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缺锌的孩子有什么症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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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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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第15课中提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介绍得比较简单，对于签订过程，更是简要地浓缩为两句话：“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于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实中苏双方谈判、签订这个条约的过程是比较曲折复杂的，前后持续了两个月。但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原苏联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学术界才对条约的签订过程形成大体一致的认识。本文将依据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下这个过程。提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不得不先说一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在该条约中做出了重大让步，不仅放弃了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且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包括：双方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以下简称中长铁路）；大连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租期定为三十年；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要废除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斯大林表示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而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但在这次会谈后的几天里，他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12月24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大失所望。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此时，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1950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泽东，在会谈中，毛泽东以婉转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了不满和警告。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谈判的僵持局面便开始缓解，斯大林做出了让步，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毛泽东当即做出了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苏条约重新签订的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斯大林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在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仍企图全面维护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中方则要求苏联将上述所有权利和利益归还中国，这与苏方原先设想根本不同，故感到非常意外，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为了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基本放弃了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的个别条款尽管有不尽人意之处，苏联保留了一些特权。但从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中国收回了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东西，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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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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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争议问题的一个条约。根据条约换文，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将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外蒙当局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签订背景
根据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6月27日，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次长胡士泽以及沈鸿烈、钱昌照、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人和蒋介石特派随员蒋经国，由重庆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十次会谈，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宋子文已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
主要内容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它援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或“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战后“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同时，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华民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此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条约全文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愿以同盟及战后善邻合作、加强苏联与中国素有之友好关系，又决于此次世界大战抵抗联合国敌人侵略之斗争中，彼此互助，及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又为两国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之利益，对于维持和平与安全之目的表示其坚定不移之合作志愿，并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国共同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字之四国宣言及联合国国际组织宪章所宣布之原则，决定签订本条约，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第二条 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和约。
第三条 缔约国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缔约国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已而与之发生战争时，缔约国他方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予该作战之缔约国一切军事及其他之援助与支持。本条一直有效，以迄联合国组织经缔约国双方之请求，对日本之再事侵略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
第四条 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第五条 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第六条 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
第八条 本条约应于最短可能时间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重庆互换。本条约于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倘缔约国任何一方不于期满前一年通知愿予废止，则本条约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得于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本条约之效力。
为此两国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署名盖章，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中文俄文各缮两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王世杰 （签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莫洛托夫 （签字）
附：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之换文
换文 （一）
（甲）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 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 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 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 （签字）
（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接准贵部长本日照会内开：
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 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 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 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本部长兹特声明上项谅解正确无误。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 （签字）
换文 （二）
（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 （签字）
（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 （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4]
条约废除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在撤退台湾后，以苏联“违约”为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苏案”，并经大会决议通过。
1953年2月25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否认外蒙古的独立。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声明指出： 基于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之事实及证据，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常会于四十一年二月一日（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通过决议案谴责苏联，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就日本投降后对中国之关系而言，实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签订之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此种背信违约之举，已使中国及中国人民受有严重之损害与不堪言状之痛苦。 由于苏联不顾其在中苏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下之义务，继续对中国进行侵夺、敌对之行动，意图完全剥夺中国人民为一自由独立民族之权利。苏联此种行动，迄今尚在进行之中，而其狂妄暴戾之程度与日俱增，从而严重威胁东亚及世界之和平及安全。在此种情形下，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该约及其它有关文件既因苏联之行动而归于无效，中国自有权解除其所受该约及其它有关之文件约束，爰正式宣告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为无效。中华民国政府并保留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对于因苏联违反该约及其他有关文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
条约评价
正面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加强了中苏两国对日协同作战，直至反法西斯战争完全胜利为止，条约保证了远东地区战后的稳定和和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反面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充分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一是强迫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
第二是迫使中方同意其在旅顺港驻军；
第三是迫使中方同意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50％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又归苏方所有。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6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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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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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当年度纪念邮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是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草拟的。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时间及附件
1949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2月14日结束。同时签订了：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3．《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4．《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促使中苏两国关系是蜜月期一直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着，并对两国建立永久的颠扑不破的友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
9年4月3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最终于一年后废止。
历史背景
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心急如焚。中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得到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惟一的指望。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毛泽东认为，如果新中国对旧条约的处理能首先从中苏条约开始，则“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编辑本段谈判过程
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对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极端反感，也出于对国内舆论的担心，毛泽东与周恩来格外注意中苏条约和协定中所表现的中方主权和平等权利问题。但实际上，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如何努力，中苏两国强弱悬殊，和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中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
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
苏联坚持在帮助中国建立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实行合营，为此，中方以当年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苏联讨论的协议草案为基础，与苏方商定了成立上述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种合作方式事实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苏联坚持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
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签字）中央人民政府 全 权 代 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中央人民政府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协定的实质内容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在同一期限内，苏军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军撤退前的时期，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由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也完全由中国政府管辖。后考虑到朝鲜战争等新情况，1952年9月，双方又协商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驻旅顺口苏军全部撤出。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从1950年至1954年五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为1%；这笔贷款作为中国偿付苏联卖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之用；中国在1963年底以前，将用原料、茶叶、美元等分期还清这笔贷款及利息。 在上述条约和协定签订的同时，中苏外长还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及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时宣布，苏联将其在东北自日本手中所获得的财产，及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
编辑本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缔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它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但是，即使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就已发生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在两国贷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异议，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很低。这些情况，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
签订的原因
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天，就得到苏联的承认，但是，苏联政府对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某些方针又持怀疑态度。伍修权回忆说：“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由于政治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所以，经济上对中国的援助也十分有限。 针对苏联的疑虑，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因为，无论从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对立状态。从这一角度看，是美国逼着中国走“一边倒”这一步的。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就中苏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会谈。1950年1月，周恩来抵苏加入谈判。经过多次会谈，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议定本协定，其条文如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其计算法，系以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斯纯金。
苏联政府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同意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类、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
在一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期限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账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应经批准并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 恩 来（签字） 安．扬，维辛斯基 （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证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词条图册更多图册词条图片(5张)
扩展阅读：
1 《历史学习》 2002.3
2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1页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183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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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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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于莫斯科）
最近时期内，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与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另一方面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举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谈判是在恳切与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进行的，并确定了双方愿意多方巩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同样确定了他们为保证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合作的愿望。
谈判业经于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上述条约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字，苏联方面由维辛斯基外长签字。
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上述条约与协定的全文公布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周 恩 来 安·扬·维辛斯基
（签字） （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 恩 来（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议定本协定，其条文如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其计算法，系以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斯纯金。
苏联政府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同意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类、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
在一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期限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帐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应经批准并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 恩 来 安·扬，维辛斯基
（签字） （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根据一九五○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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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5/content_2336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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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战胜国：从雅尔塔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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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5年2月，美、英、苏3国秘密签订了一个《雅尔塔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蒋介石得知后曾进行了抗争，但在美、苏的压力下，终于接受了这一协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苏联出兵的《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原沙皇的夏宫里，美、英、苏3国首脑举行了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尽快战胜德国；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格局等问题。
关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事，早在1943年底，美、英、苏3国第一次举行德黑兰会议时就已经提出，斯大林只是笼统地表示，苏联出兵应是有条件的，但并未提出具体条件。1944年10月，3国举行莫斯科会议，斯大林再次表示：“俄国人要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们对日作战有一定的要求。”但仍未作明确说明。直到12月14日，斯大林接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才提出以下3条：第一，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第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第三，苏联租借旅大港和中东铁路。哈里曼立即报告给罗斯福。
进入1945年后，美国对苏联出兵问题更加关注。据美国专家估计，要彻底战胜日本，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美国还要付出100万人伤亡的代价。因此，就在雅尔塔会议进行中的2月8日，罗斯福背着丘吉尔，由哈里曼陪同私下会见了斯大林，商谈出兵条件问题。
罗斯福表示：千岛群岛归还俄国，不会有困难，但外蒙独立及租借旅大港和中东铁路，需要同蒋介石协商。他还表示：同中国人讲话是困难的，和他们讲任何事情，24小时内全世界都知道。
斯大林表示：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我们签订一个协定，可以保密，现在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
罗斯福又提出：为了和蒋介石协商此事，苏联应继续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斯大林表示赞同。
在征得丘吉尔同意后，2月11日3国签订了由莫洛托夫起草的《雅尔塔协定》，全文如下：
苏、美、英3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对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二）对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造成的俄国权益必须予以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未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解决。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标。
除“协定”之外，还有一个“备忘录”，记载了斯大林还向美国提出的各项保证：（1）彼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统一；（2）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3）彼所欲望者乃为统一安定之中国，并愿中国控制全部满洲，为其领土之一部分；（4）彼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凡苏联部队因进行对日作战而进入中国地区时，彼决尊重该地区之中国主权；（5）彼欢迎蒋委员长派遣之代表协同苏军进入满洲，俾使中国在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6）彼同意美国对华之“门户开放”政策；（7）彼同意韩国由中、苏、英、美4国政府共同托管。
蒋介石千方百计探听到《雅尔塔协定》的秘密
蒋介石也盼望苏联出兵，以早日结束对日作战，因此，对苏联出兵的条件也极为关注。早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1944年10月，驻英大使顾维钧去美国出席橡树园会议时，就向美国总参谋长李海询问此事，李海只是含糊地说，苏联想取得旅顺不冻港。顾维钧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雅尔塔会议召开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更为关切，2月8日，他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丘、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会议结束后，并没有向他通报会议的情况。他在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3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
2月20日，顾维钧拜访了英国外相艾登，询问有关情况，艾登吞吞吐吐，不肯透露详情，顾毫无所获。2月21日，驻苏大使傅秉常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哈氏向他介绍了罗斯福和斯大林谈话的大意，傅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日记中写道；“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及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
3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拜会了罗斯福，罗有意向他透露了会议的内情。罗知道雅尔塔协定一旦公开，必然开罪中国，不如事先告之中国，以便早做准备，这样可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同时，宋子文也拜会了霍布金斯，也得知了会议的内容。3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5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私人性质”向蒋介石介绍了协定的全部内容。他说：“予今日之报告，纯系私人性质，意在请委员长速为准备，但非受斯大林或美政府之嘱托而向委员长报告，故甚盼委员长不向苏联方面或美政府方面说出。”直到6月15日，赫尔利才将《雅尔塔协定》的正式文本交给蒋介石。
企图与日本单独媾和，以阻止苏联出兵
进入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因而急于同中国求和。首相小矶国昭不顾他人的反对，派他的同学山县初秀来中国，寻找与重庆的联络人，最后选中了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
缪斌，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人，绰号“小道士”。曾在黄埔军校任上尉电务员、国民党第一军教导师党代表、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江苏省民政厅长。1937年就投靠了日本，成为一名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1942年后，他和戴笠建立了秘密联系。
缪斌接受任务后，即向周佛海、陈公博作了汇报。当时汪精卫已死，周、陈二人同意他去日本，摸清日本的态度。缪斌还通过秘密电台向戴笠请示，戴笠报告给蒋介石，蒋也同意他秘密访日，争取和日本单独媾和，以抵制苏联出兵东北。本来同盟国约定不准与日本单独媾和，因对“雅尔塔协定”不满，蒋介石才作出这一决定。
3月15日，缪斌化名“佑藤”，以南京、重庆双重代表的身份，秘密飞往日本，先后会见了首相小矶国昭、情报局长绪方竹虎和东久迩宫亲王等人，向他们转达了蒋介石提出的和平实施方案：“日本对重庆政府如希望实现和平，必须先实行曾提过的和平前提条件，即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府。留守府成立后，首先要求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政府停战撤兵。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通过留守府，开始对停战及撤兵进行谈判，待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发表之。”缪斌还私下里对久迩宫亲王表示：“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自保，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日本是中国的防波堤。如果现在缔造和平，我们也能阻止苏联出兵。”
3月31日，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将此事提出讨论，结果遭到陆相、海相、外相和统帅部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缪斌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决策机关的一个喽啰而已，与其选择身份不明而社会舆论又不好的缪斌为居间人，不如日本政府自己出面向重庆派遣使者，从正面进行谈判。他们对小矶还大加指责，天皇也认为“不应该采取这种谋略性手段”。4月5日，小矶被迫辞职，缪斌也狼狈地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麦克阿瑟得知后，十分惊怒，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只好舍卒保帅，第一个将缪斌处决。
“联美抑苏”落空，蒋介石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
1945年4月，发生了几件大事，引起蒋介石的关注。
4月3日，苏联突然将驻华大使潘友新调回，任命彼得罗夫为新大使。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新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而且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
4月5日，日本小矶内阁总辞职，铃木贯太郎上台。苏联正式通知日本政府，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为此，蒋介石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一）铃木内阁如组成，必为表示其求和态势；如求和不成，再组蛮干到底内阁。（二）俄之废约声明，其语气为宣布日本助德攻俄，已违反中立协定。故俄必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也。”“我应积极准备事项：（甲）俄对倭宣战时之态度与手续；（乙）倭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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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罗斯福突然病逝，蒋介石写道：“今晨6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症已于4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罗斯福虽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与一定主张，并非徒恃强权之霸者。今后，美国政府恐将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能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
4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英、俄之后，会见了蒋介石，蒋写道：“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但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徒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根据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蒋介石决定采取“联美抑苏”的方针，争取美国新总统杜鲁门的支持，来与苏联抗争。6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宋子文，让他和杜鲁门商谈旅顺问题，并提出了3个方案：（1）旅顺交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基地；（2）中、美、苏共同使用旅顺；（3）如以上两项苏仍反对，则至少限度必须中、苏共同使用。
宋子文遵蒋电的指示，6月9日拜谒了杜鲁门。杜鲁门表示：旅顺问题“此乃最困难”之点，只能支持罗斯福签订的协定。11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宋子文，须向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为此，宋子文又拜会了美国常务国务卿格鲁。14日，杜鲁门和格鲁一起会见宋子文，杜说：“现在的首要利益是设法使苏联在足够的时间内参加远东战争，以有助于缩短战争，并从而挽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结果宋子文扫兴而归。
6月16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向他提出英、美尤其是美国应参加中苏协定，把双边协定变成多边协定。对此，美国政府指示赫尔利：“总统将完全承担在雅尔塔所达成的协定的义务”，“协定规定旅顺口租用给俄国作为海军基地”，“所以，我想你将会理解美国政府不会有理由同意参加联合使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或作为中苏条约的一方”。赫尔利向蒋介石转述了美国上述立场，至此，蒋介石“联美抑苏”的企图宣告落空。他在日记中无可奈何地写道：“对俄国横暴之来，能忍痛自制，形势上示弱虽甚，然而外交处境唯此一途。如果我与之据理争胜，则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无外援，则必陷于绝境，所谓盟誓与约言，其实皆为强权所利用而已。”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3次接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一面作出友好的表示，一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希望苏联帮助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在这一前提下，“凡帮助我国收复失土之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之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予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又说：这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
关于外蒙问题，他对彼得罗夫表示：中国不会用武力夺取外蒙，中国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即其外交、军事均可独立，而宗主权则应属于中国。同时指出：外蒙问题与西藏问题有连带关系，建议中苏谈判时对外蒙问题暂不提为宜。
关于租借旅顺问题，他说：“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彼得罗夫辩解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没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蒋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所以租借的名义，切不可再用。”
6月26日，蒋决定派宋子文去苏联谈判。蒋介石特致电斯大林：“余深盼宋院长此行，能获阁下开诚赐教，奠定中苏两国长久友谊合作之密切巩固基础，不胜企幸。”
第一轮中苏谈判争议甚大，无果而终
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次长胡士泽以及沈鸿烈、钱昌照、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人前往苏联，蒋介石还特派蒋经国随行。30日到达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从7月2日至12日，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共举行6次。
关于外蒙问题，宋子文表示：我国现处于困难之地位，无法向人民宣布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外蒙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发生动摇，难以生存下去。同时指出：现在中国和日本都无力占领外蒙，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他提出3项解决办法：（1）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2）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3）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性质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英国自治领不同，无脱离母国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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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则坚持外蒙独立，可与中国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6日，蒋回电提出4点：（1）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2）新疆之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3）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归中央完全统一；（4）中国统一至上述程度，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蒋介石实际上允许了外蒙独立，他说这“实作为最大之牺牲”。
斯大林随即提出一份“外蒙独立宣言”，要求中苏两国签字。对此，蒋介石再电宋子文：（1）中国政府于此次中苏协定批准后，自行发表宣言；（2）苏联政府于中国政府发表宣言后，应即照会中国政府声明外蒙独立被承认后，苏联将永远尊重其独立。
至此，外蒙问题以蒋介石的妥协而基本解决。
关于旅顺问题，宋子文首先提出不可用“租借”和苏联“优越权利”的提法。斯大林表示同意，但又提出，大连应属军事区，大连市长由苏联人担任，协定期限为40年。宋向蒋请示，蒋表示：大连必须为纯粹的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因意见分歧，这一问题在第一轮谈判中只好终止。
关于铁路问题，斯大林一开始就提出：铁路所有权应属苏联，铁路必须由中苏公司联合管理，经理为苏联人，期限为40年。宋子文认为：苏联早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中苏公司应由两国代表组成。7月9日，蒋介石来电提出：“中东、南满铁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限期亦为20年。这样，铁路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此时，因斯大林要去出席波茨坦会议，中苏会谈只好暂时中断。
蒋经国拜会斯大林碰壁而归
蒋介石派蒋经国陪同宋子文参加中苏会谈，其用意有三：一是蒋经国通晓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可以从旁观察分析，补宋子文之不足；二是给他提供一个锻炼外交才干的机会；三是他具有“太子”身份，以表示同斯大林亲近，并希望斯大林给他面子，不要逼人太甚。
蒋经国到苏联后，确也受到斯大林的热情款待，他记述说：“斯大林欢宴我，他很关心方良和爱伦。斯大林说祝愿你们在我们苏俄生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能和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士。他送给我一支步枪做纪念，说这是红军战士打击德国侵略者用过的枪，是制胜的武器。”
斯大林还对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当谈到外蒙问题时，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8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据蒋经国回忆说：“当说到中国不能放弃外蒙古时，斯大林干脆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蒋经国又说：“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的时候，他的狰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蒋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他的“罪愆”
第一次中苏会谈停止后，宋子文回到重庆，深感问题严重，若允许外蒙独立，可能会落个“卖国贼”的罪名，因而提出辞职。蒋介石准许他辞去外交部长兼职，但仍任行政院长，由王世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仍去出席会谈，可由王世杰在条约上签字。
第二次中苏会谈从8月7日开始到14日，共举行4次。
关于外蒙问题，中方虽然答应其独立，但还有一个边界问题。斯大林要求中国接受“现行边界”，宋子文认为，现行边界模糊不清，应由中苏组成委员会重新勘定。斯大林则威胁说：如果中方不同意现行边界，内蒙也会加入外蒙，组成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宋子文只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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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顺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由中国方面负责大连市及其港口的市政当局，但港务局长应是苏联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监督旅顺口，苏方负责军事，中方负责市政。
据蒋经国回忆，在旅顺问题上还有一个插曲。他说：“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里的距离，在这条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俄国的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4点到晚上2点钟，还没有解决。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界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画了一条黑线，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们要画这一条线。'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地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同沙皇政府一样的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上的。'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条线始终没有画出。”
关于铁路问题，斯大林首先提出：中苏联合公司可设10名董事，双方成员各半，董事会主席由中国人担任，两条铁路设一名经理，由苏联人担任，目的是想控制铁路实权。最后中方表示：若有分歧，董事会主席应有决定性投票权，斯大林也表示同意。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8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附两项换文。条约共8条，有效期30年，由王世杰和莫洛托夫签字。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大连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关于共同对日作战苏军进入满洲后苏军总司令部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此外，还有关于外蒙问题的互相照会。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充分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所以直到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还说，当年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来源：中华网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90806/15589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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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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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4月05日00:00 新浪读书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主席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谦等同志。毛主席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规模小些。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搬到毛主席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住，这样更便于同主席商量问题。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总理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1月22日，毛主席、周总理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毛主席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以及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 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毛主席对苏联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主席也参加会谈。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夏天，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各民族自治的原则，我们应当承认蒙古独立。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刻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 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 我们必须表明态度。”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谈中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的国籍问题和居留条件。苏侨中有人既不愿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要苏联国籍，这样就成为无国籍公民，而无国籍公民在中国居住，中国则不能答应。苏方对年轻的苏侨，愿意承认他们的苏联国籍，而对年龄较大，原系革命时期逃离苏联的人则不乐意承认并抱有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大概到1955年才彻底解决。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主动地提出，在盛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现在决定将这部分物资全部转交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办理。我还记得《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问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因为斯大林认为中国应在亚洲多发挥作用，斯大林同毛主席谈论日共和朝鲜情况。斯大林说：北朝鲜同志总是想进攻南朝鲜，对于现时不要进攻的话，毛泽东与途经莫斯科的孙维世。女，我建议把孙维世留下来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周总理同意了，她住在了姐妹河别墅的三楼。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将毛、周、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可能斯大林想谈谈心里话。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讲起他曾在中国十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认真地听着。突然，毛主席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王、周十分紧张。斯大林接着话茬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毛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可是，话刚开一个头，就被别的插话引开了，未能尽所欲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而斯大林将精力却集中于当前的事务，如谈判、条约、协定上，也许他不想再提中国十年内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什么错误意见，或者认为关于错误一事，在刘少奇访苏时已谈清了。在此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打了第三次电话，也是最后一次。因我正陪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谈判，电话是孙维世接的，她一听讲话者是斯大林，就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吓得把话筒给丢了。于是斯大林把我从会场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在电话上讲，你译给毛主席听。”斯大林问：你最近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毛主席答：还好。”斯大林又问：你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做些什么?”毛主席答：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呢。”斯大林说：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毛主席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从此，斯大林再也没有来过电话。毛主席、周总理在条约和协定文本的准备过程中，还进行着其他活动。如2月6日、7日、13日分别参观飞机工厂、斯大林汽车工厂，到国立实验大剧院观看《天鹅湖》，还参观了“光”集体农场。
毛泽东等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参观，右三为师哲。在毛主席步入莫斯科大学的大门正厅时，我请他注意内厅门头正面匾额上的李时珍画像。李时珍已被列为世界著名科学家，可是在解放前，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位大医药学家的却不很多。在旧中国，很少有人重视他，甚至很少有人谈到他。1949年夏，我们跟随少奇同志来到这里参观时，第一次看到李时珍的画像同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画像挂在一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留学生们齐集一堂，热烈欢迎毛主席，并要求毛主席给他们讲话。毛主席首先对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表示谢意，祝愿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习中获得优良成绩。毛主席说：校方称赞中国留学生很用功、学习成绩一般都好；我们的国家建设正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技术家；你们之中有的是在打基础，有的是在深造。我想说的还是那么几句老话：学习要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一切理性知识只有与感性知识相结合，经过实践的验证、鉴定、充实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来；总而言之，学以致用，学到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运用、考验，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学而无用或学而不用，这种事情虽然很少，但在实际生活中是有过的；我们国家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希望你们今后能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同中国留学生一道参加欢迎会的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少数外国留学生。原打算请毛主席参观物理系、化学系等，后因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在离开苏联回国的前几天，毛主席赴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与他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商务参赞处的部分同志、医科大学的部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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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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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主席。主席向他们谈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在方法上的区别。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这样，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随后他交给主席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当时，主席同意了，没有异议，可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做“官方”的声明。1月21日，苏联和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主席很重视此事，他于19日晨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短明了，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在战争年代我党常常以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表明我们对某一局势的态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毛主席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
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不管怎样都得讲出来。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周总理作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在汽车行至离别墅还有几里之遥的地方，斯大林就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开门迎接。进入别墅客厅时，仍然只有我们四人，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半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及维辛斯基、罗申等都来了。他们来只是参加聚餐，并没有别的活动。尽管如此，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及兴味索然的沉闷气氛的缘由和经过。为了打破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继而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全都离座起舞，而客人们仅仅观看。后来，主人们硬把周总理和我拖进舞场。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却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我们半夜三更才返回住地。在宴会上，总理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又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应该说，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是真诚和热情的。他说过，这种感情是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很有影响；中国人民聪明智慧，有古老高超的文化；中国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在谈判中，他常常只让我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苏方一定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我们的信任。他在会谈中经常对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一律认为都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他们对待毛主席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而且常说：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客人。斯大林很看重毛主席。1950年2月我们回国前，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会见中，斯大林主动提出来华。并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主席表示欢迎，并说：这样的人最好。”斯大林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问问。”斯大林是很尊重别人的。会谈时，凡是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斯大林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尤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把书稿译成俄文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将《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面向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实际上，这时他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是想“越俎代庖”，又丝毫不了解中国的事理，中国问题的实质，因而，应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情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各方面，以便重新做出判断。
1949年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灵活、巧妙，革命确实在步步走向胜利（这在中苏两党当年来往的电报中反映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态度，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苏共领导层中大脑比较清醒、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人，其余的人，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大多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而已。1月21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应邀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结束后的便宴上，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表现得格外活跃。贝利亚对毛主席说：我们都非常想到中国去看看，你同意吗?不知何时能实现这个愿望?”毛主席说：欢迎。”贝利亚睁大眼睛说：这个回答够我揣摩的了。”马林科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报名，排号到中国去。莫洛托夫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也请来参加。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欧洲人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也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里来，谈话恐怕有些不方便。”莫洛托夫这个小小的建议未被采纳。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这次便宴，但他坐在最靠边的座位上，只顾低头吃饭，一直没有说一句话，不知心里在盘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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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
毛主席得知周总理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15日，毛主席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的界限了。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驰了一个多小时。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主席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大约一米至一米五。”毛主席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在列宁格勒，毛主席下榻于斯莫尔尼宫，即以前日丹诺夫的办公大厦。在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书记利亚诺夫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机器震动得地面抖动，隆隆机器声震耳欲聋。这个工厂是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工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参观后，毛主席在该厂文化宫接受青少年的献礼、致敬，场面十分热烈欢快。主席兴致勃勃地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在莫斯科，除在园内散步外活动极少，使心情暂时舒展开来的毛泽东。人感到拘束紧张和乏味。接着，毛主席参观了艺术馆，即冬宫展览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客厅、藏书室等。主人告诉我们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整修，很遗憾。毛主席侧过脸对我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在列宁格勒郊区，毛主席参观了保留下来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军区的一位上校参谋向毛主席介绍当年战地情况。他讲了一段后停了下来，问是否需要继续讲下去。毛主席回答说：可以了。”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听那些背熟了的一套应酬话有什么意思。”的确，那位上校把列宁格勒这座英雄城当年残酷激烈、千变万化的战斗经过讲得非常枯燥无味，简直是背诵经书。毛主席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晚上，主席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一场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在演出后，毛主席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花篮。台上台下的鼓掌和欢呼声融合在一起。列别杰娃谢幕五六次之多，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掌声如此热烈非凡的原因之所在，于是面向毛主席鼓掌，用手送吻三四次。由此可见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之热爱，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爱戴。毛主席也甚为感动，露出真挚的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还礼。主席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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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让步了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大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主席提出是否可把柯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柯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随后，莫洛托夫来到别墅看望毛主席，意在摸我们的底。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他不理解也不想揣测主席的心思，大概一心只盘算如何完成斯大林交办的任务。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是的。”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毛主席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的毛泽东表情凝重。话。毛主席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月11日，毛主席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已决定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主席打电话，征求主席的愿望和意见。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讲到。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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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举行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
毛主席首次访苏①赛福鼎•艾则孜，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于1950年1月30日到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宫。中方有毛主席、周总理，苏方有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如李富春、赛福鼎、陈伯达等）都在另一间客厅。斯大林面对周总理和维辛斯基说：“你们对今天的仪式、程序都协议好了吗?双方应参加的人员都到了吗?”维辛斯基答：还得稍等一等。”斯大林问维辛斯基：“前几天我们外交人员送来的那封信，我转到你那里去了，你先研究，拟出个答案来，我们再谈。这封信你看到了么?你有何看法?”维辛斯基：我研究过了，至于答案，我想先听取你的意见。”斯大林一面向一间小屋走去，一面回答维辛斯基：“我没有看，没有考虑它，你怎能先听我的意见；我送到你那里是要你先看、先提出意见来。”这时，维辛斯基躲在斯大林背后做了个鬼脸，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还未读那个文件呢!怎能提出意见呢?! ”我说：你撒了一个小小的弥天大谎。”维辛斯基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否则如何交卷，如何收场呢?!”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
1950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1950年，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文本。
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同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我如实地作了翻译。他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这样，他就不好再问了。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一针见血。他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在一起。斯大林指着中国武官边章五问我：“他是谁?”我作了介绍。
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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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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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的工作。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为此，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楼。酒会预定晚上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主席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毛主席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人物。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去，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总理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二千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周总理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
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席间，毛主席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酒会结束后，米高扬等留下来继续同周恩来、李富春等洽谈有关双方经济协作、商业贸易等项事宜。来宾中有不少我熟悉的人。在社会主义各国驻苏使节中，熟人就更多了。其中特别活跃的是保加利亚大使布拉葛耶娃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斯沃博达，她们站在人群的最前列，带头鼓掌、呼口号，不顾自己的外交身份，以党内的同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苏方外交人员抱怨说：热情的“老太婆”有时会带来麻烦的。我记得，有一次苏联外交部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周恩来、王稼祥一走进宴会大厅，维辛斯基外长就离开了别的客人，前来与他们握手、问好，并向他们敬酒。当时，萧华将军也在一旁。布拉葛耶娃突然走过来，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她一面问好，一面向周总理说：“萧华是一位少年英雄，我很喜欢他，我要认他做我的干儿子!”对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恐怕太便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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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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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为毛主席饯行。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送给斯大林的是丝绸和屏风，其他人大体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2月17日，启程的那天上午，周总理对毛主席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分别准备了纪念品。全部礼品分配妥当后，工作人员前来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并向周总理握手致谢。最后领取纪念品的是瓦利娅、玛露霞和克信妮，她们三位同中国代表团朝夕相处时间较长，也是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人。尤其是瓦利娅，她原在斯大林的餐厅工作，周总理见她做事麻利，常常一个人照顾一二十人的饮宴，而且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运筹自如，所以在闲谈中多次夸赞瓦利娅轻巧灵活，既能吃苦耐劳，又形如飞燕。管毛主席房间卫生的就是平时为斯大林打扫卫生的三十多岁的玛露霞，她是格鲁吉亚人。瓦利娅不言不语，而玛露霞则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在值班（何谦长得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但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正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注重清洁卫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因而使他们备受感动。随着与苏方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顾毛主席、周总理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从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员身边和克里姆林宫里选调出来的。她们接待外宾，如为中国客人服务，只限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招待其他宾客，即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务人员也是另一套人马。瓦利娅、玛露霞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服务人员，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别墅，还是在南俄休养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们，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们。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她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亲近他。莫洛托夫到别墅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迎接。他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望你注意身体健康，多加保重。在路上、在国内都要注意保护身体，切勿大意。另外，要注意搞好保卫工作，不要轻视敌人，更不能麻痹大意。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有具备健康的体格，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中方人员有陈伯达、欧阳钦、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均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在车上，毛主席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报纸上公布了中苏条约签字的消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苏联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毛主席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主人建议在这里参观一家机械制造厂。但到那里时，厂里的工人早已下班了，只有汽锤车间尚有几个工人在操作，大概是专门为了让毛主席一行看看六吨级的大型汽锤工作的情形。我们还参观了联合电力与热力厂及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们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候中国贵宾。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乌拉尔地区的矿藏。学校领导赠送给毛主席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在这个模型上用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整个模型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毛主席把它带回北京后，曾陈列在中南海里。在鄂木斯克，毛主席游览了市区，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厂领导特意引导中国客人参观了正在加工中方订货的车间。
到后，他们立即演出了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一个片段。苏方安排毛主席一行到大戏院不仅是看戏，而且也让客人们看看大戏院的建筑，这座大戏院前后用了二十多年才建成。当车队返回火车站时，主人又邀请毛主席参观车站的新型调度室。这时在调度室值班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她的头饰、胸饰明光闪闪、灿烂异常，在强烈的灯光下，耀眼刺目，使人无法睁眼。毛主席走进屋子，女值班员立即热情地起身迎接，和毛主席握手，但未来得及谈话，毛主席就转身退出了房间。他低声对我说，光线太刺眼了。莫斯科人常常说西伯利亚荒凉无比，只有狼。西伯利亚人如此安排，就是要让世人看看，这里不仅有狼，更有年轻漂亮的姑娘。22日，专列抵达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欢迎。毛泽东一行参观了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工厂，晚上观看了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演出。其中有一组新编的歌曲，内容是赞颂斯大林、毛泽东和中苏友好的，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组节目是专门为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而赶排的。23日，毛主席在旅途中致电斯大林元帅，祝贺苏联红军建军节。24日，毛主席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数小时，游览了市区，并参观了茶叶包装厂。当地负责干部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茶叶全部从中国进口，产品行销全苏。当专车经过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时，当地党政军领导登车看望毛主席，恭请中国客人进城休息，但毛主席婉言谢绝了，这使他们很失望。上乌金斯克原是中国领土，当地居民基本是蒙古族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毛主席不在此停留也许有更深一层的考虑。25日，毛主席一行在赤塔停留时，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并欣赏了孩子们的演出。他们的舞蹈和歌唱都是赞扬中苏两国友谊和伟大领袖的。由于赤塔可供参观的地方不多，中国贵宾们很快又登上列车，继续赶路了。专列离开苏联边城赤塔后，大家再也没有休息。毛主席一直坐在餐室里眺望外景。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明媚。我和陈伯达坐在旁边陪着毛主席。由于无事可做，陈伯达开始说东道西，我也在一旁打趣助兴。毛主席不耐烦地说，你们在胡说什么呢?!这样，才打破了无聊的气氛，开辟了同他交谈的途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历史、文化、战争和自己的往事一直谈到今天新的世界。列车到了边界终点站——奥特堡尔。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登上主席的车厢作最后话别。苏方陪同的其他人员把列车护送到中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并帮助中方人员做完了换车、装车等全部工作后，才离开了工作岗位，毛主席再三吩咐我们要把苏联同志招待好。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各一辆吉斯小轿车。在满洲里换车时发现送给毛主席的那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水箱被冻裂了。一进入国境内，毛主席就轻松了许多，我们也放松了不少。毛主席、周总理在哈尔滨、长春稍事停留，接见地方干部后，在沈阳大和旅社住了几天。毛主席因身体疲劳，只开了一次干部会，也没有在市内参观游览。一天早饭后，毛主席说要出去走走，叶子龙立即要了三台车。毛主席站在旅社的门口等车，我劝主席回屋等候，以防着凉，其实是怕出意外。上汽车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是去看望苏联专家。可专家们大部分都去工作了，临时只找回少数几人。到苏联专家住所后，毛主席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苏联专家们对东方人这种特有的机敏和幽默一时没有理解，他们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头上的问题”是指思想和理论，“脚下的问题”是指实践和实际。我向他们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脚下的问题’是指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1950年，访苏归来的毛泽东到达满洲里车站。
3月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安抵北京。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三个月，是毛主席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
新浪读书：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8914_22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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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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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资料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背景及主要内容：
http://www.ls11.com/Article/gkpd/gkyl/200408/5124.html
2 参考资料六：《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背景及评价：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90806/15589835.html
3 参考资料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原文：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98%87%E7%B6%AD%E5%9F%83%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85%B1%E5%92%8C%E5%9C%8B%E8%81%AF%E9%82%A6%E5%8F%8B%E5%A5%BD%E5%90%8C%E7%9B%9F%E6%A2%9D%E7%B4%84
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换文：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98%87%E7%B6%AD%E5%9F%83%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85%B1%E5%92%8C%E5%9C%8B%E8%81%AF%E9%82%A6%E5%8F%8B%E5%A5%BD%E5%90%8C%E7%9B%9F%E6%A2%9D%E7%B4%84/%E6%8F%9B%E6%96%87
5 参考资料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废除：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3/74591.html
6 参考资料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00157&PostID=8198470
7 参考资料：《中苏关系见证录》作者：李海文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38914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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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第15课中提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介绍得比较简单，对于签订过程，更是简要地浓缩为两句话：“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于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实中苏双方谈判、签订这个条约的过程是比较曲折复杂的，前后持续了两个月。但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原苏联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学术界才对条约的签订过程形成大体一致的认识。本文将依据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下这个过程。提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不得不先说一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在该条约中做出了重大让步，不仅放弃了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且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包括：双方共同所有、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以下简称中长铁路）；大连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租期定为三十年；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要废除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斯大林表示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而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但在这次会谈后的几天里，他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12月24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大失所望。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此时，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1950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泽东，在会谈中，毛泽东以婉转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了不满和警告。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谈判的僵持局面便开始缓解，斯大林做出了让步，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毛泽东当即做出了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苏条约重新签订的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斯大林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在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仍企图全面维护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中方则要求苏联将上述所有权利和利益归还中国，这与苏方原先设想根本不同，故感到非常意外，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为了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基本放弃了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的个别条款尽管有不尽人意之处，苏联保留了一些特权。但从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中国收回了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东西，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
来源：初中历史http://www.pep.com.cn/czls/xs/tbxx/ck/8x/201008/t20100827_806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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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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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争议问题的一个条约。根据条约换文，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将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外蒙当局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签订背景
根据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6月27日，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次长胡士泽以及沈鸿烈、钱昌照、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人和蒋介石特派随员蒋经国，由重庆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进行谈判。双方经过十次会谈，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宋子文已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
主要内容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它援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或“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战后“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同时，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华民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此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条约全文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愿以同盟及战后善邻合作、加强苏联与中国素有之友好关系，又决于此次世界大战抵抗联合国敌人侵略之斗争中，彼此互助，及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又为两国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之利益，对于维持和平与安全之目的表示其坚定不移之合作志愿，并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国共同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字之四国宣言及联合国国际组织宪章所宣布之原则，决定签订本条约，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 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第二条 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和约。
第三条 缔约国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缔约国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已而与之发生战争时，缔约国他方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予该作战之缔约国一切军事及其他之援助与支持。本条一直有效，以迄联合国组织经缔约国双方之请求，对日本之再事侵略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
第四条 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第五条 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第六条 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
第八条 本条约应于最短可能时间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重庆互换。本条约于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倘缔约国任何一方不于期满前一年通知愿予废止，则本条约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得于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本条约之效力。
为此两国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署名盖章，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中文俄文各缮两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王世杰 （签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莫洛托夫 （签字）
附：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之换文
换文 （一）
（甲）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 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 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 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 （签字）
（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接准贵部长本日照会内开：
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 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 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 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本部长兹特声明上项谅解正确无误。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 （签字）
换文 （二）
（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 （签字）
（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 （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4]
条约废除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在撤退台湾后，以苏联“违约”为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苏案”，并经大会决议通过。
1953年2月25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否认外蒙古的独立。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声明指出： 基于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之事实及证据，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常会于四十一年二月一日（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通过决议案谴责苏联，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就日本投降后对中国之关系而言，实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签订之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此种背信违约之举，已使中国及中国人民受有严重之损害与不堪言状之痛苦。 由于苏联不顾其在中苏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下之义务，继续对中国进行侵夺、敌对之行动，意图完全剥夺中国人民为一自由独立民族之权利。苏联此种行动，迄今尚在进行之中，而其狂妄暴戾之程度与日俱增，从而严重威胁东亚及世界之和平及安全。在此种情形下，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该约及其它有关文件既因苏联之行动而归于无效，中国自有权解除其所受该约及其它有关之文件约束，爰正式宣告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为无效。中华民国政府并保留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对于因苏联违反该约及其他有关文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
条约评价
正面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加强了中苏两国对日协同作战，直至反法西斯战争完全胜利为止，条约保证了远东地区战后的稳定和和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反面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充分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一是强迫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
第二是迫使中方同意其在旅顺港驻军；
第三是迫使中方同意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50％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又归苏方所有。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63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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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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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当年度纪念邮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是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草拟的。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时间及附件
1949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2月14日结束。同时签订了：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3．《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4．《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促使中苏两国关系是蜜月期一直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着，并对两国建立永久的颠扑不破的友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
9年4月3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最终于一年后废止。
历史背景
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心急如焚。中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而且，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得到苏联的援助是中国惟一的指望。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毛泽东认为，如果新中国对旧条约的处理能首先从中苏条约开始，则“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编辑本段谈判过程
在谈判过程中，由于对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极端反感，也出于对国内舆论的担心，毛泽东与周恩来格外注意中苏条约和协定中所表现的中方主权和平等权利问题。但实际上，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如何努力，中苏两国强弱悬殊，和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中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
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国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
苏联坚持在帮助中国建立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实行合营，为此，中方以当年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苏联讨论的协议草案为基础，与苏方商定了成立上述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种合作方式事实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苏联坚持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
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签字）中央人民政府 全 权 代 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中央人民政府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协定的实质内容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在同一期限内，苏军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军撤退前的时期，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由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也完全由中国政府管辖。后考虑到朝鲜战争等新情况，1952年9月，双方又协商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驻旅顺口苏军全部撤出。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从1950年至1954年五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为1%；这笔贷款作为中国偿付苏联卖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之用；中国在1963年底以前，将用原料、茶叶、美元等分期还清这笔贷款及利息。 在上述条约和协定签订的同时，中苏外长还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及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时宣布，苏联将其在东北自日本手中所获得的财产，及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
编辑本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缔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它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但是，即使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就已发生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在两国贷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异议，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很低。这些情况，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
签订的原因
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天，就得到苏联的承认，但是，苏联政府对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某些方针又持怀疑态度。伍修权回忆说：“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由于政治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所以，经济上对中国的援助也十分有限。 针对苏联的疑虑，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因为，无论从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对立状态。从这一角度看，是美国逼着中国走“一边倒”这一步的。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就中苏之间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了会谈。1950年1月，周恩来抵苏加入谈判。经过多次会谈，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议定本协定，其条文如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其计算法，系以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斯纯金。
苏联政府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同意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类、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
在一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期限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账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应经批准并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 恩 来（签字） 安．扬，维辛斯基 （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证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词条图册更多图册词条图片(5张)
扩展阅读：
1 《历史学习》 2002.3
2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1页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183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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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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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于莫斯科）
最近时期内，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与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另一方面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举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谈判是在恳切与友好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之中进行的，并确定了双方愿意多方巩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同样确定了他们为保证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合作的愿望。
谈判业经于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上述条约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字，苏联方面由维辛斯基外长签字。
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上述条约与协定的全文公布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周 恩 来 安·扬·维辛斯基
（签字） （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一九五○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 恩 来（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安·扬·维辛斯基（签字）
全 权 代 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议定本协定，其条文如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三万万美元；其计算法，系以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斯纯金。
苏联政府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同意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起，在五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五分之一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类、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
在一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一年期限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帐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应经批准并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 恩 来 安·扬，维辛斯基
（签字） （签字）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根据一九五○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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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5/content_2336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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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战胜国：从雅尔塔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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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5年2月，美、英、苏3国秘密签订了一个《雅尔塔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蒋介石得知后曾进行了抗争，但在美、苏的压力下，终于接受了这一协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苏联出兵的《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原沙皇的夏宫里，美、英、苏3国首脑举行了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尽快战胜德国；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格局等问题。
关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事，早在1943年底，美、英、苏3国第一次举行德黑兰会议时就已经提出，斯大林只是笼统地表示，苏联出兵应是有条件的，但并未提出具体条件。1944年10月，3国举行莫斯科会议，斯大林再次表示：“俄国人要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们对日作战有一定的要求。”但仍未作明确说明。直到12月14日，斯大林接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才提出以下3条：第一，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第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第三，苏联租借旅大港和中东铁路。哈里曼立即报告给罗斯福。
进入1945年后，美国对苏联出兵问题更加关注。据美国专家估计，要彻底战胜日本，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美国还要付出100万人伤亡的代价。因此，就在雅尔塔会议进行中的2月8日，罗斯福背着丘吉尔，由哈里曼陪同私下会见了斯大林，商谈出兵条件问题。
罗斯福表示：千岛群岛归还俄国，不会有困难，但外蒙独立及租借旅大港和中东铁路，需要同蒋介石协商。他还表示：同中国人讲话是困难的，和他们讲任何事情，24小时内全世界都知道。
斯大林表示：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我们签订一个协定，可以保密，现在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
罗斯福又提出：为了和蒋介石协商此事，苏联应继续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斯大林表示赞同。
在征得丘吉尔同意后，2月11日3国签订了由莫洛托夫起草的《雅尔塔协定》，全文如下：
苏、美、英3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对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二）对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造成的俄国权益必须予以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未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解决。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标。
除“协定”之外，还有一个“备忘录”，记载了斯大林还向美国提出的各项保证：（1）彼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统一；（2）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3）彼所欲望者乃为统一安定之中国，并愿中国控制全部满洲，为其领土之一部分；（4）彼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凡苏联部队因进行对日作战而进入中国地区时，彼决尊重该地区之中国主权；（5）彼欢迎蒋委员长派遣之代表协同苏军进入满洲，俾使中国在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6）彼同意美国对华之“门户开放”政策；（7）彼同意韩国由中、苏、英、美4国政府共同托管。
蒋介石千方百计探听到《雅尔塔协定》的秘密
蒋介石也盼望苏联出兵，以早日结束对日作战，因此，对苏联出兵的条件也极为关注。早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1944年10月，驻英大使顾维钧去美国出席橡树园会议时，就向美国总参谋长李海询问此事，李海只是含糊地说，苏联想取得旅顺不冻港。顾维钧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雅尔塔会议召开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更为关切，2月8日，他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丘、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会议结束后，并没有向他通报会议的情况。他在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3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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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顾维钧拜访了英国外相艾登，询问有关情况，艾登吞吞吐吐，不肯透露详情，顾毫无所获。2月21日，驻苏大使傅秉常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哈氏向他介绍了罗斯福和斯大林谈话的大意，傅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日记中写道；“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及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
3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拜会了罗斯福，罗有意向他透露了会议的内情。罗知道雅尔塔协定一旦公开，必然开罪中国，不如事先告之中国，以便早做准备，这样可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同时，宋子文也拜会了霍布金斯，也得知了会议的内容。3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5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私人性质”向蒋介石介绍了协定的全部内容。他说：“予今日之报告，纯系私人性质，意在请委员长速为准备，但非受斯大林或美政府之嘱托而向委员长报告，故甚盼委员长不向苏联方面或美政府方面说出。”直到6月15日，赫尔利才将《雅尔塔协定》的正式文本交给蒋介石。
企图与日本单独媾和，以阻止苏联出兵
进入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因而急于同中国求和。首相小矶国昭不顾他人的反对，派他的同学山县初秀来中国，寻找与重庆的联络人，最后选中了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
缪斌，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人，绰号“小道士”。曾在黄埔军校任上尉电务员、国民党第一军教导师党代表、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江苏省民政厅长。1937年就投靠了日本，成为一名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1942年后，他和戴笠建立了秘密联系。
缪斌接受任务后，即向周佛海、陈公博作了汇报。当时汪精卫已死，周、陈二人同意他去日本，摸清日本的态度。缪斌还通过秘密电台向戴笠请示，戴笠报告给蒋介石，蒋也同意他秘密访日，争取和日本单独媾和，以抵制苏联出兵东北。本来同盟国约定不准与日本单独媾和，因对“雅尔塔协定”不满，蒋介石才作出这一决定。
3月15日，缪斌化名“佑藤”，以南京、重庆双重代表的身份，秘密飞往日本，先后会见了首相小矶国昭、情报局长绪方竹虎和东久迩宫亲王等人，向他们转达了蒋介石提出的和平实施方案：“日本对重庆政府如希望实现和平，必须先实行曾提过的和平前提条件，即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府。留守府成立后，首先要求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政府停战撤兵。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通过留守府，开始对停战及撤兵进行谈判，待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发表之。”缪斌还私下里对久迩宫亲王表示：“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自保，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日本是中国的防波堤。如果现在缔造和平，我们也能阻止苏联出兵。”
3月31日，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将此事提出讨论，结果遭到陆相、海相、外相和统帅部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缪斌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决策机关的一个喽啰而已，与其选择身份不明而社会舆论又不好的缪斌为居间人，不如日本政府自己出面向重庆派遣使者，从正面进行谈判。他们对小矶还大加指责，天皇也认为“不应该采取这种谋略性手段”。4月5日，小矶被迫辞职，缪斌也狼狈地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麦克阿瑟得知后，十分惊怒，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只好舍卒保帅，第一个将缪斌处决。
“联美抑苏”落空，蒋介石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
1945年4月，发生了几件大事，引起蒋介石的关注。
4月3日，苏联突然将驻华大使潘友新调回，任命彼得罗夫为新大使。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新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而且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
4月5日，日本小矶内阁总辞职，铃木贯太郎上台。苏联正式通知日本政府，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为此，蒋介石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一）铃木内阁如组成，必为表示其求和态势；如求和不成，再组蛮干到底内阁。（二）俄之废约声明，其语气为宣布日本助德攻俄，已违反中立协定。故俄必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也。”“我应积极准备事项：（甲）俄对倭宣战时之态度与手续；（乙）倭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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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罗斯福突然病逝，蒋介石写道：“今晨6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症已于4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罗斯福虽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与一定主张，并非徒恃强权之霸者。今后，美国政府恐将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能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
4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英、俄之后，会见了蒋介石，蒋写道：“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但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徒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根据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蒋介石决定采取“联美抑苏”的方针，争取美国新总统杜鲁门的支持，来与苏联抗争。6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宋子文，让他和杜鲁门商谈旅顺问题，并提出了3个方案：（1）旅顺交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基地；（2）中、美、苏共同使用旅顺；（3）如以上两项苏仍反对，则至少限度必须中、苏共同使用。
宋子文遵蒋电的指示，6月9日拜谒了杜鲁门。杜鲁门表示：旅顺问题“此乃最困难”之点，只能支持罗斯福签订的协定。11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宋子文，须向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为此，宋子文又拜会了美国常务国务卿格鲁。14日，杜鲁门和格鲁一起会见宋子文，杜说：“现在的首要利益是设法使苏联在足够的时间内参加远东战争，以有助于缩短战争，并从而挽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结果宋子文扫兴而归。
6月16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向他提出英、美尤其是美国应参加中苏协定，把双边协定变成多边协定。对此，美国政府指示赫尔利：“总统将完全承担在雅尔塔所达成的协定的义务”，“协定规定旅顺口租用给俄国作为海军基地”，“所以，我想你将会理解美国政府不会有理由同意参加联合使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或作为中苏条约的一方”。赫尔利向蒋介石转述了美国上述立场，至此，蒋介石“联美抑苏”的企图宣告落空。他在日记中无可奈何地写道：“对俄国横暴之来，能忍痛自制，形势上示弱虽甚，然而外交处境唯此一途。如果我与之据理争胜，则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无外援，则必陷于绝境，所谓盟誓与约言，其实皆为强权所利用而已。”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3次接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一面作出友好的表示，一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希望苏联帮助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在这一前提下，“凡帮助我国收复失土之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之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予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又说：这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
关于外蒙问题，他对彼得罗夫表示：中国不会用武力夺取外蒙，中国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即其外交、军事均可独立，而宗主权则应属于中国。同时指出：外蒙问题与西藏问题有连带关系，建议中苏谈判时对外蒙问题暂不提为宜。
关于租借旅顺问题，他说：“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彼得罗夫辩解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没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蒋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所以租借的名义，切不可再用。”
6月26日，蒋决定派宋子文去苏联谈判。蒋介石特致电斯大林：“余深盼宋院长此行，能获阁下开诚赐教，奠定中苏两国长久友谊合作之密切巩固基础，不胜企幸。”
第一轮中苏谈判争议甚大，无果而终
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次长胡士泽以及沈鸿烈、钱昌照、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人前往苏联，蒋介石还特派蒋经国随行。30日到达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从7月2日至12日，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共举行6次。
关于外蒙问题，宋子文表示：我国现处于困难之地位，无法向人民宣布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外蒙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发生动摇，难以生存下去。同时指出：现在中国和日本都无力占领外蒙，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他提出3项解决办法：（1）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2）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3）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性质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英国自治领不同，无脱离母国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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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则坚持外蒙独立，可与中国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6日，蒋回电提出4点：（1）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2）新疆之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3）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归中央完全统一；（4）中国统一至上述程度，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蒋介石实际上允许了外蒙独立，他说这“实作为最大之牺牲”。
斯大林随即提出一份“外蒙独立宣言”，要求中苏两国签字。对此，蒋介石再电宋子文：（1）中国政府于此次中苏协定批准后，自行发表宣言；（2）苏联政府于中国政府发表宣言后，应即照会中国政府声明外蒙独立被承认后，苏联将永远尊重其独立。
至此，外蒙问题以蒋介石的妥协而基本解决。
关于旅顺问题，宋子文首先提出不可用“租借”和苏联“优越权利”的提法。斯大林表示同意，但又提出，大连应属军事区，大连市长由苏联人担任，协定期限为40年。宋向蒋请示，蒋表示：大连必须为纯粹的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因意见分歧，这一问题在第一轮谈判中只好终止。
关于铁路问题，斯大林一开始就提出：铁路所有权应属苏联，铁路必须由中苏公司联合管理，经理为苏联人，期限为40年。宋子文认为：苏联早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中苏公司应由两国代表组成。7月9日，蒋介石来电提出：“中东、南满铁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限期亦为20年。这样，铁路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此时，因斯大林要去出席波茨坦会议，中苏会谈只好暂时中断。
蒋经国拜会斯大林碰壁而归
蒋介石派蒋经国陪同宋子文参加中苏会谈，其用意有三：一是蒋经国通晓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可以从旁观察分析，补宋子文之不足；二是给他提供一个锻炼外交才干的机会；三是他具有“太子”身份，以表示同斯大林亲近，并希望斯大林给他面子，不要逼人太甚。
蒋经国到苏联后，确也受到斯大林的热情款待，他记述说：“斯大林欢宴我，他很关心方良和爱伦。斯大林说祝愿你们在我们苏俄生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能和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士。他送给我一支步枪做纪念，说这是红军战士打击德国侵略者用过的枪，是制胜的武器。”
斯大林还对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当谈到外蒙问题时，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8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据蒋经国回忆说：“当说到中国不能放弃外蒙古时，斯大林干脆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蒋经国又说：“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的时候，他的狰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蒋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他的“罪愆”
第一次中苏会谈停止后，宋子文回到重庆，深感问题严重，若允许外蒙独立，可能会落个“卖国贼”的罪名，因而提出辞职。蒋介石准许他辞去外交部长兼职，但仍任行政院长，由王世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仍去出席会谈，可由王世杰在条约上签字。
第二次中苏会谈从8月7日开始到14日，共举行4次。
关于外蒙问题，中方虽然答应其独立，但还有一个边界问题。斯大林要求中国接受“现行边界”，宋子文认为，现行边界模糊不清，应由中苏组成委员会重新勘定。斯大林则威胁说：如果中方不同意现行边界，内蒙也会加入外蒙，组成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宋子文只好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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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顺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由中国方面负责大连市及其港口的市政当局，但港务局长应是苏联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监督旅顺口，苏方负责军事，中方负责市政。
据蒋经国回忆，在旅顺问题上还有一个插曲。他说：“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里的距离，在这条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俄国的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4点到晚上2点钟，还没有解决。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界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画了一条黑线，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们要画这一条线。'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地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同沙皇政府一样的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上的。'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条线始终没有画出。”
关于铁路问题，斯大林首先提出：中苏联合公司可设10名董事，双方成员各半，董事会主席由中国人担任，两条铁路设一名经理，由苏联人担任，目的是想控制铁路实权。最后中方表示：若有分歧，董事会主席应有决定性投票权，斯大林也表示同意。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8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附两项换文。条约共8条，有效期30年，由王世杰和莫洛托夫签字。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大连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关于共同对日作战苏军进入满洲后苏军总司令部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此外，还有关于外蒙问题的互相照会。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充分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所以直到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还说，当年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来源：中华网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90806/15589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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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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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4月05日00:00 新浪读书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主席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谦等同志。毛主席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规模小些。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搬到毛主席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住，这样更便于同主席商量问题。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总理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1月22日，毛主席、周总理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毛主席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以及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 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毛主席对苏联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主席也参加会谈。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夏天，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各民族自治的原则，我们应当承认蒙古独立。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刻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 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 我们必须表明态度。”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谈中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的国籍问题和居留条件。苏侨中有人既不愿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要苏联国籍，这样就成为无国籍公民，而无国籍公民在中国居住，中国则不能答应。苏方对年轻的苏侨，愿意承认他们的苏联国籍，而对年龄较大，原系革命时期逃离苏联的人则不乐意承认并抱有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大概到1955年才彻底解决。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主动地提出，在盛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现在决定将这部分物资全部转交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办理。我还记得《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问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因为斯大林认为中国应在亚洲多发挥作用，斯大林同毛主席谈论日共和朝鲜情况。斯大林说：北朝鲜同志总是想进攻南朝鲜，对于现时不要进攻的话，毛泽东与途经莫斯科的孙维世。女，我建议把孙维世留下来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周总理同意了，她住在了姐妹河别墅的三楼。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将毛、周、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可能斯大林想谈谈心里话。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讲起他曾在中国十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认真地听着。突然，毛主席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王、周十分紧张。斯大林接着话茬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毛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可是，话刚开一个头，就被别的插话引开了，未能尽所欲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而斯大林将精力却集中于当前的事务，如谈判、条约、协定上，也许他不想再提中国十年内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什么错误意见，或者认为关于错误一事，在刘少奇访苏时已谈清了。在此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打了第三次电话，也是最后一次。因我正陪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谈判，电话是孙维世接的，她一听讲话者是斯大林，就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吓得把话筒给丢了。于是斯大林把我从会场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在电话上讲，你译给毛主席听。”斯大林问：你最近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毛主席答：还好。”斯大林又问：你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做些什么?”毛主席答：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呢。”斯大林说：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毛主席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从此，斯大林再也没有来过电话。毛主席、周总理在条约和协定文本的准备过程中，还进行着其他活动。如2月6日、7日、13日分别参观飞机工厂、斯大林汽车工厂，到国立实验大剧院观看《天鹅湖》，还参观了“光”集体农场。
毛泽东等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参观，右三为师哲。在毛主席步入莫斯科大学的大门正厅时，我请他注意内厅门头正面匾额上的李时珍画像。李时珍已被列为世界著名科学家，可是在解放前，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位大医药学家的却不很多。在旧中国，很少有人重视他，甚至很少有人谈到他。1949年夏，我们跟随少奇同志来到这里参观时，第一次看到李时珍的画像同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画像挂在一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留学生们齐集一堂，热烈欢迎毛主席，并要求毛主席给他们讲话。毛主席首先对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表示谢意，祝愿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习中获得优良成绩。毛主席说：校方称赞中国留学生很用功、学习成绩一般都好；我们的国家建设正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技术家；你们之中有的是在打基础，有的是在深造。我想说的还是那么几句老话：学习要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一切理性知识只有与感性知识相结合，经过实践的验证、鉴定、充实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来；总而言之，学以致用，学到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运用、考验，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学而无用或学而不用，这种事情虽然很少，但在实际生活中是有过的；我们国家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希望你们今后能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同中国留学生一道参加欢迎会的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少数外国留学生。原打算请毛主席参观物理系、化学系等，后因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在离开苏联回国的前几天，毛主席赴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与他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商务参赞处的部分同志、医科大学的部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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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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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主席。主席向他们谈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在方法上的区别。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这样，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随后他交给主席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当时，主席同意了，没有异议，可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做“官方”的声明。1月21日，苏联和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主席很重视此事，他于19日晨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短明了，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在战争年代我党常常以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表明我们对某一局势的态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毛主席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
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不管怎样都得讲出来。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周总理作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在汽车行至离别墅还有几里之遥的地方，斯大林就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开门迎接。进入别墅客厅时，仍然只有我们四人，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半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及维辛斯基、罗申等都来了。他们来只是参加聚餐，并没有别的活动。尽管如此，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及兴味索然的沉闷气氛的缘由和经过。为了打破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继而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全都离座起舞，而客人们仅仅观看。后来，主人们硬把周总理和我拖进舞场。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却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我们半夜三更才返回住地。在宴会上，总理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又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应该说，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是真诚和热情的。他说过，这种感情是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很有影响；中国人民聪明智慧，有古老高超的文化；中国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在谈判中，他常常只让我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苏方一定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我们的信任。他在会谈中经常对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一律认为都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他们对待毛主席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而且常说：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客人。斯大林很看重毛主席。1950年2月我们回国前，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会见中，斯大林主动提出来华。并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主席表示欢迎，并说：这样的人最好。”斯大林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问问。”斯大林是很尊重别人的。会谈时，凡是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斯大林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尤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把书稿译成俄文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将《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面向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实际上，这时他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是想“越俎代庖”，又丝毫不了解中国的事理，中国问题的实质，因而，应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情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各方面，以便重新做出判断。
1949年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灵活、巧妙，革命确实在步步走向胜利（这在中苏两党当年来往的电报中反映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态度，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苏共领导层中大脑比较清醒、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人，其余的人，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大多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而已。1月21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应邀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结束后的便宴上，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表现得格外活跃。贝利亚对毛主席说：我们都非常想到中国去看看，你同意吗?不知何时能实现这个愿望?”毛主席说：欢迎。”贝利亚睁大眼睛说：这个回答够我揣摩的了。”马林科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报名，排号到中国去。莫洛托夫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也请来参加。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欧洲人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也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里来，谈话恐怕有些不方便。”莫洛托夫这个小小的建议未被采纳。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这次便宴，但他坐在最靠边的座位上，只顾低头吃饭，一直没有说一句话，不知心里在盘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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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
毛主席得知周总理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15日，毛主席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的界限了。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驰了一个多小时。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主席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大约一米至一米五。”毛主席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在列宁格勒，毛主席下榻于斯莫尔尼宫，即以前日丹诺夫的办公大厦。在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书记利亚诺夫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机器震动得地面抖动，隆隆机器声震耳欲聋。这个工厂是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工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参观后，毛主席在该厂文化宫接受青少年的献礼、致敬，场面十分热烈欢快。主席兴致勃勃地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在莫斯科，除在园内散步外活动极少，使心情暂时舒展开来的毛泽东。人感到拘束紧张和乏味。接着，毛主席参观了艺术馆，即冬宫展览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客厅、藏书室等。主人告诉我们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整修，很遗憾。毛主席侧过脸对我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在列宁格勒郊区，毛主席参观了保留下来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军区的一位上校参谋向毛主席介绍当年战地情况。他讲了一段后停了下来，问是否需要继续讲下去。毛主席回答说：可以了。”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听那些背熟了的一套应酬话有什么意思。”的确，那位上校把列宁格勒这座英雄城当年残酷激烈、千变万化的战斗经过讲得非常枯燥无味，简直是背诵经书。毛主席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晚上，主席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一场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在演出后，毛主席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花篮。台上台下的鼓掌和欢呼声融合在一起。列别杰娃谢幕五六次之多，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掌声如此热烈非凡的原因之所在，于是面向毛主席鼓掌，用手送吻三四次。由此可见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之热爱，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爱戴。毛主席也甚为感动，露出真挚的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还礼。主席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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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让步了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大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主席提出是否可把柯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柯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随后，莫洛托夫来到别墅看望毛主席，意在摸我们的底。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他不理解也不想揣测主席的心思，大概一心只盘算如何完成斯大林交办的任务。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是的。”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毛主席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的毛泽东表情凝重。话。毛主席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1月11日，毛主席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已决定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主席打电话，征求主席的愿望和意见。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讲到。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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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举行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
毛主席首次访苏①赛福鼎•艾则孜，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于1950年1月30日到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宫。中方有毛主席、周总理，苏方有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如李富春、赛福鼎、陈伯达等）都在另一间客厅。斯大林面对周总理和维辛斯基说：“你们对今天的仪式、程序都协议好了吗?双方应参加的人员都到了吗?”维辛斯基答：还得稍等一等。”斯大林问维辛斯基：“前几天我们外交人员送来的那封信，我转到你那里去了，你先研究，拟出个答案来，我们再谈。这封信你看到了么?你有何看法?”维辛斯基：我研究过了，至于答案，我想先听取你的意见。”斯大林一面向一间小屋走去，一面回答维辛斯基：“我没有看，没有考虑它，你怎能先听我的意见；我送到你那里是要你先看、先提出意见来。”这时，维辛斯基躲在斯大林背后做了个鬼脸，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还未读那个文件呢!怎能提出意见呢?! ”我说：你撒了一个小小的弥天大谎。”维辛斯基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否则如何交卷，如何收场呢?!”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
1950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1950年，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文本。
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同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我如实地作了翻译。他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这样，他就不好再问了。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一针见血。他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在一起。斯大林指着中国武官边章五问我：“他是谁?”我作了介绍。
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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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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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的工作。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为此，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楼。酒会预定晚上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主席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毛主席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人物。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去，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总理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二千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周总理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
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席间，毛主席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酒会结束后，米高扬等留下来继续同周恩来、李富春等洽谈有关双方经济协作、商业贸易等项事宜。来宾中有不少我熟悉的人。在社会主义各国驻苏使节中，熟人就更多了。其中特别活跃的是保加利亚大使布拉葛耶娃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斯沃博达，她们站在人群的最前列，带头鼓掌、呼口号，不顾自己的外交身份，以党内的同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苏方外交人员抱怨说：热情的“老太婆”有时会带来麻烦的。我记得，有一次苏联外交部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周恩来、王稼祥一走进宴会大厅，维辛斯基外长就离开了别的客人，前来与他们握手、问好，并向他们敬酒。当时，萧华将军也在一旁。布拉葛耶娃突然走过来，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她一面问好，一面向周总理说：“萧华是一位少年英雄，我很喜欢他，我要认他做我的干儿子!”对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恐怕太便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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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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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为毛主席饯行。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送给斯大林的是丝绸和屏风，其他人大体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2月17日，启程的那天上午，周总理对毛主席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分别准备了纪念品。全部礼品分配妥当后，工作人员前来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并向周总理握手致谢。最后领取纪念品的是瓦利娅、玛露霞和克信妮，她们三位同中国代表团朝夕相处时间较长，也是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人。尤其是瓦利娅，她原在斯大林的餐厅工作，周总理见她做事麻利，常常一个人照顾一二十人的饮宴，而且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运筹自如，所以在闲谈中多次夸赞瓦利娅轻巧灵活，既能吃苦耐劳，又形如飞燕。管毛主席房间卫生的就是平时为斯大林打扫卫生的三十多岁的玛露霞，她是格鲁吉亚人。瓦利娅不言不语，而玛露霞则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在值班（何谦长得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但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正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注重清洁卫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因而使他们备受感动。随着与苏方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顾毛主席、周总理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从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员身边和克里姆林宫里选调出来的。她们接待外宾，如为中国客人服务，只限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招待其他宾客，即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务人员也是另一套人马。瓦利娅、玛露霞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服务人员，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别墅，还是在南俄休养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们，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们。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她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亲近他。莫洛托夫到别墅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迎接。他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望你注意身体健康，多加保重。在路上、在国内都要注意保护身体，切勿大意。另外，要注意搞好保卫工作，不要轻视敌人，更不能麻痹大意。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有具备健康的体格，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中方人员有陈伯达、欧阳钦、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均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在车上，毛主席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报纸上公布了中苏条约签字的消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苏联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毛主席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主人建议在这里参观一家机械制造厂。但到那里时，厂里的工人早已下班了，只有汽锤车间尚有几个工人在操作，大概是专门为了让毛主席一行看看六吨级的大型汽锤工作的情形。我们还参观了联合电力与热力厂及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们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候中国贵宾。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乌拉尔地区的矿藏。学校领导赠送给毛主席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在这个模型上用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整个模型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毛主席把它带回北京后，曾陈列在中南海里。在鄂木斯克，毛主席游览了市区，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厂领导特意引导中国客人参观了正在加工中方订货的车间。
到后，他们立即演出了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一个片段。苏方安排毛主席一行到大戏院不仅是看戏，而且也让客人们看看大戏院的建筑，这座大戏院前后用了二十多年才建成。当车队返回火车站时，主人又邀请毛主席参观车站的新型调度室。这时在调度室值班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她的头饰、胸饰明光闪闪、灿烂异常，在强烈的灯光下，耀眼刺目，使人无法睁眼。毛主席走进屋子，女值班员立即热情地起身迎接，和毛主席握手，但未来得及谈话，毛主席就转身退出了房间。他低声对我说，光线太刺眼了。莫斯科人常常说西伯利亚荒凉无比，只有狼。西伯利亚人如此安排，就是要让世人看看，这里不仅有狼，更有年轻漂亮的姑娘。22日，专列抵达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欢迎。毛泽东一行参观了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工厂，晚上观看了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演出。其中有一组新编的歌曲，内容是赞颂斯大林、毛泽东和中苏友好的，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组节目是专门为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而赶排的。23日，毛主席在旅途中致电斯大林元帅，祝贺苏联红军建军节。24日，毛主席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数小时，游览了市区，并参观了茶叶包装厂。当地负责干部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茶叶全部从中国进口，产品行销全苏。当专车经过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时，当地党政军领导登车看望毛主席，恭请中国客人进城休息，但毛主席婉言谢绝了，这使他们很失望。上乌金斯克原是中国领土，当地居民基本是蒙古族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毛主席不在此停留也许有更深一层的考虑。25日，毛主席一行在赤塔停留时，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并欣赏了孩子们的演出。他们的舞蹈和歌唱都是赞扬中苏两国友谊和伟大领袖的。由于赤塔可供参观的地方不多，中国贵宾们很快又登上列车，继续赶路了。专列离开苏联边城赤塔后，大家再也没有休息。毛主席一直坐在餐室里眺望外景。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明媚。我和陈伯达坐在旁边陪着毛主席。由于无事可做，陈伯达开始说东道西，我也在一旁打趣助兴。毛主席不耐烦地说，你们在胡说什么呢?!这样，才打破了无聊的气氛，开辟了同他交谈的途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历史、文化、战争和自己的往事一直谈到今天新的世界。列车到了边界终点站——奥特堡尔。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登上主席的车厢作最后话别。苏方陪同的其他人员把列车护送到中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并帮助中方人员做完了换车、装车等全部工作后，才离开了工作岗位，毛主席再三吩咐我们要把苏联同志招待好。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各一辆吉斯小轿车。在满洲里换车时发现送给毛主席的那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水箱被冻裂了。一进入国境内，毛主席就轻松了许多，我们也放松了不少。毛主席、周总理在哈尔滨、长春稍事停留，接见地方干部后，在沈阳大和旅社住了几天。毛主席因身体疲劳，只开了一次干部会，也没有在市内参观游览。一天早饭后，毛主席说要出去走走，叶子龙立即要了三台车。毛主席站在旅社的门口等车，我劝主席回屋等候，以防着凉，其实是怕出意外。上汽车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是去看望苏联专家。可专家们大部分都去工作了，临时只找回少数几人。到苏联专家住所后，毛主席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苏联专家们对东方人这种特有的机敏和幽默一时没有理解，他们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头上的问题”是指思想和理论，“脚下的问题”是指实践和实际。我向他们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脚下的问题’是指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1950年，访苏归来的毛泽东到达满洲里车站。
3月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安抵北京。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三个月，是毛主席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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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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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资料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背景及主要内容：
http://www.ls11.com/Article/gkpd/gkyl/200408/5124.html
2 参考资料六：《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背景及评价：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90806/15589835.html
3 参考资料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原文：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98%87%E7%B6%AD%E5%9F%83%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85%B1%E5%92%8C%E5%9C%8B%E8%81%AF%E9%82%A6%E5%8F%8B%E5%A5%BD%E5%90%8C%E7%9B%9F%E6%A2%9D%E7%B4%84
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换文：
http://zh.wikisource.org/zh-hans/%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98%87%E7%B6%AD%E5%9F%83%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85%B1%E5%92%8C%E5%9C%8B%E8%81%AF%E9%82%A6%E5%8F%8B%E5%A5%BD%E5%90%8C%E7%9B%9F%E6%A2%9D%E7%B4%84/%E6%8F%9B%E6%96%87
5 参考资料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废除：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3/74591.html
6 参考资料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00157&PostID=8198470
7 参考资料：《中苏关系见证录》作者：李海文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38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