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共和国第一大将

黄克诚----共和国十大将之一、以敢于直言著称

谭政-----共和国十大将之一、政治大将、用笔战斗的大将军

肖劲光-----共和国十大将之一、首任海军司令员

王树声----共和国十大将之一、枪炮专家、首任总军械部部长

粟裕

　　粟裕（1907-1984） 湖南会同人，初名粟多珍、粟志裕，侗族。中国现代杰出的战略家、军事家、革命家，国家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 大将军衔，并为十大将之首。淮海战役、上海解放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指挥者，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总理级）、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5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究其一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红军老战士、新四军老战士、解放军老战士。

生平介绍

　　粟裕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伏龙乡（今坪村镇）枫木树脚村，1918年，由家乡的私塾转入县城的“洋学堂”上学，开始接受新思想。1924年3月，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常德）附小学习。1925年春，考上省立二师，与腾代远系同学。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省立二师的进步校长被害，粟裕等进步学生被秘密转移到武昌。他被党组织安排到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任班长。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开始了戎马生涯,赣南三整中任连党代表。1928年1月，参加湘西起义后到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

　　1929年后，因屡立战功粟裕相继升任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四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奋勇向前，多次受伤，左臂中弹成残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6月23日老七溪岭战斗中，粟裕趁敌人午后疲惫松懈之时发起攻击，突破敌军防线。留下6人坚守山顶，仅带3人追击逃敌，俘虏一百多个敌人。战后，粟裕得到朱德“敢死队长”的美誉。

　　1934年7月，粟裕率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赴闽浙赣根据地，成立红十军团，任参谋长。后又赴皖浙赣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重兵围攻、堵截，红十军团损失惨重。1935年1月，组建红军挺进师，他任师长。同年10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军区相继成立，粟裕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打退敌人多次“围剿”，坚持3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率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1938年6月17日，在韦岗伏击敌人，击灭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30多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枪支20余支，这次战役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开辟了江南抗战的新局面。6月中下旬 先遣支队于6月21日撤销。回到第二支队，后任代司令员。8月―12月 指挥所部进行小丹阳战斗。组织指挥袭击南京中华门、雨花台以及坍桥伏击、夜袭和尚桥、狸头桥和禄口等战斗，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军。　

　　1939年1月，1月6日 指挥水阳镇伏击战，歼敌31人。8日 指挥横山战斗，歼敌50余名。12日 与第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合编《实战经验录》。延安于2月25日翻印出版。20日 率第二支队一部长途奔袭芜湖附近日军险要据点官陡门，8分钟解决战斗，击毙日伪军200余人，俘敌57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4月10日 组织指挥狸头桥战斗，毙伤日伪军70余名。7月 在狸头桥欢迎来访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8月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任副指挥。陈毅任指挥。10月4日 指挥第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在沪宁线上的伏击战，歼敌110余名，炸毁火车一列。

　　11月11日 与陈毅一起命令张道庸（陶勇）、卢胜率第四团团部及第二营渡江北上，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22日 指挥所部击溃偷袭江南指挥部驻地水西村的日军。7月，陈毅、粟裕率新四军7000多人，挺进苏北。9月，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粟裕任副总指挥。10月4日，黄桥战役打响，虽敌众我寡，但陈毅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智慧排兵布阵，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突然袭击的战法，在运动中歼敌，以极少的兵力取得辉煌战绩。歼灭国民党军1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黄桥决战的胜利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29日 指挥发起曹甸战役，歼灭国民党顽军8000余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2月18日 任讨逆总指挥，指挥所部发起讨伐叛国投敌的李长江部，攻克泰州城，俘虏李长江部叛军5000余人，并争取两个支队反正。3月上旬 率第一师指挥机关到达海安、东台以东地区，在以三仓河为中心的沿海滩涂地带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积极的军事行动粉碎了日伪军摧毁新四军首脑机关和围歼第一师主力的阴谋。4月10日 在海安角斜旧场召开第一师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作《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提出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开辟海上交通，组建海防部队。4月中旬 发动对日伪军据点的攻势作战，首创生俘日军的记录。6月中旬 指挥反“扫荡”作战，以先发制人的行动袭击敌人，在战略上策应保卫盐城部队作战。7月中旬―8月初 指挥苏中军区主力对日伪军发动凌厉攻势，并以“围魏救赵”的战法突袭日军南浦旅团部驻地泰州，迫使日伪军转兵南下，再次粉碎日伪军围歼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阴谋。8月13日 指挥苏中军民反击日伪军报复性的“扫荡”，连续作战42昼夜、130余次，歼敌1300余人。8月中旬起领导和指挥持续8个月的要点争夺战，“七保三仓”，“五保丰利”，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基本区。同时，发动“十团大战”，向苏中各地日伪军薄弱据点广泛出击。12月26日 与楚青在黄海之滨石家庄（今如东县石庄）结婚。

　　1942年1月中旬率第一师指挥机关转移到苏中第四分区，具体指导第四分区的反“扫荡”斗争。3月，兼苏中区党委书记。5月 抗日军政大学苏中大队改称抗大九分校，粟裕兼任校长。6月3日 指导第一师第七团进行斜桥伏击战，歼灭日军70余人、伪军140余人，缴获平射炮1门。6月5日 向新四军首长建议，乘日军发动浙赣路战役、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之机，新四军主力向苏浙皖边区发展。6月中旬 率领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留在“清剿”区内，具体指导反对日伪军第一次“清剿”的斗争。9月25日 指挥第一师第三旅一个团进行谢家渡战斗，歼灭日军南浦旅团第五十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以下110余人。

　　1943年2月中旬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斗争，指挥苏中部队展开攻势作战。7月1日 组织领导苏中军民进行对日伪军“清乡”封锁墙的大破袭战，烧毁竹篱笆150公里。

　　1944年1、2月间 发起春季攻势作战，解放国士近3000平方公里、村镇150多处，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3月，在他指挥的车桥战役中，歼灭日军三泽大佐以下官兵460余人，摧毁敌碉堡50座。当粟裕率领只有数千人的部队在苏北车桥歼日伪军逾千的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6月26日 发起南坎战役。在以南坎战斗为中心的一系列作战中，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共拔除日伪据点七八十处。9月21日一10月31日 组织指挥讨陈战役，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陈泰运部，并打击来援伪军，歼灭陈泰运部及伪军2300余人。

　　1945年2月，率一师主力渡江南下，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浙西三次反顽战役，歼敌13000人。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令，下令苏浙军区所属部队实行总反攻，命令苏浙地区日伪军和一切伪组织投降、反正。

　　8月12日 新四军军部电令苏浙军区部队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任命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

　　抗战胜利后，8月19日 发出致各纵队各分区并报新四军军部的电报，作出反攻作战部署。到9月中旬，接连解放县城11座、重要集镇100余处及广大乡村，苏浙解放区面积扩大到10.87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00余万。10月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代司令员。指挥高邮战役和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歼灭拒降日伪军2万余人，为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准备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使华中、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采纳他的建议，改变太行、山东、华中3支大军同时出击外线的计划，同意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内线作战。7月起，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与12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提供了实践经验。苏中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战略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毛泽东将粟裕的经验推广到全军学习。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在战略上仍处于内线的条件下，先后与陈毅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等，共歼敌7个军(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内有国民党号称“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1947年8月，陈毅在将欲围歼整编74师的布置发中央后，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立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并最终精彩的完成了痛歼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壮举。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大别山，指挥沙土集战役，歼敌1个整编师，迫使敌从山东和大别山区抽调4个整编师来援，实现了华东战区由内线向外线、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随即挺进豫皖苏边区。他体察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1月、4月提出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为中共中央采纳。

　　1948 年5月，西柏坡城南庄，从不出门迎接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竟大步走出门外，与粟裕长时间握手，并意味深长道："17年了！"17年前，粟裕担任红12军64 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先擒张珲瓒，后打谭道源。抚今追昔，两人都很激动。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改变了原来马上渡江的计划，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就有了后来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之后一周年，气吞山河的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粟裕面授中原大战机宜时问粟裕："去年，也是在这个宜人的5月，你们在山东打了一仗......""在孟良崮。"粟裕回答。"战果如何？""全歼74师，击毙敌酋张灵甫。"毛泽东含笑鼓掌："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粟裕脱口而出："蒋介石。他大喊，我的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到。" 毛泽东："还有一个人呢？" 粟裕，"陈诚？"毛泽东："不足挂齿。" 粟裕："何应钦？"毛泽东："何足道哉。"粟裕，"白崇禧？"毛泽东："离题千里了。"粟裕："那么是谁呢？"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

　　在城南庄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调离陈毅去中野任副司令，任命粟裕为华野司令兼政委，但这个消息让粟裕感到很意外，当即再三要求陈毅同志仍回华野，在粟裕的坚持下，毛泽东同意陈毅到中野工作，仍保留华野职务，由粟裕任华野代司令、代政委。

　　1948年6月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在豫东战役中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无比信任地指示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此战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六七月间，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进行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取得了大规模攻城打援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防御体系，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9月指挥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余人。9月24日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原、华东野战军并肩作战，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8日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为中央军委采纳，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战役中，作为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成员，直接指挥了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作战。以其杰出的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现在一般的军史研究者都认为淮海战役的实质进程是由粟裕推动的。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仍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在渡江战役中指挥所部追歼逃敌5个军于皖南郎溪、广德山区，解放南京、杭州。5月指挥上海战役，歼敌主力8个军于上海外围，使上海免遭严重破坏。先后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他富有战略远见，善于关照战略与战役和各战役、各阶段之间的联系，适时向上级提供意见，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积累了作为大兵团参谋的丰富经验。

　　1949年9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上前铲土的，他起身时，拉上了朱德，又迈过许多人，拉过粟裕，三人和贺龙一起上前为纪念碑铲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粟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直接点将要粟裕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但是粟裕因病未能到任，后在青岛等地疗养，12月赴苏联疗养。1951年9月回国。

　　在总参工作期间,参与朝鲜战争指导, 提出很多重要建议.提出完整的军队建设计划,实现新中国第一代国防体系建设。

　　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年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他致力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倡学习军事辩证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要在军事领域解放思想，研究和回答现代战争提出的新问题。是军事科学研究实践的一位开拓者。“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分管铁道、交通、邮电、港口建设和造船统筹。

　　1982年2月21日任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第1－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1、2届代表，第3－5届常委，第5届副委员长。中共第7届候补中央委员，第8－11届中央委员，12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4年 2月5日16时33分病逝于北京,享年77岁。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在讣告中说他“尤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这样的评价在开国将帅中是绝无仅有的。

　　夫人楚青写诗一首，以寄托和粟裕共同战斗、生活四十多年的深情。诗如下：

　　遣 怀

　　时晴时雨正清明，万里送君伴君行。

　　宽慰似见忠魂笑，遣怀珍惜战友情。

　　唯思跃马挥鞭日，但忆疆场捷报频。

　　东南此刻花似锦，堪慰英灵一片心。

　　粟裕将军在逝世前五年，曾写诗一首。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此诗在他逝世后十年，他在1958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与迫害得到中央军委的平反后，才正式发表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这也是他对自己辉煌军事生涯以及一个高尚的职业军人人生的一个总结。诗如下：

　　抒 怀

　　半世生涯戎马间， 一生系得几危安。

　　沙场百战谈笑过， 际遇数番历辛艰。

　　松苍敢向云争立， 草劲何惧疾风寒。

　　生死沉浮寻常事， 乐将宏愿付青山。

著作

　　粟裕主要著有：

　　1.《实战经验录》，粟裕与罗忠毅合编，1939年2月25日延安翻印了这本小册子。

　　2.《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作者：粟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千万里转战》，作者：粟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粟裕战争回忆录》，作者：粟裕。记录整理：楚青。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1995年8月重印。2005年1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按需出版，增加了大环境下当时未能出版的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该文献20，000字）。

　　5、《粟裕军事文集》，作者：粟裕，主编：孙克骥，《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1991年7月再版重印。

　　6、《粟裕论苏中抗战》，作者：粟裕，《粟裕军事文集》编辑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7.《粟裕文选》（三卷本，181.2万字），作者：粟裕，《粟裕文选》编辑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他戎马一生，身经数百战，屡立战功，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思想与高超的指挥才能。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粟裕斗胆直陈

　　1948年4月鉴于外线战场形势，毛泽东在城南庄及时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张际春等同志，大家在一起共商军情大事。

　　4月28日，中央的军事会议开了10天后，突然接到了粟裕从华东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求中央军委重新考虑三个月前电令他率一、四、六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的指示，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打一场大仗。

　　面对这样一封"抗命"来电，毛泽东感到很震惊，因为这封大胆的来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否定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组建解放军第一野战兵团渡江南进的命令。

　　毛泽东立刻重新召集了周恩来、任弼时、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人一起商讨此事。

　　在房间里，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抬眼问陈毅："陈老总，你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呀？"

　　陈毅不加思索地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计谋愈出愈奇，仗愈打愈妙照我看，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我们党能有这样的人才，百把个就差不多了……"

　　"我是说他的这封电报！"毛泽东对在座的人强调说，"三个月前，中央决定将华东野战军的一、四、六三个纵队调去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编成一个兵团，由粟裕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渡江南进，开辟东南各省，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吸引国民党军队回师江南，以便减轻刘邓大军在中原的压力，可粟裕他来电不去江南，要留在中原，你们都怎么认识呀？"

　　周恩来对粟裕的来电也深感震动，但他此时却沉住气冷静地说："主席，先不要着急。我的意见是请粟裕立刻来河北，向主席当面汇报，讲清他的想法为好。"

　　朱德也说："可以叫他来一趟嘛！"

　　"那好！"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刻发电报，今日是4月28日，请粟裕务必于5月5日以前赶到这里，向中央军委当面汇报。"

　　5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在花山村的一间房子里开会，听见外面有人和警卫人员打招呼，毛泽东立刻放下手中的文件，惊喜地对大家说："粟裕来了！"

　　在大家起身的同时，毛泽东已经迈开大步，跨过炭盆、迎到门外去了。

　　快步走出院子去迎接下面来的将领，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

　　两人一见面，毛泽东首先发话说："粟裕，我们在等你！"

　　粟裕立正敬礼，激动地说："主席，我向你负荆请罪来了！不知我的电报是否干扰了中央的决心？"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罪之有你提意见，又不是骂娘，我毛泽东虽算不上大肚弥勒佛，但容你粟裕三五条意见还是没问题的！走，进屋去细细谈么！"毛泽东说着，拍一拍粟裕的肩膀，做出了让粟裕进屋去的手势。

　　站在院中的李银桥向阎长林使了一个眼色，两个人凑到一起，李银桥说："这回，老头子又碰上一个'陈赓'……"

　　"嗯--"阎长林摇摇头说，"陈赓在小河村是单刀直入，这粟裕人称'小诸葛'，是陈老总的左右手；你别看他个子不高，可是陈老总身边的第一员战将，他才不会像陈赓那样挨老头的拍唬呢！"

　　这时，粟裕已经同毛泽东等人进屋坐下来，毛泽东说："中央的决心如果是正确的，你粟裕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是干扰不了的；我们之所以重视你的建议，就是认为你的建议有一定的道理。你现在可以详细谈谈你的理由。"

　　粟裕侧目看一看周恩来和朱德，见两个人都对他点点头，鼓励他开诚布公地讲出自己的全部想法，便来了勇气。

　　粟裕认为，华野渡江南下，自然会给敌人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和牵制，但却未必能够达到吸引蒋介石部队南回的目的。相反，十万大军过江，势必会削弱解放军在中原战场上的力量，增加解放军在中原战场打歼灭战的困难，使解放军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难以打掉敌人的优势，也难以在短期内进一步改善中原的战局。粟裕之所以提出暂不过江，主要是想集中兵力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粟裕尽量歼敌于长江以北的建议，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的……

　　粟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着。他说得很激昂，讲话内容严谨、逻辑性强，简洁而明了。

　　粟裕说完了，室内依然静静的，只有火盆中的木炭泛着红光。粟裕看看毛泽东，见毛泽东稍侧着身、仰着脸斜视着房屋的左上角，目光游移不定，夹在手中的烟头上留着长长的一截稍触即断的烟灰……

　　粟裕心绪不安地等候着毛泽东说话，等候着毛泽东对自己的见解做出评判。

　　好像是过了很长的时间，其实时间并不长--毛泽东转身看一看门外即将西沉的红日，终于站起身来发话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毛泽东并没有表态。粟裕也只好站起身来，眼睛望着毛泽东，希望能听到毛泽东再讲几句话。

　　毛泽东似乎明白了粟裕的心思，又果断地继续说："粟裕，今晚我请你吃辣子鸡，明天接着说。"

　　粟裕不好再期冀什么，只得离开了毛泽东，在聂荣臻和叶子龙的陪同下，去房前的食堂吃辣子鸡了。

　　当天晚上，在粟裕酒足饭饱之后，聂荣臻受毛泽东的委托，为粟裕安排了由晋察冀文艺剧社演出的专场晚会；江青和韩桂馨带着李讷都去看了，粟裕也干脆放下心来，坐在那里心旷神怡地看起了文艺节目。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又坐在一起，通宵未眠，五大书记的中心议题就是粟裕今天下午的那一通发言。

　　经过一整夜的研究，第二天中央不仅完全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同时认为，要在黄淮地区排开战场、打一场大的战役，粟裕是指挥这场战役的最好人选。

　　中央决定，调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得到消息，李银桥怀着钦佩的心情悄悄对阎长林说："看不出来，粟裕还真是大将之才呢！"

　　阎长林也说：“老头子用人，准没错！不像蒋介石，净用些窝囊废！”

曾是率军赴朝的人选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的首任志愿军司令是彭德怀，然而你可知道粟裕、林彪也曾是司令的人选？为何最终选择了彭德怀，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1950 年夏，朝鲜内战局势因美国的出兵干预而趋于复杂化。战火开始向中国边界蔓延。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邻国的危难，挺身而出，不畏强敌，毅然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人民解放军众多璀璨耀眼的战将中，谁能够承担起赴朝抗美这一重任呢？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进行了精心挑选、全面思量，毛泽东点了粟裕的将。在朝鲜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朝鲜战局，认为美国可能进一步扩大战争，有攻击中国东北的可能，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防范、预作必要的准备。

　　首选粟裕

　　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任务，同时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粟裕能征善战，在解放战争中，组织指挥了一系列彪炳青史的大仗，经略中原，驰骋华东，运筹大兵团作战得心应手，一个战役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地消灭敌人，令人叹为观止。无怪乎毛泽东点了粟裕的将。

　　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但仍在坚持工作。当年指挥水南战役时，他被敌人一发炮弹击倒，虽然经抢救脱险，但有3块弹片一直留在他的头颅内，此后常常头痛头晕难忍（在粟裕去世后才发现）。当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义不容辞，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抗美援朝作战任务的准备，要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三野9兵团参战。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头疼眼晕得非常厉害，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线上。他不得不向毛主席报告病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专门到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主席，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泽东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后来，中央经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可是，他在那里治疗数月后，仍没有完全解除头疼的痛苦。

　　由于身体原因，粟裕最终也没能到东北边防军的领导岗位上赴任。7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指挥。8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会议上，说明了等正式开战时再派出高一级的指挥员。

授衔

　　1955年，粟裕被授予共和国大将军衔，位居十大将之首。此后几十年中，他的军衔问题，成为大家关心和议论的焦点。不少人认为，他应该评上元帅，还有人说，他曾为授衔一事闹过意见，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事实究竟如何呢？几十年来，有关粟裕授衔的问题，我接触了各方面的同志，听到了不少信息。多数同志出于好意，认为粟裕战功很大，消灭的敌人很多，中国革命战争胜利进程的加快同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评他大将是低了，应该评他元帅。不光党内、军内不少同志持这种看法，连党外的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等人，也有同感，都为他没授上元帅而感到惋惜。甚至有的还埋怨到毛泽东那里。也有人冤枉他，竟说他没授上元帅后，不满意，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哭了。粟裕授衔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作为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我有必要将了解的情况作一介绍。

　　毛泽东是要给粟裕授元帅的，是粟裕高风亮节，自己不要，把元帅让了

　　资历、威望、战功，是当时授元帅、将军的主要依据。中央政治局考虑元帅、大将军衔，上将至少将的军衔，由中央军委考虑。上将至少将的授衔问题，军委确定了一个授衔原则，其中规定：正兵团级，原则上评上将，个别的可评中将和大将；副兵团级，原则上评中将，有少数可评上将，个别的可评少将。粟裕的行政级当时是大军区正职，比正兵团高两级，同野战军司令员一样。因此，他的军衔问题自然不能放在正兵团这一级考虑，而应放在大将、元帅这一级别予以考虑。

　　粟裕是战功赫赫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在人民战争的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摧枯拉朽、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活剧，如：他指挥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上海战役以及他参与指挥的渡江战役、淮海战役等都是这些活剧的生动体现。把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打疼了、打怕了。可以说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地步，没有任何敌人可以阻挡粟裕发起的攻势而逃脱被歼灭的命运，为不少中外志士仁人所折服，所倾倒。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更是赞不绝口。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大家想法一样，是要给粟裕授元帅衔的。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毛、刘、周、朱等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2002年11月8日，我（本文作者鞠开）陪《共和国大将粟裕》电视剧组总编导石征光访问了李银桥同志，他和我们又谈了毛泽东当时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一些情况。

　　从上述情况看，可以说明和澄清如下几个问题：

　　毛泽东是要给粟裕授元帅的，是粟裕高风亮节，自己不要，把元帅让了。

　　粟裕对军衔是这样一种态度，根本不存在对军衔不满意、毛泽东找他谈话、把他批哭的问题。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得悉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说粟裕应该评元帅的消息后，作为一个喜讯当面报告他，并把材料指给他看，以为他会高兴的，哪知他脸一沉，脱口而出：“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后他又进一步向我严肃指出，“这都是低级趣味，今后不要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了，没有什么意思。”

　　粟裕震大将

　　粟裕辞帅后，罗荣桓元帅也提出辞帅，被主席否定。在正式公布军衔之前，消息已在将军们中传播，徐海东大将马上提出自己军衔太高，周总理批示："不高，也不低，正好！"当得知粟裕辞帅为将后，许光达大将也要求辞掉大将军衔。后来直爽的许世友上将找到总理，要求自己当大将，总理说："粟裕也是大将呀！"许将军就不再说话了。所以，后来人们说："粟裕震大将"。

在受到错误批判后的岁月

　　1958年，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等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均遭到了错误批评！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在会议上，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等都猛烈批评粟裕，林彪、罗荣桓也没有能够主持公道。

　　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林彪为了使彭德怀得罪所有遭批斗的同志，甚至说：“这次会议，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彭老总身边！”使得大会气氛完全被彭德怀的冲动情绪感染，粟裕错误被无限放大，几乎成了一无是处。在会议上，面对巨大的压力，粟裕被迫一次次的承认乌有的批评，一次次认错。

　　当然，也有的将军，尤其是一些上将，中将，很多人为粟裕辩白：“我在粟总长手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粟总有野心？！”也有人直接说：“军委的意见我不能理解！”甚至同遭批评的叶剑英元帅也说：“粟裕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看最多是有些骄傲罢了。”毛泽东曾向被自己封为终身海军司令的肖劲光（大将）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肖不犹豫的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主席点头表示赞同。

　　此后，其实并不想完全整倒粟裕的毛主席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后来，在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成员的努力下，批斗粟裕最终没有成为敌我矛盾。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主席后来说过：“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错误就还可以挽救。”）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9月，粟裕向黄克诚交接了总长。总理会后马上找到粟裕：“我不管你干什么，任何人让你粟裕离开北京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这样，粟裕就留在了军委，没有遭到一些同志进一步的排挤，实际上后来的文革，粟裕也是被周总理保护而没有太大冲击的。此后，粟裕被派到军事科学院给叶剑英当副手。

　　错误批评后的日子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多么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呀！不知道彭老总知道后会怎么想，是不是心里会有愧意。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此后却并未就此发出任何指示和作出决定，因为有的元帅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1965年，继粟裕和黄克诚之后，又一位总长罗瑞卿（大将）受到错误批评，政治能力已经很出众了的罗大将军跳楼重伤，“将军百战身名裂”到“将军一跳身名裂”的痛苦，证明总长实在不好当。

　　1966 年，文革开始后，周总理提名粟裕主持国防工业，但粟裕1970年就被江青等人排挤出来。后来周总理又提名粟裕主持交通，港口工作，终于使粟裕保全于文革。 1972年，周总理身边的各部领导都害怕江青等，不敢向总理汇报工作，惟独粟裕毫不顾及，每月都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你们都应该向粟裕同志学习！”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文革期间会议，会见外宾的电影资料，都可以看到粟裕坐在总理身边。

　　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曾握着粟的手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粟裕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毛主席给粟裕的一点安慰。

　　周恩来力保粟裕

　　粟裕没有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也因为周恩来保他、用他……要说清楚粟裕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有必要说一说他为什么没有在运动中被打倒。

　　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事第一线的工作的权力。到了“文革”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了，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这时候有人想到了他。

　　那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找他谈话，他心里惴惴不安。总理见到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

　　周恩来要他到国防工办去当军管小组组长，支撑当时已是很困难的国防工业。接着他又担任了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也正是最高统帅的话，才有了他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特殊经历。

　　但是，林彪、江青的黑名单上，却列上了粟裕的名字。在军事科学院，有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嫌”的问题……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第二天在国防工办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

　　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那个时候，国防工业系统的两派斗争是很激烈的。“中央文革”支持一派，林彪一伙又支持另一派。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经常弄得粟裕吃不好饭，睡不成觉。虽说毛泽东说过话，周恩来又力保他，但粟裕也没有能在国防工办待多长时间。

　　林彪也不能容他在国防工办，很快就让他的亲信把权力夺了过去。这时，周恩来又找到粟裕，说：“你现在回不了部队，就继续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吧，我这里很需要人。”

　　粟裕看看总理消瘦的身体，说：“总理呀，我努力学着做吧。但请总理替我向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是要上前线。”

　　总理当然理解一个大将的心情，点头答应了。粟裕一方面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同时又两度担任中央军委常委……战争年代，粟裕就是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著称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更加谨言慎行。每说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并非是他胆小怕事了，相反，这正是他的一种斗争艺术。

　　受命南下一语惊人

　　邓小平东山再起，粟裕受命南下。回到北京，他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详细汇报。

　　邓小平上台以后，马上着手对部队的事情进行整顿。他和叶剑英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派粟裕下部队做调查。粟裕决定先去华东，这是很有用意的。此时，王洪文、张春桥已在军队窃取高位。而上海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很猖獗的地区。

　　他们先到了南京军区驻皖部队和安徽省军区。那个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的“民兵指挥部”正是很热闹的时候。他碰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十分尖锐敏感的问题。平时谨言慎行的他，也并不是总缄口不言，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出很与众不同的话，会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

　　会议室里，坐了不少的军政要员，他们是来参加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全体同志。他们自然想听听军委来的老将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民兵指挥部”问题，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不少部队的同志看到了军委的领导，就提出全国出现的“工人民兵指挥总部”和地方武装部门谁指挥谁的问题。

　　这个时候，粟裕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并不很大，却很有力量。“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记得50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有民兵指挥部，很值得研究。”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全场没有一点声音。这几句话真可谓振聋发聩。这是公开地否定“民兵指挥部”！

　　有人说粟裕是有矛又有盾———既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谁也不好反对；又点出了贝利亚的名字，而贝利亚又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这等于说，有人利用民兵问题在搞阴谋。

　　事后，果然有人将他的讲话密报了“上海帮”，但他们对毛主席的话也无可奈何。这时，人们才理解了粟裕的斗争艺术。

　　一说到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好像老同志都是反对他们的。其实不然，当时也有个别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看不清楚。在一次会上，一个老同志慷慨发言，批评别的老同志：“你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有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粟裕听说以后，笑笑说：“没有关系，他，我认识，我和他谈一谈。”

　　当天晚上，他把那个老同志叫了来，和他谈了很久。事后那个老同志说，多亏了粟裕找我谈了话，要不，我非在这个问题上跌跤不可。

　　粟裕回到北京，已经是6月初夏了。这次外出，他知道了不少情况。他给军委写了一份比较“堂皇”的书面报告。因为军委成员中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呀！他独自给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作了口头汇报。所谓口头汇报，就是不能给别人听的。内容自然是针对江青一伙的。

　　他说，现在他们（江青一伙）插手军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搞“飞地”（即搞所谓农场、生产基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他还告诉两位老帅，那些人虽然想插手军队，但军队团以下是稳定的，他们的手也不是那么容易插进来的。但是部队确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同志是思想糊涂，以为“四人帮”就是正确路线，跟着他们跑……

　　粟裕告诉邓小平和叶剑英，有一些领导同志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不好会把这一些人压到“四人帮”那边去。

　　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听得很认真，他们不时还问一些问题，而粟裕的回答令他们比较满意。在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两位军委领导的讲话中都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观点和材料……

公正的结论

　　中央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由于主管编辑的宋时轮上将（曾任三野十兵团司令）的提醒，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这时，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谭政都已去世，最后阻碍昭雪的力量终于消失。 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曾任三野参谋长，55年中将，88年授为上将），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粟裕指挥的主要战役

　　战役名称 指挥员 我方与敌方兵力对比 歼敌数量

　　黄桥战役 粟裕 7千：1.5万余人，歼敌1.1万余人

　　苏中战役 粟裕 3万余人：12万，歼敌53700人

　　鲁南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53530人

　　莱芜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56800人

　　孟良崮战役 粟裕 16万：约45万人歼敌32680人以上

　　豫东战役 粟裕 不详 歼敌93970人

　　济南战役 粟裕 14万：10万多人歼敌10.4万人

　　淮海战役 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谭震林 60万：80万 歼敌555570人

　　渡江战役 粟裕 60万人：45万人歼敌30余万人

　　军事天才粟裕解放战争创造的奇迹

　　解放战争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阶段，用于华东战场的兵力为25个整编师68个旅，占其进攻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而在其重点进攻时，用于山东战场的兵力为60个旅，占其重点进攻总兵力的64％。

　　解放战争头半年，我军进行较大战役22次。歼敌2万人以上者3次，粟裕指挥了2次；歼敌3万人以上者1次，为粟裕所指挥。

　　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进行较大战役42次。歼敌2万人以上者11次，粟裕指挥了6次。歼敌3万人以上者8次，粟裕指挥了4次。

　　解放战争开始到渡江战役前，不算三大战役和太原战役，我军进行较大战役103次。歼敌2万人以上者35次，粟裕指挥了10次；歼敌3万人以上者20次，粟裕指挥了8次。

　　作为华东战场的统帅，对战役指挥负主要责任的军事首长，粟裕指挥的战役大部分都有创记录水平，并对战区作战以至整个战争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纪念粟裕同志诞辰100周年

　　2007年5月27日，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大会，700多名京内外的新四军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及粟裕同志家乡和生前战斗过的地方代表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粟裕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锡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及解放军总后勤部原政委、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周克玉，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张铚秀等出席纪念大会。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及子女和亲属也出席了会议。

　　张铚秀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粟裕同志1907年8月10日生于湖南省会同县坪村乡（现为镇）枫木树脚村一个侗族家庭。粟裕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尊敬与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粟裕同志是共和国的第一大将。

　　周克玉，郑竹波，马苏政，恽前程，黄玉章等同志20多位新四军老战士及嘉宾代表因时间原因，不得已只好作了书面发言。

　　粟裕大将的亲属、新上海商城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粟刚兵和原河北省煤碳机械厂总工程师粟子仁等及会同县粟裕中学、粟裕故居、粟裕纪念馆及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院、南京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卫戌区等单位的10多名怀化籍代表应邀出席了此次大会。

历史的评价

　　粟裕在战争史上完成的五大奇迹

　　(一)现代战争中的大兵团作战以战养战的奇迹

　　以战养战作为战争中的最高境界,在冷兵器时代,已经不多见,在现在战争武器装备对后勤要求非常之高的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但粟裕却做到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战役最具典型意义.华东野军以缴获补充武器以俘虏补充兵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且完全靠缴获成立了一支炮兵纵队.

　　(二)腹背受敌的歼灭战孟良崮战役

　　(三)孤军深入的歼灭战豫东之战：

　　(四)60万对80万的围歼战淮海战役

　　(五)投鼠忌器的攻城战上海战役

　　人民对粟裕的评价

　　粟裕智如张良（直接与国民党军决战于长江以北）；才如韩信（孟良崮之战，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义如关羽(两辞司令，一让元帅，死后与先死的官兵同葬（粟裕生前立下遗嘱：“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为实现粟裕的嘱托，粟裕部分骨灰安放在江苏省徐州市市区南郊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园区内)。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 粟司令打仗仗仗胜”---苏中民谣

　　“一心为民，两让司令，三次先遣，四过长江，五人总前委之一，六次负伤，七战七捷，八省征尘，九死一生，十大将之首。” 　　领袖将帅评价粟裕

　　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毛泽东

　　我的这些战友中，就数粟裕最会打仗。——毛泽东(师哲《在毛主席身边》)

　　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刘少奇

　　“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刘伯承

　　粟裕同志素以能征善战、愈战愈奇著称于世，尤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闻名中外。——张震

　　粟裕尽打神仙仗。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 ——林彪

　　粟裕受过人家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 陈毅

　　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陈赓

　　粟裕人格品德光彩照人，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 张闻天

　　对手对粟裕的评价

　　冈村宁次曾在南京设有研究粟裕的小组，专门探讨粟裕的作战特点和规律，得到的结论是：“此人打仗经常是破常规、出奇招，常常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狠狠地咬你一口，毫无规律可寻。”

　　有人问张灵甫：“你认为当今军界谁能与你相比？”张灵甫答道：“粟裕。”

　　土木不及一粟。——胡琏

家庭亲属

　　妻楚青,原名詹永珠,1923年3月出生于江苏扬州，1941年12月26日与粟裕结婚。

　　长子粟戎生，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中将。

　　次子粟寒生。

　　女儿粟惠宁,女婿陈晓鲁（陈毅之子）。

　　长孙粟志军

毛泽东谈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1948年，在解放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南线战略决战的紧要关头，粟裕三次向党中央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历史证明：如果当年没有粟裕将军卓越的胆识，一切从战局的实际出发，及时地向中央力陈自己独到见解；如果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胸怀宽阔、虚怀纳言、从善如流，不失时机地采纳粟裕的意见，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也许就不会有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淮海战役的伟大篇章。

　　对粟裕的功绩，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中原逐鹿”的关键时刻，“子养电”斗胆直陈，集中兵力中原歼敌

　　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4个纵队集结于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新式整军，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作准备。

　　这时，中原战场的胜负已成为国共交战双方战略指导上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为改变他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以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于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毛泽东为实现用5年左右时间打败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经略中原，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将推动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根据他对中原以至全国战局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作战和建军的重要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他分析决定战争胜负及其发展趋势诸因素的时候，除了政治、战略、兵员数量以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

　　这份电报早在1947年12月10日就起草好了，粟裕又继续观察思考40多天，方才果断发出，并且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当时他虽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主张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考，与中央军委一再强调的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在中原地区打中小规模的仗的指示，显然是不同的。

　　中央军委下令渡江南进的时候，粟裕再陈：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

　　粟裕的“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已经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并正在为此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毛泽东与陈毅正在商定一个重大行动计划：拟令粟裕率部渡江南进。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

　　五天以后，1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电令粟裕，要他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是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电报说：“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请粟裕“熟筹见复”。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感到，中央的决策与他的建议大相径庭。他一方面积极研究执行中央军委的指令，提出了渡江时机、路线和方法的具体方案，并且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另一方面则反复深入研究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方略。经过3天的缜密思考，他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接到粟裕的电报，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认为从调动中原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战法的建议。

　　2月1日午夜，毛泽东起草给粟裕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指令他们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渡江时间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第三次直陈：建议第一兵团暂不过江

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的探索和研究。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十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特别重要的是，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相反，如果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我3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10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在无后方条件下连续作战，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方面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他又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认为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战略行动，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4个主力军。这4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敌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它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蒋介石不会把他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是桂系部队，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调不走敌人的4个主力军，我3个纵队又渡江南进，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歼灭战。如果3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歼敌3个至5个军。

　　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

　　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而且部队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在上报中央之前，粟裕又将他的建议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这些情况，也促使他采取谨慎态度。

　　但是，粟裕又想到，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的时候，理应结合战争的全局来思考，从战略全局考虑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可能对全局的战略决策有参考价值。既然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看准了，就要敢于承担历史责任。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建议，向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的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与当地人民武装结合，在广大范围内辗转游击，以求大量调动敌人，策应中原地区作战。这样，三线密切配合，推动战局较快与较大发展。粟裕在电报最后特别声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城南庄会议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缓过江，粟裕觉得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接到粟裕4月18日的电报，毛泽东在4月2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于4月25日黄昏从濮阳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西柏坡已是4月29日，第二天就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到达阜平县城南庄的毛泽东住地报到。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二人互相热烈地问候。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年前，那时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3次反“围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17年以后，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经成长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令敌人闻名丧胆的大歼灭战。抚今忆昔，两人都很激动。

　　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4月30日，会议第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轻易被说服的人，要看提出建议者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并且他自己在实践中体会到确有改变既定方针的必要。解放战争以来，粟裕的历次建议，称得上言必有中、算无遗策，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毛泽东对此已有深刻印象。但是，这一次作出暂缓渡江南进的决定，仍然经过了3个多月的观察考虑，才确定下来。

　　中共中央同时采取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就是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对于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粟裕毫无思想准备，大感意外，非常着急，再三请求让陈毅仍回华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和陈毅结成了“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深厚友谊。他深深体会到，华野的全盘工作责任实在重大，有陈毅主持全局，他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

　　毛泽东沉思片刻，表示同意粟裕的意见：“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中原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从此以后，粟裕就以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职务，担负起领导和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重任。

豫东、济南大捷扭转中原战局

　　中共中央决定把粟裕兵团渡江南进时间推迟4到8个月，给予他们在中原地区歼敌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旅的作战任务，在实践中检验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证明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集结有25个整编师(军)57个旅(师)。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控制着郑州、开封、徐州、蚌埠、信阳、商丘等城市，以及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交通线。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邱清泉兵团在鲁西南，胡琏兵团在驻马店，孙元良兵团在郑州，张轸兵团在南阳。

　　粟裕审时度势，权衡利害，选择“不打五军(即国民党整编第五师)、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方案。

　　不打五军，先打开封，许多同志没有想到。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对粟裕说：“502啊，难怪人家说你打仗跟别人不一样，拗着来。”

　　“这没有什么不好嘛!”粟裕笑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家所贵嘛。连自己都想不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

　　攻打开封这着棋，果然出乎敌人意料。6月17日华野部队突然兵临城下，只用5个昼夜，就攻克了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全歼守敌3万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1万人，共歼敌4万余人，取得了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睢杞战役中，蒋介石为解区寿年兵团被我围歼的危机，竟先后调动了32个正规旅及1个快速纵队、1个交警总队，共出动兵力27万。为挽回不利战局，蒋介石竟亲自赴前线指挥和督战，但最终也未能挽回败局。整个战役，我军既打援，又攻坚，灵活机动。经过6天激战，我华野歼灭区寿年兵团团部、整编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一个团，接着又给增援的黄伯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计歼敌5万余人，活捉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豫东战役的胜利，不仅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达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10万人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形势急转直下。豫东战役以后，不到半年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兴奋地说：“解放战争已经过山坳了！”他还对陈锐霆说：“你回去代我问粟裕同志好，告诉他，我把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

　　1948年9月16日夜，正是中秋节前一天，粟裕率华野东西两兵团按照预定的“攻济打援”计划发起济南战役。整个战役只用八天八夜就攻克济南城，全歼守敌10余万人（包括起义者两万余人），生俘王耀武等国民党将领23名，并迫使临沂、烟台等地敌军弃城而逃，山东全境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都获得解放。

　　中共中央对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了”。

　　济南战役最重要的意义，是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并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加快了整个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历史进程。

在“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的关键时节，提出三个关键性建议

　　9月24日早晨7时，当济南城内巷战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粟裕判断攻济战斗已稳操胜券，随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他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两步作战改为三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之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和苏北打成一片。然后，华野分为两个兵团，以5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其余主力组成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在中原作战。这个部署仍然是人们所说的“小淮海”。

　　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进至徐州、蚌埠地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预见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形势要求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为此，10月31日粟裕发电报给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中原局，表示遵令于11月8日晚发起淮海战役，同时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粟裕第二次献策。

　　粟裕的电报传到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当即研究同意，于次日（11月1日）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士认为，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一面紧张地组织指挥部队对黄百韬兵团及其援军实行分割包围，一面冷静地观察分析当前敌情和全国战局，预测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筹划下一步以及未来几步的作战方案。他与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彻夜长谈，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敌人可能采取的方针，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他们认为，很有必要把他们的判断和建议立即报告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中原局。于是，粟裕冒着严寒，奋笔疾书，起草电报，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稿时已是旭日东升。他和张震郑重签名，注明发报时间：齐辰（即8日7时到9时），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亥（9月1——23时）

　　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已经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歼灭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于徐州及其周围地区。

　　后来的战局发展，果如粟裕所料，蒋介石集团被迫实行了粟裕所说的“第一种方针”。11月4日，蒋介石派顾祝同到徐州“剿总”，传达蒋介石的决定，调整作战部署。这时，离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只有两天时间了。华野迅速完成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截断徐州之敌的南撤通路，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在徐州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想要退守淮河也不可能了。这正是粟裕设想的最佳态势。

　　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中，粟裕频出奇谋，三次献策，对于中央军委作出举行淮海战役并发展成为南线决战的决策，使“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时候，用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师)。

八个月后淮海战役结束，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62个旅(师)，是中央军委提出的最高指标12个旅的5倍多，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给淮海战场造成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既可利用这个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又可乘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根据粟裕的指示，华野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作出部队休整计划，发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

　　当时，广大指战员创造了许多攻心战法，阵地广播、释俘劝降、发射传单、给蒋军士兵送饭等等，造成了“四面楚歌”的强大声势，促进了蒋军的动摇和瓦解。

　　粟裕还亲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劝降信。

　　华野包围圈越缩越紧，蒋军阵地越来越小，蒋军空投物资大量落在华野部队手中。加上时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蒋军官兵饥寒交迫，把包围圈内老百姓的门窗甚至棺材板都烧光了，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夺吃的，蒋军官兵互相残杀，甚至活埋伤兵。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纷纷携械投降。在华野发起总攻以前的20天内，蒋军被毙伤、瓦解10余万人，其中整连整营投降的就有1.4万余人。到华野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了不足20万人，只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歼灭了。粟裕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和杜聿明加紧策划突围。杜聿明一再向蒋介石建议，用集中兵力决战的办法，保存长江以北的部队，认为靠现有力量突围是下策。可是处于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既无机动兵力可调，又因内部矛盾有兵也调不动，不得不下令杜聿明突围，并且悍然下令使用毒气弹。杜聿明集团奉命行动，左冲右突，四处碰壁，寸步难移，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分头突围，自寻生路。

　　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到敌人的动向，估计杜聿明可能突围。粟裕说：“杜聿明现在是内无粮草，天天挨炮，外无援兵，天天减员。天也和他作对，飞机只能高空飞行。因此，敌人见天上地下来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能企图拼死突围。虽然敌人是关在笼内的老虎，但要准备他逃出笼来打。”决定乘敌人调整部署、兵慌马乱之机，于1949年1月6日发起总攻。

　　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从1月6日16时到1月10日16时，经过4昼夜96小时激战，华东野战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和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残部近20万人，生擒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潜逃。

　　至此，蒋介石集团的“五大主力”消灭殆尽。新一军、新六军消灭在东北战场，整编七十四师消灭在孟良崮，第五军、第十八军消灭在淮海战场。

　　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共歼灭国民党1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

　　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中，粟裕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

　　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成为粟裕一生巅峰之作的一场战役--淮海战役

谈粟裕，必然要谈到淮海战役；谈淮海战役，必然要谈到淮海战役的成因，而没有粟裕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动，就没有淮海战役；没有粟裕出神入化的指挥，就没有淮海战役的完胜。

　　1949年的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收官全胜，我军以60万人对国民党军80万人，歼敌55.5万人，这是一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战。

　　粟裕百年诞辰之际，潇湘晨报记者从淮海战役的亲历者与研究者那里了解到，在淮海战役前粟裕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三次“斗胆直陈”发动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建议的内幕。

　　中央没打算发动淮海战役

　　1948年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动淮海战役——在江北打大歼灭战的打算。

　　在当时的中原战场上，刘（伯承）、邓（小平）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的豫西兵团，与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西兵团摆开了成品字型的战略格局。

　　而国民党军在中原也布下了强大阵势，集结了25个整编师（军），57个旅（师），敌我双方呈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后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他说：“当时国民党军3个兵团集中，以一个为核心，双方交战的话，我军一个晚上啃不完对方，还没等到第二天，敌军增援就来了……”

　　显然，这样的仗不太好打，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为，此时中原不宜打大的歼灭战。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同时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与陈毅商定，先由粟裕率第一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随后，由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3兵团于次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毛泽东、陈毅与中央军委的意图，是以此迫使敌方改变中原兵力部署，以粟之兵力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以扭转中原战局。这是中央对全国军事战略的一项大的调整。

“斗胆直陈”中原战局建议

　　194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粟裕，要他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对中原战局的一时之困境，粟裕一直在思考中。

　　就在5天前，即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刘邓发出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第一条就谈到了他对中原战局的设想，他建议“三军（刘邓、陈谢、陈粟）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如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中原）形势可能变化。”

　　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1月22日称“子养”，此即为著名的“子养电”。

　　尽管已时隔近60年，时任粟裕秘书的鞠开还清楚记得当时的细节，“这个著名的‘子养电’，他在1947年12月10日晚就写好了初稿，到第二年1月22日才发给中央的。”在“子养电”中，粟裕写下了“斗胆直陈”4个字。

　　5天后，中央军委仍向粟裕发出了“渡江南进”的指令。粟裕立即率部准备渡江，同时思考改变中原战局的方略。经过3天的缜密思考，他又写了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电报中，他设计了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方案，同时重申了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与建议。

　　时任粟裕秘书的刘祥顺至今被粟裕当时的大气魄所折服：“有了他这个建议，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改变了。”

　　接到粟裕的第二封电报，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返回部队的陈毅留下来研究，结果是部队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依然不变，但中央采纳了他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忽集忽分”战略的建议。

再三上书向中央立下军令状

　　面对中央军委的来电，粟裕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计划与设想。

在此期间，他两次把自己的想法向陈毅汇报，陈毅甚是意外，但仍同意粟裕将建议上报中央。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3个月内，粟裕的3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约粟裕当面相商。4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听取了粟裕的详细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

　　“粟裕当时在中央实际上是立了军令状，因为毛主席提出在4至8个月时间内，必须歼敌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正规旅。”回想当年粟裕“斗胆直陈”的结果，张效林——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原社长仍然面色凝重。

　　当时，中央军委给粟裕来电指出：“以歼灭邱清泉的第五军为夏季作战中心目标。”但此时粟裕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开封城国民党守军兵力薄弱，他立刻设计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

　　张震回忆：“当时情况很紧急，我们一方面向毛主席报告，一方面下命令，毛主席很快就回电了：“情况紧急时，你们应该独立处置，不要请示。”6月17日，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突然兵临开封城下，只用了5个昼夜就攻下了，3万国民党守军被全歼，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也被消灭了1万人。随后，粟裕命令部队主动撤出开封，隐蔽集结于睢杞地区，等待战机。

　　此时，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区寿年兵团增援开封，邱清泉兵团贪功冒进，而区寿年兵团却在睢杞地区犹豫徘徊，两兵团一夜之间拉开了40公里距离。

　　粟裕及时抓住了这一战机。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迅速切入两兵团之间，围歼战斗力较弱的区寿年兵团。激战6天后，歼灭区寿年兵团司令部、整编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1个团。前来增援的黄百韬兵团也遭受了歼灭性打击，此役共歼灭5万余人。两场仗打下来共歼敌近10万人，这就是历史上称作的“豫东战役”。

　　此次战役是粟裕向毛泽东交上的一份圆满答卷。谈及此役，《粟裕文选》编审、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张光彩感慨：“这个战役改变了中原战局的形势，也为中央军委以后下决心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打下了基础。”

胸有成竹气吞黄淮

　　有了豫东战役垫底，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粟裕有了信心。

1948年7月，中央军委连续发出7份电报，要求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在10日内夺取济南。分析敌我双方情况后，粟裕认为，攻占济南的条件还不成熟，他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华野全军执行作战任务。按照这个部署，华野各个兵团向山东集结，在攻济打援战场上，华野参战兵力达到15个纵队，兵力达32万人，超过敌方27万人的总人数。9月16日，济南战役拉开序幕。经8个日夜激战，解放军全歼济南守军10万人（其中两万人起义）。

　　9月24日，济南战役已到尾声，粟裕发电请示中央，建议发动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就回电同意了。

　　原粟裕秘书、《粟裕传》编写组长朱楹介绍：淮海战役发动前的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此战役规模很大，请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陈毅当时已经调到中原野战军工作）11月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次日，陈邓复电：“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战争重任更多地压到了粟裕肩上。在淮海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即1948年11月7日，粟裕与张震彻夜长谈，分析全国战略态势，认为应该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回忆那个夜晚，张震依然很激动：“在起草这份给中央军委电报的过程中，我深深被粟裕同志的深谋远虑所折服，他不仅想到了下一战，下两战怎么打，而且想到大军渡江后在江南的仗该怎么打，也想到了全国解放后江南的恢复问题。”次日早晨7时，两人的建议化成电波，传向中央军委，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由此，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大战役，成为日后轰动中外的大决战。

[大事记]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高邮战役和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歼灭拒降日伪军2万余人。

　　★1946年7月起，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与12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七战七捷。中央军委将苏中作战经验通报全军，要求各区“仿照办理”。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仍负责战役指挥。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共歼敌7个军（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内有国民党号称“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

　　★1948年六七月间，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进行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9月24日，粟裕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以其杰出的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曾说过：“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1949年5月指挥上海战役，歼敌主力8个军于上海外围，使上海免遭严重破坏。

新中国第一将军:粟裕诞辰100周年纪念

粟裕大将(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

　　今年8月10日，是粟裕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粟裕是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尊敬与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是长期担任国家和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是我军军事科学研究战线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者。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率部入浙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莅浙视察、指导工作，在浙江大地上留下了不朽的足迹，浙江人民永远怀念他。

　　一、临危受命，挺进浙江，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粟裕第一次入浙作战是在1934年9月。这一年的7月，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部队，中共中央决定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地区开进。粟裕被任命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7月6日，粟裕率部从江西瑞金出发，于同年9月挺进到浙西南、浙西一带，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使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浙江人民深受鼓舞和振奋。

　　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遭敌重兵围攻失败，粟裕率先遣队先头部队突破敌军封锁线到达赣东北苏区。2月，中央决定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3月23日，红军挺进师在粟裕和刘英的率领下，翻越闽浙边界的仙霞岭，进入浙江江山。这是粟裕率先遣队挺进浙江半年之后再次入浙作战。4月下旬，在粟裕、刘英的指挥下，挺进师在庆元斋郎打退浙江、福建保安团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的进攻，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5月上旬，粟裕和刘英指挥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群众领袖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开创了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这是挺进师入浙后创建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从1935年8月起，国民党调集重兵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粟裕和刘英决定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打破国民党的“清剿”。他们率领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浙闽边境开展游击活动，与闽东特委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胜利会师。11月7日，在泰顺白柯湾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粟裕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临时省军区司令员。

　　闽浙边临时省委建立后，粟裕和刘英率挺进师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同时，从1936年3月到1937年10月间，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先后四次往返于浙南和浙西南之间，为恢复重建浙西南根据地历尽艰险。1936年9月，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第三次从浙西南回到浙南时，在瑞安县割藤湖与浙南地下党负责人叶挺鹏等领导的革命武装会师，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平阳北港和飞云江中游南北两岸的平原地区。在粟裕和刘英的领导下，到1936年底，挺进师游击战争的活动范围到达过闽浙边界两侧、浙江南部、金（华）衢（州）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

　　在开辟浙西南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艰苦游击战争环境中，粟裕九死一生，历经艰险。一次粟裕在龙泉河和松阳溪之间被敌人围困，他命令大家隐蔽进刺丛中。搜寻的敌人大喊：“看到了，看到你们了，赶快出来!”粟裕示意大家沉住气，敌人不到眼前不开打。结果敌人瞎叫了一阵后离开了。粟裕赶紧组织大家泅渡过河，一天一夜急行军180里，连打7仗冲出了包围圈。还有一次粟裕被敌人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被一个敌人据点挡住，他急中生智，让大家拿下红五星八角帽，装作敌保安部队，大摇大摆地闯过了敌据点，当敌人发觉有诈时，粟裕已经带部队脱离了危险区。最为危险的是有一次在瑞安渡飞云江时，粟裕不小心被旋涡卷了进去，差点就要被旋涡吸到水底去。幸好后面的人赶快递了一个伞柄给他，才把他拉上岸。刚上岸后面的敌人就打过来了，他们赶快攀上悬崖，才摆脱了敌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这样惊险的场景并不鲜见。他回忆说：“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但粟裕凭着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诚，不畏艰险，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

　　在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粟裕作为红军挺进师的主要军事指挥员，根据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实际情况，果断地提出并实现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队、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这一战略转变过程中，他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浙南游击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形成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充分显示了粟裕作为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的才能，孕育了他作为一代名将的根本气质，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粟裕在浙南坚持游击战争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步步深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时候。他虽然较长时间被隔绝在浙西南一个封闭的地区内活动，但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大局，密切注视着形势发展，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使局部地区的斗争适应全国的形势和大局。在此基础上，他根据以往斗争的实践经验，不断调整游击根据地的政策。1937年9月，正在浙西南遂昌门阵一带活动的粟裕在得知国共两党和谈的消息后，立即给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9月19日，粟裕派代表在遂昌门阵与遂昌县政府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从而自觉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

　　粟裕于10月率部前往浙南平阳，与刘英等人会合。随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总队长。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由原红军挺进师改编的部队从平阳山门出发，前往皖南集中。部队到达皖南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投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

二、主动请缨，进军浙西，天目山上威名远扬

　　1944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国内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败局已定。中共中央筹划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作出了发展东南，打通浙东与浙南以至与闽中联系、配合盟军在沿海登陆的重大战略决策。9月27日，中央给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赋予新四军发展苏浙皖地区与闽浙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时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的粟裕得知中央的决定后，非常振奋。他回想起率领抗日先遣队和红军挺进师在浙江战斗的情景，重回浙江战斗是他期盼已久的愿望。他向华中局恳请由他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执行南下任务。华中局将粟裕的请求报告了中央。10月24日，中央复电同意由粟裕率部南下发展苏浙，决定“苏南及浙江归粟裕统一指挥”。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一师主力从苏中兴化出发，于1945年1月6日到达浙西长兴，与在这一带坚持抗日斗争的新四军第十六旅会合。1月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苏浙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由粟裕兼政委），后又任命叶飞为副司令员。华中局还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全面领导苏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以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2月5日，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在长兴北部的温塘村隆重举行，粟裕在大会上讲话：“向苏浙人民宣誓：我们将竭尽一切力量，完成准备反攻，驱逐敌寇，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任务。”

　　粟裕深感责任重大。他认真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制订了向东南发展的作战方案。当时浙西天目山是国民党顽军重兵把守之地，新四军要进入敌后，必将遭到顽军的拦截，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顽军进行一场恶战。为进一步摸清情况，同时避免新四军主动进入顽区在政治上的不利，粟裕决定先以一个纵队控制莫干山、杭（州）嘉（兴）湖（州）敌后地区，顽军如由孝丰（今属安吉）、安吉等地向新四军进攻，我军即乘势向孝丰地区反击，进而控制天目山。粟裕的方案得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肯定。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作战要求，苏浙军区部队开展山地战术训练，粟裕亲自向连以上干部讲课，着重讲解了山地特性和大兵团在山地作战的要领，为部队实行由平原水网到山地、由分散游击到大兵团作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预定方案，粟裕指挥苏浙军区部队从长兴向莫干山和杭嘉湖敌后挺进。新四军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顽军拦截和进攻苏浙军区部队。在此情况下，苏浙军区被迫进行自卫反击。2月12日至17日、3月7日至26日、5月底至6月23日，苏浙军区部队在粟裕的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顽自卫战斗。特别是在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中，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不利情况，粟裕采取了巧设疑阵，诱敌冒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先后主动撤离新登（今属富阳）、临安和东、西天目山，后退200里，将顽军引向孝丰的预设战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大胆穿插，分割围歼冒进的顽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共歼顽军1万多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聚歼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巩固和发展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

　　天目山反顽自卫战是粟裕军事生涯中的重要一战，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家的气魄，创造性地学习与运用毛泽东思想。关于这次战役，粟裕后来回忆说：“天目山战役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激烈和艰苦的重要战役之一，正是通过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实践，使我们提早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后来蒋介石对我们全面大打时做了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的准备。”这一战，也得到了华中局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华中局致电粟裕指出：“此次主动退出天目山，诱顽深入而齐歼的模范经验，值得深刻研究和发扬。”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也来电盛赞苏浙军区部队打得好。天目山战役进行过程中，正逢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粟裕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酝酿中共中央委员人选时，给予粟裕高度评价，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中央领导的预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前后，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延安总部发布了战略大反攻的命令。消息传到江南的时候，粟裕正在长兴主持召开苏浙军区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天目山战役的经验。他以激动的心情与大家共享胜利的喜悦，同时冷静地思考当前的形势和所应采取的对策。根据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粟裕领导苏浙军区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展开最后进攻，各部在浙西、浙东、皖南、苏南的反攻作战中，从日伪军手中先后收复了10多座县城，拔除敌伪据点100多处，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已扩展到苏南全境和浙江、安徽的一部分，面积达25000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成为抗战时期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决定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根据中央的部署，从9月下旬开始，粟裕一方面组织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北撤，一方面对坚持江南斗争作具体布置。在粟裕的组织指挥下，苏浙军区各部顺利撤离浙江，于10月下旬到达苏北解放区。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三、运筹帷幄，乘胜追击，组织指挥解放浙江

　　1949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央决定在4月间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京沪杭地区。此时，粟裕任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全力投入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对于即将指挥解放自己曾经浴血奋战过的浙江，他感到异常兴奋。4月21日，鉴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分东中西3个集团开始渡江作战，胜利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

粟裕直接指挥东集团4个军渡过长江，向纵深进击。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南京、镇江、芜湖一带的敌人开始向杭州撤逃。敌人的逃跑路线粟裕早已预料到的。他深知，杭州是闻名中外的美丽城市，怎么也不能让敌人逃到杭州，使杭州遭受战火劫难。4月22日深夜，彻夜未眠的粟裕站在一张大地图前，反复察看着敌人逃跑的路线：敌人要逃到杭州，必须经过安徽广德至浙江长兴一线。敌人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逃跑的路上，还要受到我攻击部队的攻击与阻拦，其速度必受影响，估计敌人4至5天才能到达。他又把目光转向我军中集团和东集团目前所在的位置上。他计算：东集团现在从长江边直插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50至80公里，如果发展顺利，仅用2至3天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路，再用1至2天的时间，就可以在长兴地区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路；与此同时，中集团从渡江地区向东到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00公里，这里是新四军过去活动过的地区，指战员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再加上他们吃苦耐劳、猛打猛冲，用4至5天的时间，也可以到达长兴地区，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通路，从而使两个集团形成合围。

　　经过准确、反复的计算，粟裕果断决定：东集团由北向南，中集团由西往东，两路大军东西对进，迅速进占长兴、广德一线，关门打狗，将逃敌围歼在郎（溪）广（德）长（兴）一带的苏浙皖边。23日至24日，粟裕连续发出多道命令，严令各部“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务须追上敌人主力，完全封锁敌人退路，围歼南逃之敌于太湖西岸长兴、广德、郎溪地区。命令的中心就是一个“快”字：快追，快堵，快截，快歼。

　　根据粟裕的作战部署，4月28日凌晨，我军在长兴、吴兴一带将逃敌全部包围起来。粟裕又发出新的命令：由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第九、十兵团全歼被包围在郎（溪）广（德）长（兴）的敌人；第七兵团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攻击前进，抢占钱塘江大桥。从4月29日开始，我军向被包围之敌发起了全面进攻。整个苏浙皖边围歼战，歼敌6万余人，使敌军无法按计划逃入杭州，从而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美丽古城免遭浩劫，同时也为解放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前后，粟裕统率的第三野战军共有4个兵团10个军分兵数路进入浙江作战，在浙东、浙南等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先后解放了浙西北、浙北、浙东、浙南等广大地区。

　　浙江大陆解放后，粟裕就把目光转向解放舟山群岛。早在1949年5月，他得知第七兵团部队占领宁波后，就命令第七兵团“迅速以足够力量占领定海及各重要岛屿”。但后来由于上海的5万国民党军逃到定海，舟山的国民党军力量加强，粟裕改令第七兵团暂缓攻击，但仍须积极准备。1949年12月5日至6日，根据毛泽东解放舟山群岛的电令，粟裕在宁波召开第七兵团和第九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渡海作战的经验和登步岛战斗失利的教训，指出海岛作战不能设想侥幸取胜，而要有充分准备。为保证渡海作战的胜利，决定延期攻打舟山群岛。这次宁波之行，是粟裕在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来到浙江，距他第一次进入浙江已经15年过去了。但此时的浙江已是人民的天下，粟裕感到无比欣慰。

　　从1950年春开始，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粟裕组织进行了解放舟山的海陆空协同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除了第七兵团的3个军外，又增加了第九兵团的3个军，陆军总兵力达20万人。海军有登陆舰19艘，空军有战斗机、轰炸机50多架，并在民间征集到木船2000余艘。战前的充分准备，在军事上给国民党舟山守军以极大的压力。这时，国民党为了集中力量固守台湾，避免舟山守军被歼的厄运，不得不从舟山撤离。第三野战军不战而胜，于5月17日解放了舟山本岛，不久舟山群岛宣告解放。

　　从进军浙江到解放舟山，在一年的时间内，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浙江大片国土和部分沿海岛屿，为浙江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情系老区，心向人民，不朽足迹永留浙江

　　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虽然肩负重任，但他仍然情系浙江，心向老区人民，始终关心着浙江各方面的工作。

　　粟裕非常关心浙江的经济建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负责交通口的工作，并担任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6月6日至7月3日，粟裕率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交通部有关人员，从南到北视察沿海港口，先后到了浙江的镇海、杭州、乍浦等地。当他了解到宁波北仑港的位置和水深等优越条件后，对开发北仑港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选定在这里兴建东方大港。1978年6月26日，粟裕来到宁波，巡视了镇海港和北仑港。他先到建港指挥部听取了情况汇报，然后兴致勃勃地登上东海舰队的舰只，从海上巡视两港的建设情况。当他得知镇海港已建成万吨泊位，北仑港已建成5万吨级泊位，10万吨级的泊位正在兴建施工时，脸上露出了舒心的微笑。如今可以告慰粟裕的是，他生前关心并牵挂的东方大港——北仑港已巍然屹立在东海之滨，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粟裕与浙江老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心中时刻牵挂着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1961年冬，他专程到温州、金华、泰顺等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望老区人民。每到一地，他总是关切地问起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特别是对那些烈士家属，总是问长问短，给他们以鼓励和安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去看一看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纪念碑，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79年10月，粟裕收到一封反映金华革命老区落实政策、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群众来信。他亲自给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写信说：“浙南是革命老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那里的革命人民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建议省委对老区的发展予以关注，并对革命烈士遗属和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予以帮助。”在他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问题基本获得解决，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专门给粟裕写信作了汇报。为此粟裕又复信浙江省委说：“谨对你省委领导及有关部门认真落实老区政策所获得的成绩表示敬意，相信这一经验对有类似困难的某些老区也有促进作用，祝愿你省老区建设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1980年9月，革命老区松阳安岱后村的群众怀着对粟裕的尊敬与爱戴，托人给他带去了一公斤当地的土特产笋尖。卧病在床的粟裕收到礼物后，心情非常激动。他把全家子女晚辈们召集在一起，深情地说：这是我们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安岱后村送来的礼物。真是“千里送笋尖，礼轻情谊重”呀!这就是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感情。我们革命、建设搞了几十年，老根据地的人民还没有真正从经济上得到翻身，我们对不起他们呀!他又叫秘书到床前，嘱咐他帮助买一点食品寄给安岱后村，并且要写封信给他们，感谢他们送来的笋干和带来的问候，希望他们搞好生产，搞好老区建设。1981年，他在北京专门接见了遂昌县党史工作干部，对遂昌人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在他的关心下修建了门阵人民盼望已久的公路。1982年，他又为“遂昌中学”和遂昌中学的“科学馆”题字。这一件件难忘的往事，充分体现了身经百战的粟裕将军对浙江老区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粟裕难忘在浙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难忘与自己共同战斗的战友们。在有生之年，他准备把自己在浙江战斗的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1980年，粟裕在杭州专门邀请几位参加过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友老部下座谈，为《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收集资料，并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以后他又忍着病痛，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回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回忆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党史资料。这次杭州之行，他还专门为《浙江民兵斗争史》一书题词：“几度战局临转折，数番入浙捣贼巢。兵民并肩齐奋战，鱼水相依情意牢。山川草木溅碧血，烈士忠魂冲云霄。忆念当年堪回首，喜看群英涌江潮!”表达了他对洒遍烈士鲜血的浙江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的深切怀念以及对浙江改革开放美好未来的真诚祝愿。

　　粟裕把自己与浙江大地深深地连在一起。他曾经对人说过：“浙南是我的第二故乡。”1984年粟裕去世后，根据他生前的遗嘱，部分骨灰撒在了浙西长兴温塘苏浙军区纪念馆、浙南温州江心屿、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校和浙西南龙泉烈士陵园、遂昌王村口等地，实现了他永远与浙江人民在一起的愿望。

　　粟裕将军（1907—1984）是湖南会同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1907年8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坪村乡枫木树脚村，侗族。1924年春到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参加叶挺部队。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红4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井冈山斗争，转战赣南、闽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7月起，指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边，任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在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协助陈毅开辟江南、苏北抗日根据地，指挥了黄桥战役。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 1944年底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浙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先后指挥了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指挥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后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指挥了豫东战役。同年9月，组织指挥济南战役。11月起，任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直接指挥淮海战役。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参与指挥渡江战役，组织指挥上海战役。南京、上海解放后，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华东军区以及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

　　在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将军指挥了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浙西天目山反顽战役；在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将军指挥了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其中，黄桥战役歼敌1.1万余人，天目山反顽战役歼敌3万人，苏中（七战七捷）战役歼敌5.3万人，宿北战役歼敌2.1万人，鲁南战役歼敌5.3万人，莱芜战役歼敌5.7万人，孟良崮战役歼敌3.2万人，豫东战役歼敌9万人，济南战役歼敌10万人，淮海战役共歼敌55.5万人，淞沪战役歼敌15.3万人。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在华东和中原战场共歼敌240多万人，是四大野战军中歼敌最多的。

　　粟裕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没上过一天军校，但粟裕将军深谙兵法精髓。粟裕将军筹划战争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兵法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指挥战争时胸怀全局，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出奇制胜，迭克强敌。粟裕将军有高超的战略洞察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粟裕将军用兵如神、出奇制胜，善于打包围战歼灭战，尤其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粟裕将军在指挥战争中善于捕捉战机、创造战机，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指挥了一系列精彩的战役。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皆是军事史上的经典杰作。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粟裕将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经过四天的激战，全歼了蒋军“五大主力”（全部是美式装备）中最精锐的王牌部队——整编74师，全师3.2万人全部被歼灭。今年的5月16日是孟良崮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日。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粟裕将军指挥了震撼世界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从发起到统一指挥都是粟裕提出来的。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敌55.5万多人，我军以60万兵力打败了敌人的80万兵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赞叹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

　　粟裕将军是中华第一名将。粟裕将军为中国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粟裕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粟裕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粟裕军事思想是中国人民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粟裕在战史上完成的五大奇迹

 (一)现代战争中的大兵团作战以战养战的奇迹

　　以战养战作为战争中的最高境界,在冷兵器时代,已经不多见,在现在战争武器装备对后勤要求非常之高的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但粟裕却做到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战役最具典型意义.华东野军以缴获补充武器以俘虏补充兵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且完全靠缴获成立了一支炮兵纵队.国 军在华东从以旅为编制行动,到以一个整编师为规模,华东战场上的国军出现过九个师集结在一起的方阵,最后淮海战役中的华东国 军完全是以兵团为规模行动,由此可见粟裕给国军的压力.南麻临朐两个战役为什么对华野来说算作失败?损失到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没有歼敌武器弹药不能从缴获中补给.兵员不能通过俘虏补充.对靠战争补给的华野来说， 这种无形的损失更大。

如果放在东北根本不成为问题,四平攻坚战、德惠战役、农安战役林 彪受的损失也不少,但背靠苏 联的强大武器补充能力.东北的兵源没了还有朝鲜.因此不熟悉历史的人根本看不出来.48年初粟裕发给中央电报中就提到目部队大炮不少但炮弹极为紧缺.陷入了有枪炮无弹药的尴尬境地.粟裕在豫东战役中打开封的目的之一就是开封城内的弹药装备.淮海战役规模前所未有。实际弹药消耗差不多是辽沈平津两战的总和。靠豫东济南两次战役的缴获根本无力供给。于是才有大连到烟台的海上运输线。所以粟裕在战役结束后就说，战役取得胜利第一功是山东的民工。第二就是大连的炮弹。这其实也正是一个天才军事家的受后勤条件制约的无奈感叹吧。

　　(二)腹背受敌的歼灭战孟良崮战役

　　东北林 彪打不动新一军新六军，粟裕却能全歼整编74师。有些人就得出新一军新六军比74强的观点。在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就部队装备来说。74师和新一军新六军不相上下。部队战斗力74师和新一军不相上下。比新六军高出许多。一支部队打了胜仗战斗力就会提高，打了败仗就会下降，在孟良崮战役时74师和华野交手互有胜败，战力维持在原水平。新一军在夏季攻势系例的胜利后战斗力最高达到历史的颠峰。不过这时东北来了草包陈诚。孙立人被脱离部队，部队编制被打乱从此一蹶不振。

　　因此孟良崮战役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来的那么简单。孟良崮之所以成功，第一74师被逼上山地筑不起工事。第二大量的重装备带不上去，水冷式机枪无水制冷战斗力削弱.第三身处绝地仅靠空投弹药食品饮水不能得到有效补充。第四张灵甫与83师长李天霞有隙，国 军对粟裕的围点打援非常忌惮。所以83师并没有派主力援军。这一切战机都是粟裕捕捉和创造出来的。

　　孟良崮之所以称为奇迹。是因为这是一次腹背受敌歼灭战。25师和83师一部相距74师不过几公里，在战斗打响后很快就能加入战斗。其他各路援军包括第五军第十一师到达战场的时间，最近一两天，最远不过几天的路程。当时的情形华野大军在里面围歼74师，外围国 军各位部包围着华野大军。其险恶程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三)孤军深入的歼灭战豫东之战

　　现代战争条件下孤军深入敌后打歼灭战也就粟裕敢做。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要求不在限于粮草，战场上也离不开武器弹药的补充。如果战斗失利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部队要么成为任人宰割的的鱼楠之师要么成为一支流寇部队。

　　在粟裕记念馆有人认为豫东之战的第三阶段是因粟裕贪功打黄伯韬导致部队受了部份损失。区寿年被俘后就对粟裕说，华野部队有被全歼的危险应该马上撤走。但粟裕坚持对黄伯韬部发起攻击，同时下令对黄部攻击时不得穿插分割。

在黄伯韬求生无望连遗书都写好时却突然撤走。因为黄自东来粟欲东去，在平原地区短距离大部队行进速度，我军与国军相比并不占优。不打就走很容易被黄伯韬咬住。

　　豫东之战可以说是整个解放战争中的转折点，沉重打击了华东战场上国 军以兵团规模作战的信心.此战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为解放军进一步歼敌重兵集团，攻克敌坚固设防城市创造了经验。国 民 党 “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

　　济南战役徐州各兵团根本不肯去救援。每天只前进几公里。豫东战役后，毛泽 东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四)60万对80万的围歼战淮海战役

　　60万对80万这样的大兵 团作战，敌我兵力对我比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一般会打成击溃战。打成歼灭战很难。淮海名义上虽然有个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刘邓大军实力太弱，时中野全军仅有75mm野炮两门，山炮四十二门，炮弹约两百发；迫击炮两百零七门，炮弹约两百五十发，每门炮平均只有一发炮弹。凭借如此少量的炮火根本无法压制住敌军火力，因而攻击难以奏效，无法达到迅速歼灭的目的。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阻援兵团的作用。吃黄维兵团根本吃不动，最后华野派出了4个纵队加炮纵才搞定。

　　淮海战役从发起到统一指挥都是粟裕提出来，战场的大多数决策大多出自粟裕。就连战争进行中部队的粮食供给困难，都粟裕发现并亲自制定解决方案。

　　(五)投鼠忌器的攻城战上海战役

　　有谁见过这样的攻城不能用重武器，攻城中电未停水没断。30万军队驻防的大城市，国民党的军舰可以直接参战。攻下来后完好无损。这无疑是又一大奇迹。

　　1949年9月，粟裕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刘伯承向代表们介绍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这就是粟裕，他的命运是与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名字是胜利的象征。

　　美国人眼中的华东野战军(美国援华顾问团团长包德温，在大使馆里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

　　“华东共军的作战经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精神，在共军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甚至连装备最好、人数最多的东北共军也比不上他们。作为一名军人，我对华东军事统帅陈毅和粟裕将军的指挥艺术，不得不表示钦佩。”

粟裕为什么不可能被授予元帅军衔？

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军队将领为什么只有10个？这究竟是刻意的安排，还是人为的巧合？粟裕是否有资格进入这十人名单，或是格外开恩授予他元帅衔从而达到十一帅有没有可能，愚以为有资格被授予元帅衔的有十几人，在其中诸人辞帅后，有资格领元帅衔的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而粟裕则不在有可能被授元帅衔的行列。

　　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组成了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中国共产党军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不再使用；1951年11月，增补林彪、高岗为副主席。

　　在这份建国后最早的军委名单中，粟裕的排名去到了第15名，除去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不可能被授衔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及后来反党的高岗这五人，粟裕排名第十。于是粟派认为依据这份名单，粟裕可授元帅。不过大家可能忽略了罗荣桓，能不能因为罗不在名单于是就说粟裕此时的排名要高于罗呢？其实不然，罗帅未入选的原因无它，唯身体二字：罗由于长期的劳累已于49年赴苏联治疗（据说肝，肾，胃均有问题），党中央为了让其专心养病以暂停其工作及部分职务。罗康复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参与评衔工作以及元帅排名第7无不说明罗的地位及威望不是粟所能比拟的。

二、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以下简称《等级指示》），明令人民解放军全军评定统一的军队级别，建立干部等级制度，以在物质待遇方面实行薪金制度，取代供给制度，亦为其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在《等级指示》确定的共分为23级的军队级别中，最高级别为第1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第2级为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第3级为军委委员级，第4级为正兵团级，……在《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以下简称《幅度》）中，有正兵团级以下各级别评定标准、幅度，但没有正兵团级以上的军委委员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的评定标准；仅有一条标准涉及军委委员级，即"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得评为军委委员级"。

与军委发出《等级指示》同时，政务院亦于1952年3月颁发依军队级别而定的军队干部津贴标准，其中2等1级为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2 等2级为军委委员，在此，军委委员级实际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对应的职务是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附军级的1，2，3级名单

　　根据52年评定的等级:

　　一等：军委正副主席 1级

　　二等：大军区司令政委 1级

　　三等：军委委员 1级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军委主席副主席级

　　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高岗、程潜，54年加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 叶剑英。

---大军区司令政委级

　　六大军区司令政委是 高岗、陈毅、饶漱石、林彪、叶剑英、罗荣桓、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邓小平、聂荣臻、薄一波。

　　---军委委员级

　　前面人员除薄一波外都是军委委员，还有粟裕（总参第二副参谋长）、张云逸、李先念、邓子恢、罗瑞卿、徐海东和张治中、傅作义等起义将领。

　　在这份名单中可看出，粟裕此时的军级只是三等一级，甚至不及高岗，饶漱石，习仲勋，薄一波。地位与49年公布的军委名单来说，下降了一大步，可以说粟被评为元帅的可能性小了很多！

　　三、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从而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注意后来的10大元帅及可能被授元帅衔的邓小平全部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由于已经彻底脱离军队转在中央工作故不再在军队挂职），于学忠，粟裕等81人为委员。

　　由于国防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为加强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55年授元帅人员名单均是新军委委员），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请注意，这次组会周恩来（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刘少奇（时任人大委员长）已不在军委，国民党过来的也已不在列。

粟裕也没进军委。而这届军委的排名恰恰是一年后被评为帅的十人的排名(毛邓拿掉)，一年后评衔时，中央决定军委主席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军委委员一律授元帅军衔。毛为大元帅，其余十一人为元帅，由此推看，有传所谓的"预谋"是否在1954年就开始发起，有网友说毛找楚青说话暗示等等，是否在54年就发生了。起码有一条是肯定的:中央没有规定只评十个帅。而是军委委员一律评帅，在这里也许有人要问邓小平入选了54年的军委名单，为什么没有被授元帅衔？事实上1955年9月3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等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之命，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正式报告称："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问题，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一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特呈请国务院转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理授予军衔的法律手续。

　　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大元帅军衔后来未授；同时，毛主席建议，至地方或中央工作的同志就不要受军衔了。邓小平时以由西南局第一书记升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在不久后被委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等重任，故邓的元帅衔没有授（其实邓的元帅服已经做好），这是题外话了。至此在被比喻为可授元帅军衔前奏的人员名单中两次落选，粟裕被授元帅衔的希望彻底断送。

　　四、粟裕始终没有被作为可能的元帅人选，那么粟裕是否够的上评元帅的资格呢？评定军衔中规定元帅必需满足：

　　1.军队的创始人缔造者（也就是说必须是南昌起义团以上职务）/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2.红军时期军委委员/军委高级领导人/方面军总指挥，政委。

　　3.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委员/军委高级领导人/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新四军军长，副军长/八路军各师师长，政委。

4.解放战争时期军委委员/军委高级领导人/五大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对于必需符合的条件粟只与第4条最后一项接近:解放战争五大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粟曾短期的任华野代司令和代政委，可不是解放战争时期军委委员)。在这里粟派也许要说林彪，罗荣桓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不符合第一条，所以也没有资格入选。其实林罗入选有三大理由：第一个理由是除了第一点存在争议外，林罗完全符合其他三个条件。第二林彪，罗荣桓虽然不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不过却做为主要负责人开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及大半个东北。

第三是林罗的历史地位，林彪从18岁开始到身亡之前在军队系统中除了副统帅从未担任过副职，49年之前也是以职业军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加上的确战功赫赫，所以他在元帅中排名第几，也就代表了职业军人在毛的心目中排名第几；以此类推，作为军队政工系的代表，罗也注定要在元帅中占一席之地。

　　五、粟裕军事生涯的几点软肋也成为阻挨其有可能被评为元帅的“硬伤”，如从未上过军校，担任过毛的警卫连连长，没有参加长征，14年未与毛泽东党中央见过面，又是唯一一个未能完成战略任务（解放台湾）的野战军司令员。

　　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大将，这才是最合适粟裕的军衔！

林彪彭德怀皆为替补：志愿军司令首选粟裕

抗美援朝在选将问题上，囿于国家机密的缘故，原来普遍认为在林彪婉拒出任司令员后，彭德怀作为候补人选，代替其出马。但随诸多历史资料的解秘，人们发现历史的真实是：在林、彭二人之前，毛泽东最早选择的是粟裕，林彪、彭德怀二人皆为粟裕的候补人选。

弄清楚这段历史，无疑可以证明：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已经使他成为毛泽东心目中我军第一能将。

　　１９５０年７月７日和１０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组成东北边防军（野战军级），其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先称边防军而不叫后来的志愿军，是对敌斗争中常用的麻痹敌人、隐蔽自己的一种策略）。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任务。（《粟裕传》）此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考虑另外的同志。但在对粟裕现代条件下军事能力信任有加的毛泽东坚持下，粟裕只好接受下来。

　　不料他的病情加重，不得不向毛请假治疗。７月１４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８月１日，粟裕特地通过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泽东看到粟裕的信后，立即亲笔复信：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之。

　　问好！

　　毛泽东八月八日

　　其后，毛泽东考虑以林彪为司令员。但林彪也有病，且基于独特的考虑，并不赞同出兵朝鲜。

　　同年１０月初，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图门江边进攻，企图一举占领全朝鲜，朝鲜局势急剧恶化。在粟裕、林彪都不能成行的情况下，１０月４日，专机把彭德怀接到北京，党中央在中南海开会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５日下午党中央又在颐年堂召开会议，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率领志愿军出征朝鲜。

　　１９８３年４月，粟裕将保存多年的毛泽东回信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并亲笔作了说明：“这是１９５０年我在青岛休养时向主席写信报告我的病情后主席给我的回信。信中所指新任务是抗美援朝作战，因我的病经久未愈，后来改由彭德怀去担任了。”（《粟裕传》）

　　根据时间可以看出，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是很紧迫的。而欲让粟裕担任司令员是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和准备的。

一、刚结束的解放战争中，粟裕所负责的华东战区一直是国共斗争的主战场。

　　1、先看蒋介石的兵力分布：徐州剿总：23个整编师(军)郑州剿总：17个整编师(军)；北平行辕：11个整编师(军)；东北保安司令部：7个军。

2、蒋介石认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域”毛泽东1947年5月22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华东野战军电报，指出“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击破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

　　二、粟裕直接统帅指挥的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人数远远多于彭所直接指挥的西野（即便西野后来添了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人数也还是不如华野），且华野部队多为为我军顶尖的精锐。说明粟裕比彭德怀有更善于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条件允许下（粟裕、林彪无病），不可能让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生手彭德怀去朝鲜锻炼、培养军事能力。

　　三、粟裕的军事谋略与指挥艺术明显强于彭德怀。粟裕创造的黄桥、天目山、苏中、鲁南、徕芜、孟良崮、豫东、淮海诸战役皆经典，是战争艺术的典型，每战必创造我军歼敌人数的记录，其中粟裕提出的江北歼敌的战略建议以及粟裕豫东、济南战役的实践同林彪辽沈战役一起改变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使解放战争提前两年结束（毛泽东语）。粟裕的军事思想是当时我军中最先进的，这其实也是后来总参时期彭德怀与他不合的根源。解放战争中后期，重武器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军实力、武器的变化，势必要求军事思想相应变化。粟裕要求“顽强固守”、“要点争夺战”“打完仗后的撤退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后勤极为重要”“增强部队的机动性能”、“尽量争取制空权(当时条件还不具备)”等理论，都是当时的主流军事思想里所看轻的，或者认为很容易就能做到的。解放战争后期，粟裕的军事思想与西方二战中的将领的军事思想有些相似之处了，即“与国际接轨了”，让粟裕统帅志愿军与西方军队交锋，是好钢用在刀口上。而彭的战例一般化，且缺乏对解放战争进程的影响，他的军事思想基本滞留于“步枪时代”，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反科学的军事思想。

　　四、粟裕比彭德怀有年龄优势。1950年，粟裕仅43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之时，属少壮派将领；而彭德怀已经52岁，作为政治家还年轻，作为军事家，只能说是老将。姜诚然是老的辣，但军事艺术上不行，过老则容易僵化，囿于他过去最得意的“横刀立马”与“蘑菇战术”的成规，谋兵布阵缺少现代战争的智慧与灵气（后来180师在战胜后遭美军反扑全军溃散即为典型的例子。）

　　五、志愿军是野战军级别，而粟裕是野战军负责军事的副司令员及代司令员，多年以副司令员的身份代行司令员的战役指挥职责。并于1948年因谦让陈毅为华野司令员，主动放弃了任野战军正职的机会，1950年，粟裕被任命为攻台总司令（野战军正职），统帅５０余万大军，二野、四野的部分部队还被调为预备队。

　　六、其时野战军级别的高级将领只有粟裕处于临战状态，将粟裕转为志愿军司令员，一不过是部队主官平调，非升职亦非降职，二是便于志愿军司令员以最快的时间进入临战状态。（林彪1938年到苏联后有近7年时间离开部队，1946年到东北任司令员，战役指挥明显生疏，显得力不从心。）

毛泽东筹划解放台湾 让粟裕主持作战

解放台湾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准备实施的一次重大战役计划。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整整一年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这一战役进行了认真而紧张的战略筹划，并把具体的攻台任务交给第三野战军，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战役的作战指挥……　　

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即着手筹划台湾战役　　

1949年夏，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方位的大进军。大陆上已无更多大仗可打，但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此时，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国民党蒋介石将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台湾，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正如中共中央、毛泽东所预料的，三大战役末期，处于危局中的蒋介石，就考虑以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存身之地。1949年1月迫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压力下野后，他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连接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至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与设想，蒋介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将重兵集结在长江下游一带，并在金门、马祖一带设防，在定海加紧修建飞机场，以便国民党军队顺利撤退台湾。还在台北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苏、浙、闽、粤、海南等地的军事与政治活动。蒋介石还将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秘密运往台湾，并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台湾经济。　　

这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实际，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解放台湾不像解放大陆那样，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而必须先解决渡海作战问题，还要认真对付美国插手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帝国主义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的”。后来，局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有预见性的。

毛泽东提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准备于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解放全国。后来，鉴于准备工作的艰难和繁重，主要是空军和海军建设要白手起家，颇费时日，而原来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的物资援助也需要一定时间，因而将解放台湾推迟到1951年夏季。 　　

鉴于国民党陆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余下的军队战斗力远不及人民解放军，但其海、空军基本保持完整；而台湾海峡宽大，没有海、空军的掩护，人民解放军不可能渡海攻台，毛泽东考虑应先准备，待条件成熟后，再发起台湾战役。毛泽东电令三野准备武力攻台　　

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总攻上海的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就指示陈毅第三野战军总部：“解放上海之后，即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在解放了上海之后，很快就撤出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作短暂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为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其属下的15个军、60多万人的4个兵团进行了战略区分：第24军调往山东攻击由美军和国民党军联合驻守的青岛；第7兵团准备解放舟山； 第8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最强的主力第9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以后的渡海攻台；第10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为了给解放台湾准备干部，中央军委还在解放军军政大学设立了台湾队。1949年11月1日，军政大学台湾队学员毕业，朱德总司令出席了毕业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海南岛、台湾，这是中国地方，我们一定要全部解放，解放一切领土。”　　

12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至台北。不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至台北。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1950年的任务就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毛泽东请求苏联援助　　

1949年5月中旬，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是否向苏联提出协助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问题，建议刘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给斯大林的信中，试着提出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的问题。　　

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要他同斯大林商量，能否“在莫斯科于半年或一年内训练1000名空军人员，300名地上机械人员，并卖给我们100至200架战斗机、40架轰炸机作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　　

7月27日，刘少奇拜会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在1950年进攻台湾的设想，要求苏方提供二百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争取在进攻台湾的战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提出的这些请求。　　

不过，对于刘少奇带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议的，请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支援的要求，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赞同，说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当天，刘少奇致电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说：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在中国设立；他们同意刘亚楼速来莫斯科，以便商谈具体计划。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12月16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毛泽东就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夺取台湾。　　

斯大林婉拒了。他说：这样的援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提供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　　

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既然美国放弃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和朝鲜划在自己防御圈之外，这就等于把它们交给了苏联。因此，斯大林打消顾虑，同意毛泽东就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答应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　　

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还是小心翼翼地拒绝了使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岛。　　

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起来。苏联专家也加紧协助中国军队进行装备和技术的改进工作，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舟山群岛解放，割断了台、澎的手足，人民解放军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台湾岛。解放台湾，除了需要空军、海军配合和争取国民党军及岛内人民的内应之外，主要依靠陆军，派谁去完成呢？毛泽东点将粟裕。毫无疑问，担负解放东南地区任务，并作为防止美国武装干涉的主要战略力量的第三野战军，在攻台作战上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粟裕自然成了指挥解放台湾战役的最佳人选。　　

1949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就责成华东野战军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华东野战军在追歼残敌、分兵剿匪的同时，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的训练，同时担任上海地区警备任务。

1949年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参谋长张震和副参谋长周骏鸣的电报，第一次明确提出攻台作战问题。这也是粟裕受命主持攻台作战准备工作的开端。　　

6月21日，毛泽东再电粟裕等人，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通行，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商航业界。电报要求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又指出，建立空军，掩护渡海，“准备在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在受命后的整整一年间，粟裕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准备攻台作战和解放沿海岛屿，剪除台湾外翼上。为更好地完成攻台作战，粟裕经过反复考虑，于1950年6月建议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或派大员指挥这一作战。　　

6月上旬，粟裕赴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6月下旬，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提出，由于台湾战役将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局势影响较大，请求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他本人作为华东地区的军事领导全力协助该战役的组织指挥。　　

鉴于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毛泽东仍决定由粟裕负责指挥攻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攻台兵力中的空军、海军主要由中央军委负责建设和准备，陆军主要由第三野战军负责准备。　　

粟裕密切注视着敌我双方战略态势的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着重研究现代战争中陆海空三军配合渡海作战的新战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作战方案和战前准备措施。　　

随着东南各省的基本解放和对渡海作战艰巨性认识的不断加深，粟裕不断修正了攻台作战兵力投入方案。是年秋，根据毛泽东“以有力一部取台湾”的指示，第三野战军制定了以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　

同年底，金门、登步岛战斗失利后，对兵力部署作了较大调整，决定增加参战兵力，三野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约五十万人全部参加攻台训练。第一梯队在原第9兵团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24军。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　　

1950年初，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粟裕与新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会商关于攻台作战的意见。在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渡海作战可能遇到的问题重新进行估算、分析后，设想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这与国民党的总兵力大体相当，虽不占绝对优势，但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国民党军，因此，只要登陆成功，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方案。　　

人民解放军参战人数虽然可达50万人，但战斗部队不过30万人，与国民党陆军人数相比并不占明显优势，特别是此时蒋介石正在台湾加紧补充和组建新的部队。为改变这一状况，5月28日，粟裕在给当时正在北京的张震的电报中，首次提出欢迎四野3—4个军参战的设想。6月23日，他进一步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为了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起见，如能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这样，攻台作战参战兵力可达到16个军以上。　　

大兵团渡海攻台作战，仅靠海军运输船只是远远不够的，陆军还要依靠自身解决部队渡海船只问题，解决“过得去”的问题。1950年1月，粟裕在一次报告中计算，攻台作战以50万人计，所有人员及车马、武器、粮弹等一切准备，重约13.54万吨，以每人0.6平方米计，约需船只载重量76万吨，需吨位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如以6万人（突击队）计，另需登陆艇2000只。这样大量的船只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　　

朝鲜战争的爆发延迟了解放台湾　　

正当粟裕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准备攻台作战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一直视台湾为其保护地，于半年前慑于中国人民革命的威力宣布放弃台湾的美国，立即又借机出兵台湾，并把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扩大到了中朝边境。两天之后，一个最让毛泽东担心的局面出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悍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因此他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　　

毛泽东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号召“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但中央认识到，目前自己没有与美国现代化海空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考虑到在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东北的安全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毛泽东果断决策，暂停台湾战役计划，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三年后，朝鲜战争结束，但时过境迁，武装解放台湾的某些条件已不复存在。随后，出现了某些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因素，中共中央、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因而，当年所筹划的台湾战役方案便只能束之高阁了。

共和国第一大将军——粟裕的人生起伏

共和国的开国战争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应该说有三个人战功最突出：林彪，粟裕，彭德怀。林彪和彭德怀的政治起伏已经被谈论的很多了，现在我想谈谈粟裕一生在党内的起起伏伏。

　　粟裕（1907-1984），湖南省会同县人，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十大将军之首（其实应该给元帅军衔），几乎全部得意于他的军功。尤其在46年到50年间，当时军内能与粟裕战功相提并论的仅林彪一人。但1958年后，粟裕受到了错误的批斗，从此淡出军队的核心，直到辞世，在故后十年才被平反，可惜可叹！粟裕常说：“勤勤恳恳打仗，战战兢兢做人”。谦恭的粟裕在军事上是满分，在政治上却最多也就能得及格（政治上不及彭老总，更远不及林彪），下面就主要从他和主席的关系上看他的人生起伏。

　　（一）信任的开始：

　　1944年，当粟裕率领只有数千人的部队在苏北车桥歼日伪军逾千的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二）惊喜的开始：

　　1946年7月，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的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战略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毛泽东将粟裕的经验推广到全军学习。

　　（三）大胆的任用：

　　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毛泽东电告陈毅：“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

　　1947年8月，粟裕在将欲围歼整编74师的布置发中央后，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立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并最终粟裕精彩的完成了痛歼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壮举。

　　（四）成为心腹爱将：

　　1948 年5月，西柏坡城南庄，从不出门迎接党内同志的毛泽东，竟大步走出门外，与粟裕长时间握手，并意味深长道：“17年了！”17年前，粟裕担任红12军64 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先擒张珲瓒，后打谭道源。抚今追昔，两人都很激动。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改变了原来马上渡江的计划，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就有了后来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

　　孟良崮战役之后一周年，气吞山河的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粟裕面授中原大战机宜时问粟裕：“去年，也是在这个宜人的5月，你们在山东打了一仗……”“在盂良崮。”粟裕回答。“战果如何？”“全歼74师，击毙敌酋张灵甫。”毛泽东含笑鼓掌：“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栗裕脱口而出：“蒋介石。他大喊，我的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到。” 毛泽东：“还有一个人呢？” 栗裕，“陈诚？”毛泽东：“不足挂齿。” 粟裕：“何应钦？”毛泽东：“何足道哉。”粟裕，“白崇禧？”毛泽东：“离题千里了。”粟裕：“那么是谁呢？”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

（五）绝对的信任：

　　1948年6月在豫东战役中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无比信任地指示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

　　此战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六）对爱将战功的欣赏：

　　1948年开始的淮海战役共歼敌５５．５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４４万人。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七）主席眼中独挡一面的飞将军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栗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栗裕指挥。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直接点将要粟裕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准备指挥军队入朝，但粟裕却突然发病并住进了疗养院，毛泽东后点将林彪，同样发病，后点将彭德怀入朝。

　　（八）没有成为元帅

　　1955 年，中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粟裕辞帅后，罗荣桓元帅也提出辞帅，被主席否定。在正式公布军衔之前，消息已在将军们中传播，徐海东大将马上提出自己军衔太高，周总理批示：“不高，也不低，正好！”当得知粟裕辞帅为将后，许光达大将也要求辞掉大将军衔。后来直爽的许世友上将找到总理，要求自己当大将，总理说：“粟裕也是大将呀！”许将军就不再说话了。所以，后来人们说：“粟裕震大将”。

　　当时，粟裕是真心辞帅，还是迫于人际关系压力，现在不好定论。

（九）当上倒霉的总长

　　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在战争年代，坚持己见的粟裕往往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味道浓厚的总参，不喜曲意迎合，常常坚持自己观点的粟裕，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聂荣臻和彭德怀，为自己失意的后半生打下了伏笔。

　　性情比较暴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彭德怀就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不这么写，彭老总会说：“你又越级！”总参和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关系恶劣。为了保证国防工作的顺利，贯通帝王心术的毛泽东只能选他们中的一个留下。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听到过众多中央领导人对粟裕的意见后，毫无疑问要舍弃粟裕。

　　后来陈赓（大将）曾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十）1958年5月，开始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错误的批评粟裕：

　　1958年，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肖克等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均遭到了错误批评！

　　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在会议上，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都猛烈批评粟裕，林彪，罗荣桓也没有能够主持公道。

　　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林彪为了使彭德怀得罪所有遭批斗的同志，甚至说：“这次会议，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彭老总身边！”使得大会气氛完全被彭德怀的冲动情绪感染，粟裕错误被无限放大，几乎成了一无是处。在会议上，面对巨大的压力，粟裕被迫一次次的承认乌有的批评，一次次认错。

　　当然，也有的将军，尤其是一些上将，中将，很多人为粟裕辩白：“我在粟总长手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粟总有野心？！”也有人直接说：“军委的意见我不能理解！”甚至同遭批评的叶剑英元帅也说：“粟裕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看最多是有些骄傲罢了。”毛泽东曾向被自己封为终身海军司令的萧劲光（大将）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毫不犹豫的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

　　此后，其实并不想完全整倒粟裕的毛主席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后来，在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成员的努力下，批斗粟裕最终没有成为敌我矛盾。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毛后来说过：“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错误就还可以挽救。”）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9月，粟裕向黄克诚交接了总长。总理会后马上找到粟裕：“我不管你干什么，任何人让你粟裕离开北京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这样，粟裕就留在了军委，没有遭到一些同志进一步的排挤，实际上后来的文革，粟裕也是被周总理保护而没有太大冲击的。此后，粟裕被派到军事科学院给叶剑英当副手。

（十一）错误批评后的日子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

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多么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呀！不知道彭老总知道后会怎么想，是不是心里会有愧意。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此后却并未就此发出任何指示和作出决定，因为有的元帅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

　　1965年，继粟裕和黄克诚之后，又一位总长罗瑞卿（大将）受到错误批评，政治能力已经很出众了的罗大将军跳楼重伤，“将军百战身名裂”到“将军一跳身名裂”的痛苦，证明总长实在不好当。

　　1966 年，文革开始后，周总理提名粟裕主持国防工业，但粟裕1970年就被江青等人排挤出来。后来周总理又提名粟裕主持交通，港口工作，终于使粟裕保全于文革。 1972年，周总理身边的各部领导都害怕江青等，不敢向总理汇报工作，惟独粟裕毫不顾及，每月都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你们都应该向粟裕同志学习！”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文革期间会议，会见外宾的电影资料，都可以看到粟裕坐在总理身边。

　　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曾握着粟的手说：“井岗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粟裕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毛主席给粟裕的一点安慰。

　　（十二）一度看到重新走向军队的希望

　　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中国迷漫在战争的阴云中。由于粟裕在战争年代极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已为大家熟知，所以开始有人呼吁重新起用粟裕。

　　当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就对任副院的粟裕讲：“你要准备接大班，不要接小班，把院里的工作交给其他同志，将来的战争是需要你的，你要有准备。”

　　1965 年，当时主持军委会议的林彪曾找到在上海养病的粟裕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好好养病，病好了后要多到军队走走看看，了解军队的现状，有什么建议就对我讲。”粟裕感到林彪当时还是比较真诚的，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林彪表示同感。此后，粟裕亲自到西北中苏边境进行了实地考察。

　　1966年，文革开始后，周总理提名粟裕主持国防工业，说：“主席对我讲，你是有战功的，现在打不倒，可以去搞国防工业。”，但粟裕1970年又被江青等人排挤出来。这使粟裕重回军队的希望几乎破灭了。

　　1975年，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常委会议，粟裕被点为11个军委常委之一。

　　1975 年，粟裕作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出席人大会议，分组讨论中，江青突然在一群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会场：“粟总，我们找你来学习了。”粟裕故意装糊涂：“我们在学习总理的报告。”会上，有位将军提议由江青发言，粟裕马上转头和旁边同志说话，这位将军又提醒粟裕，粟裕斥责到：“你不要唧唧喳喳的。”说完又转头不理江青。江青大怒：“粟裕，你不要装神弄鬼”。说完气呼呼的离去。

　　1976年，粟裕受邓小平委托，到南京军区稳定军队。同时，在给叶帅祝寿时也曾讨论机密。可以说，粟裕在文革期间为抵制四人帮搞乱军队是做出贡献的

（十三）生前希望平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 ”

　　得知这一消息后，粟裕去见叶剑英副主席时，表示要求平反。叶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

　　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粟裕于1984年故去。

　　（十四）终于平反

　　中央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由于主管编辑的宋时轮上将（曾任三野十兵团司令）的提醒，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 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这时，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谭政都已去世，最后阻碍昭雪的力量终于消失。 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曾任三野参谋长，55年中将，88年授为上将），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附录一：粟裕解放战争中的事迹

　　1946年7月苏中“七战七捷”以3万人击败敌12万，歼灭5.3万，让由南京飞到南通督战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的汤恩伯，白崇禧颜面扫地。

朱德总司令称赞：“粟裕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1947年1月整编制的消灭了整编２６师，这是我军首次整编制的歼灭国军一个整编师。

　　1947 年5月，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全师3。2万人在孟良崮被歼灭，整个国民党军政朝野为之震惊。整编第74师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全美式装备，曾经在两次演习中全部击败美军第七师，战斗力极强。被蒋介石作为御林军。该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军击毙后，我军敬重他，买了口好棺材为他下了葬。

　　蒋介石老泪纵横：“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林彪曾对此役感叹说：“粟裕什么战都敢打呀！”

　　1947年全年，粟裕共指挥部队消灭了整整40个旅的编制，比全国其他各个战场歼敌数的总和还要多。山东老百姓对联说“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陈毅曾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1948年豫东战役，粟裕几乎整编制的歼灭了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同时歼敌9万余人。毛泽东称赞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8天就攻克济南，歼敌10万，蒋介石亲自去济南督战都没保住，外国媒体哗然，被当时的美国报纸说成：“现在看来大陆已经强大到可以攻克扬子江北的任何一座城市了”。

　　1948年底进行的淮海战役共歼敌55.5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44万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1军。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

　　1949年进行的百万大军渡江战争，粟裕指挥的三野就占了65万，东线强渡，攻占南京，解放杭州。粟裕在总前委中发挥的很大作用，在整个战役中是主角。

　　1949年的上海战役，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攻城战，也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大强度的攻坚战，歼敌15万之众。我军也伤2.1万，阵亡0.7万。后来又进行了舟山战役，国民党12万海陆军败逃台湾，是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海陆配合作战。

　　1950年，解放军60万大军准备由粟裕指挥解放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急调粟裕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兼政委，全权准备指挥入朝作战。因病住院，从此，粟裕先后担任上海副市长，南京市长，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副国防部长等职，从此后淡出了一线直接军事指挥。

　　在解放战争中，粟裕指挥的比较著名的战役还有：黄桥战役，宿北战役、沙土集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同时还包括南麻战役。

　　同时，陈毅和粟裕领导的三野对其他兄弟部队的贡献是难以被历史忘记的。

　　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以前，粟裕曾经划出2个纵队，一个是后来的四兵团，即陈赓、谢富治兵团，被中央在1946年就指定为中央直属兵团；再一个是杨得志纵队，划归华北聂荣臻指挥。刘邓大军在山东定陶一带作战，伤亡极大。因此中央决定，粟裕的华中野战军调出一个兵团也就是3--4个纵队给刘邓。这样刘邓大军组成了6个纵队，约11万大军，杀向了大别山。邓小平同志说，这是大转折。

　　淮海战役前，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杀回中原。因为大别山战斗的艰苦，中野只余5万余主力部队。中央决定，粟裕再拿出一个兵团4个纵队支援中野（后来的第二野战军）。后来，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又带走2个纵队。

　　由于争夺东北，中央决定原由115师发展的山东主力6万部队全部开到东北，苏北黄克城部3.5万亦去东北。（三野主力的叶飞部原计划也是去东北，后山东军区要求中央将此部留下）。这几支部队在林彪的领导下后来发展到数十万（隶属东北野战军，后来的四野）。

　　最后，向故去的人民英雄----粟裕元帅（大将军）致敬！

哪些人是毛泽东的五虎上将？

本文将从确定毛大帅的“五虎大将”应该采用什么标准出发，提出我认为的五虎上将的名单并说明原因，同时也力求解释为什么不包括徐向前、贺龙等成名元帅。

一、 五虎上将的标准

“五虎上将”的出处，主要发自于蜀汉时刘备所确认的关、张、赵、马、黄。联系这一史实，我们可以较为线条化地勾勒出关于五虎上将的有关标准。

首先应该是武功标准。在整个三国，关张赵马黄的武功都是一流的。现代战场不再讲究微观上的马步功夫，但仍然通过参与和指挥作战、打硬仗打恶仗、斩杀名将及名军、创建名军等方面来体现其卓越“武功”。

其次应该是战功标准。经常打败仗的将军肯定不能被列入五虎上将。相对于其他人更多的战功和战绩应该是跻身五虎上将的重要指标。

再次应该是作用标准。是不是经常受到重用、有没有独立担当一个方面作战的能力、可不可以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体现出自己在特定地区的主角地位，这是从作用的角度来品评五虎上将的标准。

第四应该是资历或履历标准。资历和履历是一种长时间、多阶段、不同场景下战功与战绩的体现。所谓身经百战、百炼成钢者，此之谓也。

第五应该是文才武略标准。五虎上将不应该只会逞匹夫之勇的粗豪将军，而应该是能文能武且颇具洞察力熟谙战争规律的智者。

从这样的标准出发，我认为毛泽东属下的五虎大将将是：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陈赓。

二、 为什么是他们

1、 为什么是彭德怀？

彭和林一直是毛泽东军事上的两员大将，一个敢打硬仗，一个善打巧仗，都可以达到极至的状态：一场战斗，如果林彪都说可以打，必胜；如果彭德怀都说不能打，必败。

在中央苏区，彭林也是毛泽东手下的两大王牌军的首脑：林彪主持的一军团是朱毛红军的嫡系班底，曾经在漳州战役大显神威；彭德怀的三军团曾经创下攻下长沙的伟绩。

长征中，一三军团也是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而且，这两支军队身经百战，从长征开始时的各二万人左右，经过一次次地减员和整编、征兵，到达陕北时，两军合计都已经不够八千人。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后改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日战争共产党军队所打的最大规模的战役百团大战就是由彭德怀亲自指挥。

解放战争中，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又亲自率领西北野战军以三万弱旅，采取蘑菇战术和聚歼战法，生生地把胡宗南的二十三万人拖住甚至击败。在五大战场即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战场上，西北作为国民党军的重点攻击地带，敌人不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大大地受损。彭将军即俘即补不断壮大自己最终将胡匪驱逐出境并一路追击到大西南并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歼灭之、对西北的马匪则穷追猛打报了当年西路军的一箭之仇。

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朝鲜战场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烈所为，让大局未定的共和国军队在第一军事强国面前扬威。

无论是能力、资历还是战绩，彭都无愧为五虎上将。

2、 为什么是林彪？

林彪打的仗的总数也许不如彭德怀多，这是因为他擅长打精致的、有把握的、有效率和效果的名仗。

且不说年轻的林连长曾经创造过一个连击溃一个师的光彩战绩，也不说一军团和一方面军的累累战功，只说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战和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上的辽沈战役，其震撼程度就是钻石级的。

平型关大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次经典亮相，八路军一战成名。林彪几乎只打了这一仗久去苏联疗养，回国后继续他在抗日战争前的抗大校长角色。解放战争中再次作为奇兵使用，为共和国的诞生开辟了第一块解放区。使用林彪于这个方向的重用程度，可以从同时在这个方向上投入了二十多位中央委员的巨大重要性反射而出。

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五大名牌中的两个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在林彪继锦州战役之后的围歼廖耀厢混战中一举击杀的。

这之后，林彪的四野作为毛泽东手中的生力军下华北、战华中、进中南、渡海南一路凯歌，可以说是纵横天下。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所遇的国民民名将也很多，比如陈诚、杜聿明、卫立煌、陈明仁、白崇禧等，无法一时之俊杰也。能与这些人交手甚至战友而胜之，非五虎上将不能为也。

3、 为什么是刘伯承？

刘伯承的综合秉赋之高，时常被人赞为当代中国难得之军事家。

他在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的中原战场上所建树的巨大功勋，以及这期间他在战术战略上的精细心得，都让他高出同仁们许多。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打过许多颇有教科书价值的名仗。比如阳明堡、长生口、七亘村、响堂铺等战斗，无不具有相当的可挖掘潜力。

在解放战争中，是刘伯承的部队第一次从分散状态中集合为能征善战的兵团组合，并在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中，给了国民党军队上了精彩的一课。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是一般人所不能打或打不好的难仗。千里跃进而不要后方的偏师作战，无一不是败多胜少的恶仗。红军的长征、抗日战争后期的三五九旅远征、中原突围，无不是在“保存就是胜利”的旗帜下伤痕累累的壮烈远征。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更大的一个手笔即粟裕率领叶王陶千里蛙跳闽浙赣，就因其前景的不可预期而在粟的坚持和毛泽东的让步下未能成行。从这个意义上，刘邓的南下大别山，其意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即使只从军事上讲，这一行动也使得战火因烧到国统区、经济和军事压力投向国民党方面、共产党部队逐步积累起在中原的战略优势而使得后来的中原逐鹿和淮海大战因为建立了较巩固的中原根据地和游击区而受益非浅。

二野的前身是一二九师，而一二九师的前身则是第四方面军经四川之败和黄河之败的“残部”。能够把这样一支并非主力的部队打造成一支名军，刘帅之功也。以一位军事家统驭下的名师而建立起卓越战绩，刘伯承不愧一代军神也。

4、 为什么是粟裕？

粟裕不能成为元帅也许和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未能成为方面军首脑有关。

在第七军团和第十一军团都做过参谋长的他，最终因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和方志敏的牺牲而未能建立更大更有震撼力的功绩。加上未能参加长征上而失去了许多指挥大部队建立大功业的机会。而从解放战争的历史来看，指挥大兵团作战是粟裕的强项。

抗日战争中，粟裕已经开始出露头角。韦岗之战虽然只消灭日寇五辆军车二十多个鬼子但毕竟是新四军北上支队的处女战非同寻常。后来的黄桥之战和车桥之战，粟将军已显出不凡气概。

苏中“七战七捷”是粟大将坚持内线作战的杰作。还在第七仗未打之时，毛泽东的贺苏中七战友七捷的电报就发将了过来，这逼着粟将军凑足这个吉利的数字。

策划淮海总对决胜而不是再出奇兵挺进闽浙赣又是粟裕的主意。为此他还专程去面见了毛泽东。以相当数量的华中部队补充中原野战军后，陈毅司令员为协调二大野战军的合力作战兼任了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员，粟大将就以代司令员的身份独立领导华东野战军。在整个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埠会战）中，粟以极大的胃口吃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重兵集团，尤其是黄维所率领的以王牌十一师（十八军）为骨干的十二兵团。连同此前在山东战场上消灭的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和后来的邱清泉第五军，五大名牌在粟大将的参与下搞定了其中的三个，威名赫赫。

5、 为什么是陈赓？

以上的四位战功卓著，进入五虎上将序列一般不会有多少争议。

有争议的这第五位。我之所以认为是陈赓，原因如下：

（1）陈赓的资历深。黄埔一期出身的他，在东征之役中救过蒋介石的命，并得到过相当的重用。从事地下工作（在上海党中央特科）和军人生活时，两度被黄埔旧人钱大钧和蒋介石捉而后放，颇有传奇色彩。与鲁迅和宋庆龄的交往，也让他平添几分儒将之气。

在南昌起义中任过营长，在鄂豫皖根据地任过团长和师长，在中央苏区任过彭杨学校校长。

（2）陈赓的皇威重。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土城之战，干部团打出了赫赫神威，毛泽东由衷叹道：“陈赓能当军长！”这样的认知，也为以后在解放战争中将陈赓兵团视为中央直属兵团奠定了一定基础。

（3）陈赓的战功强。抗日战争中，陈赓大将的神头岭、长乐村、香城固，给日本人以重大杀伤，并因此而让他所率领的三八六旅成为日本人都认可的劲旅。香城固一战，日本人的坦克破天荒地写上了“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在电视剧《亮剑》，我们也看到到那样的场面。

这样的标语，至少清楚地说明，在抗日战争中，三八六旅可没有闲着而是让日本人必欲灭之而后快。

（4）陈赓的作用大。无论是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机动使用由太岳纵队组成的陈赓四纵队作为中央直属纵队，还是在实施“三军动出两翼牵制”战法对陈谢兵团（含四纵、九纵和三十八军）的战略运用，或是对大西南用兵时的奇兵四兵团，陈赓的部队一直是作为一个方面军来使用的。这样的殊荣，纵是诸多元帅如叶剑英、徐向前等都未能享受过。

陈大将在解放战争中的主要对手是胡宗南这位同班同学。享受名牌待遇的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曾经做过蒋介石的卫队，可在陈大将兵不强马不壮的太岳部队手下迅速灰飞烟灭。陈大将在当年告别宋庆龄时发誓要率二十万大军来向她“报到”。后来在进军江南时还只嫌自己带的兵少呢。

（5）陈赓的余威响。解放后的陈赓，曾经任过援越抗法战场上的顾问、任过志愿军代司令员、任过国防部副部长。建国后仍然有这样的阅历，不可谓不受重用也。

三、 为什么不是他们

1、 为什么不是朱德呢？

除了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率领朱毛红军退进剿、反会剿、战围剿身冒矢石，在长征中苦心经营远征中的军事行动、在抗日战争初期运筹于八路军军部，之后的朱老总大多是在延安和解放军以总司令之身赞画军务。

加之年龄偏大，以及毛泽东的乾纲独断，位高但不权重的朱老总（副主席中的第一位、大大书记之一员）乐得“清闲”。再说，与毛泽东齐名的他也不能说是毛泽东的部将。

2、 为什么不是贺龙呢？

从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的一二零师实际上担任了延安边区的守御之责。除了一次大规模地挺进冀中，贺龙基本上安于在晋绥驻防。后来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便是他的地位的较好注解。解放战争中，他的部队基本上都成为守卫延安的主力，而他本人也安于做了延安的大后方——他和薄一波则成为毛泽东们的后勤部长。

3、 为什么不是聂荣臻呢？

聂荣臻曾参加南昌起义和做为一军团政委这样的资格，让他成为一个老资格的元帅。做为一个模范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颇受关注。因为有杨成武等一干名将，他在根据地建设和军区建设上投入的精力更多而具体的军功较少。解放战争开始后，与贺龙一起组织的大同战役惨败，而华北的军事业绩又远不如其他战场显赫。

4、 为什么不是陈毅呢？

在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因为有能征善战的粟裕，陈军长的任务便大多以主持全面和倾力公关为主，说到具体的军功和战绩，陈元帅并不显赫。

5、 为什么不是叶剑英呢？

以做参谋工作见长的叶帅，除了参与组织过并没有胜利的南昌起义等，几乎从来没有担任过主帅。

新四军组建而叶挺四次辞职时，中央曾经有过以此叶代替彼叶的计划，但并未实现。

6、 为什么不是罗荣桓呢？

罗荣桓从在井冈山开始就以做一个“文官”为主。唯一较长时间成为方面军主帅是在抗日战争的山东根据地“挤”掉陈光和朱瑞成为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山东部队进入东北后，罗荣桓任林彪的政委一直到入关病倒。

倾其军事政治生涯的一生，罗的军功并不显赫。连成为元帅都有争议（与其条件相当的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未参加评帅），进入五虎上将阵容更不可能。

7、 为什么不是徐向前呢？

曾经在四方面军担任总指挥并极力制止一四两方面军火并的徐大元帅，绝对有着成为五虎上将的能力和军功。好多人看好他，自然也有相当的理由。但我认为仅仅从两个方面说，他不大可能成为毛泽东的五虎上将。

原因之一：有过重大失败经历。他和陈昌浩所率领的西路军，有四方面三个军的兵力共二万多人。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他只身化装逃回延安。这样的败军之将，无论如何难以当选五虎上将。

原因之二：徐元帅并不特别受到重用。曾经计划由徐担任八路军的一个师长的计划，在西路军覆灭之后成为泡影。任一二九师副师长和八路军一纵司令员的他，开始了在军中的漂泊：他到过冀南、下过山东，做过晋冀鲁豫的副司令员、做过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又兼过华北一兵团的司令员，总之是以元帅之身却没有能力成为一个方面军的首脑。

原因之三：徐向前的身体不好。因为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离开他已经熟悉了的现任而赴后方休养，又一次次地因为战争需要而披挂上阵。身体不好，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毛泽东未能让他出任一个方面军首脑的原因。

四、 毛泽东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自己似乎没有过闲情逸致来品评自己的五虎上将。

但他在特定时期的一些用人决策，却很能说明他对各大将帅的宠爱程度。从毛泽东在准备入朝作战选择挂帅时的考虑来看，彭、林、粟已经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五虎上将是勿庸置疑的。

对刘伯承，毛泽东很早就有过较高期望。比如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避免朱毛在军中目标太大而建设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央时，毛泽东就曾经主张由刘伯承和恽代英来代替朱毛二人。

陈赓的四纵队在一九四六年被确定为中央直属兵团，陕北转战时毛泽东还曾经多次准备将其调入陕北参加对胡宗南的逐鹿，后来又将其做为奇兵使用在敌人力量较为空虚的豫陕战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对陈赓的喜爱和相信。

林彪VS粟裕：中共两员虎将辉煌战史对照

“五虎上将”，各有千秋。毛泽东为何青睐粟裕、林彪？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艰险、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团现代化战争。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并且主要对手是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加上南朝鲜军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联合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将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而，毛泽东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慎重的，为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个月，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粟裕、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

　　显然，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毛泽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从1955年授衔的将帅来看，朱德、叶剑英是总部领导人，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且朱德当时已近65岁，年龄显然偏大；贺龙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国一个月后，才指挥一野18兵团配合二野行动，从陕西进军入四川；罗荣桓、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虽然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但中共中央于1946年10月即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并且长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1950年9月，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毛泽东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陈毅明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赏，但他的主动“投笔请缨”始终没有被考虑。如此，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间选择了。

　　首先，从兵员数量来看，上述五位将领中，以粟裕、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1947年8月成立时仅4.5万人，三个月后，部队增加到7.5万人。1949年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时，部队为l5.5万人。1949年6月，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8兵团、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总兵力才达到34.4万人。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从1946年6月中旬起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有27万人。

但1947年8月挺进中原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只有7个纵队12万人，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时，刘伯承指挥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

　　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7年1月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约27.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已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在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粟裕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

　　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1945年12月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含军区部队)，1947年12月，指挥野战军9个纵队、11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共42万人。1948年8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1950年1月，又指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含军区部队)。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养，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后改称18兵团)后，才直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军)作战。1949年3月至4月，他短期间内指挥第18、19、20三个兵团及1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3月底，因病由彭德怀代替指挥)。

　　可以说，号称毛泽东“五虎上将”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五人中，粟裕、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些。彭德怀、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尾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兵员数量显然低于50万人的规模。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指挥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同期直接指挥最多兵员作战的将领，但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规模则远远低于其他四人。在五人中，粟裕被军委评价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显然，指挥中小部队作战与指挥50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是截然不同的，在作战形式、指挥、通讯、后勤、运输、情报等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区别。

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越丰富，打起仗来才越得心应手。众所周知，让一个优秀的县长直接担任省长，就很难当好，因为经验的积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历史上的先例看，林彪1938年6月因伤到苏联治疗后，有近6年的时间离开一线部队。1945年10月直接去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从原来指挥八路军115师1.5万人，突然指挥11万余人(到12月底，部队扩大为27万人)，因此战争初期林彪的战役指挥明显生疏。《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说：“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8年的实战经验。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据民主联军总部于1947年2月给中共中央及军委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军伤亡总数在八千以上，而且都是一些老骨干。……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的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之七旅，原为井冈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两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部队中发生悲观情绪，要求到后方休养，离主力去做地方工作。”到1946年的初夏，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长春失守以后，一路退守到第二松花江以北，力保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描述四平撤退以来的被动局面时说：“这个仗，打得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在屁股后一个劲地追，像拖了根尾巴。”东北的这一状况，显然与从未离开过一线部队的粟裕同年7至8月在华中七战七捷的战果迥异。此次与美军交战，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毛泽东和军委在条件允许下(粟裕、林彪无病)，不大可能让其他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生手去朝鲜重新开始熟悉的过程。

　　但是毛泽东首先选择粟裕，除考虑上述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考虑到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表现更为独特一些。

林彪于1946年11月指挥新开岭战役，取得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相当于关内的旅)的重大胜利，歼灭第25师6200余人，而此前两个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已进行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53000余人，约相当于9个25师。

1个月后，粟裕则指挥宿北战役一战全歼国民党军3个旅，相当于3个25师。

　　1947年1月，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36万人)12个师，进行“一下江南”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000人，同一时间，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总兵力约27.5万人)约8个师进行鲁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毛泽东于1947年1月11日致电林彪等，要求他平均每个月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电报称：“平均每月歼敌1个师(相当于关内的旅)，一年歼敌12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而约5个月前，毛泽东已经在要求仅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人马的粟裕一个月内歼灭敌人二三个旅了。他于1946年8月15日致电粟裕等：“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而且，粟裕的这个任务早在七战七捷中即超额完成了。

　　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5月至7月发起夏季攻势，历时50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个师，连同非正规军共约8万余人。而三个月前，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历时仅三天，即在莱芜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5.6万余人。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又用三天时间进行孟良崮战役，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3.26万人。此两役合计时间为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8.8万余人。

　　解放战争第一年，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7.5万人，而华东战区歼灭国民党军高达43.4万人。

1948年春，由于东北野战军副政委罗荣桓组建二线兵团，将新兵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达到100多万人，其中野战军70多万人，而东北国民党军为50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解放军在兵员数量上已占绝对优势。

3月上旬，林彪指挥部队将长春10万国民党军围困起来，守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士气低落。4月中旬，林彪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局会议，讨论今后作战问题。并于4月18日将结果报告毛泽东等，认为“对作战的根本意见”是打长春，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采取攻城打援手段，进行长春战役，先扫清长春外围之敌，“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但东北野战军于5月外围战失利后，林彪认为，长春守军的战斗力和防御攻势，都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夺取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于5月29日致电军委：“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6月5日，未等军委回电，他又提出东北野战军三个行动方案，认为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成功的可能较少，不成功的可能则较多”，最可行的是“对长春采取较长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时间准备两个月到四个月。……这一行动除多费去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的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毛泽东于6月7日复电基本同意林彪的方案，并要求“精心组织这次战役”。

　　但到9月12日，长春被围困了半年后依然没有攻下来。出现了东北野战军70余万大军被10万国民党军牵制于长春地区，同守军对峙的僵局，攻撤两难。蒋介石用一座孤城“钳制共军大批主力南下”的企图竟得以实现。

　　此一阶段，关内各战场上的野战军在处于兵力劣势情况下，频频主动反击国民党军。粟裕向军委建议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大歼灭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率华东野战军10万余人于1948年6月至7月发起豫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近10万人，改变了中原战局。林彪闻讯后，说：“取胜把握至多五成，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不简单。”9月，粟裕又率华东野战军全军32万人发起济南战役，攻克国民党重兵把守、坚固设防的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10.4万人。蒋介石对美国人说，“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坚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济南战役以前，美国舆论界说，“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尚未达到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现在，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直至1948年10月19日，弹尽粮绝、突围无望的长春守军才被迫投诚。

至此，孤城长春在重重包围下坚守了7个月。

　　最能让毛泽东下决心首选粟裕的原因，还在于林粟二人分别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决战中的表现。

　　辽沈战役中，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从战役的设想到战役的实施，毛泽东一开始即盯着锦州，以关住东北的陆上大门，将东北国民党军就地歼灭。而林彪对锦州这个战局关键的认识是比较滞后的。早在1948年7月30日，毛泽东即电示林彪攻占锦州，电报说：“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一个月后，毛泽东又指示林彪确立两个“决心”，即“确立攻占锦(州)、榆(关)(山海关)、唐(山)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林彪则在攻打锦州还是攻打长春问题上多次犹豫、反复，毛泽东于10月3日连发两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予以批评，其中17时电称：“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10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你们决定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1、2、3、7、8、9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5、6、10、12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此后，林彪才率军于10月5日至15日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副政委陈云在1983年8月9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得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辽沈战役后期，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求林彪控制营口，但林彪被杜聿明的“声东击西”之计所迷惑，没有及时控制该地，使国民党军撤走了万余人，显得美中不足，令毛泽东感到遗憾。

　　营口位于辽河口，是廖耀湘兵团和沈阳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唯一港口。攻克锦州，封死了国民党军从陆上逃走的可能，而海上大门还没有关上，国民党军有可能抢占先机，占领营口，掩护其大军从海上顺利退走，使毛泽东封闭蒋军于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计划落空。因此，早在锦州攻克后第三天，毛泽东即告诉林彪：“我们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10月19日16时，毛泽东又指示：“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有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此点望你们充分注意。”“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的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以后，毛泽东又三番五次要求林彪及时控制营口。

　　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彪却走了一步错棋。10月20日，林彪曾命令独立2师抢占营口，10月22日，因廖耀湘兵团没有向营口退却，又传来国民党52军已西进的不确实的消息，林彪认为独2师已没有去营口的必要，于是令其即速回至新立屯和半拉门之间，参加围歼廖兵团的决战。辽阳国民党52军即于24日乘虚占领营口，控制了由海上南逃的通道。

　　毛泽东再次发了脾气。上次发火是为打锦州，关闭陆上大门。这次发火是为控制营口，关闭海上大门。10月25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切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毛泽东仍然担心国民党军全部从海上逃走。“如果敌人结集一起从打虎山向东，正面无重兵堵击，不能收夹击之效，则敌有全部或大部跑到营口的可能。”毛泽东要求各独立师迅速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等地。在此情况下，林彪于11月2日令9纵与7、8纵各一部对营口发起攻击，歼灭国民党军52军一个师，该军军部率一个师乘船逃走。

而淮海战役，是歼灭国民党军最多的大决战，共歼灭国民党军55.6万人，实现了粟裕提出的“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全局性战略目的。

其中粟裕直接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蒋军44.3万。而当时华东野战军总兵力不足36万人，正好是东北野战军的一半。粟裕提出淮海战役的建议后，在“小淮海”发展到战略决战“大淮海”的过程中，他又不断提出了关键性建议，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大决战。在包围杜聿明集团之前，粟裕在军委根据情报命令其将重点放在东南方向的情况下，识破杜聿明“声东击西”之计，准确预测其将向西南方向逃跑，并最终将杜聿明集团予以包围歼灭。

　　显然，粟裕在敌强我弱的淮海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战略战役两方面的果敢、坚毅、智慧是极其优秀的。毛泽东极为渴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因此首先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让其率军与美军作战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粟裕1950年11月抱病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所作《主次战场与现代化战争》的讲话来看，他关于抗美援朝中的主战场与次战场、突击方向与牵制方向、持久战与速决战等军事战略上的见解，是十分先进与精辟的。如果历史给了粟裕挂帅的机会，对中美双方的影响无疑将更大。

　　有意思的是，粟裕因病没有成为志愿军司令员统率部队出征朝鲜，后来却成为下达志愿军撤军朝鲜命令的签署人。1958年3月10日，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下达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批撤离朝鲜。

黄克诚

　 革命家、解放军大将、新四军老战士黄克诚

　　1902年10月生，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等文化程度，大将军衔。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2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其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初入广州政治讲习班，不久转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班，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曾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

　　1928年初黄克诚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

　　1928年02月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团长、党代表，曾任中共永兴县委书记并率部随上井冈山。后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团党代表，湘南农军第二路游击司令员。

　　1930年02月起任红五军大队、支队、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代主任。

　　1933年底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1935年11月到达陕北后起任军委卫生部部长。

　　1936年05月起任红一军团四师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

　　1937年10月起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后兼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0年春起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0年06月至08月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1940年08月至1941年初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1年初至1945年秋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其间：曾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苏北区党委书记，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进军东北，黄克诚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

　　1946年起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

　　1947年04月起兼任东北军政大学西满分校校长。

　　1947年08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8年01月至08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其间：曾兼任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04月起任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兼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1948年12月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军管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及以后

　　1949年08月至1950年0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1950年06月至1952年0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2年09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曾任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2年10月至1954年10月任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党委书记（1953年1月起）。

　　1954年0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4年10月至1959年0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1954年10月至1957年夏兼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党委书记，

　　1954年11月至1959年0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6年04月至1958年10月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11月至1959年0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58年10月至1959年09月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6年09月至1962年0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9年07月至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此后被调离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岗位，逐步解除领导职务，长期受专案审查。

　　1965年12月至1967年01月任山西省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7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78年03月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8年12月至1982年0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1980年07月得到平反。

　　1982年09月至1985年0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二书记。

　　第一届、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

　　第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中全会撤销），

　　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所获荣誉

　　1955年0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性格特征

　　黄克诚以敢言著称

　　抗日战争开始后，黄克诚敏锐地发现，为迁就国民党而在八路军中取消政委制会造成严重恶果，于是就向中央建议恢复政委。他随后被派到徐海东领导的三四四旅任政委，指挥了正太路以北和晋东南对日寇的一系列作战。在永年战斗中，他被日军包围，因瓦斯中毒一度昏迷，被抢救脱险后率部冲出。此后，他又带领三四四旅挺进淮北、苏北，发展成为兵力达7万人的新四军第三师。抗战胜利后，黄克诚建议：不管苏军同意不同意，都要进军东北，随后又率三师主力3万多人北进。部队到达冀热辽后，他又力主避免决战而先开创新根据地。此后，他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又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第二兵团政委。

　　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鉴于黄克诚能提出独到见解，任命他主持接管天津。1949年秋，他回到故乡湖南担任省委书记。1952年，他又奉调回军队，任总后勤部部长、副总参谋长。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他再任总参谋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对此，黄克诚表示不平。有人提醒他，只要揭发并划清界限便可解脱。他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随后，他被批斗和撤职降级，经过一段闲居后改任山西省副省长。“文革”期间，黄克诚又被关押审查，并被拉去为彭德怀陪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年前庐山会议的冤案得以平反，黄克诚又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此时，他年近八十，双目失明，仍大力拨乱反正，并严肃告诫纪检干部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敢于从老虎口中拔牙。后因身体日衰，他主动向中央请退。1986年，黄克诚去世，其一生刚正令人永怀。

　　黄克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几十年间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参加革命之初，他就反对湘南暴动中的烧杀政策；后又反对肃反扩大化；抗战初反对死打硬拼；解放战争初期反对在四平死守消耗老骨干；解放后，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意见……他一再被批判为“老右”，一生中十次受过批斗。然而经过实践检验，这十次，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他总是把困难想得多些，而且比较务实而不愿过于浪漫地空想。

　　从黄克诚的人生经历看，他出身贫寒而苦苦求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在学校就饱受富家子弟的歧视，养成了孤僻、不愿运动而长于独立思考的习惯。

　　上井冈山时，他最佩服的是毛委员，直至晚年还感叹那时毛主席不知比自己高明多少倍，不过又从不盲目。从毛泽东那里，他学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尽管在毛泽东晚年时黄克诚的意见未能被接受，但这种敢于直言的态度体现的却恰恰是毛泽东思想最宝贵的精髓。

　　黄克诚在军队中长期做政治工作，基本要诀就是自身的模范作用。1930年初，他刚被派到红五军中任大队政委，大家对这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人的印象还是个书生。随后，部队攻打江西修水县城，先行爬云梯的战士纷纷中弹掉了下来。紧急关头，黄克诚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冒着弹雨带头爬云梯。这一无畏榜样带动了全大队，人人争先，迅速把红旗插上城头。

　　战后，军长彭德怀说：“打一仗让我们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不过，他又回头叮嘱黄克诚：“下次作战不许再挥大刀往前冲，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转战苏北时，有一次，他在冬夜里率部进入阜宁县一个村子，老百姓黑夜中都不敢开门。黄克诚便命令部队在房前屋后草堆旁寻找避风处休息。当时，他的夫人、秘书康棣华正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随队，警卫员说要给师长找间房子，也被严厉制止，他把妻儿安排在草堆里。

　　80年代初，社会上大兴结婚操办之风。黄克诚在儿子结婚时却不准许其动用公车，最后用自行车接来了新娘。如此严于律己，所以在他大力查处违纪违法事件且铁面无情时，大家都心服口服。

　　黄克诚在党内军内历来以看问题尖锐著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曾对三师的干部说：“你们师长眼睛虽然近视，但他看事情却是千里眼啊！”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很欣赏他的一些见解，不过后来也出现过争执。1959年，在庐山两人一同吃饭，席间，黄克诚认为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有错误。毛泽东马上说：“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却回答：“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面对这种倔强和坦荡，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便以哲人特有的风度表示：“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1980年，黄克诚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大声疾呼应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肯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对有大罪且整过自己的林彪，他也强调应如实地评价过去的战功。

　　他一生讲求实际。80年代中期自感病已难治，他便对医生们说：“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为例，拒绝用药和抢救。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黄克诚一旦清醒又把呼吸机的管子和针头拔掉。

　　敢唱“反调”的黄克诚

　　开国将领中黄克诚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一生多次唱反调，丢了无数次的乌纱帽。既支持过林彪，也反对过林彪；既支持过毛泽东，也反对过毛泽东。因为反教条得罪了刘伯承，因为反跃进得罪了毛泽东，是非功过，直到他病逝的那一天也没有争论结束。黄克诚不会锦上添花，只会雪中送炭。他支持林彪的时候，林彪连个连长都指挥不动，全东北除了土匪就是国民党，黄克诚说只要林彪在东北，东北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他反对林彪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吴法宪对黄克诚说：“黄老，林总希望你认真考虑你的言行。”黄克诚说，我考虑的是以后后代怎么评价我们。黄克诚支持毛泽东的农村中心论，贺昌找他谈话，他说你贺昌是个好同志，但是你不明白老毛的战略思想是非常优秀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说黄克诚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黄克诚说，我当总长是你毛泽东点名的，我怎么成了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同志之间关系好一点，意见统一一点就是集团了？说什么父子关系，这是对我的侮辱！那时候全党都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不喜欢刘少奇，他说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话。一九七九年中央决定给刘少奇平反，黄克诚亲自找汪东兴核实情况，汪东兴胡言乱语，黄克诚激动地哭了：少奇同志死的冤枉啊，我们就不是领导干部，也还是共产党员吧？就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个人吧？怎么就不能实事求是呢？

黄克诚大将十次历险记

开国大将黄克诚，1902年出生在湘粤两省交界处的湖南省永兴县偏僻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
　　翻开有关史册，记载着黄克诚大将艰难曲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曾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和战火硝烟的枪林弹雨中，叱咤风云，出生入死，义无反顾，也曾在革命阵营内部一再蒙冤，数次落难，几番死生。但他向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大节不夺，堪称一代楷模。他一生虽然身经百战，屡涉险境，却都奇迹般躲过危难。这里记叙的是他一生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先后10次大难不死的惊险经历。
　　湘南山区打游击，遭敌围追险逃生
　　1928年6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五团团长的黄克诚，改任湘南工农军第二路游击分队司令，奉命率部从井冈山重返湘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副司令刘承高胁众哗变，部队被敌人打散，黄克诚死里逃生后，与中共永兴县委干部李卜成一同潜回家乡附近的山林中隐蔽，相机重整旗鼓，坚持斗争。
　　这时的湘南大地，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民团武装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整个湘南地区已有上万人横遭杀戮。黄克诚作为湘南起义中永兴县暴动的领导人，早在反动当局悬赏捕杀的黑名单之中。因此，黄克诚的活动只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可是，时间一久，难免不露出一点风声。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调集部队和民团日夜搜捕，指名要抓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暴徒”黄克诚。黄克诚见敌人搜捕愈来愈紧，在当地已无法开展工作，便与当地县委几位负责人共同商定，由他和李卜成二人先行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
　　由于长时间在山林里生活，久不见阳光，黄克诚和李卜成二人的面色苍白。如果外出，定会引人注目。于是，他们二人便每天乘中午野外无人之际，偷偷地来到林外的山脚下晒太阳。
　　一天中午，黄克诚与李卜成在山林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等候弟弟来送饭。弟弟把饭送来后，黄克诚对李卜成说，“这一阵风声很紧，我们还是回到山林里去吃饭稳当些。”李卜成还想多晒一会太阳，便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黄克诚历来做事谨慎，他并不跟李卜成争辩，端起饭碗就往山林中走去。李卜成无法，只好跟着上山。就在他俩刚刚爬上一座高坡，尚未进入山林之时，山下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枪声，并夹杂着喝骂哭叫声。原来反动民团已将村子包围，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黄克诚和李卜成见势不妙，急忙猛跑钻进山林。奔跑中，李卜成不慎摔了一跤。进入山林后，黄克诚同他开玩笑说：“你慌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李卜成难为情地说：“幸好我们没有在山下吃饭，不然的话，这次可就逃不脱了。”
　　敌人这次围捕搜查，使黄克诚更加警觉起来。他和李卜成迅速做好外出的准备，离开家乡，辗转长沙、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
　　危难之际遇冤家，虚与委蛇巧周旋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如林，特务如麻，特别是―些革命队伍中的叛变投敌者充当敌人的鹰犬，使我们党的活动不得不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黄克诚和李卜成两人自湘南辗转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一连两个月没有同党组织接上关系。这时他们不仅为找不到党组织而忧心如焚，而且囊空如洗，连起码的生活也无着落，尝尽了求人告助的艰难滋味。于是，他们决定先设法找一个工作以暂时谋生，相机寻找党组织的关系。可是，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结果是处处碰壁，一筹莫展。
　　一天，黄克诚从―份报纸上忽然看到湖南籍留学生黄璧在上海兵工厂任炮兵部主任，便以同乡的名义，化名黄楚珍给黄璧写信，请他帮助谋个求生的职业。几天以后，接到黄璧的回信，约黄克诚到兵工厂面谈。黄克诚喜出望外，立即赶到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刚一落座，就有人进来找黄壁。黄璧称有事要办，委托他的一位亲戚、同事继续同黄克诚谈话。
　　黄璧走后不久，他的那位亲戚、同事进来了。真是冤家路窄！这个人名叫邓丰立，原是湘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黄克诚读私塾时，曾多次同他见过面，彼此互知姓名。湘南暴动时，邓丰立侥幸脱逃出走。待湘南暴动失败后，他返回桂阳，疯狂报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参加暴动的农民。黄克诚一眼就认出了此人。幸而这几年黄克诚面容变化较大，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邓丰立没有认出黄克诚来。彼此寒暄过后，邓丰立首先问起家乡的情况，随即又问黄克诚如何到了上海以及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干。此时，黄克诚欲谋职业的念头早已荡然无存，只想早些脱身。他尽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同邓丰立虚与委蛇，佯称自己曾在湘军程潜部当过下级军官，后部队被缴械而流落上海。邓丰立突然问道：“永兴县的黄克诚你认识吗?”黄克诚沉住气淡淡地答道：“过去在家读书时认识的。”邓又问道：“黄克诚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黄克诚从容答道：“我离家出来当兵多年，从没有同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邓恶狠狠地说：“黄克诚是杀人放火的共党暴徒头目！”黄克诚佯装惊讶道：“啊？他那样的文弱书生竟然会是共党？真是出人意料。”邓接着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如果找到他，决不轻饶！”黄克诚随声感叹道：“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真是看不出来。”接着他话题一转，询问起邓―家人的情况，并问邓：“黄璧先生什么时候回来？”邓说，今天他不一定能回来。黄克诚就势说道：“既然黄璧先生公务繁忙，那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说完，黄克诚站起身来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送到工厂大门口，才转身回去。
　　从见到邓丰立时起，黄克诚手心里就一直捏着一把汗。此时见邓丰立转身进了厂区，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是险处逢生！他飞快地离开了兵工厂。
　　此后不久，黄克诚和李卜成通过同乡、同学曾希圣的兄长曾中生，与中央军委接上了组织关系。
　　大街遇敌万分险，镇定对付巧脱身
　　1929年春，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国民党唐生智的部队去做兵运工作。他自上海起程，先搭轮船到塘沽，随即来到驻守唐山一带的唐部凌兆尧旅站住脚跟，开展工作。后唐生智部附蒋讨伐冯玉祥，黄克诚随部队先后到了山东兖州和河南商丘，继而经天津、南京，到了武汉。
　　北伐战争时期，黄克诚曾在唐生智的部队做政治工作，结识了不少唐部的官兵。他曾在该部的下级官兵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此次重返唐生智部，对开展工作自然有许多便利条件。但黄克诚深知身在反复无常的军阀部队中进行秘密工作，不能不时刻严加提防，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遭到不测。
　　正如黄克诚所预料，天有不测风云。尽管黄克诚处处小心，却仍在武汉街头，同一个冤家对头狭路相逢，险遭杀身之祸。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个假日，一位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的同乡、也是黄克诚读师范时的同窗好友约他外出游玩。黄克诚碍不过同乡、校友的情面，只好同他一起出去。二人身着国民党军官制服，先是逛了―阵子公园，接着便来到闹市区的大街上，边走边聊。事有凑巧，在一段人流如潮的街道上，正与朋友聊天的黄克诚，突然同迎面走来的一个国民党军官撞了个满怀。黄克诚猛一抬头，不禁大吃一惊！此人名叫刘雄，是大土豪劣绅的儿子，与黄克诚既是同乡，又是读师范时的同学。师范毕业后，刘雄考入黄埔军校，此时已当上国民党军队的中层军官。湘南暴动失败后，刘雄曾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对黄克诚的身份和经历，他一清二楚。此次二人狭路相逢，躲避已来不及。黄克诚趁刘雄尚未反应过来，当机立断，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攥住刘雄的双手，装作很热情的样子说道：“啊！老同学，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黄克诚一边说着话，一边愈加用力地攥紧刘雄的双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问话，使刘雄大出意外，被弄得瞠目结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想抽开手，双手又像被钳住了似的，越用力抽，对方攥得愈紧，只好听着黄克诚不着边际地问话，连开口插话的机会也没有。黄克诚像连珠炮般的问话停止的一瞬间，未等刘雄开口，便猛地松开双手，边走边说：“我今天有点急事要办，咱们改日再谈。”随即，快步钻入大街的人流之中。
　　约黄克诚出来游玩的那位朋友，同黄克诚、刘雄均是同乡、同学，对黄、刘二人的底细也一清二楚。他对黄克诚方才同刘雄谈话的一幕，心照不宣，此时存心掩护黄克诚脱身。黄克诚一离开，他便上前拉着刘雄的双手，又是同乡长、同学短地问询了一番，使刘雄无法立即走开。待刘雄脱开身再去寻找黄克诚时，黄克诚早已无影无踪。
　　战斗在虎穴狼窝，忠诚于革命事业
　　1929年，黄克诚几经周折，在武汉通过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国民党左派军官刘乙光的介绍，到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训处谋了个图书管理员的差事。
　　当时李卜成正在武汉，被上级派来参加地方党的秘密工作。两位战友别后重逢，分外高兴。
　　通过与陆二师政训处军官的初步接触，黄克诚初步掌握了陆二师的有关情况。原来，陆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是顾祝同，政训处主任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康泽。康泽心狠手辣，对部下控制极其严厉。发现官兵稍有“不轨”，即秘密处决。黄克诚到后不久，就发生过几名中下级军官“失踪”的事。康泽还时常找部下单独“谈话”，寻根问底，察颜观色，以便从中发现“不轨”分子而加以惩治。黄克诚也曾被康泽当面“考察”过几次。虽然黄克诚是用化名伪造了履历打入该部的，但康泽这种没完没了的“考察”、“整肃”，不能不使黄克诚惴惴不安。尤其是黄克诚还在政训处的工作人员中，发现了一名了解自己身份的同乡。尽管这名同乡出于某种复杂的原因未向康泽告发他，但夜长梦多之虑一直萦绕黄克诚的心头。黄克诚意识到，自己是出了狼窝又陷入了虎穴。于是，他决意迅速离开，别作他图。
　　在此期间，中共武汉特委遭到破坏，李卜成也被捕而遭杀害。黄克诚因未同地方党组织发生过关系，没有受此次事件牵连。但此事的发生，促使黄克诚更加坚定了离开武汉的决心。
　　机会终于来了。1929年12月，陆二师奉命参加讨伐唐生智、石友三之役，开赴南京。黄克诚随陆二师一到南京，就设法请了一天假，连夜赶往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中央军委同意黄克诚以请长假的方式脱离国民党陆二师，转赴苏区去做军事工作。
　　黄克诚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立即赶回南京，准备着手请长假。这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使黄克诚轻而易举地脱离了国民党陆二师。原来，冯玉样、阎锡山、唐生智、石友三等各路反蒋联军巳纷纷败北。蒋介石在解决了各路军阀部队之后，便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陆二师政训处已接到遣散的命令。这真是天赐良机！黄克诚报告也用不着打了，就领了遣散费离开了陆二师。遣散时，康泽仍不放过机会，同部下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和打算。黄克诚则以欲回家乡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从容地应付过去了。
　　与敌激战冲锋在前，枪林弹雨死里逃生
　　1930年7月，担任红三军团第二支队政委的黄克诚，率部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参加了连克湖南重镇岳州(今岳阳市)、平江的战斗。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集结约七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向平江对我红三军团“进剿”。红三军团则隐蔽于平江县城南20华里处的晋坑山设伏待敌。
　　战斗打响后不久，敌我双方即成混战胶着状态。至黄昏，黄克诚因部队被冲散而与大部队失去联络。正当他循枪声寻找部队之际，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扑来。黄克诚眼睛本来高度近视，时值盛夏，鏖战竟日，眼镜片上沾满了汗水和烟尘，使他的视力更加模糊，无法辨清向他扑来的这支部队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双方越来越靠近，已不容他多作思考。他果断地迎着对方走去，以便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黄克诚才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的衣着很齐整，许多黑洞洞的枪口正瞄着他作射击姿势，立刻意识到对方是敌人。他稍一迟疑，便向对方一摆手大声喝道：“别打枪！”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他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几乎就在他喊话和转身的同时，几支枪一齐朝他开了火，只听子弹在耳边身旁嗖嗖作响。此时，他虽身不由己，顺着陡峭的山坡向下坠去，但神智还清楚，料定此番决无生还之望。
　　待滚落到山脚下，他感到自己还有知觉，只是眼镜、帽子和身上背的皮包不见了。用手慢慢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居然没有中弹。从山顶坠落到山底，亦无大伤，实属侥幸！此时天已黑下来了，加之眼镜失落，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但远处的枪声和呼喊冲杀声隐约可辨。他循着声响激烈的方向摸索着走去。当他来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只见黑压压的人群潮水般地在奔跑呼号。定睛仔细辨认，发现公路上的人们臂上配戴着红袖标。他断定是自己人，便上了公路，随人群朝前跑去。他边跑边问清了情况。此时敌军已溃败，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当黄克诚找到了自己的部队时，战友们不禁大吃一惊，以为他死而复生。原来，在山顶上与敌人遭遇时，警卫员远远看见黄克诚被敌人一阵排枪击倒，并滚落山下，以为他已牺牲，便跑回部队报告了“政委牺牲”的消息。指战员们正高喊着“为政委报仇”的口号奋力冲杀当中，突然发现黄克诚又安然回到部队，自然是又喜又惊。一时间，黄克诚“死而复生”的奇闻，在部队中流传开来。

　　深入前沿观敌情，眼镜险招杀身祸
　　黄克诚的眼睛高度近视，时时离不开眼镜。他可以饿着肚子、赤着脚板行军打仗，但是，没有眼镜却寸步难行。因此，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总是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一副戴上。眼镜对于黄克诚来说，可算是一件随身不可离开的宝物。然而，眼镜有时也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酿成杀身之祸。
　　1931年，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当时，蒋介石调集了20万兵力，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700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彭遨率部参加了此次反“围剿”作战。
　　5月底，红军攻打建宁城，黄克诚所部第三师担任主攻。为了快速突破敌人城防工事，消灭守敌，黄克诚和师长彭遨一边给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一边将师指挥所推进到建宁城下。黄克诚戴着一副眼镜，脖子上又挂着一架望远镜，在同彭遨察看地形，选择攻击突破点时，由于指挥所距离守敌太近，当即被守敌发现，城上的两挺机枪调转枪口，对着黄克诚和彭遨猛扫过来。黄克诚因视力差，对守敌的这一动作未能察觉。亏得彭遨眼疾手快，他见机枪扫来，猛地拉住黄克诚后退了好几步卧倒。黄克诚还未定过神来，敌人的机枪子弹已扫在了他同彭遨原来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溅了他俩一身。二人连话都顾不上讲，未等敌人第二排子弹扫过来，又―个鱼跃，翻身滚向附近一处掩体后面。这时，彭遨才指着黄克诚的眼镜说道：“敌人这一梭子弹，就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人家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想拣个大便宜。可惜的是，敌人的射手技差一着，否则，把我也捎带上报销了。”说完哈哈大笑。黄克诚也笑了起来。
　　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是红三军团中出名的猛将。是年12月，“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占领黎川之后，又出动一个师的兵力向黎川以南的团村进犯，当即被我红三军团击溃。黄克诚和张锡龙率第四师衔敌尾追，将该敌逼进一座土寨内，旋即发起攻击。攻击之前，黄克诚和张锡龙相偕来到阵地前沿举着望远镜选择攻击突破点。不料，敌人在他们侧面不远处设置了机枪阵地，他们只顾向土寨之敌了望，并未察觉侧面有敌情。他们二人站在高处，过于暴露，侧面机枪阵地上的敌人对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黄克诚的那副眼镜，再次成了敌人射击的大目标。只听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一颗子弹正中张锡龙的头部。子弹穿出之后，又击中黄克诚的眼镜架，立即将眼镜打飞。黄克诚虽然没有伤着，但眼镜已落，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赶忙卧倒在地，伸手去摸索眼镜。这时，只听张锡龙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黄克诚连连叫了几声：“锡龙！锡龙！”却不见回答。黄克诚情知不妙，忙从兜里掏出一副备用的眼镜戴上，定眼一看，张锡龙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头部血流如注。黄克诚上前一把将他抱住，又连叫了几声，依然没有回应。这位早年曾就读于重庆中法大学，后又入苏联红军大学深造的年仅27岁的红军师长，已经永远不能回应黄克诚的呼声了。
　　炸弹近身不爆炸，大难不死猛杀敌
　　1931年7月，蒋介石调兵30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继续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于是年8月初起，首战莲塘，歼敌一个整师；再战良村，歼敌一个师部及两个整旅；继之又在黄陂歼敌一个多旅，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当莲塘之敌向良村溃逃之时，敌人出动了飞机，向衔敌尾追的红军轮番扫射轰炸。当时红军的装备很差，更没有对空射击的武器，敌机疯狂地在离地面几百米的低空盘旋，红军指战员甚至可以看清敌机驾驶员的面孔。那时，红军既要追击逃敌，又要躲避敌机的扫射轰炸，只有靠快速奔跑，所付出的牺牲代价可想而知。
　　黄克诚率领部队向逃敌猛追。正在奔跑当中，忽听头顶一阵隆隆轰响。他仰起头来一看，一架敌机正从后面朝他俯冲过来，并眼见一颗重磅炸弹从机体内弹出，从他的头顶上坠落下来。黄克诚拚命往前跑，试图躲过这颗炸弹。谁知，当他跑出四五十米远的时候，那颗炸弹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他的身旁，连卧倒也来不及了。黄克诚一时竟不知所措，心想，这一次可逃不脱了。可是，停了一会儿，并没有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定住神仔细一瞧，那颗大炸弹牢牢地立在他的脚下，半截钻入土里，留在地面上的一截差不多还有半人高。这也是实属侥幸，炸弹居然没有爆炸，像落地生根―样，兀自立在那里。黄克诚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继续挥师向溃逃之敌追去。
　　赣州攻城陷敌困，镇定指挥突重围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
　　赣州城坚且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敌人在城内设置重兵据守，又增派精锐之师驰援，使攻打赣州的红军后来陷入强敌内外夹击的险境。本来，赣州战役发起之前，黄克诚就向上级提出取消此次战役计划的建议，但未被采纳。战役打响之后，红军实施两次强攻均未奏效，造成很大牺牲，遂再次向上级提出撤围建议，仍未获准。
　　一天午夜过后，黄克诚在师指挥所里正为战局忧心忡忡而难以入睡时，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他料定是敌人援兵已到，并采取突击手段，对我军实施内外夹攻了。走出师指挥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四处枪炮声响成一片，而看不见一个敌人。他急忙下令将师指挥所转移到100多米远处的隐蔽地段，并立即让通讯排架线接通与上级的联系。他抓起电话，向上级建议指挥各部队及早撤退突围。他对着话筒大声疾呼：“不能再犹豫了，若耽搁下去，想撤走也不可能了!”但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又不容前线指挥员相机机动指挥，黄克诚的建议再次被否决了。
　　为了尽量减轻部队的伤亡，黄克诚摸黑走出师指挥所，身边只带了一个通讯班。他循着密集的枪声走去，路上见到一些部队已被敌人打散，失去了建制指挥。黄克诚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果断地指挥一些零散部队乘夜突围。有的兄弟部队因未接到总部的突围命令，不敢贸然突围。黄克诚连说带劝，表示一切后果由他黄克诚负责。这样，才使得一些部队及时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
　　为了收拢更多被打散的部队突围，黄克诚继续四处搜寻。不料，当他走到河边时，敌人的机枪从不同方向向他猛扫过来，并清楚地听到敌人一片吆喝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陷入重围。他想，决不能当俘虏，必须设法突出去。借着枪炮的火光，他见附近有一家店铺，便带领通信班的几名战士，撞开店门，从后窗跳了出去，一气猛跑，总算把敌人甩开了。但是，由于黑夜辨不清方向，奔跑中又误入南门外的敌人飞机场。机场守军大声喝问：“哪一部分的?”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未多作思索，便随口答道：“是一师的。”当时敌人增援赣州的部队中有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机场守军听到黄克诚的答话，误以为是自己十一师的人，便没有细问。黄克诚趁敌人尚未察觉的当儿，带领通讯班迅即离开南关，跑到城南的一座山上。并就地收拢部队，组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待敌人再次组织攻击时，恰好我红五军团援兵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
　　此役红军遭到重大伤亡。黄克诚在未得到上级授命的紧急情况下，采取应急措施，指挥部队突围，后又收拢部队组织抗击。这虽系抗命之举，但后来上级认为他当时那样处置亦属恰当，故未加追究。
　　界首鏖战处险境，临危机断渡险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当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全师坚守在湘江岸边之界首，与兄弟部队共同控制渡口，阻击湘、桂之敌，以掩护后续部队和中央纵队渡江。湘、桂之敌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向湘江渡口猛烈夹击，战况空前激烈，红军损失惨重，红三军团先后有两名师参谋长和两名团长牺牲。鏖战两昼夜之后，至12月1日，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湘江。
　　这时，湘、桂之敌越聚越多，攻势愈加猛烈，蒋介石的嫡系追剿部队也跟踪而至，而据守在界首渡口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仍未接到撤离的命令。黄克诚意识到情况极端险恶，红四师有被敌人夹击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对师长说，中央纵队已经渡江，我师阻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应当立即指挥部队撤离。师长认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能擅自撤离。黄克诚说，当前情况既危急又特殊，我们应当机断处置，不能坐以待毙。师长仍坚持不肯撤离。黄克诚感到在这种极端危急时刻，不能再有迟疑，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果断地行使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态度严峻地对师长说：“你立即指挥部队撤离，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师长才指挥部队且战且走，渡过湘江西去，最后终于赶上了主力红军，避免了被围困歼灭的严重后果。
　　界首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四师战斗经历中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恶仗。如果不是黄克诚当机决断，红四师将招致难以想象的后果。
　　舍身忘死救战友，彭总力挽刀下人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在火线上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以为上级又要调换他的工作，没作多想，便向师里交待了工作，从前线撤了下来。
　　黄克诚喘息未定，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就将一份名单递了过来，面容严峻地对他说道：“这份名单上的人，是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三师中久经战斗、英勇忠贞的基层指挥员，其中有两名连指导员，还是黄克诚来到第三师后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凭他对部下的了解，根本就不相信名单上的那些人会是什么“AB团”分子。黄克诚十分清楚，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肃反方针之下，所谓押送审查，实际上就是置之于死地的同义语。黄克诚向肃反委员会据理力争，并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会是“AB团”分子，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
　　然而，肃反委员会只相信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证据”。黄克诚自知再费唇舌已无济于事，便转身离开。
　　在赶回部队途中，黄克诚已下定履险抗命的决心，决意设法保护名单上的那些同志，不使他们被捕上送。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他已顾不得许多。
　　过了几天，肃反委员会不见第三师的“AB团”分子押送来，便一再向黄克诚催问，其言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黄克诚暗自思忖，这样硬顶下去，恐不是个办法。即使自己被撤职、杀头，也终难确保名单上的同志不被处置。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秘密通知名单上的同志暂时上山躲避，等过了这阵风头之后，或许会有转圜的余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似乎再想不出其他更好的万全之策了。
　　名单上的那几名干部非常理解政委此番用意的苦衷，他们二话不讲，老老实实地按照黄克诚的吩咐，到附近一个山洞里躲藏起来。黄克诚则每天秘密派人给他们送饭，并一再关照他们好自为之。
　　又过了些日子，肃反委员会亲自派人到第三师来捕人。但找遍第三师所有的部队，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找见。黄克诚则对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虚与委蛇，敷衍应付。
　　当时正处于反“围剿”的紧张战斗期间，战事频繁。到了打仗的时候，黄克诚便派人通知在山上躲藏的干部，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兵参加战斗。一俟战斗结束，又马上上山躲藏。那几名干部明知自己凶多吉少。可没有一个人打算逃跑，作战中愈加勇敢顽强。一来是，他们与黄克诚相知甚深，知道师政委为了保护他们而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忍做出对不住师政委的事来。二来是，他们决心以忠勇献身精神，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红军的心迹，宁愿牺牲在战场，也决不当逃兵。黄克诚见到这种情景，愈加坚信这些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决心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好。
　　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那几名干部见平安无事，以为风头已过，便有些放松警惕了，战斗结束后也不急于上山躲藏了。此事终于被肃反委员会所察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后，有两名连指导员马上被肃反委员会派人捕去，不久即遇害。黄克诚得知，不禁痛心疾首。他径直来到军团政治部，怒斥肃反委员会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
　　黄克诚前次抗命拒不捕人上送，早已引起肃反委员会的不满；现在他又来为“AB团”分子鸣冤叫屈，自然更不为所容。肃反委员会不容分说，当即下令将黄克诚抓捕起来“审查”。
　　正当肃反委员会欲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将黄克诚处决之时，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事，火速从前线赶来，要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由于彭德怀的干预，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是，却被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使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的事，黄克诚当时并不知情，肃反委员会释放他的时候，没有讲明原委，事后也无人提起此事，包括彭德怀本人也从来没有对黄克诚谈过这件事。因此，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被批判时，有人说他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当年的“救命之恩”，竟使得黄克诚莫名其妙，不知此言何所指。经过有关人员在会上的“揭发”证实，黄克诚才总算得知当年之所以没有被肃反委员会杀头，原来是彭德怀干预的结果。黄克诚在晚年时，曾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黄克诚戎马一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经岂止百战！然而，正如他那高洁无瑕的人品一样，他的体肤完好无损，从来没有挂过花负过伤。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确系如此。如果认为黄克诚是个“福将”，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那倒不尽然。他一生所经历的磨难不计其数，被打击迫害、蒙冤受屈更是家常便饭。如此多舛的命运，何福之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算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揭秘科学评价毛泽东始末：黄克诚作用大

   改革开放初期，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到底应该怎么认识？我们党还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人们的思想一度比较混乱。社会上和党内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对此，黄克诚很忧虑，他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评价毛主席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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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长达一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同志曾就将要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表决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谈过多次意见，其要点言简意赅、振聋发聩：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黄克诚坚决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明确表示：“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黄克诚这篇文章原本是1980年11月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1981年初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黄克诚的秘书把此文交给中央宣传口分管全军宣传、文化、新闻工作的华楠同志，征询是否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华楠感到文章内容很翔实，感情很真切，是一篇站得很高、看得很远、非常感人、很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很快报告总政领导并征求报社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赞成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黄克诚以浓重的笔墨，深情回忆了在中国革命最危险、最关键的历史关头，毛主席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以革命战争的亲身经历，具体地印证：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他郑重指出：“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众所周知，黄克诚身为开国大将，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在八路军、新四军都担负过高级领导职务，一辈子征战沙场，功勋卓著，且一生为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而屡遭坎坷。从1959年庐山会议算起他被“打倒”的时间竟长达18年，多次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直至被撤职、降级、脱军装，身陷囹圄。“文革”期间他曾遭受造反派无休无止的批判、围攻，吃尽了苦头。就是这么一位老革命家，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丝毫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写下了如此情真义切的理论鸿篇。黄克诚这篇文章，字字句句如黄钟大吕，铿锵有力，发自肺腑，撼人心魄，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这对于当时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支持邓小平提倡的“四个坚持”原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谭  政

　　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1906年6月14日—1988年11月6日)

　　原名谭世铭，湖南湘乡人。

政治大将—谭政小传

　　湖南湘乡位于涟水（湘江的支流）河畔，湖南最早的书院就建立在这山清水秀的湘乡。离湘乡不远处有一座风景优美的东台山。东台山下楠竹挺拔、郁郁葱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将谭政就出生在翠竹环抱的楠竹山村里。他的祖父是当地的一位士绅，家中开杂货铺、药店，还有30余亩地，每年可收8千多斤稻谷，家境颇为殷实。谭家比较注重子女的教育，谭政的祖父又是谭家的族长，因此也称得上是书香门第。1906年6月14日，谭政出生后，按照祖父的遗愿，谭润区给儿子取名为谭世名，号举安。

　　1912年，谭政6岁的时候，家人将他送入位于七星桥的谭氏宗族的私垫启蒙。七星桥私塾，方圆十里的村民都将自己的崽（湖南方言：指儿子）送到这里读书识字，希望他们从这里起步，将来能成就一番事业。谭政与好友陈赓同在七星桥私塾就读，两人常在一起玩耍，少年时代便结下了深厚友谊。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孙中山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将中国旧的教育制度改为国民教育，将乡村的启蒙馆一律改为初级小学。在课程的设置上，废除了“四书”、“五经”，让学生改读白话文的《国语》读本，并设了自然、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在这股教育改革洪流的推动下，1914年七星桥私塾也改成了初级小学。这一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的同学黄笃植来到七星桥小学当教员，谭政从这个老师那里接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黄老师给他们讲述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十月革命这些历史，使谭政隐隐觉得惟有革命才能拯救国家于危亡。后来，他渐渐长大，更加不断地接触“五四”运动以来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的新思想、新科学，他认为再也不能一直待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里，一定要出去长见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到东山学堂去学习，经过与父亲的一番争执，在好友陈赓的介绍下，谭政终于来到了这所闻名三湘的学堂。

　　东山学堂可以说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从清朝末年书院改革为学堂以来，这所名校培养出了许多爱国志士和风云人物。毛泽东、毛泽覃都是从这里毕业然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谭政对毛泽东一直都很仰慕，希望有一天能与他相识相交，没想到他后来不仅与毛泽东相识，还成为他的第一任秘书，并深受毛泽东的器重。当时，东山学堂不仅教导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还向学生们传授欧洲革命斗争的历史。在这里，谭政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广泛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这些进步刊物。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经常带领同学们上街示威游行，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谭政在东山学堂求学的三年，用毛主席的一句词来形容，恰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1926年，谭政从学堂毕业以后，怀着满腔热血回到家乡，原以为能有一番作为，但是那个封建思想残余还比较浓厚的地方怎容他“胡作非为”?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来打发时日。不久，他与好友陈赓的妹妹喜结连理。那时，他心中的苦恼与郁闷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天天读报了解时事动态。1927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谭政心里的火种再一次被点燃。北伐军一路打到湖南，北洋军阀的部队溃不成军。他看到这高涨的革命形势内心非常高兴，整个人也变得精神了。他虽然没有亲身参加北伐，但他收集了不少北伐军沿途散发的传单和宣传品，回来后细细阅读。这时，他的好友陈赓已在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特务营营长，派人携信到老家接妹夫谭政到武汉参加革命。谭政接信后，喜不自胜，决心投笔从戎，他依依告别了妻子，与来人同奔武汉。

　　在陈赓的介绍下，谭政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由于他文化程度高，是个小“秀才”，就先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从此，他由一个平民百姓一下转变成了一名身着戎装的革命军战士。下到连队以后，他开始学习持枪、瞄准这些基本军事技能。从他踏入军营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在不知不觉中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军事训练结束以后，谭政又到营里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就在他一心希图报国的时候，风云突变，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杀害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国民党左派1万多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革命陷入低潮。但是，谭政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年9月，谭政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后，10月，谭政在军官连经连队党代表宛希先和寥春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任宣传员、宣传队长。11月中旬，为解决过冬给养等问题，谭政随部队下山打茶陵，占领茶陵县城。此时，红军部队开始设立政治机关，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1928年2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时，谭政任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这期间，他学习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处置问题的高度原则性，协助誊正毛泽东起草的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8年4月，朱毛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谭政调红4军31团任团党委秘书。12月，湘、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阀部队联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为了调动敌人，在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1929年1月中旬，以红4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28团、31团等为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谭政随主力参加攻打长汀的战斗，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3月，经过艰苦转战，红4军进驻长汀城。占领长汀，这是红军入闽作战以来一次大的胜利，为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谭政特地在长汀照相馆留影。1929年3月中旬，红4军在长汀整编。原28团大部改编为第1纵队，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28团1部改编为第2纵队，原31团改编为第3纵队。不久，谭政继任第3纵队党委秘书。这时，蒋桂战争爆发，红4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回师赣南，扩大赣南根据地。在赣南，谭政调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以后，又担任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29年5月，闽西土著军阀陈国辉、张贞等部同广东军阀打仗，红4军趁机由瑞金和武阳之间穿过，第二次进入闽西。闽西敌军守备虚弱，红4军攻势猛烈，势如破竹，先后攻占龙岩、坎市、湖雷、永城等城镇，同年9月又一举攻克上杭。10月，第3纵队参加攻打广东梅县战斗，纵队政委罗荣桓指挥部队撤出梅县城时，身负重伤，谭政冒着枪林弹雨和战友一起将罗荣桓抬下火线。后来，谭政接任第3纵队政治委员。

　　自谭政随毛泽东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红4军虽然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战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4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谭政向毛泽东汇报了军队内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认为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战斗过硬、作风过硬的钢铁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这年12月29日，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村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古田会议确立了工农红军建军方向和原则。谭政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参加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1930年6月，红4军扩编，以红4军第2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谭政升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后称政治委员)。之后，红12军与红22军合并，谭政继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

　　在井冈山斗争及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谭政对红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都倾注了心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重视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重视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行军打仗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政治工作报告，对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谭政还参加了井冈山、闽西、赣南等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和建设工作。他忠实、坚定地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1933年1月，红22军又与红1军团合编，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红1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打了一系列胜仗。谭玫参与了红1师的领导和指挥，特别是在政治工作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1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谭政协助师长、政委，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向贵州进军。当时，红军部队的广大成员，普遍文化低，有许多文盲。谭政针对部队这种状况，虽然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他仍然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战士学文化。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凡是文盲者，都得参加识字班活动。红1师的文化学习在谭政的积极领导下，开展得十分活跃。这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素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大有好处。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谭政每月都要写一篇政治工作报告。他所写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和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与毛泽东提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相一致，直到后来都有力地指导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以及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召见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对此，谭政欢欣鼓舞，热情地向部队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谭政接任红1师政委职务，率领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长征路上，他写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的通讯刊登在《红星》报上。

　　1935年10月，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之后即行整编，准备东征，开赴抗日前线。部队整编时，恢复红1师建制。谭政调回红1师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谭政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3月26日，他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鉴于党的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现在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当适应于民族矛盾。第二，红军政治工作从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第三，红军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许多旧的形式，充实新的内容。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应该通过党的组织进行，使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为一体。因此，党的一切决定，均须经过政治机关和团支部作用去实现。由于形势变化，环境的复杂，影响着每个红军战士心理意识上的变化，必须注意和加强巩固红军的工作，加紧战士的基本教育，提高其民族与阶级觉悟，坚定其革命意志。在统一战线下的宣传教育的原则是：第—，着重于党的策略的解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的剥削的教育，以保持红军的阶级本质和应有的特色；第二，利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传统、人物、事迹和经验教训，作为课内的引证内容和课外的发扬；第三，注意关于国际问题的教育，解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等等；第四，适当采择三民主义中革命的部分内容。后来，他将这篇凝聚心血的报告上报党中央。中共中央加按语：“……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予以转发。之后，谭政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谭政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个《报告》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协助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及时起草、发出指示；深入前线进行政治动员；开展战评和立功运动等，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战斗取得胜利，谭政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8月14日，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谭政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时值辽沈战役之前，他着重抓了以诉苦教育提高干部战士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各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这为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将军之一，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谭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文献，后被中央军委印发全军学习。谭政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继而，谭政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谭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军政治工作期间，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原则，执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与指示，不搞扩大化。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他还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大纲》、《军队中高级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海岛工作纲要》等重要文件。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要求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保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1959年，庐山会议上，谭政也不同意继续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

　　谭政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屡次和林彪的提议发生抵触。林彪一提出“三八作风”，谭政就表示异议，谭政说：“三八作风这个提法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样容易混淆，也不严肃。”在1960年3、4月份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没有布置宣传三八作风的有关事项，谭政对林彪所主张的“背警句”的做法也深感疑惑。谭政还就毛泽东的那三句话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给毛泽东写信询问到底是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还是用“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批示用后者，但是，这件事谭政并没有事前知会林彪，林本人在战争年代喜欢越级指挥或者叫超级指挥，但这种做法如果作为他的属下这么使用，那么在林的心目中则另有评价，谭政的越级报告使得林彪深为不快。此外，谭政主管的《解放军报》还在宣传中不提“三八作风”。林彪质问谭政：“你知道不知道政治机关和党委的关系？”谭政主张对于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其次，谭政不仅在突出政治方面和林彪有所分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和林彪的思路不能吻合。例如，周赤萍撰写了一篇回顾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内中对林彪有些比较肉麻的吹捧，使用了诸如“天才”、“统帅”一类词语，谭政认为不宜在《解放军报》上转载。谭政在东北视察期间，有人推荐说有一位老太太学习毛著很好，谭政脱口便出：“这是摆样子给人看的。”再有就是总政内部有人对谭政暗中倾轧，总政一个副主任借谭政下去调查研究的机会为迎合林彪批发了《关于开展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在该指示中称“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林彪打击谭政是采取突袭的办法，他向中央提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政治思想工作。于是，继1958年、1959年之后的第三次以整垮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为目的军委扩大会议在1960年9、10月间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和1959年有所不同，倒是和1958年有些类似，此次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谭政看来这不过是同年3、4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延续而已，不料林彪在开会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2日下午借用吴法宪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发言中的“四个第一”打响批判谭政及其领导下的总政的第一枪。林彪说：“广州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提出三八作风，这些政治工作会议都应该传达，对于三八作风还要作出解释，???而且要号召、要发动、要检查，这是政治工作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政工会议没有解释和布置。”这里林彪所提及的广州会议指的是1960年1月22日到2月27日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战略方针和国防问题。林彪以总政没有在此前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传达布置三八作风为突破口突然发难，令包括谭政在内的总政的一些领导措手不及。他们预想的和风细雨的讨论场面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咄咄逼人。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就林彪指责的“总政没有搞推广三八作风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是方向偏”的讲话做了解释，姜思毅表示总政开展的文化学习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林彪见姜思毅这么说，非常不满。谭政没有顺着林彪的话发挥反倒站在了姜思毅的一边，谭政说：“偏在哪里？不能说偏。”但是，林彪已经给本次军委扩大会议定了调子，谭政的所谓“不能说偏”如何能够左右会议的进程呢？军委决定9月13日举行预备会议，传达林彪12日的讲话，并且以这个讲话为全部会议的主基调，9月14日正式开幕的扩大会议很快就成为批判谭政的场所，谭政所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被说成“仍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进而遭到批判。9月22日，在林彪的亲自布置下，批判谭政的斗争陡然升级，不但涉及谭政，而且还把总政治部另外两个副主任甘泗淇、傅钟给牵扯了进来，其中甘泗淇被说成“很有可能是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会议把前一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面谭政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消极批判的旧账又给翻了出来，指责谭政是彭黄军事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谭政被包抄围攻，有口难辩。

　　林彪要求谭政必须就他自己的错误作出深刻的检查，谭政被逼无奈只好在10月18日草草写就《我的检讨》，谭政的检讨墨迹未干，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同时通过的还有深深打上林氏烙印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在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要求对谭政的“错误”进行深入的批判，他说：“他（谭政）的错误不止《决议》中那些，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教条主义和‘反上’，还有历史的错误，要老帐新帐一起算。他的错误和问题要回到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去解决。”林彪在庐山讲话的特点于此又一次有所流露，那就是一旦某人给宣布“有错”，这个人的名字就很难在林彪的词典中找到，代之而来的就是第三人称“他”，对彭德怀如此，对谭政也如此。林彪布置下去的这份“作业”其根本在于要把谭政在总政治部系统内彻底批臭。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讲话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60年10月25日到1961年1月25日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进行整风，对谭政开始全面的揭批。总政党委扩大会议的调门是“这次会议对谭政同志的批判和斗争，是在军队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继续肃清彭黄影响的大是大非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既然扩大会议已经把内容界定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谭政自然也就可以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按照总体部署批判谭政的意思，谭政已经把所领导的总政转化到独立王国的边缘，那么谭政也就理应有一个集团。这就是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责谭政的所谓的“小圈圈”，最后这个小圈圈的范围划定为总政宣传部部长姜思毅、组织部部长刘其人、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长兼总编辑欧阳文四个人。其中姜思毅的“毛病”在于他认为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意即著名的“顶峰论”不合适，而且还把这段话从总政编的《林彪元帅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中予以删除，而对于周赤萍撰写的吹捧林彪的文章（周赤萍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文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使用“天才”、“统帅”这类用词表示疑议，姜思毅觉得“天才”、“统帅”只能用在毛泽东身上，而用在林彪身上很不合适。殊不知，林彪对于周赤萍的文章非常满意，曾经要秘书给他读了多次，此文后来在1971年单独印成小册子发行。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开过不久，姜思毅就给降级使用，虽还在总政工作可也是一蹶不振，此后姜思毅担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只不过是一个师职干部。1970年毛家湾为了给林彪准备四届人大的讲话稿，找到了姜思毅。林彪有一天忽然问及姜思毅，他说：“姜思毅是个秀才，能写点文章，但放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用处。???姜思毅这个人可以放他到一个常写文章的地方，例如放到报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了八年。

　　后来毛泽东想起了谭政：“那个谭政哪儿去啦？”这才让谭政免去了牢狱之灾，终于让他穿上了往日他视为生命的军装，后来又在政坛上渐渐恢复元气。

　　1980年，中共中央对谭政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1988年7月，谭政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同年11月6日，谭政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大事年表】

　　1906年06月14日，出生于今湖南省湘乡市楠竹山村。青少年时期，就读于县立东山学堂。

　　1923年，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7年春，由小学教师投笔从戎，到汉口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4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

　　1927年07月底，编入“武昌警卫团”任第9连文书、第2营营部书记和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师书记。

　　1927年0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任团部书记。

　　1927年10月，在井冈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中旬，为解决过冬给养等问题，随时部队下山打茶陵，18日，占领茶陵县城。此时，红军部队设立政治机关，任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后调任红4军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受到教育和锻炼。这期间，他学习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处置问题的高度原则性，协助誊正毛泽东起草的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1928年04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在井冈山成立，任第31团党委秘书。

　　1929年01月中旬，红4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随主力参加攻打长沙战斗，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1929年03月，任红4军第3纵队队委秘书。

　　1929年10月，第3纵队参加攻打广东梅县战斗，纵队党代表罗荣桓指挥部队撤出梅县时，身受重伤，谭政冒着枪林弹雨和战友一起将罗抬下火线。后来，接任3纵队政委。同年夏，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后任红4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

　　1929年12月29日，出席了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1930年06月，任扩编后的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委，并指挥教导大队参加了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

　　1931年春，红12军部队改编，率军部及红12军一部再次入闽，又成立了新12军，仍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漳州等战役。之后，与军领导率红12军主力返回江西，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又北上攻打宜黄、乐安、南丰。之后，红12军并入红22军，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

　　1933年01月，红22军与红1军团合编，改为直辖师，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政委。参与指挥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这期间，他写了若干篇战时政治工作的战斗总结报告。

　　1934年09月，协助师长李聚奎指挥新田夜间战斗。25日，亲自写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总结专题报告。

　　1934年10月16日，写了《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专题报告，还为1师写了月终和季度工作总结。

　　1935年01月，“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召见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长征路上，他写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的通讯刊登在《红星》报上。

　　1935年10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

　　1935年12月，恢复红1师建制，又任红1师政治部主任。

　　1936年，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03月26日，他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上报党中央。中共中央加按语：“……谭政的这篇文章，以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予以转发。之后，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方政治部主任。

　　1937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02月，与罗瑞卿、欧阳毅、张爱萍赴武汉出席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全国军队政工会议。

　　1942年冬，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他撰写了许多论述军队政治工作的文章，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0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稿，经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报告》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

　　1945年，参与筹备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6年0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协助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及时起草、发出指示；深入前线进行政治动员；开展战评和立功运动等，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战斗取得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08月14日，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时值辽沈战役之前，着重抓了以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又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这为辽沈战役和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8年11月18日，在沈阳主持召开各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接到中央军委提早入关的作战命令后，即将政工会议改为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紧急动员大会。亲自作了政治动员，要求东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在平津战役中，要虚心向友军学习，自觉地照顾友邻部队。

　　1948年12月07日，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入关后，起草了《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指示，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于12月11日发出。第二天，又起草发出《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平津战役中，针对北平是文化古都和天津是商埠大城市，以及外国使馆和领事馆多而容易引起涉外事件等特点，注重抓了部队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和严守纪律问题。主持制定了《入城须知》、《约法八章》等规定下发部队执行。攻克天津后，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亲自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政策纪律情况，并向中央写了《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中央军委将此报告批转(用电报)各野战军。

　　1949年0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04月11日起，四野主力向华中华南进军，挑起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重担(政委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进军途中，领导各部队开展了以团结互助、爱兵尊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打仗好、走路好、团结好、纪律好的要求。在“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很快突破敌人长江防线，

　　1949年05月17日，占领武汉。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广州。

　　1949年12月，任中南军区暨第4野军第3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长，参与指挥部队剿灭国民党残部和大股土匪，以及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情况，及时指导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针对部队所处环境的转变，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各级党委、连队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并大力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1954年02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4年09月，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1955年0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09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文献，后被中央军委印发全军。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6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军政治工作期间，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原则，执行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运动中，坚决贯彻中央方针与指示，不搞扩大化。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他还主持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大纲、军队中高级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规划、海岛工作纲要等重要文件。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要求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保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

　　1959年0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还担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陷害，给他强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错误的批判，受到撤职、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1975年春，被解除监禁。

　　1975年08月，出任中央军委顾问。重新工作后，不顾衰弱的身体，深入边防海岛，看望指战员，体察部队生活，带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撰写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回顾》、《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等文稿。

　　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中共中央对谭政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　

　　1988年0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1月0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谭政大将:不跟风不迷信不向凶恶的威权低头

谭政大将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位以政治工作著称的开国元勋。他为人正直，做事认真。他不跟风，不迷信，更不向凶恶的威权低头。

    1929年2月，转移到江西瑞金的红军在大柏地打了一场胜仗。将国民党军李文彬和刘士毅的两个旅歼灭。俘虏的八百多国民党兵，当时来不及训练就补充到红军部队里。而这里也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红军部队本身的吃饭都成问题，又加上这些俘虏兵，怎么办呢？毛泽东、陈毅于是要谭政来负责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谭政第一次负责这种工作。根据以往红军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他下令成立了训练和资遣战俘工作小组，把俘虏编成几个队，抽调一些连排干部来管理。谭政负责给俘虏上大课，讲政治。但粮食问题却是首要的。大柏地本来就是偏僻的山区，人民群众缺吃少穿，一贫如洗，闽西土匪头子郭凤鸣的部队，还时常来这里抢劫。红军刚来大柏地时，老百姓一见是扛枪的来了，便都躲进山里去了，村子里不见人影，有点粮食也藏起来了。没有米面，部队怎么个“开饭”？粮食、蔬菜等食物从何处取？这里，没有大土豪打，只有靠“征收”。
    临时想出个办法，派人上山动员群众回乡。可是，没等动员群众回到家乡，有的部队听说可以用“征收”办法，便到老百姓家里找东西吃。
    这天，谭政正在向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毅汇报遣送俘虏的工作情况，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周士剑报告，发现有的部队违反纪律，闯进老百姓家里拿东西了。周士剑说:“部队的确很苦，谁个不是肚里咕噜噜叫着要东西吃？但是，纪律，军队的生命，红军不讲纪律，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这个军队也就难以生存。所以，不讲纪律，要不得！”谭政想了想，提出用“打收条”的办法来解决眼前这个难题。他说:“用了群众的东西，吃了老百姓的粮菜，要给钱，损坏东西要赔偿，如果有的连队没有现款，是不是给群众‘打收条’，等以后革命成功，再来偿还。吃了老百姓家里多少存粮？把斤数写清楚，群众拿这张收条，还可去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抵交公粮。”
    “要得。”陈毅也同意“打收条”这个办法。于是很快，“打收条”在红军部队实行起来。
    逃到山里的群众陆续回乡后，一看，驻在村子里的军队，的确和郭凤鸣的土匪部队大不一样。村子里条条道路填铺得平平整整，打扫得干干净净；驻过部队的农家庭院，也归置得整整齐齐，原来上锁的房门虽然打开了，但东西一点也没有少。烧饭用了柴火、稻草，柴草堆上面都挂着字条。红军打回来，有这个字条，就可以去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领款，或者抵交公粮。
    群众看到了这些长、短条子，说:“看到这些小纸片，就是不抵钱，不抵粮数，也畅快。”
    不久，瑞金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政府派人到大柏地慰问群众，由群众自报，偿还了当年红四军欠下的粮款。
    后来，毛泽东夸赞谭政在大柏地战斗后俘虏工作做得好，打汀州时纪律也抓得好。毛泽东说:“听说你还有个创造，打收条，好啊。我一直讲，我们红军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要有政治观点，一些同志就是过于偏重军事观点。谭政啊，希望你以后还有更大进步。”
    1933年12月，国民党军队集中50余万的优势兵力，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虽经拼死抵抗，但伤亡惨重，收效不大，致使敌军气焰嚣张，步步逼近。就在这恶劣的形势下，谭政担任政委的红一师与敌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在五都地区相遇了，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吴奇伟是镇压广州起义的刽子手，许多革命志士都惨死在他的反动屠刀下，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了。对此，谭政铭心刻骨。
    决战前夕，谭政头脑异常冷静。他在想，吴部敌军气焰嚣张，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对敌人不可低估。现在最需要的是勇气和士气。这天，他登上了红一师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的大会的主席台，当众讲演道:
    “大家不知道我们红一师当面之敌军头目吴奇伟的本来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举行广州武装暴动的时候，他手持反革命屠刀，杀了无数的革命群众。如今，他又带着反动武装进攻红色革命地域，‘围剿’起红军来了！”
    “但是，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不再是广州暴动时候的红军了。从1927年起，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这支武装力量，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敌人虽已集中大于红军数倍的兵力多次‘围剿’，不仅未能‘围剿’吃掉这支部队，反而越‘剿’越大了起来！你们说，怪不怪？”
    “同志们！”谭政发出战斗号令:“我们的红色战士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武装暴动六周年，为广州暴动牺牲的革命烈士报仇！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最后一滴血！”谭政的话刚落，会场上，群情激昂，掌声雷动，震撼了五都的山冈和村庄。
    谭政的讲演犹如一把火炬，点燃了红军将士胸中阶级仇恨的烈焰。
    红一师与吴奇伟部敌军的战斗打响了。红军指战员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咆哮着冲向敌阵，把敌军杀得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全国解放以后，谭政在1956年底被任命为第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任以后，他始终保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一再要求总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泡”在机关里摆官僚主义。谭政这样要求下级，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做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

一次，谭政深入国防施工部队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有位师职干部讲，他们在部队中提出的鼓动口号是:“大病小干，小病大干，没有病的拼命干！”谭政听了，摇了摇头，当即批评说:“不对，不对！这个口号片面性太大，会挫伤群众干劲，会使部队病号增加，大量减员，官兵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很难持久保持下去。”谭政说:“你看是否把你们提出的口号改动一下？改成这样:‘小病休息，大病住院，没有病的好好干！’”说得在场的干部都笑了。
    1958年，谭政在东北部队检查工作，对正在开展军事训练的部队，提出‘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要求。尤其是技术兵种，要注意培养‘一专多能’、‘一兵多用’，一旦打起仗来，战士有伤亡，火炮、坦克照样发挥作用。
    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听了很高兴，说:“‘一专多能’、‘一兵多用’，这个提法好，应在全军推广。”
    在谭政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时，罗荣桓主任在全军就提出了“向文化进军”的口号。谭政在部队基层调查时发现，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军由原来80%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
    谭政认定部队的文化教育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本建设。接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他仍紧抓不放。但他向罗荣桓汇报时却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说:“自打部队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后，要求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提高。而目前部队学习的状况是，一是强调军事训练，有挤掉文化教育的危险；二是坚持文化教育好的单位和部队，没有总政治部统一颁布的更高要求的向高等教育‘进军’的大纲。政治理论教育也如此。”他还说:“罗主任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时制定和颁布的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要求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最近，毛泽东主席对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给高级干部开出一定时间内读完‘十二本马列经典著作目录’……”
    谭政的想法得到罗荣桓的积极支持。他决心在全军转入军事训练为重点的同时，以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为战略目标，坚持文化教育，使军队中所有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水平。掌握各种技术，尤其是高科技技术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相当大学文化程度。这时候，谭政主持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即被称之为宏伟的十年大计，包括四百小时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化学在内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方案。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第二年年初，林彪将要发表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施政纲领”。他把毛泽东1939年给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句话、八个字，概括称之为“三八作风”。谭政听了以后，脱口而出，说:“这种概括不甚妥当，你这里讲‘三八’作风，那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哩，容易混淆，也不严肃。”
    谭政为人正直，做事也是十分认真。一位在“抗大”工作过的干部提出，毛泽东的第二句“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否应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谭政很重视这个意见，他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请示现在重提使用哪一句好？毛泽东批示，使用“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句。与此同时，谭政主管的《解放军报》通知驻各地记者，总政治部只将毛泽东原题词内容作为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作风进行宣传，不可称作“三八作风”，要记者们写稿子时注意。
    有人把这些情况密报给林彪，林彪听了很恼火，就责问谭政:“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的关系？”
    但是谭政不怕。他深入部队去做调查研究。下去不久，总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批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其中表达林彪的观点说:“近几年来，我军的三八作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削弱，这是和彭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一场交锋就这样开始了。这是正直和邪恶，坦诚和阴谋的较量。谭政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他反对搞个人崇拜。《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充斥着“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吹捧词句的文章《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样稿送到谭政那里，谭政把住了这个“关”，文章被他给“枪毙”了。
    林彪得势以后，大搞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讲“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又发出号召，“毛主席语录不离手”，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可以走“捷径，背警句，活学活用”。
    谭政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有人把“打乒乓球打赢了也是学毛著的胜利，这是简单化、庸俗化”。
    一次，谭政在东北参观一个展览，其中有一个宣传群众学毛著事迹栏目，说的是一个老太太学毛著学得多么好。谭政不相信，说:“这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一个时期，《解放军报》专辟栏目，连续登载“战士学毛著，一学心里就亮堂了”之类的文章。谭政批评《解放军报》公式化的报道太多。
    谭政这样与林彪对着干当然对他不利，到了“文革”时期，铁定要受到迫害。在国家遭受十年浩劫的日子里，谭政也经历了长达九年的牢狱之灾。

谭政：一个用笔战斗的大将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群星的将帅行列中，几乎每一位将帅都有着传奇的经历。他们或是运筹帷幄、横刀跃马、或是攻关夺隘、取道突围……唯有谭政大将与众不同。这个由小学教员参加革命的“教书先生”，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敏锐的政治思维和特殊的战斗方式--运用手中的笔，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抒写了一幕幕有声色、威武雄壮的史诗，从而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将。

一、投笔从戎上井岗前委秘书试笔忙

谭政，原名谭世名，1906年6月1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农民家庭。儿时，曾在本村和二都柳树铺读私塾。及长，考入东山高等学堂念书。

东山学堂是一座革命摇篮，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陈赓等都曾在这所学校里读过书。谭政在东山学堂读书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湖南各地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谭世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关心社会进步，被推举为校学生会主席。在东山学堂毕业后，谭世名改名谭政，立志参加革命，走救国救民之路。

1927年2月，谭政在妻兄陈赓的影响下，投笔从戎，到汉口参加了北伐军。“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谭政随陈赓逃出了汉口，参加了毛泽东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谭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随后跟毛泽东上了井岗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8年1月，谭政奉命到前敌委员会当秘书，从此与毛泽东共事15年有余。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谭政除了协助毛泽东起草和整理文稿外，还特别注意学习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和复杂矛盾的丰富经验以及驾驭和指导时局的高超技能，从而使自己在革命理论的知识准备上不断获得了新鲜内容，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政治工作能力。

1929年11月，谭政受毛泽东之托，到部队做调查。他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把干部、战士反映、揭露出的问题逐条归纳整理，并加上自己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如实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谭政这种勤于动脑、善于动手的求真务实作风，无意识地把自己潜在的政治工作的才能显露出来，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赏。更重要的是：前委秘书的这次试笔，为毛泽东起草红四军“九大”决议草案，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古田会议以后，谭政为落实大会精神，改进红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倾注了满腔的心血。在当时物质生活极端困苦，战斗极为频繁的情况下，谭政不仅出色完成了自己的“秘书”工作，还结合部队实际，坚持每月写一篇政治工作报告，他所写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新田夜间政治工作报告》、《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详细论述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方针，为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文房四宝”难抛舍披心相付上“万言”

井冈山战略转移，征途险恶，困难重重，但谭政说什么也不肯扔掉自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一直带在身边的“文房四宝”。

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师政委的谭政，率部在潇水西岸完成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后，及时将广大党员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勇事迹，整理成文报告上级，受到了上级的好评。红一师共产党员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及动人事迹，被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

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为红一军团组织部长的谭政，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后，思想非常活跃，他既为党内民主作风的发扬光大、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到来感到高兴，更为这种气氛所感染，于是，他准备将自己考虑多时的有关红军在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来。

1936年农历正月，迎新的爆竹、欢庆胜利的锣鼓与携手共舞的军民，使陕北高原更加春意融融。面对春的“诱惑”，谭政在笔墨纸砚的陪伴下，渡过了到陕北后的第一个春节。白天，他伏案书写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万言书”；晚上，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写考虑已久的对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

谭政认为，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不管红军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改变组织形式，必须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一切破坏和分裂党的组织和领导的企图，均须受到无情打击。同时应加强红军部队的管理教育，严格纪律。谭政还就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战术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谭政认为；政治工作必须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纪律，形成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的作风，以保证提高部队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提高战斗力。谭政在文章的最后，治领导工作干部和政治工作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要求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要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政治工作机关要真正地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制度。

3月26日，谭政终于完成了洋洋万言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书。并及时向党中央上报。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这篇文章也是谭政投身革命以来，悉心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一次全面测试，深得毛泽东、朱思罗荣桓等同志的好评。

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看了谭政的“上书”后，曾风趣地问谭政说：谭政呀，给你10发子弹，你能命中10个敌人吗？

谭政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

那位首长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

三、八年抗战勤耕耘著书立说探路人

1936年6月谭政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受训。“西安事变”爆发后，谭政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红大”，到红军后方政治部任组织部长。1937年6月，升任后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兼总部主任，谭政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都主任。在这期间，谭政一方面组织领导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和创建、发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他又以敏锐的政治思维，运用特殊的武器一一手中的笔，坚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为八路治工作的发展探险拓路，著书立说。

针对抗日战争这一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谭政撰写了《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他指出：八路军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现时政策，把阶级教育和民族教育统一起来。而统一战线中的策育，又是阶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干部，谭政撰写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一文，文章送毛泽东审定，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刊登在《八政杂志》上。谭政在文章中指出：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中的新鲜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仇视知识分子，忌妒知识分子是错误码率的。

八年抗战期间，谭政还撰写了不少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敌军工作的当前任务》、《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论八路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等。这些论著，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而且在理论和思想上进一步号召和团结了广大军民，激发了更大的战斗力。

1943年，谭政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4的年，兼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期间，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篇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后经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的报告，陈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中共中央曾给予高度评价。1944年4月20日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向全党和全军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干部和全军连级以上干部都应认真研读这个文件。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随着“报告” 精神在全军的深入贯彻，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四、告别延安赴关东口舌战”“笔战”从未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加紧了发动内战的准备。为了应付内战，粉碎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9月19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先期夺取并控制东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开辟东北根据地和打败蒋介石的新战场。

谭政接到中央的调令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从井冈山到延安一直与之共事的毛泽东主席，立即动身由延安转赴东北开展斗争。

建立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斗争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而打通干部、战士的思想又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为此，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深入扎实地在广大指战员中，进行争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政治教育。坚强有力政治工作，保证了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947年冬季攻势作战的伟大胜利。

东北野战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同国民党军决战的时机逐步成熟。为了实现“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谭政再次主持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谭政强调指出：必须下大力气解决部队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1948年1月16日，谭政在东北军政大学干部大队作了《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报告》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军队的最主要经验和基本特点：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显著特征；官兵一致基础上的内部团结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整顿和改善机关作风是人民军队打胜仗的客观需要。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包括上地改革、诉苦运动、坦白运动、立功运动、战评运动等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政治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战斗情绪空前高涨。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发起后，谭政和他领导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部，深入前线各部队，大力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指导部队普遍进行了孤胆作战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而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辽沈战役”之后，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以10个纵队及特种兵全部，共80万人，在“打进关里去，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到北平、天津过年”等口号鼓舞下，以疾风骤雨之势，先后分路由省峰口、冷口等处越过长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进军途中，谭政及野战军政治部指示部队要利用一切空隙，开展政治动员，反复进行入关作战、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极其有力地保证了进军任务的完成。1948年12月17日至20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先后抵达天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地区敌人的分割和战略包围。

五、纵横驰骋笔不辍继承发展求创新

“平津战役”开始后，谭政主管战前的政治工作。在战前进行攻坚战的各项准备时，谭政积极指导部队作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部队“打响进关第一炮”，争创打好仗、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在攻打天津前夕，谭政向部队宣布了“约法八章”，提出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的口号。这些行动口号和措施，保证了攻打天津的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攻克天津之后，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谭政，随攻城部队人城，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并于1月19日向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攻城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情况的报告》，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好评。中央军委于21日立即将此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借以鼓励全军士气，增强纪律性。

“平津战役”之后，明中央军委的方针，为改编傅作义部队作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

在饮马长江、进军中南、横扫国民党军残部残匪的艰苦斗争中，谭政针对该地区山脉连亘，河流纵横复杂地势条件及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匪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指导那队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以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政策得当而及时，中南军区胜利完成了肃清国民党军残部、残匪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

全国解放后，针对和平环境中出现的斗志涣敷现象，谭政着重抓了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顿。1953年6月1日，谭政在中南军区召开的支部工作会议上，以《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为题，作了总结报告。报告强调：在新的形势下，要抓住增进党内团结和党群团结这两个环节，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和任务执行中的保证者，支部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主政总政治部工作后，谭政参加了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和干部政治教育大纲、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制定，提出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新思维。井以此为题，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谭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是大大提高了。而我军在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指挥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强调技术的重要，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和政治因素的作用。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巩固部队的内部团结，发扬民主传统，使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发扬，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谭政在“八大”的发言，被编人“八大”的文件汇编之中，中共中央军委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作为我军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军事家和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谭政以其求实的态度、积极的思维、辛勤的耕耘一一不断著书立说，对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后军队现代化建设，对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创建及其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谭政80寿辰时徐向前元帅给他的贺信中所指出的：“您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迹，是永不磨灭的”。

三份政治报告与谭政大将

第一份报告

　　1929年11月23日，红四军重占汀州。时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训练部长的谭政，得知毛泽东要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的消息，心情万分激动。陈毅叫谭政派一个连的武装前往上杭蛟洋接毛泽东回来。

　　11月26日，毛泽东与贺子珍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同朱德、陈毅会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很想尽快了解部队的真实思想状况。他刚刚坐定，便要谭政汇报情况。谭政把部队近一段时间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谈了出来：干部中滋长了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城市、“走州过府”、“拿他十几个州县”的思想；部队中产生了享乐思想，不讲政策、不守纪律，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打收条”、不付现款，损坏东西不赔偿，甚至虐待俘虏、掏俘虏腰包的事都发生了。还有红四军部队中，有些官兵不愿接受党的领导，基层不再加强党支部建设，无止境地讲民主，自由主义泛滥，有些连队几乎是一盘散沙。另外还有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司令部对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军阀主义也有抬头，干部随便处罚、体罚士兵，主张枪毙逃兵。在这种作风的影响下，老兵开始欺侮新兵……

　　回到汀州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正式决定，在12月份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的各种错误倾向。

　　前委扩大会议开过不久，谭政协助毛泽东召开的部队各方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也在热烈地进行。“大家要揭露问题，也要一块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危害，还希望提出解决的办法。”每次座谈会开始之时，毛泽东对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这样提出要求。每次这么一动员，参加座谈会的人，便争着发言讨论。经过几天一项一项的座谈讨论，谭政和毛泽东都记下了好几本笔记。

　　谭政随着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做着调查研究。多思寡言的谭政，总是静听、多思、多观察。

　　1929年年初，筹备中共红四军九大的工作正加紧进行。毛泽东向谭政交代任务，“谭政同志，你看能不能把揭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大家提出来的那些解决办法，一类一类地归纳一下，争取九大形成个决议案。”

　　不久，“古田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被称为“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第二份报告

　　1943年1月16日，军政干部会议在延安开幕。谭政作了题为《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动员报告。谭政在动员报告中说边区部队几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部队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列出了军阀主义的六种表现形式，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毛泽东对谭政的报告很满意，会后，指示谭政把报告提纲整理成文章。很快，题为《在军政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署名谭政，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成为全军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正是基于对谭政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的信任。1944年年初，毛泽东把谭政叫到他居住的窑洞，交给他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

　　毛泽东递给谭政一支烟，说：“还记得吗？当年帮助我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时候，那是1929年11月间吧，我们集中解决了红军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而现在是在延安，是在古田会议第15年以后，怎么不可以再形成又一个《古田会议决议》？”

　　谭政说：“主席，我正在考虑写个总结报告，把边区部队用一年多的时间普遍进行整风、反对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所取得的学习成果，写个总结……”

　　“谭政啊谭政，还是一派‘书呆子气’，找你来商量，谈的就是要你执笔写出这么个报告。”毛泽东说，“可晓得，军队历史上的‘四军九次大会决议’使得红军战胜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大的‘围剿’，并且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近几年，我们根据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军队在边区、在各根据地出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整风整军，难道不应该进行经验的总结，写出一部伟大的‘史诗’吗……”

　　谭政这才领会了毛泽东的用意。毛泽东接着说道：“那么，这部‘史诗’的著作，就由你谭政来完成。”

　　“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春夏之交再开一个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你现在准备执笔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要在此次西北局高干会上由你来作。”毛泽东向谭政交代了写成报告的期限。

　　1944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谭政登台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报告作完之后，还以谭政署名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发出，通告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并要求军队“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通告下发以后，影响非常大，谭政也成为有名人物，被誉为“政治工作权威”。

　　第三份报告

　　1960年年初全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不久，谭政就下部队“蹲点”进行调查研究。总政治部秘书长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军委林（彪）副主席打招呼，近期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要他（谭政）做准备，起草报告。

　　谭政接到电话通知，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还是认真地根据下部队得来的“调查研究”材料，按往常作报告写文件的规程为将要准备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写出了《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的报告稿，送给林彪审阅。

　　9月12日下午，正式开会的前一天，林彪突然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讲所谓政治工作的四句话，即“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也即所谓的政治工作“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把其作为“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建军的方向”。

　　谭政直到此时才开始明白，林彪为什么把他送审的报告稿压起来，不批、也不退回修改的道理。9月14日，林彪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先用一个星期时间分组讨论他的讲话。会议安排9月20日由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

　　9月20日，果然，谭政的报告一出台，便成了林彪的“四个第一”攻击的靶子。谭政一生写了许多报告，然而这个报告则成了这位大将军灾难的开始。

　　继军委扩大会议，1960年10月25日至1961年1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了长达三个月时间的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对谭政的问题“揭发批判”，从谭政下部队时的谈话和讲话里，去寻找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抵制林彪副主席指示的“罪行”。会议最后通过了《整风工作报告》，把谭政说成是“反党集团”。

　　谭政由此被撤销总政治部主任一职，降职为副主任。此后，又逐步撤销了他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在“文革”期间，谭政更是遭到了非人的折磨，经受了九年的牢狱之灾。1975年，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谭政才重新出来工作。    

　　谭政：1906年生于湖南湘乡。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历任团党委秘书、红4军军委秘书长、红4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等职，1934年起，任红1师政委等职，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肖劲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1903.01—1989.03.29），汉族，湖南省长沙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生平事迹

　　1920年加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1920年08月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红军军事学校学习。任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回国，参加江西安源路矿工会工作。

　　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6师党代表。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1930年秋回国，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兼闽西彭杨军事学校校长。

　　1931年冬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同年12月任红5军团政委。

　　1933年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司令员兼红11军政委，闽赣省委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政委兼红7军团军团长、政委。

　　1934年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判处5年监禁的错误处理。后解除监禁，到红军大学任教员、政治科科长。参加了长征。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

　　1935年07月任红3军团参谋长。到达陕北后，

　　1935年11月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

　　1936年兼红29军军长。

　　1937年春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

　　任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长，

　　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政委，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政委。

　　1940年09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

　　1941年0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42年0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

　　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1945年10月－1947年12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兼第1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第1参谋长(－1946年11月)。

　　1946年12月－1948年04月任中共辽东(南满)分局副书记。

　　1946年10月－1948年05月任辽东(南满)军区司令员。

　　1948年01月－1949年06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1948年05月兼东北野战军前方第1指挥所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

　　1948年06月－1949年0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及以后

　　1949年03月－1950年01月任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兵团党委书记。

　　1949年05月－195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1949年8月兼湖南军区司令员。

　　1949年12月－1953年0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01月－1980年01月任海军司令员、临时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第1书记、第2书记，兼第1海军学校校长。

　　1954年11月－1975年01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6年11月－1982年0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65年1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相继当选为第3届、4届、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07月增选为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09月－1985年09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第1－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第7届中央候补委员，第8－11届中央委员，12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55年0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和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88年0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03月29日在北京逝世。

谁来当海军第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命肖劲光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刚刚响过，组建全国性海军迫在眉睫。中南海红墙内，毛泽东的脑海里闪过一个个战将的身影——
    谁来当海军第一任司令员？
    1949年，金秋10月，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焕发了生机的古都北京处处充溢着喜气，一片繁忙景象。
    然而，最忙的还是中南海红墙里边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国初始，百废待兴，万机待理；江南战报频传，拔城夺隘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通宵达旦的繁忙中，毛泽东脑海里还在酝酿着一个重大决策：组建军委海军机关。
    半年前，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百万大军即将渡江南下，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内战炮火中觉醒了的国民党海军部队接连起义。3月4日，“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率部抵达葫芦岛港。24日，进军北平途中的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联名签发了给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官兵的嘉勉电，与此同时果断决定：立即组建海军！并以军委的名义下令，把组建海军的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4月23日，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受命在江苏泰州白马庙组建了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半年来，华东军区海军在改编起义部队、协同兄弟部队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管理从北到南的军港、码头，展开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守卫漫长的海岸线，单靠华东海军是远远不够的。全国性海军必须迅速组建。这副重担交给谁呢？谁来当新中国海军的第一任司令员？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沉思。
    20多年的战争，大大小小的战斗不可计数，数以百万计的解放军可谓战将如云。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选一个海军司令员是不成问题的。毛泽东反复思考的是：谁最适合？循着这一思路，长期以来血火与共的将领们的身影一个又一个从毛泽东脑海里闪过，最后定格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肖劲光。
    肖劲光时任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第12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这时，他正在衡宝(衡阳、宝庆)战役前线指挥战斗。在歼灭白崇禧集团4个主力师的胜利喜悦中，肖劲光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主席召见，有要事相商。”
    时隔一天，肖劲光就出现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的会客室里。
    见到肖劲光，毛泽东非常高兴。他紧握着肖的手说：“你来得好快呀！你们教训了‘小诸葛’(指白崇禧———编者注)，仗打得不错。”接着他询问了衡宝战役后期的情况，然后说：“解放全国的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怎么样？”
    赴京的火车上，肖劲光对毛泽东召见的“要事”作了种种揣测：调回军委机关？交给新的作战任务？就是没有想到要自己去组建海军。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听了毛泽东的话，肖劲光便坦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哪能当海军司令？这么多年，我就坐过五六次海船，还晕得不行。海军司令还是让别人做吧！”

毛泽东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就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天天出海。”沉吟了一下，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没有海军不行。要搞海军么，总得有个人去领头。20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要你当海军司令，军委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我们搞海军的基础很差，现在除了起义人员带来的舰船、装备，一无所有。你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有经验，也了解我们部队的传统。还有，我们搞海军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你留过苏，懂俄语，了解苏联部队情况。这些都是有利条件。肖劲光默默地听着，知道任命海军司令员的事中央已经过研究，不好再说什么，只是不住地点头。最后，毛泽东嘱咐肖劲光回到长沙后，继续抓好12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调海军的事等军委的正式命令。
    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临行前，他又一次召见了肖劲光，向肖劲光了解苏联有关方面的情况，征询他对海军建设的意见。肖劲光这次有了准备，便比较系统地谈了自己对创建海军的一些想法。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连连说：“好，好，要考虑得更细一些，一步步落实。”此后，中央军委便向第四野战军发出了拟调肖劲光到海军工作的电报：“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拟调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为海军副政委兼主任，并允许由原兵团直属队抽调部分机构与干部，以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但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的正式命令没有发出。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等访苏回来最后定。
    1950年1月，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毛泽东仍然思考着海军的筹建工作。通过与苏联军界的接触、了解，他更坚定了由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的决心。13日他从莫斯科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副主席发来电报：“可即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据此，195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命令：“(一)为了统一管理现有各地海军人员及舰艇及建立人民海军，特任命肖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二)现在大连创办之海军学校及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今后即直接向肖劲光司令员报告工作。”
    接到命令，肖劲光立即交待在湖南的工作，到京赴任。从此，肖劲光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他在海军司令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30年。这30年中，人民海军白手起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反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海洋合法权益的斗争中，屡建功勋。
    1957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同时，中国还派出了有肖劲光参加的军事友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肖劲光会同刘亚楼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本正经地问，肖劲光还晕船吗？刘亚楼还晕飞机吗？肖劲光说：“现在好多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飞机，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任务重于生命”---肖劲光大将轶事

肖劲光，1903年1月4日诞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下的照洲港。 
    “照洲港”，原名“赵洲港”。1970年，在海军司令员任上的肖劲光回到故里，发现门牌上写着“红旗港”，便对陪同的乡亲说：“我们这里原来叫‘赵洲港’，远近都知道。要改可否将‘赵’改为‘照’，叫‘照洲港’。毛主席的光辉照九洲嘛！”大家齐声叫好，说这样既保留了原名，又有新意。 
    此后，“照洲港”的门牌就钉在了乡亲们的门楣上。 
    肖劲光有一个俄文名字：查戈洛斯基。1921年至1924年、1927年至1930年，他曾两次赴苏学习。查戈洛斯基的名字，就是第一次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期间起的。 
    晚年，肖劲光曾与人戏言：当了一辈子兵，提了两级军衔：从中将到大将。 
    肖劲光第一次入伍当兵是1925年秋天。经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介绍，他担任了李富春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的第六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授中将军衔。肖劲光时年22岁。 
    此后，又过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次实行军衔制，肖劲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肖劲光与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青年共产党员刘隽，奉党的指示一起撤离国民革命军，从宜昌去汉口。在同行的江轮上，刘隽对肖劲光讲，打算回湖南老家搞农民运动。肖劲光劝阻说：“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个党员更要听从党的指挥。一个人本事再大，离开党也将一事无成。” 
    此后，刘隽脱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解放战争后期，在长沙率部起义。1985年，刘以80岁高龄重新入党。面对鲜艳的党旗，他回顾一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可以用肖劲光5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作结论：离开了党一事无成。我走南闯北，奔波了一生一事无成，就是因为离开了党。这就是我为什么80岁了，还要重新入党的原因。” 
    1937年秋，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驻扎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城。 
    延安地区地贫民穷，土匪蜂起，国民党顽固派为非作歹，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在部队主力开走后，首次举行的留守部队军政干部会上，毛泽东拍着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肩膀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 
    毛泽东意味深长的玩笑话，使肖劲光受到很大震动。当晚，他回到宿舍思考再三，亲手书写了“任务重于生命”6个大字，第二天挂在了留守部队全体官兵动员大会会场上。此后，肖劲光率部留守延安8年。他一直以“任务重于生命”6个字，作为留守部队的训则，警示自己，教育官兵。 
    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期间，中央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在工作接触中，肖劲光对高岗印象不好。他觉得高岗政治水平不高，计较个人得失，思想意识也不好。这些想法反映在工作上，影响了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关系。1942年前后，双方关系已明显不够协调。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肖劲光。毛泽东说：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毛泽东的话，使肖劲光受到很大震动。他认真向毛泽东作了检讨，又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军内外团结，留守兵团把1943 年2月定为“拥政爱民月”。在这期间，肖劲光组织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把这年2月定为“拥军运动月”，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拥军活动。军地双方“拥政”“拥军”活动的开展，密切了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热情赞扬，他说，这种活动以后应年年搞。 
    此后“双拥”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1948年，肖劲光的长子肖永定去苏联学习前，肖劲光给他写了长长的赠言：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定要有事业心、进取心，时刻要具有群众观点，掌握群众路线。凡事都有困难，事业是不断地克服困难完成的，遇到困难就要勇敢地去克服它；碰了钉子，就要向钉子学习，并研究如何拔除它，千万不要急躁，急躁没有用处，不能出办法，只能使你垂头丧气；为人要正派，要有原则性，对党要忠诚老实，对同志要诚恳热情，要讲团结友爱。对敌人要狠；诚恳热情、团结友爱是从高度的原则性产生，没有原则性的阿谀奉承、迎合取巧是最不忠诚老实，最可耻。凡是事实、凡是真理，就应当承认，坚定不移，哪怕用千钧力量来摧毁你，你也应当矗立不动，表现你的崇高气节；如果事实证明你错了，就应当首先自我批评，立即纠正错误，这也是一种高尚品质，是最聪明、最进步的表现。1961年，次子肖策能去哈军工上学时，肖劲光又将此赠言抄给他一份，要求他牢记，向哥哥学习。 
    1949年9月，长沙解放后，肖劲光回到久别的故乡“赵洲港”。刚到村头，他就提前下了车，与迎上来的乡亲一边走一边聊。猛抬头，发现街旁大树下土地庙的大门上还保留着一副对联：“土生万物，地降千祥”，肖劲光沉吟了一下，风趣地说：“这副老对联，小时候我们都看不懂，现在重读时才理解了，土地菩萨只说出半句话。现在人民得到了解放，过好日子要靠共产党，靠自己劳动。这副对联应该改为：土生万物靠劳动，地降千祥在人为。”大家听了都笑着点头，一致称赞改得好！ 
    1950年3月，新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风尘仆仆到了山东威海。为了过海到刘公岛进行设防考察，随行人员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小船。航渡中，渔民得知站在自己船上的是新中国的海军司令员，以不可思议的口气说：“你是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 
    晚年回忆起这件往事，肖劲光感触很深：“这话对我刺激很大。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海军司令当时就是两手空空啊！” 
    肖劲光是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但海军司令员不是他在海军的第一任职。肖劲光在海军的第一任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任命时间是1949年11月22日，比海军司令员的任命尚早54天。这很符合肖劲光的想法：治军必先治校。 
    1989年元旦过后，深受大面积心肌梗塞、肿瘤转移等多种疾病折磨的肖劲光，病情已异常危重。当听到海军将举行人民海军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时，十分高兴，并费力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帮我准备个稿子，我有话说。按照他的要求，秘书帮助他准备了《致纪念人民海军诞生40周年大会的贺词》他亲自过目，一句句修改，直到满意了，才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稿子上签名的时间是“1989年3月25日”。遗憾的是肖劲光大将没有能够在4 月1日召开的“海军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他的《贺词》。3月29日，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纪念大会上，当海军首长怀着沉痛的心情宣读肖劲光的《贺词》时，大家被《贺词》的真情震撼了。肖劲光大将生命最后一刻的心声，是对人民海军事业的期望、祝愿和嘱托！ 

李德博古上演审判肖劲光的荒唐闹剧

解红军长征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红军中有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李德，他是红军最高指挥“三人团”的军事决策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时的失利他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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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而李德和博古却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他们放弃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法，而采取了与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死打硬拼的阵地战，结果造成了连连丢城失地，红军大量伤亡。为了推卸战斗失利的责任，李德、博古便合演了一出“审判肖劲光”的荒唐闹剧。

    当时，红军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丢失了黎川城。克复黎川的硝石、资溪桥、浒湾战斗也接连失败，同时造成了红军的大量伤亡和减员，这就意味着克复黎川的梦想已经彻底的破灭了。特别是浒湾战斗失败后，面对士气低落的红军战士，博古也垂头丧气，毫无办法。他在上海期间，红军的前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胜利而告终的，红军实力大增，苏区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他踌躇满志地来到了苏区并取得最高权利后，红军却来了个三连败，他不仅感到脸上无光，同时对中央苏区命运的重重担忧也使他寝食不安。而备受他崇仰和信任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却吃得饱睡德香，他说战斗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红军的素质太差！”他甚至拍着桌子大喊大叫地说：“彭德怀指挥不力，犯了硝石、资溪桥的老毛病，肖劲光更让我失望！”

    当时，肖劲光在守卫黎川的战斗中，由于部队被全部抽调走，他只率领70余人的教导队守卫黎川，面对三个师敌人的包围，他不顾中央“死守黎川”的命令。率队伍突出包围，撤出了黎川。结果，他被李德、博古戴上了“弃城逃跑”的罪名。在硝石、资溪桥战斗失败后，李德又想起了退守溪口的肖劲光，让他“戴罪立功”，组建红七军团，参加攻打浒湾的战斗。对李德的这个决定，博古似乎不大放心，他深知，肖劲光对已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非常拥护，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战术也十分推崇。在黎川之战开始前，他就对中央“死守黎川”的命令持怀疑态度，与毛泽东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多次建议放弃黎川，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要不是中央强令死守，肖劲光恐怕早就弃城而逃了。这样的人怎能让他再掌握兵权呢？博古把他的担心告诉了李德，这个洋顾问却胸有成竹，自恃深谙中国“恩威并用”的真谛。他自信他重新起用肖劲光后，肖一定会“感恩戴德”，为他拼命冲锋陷阵。

    1933年10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宣告成立了，肖劲光担任政委兼21师师长。虽说第七军团成立了，可实际上当时就在江西的、能参加战斗的也就是21师了。

    21师奉命钳制援敌第四师。可还没完成任务，李德又命令21师去参加进攻浒湾的战斗，结果造成了21师腹背受敌。但李德却仍然命令他们强攻浒湾，等占领浒湾后再消灭背后之敌。肖劲光不仅仰天长叹，攻占浒湾，无异于飞蛾扑火，再想消灭背后之敌简直是痴人说梦。而此时，红军总指挥彭德怀由于连日奔波，再加上看到红军战士大量伤亡，急火攻心，病倒了。但军令如山，他不得不带病坚持指挥红军全线进攻。彭德怀和肖劲光一样，明知回天无力，却不得不执行李德的错误命令，眼睁睁看着大批红军战士倒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

    浒湾失利，李德、博古决定找个替罪羊，但他们畏惧彭德怀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敢轻易碰他，况且彭德怀已主动承担了战斗失利的全部责任。最后，他们决定通过军事法庭审判肖劲光，因为他们认为，肖劲光不仅是个逃跑主义者，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审判了他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很快，肖劲光就被关押起来了。

    在审判前，李德、博古做了充分的组织和舆论准备。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发动“揭发以肖劲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动摇的性质”。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斗争》、《铁拳》等各类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刊载批判肖劲光的文章，甚至连戏剧、漫画的形式也用上了。许多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纷纷发表文章口诛笔伐，似乎他是“所有战斗失利的根源”，是“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

    肖劲光也从最初的不解、不满、委屈变得心如死灰。自己浴血奋战这么多年，对党无比的忠诚，却落得如此下场。为什么不允许自己辩护和讲清楚事实呢？为什么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和领导，此时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呢？有的甚至落井下石呢？

 在组织和舆论准备做足之后，1934年1月14日，红军最高军事法庭粉墨登场，开始了对肖劲光的审判。

    李德、博古也早早地来到公审现场。当李德看到现场有近千人时有些吃惊。他担心肖劲光会抖出事情真相，反而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战斗失利的真正原因。博古则胸有成竹地告诉李德不用担心，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博古对这样的场景是非常熟悉的。去年批判罗明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只要把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狂热煽动起来，被审判、被批判者往往是没有说话机会的。

    在公审大会开始前，会场就先有人带头高呼口号，“彻底肃清罗明路线的流毒！”“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肖劲光……”紧接着，全场一千余人开始齐声高呼口号，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使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和恐怖起来。在口号声中，面容憔悴的肖劲光被两个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上了被告席。会场安静下来后，书记员开始宣读对肖劲光的控告书。肖劲光努力集中精力听着。在此之前，他知道自己将被审判，但不知道自己将会被以什么罪名指控。控告书读完了，他明白了，他的“罪行”主要是“丢弃黎串城”和“在浒湾战斗中把200余受伤的红军丢给了敌人”。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他看到博古挺直了腰板坐着。当他和李德的目光相遇时，李德愣了一下，转过了自己的脸。肖劲光此时已经明白了，审判自己不是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反罗明路线”在军队的延续，是有人想借此在军队里搞“小动作”，抓一批人，处理一批人。滕代远、罗荣桓等不是被搞掉了吗？战斗失利不就是因为那些人在瞎指挥吗？特别是那个高鼻子深眼窝、打着共产国际顾问招牌的德国人！牺牲我肖劲光已经不算什么了，可悲的是中国革命怕是要葬送到他手里了。    

    这时，审判长厉声喝问：“肖劲光，你认罪不认罪？”

    此时的肖劲光开始平静下来了，不管结果如何，自己终于有机会说话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他从容地说：“我不知何罪之有。按照控告的指责，我的所谓罪行是失守黎川和浒湾之战丢伤兵。但从黎川失守到浒湾一战，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既然是我把赤色黎川送给了国民党，那为什么当时不追究我叛党投敌的责任，反而还让我去组建红七军团，并让我担任政委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当时说是浒湾失利，现在怎么又扯到了黎川失守了呢？”

    审判长被问的哑口无言，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控告书又临时扯上了黎川失守。

 公审现场出现了冷场，所有的人都看着审判长。

    李德听完博古的翻译也暗自后悔，把黎川失守的责任推给肖劲光是他临时决定的，因为他觉得仅以浒湾失利就判肖劲光有罪似乎有点勉强，因为浒湾之战的指挥员是彭德怀，肖劲光的21师只是配合作战。更何况，彭德怀已经主动承担了责任，也说浒湾一战失利不怪肖劲光。于是，他才决定给肖劲光再加上黎川失守的罪名。可没想到，弄巧成拙，出现了如此尴尬的被动局面。

    好在审判长还算机灵，他愣了一会儿之后，继续喝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劲光辩解说：“黎川之战，我的部队全都被调走了，只留下了70多人的教导队。面对三个师的敌人，我怎么能守的住？在快被敌人全部包围的时候，我才带部队撤出了黎川城，避免了全军覆没，这有什么错呢？”

    人群开始出现轻微的骚动。

    审判长赶忙又大声问道：“军队不足，为什么不发动群众？”

    肖劲光说：“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只留下了一个供销社，叫我怎么发动群众？再说，即使我把群众发动起来又有什么用？难道让他们赤手空拳去对付手握枪炮的敌人吗？”审判长再次哑口无言。

    肖劲光继续说：“浒湾一战，我们伤亡了三百多人，我派周子昆的一个营护送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在途中遭到敌人的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其他大部分都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这怎么能说我在浒湾战斗丢失伤员呢？”

    肖劲光的话有理有据，许多喊口号的人都沉默不语了。

    审判长一看再审下去自己更会理屈词穷，于是急忙拿出早已写好的判决书宣判：“对肖劲光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处五年徒刑，不准上诉。”之后，审判草草收场。

    “判五年刑，真是太便宜他了！”在回来的路上，觉得颜面失尽的李德悻悻的说。

    而此时，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还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一直忙于政府时务，对于肖劲光被审判的事情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只到审判大会的召开，他才听说。他忧心忡忡地大口大口抽着纸烟，他为肖劲光担心，更为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心。这时，彭德怀来了，他脸色铁青、愤怒异常地告诉毛泽东，肖劲光被判处了五年徒刑，还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并且不准上诉。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肖劲光有什么审判头？还不是因为我？我这个猴子虽然被调离了山，可是有人还是不放心，总要杀个鸡给我看看嘛！”

    之后，他让夫人贺子珍带上午饭以他的名义去看望肖劲光，并转告肖劲光，他没有错。贺子珍走后，毛泽东、彭德怀一起找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然后，他们一起去找博古评理，坚持给肖劲光平反。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指挥都出面为肖劲光辩解，再加上肖劲光揭露真相后，红军中许多将领也纷纷为肖鸣不平，博古不得不撤销了原来的判决，而对肖劲光怀恨在心的李德也只好放弃了杀害肖劲光的念头。

    肖劲光最终未被杀害，也未被判刑，但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由于李德坚持认为肖劲光不能再带兵打仗，最后，他和许多“犯了错误”的红军将领一样被安排到了红军大学当教员，来教育这些未来的红军指挥员。这样的结局也算为这出荒唐的闹剧画上了一个滑稽的句号。

一生真伪天下知：“肖劲光上贼船”事件始末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海军是众所周知的军队中的“重灾区”。为了控制海军，攫取海军的领导权，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各怀鬼胎，明里暗里把手伸进海军，在海军机关、部队导演了一幕幕排除异己，培植死党的丑剧。当时在军内外影响很大的所谓“肖劲光上贼船”事件，就是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瞒天过海，蓄意捏造、导演的一个阴谋事件，一桩“莫须有”罪名的冤案。　　
    “九大”在动乱中开幕；叶群、李作鹏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各“露峥嵘”；肖劲光洞精察微，坚决不投他们的票.
    1969年，新中国在“文革”内乱中已过了三个年头。同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是海军19名“九大”代表之一。按照林彪的心腹、替代肖劲光担任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李作鹏定的调子，肖劲光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在肖劲光的“九大代表登记表”“协商单位意见”一栏中清楚地注明：“肖劲光同志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不具备‘九大’代表条件，有些错误过了线。但其错误性质基本上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同意他为海军出席‘九大’代表。”肖劲光，这位亲自领导创建了人民海军的共和国大将，坐在会场上，面对着叶群、李作鹏等人会上会下的颐指气使、鬼鬼祟祟的活动，感到心里说不出的压抑。
    对“文化大革命”，肖劲光感触是很深的。风雨未至，他首先就遭到沉雷一击。1965年12月，林彪在捏造事实，陷害打击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同时，就在于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袭击，宣布“肖劲光是罗瑞卿分子”。事实上，林彪在几年前早就对肖劲光不“突出政治”，及其“四个第一不是摆在第一”、“现成的药方子不用另开药方子”等言论，大为不满，企图把他从海军司令员位置上搞掉。“文革”开始以后，林彪加快了这一步伐。1966年秋，他以看大字报为名，先后两次到海军大院支持李作鹏，公开宣布海军党委要以李作鹏等人为核心。继而，将李作鹏由副司令改提为海军第一政委，接替肖劲光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并且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对林彪的意图心领神会，与另外几个常委勾结在一起，不遗余力地排挤、打击肖劲光，打击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开国战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等多名高级干部，先后被迫害致死，数以千计的官兵被开除党籍、转业、劳改。部队装备严重失修，教育训练无法正常进行……由于毛泽东主席讲了话，肖劲光虽然仍保留着海军司令员职务，实际上已经“靠边站”，无法参与领导工作。几年来，肖劲光心里十分苦闷。尽管他怀着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敬和信任，努力往好的方向考虑，仍然对“文革”不理解，对军内外“文革”新贵们的做法不敢苟同。他为国家和海军的未来担忧。
    靠着毛泽东无以复加的政治影响和威望，许多矛盾被掩盖下来，“九大”进展是顺利的。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于4月24日宣告闭幕。会上通过的报告和新党章，肯定了“文革”的错误，使“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合法化，并从无先例地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总纲。在这次大会上，肖劲光与部分开国元戎虽然也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仍作为“右的代表”)，但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也乘机混进中央领导机构，给党和国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4月28日，举行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已逐步形成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以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都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字赫然印在选票上。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演，使肖劲光真切感受到，他们漂亮的口号下面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也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但肖劲光清楚，选举的组织权已掌握在他们手中，不管自己投不投这些人的票，他们也会照样当选。(选举中央委员时，叶群、李作鹏等人事前就曾对军队代表做了部署)经慎重考虑，肖劲光还是凭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严肃、坚决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在选票上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七个人的名字前边打了“×”，真诚地反映了自己的意愿。
    不出所料，叶群、李作鹏、江青等七人依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许肖劲光投票时被旁边的人发现了(座位是否有意安排，未经查实)，一个消息很快在部分人中悄悄传开：“肖劲光没有投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票!”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林彪集团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耳中。他们把这笔账牢牢地记在心里。

林彪折戟沉沙，全国政治形势出现转机。肖劲光抓住时机率先解放了60名干部，张春桥怀恨在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最亲密的战友”、法定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震动了全国，也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反思。在大病一场之后，毛泽东接连采取了几个重大行动：其一，10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撤销在“文革”中成立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其二，公开为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平反。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革”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翌年1月6日，一次外事活动后，毛泽东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其三，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破例亲自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会前，在对陈毅一生作出肯定评价的同时，向在场的陈毅的遗孀张茜等人提到，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几个行动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据此，许多人在思考：“文化大革命”是否该结束了?这是不是解放老干部的信号?
    “九·一三”以后，作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李作鹏被停职审查，肖劲光重新担任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主持海军全面工作。一直为海军建设担忧又深受“文革”之害的肖劲光，非常关注海军的干部问题。毛泽东的几个行动，政治形势的发展，使他敏锐地意识到，海军干部问题面临着一个转机。基于这种考虑，他及时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
    会议是2月4日召开的。海军驻京单位军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分清思想上的是非。会上，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对海军建设的破坏时，很自然地联系到海军的干部问题。
    “文革”以来，李作鹏在海军搞了以是否支持他划线的“层层站队”，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干部、战士。有的受了处分，有的作了复员转业处理，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大批被送到湖南、江西等地的“干校”。这些干校，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则是劳动改造。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无休止的检讨、请罪、接受批判。生活条件更是无从谈起。原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病得很厉害，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日益加重。原海军副政委杜义德，母亲去世，连300元钱的丧葬费都拿不出。讲到这些，大家无不黯然神伤。会议进行中，肖劲光把大家在会上反映出的干部问题集中起来，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作了专题汇报。叶剑英说，老干部大都经过几十年斗争的锻炼、考验，是党的宝贵财富，还是要用。并告诉肖劲光解放干部的工作，毛主席在亲自抓。
    了解了中央、军委的精神，肖劲光对解决海军干部问题充满信心。在这期间，总政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结束了。会议的主要精神即是批判林彪的干部路线，解放“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这样，肖劲光更有底了。于是，他连夜主持召开常委会，作出三项决定：第一，马上由海军政治部组织召开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迅速传达贯彻全军干部工作会议精神；第二，起草海军党委《关于专案审查和结论复查工作的指示》，成立海军专案审查、结论复查办公室，尽快展开工作。第三，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君彦牵头，对海直机关师以上干部逐个进行查对。凡属“文革”中受打击迫害，又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一列出名单。
    由于党委重视，第一书记亲自抓，海军解放干部工作进展迅速。3月初，海军政治部经过认真查对，提出了60名师以上领导干部的名单。肖劲光当面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后，常委研究决定，全部解放，分配工作。决定一作出，立即落实，三天之内，其中多数人开始出席会议，参与工作。动作之快，是这些长期被隔离的干部所没有想到的，接到通知，许多人激动万分，热泪长流。
    “海军机关60名领导干部解除隔离，分配工作了!”消息传开，海军机关、部队备受鼓舞，兄弟部队各大单位也深受震动。不少老战友把电话打到肖劲光的办公室：“肖司令，你们搞得快，走到前头了!”“肖公，干得好!向你们学习呀!”但这一行动却引起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的极大不满。张春桥心里原本记着肖劲光的账，得到这一消息不由怒火中烧。他当即打电话，严厉指责肖劲光：这样重大的问题，你们不报告就私自决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肖劲光实事求是地作了解释，说明海军的决定是根据军委和总政的指示精神作出的，具体意见和做法报告了军委领导，总的情况书面报告了毛主席，并专门指示干部部门向总政机关作工作汇报，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

肖劲光不卑不亢的解释使张春桥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心中更为气恼。他气急败坏地找到叶剑英，大发脾气，宣称：我管不了海军，肖劲光不买账!后来，张春桥又将这事告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叶剑英、周恩来都清楚问题的根子所在，但不能说破，只好从大局出发，出面作肖劲光的工作，强调军委既然决定张春桥分管海军，还是应该尊重他，应注意工作方法，等等。
    对这件事，肖劲光晚年的回忆录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至于说我没有向张春桥个人作专门的报告，这倒是事实，但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具体原因我记不清了。在当时尽管我从思想上对张春桥这类在‘文革’中靠投机钻营、摇唇鼓舌上来的人格格不入，话不投机半句多，但在领导关系上，我还是很注意组织原则的，该请示报告的就请示报告。”“张春桥对我积极解放干部问题的责难，并不仅仅是由于我对他的不尊重，不向他报告，这应当与当时全国的形势联系起来看。”一句话，他怕失去对海军的控制权，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从此，张春桥对肖劲光在海军的领导更不能容忍了!
    一次党委扩大会开了“两年四季八个月”。“四人帮”一起出动，从幕后到幕前，赤膊上阵，立逼肖劲光承认：“上了林彪的贼船”
    所谓“上贼船”，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批陈(伯达)、批林(彪)整风运动中的一个特定用语。1971年初，一位追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实为林彪，当时林尚未被揭露)，参与非组织活动犯了严重错误的高级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毛泽东主席在其检查报告的批示中有一句为“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意思是说，该人与陈伯达等人搅在一起，陷得很深，和他们划清界限、改正错误不容易。此后，特别是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的一段时间里，“上贼船”成了“林彪死党”、“林彪集团追随者”的代名词。权欲熏心的“四人帮”更把“上贼船”当作排斥异己的大棒，到处乱舞，肆意整人。在报复、打击肖劲光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也挥起了这根大棒。
    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海军于1972年7月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以下称“四·五”会议)。参加人员，除海军党委成员外，另有师以上领导干部200多人。会议由肖劲光主持。最初的计划，会议开一个半月左右，分三步走：第一，解决1962年以来海军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第二，海军党委成员整风；第三，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同志整风。会议开始一段进展得比较顺利。肖劲光首先代表海军党委作了系统发言。(发言稿是此前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上用过的。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央、军委许多领导同志都听过，并感到内容有深度，反映不错。)尔后受林彪、李作鹏打击迫害的同志积极发了言，跟随林彪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自觉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到9月份，按预定计划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会议被扭转了方向。
    原定海军党委扩大会军委由叶剑英领导。但张春桥自行派了联络员，并不断私下了解会议进展情况。张春桥期望通过这次会议，抓住肖劲光的问题，剥夺至少是削弱肖劲光的领导。会议的进展情况使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就与江青勾结起来，以汇报工作为名在毛泽东面前搬弄是非，说海军的会议不是批林而是算历史旧账云云。毛泽东在他们“汇报情况”时插了几句话，张春桥、江青如获至宝，立即向周恩来提出，请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
    在江青、张春桥的一再催促下，周恩来无奈于9月21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请肖劲光和海军的其他领导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列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三册，第319页。)周恩来刚读完，江青抢过来说：“还有，毛主席说‘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同上。)
    传达完毕，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的基调批评了海军的会议讲历史问题过多。他说，批判中，联系讲讲历史上的问题是必要的，不要太长，讲几页就可以了。我的印象，你们的发言讲历史问题有点多了。接着，张春桥发言。他直视着肖劲光，声色俱厉地说：“从去年77号文件以来，就明确了批林是重点、‘九大’以来是重点，而你们把重点放在过去的问题上，‘考古’，是指导思想问题。这次会议给人一个印象，搞不好海军可能出现反复。对此，我很担心。”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斗争的锋芒是对着‘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着林彪，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张春桥见江青扯着尖利的嗓子讲了一气后，其他人仍不发言，便忍不住放肆地把憋在心底的话倒出来。他当面再次指责肖劲光无组织无纪律，解放60名干部这样大的事情事先不报告。肖劲光不得不再次作解释，借机向大家说明情况。周恩来知道再拖下去也难有什么结果，只得以海军党委扩大会不能结束，要按照主席指示精神继续进行为结论，宣布会议结束。
   接下来，海军“四·五”会议便开始“纠偏”。先是肖劲光就前段会议走偏方向作检查，然后会议按照“以批林为重点”、“以‘九大’以来为重点”的要求，批判李作鹏参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及常委其他同志在这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如此进行了一个多月，会议又接近尾声，肖劲光主持起草了会议的总结报告，上报了军委和党中央。
    11月1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专题研究海军“四·五”会议的报告。海军常委列席会议。会上多数人都肯定了海军后一段会议的做法，对会议总结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总结报告基本上获得通过。军委办公会之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还陪同周恩来总理到京西宾馆看望了海军与会人员，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说，他热切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海军党委、海军各级领导班子，在批林整风的基础上把思想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核心，有计划、有步骤地加速搞好海军建设。周恩来、李先念也对“四·五”会议作了充分肯定。周恩来同时提出，会议不要开得时间太长，适时结束。
    然而，就在修改完总结报告，准备召开闭幕大会的时候，海军接到通知，11月29日下午，军委召集海军常委和按照军委首长指示赶来参加海军“四·五”会议的沿海几个军区的负责人开会。开始，大家以为是讲一讲“四·五”会议结束和下一步贯彻的问题，没有料到传达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28日开会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认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纠缠历史，走偏了方向，第二阶段，颠倒主次，没有抓住重点，仍然没有把握住方向。中央不能批准海军党委关于会议的总结报告。一句话，海军“四·五”会议第二阶段又错了!
    听完传达，肖劲光懵了。其他常委也都茫然不知所措。“四·五”会议一直是在军委直接指导下开的，尤其是第二阶段，会议的每一步都直接报告了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每期简报都分别上报了军委首长和中央有关领导。军委会上，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已对“四·五”会议作了肯定，报告也按照军委办公会议的意见作了修改，怎么突然一下全错了呢?
    对此，肖劲光不解，海军其他常委更不解，但军委领导是明了个中原委的。原来张春桥知道自己在军委办公会上势单力孤，即使说了话也难得有人赞同，所以，军委研究海军“四·五”会议的总结报告时，他冷面相对，一言未发。会后，他便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串通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横生枝节，最后否定了“四·五”会议的总结报告。
    真可谓荒唐岁月的荒唐事!12月4日，军委再次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四·五”会议下一步怎么开下去。为了海军这次党委扩大会，中央政治局已先后开了两次会，而军委办公会议，于今已经是第三次了。这次会议有点特别：军委办公会议十个成员多数没到会，相反，不仅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姚文元出席会议，连不久前刚从上海调到中央机关见习、职责不明的王洪文也大模大样地坐在会场上。后来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这是“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一手策划的。因为，至此他已全然明白，单凭自己不行，单在幕后不行，必须到前台，必须同伙几个人一起出动，否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照例，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肖劲光和海军其他几个常委列席会议。所谓政治局的结论，不仅再次否定了海军党委对会议的领导，对军委首长、军委办公会议对会议的指导意见，也全盘否定。望着眼前的一切，联想到是自己的工作殃及军委和中央首长，肖劲光心里隐隐作痛。
    会议一开始就带着火药味。从来没有接触过部队、对海军更是一无所知的姚文元抢先发难：“肖劲光一直是被林彪拉的……”一语出口，举坐皆惊，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不由站起来，冷对着姚文元：“肖劲光一直是挨林彪整的……”闻言，张春桥阴沉着脸直视着周仁杰，厉声说：“你要作检查，肖劲光上贼船是有文件的。”
    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吭声了。因为谁也不清楚张春桥手里到底有什么文件。于是，张春桥径自说下去：海军的党委扩大会开了半年，第一阶段纠缠历史，不批林，第二阶段颠倒主次，不批林，主要应由主持会议的肖劲光负责。肖劲光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他上了林彪的贼船，长期不同林彪划清界限，所以，他不执行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

     江青不时阴阳怪气地插话：肖劲光，毛主席那样关心你，和你一起吃饭，可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你要好好交待，九届一中全会上，你为什么不投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票?
    几天来，海军常委和会议工作人员分析来分析去，谁也没有弄清“颠倒主次”是什么意思。颠倒了批林与整风的关系?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摆正批林与联系海军实际的位置?张春桥在会上绕来绕去讲了半天，自己也没有讲清到底什么是“颠倒主次”。直到最后一句话，终于揭示了“颠倒主次”的真谛：肖劲光错误是严重的。党委扩大会首先要解决肖的问题。“肖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解决肖的问题是批林的组成部分，不属于整风。”至此，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极力否定“四·五”会议的目的在这里!这样，军委办公会只得重新作出决定，“四·五”会议不能结束，下一步要着重解决肖劲光“上贼船”的问题。
    这次军委办公会后，“四·五”会议上成立了一个40人的骨干小组，作为大会中的“小型会议”，专门“帮助”肖劲光认识“上贼船”的问题。“小型会议”名义上的组长是海军第一副司令苏振华，实际是张春桥直接抓。由于参加“四·五”会议的干部，包括被选出参加“小型会议”的“骨干”，几乎没有谁认为肖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所以，帮助肖劲光提高认识(实则是批斗)开始一段，“成效”不大，张春桥很不满意。于是，他指示在会上印发了肖劲光在1967、1968年写给林彪的两封信和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危言耸听地公布了所谓“北兵南调”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投票的问题。把这些真真假假的东西交给大家，白天连着晚上，大会接着小会，有分工、有重点地分析批判，逼迫肖劲光承认“上了林彪的贼船”。张春桥、江青不仅派了联络员，定期听汇报，还多次跑到会上，亲自启发、诱导，具体操纵着会议的进程。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型会议”开了30多次。肖劲光对张春桥抛出的几个问题逐一做了说明，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自己与林彪集团在所谓“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和斗争，也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及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缺乏明察，但不认为自己上了林彪的贼船。因而，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总也过不了关。
    转眼1973年春节就要到了。半年多的会议使与会人员都感到说不出的腻烦。这时，肖劲光已被排除在党委扩大会领导之外，只是由于周恩来亲自过问，才得以在领导小组中保留了一个名字。他会上接受批判，会下作检讨，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心脏病频繁发作，从精神到肉体都几乎崩溃了。但张春桥、江青仍然不肯罢手，一边频频在会上施压，一边在毛泽东面前告状，说肖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至今不认识，要从海军司令的位置上彻底调开，云云。
    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失去对张春桥、江青的信任，但他是了解肖劲光的，几十年风雨与共使他对肖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毛泽东说：“肖劲光是个老同志，他上什么贼船?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他在，海军司令不易人。”毛泽东的话，给了张春桥、江青当头一棒。他们明白，完全打倒肖劲光是不可能的。
    这时，积劳成疾的周恩来总理，心脏病已十分严重，并开始大量便血。但他在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中日理万机的同时，依然关注着海军党委扩大会的进展。一天晚上，肖劲光正面对自己的检查不知从哪里改起时，再次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他简略地讲了江青、张春桥在主席面前的活动和毛泽东的态度后，沉重地说，会议不要无限期拖下去，有些问题可以先检查，事情总会弄清楚。要保重身体，从长计议。
    接完总理的电话，肖劲光从心里感到安慰。经过反复思考，他抑制着满腔愤慨，违心地修改了自己的检查：“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上了林彪的贼船，……背离了毛主席，背离了党中央。我长期没有向主席和党中央作交待检查，辜负了毛主席对我几十年的教育培养，是有罪的。”尔后，会议按照这一口径修改了总结报告，上报了军委和中央。张春桥、江青摸清了毛泽东的态度，也只得顺水推舟，“四·五”会议报告便顺利获得“中央”批准。
    1973年2月20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出席海军“四·五”会议的全体人员。江青、张春桥自恃得势，目空一切，未等主持接见的周恩来讲完开场白，便你一句我一句地插话。他们巴不得置肖劲光于死地，但又明白打不倒，因此发言中“又打又拉”，丑态百出。
    张春桥心里明白，一次会议开了“两年四季八个月”，完全是自己作梗所致。想到这里，他心中有些发虚，便故作真诚地说：“会议前段批其他几个犯错误的同志是对的，后来批肖劲光也是必要的。有人说，好像中央也纠缠历史，把肖劲光1967、1968年给林彪的信也拿出来，这是不得已。中央一直在等待着肖劲光自己交待，总等也不讲，只好拿出来。如果采取主动，‘九·一三’以后与大家站在一起批林，这些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随后，他就大谈自己如何关心海军建设，如何关心这次会议，如何一字一句地修改会议的情况报告，等等。

张春桥话刚一落地，江青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又讲起“投票”问题：“肖劲光啊，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你在‘九大’选政治局的时候，不投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的票。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查出来了。是不是啊，总理?”
    周恩来知道江青是在将自己的军，转脸对着肖劲光，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劲光，你怎么没有投毛主席身边的人的票呢?”稍停，接着又说：“主席是不主张查票的。”江青输了理，便东拉西扯地讲起其他事，找台阶下台。
    转眼间，会议在张春桥、江青轮番“轰炸”的闹剧中过了两个多小时。叶剑英以军委领导的身份发表了自己对“四·五”会议的看法，江青认为是包庇肖劲光，几次无理打断。其他人便再很少发言。最后，周恩来作了例行的总结性讲话。他非常策略地批评、保护了肖劲光。他说，希望肖劲光同志以全党的大局为重，以海军建设的大局为重，改正错误，继续负起责来，把工作做好。同时宣布，经毛主席批准，肖劲光的检查不下发。
    接见到21日凌晨结束。肖劲光怀着满腔怒火，拖着疲惫的身子刚迈进家门，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劲光同志，你要注意身体，要想开些，心胸放宽些，眼光放远些。要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些问题历史会作结论，抽时间我们再谈谈……”周恩来一席话，理解和关怀溢于言表。肖劲光联想总理的处境和身体状况，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
    肖劲光刚接完总理的电话，江青也来了电话。她幸灾乐祸又假惺惺地说：“肖劲光啊，在延安我就是你的一个兵，我是不同意打倒你的。……今天我们用吊车把你吊下来，让你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上了贼船有什么关系?下来就是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老子上得哪门子贼船!”肖劲光狠狠地扔下电话，不由得大骂张春桥、江青。
    2月24日，中共中央全文转发了经过张春桥精心修改的“海军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肖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这一“莫须有”事件，经过张春桥、江青“两年四季八个月”别有用心地炮制、导演，终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了全党。
    逆境中，肖劲光忍辱负重，一边倾心竭力稳定部队，抓部队建设；一边关注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投入与“四人帮”进行的最后决战。
    由于毛泽东“海军司令不易人”的明确态度和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审时度势的巧妙斗争，“四人帮”彻底打倒肖劲光的阴谋虽然没能得逞，但也“名正言顺”地给肖劲光加上了“上了林彪的贼船”的罪名。接着，肖劲光由海军党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再次被剥夺了主持全面工作的权力。
    与此同时，“四人帮”的政治地位却扶摇直上。通过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江青、姚文元继续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还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由张春桥推荐、经毛泽东批准到中央机关见习的王洪文，一路飙升，成为仅居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俨然一个不容置疑的接班人。至此，张、江、姚、王，个个大权在握。“四人帮”羽翼越发丰满了。
    “文革”开始不久，张春桥、江青就深为自己手中“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不安。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越发感到了枪杆子的重要。于是，江青公开提出要“放火烧荒”，在部队打出自己的“地盘”，要掌握武装。海军，所属部队绝大多数驻守在沿海重要城市，始终是他们最想控制的部队之一。肖劲光被扣上“上贼船”的帽子后，“四人帮”认为有机可乘，便拼命往海军插手。他们今天给某一位领导写信，明天给部队送学习材料，有打有拉，丧心病狂地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江青还亲自到青岛等地的海军部队活动，借以制造新闻，扩大影响，笼络人心。对他们的卑劣伎俩，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1973年3月，由海军第一副司令提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等党委绝大多数成员都心知肚明，但考虑到他们的特殊身份和所处的位置，不得不虚与委蛇。肖劲光，作为“四人帮”排斥、打击的主要对象，动辄得咎，处境十分困难。
    逆境中，肖劲光没有消沉。在“四·五”会议闭幕式上，他违心地作了检查后曾坚定地表示：“有的同志可能担心我会撂挑子。我向大家表示，既然主席和党中央信任我，还要我在海军工作，我一定放下包袱，改正错误，轻装上阵。海军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虽然年过七十，愿将我的余年贡献给海军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几年的时间里，肖劲光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1973年夏天，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稳定部队的需要，向各大单位提出，要调研部队组织体制、作战、国防工业和军队装备、干部工作等四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正值批林整风的高潮，大量的时间是学习批判，军事训练无法系统进行。肖劲光是“上了贼船”的人，抓运动自然不妥当。于是，他主动提出亲自主持这项调研工作。
    至时，全国性的内乱已经七年。由于李作鹏等人追随林彪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造成了海军部队，特别是许多领导班子内部严重不团结，教育训练，装备建设问题成堆。所以，要进行这样的调查，困难很多。在肖劲光的建议下，海军专门成立了四个调研组，每个组有一位海军首长或大部领导负责，限期完成任务。工作开始时正值7月盛暑。年过七十高龄的肖劲光不顾天气炎热，与机关干部一起上高山，下海岛，从高级机关到舰连基层，逐级考察，分门别类地进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到1974年2月，由肖劲光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干部队伍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海军组织体制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海军主要装备七年发展规划(1974—1980)》三份文件，经海军党委讨论上报了军委。关于作战问题，也在对国内外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海军部队兵力和装备实际，拟定了应急作战预案和措施，并向军委作了汇报。
    “文革”期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势多变。邓小平经毛主席批示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大刀阔斧地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整顿。1975年，全国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技教育等各方面，曾一度出现好转的局面。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在这期间，肖劲光头脑是清醒的。同年底，他与主持海军工作同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苏振华一起参加了军委会议。会上，传达了攻击邓小平的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听完传达，肖劲光预感到一年来军队建设在邓小平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又将被否定掉，心情异常郁闷。他对苏振华说：刘冰的信(刘冰，时任教育部长，曾将一封反映当时教育战线问题的信交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写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说邓小平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这件事我们不要抢先，看看情况再说。一个月后，中央要求扩大文件传达范围。苏振华不在北京，由肖劲光主持。有人提出要他在传达后，讲一讲文件的重要意义，肖劲光淡淡地说：“我不晓得怎样讲！直到现在，我们连刘冰信的内容都不清楚。不清楚怎么讲?”在调门越来越高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肖劲光一边努力做稳定部队的工作，一边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76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元旦刚过，一个噩耗震惊全国：动乱中，呕心沥血支撑着全国局面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7月，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朱德委员长撒手西归。接着，又是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重重灾难面前，举国上下忧心如焚。而“四人帮”却在为消除夺取最高权力的障碍而暗中窃喜、弹冠相庆。9月初，毛泽东病情日重，连续发出病危通报。严峻的政治形势面前，肖劲光意识到党和国家面临着一个最高领导权落到谁手里的问题。他坐不住了。一天晚饭后，天下着零星小雨，路上人少车稀。肖劲光悄悄驱车赶到西山叶剑英的驻地。他对叶帅充满信任，一见面，就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忧虑：“在毛主席身后，江青、张春桥一伙肯定要趁机夺权。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万一真让他们掌了权，就糟糕了!”叶剑英肯定了他的担心，并说，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肖劲光建议：可否马上下命令调一部分部队，把江青、张春桥他们几个抓起来。叶剑英沉思了一下，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一天，他们虽然谈话时间不长，但肖劲光心中有底了。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噩耗传出，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但“四人帮”控制下的大小报刊上，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字里行间透出夺权的杀机。进入10月，形势更为严重。5日下午，肖劲光再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家里，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端出。他说：“事不宜迟。再不动手，让他们抢在前面，就麻烦了!”叶剑英告诉他，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说着，叶剑英便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电话，说：肖劲光对解决他们(“四人帮”)几个人的问题有些想法，请你抽时间与他谈谈。华国锋说，现正忙，请稍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再次给华国锋打电话问，华说，仍抽不出身，改时间吧!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见到肖劲光。华握着肖劲光的手歉意地说：由于那天我正忙于解决那个问题，没能与你面谈，太对不起了!肖劲光很感动，连说：问题解决了，这就好了!应该感谢你呀!　　

斗转星移，正道沧桑，重掌权柄的共和国元勋众口一词：给肖劲光彻底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1978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各条战线呈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时年，肖劲光已达75岁高龄。长期工作劳累和心情压抑，使他身体越来越差。1978年8月，因患严重的心肌梗塞住进了301医院。在生命垂危中醒过来，肖劲光回首一生，感慨万端。特别是想到自己至今仍然戴着一顶“上了林彪贼船”的帽子，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各大新闻媒体热火朝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启发了肖劲光：是弄清“四·五”会议是非的时候了!于是他抱病给叶剑英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军委清算“四人帮”插手海军“四·五”会议的罪行，推倒“四人帮”强加给自己的罪名。
     叶剑英是“四人帮”插手海军“四·五”会议的见证人，对这一“马拉松会议”的来龙去脉完全清楚。收到信，他立即批示：“请华主席、邓、李、汪副主席阅示。(建议小平同志考虑，肖劲光同志是一位很老的同志，信上所提问题应予重新考虑，作出正确结论。)”
    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一一圈阅了肖劲光的信件。邓小平在信上批示：“同意叶帅意见，请国清同志办理。”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接到肖劲光的信和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立即将中央首长批示向海军党委传达，并责成专人成立调查组，对信件反映的问题及海军“四·五”会议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海军党委常委成员都清楚，所谓“肖劲光上贼船”完全是江青、张春桥联手炮制的一个冤案。接到总政通知的当晚，他们便连夜召开会议，给党中央起草了报告。“报告”郑重说明，肖劲光同志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结论，是“四人帮”强加给肖劲光同志的。“本着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建议党中央撤销肖劲光同志‘上了贼船’的结论。待中央批示后，我们将在全海军和现在正在召开的党委全会上，予以宣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除李先念不在北京外，其他人都迅速圈阅了海军党委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报告上作了具体批示：“劲光病得很重。我的意见，对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而且要说明七二年至七三年的会议，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十大’时，总理在人大会堂检查窗帘是否露光时，当时见到劲光，总理对劲光说‘你经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迫害的。”考虑到肖劲光病重，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特意批示：“要迅速告肖。”
    与此同时，总政调查组的调查、复查工作业已结束。为了彻底消除影响，韦国清根据调查的情况，主持起草了《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在简略地介绍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后，对作为肖劲光“上贼船”证据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说明：
    (一)关于林彪找五人谈话问题。林彪为了解决其死党李作鹏和张秀川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巩固他们在海军的阵地，并为了在“九大”向党进攻做准备，于1969年1月25日找李作鹏、张秀川和×××、×××同志谈话。当时因肖劲光同志是海军党委书记之一，也临时找肖劲光去参加了谈话，而林彪谈话时始终是强调李、×、×、×这个“战斗集体”要以李作鹏为核心。林彪说什么“你们这条线是信任的，另一条线是不相信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林彪讲的这些话是对李、×、×、×的，而对肖劲光同志则另外讲了一段话。但“四人帮”却不顾事实，不作具体分析，硬把肖劲光同志打成林彪线上的人。
    (二)关于“九大”选举没有投所谓“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票”的问题。党的“九大”选举时，肖劲光同志认为江青、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姚文元、张春桥，不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所以没有选他们。这本来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但“四人帮”不顾党纪国法，查了“九大”的选票。当知道肖劲光同志没有选他们时，对肖恨之入骨，进行政治陷害，故意将其与李作鹏在“九大”时布置选谁不选谁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给肖劲光同志加上不选“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
    (三)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问题。肖劲光同志是相信了有人反对毛主席时才在华北组发言的，本来是属于上当受骗而不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布置。但“四人帮”把肖劲光同志的发言无限上纲，混淆是非，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向党进攻联系起来，是别有用心的。

(四)关于“北兵南调”问题。“北兵南调”是经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军委下发的作战方案，肖劲光同志执行了指示，是没有责任的。1973年中央10号文件中说肖劲光同志“负有严重责任”是不对的。
    (五)关于所谓顶撞“中央领导”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肖劲光同志直接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并经批准，积极主动地解放了一批干部，而张春桥为此怀恨在心，妄加指责，当时肖劲光同志进行了申辩，是坚持原则表现。把这说成是顶撞“中央领导”，是完全错误的。
    197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发19号)，批转了总政的“复查报告”。同时决定，撤销张春桥插手搞的1973年中发10号文件(文件中涉及其他人的问题，建议海军另行处理)，将中央本通知连同总政的复查报告，在(1973)中发10号文件传达范围内传达，海军传达到全体干部。至此，历经六年的时间，“肖劲光上贼船”一案，终于大白天下。
    又过了八年之后，1987年9月13日，从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位上退下来的肖劲光，在家中迎来了半个多世纪风雨与共的老战友、原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都是耄耋老人了。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他们讲历史、讲现实，讲惊心动魄的“文革”风雨，讲这段“上贼船”的前前后后。抚今思昔，感慨不已。讲到动情处，陈云当场挥毫，将一大字条幅“书赠肖劲光”。道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仕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树声

王树声大将

　　（1905-1974）王树声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我军军械装备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人、新四军老战士。原名王宏信，汉族，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身遇危难，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最后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改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他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他说：“职务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在率领太行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和百团大战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2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部深入河南敌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5师一起在中原地区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为中原解放区的创建与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为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科研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

　　大事年表

　　1905年—1930年

　　1905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

　　1923年春，考入麻城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春，受聘在本乡教私塾。不久任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  　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乘马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领导本地农民运动，并组织农民武装。

　　1927年初，任国民党麻城县党部委员，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4月，湖北麻城和河南光山一带土豪劣绅，组织红枪会土匪武装万余人进行暴乱，指挥农民武装坚决反击。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他只身去武汉找董必武、毛泽东搬兵，带领省府警备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平息了暴乱。6月中旬，指挥麻城农民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在破寨岗激战三昼夜，打垮地主武装万余人的进攻，追杀20公里，毙俘敌3000余人。后又相继指挥了癞痢寨和扬泗寨战斗，粉碎了地主武装进攻。战后群众将破寨岗改名为得胜寨。8月20日，参与组织指挥北界河战斗，粉碎了麻城流亡土豪劣绅武装杀回乡里的企图。

　　1927年9月下旬，参与组织领导麻城“九月暴动”。11月13日，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第二路军分队长。之后，参加木兰山游击斗争。

　　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4月，任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1队党代表，率队返回黄麻地区，参加开辟柴山堡根据地，实行边界武装割据。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任第1大队（第91团）党代表。

　　1929年6月至12月，率部参加粉碎敌“罗（霖）、李（克帮）”和“徐（源泉）夏（斗寅）”的三次会剿。9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任特委委员。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1军。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6月至8月，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两次出击京汉铁路、攻战杨家寨、伏击扬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三捷，歼敌2600余人。1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先后攻占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东西鲜花岭，歼敌5000余人。

　　1931年—1940年

　　1931年1月，任鄂豫皖红4军第10师第30团团长，率部参加磨角楼战斗，以“围点打援”战术获胜。2月，以“坑道爆破法”攻克敌设防坚固的豫南重镇集。3月至9月，任第33团团长，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担任主攻，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全歼敌第34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4月至5月，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后调任红11师副师长兼第33团团长。在南下蕲（春）黄（梅）广（济）的行动中，指挥所部攻克英山县城，打开南下通道，回师途中激战洗马畈，粉碎敌重兵阻截。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任阅兵总指挥，指挥了隆重的阅兵式，后任红4军第11师师长。11月，红四方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发起黄安战役，率部担任最艰巨的打援任务，先后击败敌三个师的援兵，此役共歼敌1.5万余人，活捉敌师长黄冠英，黄安县城获得解放。为纪念胜利，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1932年1月，率部参加商（城）潢（川）战役，打败敌军4个师另1个旅，解放豫南重镇商城等大片地区，此役他身负重伤。7月，调任第25军第73师师长，率部参加潢（川）光（山）战役，歼敌1.5万余人。接着，又率部参加麻城战役，歼敌一个多旅。8月，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战斗。10月，由于张国焘盲目轻敌错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率部担任后卫，在枣阳新集、土桥埔等战斗中，迭挫强敌追堵，在漫川关被围的危急关头亲率一个团和兄弟部队配合突围，打开了全军的通道。12月，指挥先遣团，翻越大巴山，挺进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2月至6月，指挥所部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6万余人的疯狂进攻。7月，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同年8月至10月，参与指挥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11月至次年8月，协助总指挥徐向前指挥反“六路围攻”作战，共歼敌8万余人，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参与指挥广（元）昭（化）战役。3月，协助徐向前指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4月至5月，参与指挥土门战役，歼敌1万余人，挺进岷江地区，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作出重要贡献。6月至7月，任岷江纵队司令员，指挥所部在茂（州）威（州）汶（州）地区抗击强敌进攻，有力地保障了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随部南下川康边地区，先后参与指挥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定）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共歼敌1.3万余人。

　　1936年3月，率部队进入甘孜道孚炉霍地区，6月，与红军第2、6军团会师，第二次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接着，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这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在病中以教导团团长的身份随部西征。11月，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兼第9军军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参与指挥血战河西走廊的多次战斗。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孤身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到达陕北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他，说：“西路军的失败你没有责任......”后介绍他去抗大第三期学习。之后，又转入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

　　1938年4月，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指挥所部开展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至1943年10月，晋冀豫军区撤销，成立太行军区，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指挥抗日作战。

　　1941年—1950年

　　1944年9月，率部进入豫西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组建了河南军区，任司令员。

　　1945年10月，奉命率部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接着奉命率部移师光山泼皮河，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兄弟部队一起，牵制国民党军精锐部队30余万兵力达8个多月之久，为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1946年6月，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率左路军先后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防线。8月初，1纵撤销，组成鄂西北军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武当山区开辟鄂西根据地。

　　1947年7月，率部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任鄂豫军区司令员，配合刘邓主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清剿”，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9年5月，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7月，兼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湖北军区部队和三野、四野各一部，彻歼灭了大别山国民党残匪，活捉敌中将总司令汪宪以下1.5万余人。

　　1950年5月，任湖北军区司令员。

　　1951年—1960年

　　1951年8月，任中央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团长，热情慰问革命老战士和父老乡亲，挨门挨户访军烈属，深切关心老区建设。

　　1954年1月，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致力于研究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2月，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议。

　　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3月，任总军械部部长。

　　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9年4月至6月，参加中国人民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蒙古、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亚七国。  　1959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叶剑英元帅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

　　1960年，组织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条令条例的制订工作，还参加徐向前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的领导工作（至1973年结束）。

　　10月，出席军委扩大会议。

　　1961年—1974年

　　1961年2月，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汇报我军《合成军战斗概则》、《连以下步兵战斗条令》、《空军飞行条令》的制订情况。

　　4月24日，发表军事著作《几点作战经验》。

　　1961年至1963年，主持筹建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建成后的该馆分设9个教研所，成为对干部进行军兵种知识和合成军知识教育的基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3月，遵照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带领军宣队进驻七机部等国防工业口，对其所属院、所、厂实行军管。

　　1971年6月，出席军事科学院第一届党代会。11月30日，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

　　1972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带领11人组成的“学习调查组”赴南京军区调查，为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提供第一手材料，向军委写出了林彪对军队建设进行破坏情况的调查报告。

　　2月，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5月20日，以国防部副部长名义邀请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

　　6月20日，陪同董必武代主席，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7月10日，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也门总统伊斯梅尔。7月18日，陪同周恩来总理宴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艾尼。

　　9月29日，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

　　10月，以国防部副部长名义邀请秘鲁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  　11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王树声大将的三次"大突围"

王树声大将一生身经百战，他足智多谋、英勇顽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留下一幕幕精彩的篇章，成为我军英雄的百战将星群体中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在王树声大将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同样有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与坎坷，其中尤以浴血突出鄂豫皖、孤身突出河西走廊、胜利突出中原这三次“大突围”令将军刻骨铭心，也更使后人从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顽强不屈的战斗作风。
　　浴血突出鄂豫皖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标志着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时王树声任红十一师师长。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王树声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打了许多硬仗、恶仗，成为红四方面军能够独挡一面的重要将领。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红军总兵力扩大到了四万五千余人，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然而，红军的节节胜利却一步步地断送在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手中，一大批能征惯战的优秀指挥员也被这位外表“斯文”的张主席以“大肃反”的屠刀“清洗”掉了。王树声因当时负伤四个多月，正在后方养伤，且因“很少过问政治”和“特别能打仗”的缘故，幸未被牵扯进去。但他对张国焘的这些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和愤慨，但迫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形势也无能为力，他依然是一心一意地率军与敌作战。
　　本来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征战，已十分疲惫，应该抓住敌人尚未展开第四次“围剿”的间隙进行休整。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张国焘却命令红军西出平汉路，进逼武汉。此时，敌人已调集了30万兵力开进鄂豫皖根据地，寻机“剿灭”红军主力。没能得到休整的红军只好仓促应战。根据张国焘“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优长根本无法发挥，使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经过几次作战后，根据地不断被敌人蚕食，作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后被迫在方面军的诞生地七里坪与敌决战。而且在此期间，张国焘还以“肃反”为名杀害了许继慎等一大批他视为“异己”的优秀指挥员，使部队元气大伤。在七里坪血战中，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与其他部队一道与敌恶战，全军以伤亡2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在战略上并没有达到歼敌一路之目的，根据地没能有效恢复，我军主力却在作战中受到一定损失，依然被敌军重重包围。经过数月苦战，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战越少，形势非常危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正当王树声率部与尾随而来的敌军血战之时，徐向前总指挥送来一封急信，告诉王树声方面军总部和主力已转移，要他指挥后续部队坚决抗击，掩护主力突出敌军的合围。
　　王树声率领红七十三师死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他适时组织部队实施反冲击，并亲自点兵组成敢死队，亲自率领突入敌阵地与敌肉搏，使进攻之敌不敢贸然出击，只好与我军暂成对峙状，保证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高层领导“黄才畈会议”的顺利召开。这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以少部兵力坚持根据地斗争，主力突围至平汉路以西，伺机打回根据地。主力突围后，因王树声没有参加会议，也不知道要走向何处、要走多远，只知道向西突围，同时还要指挥所部阻击敌人。就这样，王树声第一次带着失败后难以言表的心情，离开了他的故乡和他浴血奋战过的革命根据地。
　　孤身突出河西走廊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干扰下，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在此之前，王树声就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成为徐向前总指挥的主要助手。此时，病中的王树声还没能充分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欢乐，就抱病踏上了漫漫而又悲壮的西征之路。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殊死拼杀中，西路军遭到惨败，王树声也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幕。西路军惨败后，他经历了失败后心灵上极大的痛苦，但仍然志坚如铁，在祁连山游击数月后，又与战友分散，只好孤身穿越茫茫沙海，九死一生，突出重围，东返延安。
　　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后，西渡黄河，因不适应回民区环境，特别是不适应与马家军骑兵作战，首战古浪便遭重大损失。此时大病初愈且在长征中被张国焘剥夺了实际指挥权的王树声临危受命，兼任红九军军长，重新开始了他的一线拼杀。

　　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缺粮少弹，兵员无法补充，无法与马家军骑兵相抗衡。倪家营子一战，红军被迫与马家军精锐部队激战，连王树声作为方面军副总指挥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像士兵一样挥舞着大刀与敌人肉搏，部队处境十分险恶，而马家军还在不断增加兵力。危难之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突围东返。王树声亲率红九军在右翼，他指挥部队突袭尾追而来的马家军骑兵，一下就打乱了敌人阵脚，此战取得了较大胜利，但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竟然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部队无奈又入重围，一次次遭敌攻击后，被迫又一次决定突围。这次突围，王树声亲率红九军开路，一路上他指挥部队不断与阻击的敌人作战，并多次亲自率骑兵接应被围的部队。在一个名叫石窝的山头上，西路军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并将现有部队分成三部分，其中由王树声率领由红九军余部和一百多骑兵及其他人员共400多人组成的右支队，在祁连山右翼打游击。

　　王树声的这支部队在大山深处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只能靠吃野菜或间或向山民讨点吃的为生，还要时刻注意躲避马家军的搜剿。最后，历经千难万险的王树声终于率领仅存的8名红军战士走出了祁连山。然而又不小心走进了腾格里沙漠，沿途还不时遇到敌人的袭击。最后只剩下王树声一人沿途讨饭，九死一生，于1937年初夏回到了延安。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西路军失败的经过。他恳切地说：“部队打了败仗，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红四方面军的烈士们。”毛泽东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介绍他到抗大学习。

　　胜利突出中原

　　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然而蒋介石却要抢夺革命的胜利果实。王树声又一次担负重任，他率部分干部和部队前往中原，与在那里活动的部队一起组建新的河南军区，并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受命组建豫西纵队。其后，所部又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起组成新的中原军区，王树声任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的成立，犹如一把尖刀插进了中原大地，肩负起了保卫中原前哨的重任，使国民党部队无法控制中原，前出华东、华北和东北，成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战略全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支援了我军在其他战场的战略展开和作战。

　　国民党反动派决不甘心中原为我所占，叫嚣要聚歼中原解放军，重演第二次“皖南事变”。为保存实力，我中原解放军于1946年6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由此也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的王树声，率部从南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三次大的突围，这是一次胜利的大突围。

　　突围命令下达后，王树声率领的由第一纵队组成的南路军经鄂中向西突围，他指挥部队拼死冲过敌人重重设防的平汉铁路，在后有追兵和空中火力威胁的情况下强渡襄河。经过约一个月的突围作战，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到达鄂西北地区。王树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鄂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将所属部队改为三个支队，开展游击作战。经中央批准，1946年9月1日，王树声任新成立的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和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标志着突出敌人重兵围困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斗争时期。

　　但此时情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鄂西北虽然山多人稀、地势偏僻，但在军事上却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国民党对王树声领导的鄂西北军区又实施了重点和更加猖狂的“清剿”。王树声一面指挥部队与敌人打游击，一面还要做好部分同志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就好像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搅得蒋介石是睡卧不安”，教育大家要通过艰苦的战斗牵制敌人，配合其他战场作战。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当地的敌情、地形、群众及经济条件下部队难以立足建立根据地等实际情况，向中央和中原局建议适当时机部队跳到外线作战。后来，中原局批准了他的建议，于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召开“老观窝会议”，决定除少数部队在原地坚持游击战外，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同时决定王树声等年纪较大、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化装转移到山东、华北解放区。

　　一路上王树声扮作小老板，辗转荆门、武汉、南京、上海，到达山东解放区。其后不久，于1947年8月，王树声追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翼鲁豫野战军重返大别山。

　　王树声大将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与豪迈，他可以称作是不得已的三次“大突围”，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坚贞不移的信念与忠诚，令人钦佩和敬仰。

王树声:英勇善战建功中原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二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部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王树声任第十一师师长，成为总指挥的得力助手。不久，红四军接到了攻打黄安城的命令。

　　黄安位于大别山南麓，是鄂东北的重镇。守敌为六十九师的两个旅共4个团。师长赵冠英，在黄安精心部署兵力，大力构筑工事，摆出一个“众星捧月”的防御体系。战前徐向前总指挥分析了三条：首先，敌虽兵力多，装备好，可自9月调驻黄安以来，即不断受到我武装群众的袭扰，军心涣散，士气不佳；其次，敌虽工事森严，可从总体布局看，过于突出、孤立，犹似单枪匹马深入，难以与我持久抗衡；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敌虽控制了供应要道，可兵力有限，只要高桥、桃花两处断其援军，就等于扼住了赵冠英的脖子，置敌于死地。因此，打援就是我们这次战役成败的一大关键。

　　王树声率领的第十一师担当了打援的重任。在兄弟部队和黄安独立团配合下，他们击退了敌第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师和黄安城内敌人的增援，攻克高桥、桃花店两镇，全歼守敌一个团，首战告捷。赵冠英一听高桥、桃花店失守，顿感仿佛有一条绳索套上脖子，暴跳如雷要夺回两镇。但令部队猛冲多次，也未能成功，反而损兵折将上千。粮弹供应断线，出城反攻碰壁，军中怨声渐起。

　　12月7日，驻宋埠之敌第三十师的两个旅，经尹家河向黄安出援。王树声指挥第三十三团阻击，采取挫其锐气、磨其实力，寻机痛打的战术，给敌以重创；9日，敌人1个旅进至黄安城郊嶂山脚下的十里铺，王树声指挥第十一师以两个团分别向敌人两翼猛烈反击，又全歼敌一个团；20日，在黄安战役“围点打援”的关键时刻，驻守黄陂之敌第三十三师3个旅，驻宋埠之敌第三十师1个旅，分两路向黄安县城以钳形攻势增援，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曾一度突破我前沿阵地，逼近红十一师指挥所。

　　在这干钧一发之际，徐向前总指挥亲率三路劲旅，如天兵飞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凶敌的正中和左右两翼压来。王树声和红十一师战士，顿时精神振奋，力量倍增，他亲率师通信队、手枪队和第三十一团，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身先士卒，提出“死守桃花店，寸步不后退”的战斗口号，鼓舞干部战士浴血奋战，彻底打垮敌人的增援。红十一师打援成功，宣告厂赵冠英的末日到来。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的助攻，敲响了黄安守敌的丧钟。赵冠英扒掉军装，换上便服窜山西门企图溜走，谁知冤家路窄，在红十一师打援地区的一个小寨被群众认出活捉。

 　　1932年寒冬，转战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一大片红色区域。相互厮杀中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预感到他们共同的不妙前景，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立即停战言和”的敦促，暂停了在川西的火并，宣布枪口一致对付红军。

　　蒋介石委任在军阀争霸中得势的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120余个团共20多万人马向红军发起6路围攻。“三期总攻”过去，刘湘被愈战愈强大的红军在东、西两线打得焦头烂额，损兵折将3万余人，原定“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赤匪”的野心破灭了，原本就“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矛盾进一步加剧，面临散伙的危险。刘湘只得拨款400万大洋和400万发子弹奖励各路军阀再战。为确保“剿匪”的全胜，还请出他的最高军事顾问、军师“刘神仙”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全权指挥。

　　“刘神仙”名刘从云，本是威远县一浪子，当“八字”先生骗乡民钱财。正当他穷困潦倒之际，恰值刘湘、刘文辉两大军阀为争霸在泸州和老君台爆发激战，打得难分难解。他为刘湘胡占一卦，说道“两战必胜，全川属君”。这无非想讨个欢心骗些钱财，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老鼠”，居然测了个正着。生来迷信的刘湘，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拜刘从云为师父，言听计从，奉为“活神仙”。

　　徐向前定计将刘湘引到东线作战，并决定由王树声在西线多作点文章，把这股祸水引向东去。为实现“诱敌东歼”的战略，分管西线的王树声副总指挥，巧施妙计，将“迎击”变为“迎敌”。6月27日佯装败退，撤出敌人急欲占领的通江城；又虚晃一枪，分兵向东进击，攻占城口，造成红军将出巫峡、奉节，直捣刘湘老巢万县的声势。刘神仙果然中计，举兵东进万县，即钻进我军布下的铁阵。刘神仙使出浑身解数，驱赶数万人马，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红军进行了轮番猛攻，可遗憾的是只留下了一批批尸体。黔驴技穷的刘神仙孤注一掷，下令农历七月初五与红军决一死战。

　　战场形势对我极为有利，方面军决定总反攻开始。战略部署是：先集中兵力击破敌人第五路，尔后再挥戈向西，横扫西线敌人。东线敌军第五、六路七、八个师分布在东起万源西迄通江东南100多公里战线上。我军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在万源东南的青龙观。青龙观位于万源城西南70里的青龙山主峰，形势险峻，两侧全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刀切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只正面有一条羊肠小路可通。

　　总指挥部之所以选此处为总反攻的突破口，一是由于这里恰系敌主力第五路左、右两翼的结合部，一旦攻取，就能将敌拦腰斩断；二是由于这里易守难攻，敌人防备较松，较适宜我军采取夜袭方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夺下；三是由于刘神仙最近常出没青龙观玩神弄鬼，说不定还可来个“擒贼先擒王”。

　　突破青龙观的任务由擅长夜战的第三十一军二七四团担任，这是一支由王树声在鄂豫皖根据地亲自带出来的素以攻如猛虎、守若泰山名扬军内外的部队。王树声针对川军畏惧夜战的弱点，亲率二营向青龙观出发，穿山越涧，攀藤附葛，登悬崖，爬峭壁，过暗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青龙观。正披头散发“作法”的刘神仙，听到枪声一响，感到大事不妙，这个长期花天酒地、外胖内虚的妖人，手中宝剑掉地，从祭坛上栽了下来，便一命呜呼了。

　　夜袭青龙观，歼灭敌师部和一个营。后续部队紧接着投入战斗，乘胜追击。从8月9日到9月22日，我军在40多天反攻作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6路军阀，使敌人“空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起来的6路围攻，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接到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的指示，红四方面军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

　　嘉陵江，是四川省的四大河流之一，起源于秦岭山脉，与长江汇合于重庆，中上游出没在高山峡谷之中，水深流急，对于缺少渡河工具的我军来说，确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险。敌为阻止我军西渡，以52个团的兵力布防。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境的沿江一线，敌具体兵力的配备是：邓锡侯部17个团，防守北起广元以北陈家坝，南至江口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以10个团守备江防，以6个团分别于车家坝、三磊坝和下西坝地区作预备队，以1个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田颂尧部35个团，防守江口以南迄南部县境新政坝的沿江地段，其中33个团守备江防，以1个旅为预备队。上述邓、田两敌江防部队均筑有坚固工事，妄图凭借嘉陵江之险，阻止红军向西发展。但是，由于敌人防线绵长，致使兵力稀薄，纵深空虚。

　　根据当时敌情和地形，主要突破地段选在哪里为好?徐向前、王树声等领导反复勘察了地形，确定集中兵力在苍溪县的鸳溪口至阆中以北地段，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首先夺取沿江要点，尔后向敌人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至涪江的广大地区，为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我军选择的这一主要突破地段，江面虽较宽，约150—400米，却是敌人整个江防的薄弱部位。该地段正面宽约30公里，敌人仅部署了3个团，一线地区只有4个营；这些部队属田颂尧第二十九军，装备较差．又因屡遭我军打击，士气低落，是薄弱而好打之敌；从地形条件看，东岸一般高于西岸，便于我军隐蔽待机和组织火力掩护；水文条件有利，江水流速缓慢，水深只有3至5米；岸滩比较平坦。战后，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竟乘虚进攻，真可谓善于选择弱点。”在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下，军民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造出了可以同时运载3个团的船只，还用毛竹扎了3座浮桥。造船的同时，各部队在思想动员、敌情侦察、组织计划和渡河训练等方面，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王树声亲任渡江前线总指挥。

　　3月28日黄昏，各部队按预定计划推进至嘉陵江边。29日凌晨3点钟，渡江开始。涂有“奋勇杀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大红字的木战船如百舸争流，直冲对岸。敌人用猛烈的火力阻挡我军前进。勇士们顶着弹雨，齐心协力向前摇着、划着，先头连登陆成功。可岸畔是一片空荡荡的、难以掩护的沙滩；而且敌人又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反攻过来。在此万分紧急时刻，王树声指挥炮兵开火了，密集的火力构成了道道火网，映红了嘉陵江上空，打得反扑的敌人缩了回去，掩护突击队乘机从左、右两侧插入敌阵，拿下几个大碉堡，巩固了滩头阵地。随即，大量后续部队，通过强架的竹扎浮桥，涌过江去。拂晓，强渡完全成功。红军乘胜追击，一天推进70多里，全歼江防守敌刘汉雄一个旅。敌人经营多年，自夸天堑的嘉陵江防线此刻全线崩溃。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对剑门地势的描述。剑门关确是险要，是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的隘口，两边峭壁如利剑砍成，中间只有一条人行道南北向穿过，扼川陕要道，是一个战略要地和敌人江防重要支撑点。莫说大刀长矛的古代，就是洋枪钢炮的当今，这里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敌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在该地防守，他口出狂言：“就算他红军能渡过嘉陵江天险，也插翅难飞过我的剑门关。”敌人原定的战略部署，是以剑门关为中心，组织起面北防御的。他们断定，红军若渡嘉陵江，只能在剑门关以北，而非南。这是因为关北江面，水流和缓平稳；而关南江面，水深流急，无船难渡。尤其是前不久红军偷渡失利，他们又加强了沿江防御工事，并毁坏了沿江所有的船只。因此，只要他们把牢剑门关，再由陕南胡宗南部在关北70里外的广元一线布防，构成南北夹击之势，红军一旦钻入，必遭歼无疑。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军偏偏从剑门关南第二次渡江，并一举突破敌沿江防御工事，使邓锡侯苦心布置的以剑门关为中心的面北防御，彻底落空。

　　红三十军和三十一军先后到达剑门关地区，对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不甘灭亡的刁文俊，依托其坚固的工事，逼着士卒将所有的轻重火力，汇成一股股炮风弹雨，向我军不停地倾泻；而我军炮火有限。王树声决定集中使用迫击炮和机枪，掩护突击队对敌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4月2日11时许，攻击全面展开，敌拼命反扑，迫使红军的攻击部队一次又一次地攻上退下，退下攻上，几度拉锯。几个回合的恶战过去，敌二道阵地终于被夺取，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了，但攻击部队经过长途奔袭和一天一夜苦战渐渐显得力不从心。

　　王树声决定速调“夜摸青龙观，吓煞刘神仙”的二营预备队上阵。敌人忽见红军预备队投入战斗，先是一愕，几乎忘记了射击；可稍顷，炮火就更疯狂、更猛烈地打来。二营利用山坎，重新组织好战斗队形，趁着敌人炮火稍松，又开始猛冲，眼看敌人最末一道阵地就要陷落了，可红军的支援炮火却意外地稀疏下来，营政委鲍英连中数弹倒下，王树声在望远镜里看得真真切切，悲愤万分。一查，原来3门炮只剩下仅有的10发炮弹了。

　　王树声命令炮兵连长三炮必须打下敌人主峰上的大暗堡，片刻之后，3声炮响，敌主峰上的工事果然被摧垮。霎时，匍匐的红军勇士们，一跃而起，杀声连天地冲上山顶。失去工事的敌人，如被捅了巢穴的蚂蚁，你争我夺往关上乱窜乱跑。

　　但刁文俊早给守关人下了死命令，凡败退逃命者，一律格杀勿论，因而一阵枪响又逼得逃敌调头回跑。前路受阻，后退无门的残敌被压到了一个不足300来米的漕沟，红军居高临下，手榴弹像漫天冰雹落下，炸得敌人烂成一锅热粥。刁文俊想发给每人10块银圆作“拼命奖”，但已不起任何作用。无计可施的刁司令只好带了几个亲信一边催马向关上逃命，一边往路上大把大把撒着银圆，他们以为红军像他们一样见钱眼开。这可打错了算盘！红军战士紧追不舍，刁文俊好不容易奔到关前，可雄关早已易主，又只得慌忙转向营盘嘴。就在这时，自命不凡、害人一世的刁司令，勒马不及，摔下了万丈深渊。当天黄昏，守敌3个团全部被歼，红军一举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

　　“打破剑门关，好比得四川”。剑门关的夺取，拔掉了敌人沿江防线的最后一个要点，为方面军取得整个渡江战役的全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枪炮专家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大将自闹革命起，就对枪炮这些玩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做梦都在研究枪炮的结构。他经常仔细端详手中的驳壳枪，一个人冥思苦想：这东西太神奇了，虽然不大，但打出的子弹的速度却是飞快。受驳壳枪的启发，王树声还和红军中的一些能工巧匠自造了一些外形酷似驳壳枪，但却只能打一发子弹的"撇把子"。"撇把子"虽然性能较差，但对于大部分使用大刀、长矛的红军战士而言，已是相当厉害的"盒子炮"了。黄麻起义后，王树声带领部队越战越强，不时从敌人手中缴来各式各样的新式武器。王树声大开了一番眼界后，又开始琢磨起了武器的内部结构。他把枪支摆弄一番后，就会毫不犹豫地拆开，看里面究竟有什么"机关"。真弄不懂时，他就问一些懂行的专业人员，甚至还会请教俘虏兵。就这样，王树声不断增长着关于武器装备的知识。王树声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带领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甚至还有土坦克和"棺材炸弹"。

　　 王树声不仅喜欢弄清武器的原理，而且还非常爱惜武器。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作为指挥员的他经常检查或抽查下属的武器，看枪支是否有灰尘，有没有擦油。他还训练战士闭起眼睛擦、卸、装枪支，如果哪位做得不合规范，他就手把手地教，直到那个战士完全弄明白为止。王树声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一定要爱护枪支，一定要检查好枪支。在这方面，可丝毫不能马虎。要知道，你不爱它，它也不爱你，有时甚至便要了你的命。"

　　 日积月累，王树声成了懂武器、爱武器的"内行"。

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为了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中央军委于建国后不久便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全权负责武器装备的生产、配发、研究、试验等事宜。由于总军械部的工作人员是从各个单位和行业中选调来的，部里的上下关系错综复杂，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军械部的作用也迟迟发挥不出来。

　　 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决定调一个大将来当总军械部部长，把各种关系与矛盾统统抓起来。选谁合适呢？彭德怀开始思孝了起来，突然，他眼睛一亮："王树声！他是出了名的武器专家，找他准没错！"于是，彭德怀便"点"了王树声这个"将"。他的"点将"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1954年初的一天，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放在了时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大将的案头：他被正式任命为总军械部部长。看到这纸命令，王树声不禁愣住了：作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抓部队建设，又要对地方武装进行指导。但在王树声内心深处，他更希望能直接投入军事前线，做一名冲锋的尖兵。自己虽然懂得不少武器知识，但那主要还是为了更好地带兵打仗。从事军械这种既后勤又科技的工作，就意味着从舞枪弄炮的战场转移到造枪造炮的战线，王树声一时半会还真拿不定主意：自己改"行"后能适应全新的挑战吗？

　　 王树声感慨之余，脑海里不断闪现出了昔日缺枪少弹的情景：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时，王树声指挥的队伍就是因缺枪少弹而失利的。如果那时红军的武器再好一点，甚至配有火炮的话，"马家军"就是再增加一倍，恐怕也不是红军的对手……再也不能过那种苦日子了！我们一定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想到这，王树声像听到冲锋号一样，义无返顾地冲了上去。很快，王树声全家便从武汉搬到了北京。

三

　　 新中国的军械工业底子比较薄，因此接受了大量来自苏联的帮助。渐渐地，在如何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唯苏联是从的思想也就盛行了开来，部里相当一部分负责人认为，苏联专家水平高，其建议自然都是合理可行的；一旦与苏联专家相悖，不管有理没理，都应受到批判。王树声对这种迷信苏联专家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坚持的原则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盲从。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苏联专家要求将其设计在华北某处，军械部多数负责人也都赞同这个意见。在办公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赞同这个决见。这时，一个副部长站起来说："我认为靶场建在华北那个地方不好。"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他，有的还窃窃私语："你看，连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如他了。""且听他怎么说。"王树声没有理会那些议论，而是让那位副部长继续讲下去。

　　 副部长缓缓地说道："我说华北某处不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从射程看，不过八九公里，太近，不理想；第二，从安全上看，那个地方附近，村镇云集，工厂密布，一到上下班路上就挤满了人，安全大成问题；第三，从交通上看，那个地方水网密布，有很多交叉的排水沟，这些限制了靶场。"他的话一停，就有好几个人提出异议："靶场就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么长的射程干嘛？""苏联专家已经提了建议，现在中途变卦，一方面在面子上对人家不好看，影响中苏友谊；另一方面，重新找地方，也劳民伤财嘛。"有人甚至还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你说华北某处不好，你能找一个比它更好的吗？"

　　 "能！"那位副部长指着地图上东北某处，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地方就是理想靶场基地。它有如下几个便利：第一，射程远，可达百余公里。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八九公里的射程是满足不了需求的；第二，该址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安全上尽可放心；第三，该址的一侧紧靠着铁路，距车站甚近，交通非常方便。所以，我主张靶场应选择在这个地方。"

　　 王树声听后，微微点了点头说："刚才听了大家的说法，心里有了底。我想暂时先不能定下来，先坐飞机把两个地方都看看再说。"散会后，王树声立刻赶到彭德怀也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二话没说就要和王树声一道坐飞机考察。两人坐在飞机上，对两地做了细臻致的空中视察。王树声在将两个地方进行了反复比较后，便决定支持那位副部长的意见。彭德怀也认为场址选在东北比较合适。

　　 王树声决定，使得那些赞同苏联专家方案的人们心中略为不快，他们还是宁肯相信苏联专家的意见。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做陆上武器的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此外，靶场安全性极佳，交通又很便利，使用起来方便自如。这下，原先的盲从者心悦诚服了，他们开始佩服起王树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便慢慢走出了迷信苏联专家的误区。

四

　　 靶场修好后不久，中央军委要求军械部组织生产一种每分钟能打两百发炮弹的新式火炮。生产这种火炮的炮管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受盲从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赞成用苏联的材料，苏联专家则更是不相信我国研制生产的材料能造新式火炮。

　　 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就知道国产的材料肯定不如进口的呢？况且事实已经证明，苏联材料制成的炮管虽然威力很大，每分钟可打两百发，但其缺点也很明显，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必须更换。照此，每门炮需要三个备用管。我军大量装备新式火炮后，将需要数量惊人的材料，这无疑会给国家带画沉重的经济负担。

　　 是骡子是马，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的炮管来个"比武"，看看到底谁优谁劣。王树声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彭德怀的批准。

　　 "比武"开始了。蔚蓝的天空下，架起了两座大炮，两座大炮上两种炮管。一声令下，大炮像打擂的武士，"轰、轰、轰"地发出了雷鸣。打到一万发时，进口的炮管不行了，炮管发红，必须更换使用；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中间才红，用水冷却后，接着还能继续打。

　　 事实胜于雄辩，这场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大比武，以国产的胜利而告终。全场一片欢腾，就连不苟言笑的彭德怀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王树声在高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鼓舞的启示。他感到，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1959年，总军械部被解散撤销，王树声也离开军械部，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又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他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永远彪炳史册，在总军械部的经历，成为王树声大将在和平时期留给后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开国大将王树声阵前枪杀自己战友的历史迷雾

石窝会议之后，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辗转跋涉40余日，又经安西域、王家屯庄、白墩子，红柳园之战，终于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接应下，以不足500的人数到达新疆，并且多数都被培养成我军早期特种部队的骨干。这一线索是基本清楚的。

但是，右支队的下落却长期是个谜。原西路军副总指挥、右支队第一号领导人王树声是怎样回到陕北的?其他人的经历和遭遇又如何呢?

I980年8月下旬，我在西安找见了原西路军之红九军作战科长、右支队领导者之一李新国。他是和王树声及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的杜义德一路，又几乎是一起回到陕北的。解放后，李新国曾任东海舰队司令，被我访问时已离休住到了西安。

见到我这个远道而去的访问者，他非常高兴，先是让我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帮他回忆西路军古浪之战，然后又跟我详谈了右支队散失的经历，及一件不便让世人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在他和王树声、杜义德同志之间留下了芥蒂，影响了他们之间后来几十年的关系。跟我谈过之后，他还一再叮咛我，不要整理成文，不要与外人说。因此，我整理成文之后，一直未发表。现在，这件事已较为完满地解决了，我也终于可以把它公诸于世。

1937年3月13日，红九军剩余的300多人和骑兵师剩下的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代军长王树声等率领，沿祁连山深处向东跋涉。

当晚夜色漆黑，只有远处的雪峰，隐隐显出暗灰色的轮廓。山谷里寒风怒吼着，气温比白天又降了许多，凄凉的山野中寂无人声。部队悄悄地行进着，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脚步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走到一个岔道口，只所有人站在路口喊着：左支队走这边，右支队走那边；......就这样，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满含热泪，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王树声和骑兵师部走在一起。由于连续行军打仗，部队过于疲劳，不少战士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发觉部队前后失掉了联系，只剩下王树声代军长和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参谋长李彩云、作战科长李新国及其他几个干部和警卫员、通讯员，共24人。军首长立即命令大家赶快爬山，占领山头，查找失散的部队，了望形势和敌情。爬上山顶，天己经大亮了，前后都不见一个红军战士的踪影，只听到后方的远处响着枪声，是敌人的队伍追上来了。大家赶快翻过一个山头，沿-着另一条山沟转移，这才摆脱了尾追的敌人，但是，从此与失散的部队再也联络不上了。此后，右支队的24个人，在王树声和杜义德的带领下，在无穷无尽的祁连雪山中，翻山越岭，穿越深谷和密林，像林海雪原中一叶孤舟，在雪峰狭谷间飘游。大约是第三天，敌人又沿着马蹄的印子追上来了，5个同志断后阻击。王树声等19名同志绕了个大圈子，终于摆脱了敌人，担任掩护的同志却再也没有回来。

第五天，这支I9个人的小队，来到一片原始大森林的边沿。大家在一片高大的松树下停下来，刚准备休息，突然从森林深处跑出三四十个人，大家吃了一惊。待他们走近，才认出是妇女团的二三十个女同志及其他部队的几个男同志，都是被敌人打散后藏在森林里的。他们见到军首长，又亲切又高兴，一个个拉住马尾巴，要跟19个人一道去，上山去打游击。王树声和杜义德根据当地的军事情况，认为集中行动目标太大，加上骑兵和步兵一起行动也不方便，骑兵行动快，但目标大，不好隐蔽，步兵行动慢，但目标小，容易疏散和隐蔽。最后还是让(她)们分散行动。19个人的小分队刚走出五分钟，后面便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可能是妇女团的同志与敌人接上火了。

19人小队继续在祁连山中兜圈子。一天，走到一条岔河沟，又和敌人遭遇，大家立即调转马头，边打边退。等摆脱了敌人，查点人数，仅剩下11人，其余的8名同志在这次遭遇战中牺牲或负伤被俘了。

这支11人的小分队，怀着沉痛的心情，又继续向西走，想找到左支队。又走了七八天，来到一个漫坡上，大家停下来休息，发现有烧过的灰烬和写过钢笔字的纸条，纸条上字迹模糊，似乎有李先念的字迹。大家判断，左支队原先在此宿营过，可能又往西走了。于是11个人又立刻往西追赶。走了不远，遇见原九军军长孙玉清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他俩都负了伤，身边各自带着一两名警卫员，共五六个人。他们都骑着马，只有熊厚发骑的是一匹大灰骡子。孙玉清、熊厚发说，左、右支队分手后，他们一直随左支队往西走，后因各自负伤行动不便，就主动要求留下来，左支队继续往西走，向新疆方向转移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向西追赶左支队去。从此，这支原来只剩下11个人的右支队，又扩充为十六七人了。

大家晓行夜宿，艰难地向西走了几天，都没有避到故人。祁连山中有不少零星的草棚和石洞，大都是牧羊人夏天为躲避风雨搭制的，此时，都成了大家夜里宿营的好地方。一天，这小小的支队走进一条几里长的淘金狭谷，沟底都是细碎的沙石，靠深沟左侧的崖壁根下，泥沙淤积的断层上，有七八个挖好的洞子，深浅不同，大小不一，可能是昔日淘金者避风雨用的，大家决定就在这里休息和宿营。为了保护孙玉清、熊厚发等几位受伤的同志，预防敌人的袭击，王树声、杜义德、李彩云、李新国等靠沟口的沙石洞里休息，孙飞清、熊厚发和他们的几个警卫员，住在最里边的几个洞子里。靠沟口休息的几个同志，刚卸下马鞍子，突然沟里面传来了枪声。大家赶快备鞍上马，向沟深处赶去，孙玉清，熊厚发和他们的几个警卫员已被敌人打散了。大家立刻向敌人射击，敌人摸不清来势，从山沟的左侧翻山逃跑了，大家追了一阵，打死了敌人的一个士兵和一匹驮着面粉、红枣和军鞋等辎重的骡子，这才知道是敌人的运输队，再看地形，原来，沟深处左右两侧的山上，有一条和沟底相结的山路，大概是敌人运输队路经沟底时，发现了孙玉清、熊厚发他们，把他们冲散了。从此。右支队又剩下原来11个人了。大家在渺无人烟的森林和深山中，继续向西行进，不知走了多少天，好容易才遇到一个放牧的老乡，问他到新疆的路程，他回答说：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还有八站，一站是多少里谁也说不清。大家意识到，到新疆还有很遥远而且艰难的路程，敌人在左支队后面挡着，这11个人的右支队跟在后面走是很危险的。于是大家决定掉头向东。

就这样，王树声他们11个人又心存戒备地在祁连雪山中走了两天，中午来到甘肃民乐县境东固一带一个离山口十几里的山沟里。大家烧米汤喝了，分头找避风的地方休息，准备当夜出山口，横越河西走廊，到北山(即地图上的龙首山)；然后向东穿越沙漠，东渡黄河，绕道宁夏回陕北。

李新国躺在一块避风的石崖下，李彩云躺在他附近。不远处，王树声和杜义德在那里擦拭手枪；也许是为了出山时对付马家兵吧？李新国和李彩云没管那么多，倒下便睡着了......

“砰！砰！”震耳的枪声把李新国从睡梦中惊醒。他睁眼一看，附近的李彩云已躺在血泊之中！

不远处，王树声、杜义德手枪还提在手中。

李新国吓得面色蜡黄，刚想要问，王树声抢先对他说道：

 “我们擦抢走火了，没有你的事！”

李新国心里明白，也不便多说，便默默地起身，和几个警卫人员把李彩云掩埋了。 

可李新国却再也睡不着了，心里翻腾得厉害，李彩云的音容笑貌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

李彩云，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1908年出生在甘肃临桃县城关镇。1926年，他刚满18岁便放弃中学学业，考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西安军官学校。在这支由共产党人刘伯坚主持政治工作的军队中，他受到革命的薰陶，毕业后即投身北伐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失败后，他随余部编入以孙连仲为首的国民26路军。I931年12月I4日，他随董振堂等参加宁都起义，编入我红五军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夏天，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川北后，他又奉命随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混编。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甘肃南部时，他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独一师师长兼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路过阔别多年的临洮故乡，他只和个别亲人匆匆见了一面，顾不上多谈，便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接着便是奉命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浴血苦战河西走廊近半年之久。1937年春，西路军重建骑兵师时任命他为参谋长，然后是分散游击......没想到，眼看就要走出祁连山，摆脱绝境时，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才29岁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非要被打死不可?......

李新国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便多问，只能暗暗地把眼泪往肚里咽。其他几个人也都吓得大眼瞪小眼，默默地不敢吭气。

入夜，大家又把两个行动不便的伤员隐蔽好，剩下8个人的右支队开始向山口行动。这十天，大约是端阳节前夕/阳历可能是6月份了吧。敌人在山口的盘查已非常松懈。大家悄悄地穿过山口，又穿过一小片沙漠。越过河西走廊的大路，村庄便多了起来，有的还是大土围子，大家静悄悄、急匆匆地从一个个村庄边绕过，丝毫不敢停留，一夜急行80余里，黎明便到了民勤北边的小沟一带。这里是腾格里大沙漠边沿地区，比较安全。大家刚在一家骆驼店里住下，一个商人赶着30多匹满载货物的骆驼也住到店里来了。

骆驼上驮的是盐池县的食盐、三边的红枣和宁夏的大米白面、布匹，还有猪肉等东西。大家向商人买了些吃的，饱餐一顿。饭后与商人闲谈，探知商人从陕甘宁交界的三边来，三边现在住着红军。听到这个确切可靠的消息，大家无比兴奋。王树声把剩下的8个人分成两个小组，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杜义德加上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是一路；李新国和通讯员曹丕堂、秦传山、周德玖是一路。临别，王树声召开了一个党的会议，并讲了话。他说：分散以后的政治表现和党籍问题，回陕北以后，大家互相证明。会后，大家便连夜分手了。

李新国等4人继续往北走，路过一个较大的村寨时，被民团发现，20几个团丁拿着土枪长矛出来追赶。李新国等4人藏在水里，只把头露出在水面乱草丛中，敌人从他们头上跳过去却没有发现。待无动静时，他们从水中爬出，悄悄向北走去。黎明，来到一个大湖边上，4人又渴又累，坐下来休息。李新国弄来湖里的水，想让大家喝点，可一尝，那湖水又苦又涩，根本不能喝，只得把水倒掉。又继续向前走，当天就到了沙漠边沿。这里有一家回民店，无论是汉兵还是蒙兵，都很少来，大家便放心住下休息。

第二天下午，李新国4人正准备穿越沙漠，只见远处4个人歪歪斜斜地从夕阳中走来。走夜最前面的二个披着皮袄，拄着拐棍，等走近了，他们才认出，原来是王树声领着3个人赶来了。但身上的武器和金银却全没有了。营长谭云保说，他们4人住进那家骆驼商人家，遇见了蒙古盐卡的税兵，把他们的武器和金银全都抢走了。

夜里，李新国等4人在前面先走，穿越腾格里沙漠，一天一夜急行250里，到了中宁和中卫县之间的一个黄河渡口。这个渡口不大，无兵把守。他们刚要渡河的时候，发现远处来了一个戴平顶大沿帽，穿黑色警察服的人。他们怕暴露了自已，便急忙商量一下，悄悄地把枪埋在黄河边的一个小土堆的树旁边，然后大大方方地过河。那穿警察服，戴平顶大沿帽的人居然一点也没有杯疑他们。

过河后，第二天到了豫旺堡，人烟渐渐多了起来，4个人怕在一起走目标大，引起敌人的注意，便分成两伙：李新国和军部通讯员曹丕堂走在前面，秦传山和周德玖远远地跟在后面。李新国和曹丕堂正在路边走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开到前边不远处吱地一声停了下来，从手上下来一个当官的，车下有一队军官恭敬地迎接他。这是什么大军官?李新国和曹丕堂正看得出神，那车上下来的大军官忽然向他俩招起手来：“喂，小鬼，过来！过来！”两人无奈，只得过去。

“你们是那个营的逃兵？”那大官问。

 “我们不逃兵，是老百姓，是给蒙古人干活的。”两个人争着回答。

“从走路看，你们就像当兵的。”那大官怀疑地摇了摇头，又使了个眼色，副官立刻过来搜身。

李新国身上的3个金馏子和3块白洋，都被副官搜走了，最后又搜走了他身上藏着的小地图。

“咦!还是个当官的呢！”那大官如获至宝，立刻把曹丕堂拉过去审问：“尕娃，说实话，你们到底是干啥的?”

曹丕堂觉得再无法掩饰，便说：“我是西路军的，想回陕北去。”

“他呢？他是个啥官?”那大官追问。

“他是连里的文书。”

“咦，还是个师爷呢!”那大官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旧军队里把部队文书叫“师爷”，由于旧军队中有文化的人少，因此较受敬重。

这时秦传山两个人从后面赶来，也被扣住了。4个人一起被分到一个连当兵。不几天，又把李新国调到连部当“师爷”。过后，他们才打听出，原来扣留他们的那个大官是当时国民党35师师长马鸿宾。

一个月之后，说是部队要往北开，抗日去。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秦传山事前没有给李新国他们打招呼，便携枪逃跑了。李新国、曹丕堂他们提心吊胆，唯恐被怀疑，被牵连。怪，不知是由于部队忙着出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秦传山逃走后，当官的并没有找李新国他们的麻烦。

部队乘船，顺黄河而下，到了石嘴山一带一个叫陶葫芦滩的小地方，那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一个小土城，连部就住在城墙上的一个小土房子里。

过了几天，旅部的文书逃走了，便把李新国拉去顶替。旅部有两个勤务兵，熟悉一些之后，那两个勤务兵主动问李新国：“你是不是鄂豫皖的?”

李新国吃了一惊，他们怎么也称“鄂豫皖”？这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简称，是只有红军部队中才叫的呀!一问，才知他俩也是红西路军打散后被抓来的。

“你要不要逃走？”两个勤务兵问。

 “路费、护照从那里来呢？”李新国反过来试探他们。

“参谋长床头有500元钱可以拿上，护照有现成的，填上几张就行!”两个人回答得既简单又痛快。

李新国思付了一下，说：“护照可以每人填一张路上用。参谋长的钱不要拿，要是万一被发现，麻烦就大了!”

于是，逃走的计划就这样商定了，大家提前把自己的细软全部变卖，筹集路费。逃走前夕，大家商定，逃走后，在离营地10里左右的一个小山上会合。

傍黑，两个劲务兵把随身带的东西放在水桶里，装作打水，出了营房。

夜里10点多，李新国和曹丕堂接好绑腿，从城墙上往下溜。

曹丕堂先下，下去后拔腿就跑。李新国下去后，再也找不到他的人影。于是，李新国一人沿大路到了灵武县北门外，装作国民党军队出差的，到一个伪保长家吃了饭。

又走了3天，到了盐池县地界，当时陕甘宁边区留守警备二团正驻在那一带，携枪逃跑的秦传山早已到了这个部队。李新国见了秦传山和警备二团的同志们，百感交集，止不住泪水扑嗒扑嗒地往下掉。

团政委甘维汉立刻发报给肖劲光，要求把李新国留在警备团工作，肖劲光复电同意。

20天后，王树声从延安寄来了信，证明石窝会议后，李新国同志的政治表现是好的，党籍也毫无问题。李新国这才知道，王树声等同志早已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杜义德、谭云保等4人与李新国等4人在民勤骆驼店分手后，当天夜里，王树声等4人遇到蒙古土匪(李新国则说是蒙古盐卡的税警)的包围。土匪大声喊叫著，让王树声他们缴枪。4人冲出房子，见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在骆驼后面瞄着他们。杜义德拔枪要打!王树声大声制止着。

“不要开枪!”

“就这么束手就擒吗？”杜义德等想不通。

王树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杜义德等惶惶然，赶紧把他扶起，王树声说：“他们是一伙经济土匪，要的是我们的金条和枪，不是我们的人。要不他们早就该开枪了。土匪人那么多，打起来只能遭受无谓的牺牲；再说，伤了帐篷里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的使命是到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值得吗?”

3个人被勉强说通，痛苦地把枪和金戒指之类交给了土匪。果然土匪没有杀他们，并每人还给他们一个金戒指，让他们作东去的路费。

走到靖远县境，王树声巧遇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他也是在西路军失败后，东返途中辗转流落到此的；因身体不好，又用光了盘缠，就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这里写字卖字，想休息一段，再行东去。见到副总指挥王树声，欧阳毅喜出望外，便想让王树声给自己打下手，抻抻纸，磨磨墨，等积攒点盘缠再走。王树声不屑于此。欧阳毅只好随这位副总指挥一起东去。

王树声生得敦实剽悍，脸上点缀着许多紫红的酒刺疙瘩，绰号“绷麻子”。一般胆小的百姓见了就怕。在向一家老乡找饭吃时，王树声因与老乡成年的儿子发生口角，被追逐，先行逃跑。后又遇开明绅士俞学仁，陪他到陕北。刚踏入陕甘宁边区地界，王树声就被几个红军便衣侦察员掀翻在地，捆了起来。押回驻地，首长见了，这才被证明他不是国民党马家兵的奸细。那开明绅士俞学仁也陪着受了一场虚惊。

这将军之跪，并非王树声的耻辱，倒是他粗中有细，灵活决断，善於在特殊情况下保存自己的绝好例证。不然，何以有建国以后的大将王树声?何以有大军区司令员杜义德?

在特殊情况下，缴枪保存自已，并不能看作投降变节。中共中央在西路军失败后，为营救被包围在祁连山黄番寺的500余名西路军干部时，就曾向马步芳提出过如下条件：被围干部全部缴枪，另交大洋XX万，以保全西路军被围干部的生命。此事有保存至今的电报为证。

李新国，这位已经离休的东海舰队司令员，给我讲完西路军右支队的散失之后，一再叮嘱，不要公开发表。尤其是王树声和杜义德打死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一事，更不能外传。他说，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曾提过李彩云被错杀一事，不但事情没有落实解决，反倒长期影响了他和王树声、杜义德同志的关系。

说完，他苦笑了一下。这是I980年8月25日下午。

我完全理解这位离休老司令员的苦衷。虽然已经年迈，已经离休，可他也是活生生的人，需要理解，需要友谊，需要处好人际关系。因此，尽管我当年就把他的谈话整理打印成文，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也极少外传。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疙瘩，想进一步了解落实，想为被错杀的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正一下名，写一篇传记。

为此，1983年5月我曾找过杜义德司令员。

当时，为了解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被打散一事，我随刚刚卸任的甘肃省人大主任王世泰同志到了临潼，下榻在兰空疗养院。当晚听说杜义德司令员就住在附近的陆军疗养院。我便立刻赶去求见。

通过几重门岗，终于见到了。这位身着军装的现职司令员精神饱满，且显得年轻。我介绍过自己的单位和工作之后，便说明来意，想请他谈他所经历的西路军的情况。当然，我知道，李彩云被打死一事不便立刻就提，只能待气氛适宜时才能问。

杜义德司令员说，他翌日要回兰州，今晚还要收拾一下，待回兰州后再谈。暮色中，我只好怅然而归。

一个月后我回到兰州，忙于应付一些别的事情，加之兰州军区司令部的大门可能更难进一些，访问杜义德司令员的事一直拖了下来。

翌年，张掖地区党史办专搞西路军征集研究工作的麻琨同志来访，我将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被王树声他们打死一事相告。他听后感概、愤慨了一番，又告诉我易外一件事：

......1937年春天，祁连山中依然风雪弥漫，被打散的西路军将士在林海雪原苦苦挣扎著。各自寻找着生还陕北的路。一日，一位西路军的失散干部遇见了王树声他们，就像孤儿遇见了亲人似地跑上前来，举手敬礼报告，刚喊了声“副总指挥”，就被王树声拔枪打死了！

据说，是怀疑他叛变，怕他把马家军引来。

啊，严醋的战争，使生命变得分文不值；失败的战争，使枪林弹雨中共过患难的战友都失去了信任。

恰巧，麻琨同志老家也在甘肃临洮，与被冤杀的李彩云是小老乡。他便利用回临洮探家的机会，将李彩云的下落透露给李彩云还在世的亲人--他哥嫂的几个孩子。自从长征那年有些亲人见过李彩云一面，此后几十年杳无音信，亲人们多方打听，等啊，盼啊，盼望有朝一日突然之间李彩云会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服出现在眼前！也许，李彩云早就在战争中牺牲了，那也应该有个下落，就是一张印有军旗和红五星的烈属证，亲人们也会稍感宽慰！可几十年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没想到，近50年后，得到的竟是李彩云的这样一个令人吃惊和愤慨的消息!

亲人们的心一刻也不能安静。他们四处写信，要求了解落实李彩云被冤杀的情况，要求得到应有的承认......

1985年夏天，李彩云的侄子李瑞麟从临洮县委宣传部给我写信，要求我提供采访到的真实情况，谈些意见，以使李彩云将近50年的冤案得到解决。还未等我回信，李瑞麟又亲自找来了。

我把李彩云之死的真实情况如实相告。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心，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使我这么做，将真相瞒下去，冤死的先烈不能安息，活着的亲人不会安心，于党何益?于国何益?于民何益?正如人们常说的，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她不犯错误，而在于她能够自觉地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同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处长温云是(三点水加“是”)同志又来兰州，向我了解李彩云冤死一事，他说，李彩云的亲属向中央军委写信反映后，总政已向住在北京的杜义德同志了解过。杜义德同志已经承认，李彩云是王树声和他错杀的。错杀的原因是当时怕李彩云和敌人联系。 

我提供了目睹者李新国的住址，让他再去落实一下。

温云是(三点水加“是”)处长叮嘱我，调查李彩云的情况暂且不要告诉他的家属，因为涉及到颁发烈属证、抚恤亲属等一系列问题，怕一时不好解决。

总政的温云是(三点水加“是”)处长来过之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不管怎么说，上级有关部门正在负责地查证处理李彩云被冤杀一事。对杜义德司令员我也心生敬意。对过去的历史，不管正确也罢，错误也罢，他敢于正视，敢于承认，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位革命老前辈最宝贵的品格！

近日获悉：1986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为李彩云同志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于是，我便放心地写下如上的文字，并公诸于世，相信世人会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王树生是共和国的十位大将之一。建国后，担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第二政委、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按规定，除专车外，还可以配一辆生活用车，但却遭他一再婉拒。理由是：国家还有困难，我有辆车上下班就可以了。直到他1974年与世长辞，都没有配过生活用车。即便是工作用车每月都要交70至80元车费。（车子）

王大将对房子也不含糊。50年代，高层领导决定给王大将建一幢住宅。按规定，房子和家具可以考究一点。但是，他的“意见”来了，盖成一般平房，外加两不要，一是不要独门独院，二是不要警卫森严。在这以后王大将军三次拒绝组织上另建新宅的安排。（房子）

王大将教子如治军，他有三子一女：长子王鲁光，出生在沂蒙山区；二子王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王建初，出生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初；小女王季迟，来迟于1955年。他将两个小的为防止骄、娇二气，不以高干子女自居、丝毫不能搞特殊的家训到部队服役，王建初在军队生时发现头难过，想回北京治治，严父误以为他“太娇”而亮起“红灯”，两年后，落下精神不健全的根。王季迟当时还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将她安排到一个边远的山野农场养猪、种田进行锻炼。长子王鲁光考入清华大学，结婚前三天突遇车祸，脊椎撞断，再也站不起来了。事情处理时，王大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请转告司机，饭还是要吃的，好好吸取教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