同一般，咄咄逼人。作为“克格勃”，他自然知道眼前这位对手不好惹的往事。
苏联航空节，刘亚楼不卑不亢回击赫鲁晓夫
那年刘亚楼率团参加苏联航空节。宴会结束后，赫鲁晓夫为其靠近美英法的战略意图，有意把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团长请到一边喝茶喝咖啡，又说又笑，把东欧等兄弟党的代表都冷淡了。有的代表团感到不舒服，走了。
刘亚楼感到东道主的做法有失外交礼仪。但若像兄弟党代表团走开，显得不够礼貌，而且有失大国风度，不走吧，一直站在花园一角也不是办法。他向陪同的苏方联络官拉夫洛夫少校表达了不满：我们在花园里干什么？是离开好，还是继续呆着？
苏军少校忙跑到赫鲁晓夫那边，附耳说：中国团长不高兴了。
赫鲁晓夫一愣，亲自来请刘亚楼入席。赫鲁晓夫介绍：这位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是文武双全的将军，曾在苏联留过学。
美国空军部长特文宁马上接过话：我和刘亚楼将军已是朋友了，宴会上刚刚碰过杯，表达了我们的友好愿望。中国空军发展很快，令人佩服。
赫鲁晓夫说了一通中国空军战绩辉煌的话后，莫名其妙地接着说：我们知道，土豆有芽，有皮，皮不能吃，我们便把这没用的东西扔掉了。中国的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蒋介石就像土豆皮，没用的东西，我们就把他和台湾一块丢进太平洋了。
刘亚楼立即纠正：总书记同志，你说蒋介石是土豆皮，没用东西应该扔掉，我没意见，但台湾并不是土豆皮，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能扔掉呢！
赫鲁晓夫“哦”一声后，颇为圆滑地说：也许我的比喻不够贴切。
赫鲁晓夫见刘亚楼当众顶撞他，有点生气：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土豆的心，是有用的，所以它组建空军，我们愿意帮它。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就在这，他很清楚。
刘亚楼为了给主人留点面子，便委婉地说：总书记同志，对苏联人民的帮助我们从来都是感谢的，既然您也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我们还有什么分歧呢？
赫鲁晓夫体面下台，拉过刘亚楼的手连道：刘亚楼同志，别误会，别误会!
答谢宴上，将军的真诚话语感动苏联空军主帅
俄罗斯天寒地冻，但刘亚楼的心却火热着。在一轮又一轮谈判桌上，他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在准备起草协议时，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问：苏方会不会提出派遣顾问呢？
刘亚楼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了几圈，一转身，说：我看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苏方只有通过派顾问才能达到控制我国航空工业的目的。他指示马上向周恩来发报请示。
周恩来很快回电：“派技术人员可以，对他们如何使用，主动权在我们这里。派顾问我们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派，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到时候你们就马上回来。”
苏方在准备好的协议书文本上，别有用心地写上“向中国派遣专家”字样。自从苏方无理撤走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后，中国对“派专家”这种提法很是反感。机敏的刘亚楼提议用“工程技术人员”代替协议书文稿中的“专家”这个词。
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坚持不改，认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刘亚楼柔中有刚地说：既然您一再表示，这两个词没有区别，那为什么又不同意改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苏方代表近乎失态地说：您何必吹毛求疵呢，反正我们是不想改了。
刘亚楼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严肃地告诉您，我是不会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的，请您把我们的意见呈报给赫鲁晓夫同志。
出乎意料，第二天谈判时，苏方主动按照中方的要求，将文件中“专家”一词全部改为“工程技术人员”。
当晚，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搞了一个答谢宴会，请了苏联空军司令、空军主帅维尔希宁元帅及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等人。刘亚楼真诚地说：苏联空军过去在帮助和协同中国空军作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空军成长壮大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总要由衷地说一句：感谢友军！
中国空军主帅没有忘记苏联空军对中国空军的帮助，这使维尔希宁深受感动。
克服苏方技术刁难，歼-7昂首飞向蓝天
协议签订后，代表团普遍感到高兴，但刘亚楼说：得看中苏今后关系的发展，要是中苏关系恶化了，即使现在达成了协议，也只能是一张牛皮纸———不顶用!
他的话多少有些先见之明。协议生效5个月后，苏联有关部门将制造米格-21技术资料陆续交付沈阳飞机制造厂，但技术人员按苏方所提供的俄方技术资料目录与资料一核查，发现苏方故意将一些重要技术资料扣下，特别是所提供的米格-21飞机样机的一部分零件根本无法装配飞机……
这些有所预料但所料不全的问题发生后，国务院迅速作出决定：飞机设计、制造等部门要对米格-21飞机进行全面的“技术摸透”，为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埋桩、夯基。
幸有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阳飞机制造厂等单位群策群力，对米格-21进行全面“技术摸透”，先后解决了249个苏联提供的图纸中的疑难问题，编制了苏联欠交的8大试验技术文件。1964年3月，沈阳飞机制造厂全面铺开米格-21的试制工作，次年研制成功。这是中国歼击机设计、制造业的辉煌转折点，它就是目前空军仍普遍使用的歼-7战斗机。
当米格-21研制指日可待时，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一种性能更好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而且技术、战术指标要全面优于苏联米格-23。米格-23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刘亚楼得知这个消息，大加鼓励：空军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你们成功时，我为你们摆酒庆功！
遗憾的是，刘亚楼翌年因肝癌辞世。4年后，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翱翔蓝天，它的身后是日趋庞大的航空产业体系，这也算是对英魂的告慰。
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之间的公案
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与会者大都表示了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汇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对林彪突袭罗瑞卿，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群可不管这些反应，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读者请注意：就是这个语句都不怎么通顺的“四条”，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黑白颠倒、人鬼莫辨。
要说清这桩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帅、大将、上将间的公案，得从公案的引发人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三者间的关系谈起。
一、刘亚楼曾是林彪多年的“亲密合作者”
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一向是个敏感的话题。早在红军时代，作为林彪麾下能征善战的一员骁将，刘亚楼有着显赫耀眼的战功。到陕北后，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同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同窗就读。毕业后，三人皆受命离开军队留校任职，林任校长，罗任教育长后升副校长，刘任训练部部长后迁副校长。抗日战争既发，林彪离校上战场，就任一一五师师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被阎锡山部误伤，后赴苏联治疗。
在此前后，刘亚楼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和林彪常有接触。苏德战争爆发时，两人经常出席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的第三国际军事领导人集会，为苏方献计献策。刘亚楼那个未被采纳后被事实证明了的判断，更使林彪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不但胜任参谋长，而且还能当主官。
1946年春，鉴于首战四平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前身）参谋长一职。
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也正因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的团结默契，灵活贯彻中央正确意图，东北野战军屡屡出奇制胜，打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妙仗，并成功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林彪卓越的军事智慧，刘亚楼是由衷佩服的，但并非无原则地听从他。辽沈战役中林彪试图放弃打锦州时，刘亚楼就毫不含糊地予以反对。
有一次林彪还把他的“天机”以题字相赠的形式告诉了刘亚楼：“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是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 ”不管刘亚楼接受不接受这种“教条”，但从林彪不爱给部属题字这点，可以看出，他和刘亚楼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 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 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叶群自然是感激刘亚楼的，不仅是感激，客观地说，甚至还有点怕。这不仅在于林彪对刘亚楼的信任，还在于刘亚楼是个在原则问题上不低头、不溜须拍马的、正直的人。和当时许多高级干部不同，刘亚楼不主
二、建国后，中国政坛大红人林彪对刘亚楼信任不稍减
刘亚楼和林彪更多的接触，是在1959年他当了国防部副部长之后。
1958年5月，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4天，刘亚楼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文章。
但刘亚楼很快就有了困惑。那是
刘亚楼和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住了。他看到，罗荣桓全身发抖，却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刘亚楼回家后，心情十分不好，他试图给林、罗作调和。但叶群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刘亚楼对此十分感慨。
其间，他几次去看望罗荣桓，罗荣桓和他作了促膝谈心。这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住进北京医院，刘亚楼多次前往探望。
刘亚楼很希望林彪能参加罗荣桓的追悼会，但林彪犹豫不决，并且终于没有前来。刘亚楼对此很不理解。
笔者为写作《百战将星——刘亚楼》，走访了数十位在党内和军内担任要职的老同志，他们几乎都认为，刘亚楼与林彪后来所谓的“四大金钢”（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非此辈所能比。
话回到叶群在上海会议的所谓“揭发”。说她满嘴谎言，那也不对，因为在刘亚楼病重住院时，她和林彪也确曾多次前往探望，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屈尊”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
一小时后，
林彪亲自担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番举动，翟云英一家自然是深受感动。至于他当时有没有企图利用刘亚楼整人，或演戏给活人看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三、刘亚楼和罗瑞卿过从甚密
自迈进红军的大门后，刘亚楼便与罗瑞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战友情。两人的职务升迁都较为迅速，有时罗瑞卿在上，有时是刘亚楼在上。
刘亚楼和罗瑞卿共同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在一定程度上，刘亚楼又更露锋芒。自从刘亚楼患病后，罗瑞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专门从北京给他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1965年2月底，罗瑞卿来上海，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要求见面，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华东医院找刘亚楼谈谈，尔后再行约定两人会面时间。
刘亚楼已知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有点僵，在谈话中希望两人消除误会。他说此前自己已找林彪谈过，“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最后，刘亚楼神情凄然地告诉罗瑞卿：“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结束了和刘亚楼的谈话后，林彪才约见罗瑞卿。
在回忆这一次谈话时，罗瑞卿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病中的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自己主持的全军大比武，肯定了要用自己。
而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赃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四、隐蔽在林彪罪恶之后的真相
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著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四个指头，问刘司令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
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他又来了，如此一点儿一点儿地磨，一心要从翟云英口里掏出叶群会上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并要请她专此写个材料，翟云英对此事断然拒绝了。吴法宪却一点也不灰心，说你身体不好，我请别人写吧，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疱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立即把这份通过欺诈骗得翟云英签字的材料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乾脆自己身体力行做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
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份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九一三”林彪自爆后，身陷囹圄的罗瑞卿在揭批林彪的材料中对此予以痛斥：
……至于说我4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
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批罗最积极的吴法宪在特别法庭上，如是交代那黑暗的一幕：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劫难历尽之后，重掌军权的罗瑞卿大将关心着老战友刘亚楼的家人，并明确指出：“四条是林彪一伙恶毒的诡计，根本没这回事！”
55年授衔：刘亚楼上将争大将失败的背后
现在沸沸扬扬流传的有关55年授衔内幕很多，既然是授衔就有争的和让的，争的肯定比让的多的多但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似乎青一色都是谦虚礼让的典型，当然其中不乏有实事求是的，比如孙毅、徐立清是主动写过信让过上将的，许光达也是固辞过大将的，可惜有些就不甚可靠，比如曾广泛流传的粟裕让帅的故事，就是出自李银桥卫士回忆，而最初的元帅11人名单里并没有粟裕，因此不知道粟裕的这个让帅是以退为进还是子虚乌有了。
谦让的本来就是凤毛鳞角，至于说到争衔的那可就海了去了，就连元帅里贺龙对自己排在林彪下还不大服气呢。在元帅决定后这些位的部下自然是要找上门来争一争了，现在的反面典型揭出来的也就是王近山，王必成，聂贺亭等区区几个中将，实际上就连当时正在青岛疗养从不过问这方面是非的林彪这回也在别人请托下出了手。可见争衔之激烈了。
当然能请的动林彪这位尊神的除了毛主席外就得数刘亚楼了。刘亚楼和林彪的关系其实不用多说了，就提几件事，红军时期林彪当军团长时，大会小会，身边常有俩保彪，左面刘亚楼，右面杨成武。林彪话音一落，带头喊号子的就是这两位。抗日时期斯大林三个半师换林彪的神画就是从刘亚楼这儿传出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林彪说刘亚楼一人顶三参谋长。林彪打叶群时，也就刘亚楼敢劝。65年刘亚楼去世前林彪还打破不探望病人的惯例去看望了刘，并留下些京剧唱片，等刘死后也是林彪亲自主持了葬礼。
55年授衔最先搞定的是元帅，
现在有一种说法，当大将你得有点资历，至少在红军时期是个主力师的师长，可算来算去够的上的远远超过10个人，这下就只好论资排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论资排辈也得按山头划，几大野战军都要有代表人物，还不能是主席不得意的，林彪的这封信也就应运而生了。林彪的这封信是写给主席的，大意是建议在授大将军衔时考虑井岗山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其实质就是增加些井岗山上下来的在大将中的人口。当然没好意思直说是要给刘亚楼授大将。而从授衔的结果看，和井岗山拉的上边的大将有六七人之多，可惜刘亚楼最终还是未能入选。
有熟悉军史的朋友参见上将排名可以发现刘亚楼在上将中的排名也不十分靠前，萧克，王震都在刘亚楼的前面，由此可能推出刘亚楼当大将本来就无望，但实际上把大将中的一些位如罗瑞卿，许光达，黄克诚，论资历，战功，下放到上将中也排不到前几名去，因此谁当大将，谁不当大将还是很有些复杂性的。
我之所以说刘亚楼当大将还是有希望的是基于授衔后中央军委的变化。1956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增补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粟裕（总参谋长）、陈赓（副总参谋长）、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12月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王树声（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军械部部长）、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7位大将和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洪学智（总后勤部部长）3位上将为中央军委委员。由此可见，前一任的军委委员全是元帅，这次增补十位基本是按大将衔的，三位没能入选的大将多是因平衡派系和照顾老弱病残给照顾进去的，单以刘亚楼的，解放时四野参谋长，和解放后空军司令员的职务授大将还是有希望的，虽然比较起来刘的资历可能差些，但比起许光达的突击提拔还是好些的。
大将中论战功头一号粟裕肯定是当然人选，论党龄要算陈庚最长而他本人又是北伐名将，黄克诚是当时的军委秘书长井岗红旗下的蛋，张云逸当过新四军的参谋长而当时粟裕不过是个支队长，王树声当过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许光达是洪湖苏区的代表，又是装甲兵司令，徐海东算是鄂豫皖苏区的代表，萧劲光是海军司令员也是井岗山上下来的，谭政是党在军队的政工方面的旗帜，主席坚持在大将里要保的，最后罗瑞卿这个大内保镖是主席钦点的公安部长，虽然听说当时评议时阻力不小可在主席力保下还是通过了。这样看来十位大将是一个都不能少。
从结果上看，许光达，萧劲光这俩兵种司令可都是大将。如果主席不坚持在大将中设政工干部的化，或者不提名罗瑞卿入选的化，以刘亚楼当时的职务还是有一定希望的。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挤掉了刘亚楼这个空军司令的大将呢，刨除山头因素，还是让我们在井岗山头内的两个大将来比较下。
虽然刘亚楼的是1929年才入的党，但和罗瑞卿的1928年也相差不远。解放战争时罗瑞卿的晋察冀政委和刘亚楼的四野参谋长比也没啥优势，解放后一个公安部长，一个空军司令，可以说平起平坐，但单以军队内部来论可能还是空军这个兵种司令更有说服力。
其实刘亚楼在红军时期也是师级干部，可惜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有些空白，但必竟在东野时刘亚楼的参谋长要高于谭政的政治部主人,“林罗刘谭”解放战争中刘亚楼压了谭政几年，战争时期重武轻文，和平时期重文轻武，政治挂帅，刘亚楼最后授衔时还是被谭政压过了一颗星。
最后就得看看领袖好恶了，谭政，罗瑞卿和主席的关系远比刘亚楼和主席的关系深，当然如果换林彪当军委主席那刘亚楼的大将估计是跑不掉的了。大将里面其实真正鹤立鸡群的就是个粟裕，别人少了谁放上将堆里也高不出一头来。说来能评上大将一是和当时职务有关，二是照顾下山头资历，最后主席怎么划圈拍板，心中所向只怕也是一个看不见的因素。不然以萧克当年红军军团长之尊，曾和贺龙平起平坐过，当个上将还是有点委曲了。
韩先楚
韩先楚（1913～1986）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首任军长。
1933年，韩先楚参加红二十五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1949年，韩先楚率部在沈阳、本溪、抚顺等地区连克敌据点20余处。在第四次保卫临江作战中，他指挥4个师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4个团。同年夏，他指挥5个团攻克梅河口，歼其重建的一八四师和一—六师，后配合兄弟部队在福安屯、公主屯全歼新五军军部及2个师，并攻克开原、四平，全歼守军。辽沈战役中，韩先楚率部捣毁范汉杰、廖耀湘2兵团指挥部。尔后，韩先楚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不久，韩先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协同兄弟部队歼白祟禧部4个师。
1950年，韩先楚参与指挥海南岛战役，率部乘木船渡海，指挥岛上决战，占领海南岛。同年，任十三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冬，赴朝鲜作战，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十九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一、二、三、四次战役。二次战役中指挥部队在德川、宁远地区歼李承晚两个师大部，继而在三所里地区截歼美军及其盟军。三次战役 中，率部突破“三八”线，攻占汉城。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2枚。
归国后，韩先楚历任中南军区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兰州部队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常委。
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8年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韩先楚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67年2月，韩先楚主持发布《福建前线部队公告》，稳定部队，安定社会秩序，中共中央军委迅即批转全国。1968年递补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抵制“四人帮”错误路线，对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出合理建议，指出“搞好党风是关键”。1981年回红安，他见乡亲闵水进衣服单薄，手被冻裂，脱下皮大衣给他。又让秘书电告兰州军区：立即往红安调拨50000件军大衣。并说：“钱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了，再扣我儿子、孙子的。”调查中发现农民有怨气，当即要求中共红安县委精简大队、生产队干部，减轻农民负担。
l983年，韩先楚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6年3月，韩先楚在武汉治病，托人给家乡送雪松、佳白玉等珍贵树苗。临终之际，他嘱家属为其穿上军装，死后将骨灰送回家乡。
徐向前元帅称韩先楚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战将”。国家主席李先念称赞韩先楚“为人坦率、耿直、正气凛然”。
在红军战史上，韩先楚是从做为一名鄂豫皖红军的战士开始了革命征程，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在红军战史行将结束时，已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师长，如果不是他曾经因抵制“过左”的行为而遭到错误处理的话，他的军职会进一步接近林彪。军职虽然比林彪低，但韩先楚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事。长征路上，他曾多次率领部队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在执行战役计划上，毫不逊色于林彪的表现，其中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的关键一仗，这次战斗是在恶劣的天气中与敌狭路相逢，关系着全军的生死存亡。战斗中，韩先楚率领部队在险境中奋勇出击，将敌击溃而一战成名。此战过后，军政委吴焕先对韩先楚的作战表现倍加赞赏地说：“唯楚有材，先楚为例！”在渡澧河时，红二十五军遭到上万敌军的追击和夹击，不仅兵力处绝对劣势，而且所处地形十分不利。关键时刻，韩先楚率领部队强渡澧河，果敢迅猛地冲击敌阵，抢占了澧河西岸，并控制了至关紧要的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掩护了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渡过澧河，摆脱了追击的敌军。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了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到达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韩先楚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组织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建国后，韩先楚和徐海东会面时，有人和他逗趣地说：“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山西，韩先楚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员，率部随中路军作战。渡黄河时，他以一部兵力控制黄河渡口，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五个团，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之后，他又率领部队在双池镇附近果断地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同年五月，红军西征时，韩先楚率领红七十八师也参加了作战。在途经宁夏定边时，守敌马鸿逵一部倚仗城坚，固守不出。韩先楚策马绕城一圈，气定神闲地说：“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但韩先楚却坚信城可攻破，仍下令攻城，果然一战而下。彭德怀闻讯后大喜，发来贺电祝捷。韩先楚率领部队乘胜向盐池进击，再破敌军，缴获甚丰，受到了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时，在残酷的战争岁月中学习战争艺术的韩先楚，已经成为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韩先楚与林彪同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职，林彪凭借其红一军团长的官职，被任命为该师的师长，韩先楚被任命为该师副团长一职，与林彪一起东渡黄河首战平型关。在平型关之战中，一一五师在林彪的指挥下虽然付出了较大代价，但还是完成了伏击任务，取得了我军在抗战中的首捷。广阳设伏以后，林彪被阎锡山的哨兵误伤，过早地告别了抗战征程，而韩先楚在此后又率领部队参加了长乐村、威县和漳南等作战，历任副团长、团长、副旅长、旅长等职，一九四一年春调回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韩先楚奉命到达东北，开始参加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东北大地可谓黑云压顶，林彪指挥我军在东北的战事中连遭挫折，迫使我军自山海关一路向北败退，呈现千里大溃退的惨状，国民党军咬住林彪主力猖狂进行追击，我们从林彪被迫置长春于不顾，匆忙向北急过松花江，就可知当时战局之险恶，就在林彪急于想摆脱不利局面时，韩先楚指挥四纵毅然发起了鞍海战役。
在鞍海战役发起之前，由于我军在东北的战局急转直下，形势异常严峻，当时很多人认为四纵只能小打，最好不打。就在这时，身为四纵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却心中自有大局观，他认为此时四纵不仅必须要打，而且还要打出动静来，从而达到牵制国民党军的目的，挽救已退至哈尔滨的林彪。同时，他把目光敏锐地锁定在鞍山和海城一线，并将战役计划和盘托出，促成战役决心的下达。
鞍海战役发起后，韩先楚指挥我军很快肃清了鞍山外围之敌，尔后指挥各师采取穿插、迂回的战术，迅速占领了鞍山市区，全歼鞍山守敌。紧接着，四纵在他的指挥下连克营口、大石桥，直逼海城，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突入海城东门，迫使海城守敌第一八四师师部及五五二团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开创了东北国民党军战场起义的先例。此役，韩先楚以一连串令敌眼花的组合拳，打得正在为连挫林彪而得意不已的杜聿明大为惊慌，连忙调集包括新一军在内的主力向南作战，被迫停止了全力追击林彪的计划。正是韩先楚在鞍海战役中的出色指挥，迫使东北国民党军做出了“向北防御，向南进攻”的战略计划，改变了作战方向，使慌忙中退至哈尔滨的林彪有了十分宝贵的休整良机。鞍海战役是我军在东北战场正处于冰点时的第一次有力反击，对于争锋东北的国共两军以后的战略态势和士气影响十分重大，为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专门发来贺电表扬鞍海战役打得好。
一九四六年十月，韩先楚率领四纵十师从新宾日夜兼程迅速开到新开岭至瑷阳边门的袋形谷地，与胡奇才将军一起围歼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千里驹”之称的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战役发起不久，敌二十五师凭借精良装备和有利地形固守待援，我军屡攻不下且部队伤亡较大，就在敌我形成僵局之际，有的领导干部已经认为取胜无望，打算撤出战斗。恰在此时，率领四纵十师从两百里外赶回来的韩先楚则力排主撤派，他认为：“现在我们艰苦，敌人比我们还要艰苦!”并亲自赶到主攻阵地观察敌情，然后向指挥部建议：“把纵队的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用榴弹炮与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预备队，用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敌堡的火力，支援配合步兵突击队强攻。”依据新的作战方案，经过半天决战，四纵一举将国民党的“千里驹”歼灭。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的战略转移，为保卫临江提供了准备时间，因而获得了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主席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在新开岭战役的指挥中，韩先楚表现出一名优秀将领所特有的不避艰险、不畏强敌、敢于决战的胆略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与林彪常在艰难时刻表现出来的畏难犹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开岭战役与鞍海战役是我军在东北最困难时期打得两个最具有震撼力的胜仗，开创了东北战场我军一次作战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光辉记录，对于东北战局的走势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开岭战役结束后，韩先楚率领四纵在南满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顽强作战。这时东北国民党军已经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南满地区，做为敌人进攻重点的南满，无疑要承受极大的压力，于是在是否坚守南满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其中上至野司首长的林彪，下至我军在南满的大多数高级将领，均倾向于放弃南满。在为此召开的七道江会议上，做为坚守南满的极少数人，韩先楚指出了南满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他认为坚守南满虽然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险途，却是我军在东北十分必要的战略选择，如果我军若放弃南满，等于正中敌人下怀，无疑是为敌免除了后顾之忧，让敌人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北满，东北战场的局势将更加严峻。在七道江会议召开的当天夜里，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连夜从临江赶到七道江，在此后的三天会议中，他认真审议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后，认为南满有文章可做，南满应该坚持，而且能够坚持，于是拍板定下了坚守南满的正确战略。多年以后，陈云同志在谈及此事时曾感慨地说：“韩先楚这个少数派当得好啊！”事实就是如此，在关系到东北战局能否咸鱼翻身的战略选择上，韩先楚展示出的战略水平，足已让林彪羞愧难堪。
坚守南满的四保临江之战，是我军在东北战场少有的以少胜多的作战历程。韩先楚做为临江战役中我军的高级指挥员，表现十分出色，尤其是在最为艰难的第四次临江战役中，身为临江战役总指挥的韩先楚，仅以四个师的兵力对抗进犯临江的国民党军十四个师，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华指挥部队以弱击强，以少胜多，彻底粉碎了敌人进攻南满的战略企图，此役中敌我双方伤亡比例竟为惊人的十四比一，这样的仗在林彪的军事生涯中是不曾有的。不久，韩先楚指挥部队攻克了战略重镇梅河口，尔后又连克东丰、海龙，扫除了我军在东北战场南北联系的障碍，至此彻底扭转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的不利战局。
“南满消灭几个师，北满消灭几个团。”这句原意本是歌颂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英勇作战的一句话，已被传的人人皆知，大家对此应该是熟悉得很了。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真实地表达出了当时的实情时，除了歌颂的含义之外，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军在南满的作战表现远胜于在北满的作战表现，与韩先楚率领的东野偏师在南满艰苦的作战中的出色表现相比，林彪率领的东野主力在北满的表现只有脸红的份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韩先楚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在东北秋季攻势中，他以奇谋惊四座，大胆采用“掏心”战术，指挥部队急行军
在辽沈战役中，韩先楚被委以攻锦重任，受命负责指挥东野二纵、三纵和六纵组成的东集团。恐怕大家都知道，二纵、三纵、六纵与此役正肩负防守塔山重任的四纵是东北野战军中最好的四个纵队，此次由其中的三个纵队组成的攻锦东集团，无疑是我军攻锦作战的头号主力，直接攻击的配水池-亮马山一线是被敌军称为“第二个凡尔登”的最坚固防线，韩先楚能在关键时刻身为攻锦东集团总指挥，可见这是对他所拥有的军事才华给予的充分信任。一九四八年十月，攻打锦州的战斗打响了，韩先楚很好地选择了战役的突破口，指挥部队攻克了配水池、亮马山的城北制高点，随即又迅速突入锦州市内，指挥所部及时跟进，对敌实施分割围歼，为攻锦作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攻锦作战结束后，韩先楚率领三纵神速进击辽西，展开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在对廖兵团攻歼时，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部队发现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集中，注意和兄弟部队联系，并指出了向沈阳前进的大方向。这一措施充分发挥了各师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他指挥的东野三纵先是腰斩国民党新三军，尔后果断向敌纵深攻击楔入，连续摧毁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及廖兵团指挥部，顿使十万敌军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廖耀湘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棒子即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使我感到兵团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殆之中!”林彪在得知前方的战情以后，高兴地直说：“乱得好，越乱越好！”正是韩先楚指挥三纵抓住了敌换防时疏忽的间隙，进行果断神速地攻击，直把个廖兵团打得乱七八糟，林彪得知后当然是高兴得很。经过激战，我军全歼廖兵团，并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廖耀湘，韩先楚为战役的速胜立下首功。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韩先楚率领所部挥师入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东野三纵改编为第四十军，归四野第十二兵团指挥，韩先楚任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率军一路向南直至两广地区。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以后，韩先楚奉命率领四十军到达雷州半岛集结，与四十三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准备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与大陆最近相距
与林彪不识抗美援朝战略意义而消极避战不同的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韩先楚为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其战绩也载入美国陆军史。据说，在所有敌对国家的情报部门里，为中国将军所建立的档案中，韩先楚的那一本是所有上将中最厚的，原因就在于韩先楚仗打得多，也打得奇，因而值得立档的内容就最多。
一九五三年初，韩先楚因病回国。此后，相继担任中南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解读战史，我们不难看出，在红军战史上，林彪和韩先楚所担负的角色主要是以战役的执行者为主，绝非我军独当一面的指挥核心。在抗战史上，林彪也只是在初期打了俩伏击就过早地告别了抗日战场，与八年的抗战历程相比，戏份显然不重。林彪和韩先楚军事指挥生涯中的重点无疑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以国共双方在黑土地上的争锋为指挥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同在东北共事的林彪和韩先楚都曾独当一面，历史真实地告诉我们，正是在林彪独当一面的指挥下，我军在东北的初期战事中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竟连遭挫折，迫使东北我军主力自山海关一路向北退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将解放战争爆发时条件最好的一个战区带入冰点。危难之境，韩先楚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华指挥部队以弱击强、以少胜多，为扭转东北战局立下了头号战功。
韩先楚一生用兵，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既果断坚决，又沉着灵活，关键时刻亲临一线解决问题，独到之处总能妙笔生花。带东野四纵时，四纵威风八面；带东野三纵时，三纵被党国名将们敬畏地称为旋风部队；带三十八军时，把个三十八军一下子牛成了万岁军，三十八军全军上下都应该感谢韩司令在朝鲜战场对该军的挽救行为，否则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三十八军很可能要面对被裁掉的命运，哪里还有现在当王牌的风光。在本帖的最后我诚恳坦言，如果一九五五年我军的评衔工作专以军事指挥水平而论的话，韩先楚将军凭其在战争年代中出色的指挥表现，该毫无疑问地昂首进入我军十大名将的行列。
韩先楚，1913年2月生，湖北红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大专学历，上将军衔。1927年在家乡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0年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同年10月参加游击队。历任黄安县二程区游击队副班长、班长，独立营通讯班长、排长，独立师排长、副官，鄂豫皖特务四大队伙夫、队员。1933年春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手枪团战士。1934年春起任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秋起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团长。1936年春起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团长兼暂编中路军副司令员，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1936年夏起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副师长、师长。1937年1月至8月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员。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六八九团团长。1939年底起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代旅长。1940年春起任冀鲁豫军区新三旅旅长兼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在延安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2月至4月在延安军事学院学习。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8月起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初起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1947年9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949年3月至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军长。1949年4月起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四十军军长，后曾兼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夏任陆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1950年夏至10月任陆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0月至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党委常委。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党委常委兼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1953年4月至1954年2月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4年2月至1960年12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58年4月起）（其间：1955年9月至1957年夏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60年12月至1973年12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71年6月起）。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66年5月至1967年5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5月至1968年8月任福建省军管会主任；1968年8月至1973年12月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其间：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4月至1973年1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69年4月至1982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其间：1980年1月起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3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历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书记，曾兼任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至1980年5月）。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增选）、委员（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增补），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从篾匠到名将——上将韩先楚传奇
一、从独树镇扬威到板桥街救驾
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很快接受了“官逼民反”的革命思想。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青年人的满腔热血，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历任独立营、团排长，在黄陂、孝感、罗山地区进行游击斗争。
1933年4月，为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他历任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直到随军长征到陕北一直都是营长。相对于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鄂豫皖出身的开国上将，韩先楚的进步可谓太慢：上述诸人，长征结束时均为军、师职干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韩先楚较长时期战斗在地方武装序列，另一方面是他曾遭受“左”倾路线干扰。在鄂豫皖根据地，“左”倾思潮一度在党内盛行，他曾因抵制“过左”的行为而遭到错误的处理。
1934年11月，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孤军长征。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红25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25军围歼于途中。
长征路上，韩先楚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其中，独树镇战斗，让他一战成名。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
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是，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韩先楚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率部队顶风冒雪踏上征程。作为红25军一员，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刘华清曾回忆：“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的关键一仗，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二十五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打出了鄂豫皖红军的威风：第一次反“围剿”，在文公岭重创敌126旅，在华阳镇打垮敌警备2旅，在葛牌镇击溃敌警备3旅；第二次反“围剿”，先奇袭荆紫关，再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1旅。这些战斗，韩先楚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葛牌镇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伤未治好就归了队，左肩左臂成了残疾。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抢渡了马莲河，到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在该团任一营营长的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打开了一条出路，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建国后，韩先楚和徐海东会面时，有人和他逗趣：“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二、从东征到西征，从反蒋到抗日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会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担任军团长、军团政委、副军团长。在他们领导下，韩先楚参加了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劳山、榆林桥战斗，他率队担任主要突击。10月，中央红军到达时，他受命指挥部队连续打下了东村、张村驿等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围寨碉堡据点，缴获了大批红军急需的粮食物资，并为直罗镇战役扫除了战场障碍。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又突入镇内。战斗结束，他提升为红15军团75师团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为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已经升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全程参加。红78师途经宁夏定边时，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倚仗城坚，固守不出。他策马绕城一圈，气定神闲：“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他坚信城可攻破，仍下令攻城，果然一战而下。彭德怀闻讯大喜，发来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在攻克盐池县城战斗中，红78师又歼马鸿逵部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受到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战缴来的战马，装备了红15军团的骑兵团。
1937年初，韩先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长期的战场锻炼，加上一定的理论熏陶，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688团副团长。当年9月，115师首战平型关，歼日军1000余人，韩先楚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后，他奉命在平型关、繁峙一线继续抗击日军。太原失陷后，韩先楚所在的344旅奉命随129师主力南下太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久，韩先楚调到新组建的689团任团长。1938年4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日军一路，予以歼灭。15日，日军第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129师主力及配属的韩先楚部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疾进，当日进抵武乡附近地区候命。黄昏，预感形势不妙的日军弃武乡城沿浊漳河东撤。军情紧急，刘邓迅速决断：以129师772团和韩先楚部689团为左纵队，129师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同时，以129师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129师左翼发动进攻。在戴家瑙，772团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最终失守。由于在不利地形上遭敌火力压制，全团处境十分险恶。这时，韩先楚率团“与日军进行5次白刃战”，将敌人打了下去，使兄弟部队转危为安。刘伯承在观察所看到这一情景，拍手叫好并表扬了他。后来，武乡县在长乐村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牌，还请韩先楚题词。
1938年4月下旬，在徐向前领导下，韩先楚率689团与晋东南兄弟部队组成“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先攻克威县，歼灭伪军一个军部又一个师。随后，在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临清地区，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同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部南下参加漳南战役，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起，韩先楚历任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成为八路军著名将领。1940年4月，韩先楚担任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这期间，他率部配合129师进行了邯长公路破击战。
1941年3月，韩先楚抵达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学习，并随军事学院高干队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理论功底日渐扎实。
三、指挥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名震全军，七道江会议上却成为“正确的少数派”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韩先楚奉命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到达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1947年2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5月，沙岭子围攻战我军失利之后，东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向北满发起猖狂进攻，直接威胁到东北我军后方的安全。中央军委电令我辽东部队在中长路上选几个城市打一打，以牵制向北满进攻之敌。当时有人说，沙岭子小小窝棚都没能打下，还能打大城市吗？又有的同志说，派个把师到沈阳附近放几枪就回来。但是，韩先楚领会了党中央电令精神，主动请战，建议选择驻守鞍山、海城的敌184师为攻击目标，发起鞍海战役。
1946年10月，韩先楚又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战役前夕，由于发现敌兵力增加，第4纵队部分领导对打与不打一时决心难下。这时，韩先楚率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赶回，力主下达战役决心。战役中，在我屡攻不下且部队伤亡很大，敌我形成僵局之际，有的领导干部已经认为取胜无望，打算撤出战斗。这时，他力排众议：“现在我们艰苦，敌人比我们还要艰苦!”他看出了敌人的要害，向指挥部建议：把纵队的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用榴弹炮与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预备队，用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敌堡的火力，支援配合步兵突击队强攻。经过半天决战，胜利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战绩，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夺得了我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因而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在新开岭战役的指挥中，韩先楚表现出一名优秀将领所特有的不避艰险、不畏强敌、敢于决战的胆略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让韩先楚在第4纵队中建立了高度的威信，几个师的干部对他都很钦佩，大家一致反映：他生活上和部队同甘共苦，作战上决心果断坚决，指挥沉着灵活，关键时刻亲临一线解决问题。
1946年12月中旬，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先南后北，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集中其在东北的全部机动兵力在南满向我发动进攻，企图将南满我军围歼于长白山下或赶进长白山冻死、饿死、困死，尔后再转而集中兵力向北满进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主持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韩先楚、罗舜初、曾克林、彭嘉庆以及3 、4 纵队师级干部。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今后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第一天，军区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提出了撤离南满，转移东满的问题。实际上，会前军区已下达了主力北撤的预令，部队做好了过山林的斧头、锯子、绳子和爬犁、干粮等各种准备。对会议的报告，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另一部分人主张坚守南满，反对撤退，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少数，只有韩先楚、彭嘉庆等人。其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放弃南满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坚守南满，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等于在敌人屁股后面吊个大冬瓜，牵制敌人主力，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利，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敌人虽强，但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内部矛盾重重。南满我军已有相当实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4 纵队全歼敌25师，已充分显示了部队的战斗力。
由于韩先楚等的坚持和陈云的力挺，会议最后确定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安东、辽宁3 个军分区所辖的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因此，军史专家一致认为：韩先楚在七道江会议上成为少数派，是他由出色的战役指挥员向军事战略家迈进的标志。在老同志的回忆录中，有人称韩先楚在七道江会议上是“正确的少数派”。
四、四保临江居功甚伟，反客为主成军史佳话
当时，南满我军主力只有第3、第4两个纵队，3纵比4纵历史长，作战经历较多，但3纵领导改组不久，现领导对部队，部队对现领导还不大了解；而4纵经鞍海、新开岭两战役后士气较高，部队对纵队领导尤其对韩先楚作战指挥有信心，且4纵司令员（吴克华）不在位，军事上实际是韩先楚负责。因此，陈云决定：由4纵担负深入敌后作战的任务，把敌人拖在南满。在4纵临出发前，陈云和肖劲光找韩先楚谈话，交待深入敌后的军事行动由他负责，有什么问题电台及时联系，问他有什么困难。韩先楚表示：请分局和军区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除了部队棉衣单薄尚未完全解决外，其他什么困难也没有。
陈云、肖劲光马上交代了解决棉衣的办法，韩先楚立即在飒飒寒风中向陈、肖挥手敬礼后跃身策马而去。在目送他去远时，陈云向肖劲光说了一句：现在多需要这样的干部啊！
1947年1月－2月间，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等率4纵向敌守备重点宽甸、桓仁、凤城、赛马集地区及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实行远程奔袭，在第一次保卫临江战役和第二次保卫临江战役的50多天中，冒零下三、四十度严寒，在敌后东至鸭绿江，南至普兰店，西至抚（顺）本（溪）外围，北至永（陵）通（化）公路长宽几百里之广大地区内，作战50多次，拔掉敌据点40多个，歼敌6000余人，扫清了永（陵）桓（仁）公路以西纵横近百公里地区的敌人，摧毁了敌伪统治，鼓舞了人民，巩固和发展了土改，直接威胁抚顺、本溪，使敌人不得不从进攻临江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以巩固其后方并对付我4纵，这样配合3纵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共同取得了高力城子、三源浦歼敌之重大胜利。陈云和肖劲光曾为此以南满分局的名义专门给4纵发了嘉奖电报。作为4纵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韩先楚，在这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行动中，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韩先楚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善于深思熟虑，所以他对敌我情况有深切的了解，能正确领会上级意图，抓住敌方要害、掌握战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积极求战不畏强敌的精神和正确果断的决心与勇于负责的态度。
1947年3月下旬，在敌第三次向我临江根据地进犯的行动被我军粉碎之后，敌又由吉林、长春、察南拼凑了14个师（计10万之众）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进犯。敌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13军军长石觉，煞有介事地亲临新宾坐镇指挥，妄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路为枢纽，举行五百里宽的正面进攻，占领通化两侧地区，打通新宾至通化路后，分兵四路直取临江。当时，辽东我军4纵队有两个师在敌后坚持，正面只有4纵队1个师和3纵队3个师不到14个团的兵力。敌我对比形势甚为严重。南满分局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和任务，认为要准备打硬仗，无论战争多残酷也要打胜这一仗，决定组成前线指挥部，以3纵领导、4纵副司令韩先楚为正副指挥，要韩先楚去3纵共商作战计划。他去后却和3纵领导分别给南满分局发来了作战方案的电报。3纵领导的电报主张先打敌中路侧翼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的云南部队暂编20师，认为这样比较稳妥；而韩先楚的电报则主张先打敌中路主力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的蒋嫡系89师加54师的一个团。3纵领导认为打89师如在一天内解决不了战斗，各路敌增援上来，我军有被围的危险，不同意此案。而韩先楚则认为该敌盲目骄傲，刚从外地调来不了解我之特点，如我能争取时间将敌诱至对我有利的地形上突然出击之，就可在较短的时间围歼，该敌是主要进攻的一路，打掉它即可粉碎敌全面进攻。陈云、肖劲光接到这两个电报后分析：按照常规，4纵只1个师参战，作为4纵副司令的韩先楚完全可以同意3纵领导的方案。打好了有自己一份，打不好当然由3纵领导负主要责任。但韩先楚没有这样做，而是另发电报坚持己见，可见他既敢于坚持原则又胸中有数。
陈、肖二首长研究后认为，韩先楚的方案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如没有把握不会这样坚持。遂复电同意韩先楚的方案，为利于贯彻作战意图，并决定由韩先楚为主，统一指挥3纵队作战。这种安排，在我军战史上极为罕见，既体现了陈、肖的慧眼识才，也表现了韩先楚的过人将才。
两天后捷报传来，在韩先楚指挥下，经1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一举将敌89师及54师的一个团全歼于辽宁红石砬子（红石镇）地区并同时击退敌两个师的增援。此战我军只付出伤亡近300人的代价，获毙俘敌万余人的胜利，首创东北战场上一仗全歼敌一个整师又一个整团的范例，且敌我伤亡比例为惊人的14比1。其他各路敌人见89师被歼，纷纷撤退，敌第四次进犯临江的行动被粉碎，从此扭转了南满敌攻我防的局面，东北战场上我开始转入反攻。
五、“旋风部队”所向无敌，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
在坚持南满的斗争中，韩先楚一直率部在前线奋战，总是在最艰苦最危急的地方，他在几次关键性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东北3纵和4纵干部、战士听说他指挥打仗，就浑身来劲、信心倍增！
1947年夏季攻势作战中，韩先楚指挥五个团攻克梅河口，歼敌重建的第184师，打通了东北我军的南北联系。9月，韩先楚升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陈云当时就说过，4纵的战斗力给韩先楚带出来了，3纵是个老部队，韩先楚去一定会打得更好。不出陈云所料，3纵在韩先楚指挥下，立了赫赫战功：1947年秋、冬季攻势作战中，他采用“掏心”战术，率3纵急行军
由于在1947年东北战场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中，韩先楚指挥3纵勇猛迅速，攻无不克，所向无敌，被称为“旋风部队”。在东北战场，韩先楚打出了威风，他所率的3纵、4纵成为东北野战军五大主力部队。
1949年4月，韩先楚出任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武汉。湘赣战役后，他又率部解放了长沙，建立湖南军区并任副司令员。随后，他参加了消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和两广战役，并作为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负责中路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他带领的部队协同兄弟兵团南下追击一直打到雷州半岛，至此华南地区的大片土地已回到人民的手中。
面对着敌人重兵盘踞的海南岛，当时部队个别人滋长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还有部分同志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有畏难情绪，依赖等靠购买登陆艇。韩先楚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对海南作战的意图，不过元旦、春节，不等上级解决困难，亲自走访船工，实地调查，掌握了解地形、海情、敌情；亲自组织部队，以帆船为主训练渡海作战本领，力主抓住渡海作战的战机，于1950年4月亲自率领部队，在兄弟部队协同和琼崖纵队的接应下，突破国民党以陆、海、空军以及地方武装组成的海南立体防御体系，创造了帆船渡海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壮举，一举解放了海南岛。谈及此战，罗荣桓向陈云说过，“海南战役不大好打，但我们打得很好。使用的部队是12兵团、15兵团各一个军，由15兵团统一指挥，但在战役指挥上韩先楚同志起了主导作用，12兵团参战的是韩先楚同志兼军长的40军，就是原来东北的3纵队。”
陈云听完罗荣桓介绍海南战役的情况后，曾对罗荣桓说：韩先楚少年家贫失学，该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以便掌握现代知识，将来解放台湾的登陆作战任务可以交给他。罗荣桓当即表示：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让他熟悉海空军．准备让他当一段时间中南军区空军司令，正在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学文化的问题．可以先给他配个专职文化教员。
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朝鲜战争让他名垂美国陆军史
韩先楚是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军事家。当罗荣桓提出了中南军区空军司令等三个职务，向他征求调动工作的意见时，他说：我是打仗的人，还是到有仗打的地方去锻炼吧。结果，他毅然选择了到准备担负援朝作战任务的13兵团任副司令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韩先楚踏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领导下，他深入前线指挥作战：第一次战役，他指挥部队连续突击，为我军争取了先机展开之列；
第二次战役，他指挥部队在德川、宁远地区将伪军两个师大部歼灭，打开了战役缺口，继而在三所里地区截歼美军及其盟军部队，对这次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坐镇指挥的38军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
尤其是在第三次战役中，他指挥了三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对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有一天，秘书给陈云念战报，当念到韩先楚指挥的几个军强渡临津江、突破“三八”线解放了汉城，把美军赶到“三七”线附近的消息时，陈云笑着说：“看来这个麦克阿瑟要栽在我们韩将军的手里了。”韩先楚为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其战绩也载入美国陆军史。据说，在所有敌对国家的情报部门里，为中国将军所建立的档案中，韩先楚的那一本是所有上将中最厚的，原因就在于韩先楚仗打得多，也打得奇，因而值得立档的内容就最多。
1953年初，韩先楚因病回国，他拖着伤残萎缩的左胳臂，仍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日夜操劳，历任过中南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9月，在我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时，他被授予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担任福州、兰州部队司令员期间，为制定作战预案和战场建设，他走遍了东南沿海大小岛屿的前沿阵地和西北高原、山川的兵站、哨卡。
韩先楚不仅是我军之骁将，而且是一个党性强，骨头硬的共产党员。建国以来，他一贯反对极左思潮。大跃进时，他和一些同志议论过错误的做法。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韩先楚在这次会议以及后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都采取了比较公正的态度。黄克诚出来工作后，多次提到此事，称赞他不说过头话，一直和他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文革”期间，韩先楚公开批评在各种文件头上都冠以毛泽东语录的做法，说这是“穿靴戴帽”。他坚决反对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67年1、2月间，正是全国刮起夺权恶风之时，他主持发布了《福州前线部队公告》，在福建、江西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对回击极左思潮，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因此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忌恨，林彪和“四人帮”为此派人去江西接管支左，实际上夺了他对江西驻军的领导权。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还保护了一些老干部，都是在下放劳动或靠边之时，他设法接到福州帮助安排生活和工作的。“四人帮”把持上海时，韩先楚和许世友、杨得志一道，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江苏、山东、福建的阴谋，许世友称赞他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四人帮”一伙则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对他们打击迫害。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在兰州军区，因为他不同意把邓小平作为敌我矛盾批，不同意向军队印发清华、北大的批判文章，他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批判，说他是邓小平在大西北的代理人，责问他有什么“尚方宝剑”。
韩先楚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革”中期，他主政福建，一些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清队中在下面受到审查。有位群众将此情况写信给他。他在信上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他还指示印发了这封信和他的批示，并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这件事再三强调：凡喊打倒我的不算错误，更不能装档案。他一再说，“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1980年起，因身体原因，韩先楚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职务了。但他仍然关心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比较系统的建军的建议，提出过军队建设指导方针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意见。
1986年10月3，韩先楚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胆大抗命的上将韩先楚
两次被“撤职”
提起韩先楚,最有名的除了打仗,还有他被“撤职”的经历。
在一次转移中,韩先楚他们与当地国民党的十几名民团兵遭遇了。看到民团兵肩上扛着枪,自己手里只拿着竹扁担,大家不免有些害怕。在这关键时刻,韩先楚轻喊了一声:“大家不要怕,要沉住气。”接着,韩先楚像个指挥员一样,迅速叫几个人绕到民团兵的后面,自己带几个人迎了上去。民团兵发现前后都有红军,顿时吓得乱了阵脚。韩先楚趁机喊了一声:“冲啊!抓活的!”
这一喊,民团兵更是愣住了,认为红军不开枪,为的就是要抓活的,便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韩先楚用扁担俘获民团兵一个班的事迹,一下子在红二十五军传开了。军长吴焕先决定:调韩先楚到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但是不久,游击队抓住几个打探红军消息的人,领导认为这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决定把他们处决,派排长韩先楚去执行这个任务。他觉得,打听红军消息的不一定都是侦探,也可能是红军的家属寻找亲人,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因而被说成“革命不坚决”、“手软”,由干部被撤职去当伙夫、抬担架。
又有一次,他带领几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所在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他和两个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敌人包围和严密“搜剿”之下,他们钻山林,藏石洞,忍饥挨饿,终于找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四大队。虽然第四大队收容了他,但因“组织程序”问题,无法证实他是党员、干部。不得已,他又得从战士当起。
韩先楚胆大违令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抢渡了马莲河，到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在该团任一营营长的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打开了一条出路，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建国后，韩先楚和徐海东会面时，有人和他逗趣：“你为鄂豫皖老区保住了一个大将名额！”
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韩先楚到陕北后,参加了陕甘苏区反“围剿”。在劳山、直罗镇战斗中,韩先楚英勇奋战,两次身负重伤。1936年2月,韩先楚升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
“分析得对。”韩先楚说,“你们看,这城墙虽坚固,但并不高,准备云梯,可以攀登,完全有把握消灭守敌。”
看完地形后,韩先楚让参谋长发电报给彭德怀司令员和红十五军团部,报告攻打定边的决定:“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复。”同时向二三三团、二三四团下达命令:“务于下午4时前赶到定边准备参战。”
彭德怀的指示很快下来了:“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事后,彭德怀说:“当时顾虑,若定边攻取不下,会影响整个作战行动。”
韩先楚很大胆，他觉得机不可失，决定:“打!”
“彭义隆同志在哪里?”
二三三团政委周庆安回头一看，是韩先楚！他一边派人找团长彭义隆,一边问韩先楚:“师长,还没打开城门,你从哪里进来的?”
韩先楚笑了笑,反问道:“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城墙吗?”
战斗打到拂晓就结束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营全部被歼,还俘虏了350余人,缴获战马多匹。
不久,红七十八师到达盐池。1936年10月,韩先楚率红七十八师又从盐池出发,开赴海源,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赢得“旋风司令”美名
1946年2月,国民党军攻占四平、长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危难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上级决定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发起保卫临江战斗,并组成前方指挥部,正副指挥员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和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
原计划
第三纵队的理由是充分的:“暂编第二十师是滇系部队,战斗力不强,且部署在主力兵团的侧翼,易集中兵力歼灭该师;而第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且与友邻部队距离近,如果一天之内不能解决战斗,援军一靠上来,自己反而有被反包围的危险。”
韩先楚的理由也十分充分:“八十九师刚从热河调来,对南满的地形、交通和人情都不熟悉,而且与我军是第一次在辽东交手,缺乏经验。只要我们利用敌人骄横贪功的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人诱至有利地形歼灭,在短期内取胜是有把握的。再说,把强敌打下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就灭了,弱的部队将不战自退。”
争执不下,两个方案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和副政委陈云那儿。
两个小时后,萧劲光和陈云复电:“完全同意韩先楚的意见,由韩统一指挥三、四纵,力争迅速彻底歼灭八十九师。”
此时,韩先楚指挥第三、第四纵队,轻轻地一提“袋口”,顿时让进入“口袋”的国民党军八十九师乱了阵脚。战斗结束,俘师长张孝堂少将和副师长秦世杰少将，7500余士兵。至此,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外加1个团,全部被解决。
1947年9月,韩先楚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到任的第三天,韩先楚就与纵队政委罗舜初率部参加东北战场上的秋季攻势。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韩先楚改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指挥部队惨败被调离东北。杜聿明离职时说了一句:“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到东北后,声称“六个月消灭共军”。结果,韩先楚围法库,打彰武,活捉了敌新编第五军军长陈林达。陈诚只好称病离职,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称,“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再后来,卫立煌接替陈诚在东北的职务,同样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胆大包天”的韩先楚:东北战场的“旋风司令”
韩先楚“胆大包天”的故事，在民间说法很多。比如说，韩先楚的胆，有鸡蛋那么大。江青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有人问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许世友道：韩先楚。再问为什么，回答是：他有勇有谋。韩先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当了师长的韩先楚，胆子更大了，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红军不久后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13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吴家嘴村的韩先楚，就在这时参加了红军。
起初，韩先楚被编在红二十五军的交通队。交通队是个后勤运输队，没有配发武器，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给养弹药。用韩先楚的话说，就叫“在二线部队当兵”。在一次转移中，走在部队后面的交通队与当地国民党的十几名民团兵遭遇了。交通队的多数战士，都没有参加过战斗，看到民团兵肩上扛着枪，自己手里只拿着竹扁担，不免有些害怕。在这关键时刻，韩先楚轻喝了一声：“大家不要怕，要沉住气。”接着，韩先楚像个指挥员一样，迅速叫几个人绕到民团兵的后面，自己带几个人迎了上去。民团兵发现前后都有红军，顿时吓得乱了阵脚。韩先楚趁机喊了一声：“冲啊！抓活的！”
这一喊，民团兵更是愣住了，认为红军不开枪，为的就是要抓活的，便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韩先楚带领交通队用扁担俘获民团兵一个班的英雄事迹，一下子在红二十五军传开了。军长吴焕先决定：调韩先楚到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有了枪的韩先楚，再加上他的“胆大包天”，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每打一次胜仗，韩先楚就晋升一级。
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韩先楚到陕北后，参加了陕甘苏区反“围剿”。在劳山、直罗镇战斗中，韩先楚英勇奋战，两次身负重伤。1936年2月，韩先楚升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
当了师长的韩先楚，胆子更大了，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分析得对。”韩先楚说，“你们看，这城墙虽坚固，但并不高，准备云梯，可以攀登，完全有把握消灭守敌。”
看完地形后，韩先楚让参谋长发电报给彭德怀司令员和红十五军团部，报告攻打定边的决定：“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复。”同时向二三三团、二三四团下达命令：“务于下午4时前赶到定边准备参战。”
彭德怀的指示很快下来了：“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事后，彭德怀说：“当时顾虑，若定边攻取不下，会影响整个作战行动。”
接到彭德怀的命令后，韩先楚犹豫起来：打，则违令；不打，则太可惜，将来攻取定边，肯定要付大代价。
思前想后，韩先楚决定：“打！”
“彭义隆同志在哪里？”
二三三团政委周庆安转身循声望去，原来是韩先楚带着警卫员在自己跟前，忙回答：“彭团长在那边整顿部队。”
周庆安回答完毕后，一边派人找团长彭义隆，一边问韩先楚：“师长，我们还没有打开城门，你从哪里进来的？”
韩先楚笑了笑，反问道：“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城墙吗？”
周庆安担心地说：“现在很乱，师长你可不要乱跑，要注意安全啊！”
“什么安全不安全，消灭了敌人才安全。”
将在谋，兵在勇。由于韩先楚谋事在先，红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打到拂晓就结束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营全部被歼，还俘虏了350余人，缴获战马180多匹。
不久，红七十八师到达盐池。1936年10月，韩先楚率红七十八师又从盐池出发，开赴海源，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东北战场上的“旋风司令”
1937年9月，韩先楚从抗日军政大学被派往部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中间在六八九团团长的位置上过渡了一下，1938年2月，三四四旅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韩先楚被任命为该旅副旅长。后来，又代理该旅旅长。1940年初，韩先楚率三四四旅东出太行山，开辟冀鲁豫根据地。
1941年1月，韩先楚奉命赴延安军政大学学习。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2月，韩先楚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局势非常紧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已抢先占领了山海关、兴城、锦西、锦州、黑山、义县、阜新等地。国民党军为了打通锦(州)承(德)线，又抢占了北票、朝阳、建平、建昌、平泉。到了1946年2月，国民党军攻占四平、长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撤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危难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上级决定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发起保卫临江战斗，并组成前方指挥部，正副指挥员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和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
原计划
第三纵队的理由是充分的：“暂编第二十师是滇系部队，战斗力不强，且部署在主力兵团的侧翼，易集中兵力歼灭该师；而第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且与友邻部队距离近，如果一天之内不能解决战斗，援军一靠上来，自己反而有被反包围的危险。”
韩先楚的理由也十分充分：“八十九师刚从热河调来，对南满的地形、交通和人情都不熟悉，而且与我军是第一次在辽东交手，缺乏经验。只要我们利用好敌人的骄横贪功及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人诱至有利地形歼灭，在短期内取胜是有把握的。再说，把强敌打下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就灭了，弱的部队将不战自退。”
争执不下，两个方案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和副政委陈云那儿。
两个小时后，萧劲光和陈云复电：“完全同意韩先楚的意见，由韩统一指挥三、四纵，力争迅速彻底歼灭八十九师。”
曾克林看了电报后，对韩先楚说：“老韩，电报来了，由你统一指挥，我们听你的。”
此时，韩先楚指挥第三、第四纵队，轻轻地一提“袋口”，顿时让进入“口袋”的国民党军八十九师乱了阵脚。战斗结束，俘师长张孝堂少将和副师长秦世杰少将以下7500余人。至此，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外加1个团，全部被解决。
这一仗，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东北民主联军不再节节北撤，在南满站稳了脚跟。
1947年9月，韩先楚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到任的第三天，韩先楚就与纵队政委罗舜初率部参加东北战场上的秋季攻势。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韩先楚改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在东北，对于韩先楚，有个奇怪的现象，坐镇东北指挥的几任国民党军指挥官，竟然都称韩先楚是“旋风司令”。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指挥部队惨败被调离东北。杜聿明离职时说了一句：“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后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取代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陈诚到东北后，调兵遣将，整编部队，声称“六个月消灭共军”。结果，韩先楚指挥第三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围法库，打彰武，活捉了敌新编第五军军长陈林达。陈诚只好称病离职，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称，“韩先楚是很难对付的‘旋风司令’，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再后来，卫立煌接替陈诚在东北的职务，同样逃不出失败的命运，也不得不承认说，“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全军实行统一编制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归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韩先楚任军长，罗舜初任政委。韩先楚成了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的首任军长。
力挺早日攻打海南岛
为了加强渡海作战的指挥，成立了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统一领导下，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领导成员有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
1950年2月，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在广州召开了攻打海南岛的作战会议。与会人员有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和四十军、四十三军两个军的领导。会议决定，5月底渡海作战准备完毕，6月份渡海登陆作战。
对于这个决定，韩先楚保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在谷雨前的5天内即
广州会议结束后，韩先楚回到四十军，立即召开了军党委会。韩先楚在会上提出要求：“关于6月份登陆作战的时间问题，不向下传达。对部队要强调渡海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前完成。”
3月初，四十军征集到1058只风帆船，动员船工1417人。这样，基本上解决了渡海船只和船工问题。韩先楚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思考后，直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陈述己见，并立下“军令状”：“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当然，中央军委、毛泽东不可能让没有军舰，只有风帆船的一个军去攻打海南岛。毛泽东迅速批示，除确定四十军、四十三军为主力外，再配属一个加农炮团，一个高射炮团及工兵、通信、后勤等部队，并对韩先楚提出的战术思想作了肯定：“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办法有效，即可提前解放海南岛。”
韩先楚率先将指挥所移到了海边，开始组织部队“积极偷渡”。
“渡江先锋营”出发后，整整一夜时间过去了，一点登陆的信号都没有。韩先楚没有睡觉，他哪里还有睡意呢？
第一次的“偷渡”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
作战值班处长说：“韩先楚已经上岛了。”聂荣臻长吁了一口气：“韩先楚上了海南岛，就意味着胜利！”
果真，薛岳指挥的4个军10万人苦心经营一年多的“伯陵防线”，随之土崩瓦解。
坐镇三十八军，打出“万岁军”威名
众所周知，三十八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万岁军”的美誉，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面有韩先楚的一份功劳。当时，韩先楚坐镇三十八军指挥所，为三十八军打好朝鲜战场上的第二次战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10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2个团又5个营，毙、伤、俘1.5万余人，其中美军3518人。第三十八军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没按时完成任务，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严厉批评。
第二次战役开始时，韩先楚到三十八军坐镇指挥。据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回忆：“
这话点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个个瞪大眼睛等待韩先楚说下去。韩先楚点着烟，深吸了一口后说：“我晓得了，你们想打，要拼，要决战，是不是啊？”
这话又点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人人脸上泛起笑容。韩先楚突然提高声音说：“同志们，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是彭总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接着，韩先楚传达了毛泽东为志愿军制订的“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
韩先楚看了看梁兴初，问：“能行吗？”
梁兴初说：“我们保证吃掉德川的敌人！”
韩先楚同意了，并与三十八军领导一起，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
战场形势的发展，极有利于志愿军继续作战。志愿军总部认为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可以继续扩大战果。
据江拥辉回忆，“韩先楚把‘艰巨’和‘关键’四个字咬得很重”。这时，参谋人员报告三所里的敌情，韩先楚听完报告后，指着作战地图上的三所里说：“严重问题是，美军3个师共300多辆坦克、400多门火炮，而我们1个师却只有十几门迫击炮，只有一些反坦克手雷，懂吗？”沉默了许久，韩先楚盯着梁兴初道：“今晚一定要拿下十八盘。”
到了后半夜，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攻下了十八盘，向三所里穿插。但在指挥所里的韩先楚和梁兴初、刘西元，却不知道第一一三师究竟到了哪里，路上是否受阻，因为这是第二次战役成败的最关键的一步棋。同样，彭德怀也在期待着消息。
一直等到28日15时40分，第一一三师三三八团到达指定位置三所里，并立即展开战斗。同时，发报员张甫熟练地发出三组信号，“我部到达三所里”，“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部任务”。
一向严肃有余的韩先楚，激动地对梁兴初说：“胜利已属于我们！”
战至
战后，彭德怀对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赞誉，在亲自起草的嘉奖令中，专门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福州军区战台风，兰州军区顶黑风
1952年8月，韩先楚因病回国。同年11月，韩先楚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3年4月，韩先楚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4年1月，韩先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同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7年7月，韩先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同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韩先楚为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此前，毛泽东主持会议说，对于英、美两国阻碍中东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会议最终决定对金门、马祖地区的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这就是后来常说的“炮击金门”。韩先楚是“炮击金门”的最高指挥员。
当然，对于“炮击金门”，不仅是打炮的问题，作为前线司令员的韩先楚，需要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斗争策略。因为，这不仅仅要对付台湾的国民党，而且涉及到对美国的政治斗争。因此，韩先楚到福建后，带领兵种指挥员和机关参谋人员，走遍了福建沿海的重要战略要地，研究制订出了福州军区防御计划和“炮击金门”的具体方案。
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趁大陆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机，叫嚣“自己的行动不受美国的制约，独立反攻大陆”。韩先楚分析说：“这是他们自己往脸上贴金，如台风一样，一阵子就会过去。但他们如果利用金马防卫部队和海匪，趁夜间袭扰沿海前线，打一下就走的战术，则不得不防。”
不出韩先楚所料，国民党军果真采取不断派小股武装部队，袭扰福建前线。但韩先楚早就让部队做好了准备。自1962年到1973年，福州军区部队在韩先楚的指挥下，在东南沿海共歼国民党军小股武装部队和特务90余次，计1000余人。
在福建，韩先楚除了指挥部队防御台湾的“台风式”小股袭扰外，还有一项艰苦任务，就是抗击自然灾害的真台风。每年夏秋季节，福建沿海都会来那么几次台风。台风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韩先楚要求部队健全各级应急救援预案，连队也要有抗台风抢险救灾的预案。因谋事在先，每次台风来临时，福建部队为地方抢险救灾，把灾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得到了老百姓的赞誉。
韩先楚在福州军区任司令员期间，比战台风还厉害的事是，在军事理论上的“大胆”。在国防部长林彪(林彪当时已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组织修改军队战斗条例时，其中有一节内容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韩先楚让秘书把自己的建议写上：“把消灭敌人放到前面，保存自己放在后面。”
秘书有些犹豫，悄悄地说：“首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毛主席的原话。”
韩先楚说：“我们打仗只有积极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有时还要主动牺牲自己去换取消灭敌人的胜利。你写上，有问题我负责！”
1973年12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到西北的兰州军区任司令员。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离开台风地区的韩先楚，上任到兰州军区的第二天，就赶上了黑风。那天，韩先楚听取了兰州军区机关人员对战区设防情况的汇报后，驱车前往边防部队调查。当年陪同韩先楚去部队的兰州军区作战部部长尹志超回忆说：“韩司令员去部队，遇到的黑风特别大，风带着沙和石子，刮得天昏地暗，人员、车辆不得不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停下来，等黑风过去后再走。韩司令员开玩笑问：‘是不是老天爷要考验我这个新司令的意志啊？’我对韩司令员不熟悉，不敢回答。韩司令员又说，‘我连海上的台风都能战胜，还怕陆地上的黑风吗？’”
在兰州军区，韩先楚还顶住了一股看不见的“黑风”。1976年初夏，在兰州军区党委会上，围绕要不要在部队点名批判邓小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最后，大家把目光投向司令员韩先楚，期待他作出决断。韩先楚说：“中央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党籍。难道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员吗？”
就这样，韩先楚的一句话，在兰州军区顶住了批判邓小平的“黑风”。
几天后，韩先楚到北京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内容是要求各地批判邓小平。韩先楚硬是顶着。兰州军区没有批邓动作。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
1980年1月，韩先楚从兰州军区领导岗位退下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先楚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在人大工作外，还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辽沈战役》等书稿的编纂工作。
洪学智
“六星”上将
洪学智（1913.2.2～2006.11.20），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新四军老战士。于1955年、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基本资料
出生：
出生地点：安徽金寨双河镇
籍贯：安徽金寨
民族：汉族
入伍：1929年
入党：1929年5月
学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上将：1955年
二次上将：1988年
授衔上将职务：中央军委委员
逝世：
逝世地点：北京
生平简介
洪学智同志，1913年2月2日出生于河南商城县双河区黄鹄寺乡小河口村（今属安徽金寨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冬参加我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联庄队。1929年3月，参加赤城游击队，后参加商南起义。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2月随赤城县游击队编入红一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洪学智同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一军、红四军任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出色完成作战任务，所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红四方面军3个模范支部之一。1932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西征，任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先后参加了枣阳、新集、漫川关、王曲、子午镇、仿锽镇等战役战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斗争和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他率部参加并参与指挥了空山坝、三江坝、旺苍坝和万源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他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方面军领导的表扬。1935年3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他率部参加强渡嘉陵江、土门、包座、绥崇丹懋、天芦名雅邛大等战役，并负责方面军的后方收容和筹措粮草等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头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获得了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解决了红军的粮草供应，扩大了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1935年7月，奉命接应中央红军，组织筹措了大批军需物资，受到刘少奇同志的赞扬。1936年10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洪学智同志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一支队支队长、第四大队副大队长。1939年7月，率第三大队学员随抗大总校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粉碎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战役战斗。1940年11月，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跨越晋、冀、鲁、豫、皖、苏6省，于1941年4月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无一减员，受到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的高度赞扬。随后任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在陈毅校长领导下，坚持抗大办学方针，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干部。1941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临危受命，掩护新四军军直机关和抗大五分校安全转移。同年10月，任新四军盐阜军区司令员，领导盐阜军民开展反伪化、反蚕食斗争，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受到华中局特令表彰。1942年12月，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协助黄克诚师长兼政委指挥了夏季攻势作战和苏北反顽斗争，胜利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并歼灭大批日伪军，扭转了不利态势，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苏北我军转入反攻，他参与指挥了解放阜宁、车桥、淮阴、淮安的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右图为1941年，洪学智在盐城新四军总部。
解放战争时期，洪学智同志于1945年9月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与黄克诚同志率部进军东北，执行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疏通了承德到辽西的铁路，确保及时输送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1946年2月，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攻打通辽、中长路阻击战、四平保卫战等战役战斗，遏制了敌人战略进攻势头。1946年7月后，任黑龙江军区司令员，领导剿匪斗争并取得胜利，巩固了北满根据地。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三下江南的作战。围攻城子街，全歼敌新一军八十九团。强攻德惠坚固设防之敌，在东北战场上第一次指挥步兵、炮兵、坦克诸兵种协同作战，为我军向国民党主力军进行正规攻城作战取得了经验。又率部参加东北夏、秋、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在夏季攻势中，他率六纵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全歼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又追歼敌暂编第二十一师。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进行四平攻坚战，与敌血战15昼夜，给国民党守军以沉重打击。在秋季攻势中，连拔敌吉林外围据点，击毙敌二师少将师长，为攻取吉林创造了条件。在冬季攻势中，与兄弟纵队配合，取得了新立屯战役胜利，围歼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五军，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以极大震撼。他率部运动歼敌，接连攻克辽阳、鞍山、营口等重镇，全歼敌五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等3万余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东总领导来电嘉奖。
1948年11月，洪学智同志率领部队参加平津战役，先截断平津之敌联系，封堵了北平敌人海上逃跑之路；同时遣所部主力十七师参加天津攻坚战，为平津战役胜利作出了贡献。此后，他任四十三军军长，率部作为四野先遣兵团南下，途中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1949年5月，指挥四十三军发起渡江作战，从黄冈、黄石、蕲春三地渡过长江，迫使武汉守敌弃城南逃；后指挥所部参加湘赣战役，攻占鄂城、大冶、九江、南昌等城市；继而参与指挥广东战役，解放了广州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洪学智同志任中南军区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第十五兵团进军广西的作战行动，参与指挥渡海作战，取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的重大胜利。直接指挥广东剿匪斗争，巩固了广东治安和社会秩序。1950年5月，指挥发起万山群岛战役，击沉敌舰4艘，重伤敌舰队司令，创造了木帆船打军舰、以劣胜优的奇迹，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嘉奖。
1950年7月，洪学智同志调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同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他分工负责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参与领导指挥了第一至五次战役和其他历次重大战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和谋略，并在保证志愿军首脑机关的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赞许。1951年6月，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领导志愿军后勤指战员浴血奋战，在没有制空权和频繁遭受洪水袭击的情况下，建立起了“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策划的“绞杀战”，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为夺取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中积累了一系列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经验，已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宝贵财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954年2月，洪学智同志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12月，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面对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他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在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标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军后勤建设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他组织领导全军后勤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是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59年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洪学智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进藏了解平叛作战和后勤物资供应情况。他深入前沿部队和后方兵站医院，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为平叛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同志受彭德怀冤案株连，翌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受关押批斗，1970年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始终坚持原则，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解除了劳改。1974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
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洪学智同志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9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他带领军工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恢复生产秩序。他严抓武器生产质量关，保证了部队自卫反击作战的武器装备供应。他在狠抓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研制的同时，大力推进民用产品开发生产，使军工企业走上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正确发展道路，为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0年1月，洪学智同志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清除“文化大革命”对后勤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迅速消除了总后系统的派性，妥善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使全军后勤工作很快步入正常建设轨道。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的指导思想。他要求全军后勤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成为全军后勤指战员做好新时期后勤工作的行动准则。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和裁军百万的战略决策，提出“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工作做好”，科学合理地确定军费投向投量，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困难情况下，保证了军队建设各项工作的需要。他积极稳妥地推进后勤改革，实行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保障体制，建立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供应管理体系。他倡导“勤俭建军、艰苦奋斗”的方针，大搞农副业生产，弥补军费不足，并在全军实施“斤半加四两”的副食标准，明显提高了部队的生活水准。他积极推进各项后勤基本建设，亲自组织领导进行边海防、仓库、营房、医院、财务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很快改变了全军后勤面貌，受到中央军委多次赞扬，在全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后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87年再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军队全面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退出军队领导职务后，洪学智同志出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他团结带领编写人员，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高质量地完成了编写任务，受到了军委和“四野”老同志的一致好评。1990年，他被增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93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他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为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洪学智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长征路上的洪学智
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双河镇，是一个“鸡鸣狗叫听三省”的地方。
接应中央红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施西征。经过2个月的艰苦转战，于12月进入川北，迅速发展了以通江、南江、巴中3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1月，红二十五军也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鄂豫陕地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决定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中央文电指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集中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强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同时接应已至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5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会合。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
进到黑水、芦花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四方面军的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洪学智管理，另外还有1个补充师，都是由俘虏兵组成的，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转运伤员。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又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
鸡公寨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四军进入后，在思想上、物资上都缺乏准备，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了解，语言又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头人都有武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械斗，而且对少数民族统治很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红军做群众工作很困难。
红三十军走在前面，反动头人每天派人到处袭击红军。他们打的是麻雀战，在山林、峡谷、河边藏着，冷不防地就给你一枪，红军战士不死也伤。红三十军经过时打了他们，俘虏了一些人，交给红四军。洪学智想了很多办法，经教育后放了回去，仍无济于事。
1935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在黑水、芦花接到四方面军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要洪学智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
接到通知后，洪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尔后，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将筹到的牛羊、粮食送到红三军团转交。中央纵队到达黑水、芦花后，又让洪学智把筹措到的牛、羊、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洪学智前后共送去4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务。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刘少奇。刘少奇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洪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情系阶级兄弟
长征途中，洪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从黑水、芦花向班佑前进的路上，经过数百里茫茫无际的草地，那里渺无人烟，沼泽遍布，气候异常。洪学智不但要负责伤病员的转移运输，每天还得盘算着怎么弄到粮食，使得部队不饿肚子。
红四军翻过马石坡最后一座大山时，由于先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而红四军还要走一两天的草地。弄不到粮食，又挖不到野菜充饥，红军不得不杀掉心爱的战马，有时甚至把皮带、皮马鞍煮着吃。政治部带着伤病员，又没有部队掩护，危险很大。洪学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芦花。
虽然组织上给洪学智配备了马，但他骑得很少，多数时候都是用来驮运伤病员，驮运粮食。8月底，折回黑水、芦花后，洪学智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命在旦夕。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把他从离部队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请来。红军战士围着老中医，你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洪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四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山遍野地找药，终于将药配齐。”吃了三次药后，洪学智果真逐渐痊愈。
在洪学智学病期间，警卫排一个回民战士见首长病得厉害，哭着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35年9月，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洪学智与军首长率领红四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克天全、宝兴、芦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洪学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夹金山。他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同志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
夹金山上气温达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天气恶劣，或大雪，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乏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了。
洪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掉队的和冻得不能走的战士。一天约午时，部队接近夹金山主峰，周围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6名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起与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洪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
下山后走了一程，战士们发现有个磨房，可避风寒。于是，准备夜晚就住在那个磨房里，烧水煮青稞，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磨房内温度升高，一个战士发现一名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在动呢！”这名战士说。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喊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给那个昏死的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5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救活了5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他可能患有心脏病。
红军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后，向道孚西进，又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部队凌晨2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了辣椒、牛肉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上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同时，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10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10点钟后气候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还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有盐、茶叶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减员。为此，四方面军总部表扬了洪学智。
与土司结盟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占领瞻化城时，与2000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土司武装几百人。后经教育后释放，并将缴获的大批牛羊归还给群众。城内有一个头人巴顿多吉。群众向他汇报说，红军将我们的枪和牛羊都归还了，俘虏的人也都放了，这个队伍还不错。
到了第3天，巴顿多吉派人到红四军，要红军派人去和他谈判。他想通过谈判与红军停战言和，并把喇嘛首领诺那交给红军。诺那是国民党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是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带着一连多人，还有一些武器和财产，途经瞻化时，被巴顿多吉给抢了，诺那也被扣了起来。
事后，巴顿多吉觉得不好办，如果杀了诺那不好向国民党交待；放了诺那吧，抢的东西得归还，到手的枪也就没有了；不杀不放，如何处置？巴顿多吉想把这件事推给红军。
巴顿多吉约红军谈判的地点是在一个山头。天还没亮，他们就把山头占领，居高临下，布置了很多藏民，都拿着长筒枪，是怕红军袭击他们。经过研究，洪学智决定派民运部长周于民去同他谈。初步商谈很有成效。巴顿多吉要求到瞻化城去，见红军最大的“头人”。
两天后，巴顿多吉来了，还带了一些人在山上警戒。洪学智在政治部接见了巴顿多吉。洪学智向巴顿多吉详细说明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的目的，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洪学智边谈边打开唱片机，播放唱片。巴顿多吉第一次听到唱片，非常吃惊，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怎么有人唱呢？”洪学智笑着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巴顿多吉很是佩服，觉得红军真是了不起，显得格外开心。
中午，洪学智请巴顿多吉吃饭。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请他喝酒他也不喝。洪学智就先举杯，一仰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越喝越高兴。巴顿多吉说道：“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提议，并按藏族风俗，与洪学智喝了公鸡血酒，义结金兰。
洪学智提出：诺那我们可以接收，但是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诺那的徒弟应同时交给我们，二是我们红军要吃饭，需要筹备很多粮草，请你们帮助解决。巴顿多吉愉快地答应了。回去后，巴顿多吉告诉所管的寺庙，不准反对红军。后来寺院也主动捐了许多牛羊和粮食送给红军。不几天，巴顿多吉就把诺那送来了。诺那有70多岁，是黄教的大喇嘛之一。巴顿多吉没有同时把诺那的马送来，因为那匹马很好，他想留下。洪学智考虑马是诺那心爱的坐骑，诺那年纪大了，没有马不行，又派人同巴顿多吉交涉，把诺那的马也要了回来。
后来，洪学智与政治部商量成立瞻化革命委员会。为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报经上级批准，请巴顿多吉出来当了瞻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瞻化的几个月，红军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还有很多物资，都是经过巴顿多吉送到红军手里的。
红六军团快到瞻化时，洪学智接到萧克等人的通报，说还有两天就要到达，请洪学智准备粮食。当时连粮食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洪学智很着急，找到巴顿多吉：“老兄，我们又有红军要来，急需28万斤粮食，还有牛羊等，请老兄务必帮这个忙，抓紧筹备！”巴顿多吉说：“老弟，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时准时送到。”这么大数目，洪学智还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兄说话可得算数呀！”巴顿多吉说：“你放心吧，没问题，看我的行动。”巴顿多吉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派人筹粮运粮，男女老少，拉的拉，推的推把红军急需的所有粮食、牛羊全都送齐了。
红四方面军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烽民族革命委员会，洪学智就把诺那送到甘孜，建议让诺那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诺那年纪大了，一个多月后圆寂。他的徒弟海正涛按照藏族宗教仪式办理了丧事。红军和诺那交往的全过程海正涛都知道。后来，国民党造谣说诺那是被红军杀害的。海正涛回到上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红军待诺那很好，诺那因为年岁大了圆寂的，是他亲手照顾诺那的。最后还说诺那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遗物和资财哪里分配多少，说得很明白。这件事直到后来洪学智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看到这份《东方》杂志才知晓。事实证明，洪学智在瞻化做头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同藏族群众的关系很好，红军各方面保障都可以兑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再次北上，洪学智率领政治部人员深入各师团宣传动员，鼓舞士气。全军指战员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三过草地，并往北进。8月进入甘南后，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新的战斗岗位。
与张文喜结良缘
“女中豪杰，戎马一生。”这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赠送给张文老人的一幅题词，可谓对她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70多年的高度概括。
第一次谈话定“终身”
记者：张阿姨，您和洪伯伯是在长征路上喜结良缘的，如今已结伴走过了70个年头。据说，当年洪伯伯与您第一次谈话后你们就定下了“终身大事”，是这样吗？
张文：（哈哈大笑）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军首长也鼓起掌欢迎我们。
我是班长，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女兵班列队走上了主席台，我领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我就在这时被学智“盯”上了。
当晚，军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来找我，把我领到了供给部谢政委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见军长王宏坤和他的爱人冯明英，以及谢政委都在，我吓了一跳，很明显这些人都是冲我来的。我低着头，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所措。
还是冯大姐一把将我拉到了她的身边坐下，亲切地对我说：“今天你们班歌唱得很好啊。”
我连忙说：“不好，不好。”
谢政委接着问我：“你认识军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吗？”我立即摇头回答：“不认识。”
其实我说不认识只是应付、搪塞。我参军后，在被服厂见过洪主任，还听他作过报告。在长征路上，我还经常看到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政委一口气对我说了学智很多优点，在一旁的王军长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小张同志，我和明英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在我的老家四川，女孩子的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现在我参加了红军，由谁帮我做主呢？面对军长，我支支吾吾，不知说啥才好。
谢政委看出了我的心事，关切地说：“这件事先不定，你自己考虑一下，也征求一下你二哥的意见。”我连夜找到二哥。他可是个直爽人，当场表态：婚姻大事只要你愿意，我不会说半个“不”字。
第二天，我按照何克春大姐指的路，走进了学智的办公室。他见我来了，微笑着站起来给我让座。
学智开门见山对我说：“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过话了？”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听组织上的意见。”
学智哈哈大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个人的意见，几位领导都同意，所以，咱们个人的事就变成了组织意见。”接着他还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先是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频频点头。
就这样，我和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协议”。
抗美援朝中的洪学智
八十年代，作为一代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对美国军队进行友好访问。将军幽默、独特的谈吐使美国同行感到惊异，一次晚宴上，一位美国将军问：“洪将军，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洪学智笑笑说：“我是你们美国的大学毕业的。”翻译一惊，直译过去。美国军人不解了，又问：“我们哪个军校毕业？”“你们的空军大学。”美国军人这才恍然大悟，大笑起来，说：“那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办公。”洪学智说：“你们的空军大学还没有给我发毕业证呐！”这时谁都知道将军说的是五十年代的那场战争。正是那场战争，使洪学智将军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我军一名耀眼的将星。
两救彭德怀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洪学智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曾以他的机智两次救了彭德怀的命。
那时，由于空中是人家的，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洪老回忆说，为此，彭德怀跟他吵过几次。
洪学智让工兵连搞一个防空洞，施工的炮声惊动了彭德怀。他很不高兴，把部队撵走了。洪学智命令工兵们继续施工。这下，彭老总生气了，叫来洪学智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洪学智坚持原则：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
不久，那里就发生了被炸事件。
洪学智找彭德怀说，要开个研究防空方面的会。彭老总脖子一梗：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
洪学智想了一着--把彭德怀屋里的地图给摘下，挂进了防空洞--他深知，彭德怀是不能一日无地图的。彭德怀发脾气了，我说你这个洪学智，就是爱多管闲事。连推带拉，总算把彭老总拉进了洞。
次日，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已经撤出后，又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牺牲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晚上，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夕，志愿军空寺洞指挥所又遭美空军飞机扫射。机警的洪学智拉着还在熟睡的邓华跳到了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眼看着彭老总的房子被美军的火箭弹击中……事后发现，彭老总防空洞口上的草袋子竟被打出了70多个子弹眼，邓华躺的床也被美机的机关炮打穿。
要不是头天晚上洪学智检查后叫工兵连在洞口用沙袋堆了个三角形的隐蔽墙，加深了防空洞，后果不难设想！洪学智再次以自己的细心和机警挽救了彭总生命。
逼出来的后勤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遇到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
洪老说，在战争中，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10个兵。美军1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1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不得不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
但是，当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时，几位主要指挥员中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议。洪老回忆说，当时，由于大家都习惯于带兵打仗，没有人愿意留在后方工作。我坚持要到前线打仗，急得彭老总冲我拍桌子：‘你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去吧！‘从此，我就和后勤结下了不解之缘。
发明新型运输战术
1951年7月，敌人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那阵儿，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行动。
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洪学智率领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战争结束后，前苏联组织专家来华专门了解和学习志愿军铁道兵经验，对于“顶牛过江”等发明倍加赞赏。
文革中的洪学智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同志受彭德怀冤案株连，翌年调离部队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省农机厅厅长、重工业厅厅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受关押批斗，1970年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始终坚持原则，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解除了劳改。1974年任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局长。
仗义执言遭厄运
1953年8月，洪学智离开朝鲜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寒假期间，洪学智回到北京。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找到洪学智说：“军委已经决定了，春节后你不到南京去学习了，现在工作需要，让你马上到总后工作，已经通知了军事学院。”洪学智感到很突然：“难得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能不能按照计划把学习搞完再回来工作。”黄克诚说：“现在总后的工作很多，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头绪繁杂，机构要调整，许多标准要制定，所以军委才决定你不要脱产学习了，马上回来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被撤销军内外一切职务，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内职务。
在批彭的声浪中，也有人敢于仗义执言。邓华第一个站起来：“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他们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洪学智也义愤填膺地替彭总说话：“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得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总执行得很好，总不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有人好心劝说洪学智：“彭是一方面军的，你是四方面军的，彭是八路军，你是新四军，你在里面掺和什么？你不参与，人家都怀疑你，你一参与，就危险了。你是林总的老部下，和林总对着干，有你什么好处？”洪学智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一方面军还是八路军，我就要把事实说清楚，开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应该整人。”邓华、洪学智等人也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如果他们及时地和彭德怀“划清界限”，就会安然无恙。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这次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邓华、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被迫交代所谓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总后被诬为彭德怀的“黑窝子”，洪学智和彭德怀关系不一般，对他进行了批判。
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
1959年10月，邓华与洪学智被撤销军队领导职务，转业到地方工作。邓华到四川担任副省长，洪学智到吉林担任省农业机械厅厅长，后任重工业厅厅长。1970年底，洪学智又被下放到金宝屯农场劳动。在农场，洪学智种菜养猪放牛做豆腐，年近六十仍与年轻人比试扛粮食。一次晚饭后，洪学智与知青孙炎锋一起散步。走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获过的玉米地时，发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拾玉米的老乡。洪学智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孙炎锋回答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洪学智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孙炎锋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洪学智说：“那不行。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见到军管会主任后，洪学智严肃地对他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玉米的政策。消息传开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农民说话。
不是三反分子，而是三忠于分子
一天，洪学智专案组组长带人来到农场，径直问洪学智：“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洪学智的回答很干脆：“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专案组组长不甘心：“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洪学智生气了，拍着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见洪学智发怒了，专案组组长只好带人怏怏离去。对于洪学智，毛泽东是了解的，也很关心他。一天，一位同志告诉洪学智，说毛泽东问韩先楚：“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毛泽东托韩先楚转告洪学智：“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洪学智是八大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时，韩先楚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毛主席的挂念，让洪学智激动不已，他对韩先楚等同志说：“请你们转告毛主席，我现在在吉林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
洪学智情系故乡
洪学智是安徽金寨人，192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金寨县是全国知名的将军县，作为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的杰出代表，洪学智将军生前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他一生情系桑梓的赤子情怀，让故乡亲人深深缅怀和永远追忆。
生前曾七次回乡看望
戎马一生的洪学智将军一直思念着故乡的山山水水，思念着长眠在故土的战友和亲人，思念着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家乡人民。
1953年8月，朝鲜停战刚刚实现，洪学智利用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机，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看望。洪学智轻车简从，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就回来了。那时，金寨县的交通非常落后，汽车只能通到县城金家寨。他下车后，步行30多里路赶到老家双河。区委领导提出：“家乡刚解放，社会治安情况还比较复杂，请将军在区委机关食宿。”洪学智听了风趣地说：“我是请假回来探亲的，如果食宿都不在家里，那还叫什么探亲呢？”他谢绝了县区领导的安排，住到堂弟洪学成家。乡亲们听说洪学智回来了，争先恐后地要上前和他见面、叙谈。此时，陪同的地方干部和警卫从安全考虑，不让更多的群众靠近。洪学智见状，忙说：“我离家这么多年，乡亲们想来看看我，这是人之常情嘛，你们不要再阻拦他们了。”接着，他又热情地对乡亲们说：“来来来，大家靠近一些，我要和乡亲们合个影。”警卫员赶忙拿起相机，拍摄下洪学智和家乡人民骨肉情深的珍贵一幕。洪学智和乡亲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他鼓励乡亲们说：“国家刚解放不久，大家目前的生活肯定有些困难，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洪学智在家乡无拘无束地探亲访友。到了亲友家吃粗茶淡饭，尤其爱吃家乡的小河鱼、挂面及葛粉、蕨菜、苦菜等。警卫员提醒说：“首长，你吃野生食物一定要注意啊，身体吃坏了，我可无法向组织交代呀。”洪学智一听哈哈大笑：“我是回乡探亲嘛，你就不要再用北京的那些规矩来要求我了，要不然，乡亲们也不敢认我洪学智啦。”
1986年4月，70多岁的洪学智第二次返乡探亲。这次随将军返乡的有夫人张文、长子洪虎等人，将军一行来到双河镇政府，他详细询问了家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方面变化的情况。乡亲们争相向他报告好消息。洪老听了指示道：“你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科学种田。我们大别山就是山多，靠山吃山，你们要在山上多想办法，可以多栽些板栗和其它果木，发展食用菌；要多养些家畜、家禽，生活变化就会更快些。”洪学智在县领导的陪同下，还参观了县革命博物馆。他建议：“县里要在革命烈士纪念塔后面建一所红军纪念堂。因为在外地工作的老红军都十分思念故乡，百年之后都有叶落归根的愿望。
洪学智年事愈高，恋乡爱乡之情愈浓。他不顾年高路远，又先后于1990年10月、1991年11月、1994年6月、1997年5月和2002年5月回到家乡探亲、视察。2002年5月，已经90岁高龄的洪学智回到金寨。他无限深情地说：“人到老年倍思乡啊，我这次回来沿途所见，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路更宽了，金寨这几年变化很大，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很高兴。”当时他老家双河镇正在修路，不方便行走，陪同的人都劝他不要回去了。老将军的脸上露出几丝失望，但坚决让自己的3个儿子一定要回去一趟，代替他看望一下家乡的父老乡亲。当儿子们带回从老家双河拍摄的录像时，老将军认真地观看着，边看边笑，还鼓起了掌，像个开心的小孩。洪老还把南溪、双河镇的亲戚接到县委招待所，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要求亲属带头发家致富，把孩子培养成才，并摆了几桌菜请亲属吃饭，坚持不让县里面安排，最后拗不过县里的热情，吃过饭后他让经办人员把发票交给他，自己掏钱付了账。
洪学智一生都以出生在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而骄傲。2004年9月，金寨县修建好红军广场，县领导想邀请他再回来看看。将军听了立刻表示“愿意”。身边的保健医生和秘书从他的身体状况着想，不同意他远行。他只好说：“等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吧。”哪知道老将军最终没能再回来了。
牵挂老区人民的生活疾苦
金寨县是革命老区，又是大山区，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过伟大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国家在金寨县境内兴建梅山、响洪甸两座大型水库，库容量达48亿立方米，大批粮田、茶竹等经济作物被淹没，老区人民又为国家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和牺牲。洪学智始终把库区群众的生活困难，记在心里，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满腔热情，竭心尽力，想方设法为家乡人民解决困难。
1974年金寨县旱灾严重，很多人家都断炊了，全县有很多怀孕妇女，为了让孕妇能吃饱，有位孕妇联合将军的亲戚给洪老写信，向洪老求助。一个月后，县里调来了一大卡车红薯干。洪老电话特别委托县里的同志转告她们：收到信后很着急，从部队的军粮中调配了几卡车红薯干送来。要求县里将这些红薯干，分给全县的怀孕妇女以度荒年，并说部队也很紧张，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让县领导代他向老家人表示歉意。那年，怀孕的妇女都知道是洪老救了自己，有的妇女还留下一小包红薯干小心地用布包好，好留给孩子长大后做纪念，为的是不忘洪老的救命之恩。
金寨县“两地病”（地方甲状腺肿，地方性克汀病）患者较多，流行严重，洪学智得知十分忧虑，他对家乡的领导说：“一个家庭再富，也经不起一个病人的拖累。”于是，他及时向中央军委反映，经与相关部门协商，军队和地方医疗机构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大力支持金寨县医疗卫生工作。1984年5月，中央军委派出医疗队到金寨调查医治疑难病症及甲状腺肿、克汀病等地方性多发病。1985年3月，总后勤部和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联合发出了《关于组派医疗队支持老区卫生建设的通知》。随后，第二军医大学、南京军区总医院等单位先后向金寨县派出7批医疗队，走村串户，治病防病，并支援了大批药品和器械设备。总后兽医大学也派来兽医，帮助老区发展畜牧业，培养兽医。南京军区总医院还在金寨创办了金寨县卫生学校中专班，为金寨培养了一大批“带不走的医疗队员”，帮助建立了三级防治培训网和碘盐监测网。在地甲病的防治过程中，洪学智与地方主要领导同志一起，亲临金寨视察和指导。在家乡双河，将军还亲自为乡亲们发放药品，宣传防治地甲病的重要意义。1988年底，金寨县通过国家级地方病检查验收，地甲病患病率从1985年的17。4%下降到2%以下，其他疾病也得到有效控制，被评为全国地方病防治先进县。
为救助金寨困难群众，从1979年至1987年，洪学智组织动员部队官兵捐赠棉衣棉被24万多件。1991年又捐赠棉衣7。4万件，解决了不少老百姓过冬的难题。为帮助金寨发展运输业，1984年，洪学智将解放军换装后剩余的20多辆军用卡车送到了金寨。为了让更多的老区人民早日脱贫致富，洪学智还主持总后起草了一个文件呈报军委，建议全军拿出2000辆退役堪用汽车，支援100个老区。1985年国庆节前后，金寨县又得到25辆“解放牌”汽车，当时分管运输的县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立即组建了“双扶”汽车运输公司，这也是金寨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汽车运输公司。
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
洪学智一直非常关心金寨的经济建设发展。多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向中央领导汇报，与有关部门协调，并联系港澳爱国人士，从而获得多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洪学智对家乡经济的关注，绝不是停留在一些空洞的“指示”上。他的关心非常具体、也非常管用。他曾多次对金寨县的同志们说，像大别山这样的山区，如果光靠种粮食，农民是永远都富不起来的。应该多种一些适合山地的经济作物，比如说板栗、茶叶和野菜等，特别是要多种板栗。金寨县从1983年开始广泛地种植板栗，通过多年的种植，金寨县板栗特色产业生产一年一个新台阶。
洪学智关心家乡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1997年，宁西铁路初步设计从岳西擦大别山而过，家乡人得知这一消息，六安市领导到北京找到洪老，希望能以洪老的名义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争取宁西铁路能从六安经过。洪老听后，一拍大腿说：“好啊，孙中山早年就有在大别山修铁路的设想嘛，六安早就应该通铁路了！”当即表示同意写信。半个月后，有关方面改变原有设计线路的批文就下来了，六安有史以来第一次通上了铁路。也是在洪学智将军的关心和支持下，金寨县先后修通了双河至铁冲的公路和黄畈至长岭关的战备公路。2003年，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前往东莞给他老人家祝寿。当谈到家乡人民期盼合肥至武汉高速公路能够途经金寨时，老将军又立即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表达了家乡人民期盼的急迫心情。如今，合武高速公路正在轰轰烈烈建设之中，金寨县也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洪学智将军始终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他每次回来，总是到家乡的学校看望广大师生，询问山区教育教学情况。1997年5月，洪学智看到家乡双河职高教学条件简陋后，积极协调，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恒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主要勋章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第一次任职时期：1957年5月~1959年10月
前任：黄克诚大将
继任：邱会作中将
第二次任职时期：1980年1月~1987年11月
前任：张震上将
继任：赵南起上将
百战将星洪学智
在中国军界，有这么一段佳话：１９５５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他上将军衔，１９８８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再次授予他上将军衔。一个军人曾经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这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未曾听说过。这似乎应该成为吉尼斯大全的条目之一。
这位将军，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
大别山中的放牛娃，林彪麾下的高级将领
１９２９年春，洪学智正在豫东南的深山里给夏元松家放牛。这时，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联庄队找到了他，问他愿意"吃大户"吗？他说："哪有不愿意的呢！"于是，他参加了联庄队，晚上，到地主家里杀富济贫，"吃大户"，他觉得痛快极了。
同年５月６日，他参加了著名的皖西地区立夏节起义，起义后，他加入商城游击队。在商城游击队，他昼伏夜动，绕南进北，声东击西，突然袭击，一天三件事：打仗，吃饭，睡觉。在丛林中，在大山里，游击队风餐露宿，不停地昼夜奔波。小伙子挺精干，作战很勇敢。一天夜里，在蔡氏祠堂里，党组织秘密发展他为共产党员。
钢铁是炼出来的，经验是打出来的。
他成了部队的骨干，由游击队小队长升为重机枪连副连长、连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粉碎１、２、３、４次围剿战斗，参加了攻打金家寨、双桥镇、高山寨、独山、潢川豆腐店、七里桥、黄安河口等战斗。
苏家埠战役，红四军１０师２９团担任阻击陈调元援军。第一仗重机枪连连长冲锋时牺牲，第二仗第二任连长冲锋时又牺牲，第三天，他当了连长，从战壕里站起，一声暴喊："冲啊！"敌人一枪打在了他的肺叶上，血汩汩地冒出来，他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战争打胜了，俘虏了敌军的军医主任，把他救活了。 四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长征途中，他又参加了枣阳、两河口、子午镇等血战。然后，在秦岭山脉中攀岩涉水，兼程急进，历尽千难万险，进入四川通南巴，他参加了粉碎"川陕会剿"、"六路围攻"以及三家坝、空山坝、旺苍坝、丹巴、天全等等无数次战斗。在黑水芦花，他作为红４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迎接彭德怀３军团以及给中央纵队弄粮草、安置一方面军的伤病员，重任在肩，夜以继日。他病倒了，伤寒病，昏迷不醒。他的警卫员见首长性命不保，一枪先把自己打死了。他的秘书长也因为高山缺氧骤然死亡。也许是该他大难不死，一位７０多岁的老中医又救活了他。命运捉弄了他，他三过雪山草地才到达了陕北。
１９３９年，日本鬼子轰炸了延安抗大，他随抗大总校到了晋察冀，又遇上了日寇的疯狂围剿，何长工让他指挥抗大直属队反围剿，跳出了日寇的包围圈。胜利后，他接到了让他率３团干部大队赴新四军的命令。何长工请他吃面条饯行。从此，穿山越水，通过无数道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历尽无数次凶险，经过６个月艰难行军，他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到达苏北盐城，任抗大５分校副校长、盐城卫戌司令、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３师参谋长，作为黄克诚的助手，参与指挥了粉碎日寇苏北大扫荡和八滩、合德、淮阴、淮安等战斗。 １９４５年９月的一个秋日，他作为副师长，同黄克诚率３师抗日健儿进军东北。在沈阳至长春的中长线上，在林彪的小指挥部里，他作为林彪的"听用"，参加了铁岭、昌图、金山铺、保卫四平等著名战斗。 １９４６年６月，黄克诚来电话，让他立即到黑龙江指挥剿匪。他率部队北上到了北极城呼玛、黑河，在深山老林里，在莽莽高原上，对土匪进行围追堵截。剿匪告捷，他又南下松花江北任４野主力６纵司令员，指挥６纵参加三下江南作战，率部队四平、打吉林、打辽阳、打鞍山，连战皆捷。 东北全境解放，百万大军浩浩荡荡直下平津。平津解放后，他作为４３军军长率部作为４野先遣队奉林彪之命直逼长江以北。５月１６日，大雨滂沱，长江水面灰蒙蒙一片，他指挥４３军在武汉到九江的宽大正面上突破了白崇禧的长江防线，然后直指江西。
９月，他作为林彪、叶剑英的助手之一，参与指挥部队一举解放了广东，进而又解放了广西。他参与制定了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案，此后，受林彪之命，携带方案到北京向朱老总，聂代总长汇报后，经毛泽东批准，又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海南岛。
他作为一个军人，从鄂豫皖到陕北，从陕北到晋察冀，从晋察冀到晋北，从苏北到黑龙江边，又从黑龙江边到海南岛，北战南征，"百战沙场碎铁衣"，足迹遍布了祖国大地。
他没想到，全中国解放后还有新的战争在等着他－－
赶赴北京，按受军委指示，洪学智走马上任
１９５０年的８月，南方出奇的热。身为１５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的洪学智冒着酷暑奉叶剑英之命前往北京汇报。那时的交通还很落后，从广州到北京是个很艰苦的行程。闷热潮湿的天气使他生了一身的白泡子疮，痛痒难忍。到北京后，突然接到军委领导指示，要他马上赶赴东北，指挥管理那里的部队。于是，一代战将洪学智就这样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开始了他作为一代名将的辉煌。
当时毛泽东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开头多是"彭邓洪韩解杜"，洪学智作为其中的"洪"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雄纠纠，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
歌是这么唱的，但当时过江却是静悄悄的。１０月１９日，洪学智和他的战士们趁着夜色踏上了朝鲜的国土。
志愿军司令部进行了分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抓总，分管作战；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分管干部和政工；第二副司令为洪学智，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韩先楚为第三副司令，解沛然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在这里，我们不必详细叙述战争的进程，也可以看到一代战将的风彩。 １０月２５日，我军同敌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打响了。 凌晨，作战室的电话铃响起来。
"谁的电话？"参谋长解沛然问。
１１８师的司令部报告说，他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 "你们在位置在哪里？"
"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刚刚离开北镇不远。" "敌人有多少？"
"不清楚。"
"是美国人还是伪军？"
"不知道。"
情况紧急，解沛然把洪学智叫了起来。
这里电话又响了，洪学智接过电话问："是谁？" "１１８师长邓岳。"
"我是洪学智，你们前面到底是美国人还是朝鲜人？" 邓岳说："看起来不像美国鬼子，我们的侦察人员已听见他们说话了，都讲朝鲜话。"
"多往里放一放，等敌人钻进口袋再坚决消灭它！" ……
此时，无论是美军还是伪军，都很狂妄。他们并不知道我志愿军主力已经过江，还在声称马上可以"饮马鸭绿江"呢。
２５日上午９时，４０军１２０师来电称他们已和伪军正式交火。 到１２时，１１８师邓岳来电话报告他们与敌作战的经过。"伪６师２团的一加强营进到我伏击圈内以后，我军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大部被歼，活捉了好几百人，还有３名美国顾问。" 洪学智一拍手说："好，先敲了他一下子！"
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要认真分析敌情，才能果断下决心。那些日子，他们经常是在油灯下，绞尽脑汁，反复权衡，因为他们知道，这时的决策，将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
第一次战役的时候，彭总曾想用３８军和４０军的两个师再加上４２军的１２５师，重点攻击熙川之敌。３８军未能按计划插到指定位置。彭老总在作战室发了火：
"这个梁兴初（３８军军长）怎么这样慢慢腾腾的？" 参谋长说："三个方向的敌人正向温井运动，想合击我温井部队，熙川的敌人好象已撤出了。"
彭德怀的眼睛瞪起老大："你看看，要跑了不是？" 洪学智正盯着地图，他意识到如果不随机应变，很可能会造成军事上的被动。他说："彭总，计划要马上改变。"
"怎么个变法？"
"放弃首歼熙川之敌的计划，用４０军坚决阻住向温井进攻的敌人，把伪６师７团围住，诱使熙川、云山的敌人出来，我们集中３８、３９、４０军吃它六七个团。"
洪学智的这个想法是深思熟虑的，也来得很快。 彭德怀思忖了一下，问邓华和韩先楚："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老洪的主意好！"邓华和韩先楚也都表了态。
彭德怀一锤定音："就这样定了，马上给各军师发报！" ……
然而，第一次战役３８军还是没有按时赶到指定地点，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会上，彭老总指着梁兴初问："梁兴初，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插不下去，你是怎么搞的？"
梁兴初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你还是主力呢，什么主力？这是第一仗，３９军在云山打美军骑兵第一师打得好，４０军包围伪六师也不错，你３８军怎么就不给我插下去？你说，为什么？"
梁兴初只好低着头挨骂。
第二次战役开始时，窝了一肚子火的３８军军长梁兴初，动员部队时就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迁回任务。" 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插到三所里，切断平壤与价川的联系。 战役打响后，洪学智跟彭德怀、邓华守在作战室，等着１１３师的消息。别的部队不断有消息传来，唯独３８军１１３师一直没有音信。 他们一夜没有睡，一直等着１１３师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清晨，电台里传来了１１３师的信号。一对坐标，他们到了指定地点－－三所里。 洪学智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来到彭总的作战室，彭总也长出了一口气说："总算是出来了，总算是到了。"
原来，１１３师为了保证插到预定地点，实行了无线电静默，他们１４个小时赶了１４０里路！
他们的电台一打开，美军就知道了刚刚展开没有几分钟，敌人的骑兵第一师一个团就赶到了，激战马上开始。１１３师击退了敌人的十多次冲击，牢牢地守住了三所里，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这里，敌人又想从北面的龙源里退走，１１３师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先敌占领了龙源里。保证了战役的全面胜利。
……
战报送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只说了３个字："打得好！" 洪学智说："老总啊，他们上次没打好，受到了批评，这次就是要打出样子来，他们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彭总说："要嘉奖他们！我来写嘉奖令！"
写完嘉奖令，彭德怀觉得意犹未尽，大笔一挥写下一行大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３８军万岁！"
这就是彭德怀的风格，没有完成任务，他骂你；完成任务好，他就这样奖励你！
不过这个评价还是出乎洪学智的预料，还从来没有人说过一个军万岁啊，彭德怀就这么说了。
"怎么样？"他问邓华和洪学智。
他俩都不好表态，他们曾经都是这支部队的老领导，不好说自己的部队好话呀！
彭总说："不表态就是同意了，马上通报全军，上报军委！"
彭德怀的住处变成一片火海，他对洪学智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后来人说是奇迹－－抗美援朝时，我们没有制空权，但我们硬是把美国人打败了，打到了谈判桌上。由于空中是人家的，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司令部的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洪学智和邓华商议，先给彭德怀总搞一个防空洞。于是，工兵连在彭老总住处不远的地方开始施工了。
要施工就要放炮，炮声惊动了彭德怀。听说是给他挖防空洞，他很不高兴，把部队撵车了。
第二天，洪学智不见部队施工，就叫人把那个连长找了来。 连长很是委屈，说彭老总不高兴，叫他们走。
洪学智说："他说他的，你们挖你们的，继续施工。" "彭老总要怪下来可怎么办？"
"你们就说是洪副司令叫挖的。你们放炮可以多打几个眼，集中放炮，放炮前告诉彭总的警卫一下。"
工兵连又开始了施工。这下，彭老总生气了，问那个连长："谁叫你们来的？"
"洪副司令，"
"马上给我停了！"
彭德怀对警卫员说："去把洪学智叫来。"
洪学智来了。彭德怀指着他说："你个洪学智，是不是没有事干了？在山下瞎鼓捣什么！"
洪学智解释说："这不是瞎搞，这是为防空，要保证的你的安全！" "那玩艺儿没有用！"
彭老总有时候是很固执。
洪学智说："怎么能说没用，敌机来了再挖就来不及了。" 彭总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 彭德怀不好再说什么，防空洞也就挖成了。
不久，这里发生了被炸事件。
那天下午，４架美国飞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山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这使洪学智很是警觉－－平时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说："伙计，我看情况不对，闹不好明天要出事。"
邓华说："那咱们就研究一下明天防空的事情，得想法让彭总参加。" 他不来，他工作起来向来是不顾个人安危的。洪学智和他说，他脖子一硬："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
没有办法，邓华和洪学智他们开会研究了防空方案。 第二天，要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洪学智想了一着－－把彭总屋里的地图给摘下，挂进了防空洞。他是不能一日无地图的，更何况是在特殊时期。 人都进了洞子，就是彭总不来。参谋去叫了几次，他还是不肯出来。再去叫，说不定他又要发火了。邓华说："老洪还是你去叫吧。" 洪学智走进了彭德怀的办公室。
彭德怀一见洪学智，火气不打一处来，吼道："洪学智，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里去了？"
"老总，拿到防空洞里去了，我们都在那里等着你去研究作战方案呢。" "我不去，要开会就在这里开？"
"这里太危险，老总快走吧。"
"你怕危险，你走；我不怕，我就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去！" 洪学智也有些着急，说："老总，那边地图都挂好了，火也烧起来了，大家就等你一个……"
"我说你这个洪学智就是爱多管闲事！"
"这不是闲事，这是该我管的。"
见他不再说话，洪学智推着他说："彭总，快走吧，你就听我这一次！" 连推带拉，总算把他拉出来了。洪学智又叫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也拿到洞里去。"
彭总说："不要弄，那没有事！"
……
他们的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已经撤出后，又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牺牲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晚上，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 洪学智见他说话了，就说："我当然是个好人，不是坏人了！" "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我要警卫员搬你的被子，你不搬，要是不搬出来，今晚哪有被子盖。" "老夫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
停了好半天，他又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语气中充满了惋惜。
……
有人说，要不是那天洪学智把彭总拉了出来，整个朝鲜战争的战史还不知是怎么个写法。这话不无道理。
洪学智回国汇报，面见周恩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召见
五次战役开始后不久，正在检查工作的洪学智接到彭德怀的电话，要他马上赶到志愿军司令部。
走进彭德怀的办公室，天已经擦黑了。
"老洪，你马上回国。"
"回国？"洪学智怔了。
"党中央和军委对后勤工作都很关心，你回去向总理汇报一下我们前线后方的供应情况。"
回到北京，洪学智先到帅府园中央军委驻地，聂荣臻代总长说："周副主席正等着你呢，快去吧！"
当时，洪学智穿了志愿军的单军装，由于日夜兼程，浑身泥污，但是也顾不了许多，就急急忙忙赶到了中南海周副主席的办公室。 周恩来已经站在门口等了，"洪学智同志，你一路辛苦了！" "周副主席辛苦！"
"前线作战情况怎么样？"
洪学智说："几次战役打下来，我们吃亏就吃在没有制空权，敌机的轰炸破坏，使我军受到了很大损失。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行动。" 周副主席十分严肃地说："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疯狂到了极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海空优势下，我们却打到了三八线。美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吃败仗。不过志愿军要想不吃亏，就得研究对付敌机的办法。" "志司在后方的支援下，已经加强了高炮部队，并已在关键点上增设了防空哨。现在我军主要是靠勇敢精神。比如运输车遇到敌机轰炸时，有的就开足马力，猛跑一阵，带起数百米的尘土，搞的敌人不知是怎么回事，惊呼共军的汽车施放了烟雾弹。"
也正是在这次汇报结束的时候，周恩来说："快五一了，你准备一下，上天安门吧。"
洪学智拍拍自己的旧军装，说："总理呀，我就这个样子，怎么上天安门？"
周恩来说："没有关系，穿这衣服好啊，你代表我们的志愿军嘛。" "还是不上了吧……"
周恩来又说："这样吧，我告诉杨立三，给你做一套新军装。" 五一那天，洪学智穿了新军装，走上了天安门。忽然有人来通知，说是毛主席要接见，这叫洪学智又有点紧张。
不一会儿，他被带到了休息室。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在。毛泽东拉着洪学智的手说："这是我们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从朝鲜前线回来的。是志愿军的代表。" 毛泽东坐下来，问彭老总的身体情况，又问了一些战场上的情况。他说："你们打的敌人，有飞机、大炮和海军优势，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朱德说："你们打的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毛泽东关切地问："你回来汇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已经给总理汇报了，总理做了安排。"
……
彭德怀发火、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
当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电报到达以后，洪学智还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他有一种预感，这个司令可能要自己兼任了。他思前想后，觉得不能兼，这不是患得患失，是有原因的。一是自己对军事工作更熟悉，二是这里的后勤工作太难搞了，怕自己不能胜任。
所以当邓华、韩先楚、解方、杜平等人都说还是老洪兼任好的时候，他说话了："我兼不了这个后勤司令！"
"前一段让我管没有管好，现在兼任这个司令，还是搞不好呀。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这个司令还请别人干吧。"
彭德怀不高兴了，他说："你不干，谁干？"
"要邓华兼，他水平高。"
邓华说："不成，我协助彭总管作战，又兼着副政委，我有分身法好了。" "那就请韩先楚同志兼！"
韩先楚也有他的理由："我老往前面跑，到一线去督促部队，你叫我怎么兼嘛？"
洪学智说："彭总，让后面派人来嘛！"
"李聚奎、周纯全都可以。"
彭德怀听了直摇头，说："他们后面的任务也很重呀。" 洪学智说："那还可以让杨立三派人来，我可以给他当副手。" 彭德怀火了，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墨水瓶跳起老高："你不干，你不用干了！"
说完，他又站起来，在屋里转一个圈，说："你们不干我干！你去当怀念员吧！"
洪学智见彭德怀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就说："老总，你这么说可是将军的话了。"
"将军？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 邓华又出来打圆场了，他说："老洪，还是你干吧，一来就兼管这事，现在让别人管也插不上手啊。"
"我是管过，可我管得并不好呀！"
"你没有管好，别人就一定能管好？"邓华说，"你就干吧。" 别人也出来劝洪学智。洪学智坐在那里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如果非要我兼，得让我讲个条件。"
过时彭德怀的气也小了一点儿，说："什么条件呀？" "第一个条件是，干不好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我还搞军事。"
彭德怀一听，说："我当是什么条件呢，行，答应你，同意你的意见。" 当天，志愿军党委作出了决定，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
彭德怀对洪学智说："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
１９５１年７月，美国方面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 得知这一情报后，彭德怀特意把洪学智叫到桧仓。一见面彭德怀说："洪大个儿，敌人要把战争转到后方了，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你一定要打赢它！" 洪学智深知肩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那些日子，他吃不好睡不安，今天在这里隐蔽物资，明天在那里布置假目标，后天检查防空哨的情况…… 他经常是上午在高炮部队，下午就到了工兵部队，晚上可能又是和铁道部队的领导同志研究工作。
一天，他又要到部队去检查，刚上路就碰上了敌人的Ｂ２６飞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司机和警卫员都吓坏了。洪学智说："别急！"
但他的心里可是很着急，这下不麻烦了？
他抬头看看飞机，嘿，怪了，Ｂ２６怎么飞回去了？ 再一看，原来是我们的飞机迎面冲上来了。洪学智一拍手说："快走，我们的飞机掩护呢！"
为了打断我们的运输线，敌人绞尽了脑汁，不断改变战略战术。但敌变我变，他变重点突击，洪学智命令高炮部队变"集中兵力重点保卫"为"重点保卫，机动作战"；你炸桥梁，我把桥藏起来，变成水中桥，潜水桥…… 人们都说，我们后勤有人有物的地方，都会有洪副司令的身影；只要是有一种新的对付鬼子的办法，洪副司令准会去那里开会。 打到后来，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也不得不对记者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致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这场战争中国打胜了。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给志愿军高级干部授勋。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彭老总在授勋后，深情地说："要授勋的话，我说应该授给两个麻子，前方授给洪学智，后方授给高岗……"
洪学智介绍：
安徽省金寨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商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河南省商城县游击队分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三师八团班长、排长，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九团机枪连连长、营政治委员，第二七四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第三大队一支队支队长、第四大队副大队长，中国人民军政大学第四团团长，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参与领导了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海南岛登陆战役和解放万山群岛。１９５０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参与了重大战役的组织指挥。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１９８５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９月先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著有《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
惟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传奇将军洪学智
除了洪学智，志愿军总部没有人敢过多地劝彭总离开工作岗位去休息
大榆洞位于朝鲜北部平安北道，是一处金矿，坐落在两座大山的一条深沟里，沟中有一条小路，两侧是一些简易工棚。残秋季节，沟两侧的杂木林树叶脱尽，阵阵寒风在山岗上游荡。在南山一道小沟里，有一个大矿洞，原是金矿开采地，由于矿洞里积水潮湿，不能利用，志愿军总部机关便在洞口附近搭了些木板房，开始了作战指挥工作。13兵团指挥机关开到大榆洞后，不久即与志愿军司令部合并，成为志愿军司令部。
志愿军司令部成立后立即进行了任务分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分管干部和政工；洪学智为副司令员，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沛然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在一间大一些的木板房里，彭德怀召集邓华、洪学智等开会，研究作战方案，大家围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彭总没说话，径直走到挂满地图的墙壁前，用一只长柄放大镜在地图上来回移动着。一会儿，彭总转身对旁边的人说：“好事多磨，恐怕又要改变计划啰！”
大家都赞同地点点头。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沉重的隆隆声，接着又响起了尖厉的防空号音。彭总的警卫员闯进来说：“首长，敌机来了，快走!”
“慌什么？你自己去！”彭总不高兴地吼了声。在场的人相互看了看，都为彭总的安全着急。
“你们怎么不走？都去防空洞！”彭总向大家挥了一下手臂。
“彭总，你不走，我们就都陪着你。”洪学智笑着说。
“你们这些人哪，够呛！”彭总无可奈何地笑笑，随大家朝防空洞走去。
所谓的防空洞，就是一个矿洞，阴暗潮湿，空气浑浊。彭总嫌闷得慌，总是站在洞口望天。
这时，一架轰炸机从矿口上方呼的一声飞了过去，根本没把彭总的那间木板房子办公室放在眼里。彭总风趣地说：“它没有下蛋嘛！草木皆兵。”一下子把洪学智等人都逗笑了。
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发起的时候，彭总办公室和志愿军总部机关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战争环境下，条件十分艰苦。彭总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经常熬通宵。有时闭上眼睛打个盹就算是休息过了。同志们既钦佩他的精神，又担心他的身体，但大家都了解彭总的脾气，除了洪学智以外，志愿军总部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敢过多地劝彭总离开工作岗位去休息一会儿。
他协助彭总指挥作战，为保卫彭总的安全殚精竭虑
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要说在总部机关，即使是在军师机关，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在朝鲜战争中，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不要说在军师机关，就是在彭总身边和总部机关工作的同志，也一样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在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前方和后方，安全和危险，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线的。
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他的后任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每次较大的进攻前总要派出大批飞机进行侦察和轰炸。就在麦克阿瑟发起“圣诞节前返乡”攻势时，夜幕还未降临，志愿军总部的哨兵看到有几架美军侦察机突然在总部驻地上空盘旋了几次，有时飞得很低，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机可能翌日要来轰炸。当晚，解参谋长召开有关防空准备的紧急会议，作了几条明确规定。要求总部机关在第二天4点钟以前一律开饭完毕，按时进入指定的防空地区。
第二天拂晓，志愿军总部机关的同志都挤在涵洞后面的一个石洞子里，可就是没见到彭总进来，总部几位领导同志很焦急，要政治部主任杜平去请彭总。杜平说：“我去可以，但请洪副司令员去更好些，他在彭总面前比我的办法多。”
洪学智摸准了彭总的脾气，知道他难请，路上就动开了心思。到彭总办公室后，见彭总正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洪学智就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几个人在洞里研究第二次战役怎么打，请你参加。”果然，彭总二话没说，跟随洪学智来到了防空洞。
彭总进防空洞不久，几架美军轰炸机掠过总部上空，接连扔下许多银白色发亮的东西，有的同志喊：“美机又撒传单了。”话音没落，轰的一声巨响，一股狼烟冲天而起。这时，大家才知道那发亮的东西不是什么传单，而是凝固汽油弹。看来，敌机昨天是侦察好了目标的，几发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顿时木屋浓烟升腾，化作一片火海。
“好险！”有人顿时叫了起来。要不是洪学智把彭总“骗”进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飞机飞走了。这时，突然有人发现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还在里面没能撤出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在场的同志焦急万分，但面对熊熊大火束手无策。
就是在这次敌机空袭中，毛岸英同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是因为洪学智的机智，使彭德怀司令员得以躲过这场劫难。
对于彭总和志愿军总部的安全，洪学智最为担心的是防空问题。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司令部的安全都受到威胁。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当时，不仅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总部的防空设备差，更因为彭总对革命战争极端负责，常常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工作起来连吃饭都要靠身边工作人员提醒。在他看来，防空是对他的干扰，不到万不得已，他总不愿意进防空洞。
即使在矿洞里，也有被炸的危险
一天晚上，洪学智和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在一个小洞口上坐着，点了一支蜡烛，一面下象棋，一面等电报。他们正下得带劲儿呢，敌机来了。
离他们不远处的沟里是个伙房，那儿支着一口烧饭用的大铁锅，烧锅的火没有完全熄灭，还有火星，给敌机发现了，敌机便朝他们这边飞来了。由于敌机飞得很低，离地面很近，带起的风呜呜地响，声音大极了。很快，敌机投了五六枚炸弹，那炸弹下落的声音，尖涩凄厉，难听极了。洪学智以为把那厨房打掉了，后来一看，没打掉，炸弹擦着他们的洞飞过去，落在山沟里。敌机从他们头上俯冲过去，很快又打了个转儿，朝他们洞口这个方向俯冲过来。韩先楚一见，喊道：“不行，炸弹对着洞口来了。”
说完，洪学智扔下象棋就往洞里跑。那洞也不深，大约有三四米。洪学智躲到洞子尽里头，对韩先楚说：“老韩，这个厨房可是造孽了。”还好，最后他们俩谁也没伤着。
不过，又过了一天，还是出事了。志愿军司令部住的那个矿洞很大，东面有个大洞口用沙袋子给堵住了，西面还有个小窟窿，没有堵东西。那天晚上，有个侦察参谋，点着蜡烛在离那个小洞口几米远的洞里整理材料，敌机飞来了。参谋自以为是在矿洞里，没有注意。敌机发现了亮光，对着亮光猛扫了一阵机关枪，那个参谋不幸牺牲了。
防空洞刚挖成，志愿军总部就发生了被炸事件
为了保证志愿军总部及彭总的安全，洪学智和邓华商议，先给彭老总搞一个防空洞。要搞防空洞，就得在靠近彭总办公的地方挖洞、炸山，于是一个工兵连在彭老总住处不远的地方开始施工。施工炮声惊动了彭德怀，这对彭总集中思考问题难免有干扰，听说是给他挖防空洞，他很不高兴，还说“要把部队撵走”。
彭德怀找来洪学智，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个洪学智，是不是没有事干了，在山下瞎鼓捣什么？”
洪学智解释说：“这不是瞎搞，这是为防空，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彭总急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彭德怀不好再说什么。
彭总说：“你什么都不管，光管这个吗？”
洪学智理解他的心意，就召集挖洞的同志说：你们挖好炮眼一齐放，不要零星放炮，以免影响彭总的工作。
就这样，防空洞也就挖成了。
防空洞挖好不久，就发生了志愿军总部被炸事件。那天下午，几架美军飞机在志愿军总部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洪学智立刻警觉起来，他想：“平时敌人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要在这里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这里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一起研究了明天防空的事情，同时将情况向彭总报告。
第二天，作战会议没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彭德怀住的房子遭到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
洪学智处处为彭总安全着想，彭总自然是很明白，很领情的。志愿军总部被炸，彭总幸免于难后，又一次幽默地对洪学智说：“老洪，你是个大好人呀！”
“我本来就是好人嘛！”洪学智笑着答道。
彭德怀动情地说：“这次美机来下蛋，要不是你老兄，老夫今天休矣哉！”
在敌机的不停攻击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发起之初，志愿军是仓促入朝作战的，这也是人民军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出国作战，后勤补给遇到了很大困难，这始终是困扰彭德怀司令员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志愿军经三次战役后，伤亡较多，兵员一时补充不上，而后方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在美机不停的攻击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志愿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几乎无法继续作战。彭德怀决心立即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尽快解决。
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些干部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本来就对苏联拒绝提供必需的空军、高炮部队的援助恼火，在这内部会议上却又出现这种强调困难的情况，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声在居仁堂回荡：“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就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有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的发怒，令居仁堂里气氛肃然。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暂解了志愿军断粮之苦。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彭总讲话以后，洪学智就战役的后勤保障发了言。洪学智说，第三、四次战役，我志愿军只有六七个军，还打了胜仗。这次增加到14个军，炮兵由4个师增加到11个师，工兵增加到9个团，还有4个坦克团第一次参战，志愿军的兵力成倍增加，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完全有力量打一个大胜仗。同时，由于部队数量增加，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难度也增大了。到4月初，志愿军已屯积粮食3000万斤，弹药3至5个基数，但就怕到时运不到第一线，战士们吃不上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洪学智要求后勤部门和各部队都要努力改进运输，加紧屯积粮弹、汽油等物资。战役发起时，各参战部队自带五天干粮，另由各后勤分部准备五天干粮，随部队跟进。同时须用一切努力，克服南进时300里无粮区的困难，使部队能不断获得粮食、弹药供应。为了克服运输上的困难，各部队在作战中，应预先组织一批司机，并利用俘虏，抢修缴获的汽车。还要在驻屯范围内，分段修路，遇有破坏，随时修补。
会议上，洪学智要求工兵指挥所立即派部队加修熙川经德岘里、宁远、孟山到阳德的公路，要使这条公路成为志愿军极重要的运输补给线。
洪学智非常清楚，正当志愿军加紧进行战役准备，巩固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时，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三登库区被炸损失惨重，洪学智痛心不已
当时，洪学智最为关注的是平壤以东、成川以南的三登库区，这是铁路沿线上一个比较隐蔽的小车站，是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库存作战物资主要的卸车点和转运站。从2月初到4月上旬，三登一线共卸粮食、被服、副食品等物资700多车皮。截至
彭总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声说：“损失这么多军用物资，犯罪，犯罪……简直是犯罪呀！”
作为主管后勤保障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对三登被炸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痛心不已。他和同志们一起分析三登被炸的原因，以吸取教训。客观上，三登的后勤一分部本身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难以及时疏散物资，也缺少保障部队，就连起码的高炮掩护也没有，一旦被敌机发现，就容易造成严重的损失。主观上，三登这个小站，洞小物资多，一时运不完，没能及时大量分散和隐蔽，对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估计不足。
三登被炸后，彭总感到后勤供应的压力，提议召开一次志愿军党委会，专门研究和讨论后勤供应问题。他说：“供应问题首先是运输问题，从三登被炸来看，供应问题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如何减少损失和消耗，保证物资能尽量用于战争。这是此次战役的要求，也是从战争的长期性着想。”
彭德怀给洪学智赔礼
为改善运输供应，在洪学智的建议下，志愿军后勤在实行固定兵站线和供应站制度的同时，在汽车部队实行分段包运责任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第五次战役前，运输线路长，又往往是临时派车，搞突击北运，直达运输，容易造成途中指挥失控，车辆周转慢，遭空袭事故多等现象。洪学智与后勤部门在实践中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即在汽车部队实行包运制，根据任务，将车队固定点线，便于熟悉道路和掌握敌机活动规律；将任务分段包运到车队、班组。每段距离以汽车一夜行程为限，使驾驶员得到休息。这个办法在部队加以推广后，很受欢迎，普遍提高了汽车部队的积极性，加强了对人员和车辆的管理，减少了损失，运输效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志愿军党委关于供应问题的重要通知发出不久，第60军从前线来电说，该军已进入战役发起前的待机地域，有的部队已断粮断炊，开始用衣服换粮食、搞饭吃，请速给予补给。
彭总看完来电，严肃地对洪学智说：“老洪，怎么搞的？还没有打响就饿肚子，怎么得了，你赶快派人去检查。”
洪学智却微笑着轻声说：“彭总，你别生气，先把饭吃完。60军报告的情况不属实，我手上有个统计。他们还有三到五天的粮食，我已派人去看了，请你放心！”
彭总仍然不放心。晚饭后，他又让办公室主任杨凤安亲自到60军去一下，看看粮食问题是怎么回事。
杨凤安受领任务后，立即由志愿军司令部出发，在吉普车里颠簸了一整夜，翌日拂晓抵达60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听60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介绍了情况。其真实情况是，部队到达新驻地后，还存有三天的粮食。有的单位出现了用衣服和毛巾换朝鲜老乡的鸡和酸菜吃的事，他们是担心粮食少了，部队违反纪律，才给志愿军司令部发了电报。袁子钦政委请杨凤安转告彭总放心。
杨凤安连夜返回志愿军司令部向彭总报告，已睡在床上的彭总听了汇报后，连声说：“还是洪副司令员说得对呀！你马上去报告他。”
第二天清晨吃早饭时，彭总用纸包了个梨，提前坐在饭桌前。一会儿，洪学智来了，彭总把梨递到洪学智面前说：“老洪，还是你说得对，是我错怪你了，给你一个梨吃，向你赔梨(礼)！”
“彭总，你这样讲，我过意不去，梨我也不敢吃。你怕部队饿肚子，是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你这种精神，我应该向你学习一辈子。”洪学智笑着对彭总说。 早已坐在饭桌旁的邓华副司令员也笑着说：“洪副司令员，你讲得很对噢！我举双手赞成。”
彭总扬了扬手：“你们这些人都比我会讲话。人到齐了，我赔了梨(礼)，快拿饭来，咱们边吃边谈吧！”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成立，洪学智兼任司令员
鉴于战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在作战原则上，坚持持久战的思想。
第五次战役发起前，洪学智进京面陈周恩来副主席。他把敌机轰炸三登库区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他说，仅敌人这一次轰炸，就烧毁了志愿军84节车皮物资，后方的物资最多只有70%运到了前线。
听了汇报，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疯狂到了极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海空优势下，我们却打到了‘三八线’。美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吃败仗。不过志愿军要想不吃亏，就得研究对付敌机的办法。”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中央军委考虑，要尽快出动飞机，当然，我们的飞机有限，只能给敌机造成一点混乱，振奋一下士气。”
洪学智说：“前线将士都盼望我军出动飞机。”
周恩来说：“中国有飞机，但飞机参战还不是时候，你这个当副司令的，应该是很清楚的。”
这时，洪学智想到，飞机要吃航空煤油，如果用朝鲜战场现有的运输力量来供应，就是把一切军需弹药都停运，也不见得行呀。后方供应制约着战役的规模。
洪学智对周恩来说：“彭总让我向军委汇报，我们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接着，他又具体阐述了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基本思路。
周恩来非常赞同洪学智的想法，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后，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设想，要求志愿军后勤司令员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员兼任。
出于对洪学智的了解和信任，彭德怀司令员点了洪学智的将。
彭德怀对洪学智说：“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
美军扬言要摧毁各条路线上的每一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
1951年7月中旬至8月下旬，志愿军在准备发起第六次战役的前夕，朝鲜北方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整日大雨滂沱，一个劲地下个不停。河水暴涨，高的达7至9米。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员的洪学智，焦急地关注志愿军各部队的后勤供应情况。这时的志愿军前沿阵地上，到处是烂泥和积水，工事不断坍塌，道路桥梁不断被冲毁，洪学智从各部队汇总上来的数字看到，铁路桥梁被冲毁94座，铁路线被冲毁116处，中断运输最长者达45天，最短者13天。公路桥梁也有一半被冲毁。连日暴雨，山川横流，对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无疑是严峻的考验。
最惨重的是洪水淹了志愿军后勤部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三登的仓库、医院和高炮阵地淹没在洪水之下，大量库存物资被冲走，有些待避的汽车也被冲走，露天存放的物资几乎全部被冲。保卫三登的高炮营所有高炮均被冲走，被逼上高压线的指战员们未能及时疏散，在压断了高压线后，纷纷坠入水中，被淹死了167人。
洪学智得知，后方几乎所有的公路路面都被冲坏，路基被冲塌，205座公路桥梁全被冲垮，无一幸免。铁路线上不少桥梁修好了又被冲毁，冲毁了又被修好，反复多次。主要铁路桥如京义线上的大宁江、西清川江、南大同江桥；满浦线明文桥；平元线东大同江，东沸流江桥均被冲毁，每座桥平均被冲4次，东清川江桥先后被冲垮竟达9次。
洪学智看到，徒步行军的志愿军战士大都是每人60斤以上的负荷，浑身泥浆，脚底起泡甚至腐烂，队伍稍不留神就会被洪水冲散。第67军的203师在行军途中，曾被汹涌的洪水分隔成几个部分，隔水相望，难以会合。许多连队十来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不敢轻易吃掉，四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得了肠炎、痢疾。因雨大滑坡，露营的部队经常出现意外的伤亡，有些人不慎掉入河中，或被洪水卷走。
更令洪学智感到气愤的是，连绵不断的大雨和山涧洪水，成为敌人可恶的帮凶，助长了敌人嚣张的气焰。
这就是李奇微吹嘘的“绞杀战”。
“绞杀战”是美军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意大利境内，以德军使用的铁路线为主要攻击目标而发动的一次空中战役而炮制的。朝鲜半岛的地形、交通线的构成以及美军空中封锁的计划同在意大利进行过的“绞杀战”极为相似。所以，美军把他们的这次行动也得意地称为“绞杀战”，妄想把朝鲜半岛变为昔日的亚平宁半岛。
前方断粮缺弹，后勤补给困难重重
美军发起的所谓“空中绞杀战”，出动其空军力量的80%，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企图在三个月内全部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在这个节骨眼上，原来寄予厚望的苏联空军又不愿前出，只肯掩护鸭绿江至清川江这一段后方交通线，志愿军空军部队又因准备不充分，要迟至11月份才能投人战斗，致使前方交通线仍处于无空军掩护的状况。运输困难仍然无法解决，真是雪上加霜！
大雨、洪水的肆虐和敌机的疯狂轰炸破坏，给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造成极大困难。洪学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而前方部队储存的粮弹只够维持一个月，前方少数部队已发生断粮现象。据
那时间，后勤部指挥所的电话铃声不断，催粮、要弹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洪学智得知，在距前沿阵地十多里的地方有一座志愿军的医院，仅有的一点粮食要省给伤病员同志熬粥吃，医护人员只好乘敌人不打炮的时候上山拔野菜。因为没盐，做出的野菜不是苦就是酸。头两天，煮一锅野菜20个医护人员怎么吃也吃不掉，三天下来，煮上两锅野菜还不够吃。什么原因？肚子太空了，也就吃着香了。
按照侵朝美军司令“要摧毁敌军所有公路交通和每条线路上的每一辆卡车”的指示，美国空军在频繁轰炸志愿军铁路交通枢纽的同时，对公路线及运输车辆也加紧袭扰。白天以战斗轰炸机扫射待避的车辆和囤积物资，在重要路线上投掷定时炸弹和一触即发的蝴蝶弹，为阻止车辆通行，夜间在公路上空投照明弹，用轻型轰炸机分区搜寻目标，跟踪追击，以期达到切断公路运输供应的目的。
这一切对志愿军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洪水和敌人的夹击，洪学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后勤运输线保卫战
在洪学智的带领下，英雄的志愿军官兵，不分前方和后方，部队和机关，战士和铁路员，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前方部队，一面抗洪，一面抢修工事，加强阵地建设，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后方所有部队，包括铁道兵、工程兵、运输部队、高射炮兵等，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无日无夜地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构筑粮弹仓库，抢运作战物资同敌人的空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洪学智说：“这是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
洪学智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当时掩护运输的高射炮兵集中起来以保卫重点桥梁；铁道兵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集中兵力重点抢修大同江、清川江和沸流江上被破坏的铁路桥梁；工程兵、汽车运输部队和装甲部队在桥梁、线路被破坏的地点组织漕渡或实施分段倒运，使各段线路有机地连结起来，以保持运输不中断。
志愿军入朝初期，只有一个高射炮兵团，对空防御力量很弱。为掩护抢修抢运，志愿军总部下决心抽调了在朝高射炮部队70%的力量，并成立铁道兵高炮指挥所，统一指挥。同时，开展群众性对空射击运动，用轻武器攻打敌人的低空飞机。
除铁路以外，洪学智要求志愿军部队加强公路线的抢修力量，加宽原有公路，开辟新的公路，改善公路运输状况。志愿军司令部组织了7个工兵团和在二级休整的各军及各兵团直属工兵分队参加公路的抢修战斗。工兵部队在敌人鼻子底下埋设地雷，在敌机轰炸和洪水的威逼下抢修桥梁。三年中，英勇的志愿军工兵部队共架设新桥梁1000多座，补修总长度达7万多米，保障了公路的畅通。
朝鲜北部的新安州、西浦、价川铁路的“三角地区”是整个朝鲜北方铁路和公路运输的枢纽和咽喉。洪学智组织志愿军后勤部门的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从这里通过，大批军用物资给养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因此，9月份，美国空军把轰炸重点转移到这里。平均每天出动飞机5批100余架次，集中对京渔坡至新安州段和满浦线顺川至价川段进行轰炸，并逐步压缩轰炸范围。到11月，将轰炸范围收缩在肃川至万城间的“317”至“318”
“三角地区”的几段铁路仅长
洪学智率领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和全体铁路员工，经过4个月的英勇奋斗，到12月底打破了美国空军对“三角地区”的重点封锁。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铁路运输抢运过封锁区的作战物资共达1.5万余节车皮。其中
凭借智慧和勇气，志愿军战士及时把大批物资运送到前线
洪学智担任后方勤务司令员以后，后勤运输线已大为改观。白天敌机逞狂，志愿军只能夜间行走，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每当夜幕笼罩，朝鲜北部大地便成了志愿军的自由天下，蜿蜒在原野和群山中的漫长公路上，成队成队的汽车，从四面八方汇聚，车灯时明时灭，整夜川流不息，蔚为壮观。夜间行车，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个志愿军后方部队的防空哨，敌机来时，就向空中放一枪，一个岗哨放了枪，附近的岗哨跟着也放起来。这时，正在行走的汽车，听见枪声，马上就闭灯行驶，那条漫长的电光的巨流，一下子全部熄灭。敌机过后，哨子一响，那条电光的巨龙一下子又闪亮了。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成了一条炸不烂、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英雄的志愿军战士，及时把大批物资运送到前线去，直接支援着每次胜利的战斗。
洪学智指挥志愿军后勤部队，在长达
在洪学智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志愿军后勤部队发展迅速，已成为这支军队历史上兵种最多、最为强大的专业后勤队伍。
在洪学智眼中，战斗的艰苦卓绝和指战员们的机智勇敢都是这些奇迹的组成部分。此路炸断走旁路，东方不亮西方亮，始终保证条条大路通前线；白天轰炸多，志愿军就晚上运输；星期六晚上，敌人飞行员轮班休息，不轰炸，打照明弹吓唬志愿军，志愿军就利用照明弹的光亮，大量运输。
志愿军和人民军在10个月的反“绞杀战”斗争中，建立了铁路与公路相结合、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兵站运输网，基本上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问题，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侵朝美军的“绞杀战”被粉碎了。
吕正操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上将
吕正操（1905.1.4—2009.10.13），
吕正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上将，我国铁路交通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字必之，辽宁省海城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新中国第二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 吕正操将军是最后一名逝世的开国上将。
吕正操于1905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祖上是河北清河县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精明强干，能读会写，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1925年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吕正操被张学良召到身边担任少校副官。
1929年起任东北军第一一六师参谋处长。1932年至1936年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1936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1937年1月起任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第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指示率部开赴冀中，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任司令员。1938年5月至1943年秋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其间：曾任冀中区党委委员、冀中军政委员会委员、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常委。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校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曾任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
1949年1月至10月任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其间：1949年5月起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6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部长；1949年11月至1961年3月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1961年3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党委副书记、书记。其间：1954年11月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吕正操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
著有《吕正操回忆录》、《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将军自述》、《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与罗瑞卿、王炳南合著）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赋》创作组长陈恩田曾为吕正操将军题字：正大光明，操行世范。
有关吕正操最近的报道是国庆60周年前夕的
吕正操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吕正操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吕正操是57位新中国开国上将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老将军；这位经历了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并与周恩来、张学良等历史风云人物的名字挂钩的杰出军事将领，站在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如今随着他的逝世，这一代已离我们远去，留下的只有深切的缅怀与记忆……
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发放的《吕正操同志生平》中，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价：“吕正操同志军政兼优，能文能武，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才能。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智勇双全，是一代抗日名将。他指挥部队多次创造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国家的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直接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大铁路工程建设，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中其中特别提到，“他一生酷爱读书，广纳博览，好学不倦，亲自撰写和整理出版了《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论平原游击战争》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吕正操将军生平
吕正操，字必之，1905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祖上是河北清河县人。17岁时，1922年参加东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精明强干，能读会写，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1925年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吕正操被张学良召到身边担任少校副官。
1928年初，张学良派他到沈阳担任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干事。这期间，吕正操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同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次年春派吕正操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1933年3月，决心收复热河、与日决战的张学良亲自委派吕正操接任第六四七团团长。就在吕正操赶到热河前线的第二天，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的号外就出来了。吕正操只得带六四七团移驻河北易县一带。次年春天，移驻北平，担任城防。此时的吕正操，与中共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开始直接接触，在国内积极组织进步活动，在社会上支持青年学生，并在北平城防中严对日军的挑衅。
1936年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西安张公馆服务。
1937年10月在冀中率部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1943年9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建国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铁道兵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等。
早年经历
吕正操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唐王山后村，南满铁路由旁边经过；以至于村民连下地劳动都要经过这条当时由日本人占领的铁路。吕正操的家人就曾因过铁路，而被日本警察砍伤。这份屈辱，从小就埋在了他的心里。由于家境贫寒，上了四年小学后，吕正操不得不回家务农。17岁时，他报名参军；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被分配到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开始了“戎马生涯”。
战争年代
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部队招考文书时，吕正操被幸运选中，调到旅部副官处当文书。很快他就受到了张学良得赏识，被推荐去报考东北陆军讲武堂，并考取了第五期。1925年毕业后，他就当上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参与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此后，他历任张学良的秘书、参谋处长、团长、同泽俱乐部干事。
1936年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他在西安的公馆临时服务，担任内勤副官。“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斡旋，就住在负责接待和警卫工作的吕正操的楼上。在此期间，他和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等人常有接触。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名存实亡。1937年3月，蒋介石强令东北军改编，吕正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53军691团团长。[2]
建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获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57位“开国上将”之一；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曾长期担任铁道部副部长职务；1958年起任代理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此后，还曾兼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等职。1965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并继续兼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
“文革”开始后不久，吕正操受到迫害，被关押。1975年复出，并在当年1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8月起，任铁道兵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两年后升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1982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次年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外，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
晚年生活
晚年的吕正操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在东北军时，他跟随在张学良身边，也学会了打网球，并一直坚持打到了90岁——提起打网球，那是百岁老将军最开心、最荣耀的事了。看看客厅里悬挂的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的赠画，和1990年9月国际网联主席签署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便知将军在中国网坛的地位了。
书房内还挂着将军春风得意的打网球的照片，那是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全国老年比赛勇夺冠军时的精彩瞬间。
将军打网球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他是少帅张学良的副官和内务秘书，少帅打网球时，他也跟着练，这个爱好在战争中都没停过。仗打胜了，或是稳操胜券时，他一高兴就命令战士在麦场空地上划上线，拉上个网子就打起来。
1990年，国际网联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他十分关心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曾接见阿加西、博格、张德培等网球名将，和他们畅谈网球并合影留念。他大力鼓励青少年，尤其是女运动员一定要不断进步，像其它金牌项目一样，早日打出威风，打出好成绩！2004年：当听到孙甜甜、李婷在雅典奥运会中为中国网坛首次摘取网球女子双打桂冠时，他按捺不住兴奋心情，立即命令秘书：打电报祝贺她们！
吕正操将军大事年表
吕正操（1905—2009），字必之；辽宁省海城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铁道部部长、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著有《论平原游击战争》、《吕正操回忆录》等。
1905年1月 生于奉天（今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918年到缫丝厂当学徒。
1922年 参加东北军，次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沈阳同泽俱乐部主任，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参谋处长，六四七团、六九一团团长。
1924年 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任排长、代理连长。
1925年10月 从讲武堂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
1929年春 任东北军第16旅参谋处处长。
1933年 随部到热河地区参加抗击日军的作战。后任东北军第53军116师647团团长，结识共产党人刘澜波、孙志远等，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张。
1934年春 率部担负北平(今北京)城防任务，在本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红色团”、“摩登团”之称。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游行的学生。
1936年 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不久被调至西安，加入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和反帝大同盟，12月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后回徐水，在647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
1938年5月 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任司令员和冀中行政公署主任，领导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和“扫荡”。
1940年 率警备旅参加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挺进晋东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朱怀冰、庞炳勋部进行反击。同年在百团大战中，指挥部队参加正太路破击战后，发起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
1943年秋 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参与组织指挥了晋绥军区1944年秋季攻势作战和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率1个团到东北沈阳，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政治委员。
1946年1月 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开辟西满根据地，组织军民清匪除霸，建立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武装。7月任东北铁路总局(后改为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局长兼政治委员。
1949年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国家铁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参与组织领导抗美援朝的军事运输和国家的铁路建设。
1955年 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62年 任铁道部代理部长。
1964年 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任国家铁道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5年—1983年 复任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
1977年 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吕正操还是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2年 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晚年他还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一职。
1990年 国际网联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
1991年 受原政协主席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的指派吕正操与张学良在美国会晤。
吕正操与张学良的友谊
曾多年担任张学良秘书、副官的吕正操和“少帅”有着特殊的感情。首先，两人都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是校友；而吕正操读书时，张学良继承其父，兼任了讲武堂的校长，两人又是师生关系；再加上原本的上下级关系。这些都使得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关注着吕正操，并指定他做中共和张学良的联系人。1983年3月，在邓颖超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时，吕正操就被安排出任副主席。
自“西安事变”后，吕正操和张学良就失去了联系。直到19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两人才建立了书信往来；吕正操曾多次试图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特别是回东北看看，但终未成行；直到
吕正操到达美国之后，先到旧金山拜会了
两位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谈笑风生，畅叙久别重逢之情；在谈话中，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这指的是当年吕正操在冀中和军民一起运用“地道战”等形式，抗击日寇侵略，开展游击战的事。吕正操说：“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者昌！”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不都是靠的人民群众！”
在第二次会面中，吕正操郑重地把
张学良沉思了片刻，又补充道：“我这个人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说着，张学良把邓颖超的信工整地折叠起来，放进了口袋。吕正操怕这封信被别人发现后给张学良带来麻烦，便提醒张学良：这封信带在身边是否方便。张学良轻松地回答：“不碍事，没什么关系。”并当即表示，他要给邓颖超写回信。（不久，张学良就给邓颖超写了回信，信中肯定地答复邓颖超，一定要回大陆：“……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在张、吕两将军交谈中，阎明光也来到了他们中间，加入交谈。阎明光是张学良点名邀请来的，且是张、吕两人共同的朋友阎宝航的女儿，所以都不见外。阎明光对张学良说：上海有一位名医，人称“东方一只眼”，治疗眼疾的医术非常高明，建议您老去上海看看眼睛。张学良当即郑重宣布：“我有个决定：想回大陆去看眼睛！”吕正操和阎明光听到张学良这个决定后，都异常兴奋。吕正操当即表示：“你何时回来治病、探亲都可以，我们尊重你的意愿，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张学良紧接着回答：“我可千万不要特权，我是个平民百姓。”并当即和吕正操谈了回大陆的“约法三章”：不要欢迎；不见记者；大家可以经常见面，但千万不要搞恭维那一套。
张学良当场还吟了两句诗：“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表示了他既想还乡又不想张扬的心态；听了张学良的“约法三章”，吕正操半开玩笑地答复张学良：“不见记者可以，但你一下飞机，老百姓就会认出你来，围着你不让你走！”张学良高兴地说：“我不怕老百姓，我高兴见老百姓！”
这次长谈有三个多小时，主要是吕正操向张学良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家乡辽宁海城的情况。张学良还询问了邓小平等新、老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并表示回大陆后一定拜访“中枢诸公”（中央各领导人）……
之后，张闾蘅频繁来往于海峡两岸，为张学良和吕正操传递信息，他们之间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的回归大陆之旅始终未能成行，他于
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战
冀中的吕司令，也是一个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的名字。将军回忆说，直到自己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时，还看到过日本人的报道说，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将军说，“在我的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痛恨日本兵。入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正言’，我自己改为‘正操’，意思就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军。”
在晋绥军区时，吕正操把“地雷战”普及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高度。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写道：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有一个村庄由于这一方法运用得很成功，以致他们坚信自己摆脱了邻近据点的威胁……日本人虽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却不能出来取水。
1925年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吕正操成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
吕正操将军百岁诞辰纪实
在北京西三环边上一个静谧的院落里，将军家里像往常一样平静——自己百岁生日这一天，将军是在阅读中度过的。不同的是，今天，将军手中拿的是刚刚出版的自己的回忆录。
“讲武堂时的照片真帅。”将军一边翻回忆录中自己的照片，一边跟女儿聊着。宽大明亮的书房里，将军穿着一件鲜亮的红毛衣，一边躺在沙发上翻着书，一边跟孩子们聊着自己的过去，就像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那些平凡的老父亲一样。只有书架上那支逼真的步枪模型和一个“毛泽东号”的火车头模型，以及张学良、董必武等人的手书，暗示着这位老人整整一个世纪的生活中所蕴藏的无数传奇。
“在我的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痛恨日本兵。入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正言’，我自己改为‘正操’，意思就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军。”将军说。吕正操参加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他念过书——即使在辍学后，吕正操也一直坚持着自学，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1923年冬，被张学良推荐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1925年毕业后，吕正操成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吕正操率部于
“那是一个秋夜，天空晴朗，月光明亮，我们大家踏着皎洁的月光，走上了抗日征途。”时隔68年，将军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历史性的夜晚。
从此，吕正操就率部驰骋在冀中平原，铸造了平原抗战中的一段段传奇历史。他率冀中军民在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平原作战》等影响巨大的文艺作品，都为这一时期的真实斗争作了艺术上的注解。在白洋淀地区，人民还组织起了水上游击队雁翎队。毛泽东曾表扬他们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在残酷激烈的作战环境中，吕正操沉着、果决、满怀激情，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为冀中百姓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最多时，他一天之内打过五仗，常常一马当先。
“福尔曼说，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百岁的将军，拥有惊人的记忆力。
“在晋绥军区时，将军曾接待中外记者代表团的采访。“我们不是开新闻发布会，而是用攻克汾阳的战斗来接受采访。” 将军说，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民兵和普通老百姓肩并肩浴血奋战，一切关于“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的谎言在中外记者眼前不攻自破。
抗战胜利后，吕正操又挺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铁道兵政委，为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的传奇人生，将军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
将军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头衔，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算起来，将军打网球的历史之悠久，确实是当今少有人及。“在东北军跟着
将军关心的事还有很多。在他的案头，记者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书：有人物传记、中外史书，也有当今市场上热卖的各种书籍，包括财经、金融类的书。秘书说，将军有一度甚至非常关心汇市，每天都要工作人员给他讲述当天的汇市情况。
“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自1983年离休以后，将军始终关注国家大事，除在军队、铁道建设这两个自己最为关心的领域多有建言外，还对教育、经济、科技、新闻等多个领域都作过深入的调研，提出过重要建议。
“常常想起那些为了保护我们而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乡亲们，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人，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多做事。”将军说。
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根据可查的媒体资料，吕正操老人最后一次出席重大活动并被媒体拍摄下来，是
有关吕老戎马生涯的叙述，最令人称道的传奇经历，大都流传于冀中平原。
后来被电影演绎得神乎其神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就是吕正操在冀中平原留下的战争杰作，而他的名字更是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这样描述地雷战的威力：
“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有一个村庄由于这一方法运用得很成功，以致他们坚信自己摆脱了邻近据点的威胁……”吕老后来对新华社记者徐壮志回忆说：“福尔曼说，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
吕老的儿子吕彤羽则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担任总统罗斯福卫队队长的美国参赞卡尔逊，曾经采访过吕老，他从共产党那里学到了官兵一致的做法，当年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令这个美国军人特别感动。回到美国后，卡尔逊还曾参照共产党的原则，组建了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
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令人感慨的是，将军离去之时，国庆60周年盛典才刚结束不久。在这历史与现实的岁月交替中，人们似乎再次感受到那段光辉岁月的伟大意义。一位网民留下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一位英雄的远行，一个传奇年代的离去。”
2009年7月，吕正操老人在病房中接见了北京晚报《国家》特刊的一位特约作者，这无意中成为他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这次采访是在301医院的病房中进行的，本报特约作者夏莉娜这样描述说：“宽敞明亮的病房里，老人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今天有他喜爱的网球比赛。尽管他的头发和双眉已被岁月染白，那双目睹了人世间一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眼睛却依然锐利、深邃。听工作人员介绍，吕老自从做了白内障手术后，看报纸、杂志都不用戴眼镜了。这不由得让人惊叹这位老人的生命力竟是如此旺盛。”
由于没有医生的批准，吕老不能开口向夏莉娜讲述他所经历的传奇人生，但他授意家人将一个笔记本借给了记者。那是一个紫色硬皮小本子，封面右上角贴着一个小标签：“记录本1949年之三”。吕老有做笔记的习惯，这个小本中记录了1949年6月至10月间，他在开国前夕参加会议的纪要和与重要领导人的谈话。
夏莉娜抄写下了这样一些内容：
抗日名将吕正操去世 为最后一位辞世的开国上将
吕正操190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曾任东北军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全面侵华，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铸造了平原抗战史上一段段辉煌的传奇。
解放战争时期，吕正操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校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曾任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6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部长。其间，1954年11月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吕正操遭受迫害，一度被关押入狱，1974年7月出狱，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5年8月至1977年12月任铁道兵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7年12月至1983年1月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1月，铁道部党组发出《关于为吕正操同志平反的决定》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有关吕正操最近的报道是国庆60周年前夕的
吕正操同志革命生涯介绍：
吕正操（1905～2009），字必之，辽宁海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新中国第二任铁道部部长。早年在缫丝厂当学徒。1934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五期。1922年参加东北军。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毕业后，任东北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1929年起任东北军第一一六师参谋处长。1932年至1936年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1936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1937年1月起任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第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指示率部开赴冀中，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任司令员。1938年5月至1943年秋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其间:曾任冀中区党委委员、冀中军政委员会委员、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常委。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校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曾任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
1949年1月至10月任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其间:1949年5月起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6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部长；1949年11月至1961年3月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1961年3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党委副书记、书记。其间:1954年11月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图为国际七三学社主席陈恩田为吕正操将军题字:正大光明，操行世范。）
著有《吕正操回忆录》、《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将军自述》、《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与罗瑞卿\王炳南合著）
抗日名将吕正操：有六七分胜算就敢打
1937年，吕正操在兵家大忌之地创建了华北平原第一个抗日根据地，首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他是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回民支队的指挥者和领导者，并发动10余万人马参加百团大战，被毛泽东誉为“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模范”。
此后四个月内，我国东三省大部分地区沦陷，成了日本帝国摆脱本国危机、进而侵略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战略要地。
东北军年轻军官吕正操，这位生于1904年的年轻军官自小痛恨凶残暴戾的日本侵略者，他17岁加入奉军，不久被张学良送到军校学习，毕业后留在张学良身边当副官。1929年春末，张学良让他返回战斗部队。国破家亡，吕正操在心里立誓：“不打跑日本鬼子，我决不再跳舞！”
回师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
在一次与日军的恶战中，吕正操团与军部失去联系。他立即召集团里的党员和士兵代表开会，他对大家说：“时局变化不到半个月，日本人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但中央军一味撤退。这种时候和日本人打，死了是烈士，活着是英雄！既然我们与军部失去联系，我看只有回师北上，到敌后打游击！”他的意见得到了拥护，于是六九一团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被推选为司令。
此后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走深泽，过安国，入博野，往蠡县，打高阳，一鼓作气北进，名震全冀中，不久，人民自卫军被纳入晋察冀军区领导。吕正操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公署主任。
军机密电与百团大战
1939年末，日本侵略军为了保证其战略交通线的畅通无阻，加紧对正太路的控制，意图把山东、河北、山西三个地连在一起。正太路是华北敌军运输、补给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对我根据地进行破坏的重要封锁线。此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收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前线发来的军机密电，报告了敌人的动向，接着，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
接着，第二、第三战役打响了。吕正操将冀中主力部队指向被敌人侵占的广大区域，冀中各地的民兵和百姓还冒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危险，大规模地破坏铁路、公路及其他附属建筑物，“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在整整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我军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多次，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俘虏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多人；破坏铁路450多公里、公路
日军在当时的作战记录中写道：百团大战是自开战以来共军采取与过去游击战完全不同的战术，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有六七分胜算就敢打
战争是瞬息万变、你死我活的竞斗，两军对垒如若没有十分把握，也得有八九分胜算才能一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智勇双全的将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能险中取胜。被中央军委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的掌史之战，是吕正操直接指挥的。
那天上午部队正开饭，掌史村外突然响起了密集枪声。吕正操立即下令：“部队马上进入工事。一、敌人进攻只许用步枪和手榴弹还击；二、非紧急情况不准使用轻机枪；三、没有上级命令不许出击；四，绝不许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的实力，更不能暴露我们是冀中的主力和领导机关。要‘装孙’示弱，同敌人打一场‘蘑菇战’、‘顶牛战’。”
不久，蓄意报复的400多个日本兵骑着东洋马接近村庄，接着又调来增援部队包抄了掌史村。
几个压不住火的营、连长接连跑到指挥部请求用重武器还击，吕正操说：“不能妄动！一定要坚持到傍晚！绝不允许拿战士生命去冒险。”
晚上7时左右，原野逐渐为黑暗笼罩，此时吕正操下令出击，战士们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操起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开火。是晚9点战斗结束，我军以一个团的兵力保卫了领导机关的安全，此仗敌人伤亡300多人。
吕正操在冀中平原站住了脚，建立了受老百姓拥护的抗日民主政权，老百姓和军队水乳交融，军民抗日士气大振。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况，在《新儿女英雄传》《荷花淀》《烈火金刚》《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回民支队》《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中都有脍炙人口的描述。
与冈村宁次打“脚丫子闪电战”
熟悉军事地理的人都知道，6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平原缺少天然屏障，历来被兵家视为死地，尤其是面对拥有汽车、装甲车、骑兵的敌人快速部队，平原的地形更是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是冀中地区战略位置特殊，谁能保有这块土地，谁就握住了胜利之神的手。
开始敌人并没有把吕正操这位青年将领放在眼里，直至共产党在冀中平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创立起来后，敌人才恐慌起来。冀中的抗日部队和人民武装不仅直接威胁着他们盘踞着的大城市，而且严重破坏了他们“以战养战”的阴谋。于是日军任命鹰隼式的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对我根据地采取了割裂、封锁政策，并利用各种手段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军民联系。
吕正操指挥冀中军民以多种战术与冈村宁次周旋较量：有时对敌人猛然袭击，使之束手无策；有时避敌锐气蓄盈待竭，使之入我彀中。并在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下，衍生出地雷战、地道战、开门战、麻雀战、交通战等等，打得出神入化，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联社记者韩森说：“明天，中国军队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收复北平和天津，收复华北的失地，收复东北富饶的田野和森林。”
抗日战争是中国从弱国地位站立起来的重大转折。
吕正操谈西安事变和张学良
事变前的两个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东北军六四七团团长任上调到西安张公馆负责内勤工作。吕正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70周年过去了。此次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人民共同抗日御侮并取得胜利的基础，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惨烈而光荣的一页，其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范畴。
事变前的两个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东北军六四七团团长任上调到西安张公馆负责内勤工作。吕正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西安事变前的重要信使高福源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许多举足重轻的人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但在吕正操的记忆里，在西安事变前后，还有一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信使高福源。高福源，字少卿，是吕正操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的同期同学，也是东北人，是他主动承担起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工作，最早成为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桥梁。
1934年初，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1935年10月，张学良再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东北军奉命 “剿共”，其中的一○九师、一一○师在劳山、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歼灭。高福源负伤被俘。他在红军医院里得到了细心医护，还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被选为班长。周恩来副主席也亲临学习班，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高福源深受感染，决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了他。高福源问李克农：我愿回去说服军中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敢放我回去完成这任务吗？红军高层同意了高福源的设想。
1936年1月，高福源回到东北军甘泉城驻地，现身说法。此后，数次在苏区与东北军驻地间往返。当时，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得到消息，立即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王以哲与参谋长赵镇藩和他作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件。张学良命高福源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不久，李克农一行6人，由高福源接引，从瓦窑堡出发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经双方协商，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吕正操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被扣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被少数盲动分子杀害。高福源也于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将士离家别井。
剿共，内战，东北军在内耗中损兵折将，国力更深受损害。张学良深感痛心，慨然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他意识到：这么打下去，日本人会更猖狂，只有联俄联共才能打回老家，收复国土。
张学良、杨虎城于
事变时间一到，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抓捕蒋介石。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西安行动。住在西安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均被杨虎城的部队拘禁。
苦谏——诤谏——哭谏——兵谏，“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60周年的时候，笔者曾采访吕正操，进一步了解到：1936年10月，吕正操从河北部队奉命来到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公馆的东楼里。当时，张学良亲自选了那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小组，意欲建立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有时会和部下一起进午餐。大家总会唠嗑起东北老家。张学良说：
“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其时，他已深感“剿共”没有出路。
西安事变发生时，吕正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张公馆和了解各方面情况并负责值班室电话。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12人到西安后，都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吕正操和周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很明确：此次行动是要蒋介石抗日，停止自己人打自己人、自毁国力的内战。
吕正操认为，假如历史真的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派别，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顿时呈现出极其紧张而错综复杂的局面。说客、间谍、汉奸，一时充斥西安，还有企图伺机挑拨张、杨关系的，国家民族的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临行前，张学良留下手谕，请东北军将领听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然后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
杨虎城将军则先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回国后遭长期监禁。1949年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于重庆。
吕正操于31日乘头班飞机再转火车、汽车，从西安赶回河北徐水团部，掌握部队。随后，吕正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
诗作唱和 感天感人
张学良和吕正操两位老人的联系是1984年接上的。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往来于台湾、美国、香港、大陆经商。当年6月，她受伯父张学良委托，到北京看望吕正操，告知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吕正操请张闾蘅带健身球和新茶给张学良，寄寓问候和牵念。此后，两位老人间的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张闾蘅成了他们之间殷殷的忠实信使。
1987年初，张闾蘅带来张学良摘自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赠吕正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诗中把原诗末句“欲辨已忘言”的“忘”改为“无”。
吕正操也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摘句，回赠张学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他也改了原诗的末句，把“良辰讵可待”的“讵”改为“知”，反其意而用之……
1989年，吕正操托张闾蘅带去两首诗。其中一首是书录1984年冬的旧作《浙东纪行》，后四句为：“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羑里，为古地名，在河南汤阴县北，相传是周文王推演《易经》的地方。双楠，是指张学良在雪窦寺幽居时手植四棵楠树中现余的两棵，枝叶茂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张学良还以“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四句。吕正操又作“霜染两鬓白，心存一寸丹；澹泊以明志，肝胆照人间”回应。
1990年5月，张学良寄《谒延平祠旧作》给吕正操，诗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表示：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吕正操给张学良发去贺寿电并和诗一首：
“适值先生九秩大寿，不能亲自前去祝贺，甚以为憾。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正操忝列门生，情深袍泽，耳濡目染，受益匪浅。遥望云天，不胜依依。仅以几句俚语为先生祝嘏：
讲武修文一鸿儒，
千古功业在抗胡。
盼君走出小天地，
欣看人间绘新图。
情长纸短，言不尽意，敬祝健康长寿。”
两位老人每字每句意韵深长，写出了一个境界的唱和，令人可亲可敬；他们拳拳的心，眷眷的念，感天感人。
说好三天就回来，谁料被分隔54载
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当年西安一别，张学良35岁，吕正操31岁，说好三天就回来，却一别54载不能见面。
吕正操和张学良的重逢，是在1991年。
现在看来好像挺顺理成章：两位都是耄耋老人了，都想见见面，而且也不是现职的要员，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吕正操和张学良的见面，经过了审慎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个中的难度不在明里。
经过研究，确认：见张学良的最佳人选，非吕正操莫属。
赴美前，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吕正操详谈，并以私人的名义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表示了一片真诚。
吕正操一行五人，
在旧金山，吕正操出席了为赵四小姐庆寿的活动后，飞往纽约。
历尽劫波，袍泽情深。
吕正操从祖国带去的贺礼，处处透着故土温馨：张学良很喜欢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国内京剧名角耿其昌、李维康夫妇新录制的京剧；明前新采制的碧螺春；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和一幅国内画家为张学良画的肖像。张学良高兴地掏出水晶放大镜，凑得近近的一样样细赏。
第一次见面意犹未尽。
吕正操首先郑重向张学良面呈邓颖超的信和转达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
张学良没拿放大镜，贴着信纸读了两遍。然后回过神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被扣，周恩来急追未果，曾惋惜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多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一直惦念不已。1960年，周总理在一张便条上写下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6个字，托友人秘密相机转交给张学良。在弥留之际，周恩来还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指的就是张学良。这些，张学良都心中有数。
张学良坦诚表示：“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此后的两个晚上，是旅美华侨为张学良祝寿。吕正操送的贺幛挂在
张学良请阎明光转达还想见吕正操一面的意思。
张学良说，自己是个“爱国狂”，如果有来生，还是要做张学良。
又说：我还是怀念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我就没回过老家。
吕正操说，人活在世上就一次，活着就要做有益的事情。
当谈到台湾“二·二八”事件时，张学良说：“国民党到台湾后，更加腐败，不是人干的事都干了，硬是把人民逼反了。他们说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失败。”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吕正操给张学良讲了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主张、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等，还特别告诉他：祖国和东北的家乡人都热切欢迎他和赵四小姐早日回去看看。
张学良一直关心祖国的统一，多次表示愿意为统一祖国尽力。他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虽然90多岁了……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至于回故乡，他还是直言表示尚有难处，还不能成行。他觉得，还是要冷静些，忍耐些，等待合适的机会。
张闾瑛女士、张闾琳先生：
惊悉张学良将军逝世，极感悲痛，特致哀悼，并向你们及其他亲属致以衷心慰问，切望节哀。
张学良将军和我既是桑梓情深，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志在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为了救国救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和杨虎城将军不顾集团利益和个人身家性命，力挽狂澜，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功在民族，彪炳千秋。
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
特此敬挽
吕正操
其时，笔者赴内蒙考察巴丹吉林沙漠，特地先到北京，拜望吕正操。吕正操说：“这次张学良病危的消息一传来，就预感不妙，拟好了唁电。”并说，“他的子女给我发过电报，希望我转达张学良想回国办后事的情况，我了解他的心愿。我都转过去了。我觉得，他回来天经地义，我希望他回来。他本来也说是要回来的。现在成永远的遗憾了。”
谈及张学良的一生，吕正操说：“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始终如一！他一生从民族大义出发，志在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
张学良给后人留下什么？吕正操概括了12个字：披肝沥胆、忍辱负重、浩气正人。
一辈子只做三件事 开国上将吕正操的百年人生传奇
“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的传奇人生，将军生前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其实，这位老人的生活中蕴藏着无数传奇。
乡情：冀中名将心底默念两个故乡
从吕正操乡音不改的谈话，不难知道他是东北人。吕正操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母亲生他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他藏到隐蔽地方。战后，南满铁路被日本人占有。南满铁路就在山后村西经过，和吕正操家的菜地紧挨着。少年时代，吕正操就目睹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压榨和杀害的情景。
１７岁那年，吕正操参加了东北军。不久之后，吕正操这个名字，使日本军队闻风丧胆。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４日，时任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的吕正操，率部在河北晋县小樵镇正式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人民自卫军最初编为三个总队，吕正操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各级领导职务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抗战开始前后，吕正操在冀中战斗生活了１０年，他的队伍和当地老百姓相濡以沫，鱼水情深。冀中的父老兄弟姊妹视他亲如家人，他也一直把那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至今听到冀中的乡音，他仍感到格外亲切。
战后几十年，吕正操时常怀念冀中人民，前些年他还特意旧地重游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和老房东促膝谈心聊家常，漫步在滹沱河畔，寻找当年的战场，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他说：“抗日时期，８００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前赴后继，最后赢得了胜利。我不过是和人民战斗在一起的普通一兵，在党的哺育下，做了自己该做的一份工作。我常常想起失去的战友和壮烈牺牲的冀中群众，对他们表达无限的敬意和悼念。”
友情：抗日名将与千古功臣的莫逆之交
１９２２年春，一位远房亲戚向吕正操介绍，他在张学良的部队当军医，张学良的卫队旅重用识字的青年人。从小就想当兵打日本的吕正操，没有受“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老话的影响，说服了家人，毅然参加了东北军，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
吕正操在卫队旅旅部当上士期间，张学良看他的字写得不错，便推荐他考东北讲武堂。于是，吕正操１９２３年冬考取东北讲武堂第５期。从讲武堂毕业后，吕正操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曾任他为少校副官、秘书、参谋处长、团长等职。
在１９３７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吕正操率六九一团走上抗日之路后，已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曾让他的弟弟张学思转告吕正操：“这条路走对了。”这其中蕴含着张将军壮志未酬的遗憾，更是对自己部属表示欣慰和鼓励。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０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其时，吕正操正在北京３０１医院住院。３月１１日晚，张闾蘅（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和杨虎城将军之子、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到医院看望吕正操，告知张学良夫妇赴美探亲的消息。
５月２３日，吕正操一行５人搭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大洋彼岸，他们先到旧金山拜会了
吕正操送上从北京带去的生日贺礼：一整套张学良最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国内画家袁熙坤为张将军画的肖像和一幅由著名书法
张学良过世后，吕正操在唁电中写道：“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吕正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知道他其实是想回国办后事的，他的子女也希望这样。他一生志在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他走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爱情：与妻子风雨相伴半个世纪
１９４２年，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干部庆祝元旦，同时为３对新人祝贺新婚之喜，其中一对就是吕正操和刘沙。刘沙后来回忆说：“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闹剧，令人啼笑皆非。就在日本鬼子加紧扫荡的关头，军区机关一片欢腾，分享３对革命伴侣新婚的欢乐！”
战争年代，军务繁忙的吕正操与家人难得相聚同行，他十分歉疚而又深情地对妻子说：“两个孩子累苦了你！”他深知刘沙是坚强的、顾全大局的，当即他们郑重约定：“战争期间再不能生小孩。”当时，刘沙带着两个幼儿不知辗转了多少个地方，于１９４６年夏回到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驻地，才开始安顿下来。
由相知到相爱，最终结为伴侣，风雨相伴，他们的爱情大树始终根深叶茂。
真情：养生有道的百岁将军
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３日，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夏特圣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将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章授予一位８５岁的中国老人，这就是时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吕正操。
“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的传奇人生，将军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吕正操打网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２０年代。那时，他在东北军当兵，沈阳青年会经常组织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会、科学时事讲演会、读书会、旅游会等活动，吸引了许多东北青年名流加入。张学良作为青年会的董事，在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了网球场。吕正操不仅参加青年会的各种活动，坚持学英语，而且常常打网球。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能找到打网球的场地：在村头的打麦场拉上网子，就是上好的网球场地。这是吕正操他们打仗间歇最好的娱乐。
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北京网球场很少，只是在最早的国际俱乐部(北京市委大楼对面)有一块网球场而已。那时会打网球的人也很少，他就请来民主党派领导人余心清和老教练们一起打。为了组建中国网球队，吕正操一直催问贺龙元帅：“什么时候成立国家网球队？建设场馆要钱我们没有，要人要物我们可有办法呢！”后来，他又找到同样爱打网球的北京市的领导万里，共同修建了北京最早的先农坛和体委训练局网球馆，使国家队有了自己的网球训练馆。而吕正操派出了无偿的援助部队。
吕正操读书很随意，涉猎很广。书架上的理论书刊、《中国大百科全书》、《资治通鉴》等赫然在目。他自称是杂家，哲学、经济学、历史、文艺等书籍都看，广闻博览。他说，他买书都是为了读，而不是收藏。当有人送他精致的名著收藏本的时候，他总是转赠给图书馆。
他还喜欢打桥牌，曾和许多桥牌高手较量过，据内行讲，他的桥牌技艺相当有水准。“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自１９８３年离休以后，吕正操始终关注国家大事，除在军队、铁道建设这两个自己最为关心的领域多有建言外，还对教育、经济、科技、新闻等多个领域都作过深入的调研，提出过重要建议。
说到子女中有没有继承自己军事生涯或铁路事业的，吕正操说：“没有一个。我什么也不要求，让他们自由自在。婚姻也好，工作也好，我都是放松的。”
吕正操亲历百团大战 难忘贺龙白求恩和柯棣华
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传颂着一个让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的名字。将军回忆说，直到自己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时，还看到过日本人的报道说，他们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
他曾任张学良的副官，参加了西安事变；他1937年加入共产党，率东北军691团抗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率部驰骋在冀中平原，铸造了平原游击战中的传奇历史。建国后他曾任铁道部长兼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铁道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到今年他整整100岁。他，就是开国将军吕正操。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赶往北京西三环边上吕老的住所，在老将军记忆的长河里，感受那难忘的冀中抗日烽火。
改名：把“吕正超”改为“吕正操”
1905年1月，吕正操出生在辽宁省的海城县。时值日俄战争，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俄国战败后，日本人不断加宽南满铁路路基，占地毁庄稼，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吕正操的祖父、大伯过铁路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吕正操从少年时代起就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和杀害。8岁那一年，吕正操在唐王山后本村上小学。那时，村边有条人行横道由日本人看管着不准中国人走，中国人必须绕很远走一条大车道。吕正操曾亲眼看见自己的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时，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那次气得他直掉眼泪。还有一次，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又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结果被日本人一刺刀挑死推到了河里。眼看着父老乡亲被日本人凌辱、屠杀，吕正操盼望着自己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就这样，吕正操原名叫“正超”，后来他自己把“超”改为“操”，意思是操练好打日本。怀着这样一种心情，17岁那一年，他参加了东北军。
在东北军卫队旅当上士期间，张学良发现吕正操的字写得不错，便推荐他参加东北讲武堂的考试，吕正操考取了。
1925年，吕正操讲武堂毕业后任过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到1936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吕正操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对674团的政治情况比较有把握，于是在张学良走后，吕正操乘第一班航班飞至郑州，又坐火车赶回徐水团部，抓紧掌握部队。早有接触的共产党北方局的孙志远也赶到了团部，通知吕正操北方局已同意他加入共产党。1937年5月，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吕正操决定服从改编，由他带一个营到石家庄与119师654团的两个营合编为130师691团。就在从定县去石家庄的途中，
难忘：贺龙、白求恩、柯棣华
1939年1月，贺龙率120师来到冀中，吕正操和贺龙在此之前从未见过面，但是却一见如故。贺龙一见吕正操就很风趣地说：“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呀，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呐！”特别让吕正操难忘的，是贺龙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的讲话。他说：“日本鬼子有啥了不起，他不比谁高嘛！真正了不起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老百姓。冀中人民拆城墙、挖道沟，改平原为山地，是个创举。现在我们有几万人马，几万支枪，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老百姓，力量不小呀！只要我们军民团结，照着毛主席说的去干，管他小鬼、大鬼，都能打败它！”那一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天气虽然冷，但歌声、掌声、欢呼声，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那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振奋万人心呐。
吕老回忆道，贺龙同志对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理解得深，运用得灵活。120师到达冀中不久，正赶上日军对冀中进行第三次战役围攻。敌人以七千人之众，分兵五路，向高阳、河间一带包围上来，企图与冀中部队决战。
无论战斗多么激烈，环境多么危险，贺龙同志总是那么沉着、坚定、自信。在冀中，常常在敌人打到离我们驻地十里左右、枪炮声清晰可闻的时候，贺龙同志还叼着烟斗，悠然自得地和同志们聊天。记得有两次，恰好是我们出村子的东头，敌人从西口进来，就好像换防一样。在我们主动出击或打伏击的时候，他也同样从容、镇静。120师勇猛顽强是出了名的，尤其是王尚荣同志领导的715团(代号亚五)，黄新廷同志领导的716团(代号亚六)英勇善战，让敌人闻之丧胆，为冀中部队做出了榜样，受到冀中人民的高度赞扬，并且称颂至今。
1939年8月，在贺龙同志奉命离开冀中的前夕，吕正操惋惜地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有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贺龙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常说你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个啥！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是个‘大军阀’呢。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
临别时，贺龙同志还嘱咐吕正操，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区党委请示报告，一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他还叮嘱吕正操，“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吕正操遵照贺龙同志的指示，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在残酷的环境中，吕正操表现出果敢、非凡的军事才能。提起冀中的“吕司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60多年后将军回忆说，直到自己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时，还看到过日本人的报道说，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对于冀中抗战的回忆，吕老认为，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住1942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下几万人的战斗部队，这是与贺龙、关向应同志的亲自指导和120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
白求恩大夫来冀中时是1939年的春天，吕正操在司令部驻地特意让炊事员为他做了四个菜还杀了两只鸡，这在当时是最丰盛的招待了。但是不等吃完饭，白大夫就要求立刻去工作。吕正操劝他先休息一下，他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还拿出已经拟好了的到部队检查医疗情况、实施手术的计划给吕正操看。
白求恩来冀中平原，正是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候。四个月的时间里，冀中最著名的战斗，他都参加了。最难忘的是，白求恩同志在冀中度过了一个最有纪念意义的生日。
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给聂荣臻同志写了最后一封信，并把自己使用的手术器械都送给军区医疗部门，还把个人物品分送给中国同志，特别把他自己的一双长筒马靴和马裤送给了吕正操(后因战乱遗失)。白求恩常说的“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这句话，始终萦绕在吕正操的脑海里。
还有一位令吕正操很难忘的国际友人就是柯棣华大夫。他在晋察冀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1942年底，因为癫痫病发作抢救无效去世了。毛泽东、朱德同志都为他题了词。周恩来同志还给柯棣华在家乡印度的亲属写了信，高度赞扬了他不朽的崇高精神。追悼会是在唐县葛公村举行的。聂司令员临时有会不能参加，让刚回到晋察冀的吕正操代表。吕正操向柯棣
亲历：“百团大战”和“五一”反扫荡
1940年秋天，冀中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这是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进行的以正太路为重点，对河北、山西境内铁路交通和沿线敌人据点的大规模的破击战役。“百团大战”展开以后，敌人极其震惊。战役还没结束，日军就调集了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最有意思的是1941年元旦拂晓，行唐出动日军200多人、伪军100多人企图袭击吕正操部，没想到吕正操对此早有准备，他让三营担任正面阻击，同时调二营跑步增援，用两个连从敌人左翼包抄过去，另两个连从敌右翼包抄过来，将敌人团团包围。三个小时结束战斗。除18名敌人侥幸逃跑外，其余都被击毙或做了俘虏。他们还缴获了平射炮一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七挺、长短枪百余支、战马三十多匹。当战士们打扫完战场，吃过早饭，正开始上路转移时，突然飞来两架敌机，对吕正操的部队进行扫射轰炸。可笑的是扫着扫着它上面的一挺机枪不知怎么搞的自己掉了下来，结果吕正操他们就缴获了一件意外的战利品。
“百团大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政治意义上讲，“百团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声威，回击了国民党污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谬论，增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
孙犁有篇小说《小胜儿》，主要就是写的骑兵团，“在五月麦黄的日子，冀中平原上，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树木脱枝落叶，道沟里鲜血滴滴。杨主任(杨经国)在这一仗里牺牲了，炮弹炸翻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孙犁的这篇小说作于1950年，所写的事迹是他听人述说的。这也说明，过了八年了，冀中人民还深情怀念着骑兵团，怀念杨经国。吕正操将军也总想写一篇关于经国同志的文字，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并纪念他们共同战斗过的岁月。
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是在薛村战斗中牺牲的，后来群众发现他的身上中了27颗子弹，只太阳穴就三处。他17岁参加红军，开始给关向应当勤务员，后来当警卫员。再后来在警卫团升任排长、连长、团长等职，作战机智勇敢。贺龙曾说：“在湘鄂西转战时，一次常德善把我背扶出来，把余秋里扛出来。常德善身挂重彩，身上带着3颗子弹，打起仗来非常勇猛，真可谓没有常德善，就没有余秋里和我贺龙。”
抗战胜利后，吕正操又奉命挺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铁道兵政委等要职，为我国的铁路交通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忆往昔，已过了百岁之年的吕老深情地说：还常常想起那些为了保护我们而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乡亲们，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
贺炳炎:“独臂将军”建奇功
抗日英雄谱
贺炳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又名明言。1913年生，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红军中队长、骑兵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手枪大队大队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在战斗中负伤被截去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716团团长，率部挺进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一带，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0月，指挥716团一部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歼灭日军5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1月起任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司令员、第358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率部转战于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地，取得莲子口、板桥等战斗的胜利，领导开辟了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在米峪战斗中歼灭日军l个中队，生俘日军20名。1942年到延安，先后在军事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11月奉命率358旅百余名干部同359旅王震部南下，来到处于日、蒋、伪联合包围之中的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5师胜利会合，开辟新区。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强击弱，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不仅站稳了脚根，而且得到迅速发展，部队扩展到1个独立旅4个独立团，领导组建江汉军区，任司令员。抗日战争中，他率部艰苦转战，屡建奇功，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作出重大贡献。1952年调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授上将军衔。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 1960年7月在成都病逝。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1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1913-1960)，绰号“贺小龙”，在战争年代失去了右臂，人称独臂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出生于宜都市忪木坪江家湾村，9岁丧母，11岁就给人家放牛，先后学过篾匠、杀猪、打铁等多种手艺。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在宜部、松滋一带活动，贺炳炎参加了红军。由于他革命意志坚决，作战勇敢顽强，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升为骑兵连长兼政治指导员。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十万余敌人向我湘鄂西苏区压来，我主力部队转到外线作战。一天，敌军偷袭我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贺龙命令军校学员投入战斗。当时在军校受训的贺炳炎，操起一把大刀杀入敌群，一连砍倒几个敌人，夺枪杀敌，此举轰动军校，贺炳炎受到嘉奖。1935年春，在后坪战斗中，我攻击部队被敌人猛烈炮火压住，两个突击组都未攻上去，贺龙急令“贺炳炎上”。贺炳炎中弹后仍只身突击成功，被誉为“孤胆英雄”。1935年12月，红五师师长贺炳炎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第六次负伤后右臂被炸烂。当时手术器械和麻醉药都没有，医生用木工锯子截去了他的右臂。贺龙拿着一块伤骨心痛地说：“这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
在抗日战争时期，贺炳炎担任八路军七一六团团长。首战雁门关，歼灭日寇五百余名，打破了“大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受到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在敌后战场，贺炳炎先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第三支队司令员、三五八旅副旅长。带职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后进入中央党校，参加了延安整风，并当选为“七大”代表。在“七大”会议期间，他用左手给毛泽东敬军礼，毛泽东用右手握住他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嘛!今后你就免掉这份礼吧。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之后，贺炳炎率三五八旅南下开辟新区，任江汉军区司令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贺炳炎转战西北战场，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晋绥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军长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等重要战役。特别是在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宜瓦战役中，贺炳炎纵观全局，指挥正确，创造出全军闻名的“硬骨头六连”。在向全国进军战斗中，贺炳炎率一军所向无敌，解放青海，兼任青海军区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贺炳炎先后出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共成都部队委员会书记、成都部队司令员。1955年9月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不幸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