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革命家、元帅、外交家、新四军老战士

罗荣桓------唯一与毛泽东一生共事的元帅

徐向前------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

聂荣臻------十大元帅之一、首任北平市长

叶剑英-----十大元帅之一、英明粉碎“四人帮”

陈 毅

革命家、元帅、外交家、新四军老战士陈毅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第一任上海市长。 陈毅小传

　　一、陈毅早年（1901--1927）

　　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1916年，15岁的陈毅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他从小不满黑暗腐败的旧社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19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之下，陈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因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派人押送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在重庆编辑《新蜀报》，同年秋，他进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北京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他在四川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1927年，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担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二、革命烽火（1927--1934）

　　那时，中国革命正面临一个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事变，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起武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陈毅从武汉到江西，赶上了撤离南昌南下的起义部队，担任一个团的党代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留在三河坝的部分部队，由朱德和陈毅率领，向粤、赣、湘边界转进。这时，既有敌军尾追，又有土匪和豪绅民团袭扰，部队经过长期转战，减员日多，思想混乱，处境异常困难。在这关系到能否保存起义部队的严重时刻，朱德振臂高呼：“愿革命的跟我来！”陈毅立即奋起响应，协助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向起义军干部、战士耐心说明革命的前途，鼓舞士气，坚持斗争。在朱德和陈毅的组织领导下，保存了南昌起义部队的骨干。不久，传来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毛泽东开辟的革命道路，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28年1月，朱德、陈毅与湘南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和领导了湘南暴动，打起红旗，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革命政府，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后来部队受到挫折，在敌人重兵“围击”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亲自率领井冈山部队前来接应。陈毅协助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前进，和毛泽东在砻市胜利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南昌起义保存的部队就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在一起，逐步发展壮大。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先后任师长、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他认真执行边区党组织的正确的政策、策略，协助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陈毅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了排挤、打击。但他在主持江西军区工作时，依然坚决贯彻执行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和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先后组建了红6军、红12军，并率领两支红军部队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几次反革命“围剿”。

　　三、三年游击（1934--1937）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陈毅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江西苏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当时，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陈毅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坚决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山被围二十余日，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句，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定决心。陈毅等人领导的赣粤边区游击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了其他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毛泽东对陈毅等所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陈毅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艰苦的斗争，在南方游击战斗的间隙，他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到晓明。　

　　几番梦不成。

　　这组在陈毅诗词中最负盛名的作品，运用了陈毅最得心应手的《忆江南》词牌，字字珠玑，明白如话，在平淡朴素之中，把整整三年令人无法想象的艰苦斗争生活丝毫不漏、形象生动地一一再现出来。读词如读史，读画，读电视连续剧，一段一个情节，一段一篇感人至深的故事。读毕掩卷，恍若置身到十万大军之中，追随陈毅燃起的弥天烽火。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除去要时时提防敌人的突然袭击，提防野兽毒蛇的侵害外，没有电台、电话与中央与外界联系，没有书报可读，更没有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战士们每天都像野人一样，背着敌人馈赠的“土匪”雅号，昼伏夜行，日日野营。“冷食充肠消永昼，禁声扪虱对山花”。“长夜无灯凝望眼”，“持枪倚枕到天明”。此时此地，陈毅除维持基本生存所需外，尽力地扩大红军影响，不断改善游击环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

　　弯弓射日列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四、抗日烽火（1937--1945）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几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停止内战，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陈毅当时既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击破敌人企图利用谈判消灭游击队的阴谋，同时深入各游击队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对红军干部、战土做了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适应形势的转变。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宣告成立，陈毅就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1支队司令员，不久，率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继而，陈毅派部队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继续东进，直迫上海近郊。虹桥机场一战，烧毁敌机四架，震惊中外。

　　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惨败之后，加紧在华中制造摩擦事件。陈毅又派叶飞、陶勇等先后率部渡江北进，开辟苏北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盘踞苏北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第24集团军司令韩德勤依仗他的优势兵力，妄想一口吃掉苏北的新四军。苏北地区李明扬、李长江的地方杂牌军和宋子文系统的陈泰运税警部队，同国民党的嫡系韩德勤部队有一定的矛盾。陈毅坚决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对李明扬、李长江以及陈泰运等部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他们在国民党顽固派向新四军侵犯时，保持中立。同年10月，韩德勤率领一个军又一个旅1万5千人的兵力，进攻苏北新四军部队。陈毅、粟裕利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方针，把主力7千余人全部集中，并运用“求心退却”战术一直退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地黄桥镇，进行了有名的黄桥决战。战前，陈毅对部队进行动员，指出这一仗关系到能不能战胜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北打开局面，建立苏北根据地，要求部队全力以赴，进行决战。陈毅统一指挥这次决战，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全歼韩德勤主力部队1万余人。蒋军第89军军长李守维仓促逃跑，淹死在河里。我军乘胜连下海安、东台，和南下的八路军会师白驹镇，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黄桥战役是陈毅、粟裕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具体体现，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结果，也反应了陈毅有魄力、有决心，果断地将政治仗和军事仗结合起来的杰出的领导才能。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由于陈毅和新四军其他领导运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新四军迅速发展，建立了七个师的部队，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抗击了华中地区大部分日伪军的“清乡”、“扫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以后，陈毅同阴谋家、野心家饶漱石展开了原则斗争。在陈毅正确领导下，新四军由抗战初期组建时的1万多人的兵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发展到30万人，和八路军一样，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的英雄部队。

　　五、解放战争（1946---1949）

　　抗战结束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集中全力悍然向解放区进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抉择关头。陈毅参加党的七大从延安回到华东，他坚决执行党的七大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领导和组织华东解放区的军民，为解放全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949年改为第三野战军）成立后，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

　　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进犯解放区。陈毅指挥泗县战斗，遭到失败，主要原因是主攻方向兵力不足，但是成功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2000多人。在挺进山东前，粟裕和谭震林首先指挥华东野战军苏中部队在内线作战，以3万兵力和敌12万人周旋，七战七捷，歼灭敌人5万3千多人，即苏中战役。接着，陈毅、粟裕、谭震林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华东解放军，在几个方向上迎击国民党军，取得初战胜利。尔后，逐步集中主力，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先后取得宿北战役、鲁南战役等战役的胜利。鲁南一战，解放军以劣势装备首歼国民党反动派的机械化部队第1快速纵队。陈毅、粟裕坚持运用灵活的军事策略，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并认真解决部队由于大踏步进退而产生的某些思想问题。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路进攻我山东解放区。南线敌军以八个整编师进犯临沂，北线敌人以三个军南下策应。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陈毅、粟裕指挥解放军以少数兵力奋勇阻击南线之敌，主力则昼夜兼程，北上莱芜，在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歼击李仙洲集团。经过三昼夜激战，全歼该敌6万余人，活捉李仙洲，收复山东城市十三座，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惨败后，被迫收缩兵力，对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以新的胜利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反攻，陈毅、粟裕领导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虎口拔牙”的孟良崮战役。在南征北战中，陈毅以极大的耐心，寻找战机，掌握最大限度的主力在手，等候进攻之敌发生过失，终于从正面敌人一字排开的八、九个整编师中，寻着骄横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四面包围，使用围点打援战术，各个歼灭，击毙了敌师长张灵甫。这一仗，歼敌精锐部队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重点进攻的气焰，气得蒋介石直呕血。陈毅在取胜后，即兴赋诗一首。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后改第二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挺进中原，以大别山为中心，驰骋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战场，有力地打击和大量地歼灭了敌人。陈毅也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进军豫皖苏，与刘邓大军配合作战，在中原大量歼敌，建立中原解放区。许世友和谭震林则指挥山东兵团留在内线坚持打击敌人。同年秋，陈毅赴陕北，尔后，即赴江淮地区与刘伯承、邓小平汇合，使两大野战军更密切地配合作战，连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有生力量，解放了大片城乡。1948年，毛泽东决定让粟裕率领3个纵队过江。陈毅和粟裕认为，这样做意义非凡，但是难度相当大，于是面见毛泽东主席，要求发起战略总决战。毛主席欣然同意。为了协同中原野战军，陈毅被派往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暂时由粟裕同志代职。

　　1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粟裕和谭震林等五人组成总前委，指挥60多万解放军，进行淮海战役。经过六十五天艰苦奋战，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55万5千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至此，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我军消灭。不久，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统率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和江南大片土地，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在解放上海时，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粟裕领导指挥下以轻武器对阵敌30万军队，保住了上海（参看上海战役）

　　六、十七年间（1949--1966）

　　在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建立光明的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功勋。解放后，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他忠实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做出了成绩，他进行了优异的统战工作，顶住了美蒋机的轰炸，发展了上海的生产力和文化建设，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4年，陈毅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兼外交部长，还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兼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坚决执行党的外交路线，十次陪同周总理出国访问，团结亚非拉广大朋友，反对苏修美帝，做了许多工作。陈毅是周总理很得力的助手，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元帅授勋仪式。陈毅是第四个接过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元帅，他在十大元帅的名单里排第六。穿戴着海蓝色的礼服军帽，元帅显得神采熠熠。

　　七、动乱岁月（1966--1972）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战争年代指挥百万大军打垮了蒋家王朝的林彪元帅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那时红得发紫，他们无恶不作，满口谎言。无数元帅、大将纷纷中箭落马，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屈服在敌人的枪口面前，却倒在了内部奸臣所害之下。原新四军政治委员，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原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原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和贺龙元帅也被迫害致死……

　　10月1日的国庆节，林彪在天安门对着红卫兵演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这里，陈毅坐不住了。难道文革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他看着林彪，他已经洞穿了那位曾打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命的“林副统帅”，他曾经在他的老部下陈丕显夫妇、曹荻秋、江渭清、李葆华和叶飞面前评价林彪道：“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一批在战场上曾经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将帅们在怀仁堂当面怒斥江青之流乱党乱政乱国的行为。谈到造反派，谭震林说：“这些家伙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说完他起身要走，陈毅用掷地有声的话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畏气概：“不要走，和他们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立马向毛主席进谗言，歪曲事实地攻击将帅们，毛主席大为震怒，批判为“二月逆流”。直到林彪摔死后，毛主席才为将帅们平反。

　　对于老诗友、老战友陈毅，毛主席是很了解的。他当着红卫兵面，对着陈毅说：“陈老总，我保你！”这也是陈毅之后没有受到如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贺龙那样被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原因。

　　1969年，一号号令发布。为了战备工作，陈毅被派到石家庄。1970年国庆节期间，陈毅回到北京，毛主席热烈欢迎这位老战友。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乘坐飞机仓皇逃往苏联，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而死。陈毅身患直肠癌绝症，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仍为林彪罪有应得而高兴。

　　1972年1月6日，伟大的军事家心脏停止了跳动。

年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１月６日，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著作，编为《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诗词选集》和《陈毅诗稿》等。

陈毅元帅（参与）指挥的著名战役

　　黄桥战役（1940）

　　黄桥战役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部队，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再次发动进攻。其部署是：以第89军李守维部和独立第6旅翁达部为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李明扬部、苏北游击第8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保安第1、第5、第6、第9、第10旅组成左路军，掩护主力之两翼，攻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成功地争取了李明扬部和陈泰运部保持中立，同时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在黄桥地区进行自卫还击。10月1日、2日国民党军受阻于暴雨，3日雨过天晴，即分几路扑向黄桥。4日下午3时许，独立第6旅3000余人进抵黄桥附近。担任伏击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分四路猛插，将独立第6旅分成数段。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国民党军为扭转被动局面，猛攻黄桥，一部突入东门。守卫黄桥的第3纵队顽强反击。第2纵队从八字桥插至分界，第1纵队挥师南下，完成了对第89军的合围。经一夜激战，至6日清晨将该军全歼，中将军长李守维逃跑时失足落水溺毙。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1万余人，俘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余名、士兵3200余名，缴获步马枪3103支、驳壳枪229支、重机枪24挺、轻机枪135挺、山炮两门、迫击炮6门、子弹、手榴弹、电台等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此次战役，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孟良崮战役（1947）

　　1947年4月，蒋介石在进攻延安的同时，又调动40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等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歼敌2万4千多人。5月上旬，国民党军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攻，企图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华东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敌人的左右两翼，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即选择了冒进突悬的中路敌人，实行猛烈的围攻，经过5月13-14日的浴血战斗，我军将国民党素有“王牌师”之称的整编74师全歼于孟良崮山区，此战共毙伤俘敌3万2千多人，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后来小说《红日》的历史题材。人民解放军打退了敌军对沂蒙山区的第二次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7月，我军再次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进攻，敌人被迫西撤。人民解放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淮海战役（1949）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１１月６日发起，到２２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１０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１１月２３日到１２月１５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１１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３个兵团２５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４万人。１２月１５日到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１９４９年１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１０个军约２０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６６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１１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５５.５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上海战役（1949）

　　上海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指挥的最艰难的战役。南京虽然解放了，但是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都退集到了上海，蒋介石要求指挥这三十万残兵败将的汤恩伯坚守六个月，等待美国人出兵救援，陈毅元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已经达到了上海。

　　中共中央已经确定解放上海后由陈毅担当上海市市长；上海战役决不能仅仅限于解放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如果按照以往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战术的话，上海必将毁于一旦，这场战役，是一场投鼠忌器的战役。我军极力将敌人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了胜利，前后仅仅15天时间。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上海的解放，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保卫东南沿海国防，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毅的故事

　　 揭开“黄花塘事件”真相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当年，毛泽东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毛泽东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1949年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毛泽东的赞扬。而毛泽东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陈毅与《新四军军歌》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在一次会议上，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提出，新四军应该有一支雄壮的军歌。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和大家均表示同意，并委托陈毅写词。陈毅欣然答应，并于3月30日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飘扬海外/散播农村/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长年累月的埋伏和周旋/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今朝抗日/敌寇胆寒！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着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同日寇肉搏/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集小胜为大胜/由相持到反攻/看我们风驰电掣/横扫千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

　　陈毅写的歌词初稿共3段，概括了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被编为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以及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内容全面，基础很好。

　　项英接到歌词初稿后，很快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等讨论研究修改。项英当时请上述几位同志参与改词是很合适的：袁国平、周子昆对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的历史都很熟悉；袁国平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造诣；而李一氓、朱镜我、黄诚都有很高的学历。他们根据歌词要简洁、好记好唱等特点，对歌词初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形成了今天广为传唱的《新四军军歌》。

　　集体改词后同原词相比，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是内容更为精炼。由原词三段变为两段，由原408字浓缩为263字（含标点符号）；二是突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思想。增加了“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从而使向敌后进军的思想更加具体化。

　　为了集思广益，他们还将原词《十年》和集体改的词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刊出，以听取各方意见。稍后，陈毅从苏南来到云岭，对集体改词也表示同意。这样，歌词就最后定了下来。

　　对原词和集体改词的情况，陈毅夫人张茜1973年在主持整理出版《陈毅诗词选集》时，将《新四军军歌》歌词附在《十年》后面，并注明：“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的初稿。军歌后经集体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附改于后。”这段说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提及项英他们的名字，但提到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当时能做到这样也是不容易的。由于历史原因，集体改词这个重要史实未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新四军军歌歌词确定下来后，交给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何士德意识到这是党组织、军首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抓紧时间，很快谱出第一稿。袁国平和朱镜我听了试唱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易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不足。他们要求：歌词第一段“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最后一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均应重复两遍。袁国平还向何士德指出：“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这对何士德修改军歌的曲子很有启发。

　　何士德根据袁国平和朱镜我的要求，很快谱出第二稿。1939年7月1日上午，在文化队驻地新村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等均到场，听后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

　　就这样，由陈毅原词、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只用3个多月时间就正式诞生，并在新四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大会上，由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正式演唱，出席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新四军指战员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示拥护和赞成。

　　陈毅送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

　　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南下到达徐州贾汪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就找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陈老总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军很不了解，我们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你要好好把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

　　曹漫之接受任务后刚要出门，陈老总又把他喊回来，特别交代说：“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上面有没有军队进城‘不入民宅’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于是，曹漫之一方面抓紧时间与“秀才”们着手起草《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文件，另一方面，每到一处就去地方图书馆查看“二十四史”等古书。谁知查来查去没有“不入民宅”这句话，他只好又去请示陈老总。陈老总笑着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问题的，弄不好会天下大乱。” 毛主席电报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 这份“入城公约守则”写好后，陈老总让军队及接管干部都参加讨论。接管干部这一边大多赞成这个文件，可一放到军队讨论，顿时炸开了锅。有的同志不理解：“从红军时代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住进民房要‘上门板、捆稻草’这一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都是住到老百姓家的，为什么进入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 有的同志质问：“不住民房睡在马路的水泥地上，早晚天气凉，要是战士受寒生病了，怎么打仗呀！战士睡马路，师、军指挥所也放在马路上吗？” 还有的同志担心：“下大雨怎么办？难道要我们的战士躺在水里睡觉吗？还有伤病员，在马路上怎么医治呀？！” 总之是不赞成之声居多，不仅有战士、基层干部，还有营团一级干部，都对进城睡马路表示想不通。 这些意见使曹漫之很为难，他只得向陈老总如实汇报。陈老总听后很生气，口气坚决地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方设法克服的，但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这一条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于是在上报总前委得到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后，上报党中央。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批示，主要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就这样，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其中十项守则第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看到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荣毅仁下定决心让工厂赶快复工不仅三野颁布了命令，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16日又发布了《中央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其中第七条明文规定：“军队在城市特别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用民房，以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

　　首辟“围棋外交”

　　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50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我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西哈努克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所幸的是，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毛泽东，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陈毅给湛江的美誉----“中国日内瓦”

　　“冬犹暖，秋如夏，凉风动，炎氛化。计经年二万，火山爆炸，留得湖光呈碧绿，闻名我亦来言驾。再十年人物与江山，难描画。”这是当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视察湛江时写下的诗词《满江红·雷州半岛》的下半阕。

　　1963年2月，陈毅风尘仆仆到湛江视察。他抵达机场后，乘车前往海滨招待所，对沿途目不暇接的景物赞不绝口，甫卸行装便兴致勃勃游览湛江市容。湛江宜人的气候，迷人的景色，成效卓著的绿化，令有“将军诗人”雅称的陈毅心花怒放，不时吟诗放歌，也令他联想起大半年前出国开会到过的日内瓦。

　　1962年7月16日，陈毅以外交部长身份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参加会议，在日内瓦逗留了一个星期。日内瓦是瑞士著名的旅游城市，湖光山色，引人入胜，有“世界花园”之称，很多国际性会议都在此召开，日内瓦的秀丽风景给陈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眼前的湛江，独特的北热带风光，有很多地方可以和日内瓦媲美。他多次赞誉湛江是“中国的日内瓦”，还在海滨公园和鹤地水库种树，为“中国日内瓦”增绿添彩。

　　“中国日内瓦”的称号很快传遍祖国大地，连错划成右派，远在新疆劳改的诗坛泰斗艾青也有所闻。1979年2月他平反后的第20天，就到湛江采风。在湛江的所见所闻令他万分喜悦，他高兴地说：“我的确看见了‘中国的日内瓦’的壮丽风光。”并在日后的散文《湛江，夹竹桃》中反映出来。湛江“中国日内瓦”这一美称在“文革”中沉默了十年，经艾青推介，再次向世人展示。

　　陈毅盛赞湛江港《湛江新港》飞越世界

　　湛江港建于极其困难的建国初期，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都非常缺乏，但湛江人民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在荒滩野岭上建起现代化的海港，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谱写了中国港口建设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段历史摄制成彩色纪录片《湛江新港》，记下这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1957年12月，制片厂为答谢湛江人民的支持，将拷贝送到湛江首映，一连好几个晚上，在霞山体育场和海滨公园免费放映。湛江第一次上银幕，湛江人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城市的成就，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前往观看，有不少人看了好几遍，为家乡拥有现代化的港口自豪。不久，《湛江新港》在全国发行，一座崭新的港口城市进入国人视野，湛江名声大噪。

　　1956年，湛江在全国传媒频频亮相。6月1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新中国设计施工的第一个现代化深水商港湛江港投入使用；接着《人民日报》以大篇幅，两天连载通讯《旧闻新事话湛江》；《光明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随笔《在建设湛江港中》；《南方日报》在头版发表特写《从塘沽到湛江》；《中国新闻》向海外转发谭真总工程师写的体会《我国人民建设起来的南方大港——湛江港》……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都配照片报道湛江建港的消息。湛江受到空前的推介和宣传，湛江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乘全国宣传的东风，湛江人民也用特有的文艺形式介绍自己的港口，表达自己的心声。在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之际，湛江创作演出大型交响诗《湛江港大合唱》轰动全省。当时，市委宣传部门从阳江至东兴管辖的18个县市里，抽借130多名音乐尖子组成管弦合唱团，其中30多名乐手要自带指定的乐器。他们边创作、边排练、边修改，一丝不苟、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突击半个月，六个篇章的史诗终于成功演绎，在广州举行的全省大赛中获得优秀奖。当年负责创作和导演的原湛江市文化局副局长纪夫戎回首这段往事，仍感慨万千。

　　1958年2月，陈毅卸任当了9年的上海市市长职务，出任外交部部长。在一次在招待各国使节的酒会上，陈毅看到《湛江新港》一片，对湛江港为社会主义祖国的贡献大加赞扬，多次强调外事人员要积极宣传祖国建设成就，扩大中国在国际的影响。于是，《湛江新港》作为展示祖国新貌的纪录片，飞越世界在我国驻外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放映。湛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新兴城市的典范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众多的驻华外交官和代表团纷纷到湛参观，当中有怀疑者，也有为新中国巨大成就而高兴的朋友。建设湛江港的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既能打江山，也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湛江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也为日后在改革开放中，首批被列入沿海14个开放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毅与新中国外交成就

　　1958年后，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

　　早在1952年10月，陈毅就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1958年2月，陈毅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欧亚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后陪同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1965年9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江青集团破坏外交工作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向周恩来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的具体设想，成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前奏。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陈毅诗词选

　　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一九三五年四月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三十五岁生日寄怀

　　一九三六年，余游击于赣南五岭山脉一带，往来作战，备极艰苦。八月值余三十五岁生辰，赋此寄怀。

　　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

　　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

　　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

　　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

　　梅岭三章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十年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

　　这是陈毅同志为新四军军歌所拟初稿。军歌后经集体

　　改词，与初稿一起在《抗敌》杂志上发表，现附收于后。

　　本篇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着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和南

　　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十馀年的光荣传统，取

　　其成数，故名“十年”。

　　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

　　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

　　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

　　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

　　飘扬海外，散播农村。

　　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

　　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团结，

　　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这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

　　磨练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

　　长年累月的埋伏与周旋，

　　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

　　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

　　今朝抗日，敌寇胆寒！

　　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

　　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

　　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

　　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

　　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同日寇肉搏，

　　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

　　集小胜为大胜，由相持到反攻，

　　看我们风弛电掣，横扫千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

　　孟良崮战役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我军个个是英豪，反动王牌哪得逃。暴戾蒋朝嗟命蹇，凄凉美帝怨心劳。

　　华东战局看神变，陕北军机运妙韬。更喜雨来催麦熟，成功日近乐陶陶。

　　青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高且直。

　　白雪层层压，青绿更易识。

　　覆盖与披戴，相映见奇异。

　　不辞烈风吹，风吹更挺立。

　　反视杨与柳，随风而委迤。

　　俯仰尽由人，岂能与松齐？

　　红梅

　　隆冬到来时, 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 树树立风雪。

　　幽兰

　　幽兰在山谷, 本自无人识,

　　只为馨香重, 求者遍山隅。

　　含羞草

　　有草名含羞, 人岂能无耻?

　　鲁连不帝秦, 田横刎颈死。

　　题西山红叶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红叶遍西山，红于二月花。四围有青绿，抗暴共一家。

　　红叶布山隅，中右色朦胧。左岸顶西风，欢呼彻底红。

　　伸手摘红叶，我取红透底。浅红与灰红，弃之我不取。

　　书中夹红叶，红叶颜色好。请君隔年看，真红不枯槁。

　　红叶落尘埃，莫谓红绝矣。明春花再发，万红与千紫。

　　题诗红叶上，为颂革命红。革命红满天，吓死可怜虫。

陈毅元帅铜像

　　目前，国内以下地方立有纪念陈毅元帅的铜像：

　　四川省乐至县陈毅故居、天池公园陈毅广场、帅乡广场

　　北京市外交学院

　　上海市外滩风景区

　　山东省莱芜市黄山莱芜战役纪念馆、

　　莱芜市陈毅中学

　　江苏泰州市新四军东进泰州谈判纪念馆

　　江苏省溧阳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陈毅纪念馆

　　安徽省淮南市新四军博物馆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花牌坊校区）

　　莱芜战役纪念馆

陈毅曾经因为何事深深伤害了毛泽东

1929年8月，陈毅第三次到上海。

　　1928年4月，陈毅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陈毅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

　　这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声威更大。

　　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分五路“会剿”井冈山，处境危急。

　　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开会，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部分兵力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寻机歼敌，以解井冈山之围。

　　关于这次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游击的情况，后来陈毅在上海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详细叙述。

　　他说：“1月14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三十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

　　1月28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余，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促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

　　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山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

　　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

　　至2月中旬(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正午3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全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肖致平、钟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

　　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

　　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后来得知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突围，朱德、毛泽东便率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开展工作。

　　敌情缓和以后，原有的一些矛盾，忽然变得突出起来。

　　下山以后，本来就存在集中好还是分散好的争论，军委和前委是否重叠，是否需要保留军委等不同意见，恰巧这时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来信(后称“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信更加大了原有的分歧，并引发了新的矛盾，使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更有了口实。

　　这时，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到达红四军，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

　　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了解红军的现状和历史，照搬苏军的一套。

　　在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上竟作出红四军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的决定。

　　在湖雷召开的一次前委会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种意见：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

　　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必不可少的程序。

　　他们认为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等等。

　　另一种意见：反对设立军委。

赣南、闽西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在军队，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没有必要有了前委又设军委而造成机构重叠，硬要成立军委是向前委分权。

　　部队打下白砂后，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就是否成立军委继续进行讨论，结果军一级设立军委的意见被否决，临时军委一并撤销。

　　这样，刘安恭临时军委书记一职不复存在，政治部主任由陈毅接替。

　　军内党内的不同意见弄得毛泽东很是为难，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于是愤而提出辞职，陈毅不得已担任了代理前委书记。

　　这一次，陈毅是在完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代理前委书记的。

　　同样，在后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掉毛泽东而自己被选为前委书记更缺乏思想准备。

　　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五十人。

　　大会是发扬民主的，发言是踊跃的，敢对任何领导人提出批评。

　　但有些意见未必冷静，未必经过深思熟虑。

　　所以与会者情绪一度紧张而对立。

　　会上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四军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的士兵代表13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这年9月1日，陈毅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及：“七大”决议之所以能通过，大半是毛泽东让步的结果。

　　“七大”对于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

　　这种展开，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当然是有益的，但不等于问题的解决。

　　所以这次大会的决议案，是一个为各方都能接受而又不够满意的折衷的决议案。

　　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还讲到：“因此，在大会之后，朱方面还没有什么意见，毛方面则不满意，有不能一朝之概。

　　所以代表大会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朱毛争论以后不能恢复工作如初，还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这次选举，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陈两人都没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为此既伤心又不满，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大会主持人陈毅，后来他怪陈毅在会上“敷衍调和”、“模棱两可”，并把这称之为“陈毅主义”而念念不忘。

　　大会一开完，他就称病去上杭蛟洋出席中共闽西代表大会和作调查了。

　　此后不久，中央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和汇报红四军情况。

　　陈毅这个新任前委书记便特地去找前任前委书记商量，是否由他们两人去中央。

　　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去上海住亭子间憋闷为由，不肯与陈毅同去。

　　陈毅请毛泽东在他离职去上海期间代理前委书记，也没肯接受，只得改由朱德代理。

　　陈毅这才知道，这次对毛泽东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不免有些内疚。

　　陈毅有过井冈山时“八月失败”代理前委书记的沉痛教训，对此记忆犹新。

　　他没有料到多数人对毛泽东如此有意见，更没有料到他们对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不投票而投到他的名下，使他处于为难地位。

　　他不认为自己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也不愿意担任这一职务。

　　所以他真诚地希望中央派人来主持前委工作，他是虚位以待，中央派来的人一到，他这个“过渡内阁”的书记就立即让位。

　　这就有了陈毅第三次上海之行。

1929年陈毅上海之行:会见周恩来 汇报红四军情况

陈毅1929年8月的上海之行，为纠正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认识，制定“九月来信”，使革命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立下了卓越功勋。然而，陈毅的这次上海之行充满了艰难险阻，其付出的辛劳，鲜为人知。

    巧演“抓小偷” 陈毅“被绑”入沪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刚刚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接到中央关于派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和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此事很快被上海国民党情报部门得知，并派叛徒赵宝善前往香港跟踪。

    8月20日，陈毅经香港乘英国大轮船前往上海。26日，轮船徐徐驶向上海杨树浦码头。船工抛锚，客轮停靠趸船，千余名乘客秩序井然地向检票口走去。陈毅一身商人打扮，行进中，只见岸边军警林立，眼睛紧紧地盯着上岸旅客。陈毅心知肚明，但他镇定自若，仍缓缓向前走去。快到检票口时，有人用手指在他腰上戳了一下，紧接着一声“客随主便”，机智过人的陈毅“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矮身便甩开了赵宝善的跟踪。

    顷刻间，一大个子突然大喊“抓小偷！”大伙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小偷”在马路的另一头箭步如飞。话音刚落，旁边又有人大喊“我的钱包也丢了，快去追！”夹杂着喊声，五六个大个子夹着陈毅向前挤，从检票口一道冲了出去。

    岸边秩序一乱，整个码头都乱了。岸上的军警一下子变成了交警，只得去维持秩序，根本无暇顾及上司交代的任务。

    陈毅随着大个子跑出了港口，刚舒完一口气，左右胳膊又被一双大手抓住，他还来不及回头，一块黑布已蒙上了他的双眼。就这样，他被押上了早已停靠在路旁的军车。人还没坐稳，司机便大踩油门，将军车开到了英租界三马路上的新都旅社门口，陈毅被押上三楼最东头的一间房。

    陈毅进入房间，蒙住双眼的黑纱才被解开。他用手擦擦眼睛，只见一位身穿国民党制服、肩杠一豆少将军衔的军官站在面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陈孟熙，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大哥”。

    陈孟熙用食指贴向嘴边说：“轻点，你来沪消息，已经暴露。”

    陈毅一点头：“知道，我在船上就被人盯上了，那人叫赵宝善，他反水投向了你们那一边。”

    “这几天，整个大上海军特警宪全部出动，要搜捕你这位红军头领，为尽同胞之谊，确保二弟安全，愚兄不得不出此下策，叫二弟受惊了”。

    “是呀，我也觉得挺怪，原来是国民党少将竟以‘绑票’为名，行保护‘共匪’之实。”陈毅边说边暗自发笑。

    原来，陈毅来沪之前，陈孟熙已调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他刚到上海不久，便接到陈毅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转给他的信，告诉他近期将到上海，希望得到兄长的帮助，并告之接头暗语是“客随主便”。

    陈孟熙接到陈毅来信后，找到已是上海龙华兵工厂政治部代主任的陈修和（陈毅的堂兄）商量，不得已才演出了这出“抓小偷”的闹剧。

    听完大哥的叙诉，陈毅急切地问道：“修和兄呢？”

    “他留在门外当眼线。”

    “叫他进来吧！”

    门开了，陈修和走进房间，陈毅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两位兄长了！”

    陈孟熙、陈修和情绪激动，感慨道：“谁叫我们是兄弟呢？人生在世，如果六亲不认，那还算是人吗？”

    陈毅有任务在身，时间宝贵，不得不把话锋一转：“我是奉党中央之命来上海的，事关重要，时间紧迫，今后我们在一起，只述同胞情，不谈国共事。就是说，你们的公事我不过问，我的公事你们也不要管。”

    “那是当然，不过，为安全起见，有些事你还得听我们的，不然，你出了事，我们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要得要得。”

    天黑了，陈修和叫张门房到一家正宗川味餐馆点了几道菜送到房间，为陈毅接风洗尘。随后，陈孟熙带陈毅外出理发洗澡，陈修和也出去买了两套新衣，给陈毅穿上，并在他左胸别上一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徽章。至此，陈毅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始了在上海的紧张工作。

会见周恩来 汇报红四军情况

    入夜，陈毅取出文稿，挑灯夜战，对汇报材料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

    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对红四军了如指掌。他决心把汇报文稿写得更加详实，更具说服力，使中央能尽快纠正“二月来信”的错误，恢复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

    见此情景，陈孟熙、陈修和严格遵守诺言，晚上到外面房间下棋望风。这样，既不干扰陈毅工作，又可出面挡驾来人。陈毅则天不亮就外出，夜间才回店内。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到新都旅社找陈毅详谈。周恩来说：“陈毅同志，辛苦了，也让你受惊了！”

    陈毅回答道：“多亏两位国军兄长，我才安全到达上海。”

    “你有两位这么好的哥哥，我们也就放心了。”

    随后，陈毅向周恩来简要汇报了红四军的近况，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央的“二月来信”。他说：“中央2月7日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过于悲观。党的战斗力并不像中央所说的那样薄弱，国民党的屠杀是为渊驱鱼，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将来的形势下，无论什么党都不可能和共产党争取群众。因此，党目前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搞武装暴动，只有这样，党的战斗力才能迅速恢复。”

    陈毅接着说：“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大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只是一种理想，我们曾经这样计划过，但多次实行都失败了，分析其原因：一是红四军都不是本地人，其成分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萍、湘南的农军和历次战役的俘虏兵。二是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难以应付，容易失败。三是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的许多战略战术，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的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

    在谈到红四军的领导以及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时，陈毅感慨地说：“我是夹在朱、毛之间，好比是依偎在秦晋之间的小国，遇事只得采取折中平衡的办法，求得矛盾的缓和。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我当前委书记，真是勉为其难。现在毛泽东同志已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工作，我真是有些担心啊！”

    周恩来说：“红四军内部出现意见分岐，中央也有责任，你夹在中间，心里很为难，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央想征求你的意见，红四军前委书记究竟由谁担任好？”

    陈毅果断地回答：“非毛莫属。”

    周恩来对陈毅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感到由衷地敬佩。他说：“那你的工作呢？”

    陈毅说：“我仍回红四军工作，我回去要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

    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党内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真是高兴啊！”

    夜已深，周恩来要离去，陈毅送他走后，继续修改文稿。

    几天下来，他终于写完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作了全面而准确的阐述。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拿出准备好的文稿，就红四军成立两年来的革命斗争，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去闽西指导工作等情况，作了如实汇报。政治局一致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一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不久，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1期（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并在编者案中大加称赞。

    会后，周恩来又来到陈毅住处商讨中央指示文件的内容。鉴于陈毅对红四军情况的熟悉，要求陈毅为中央起草这个文件，发到红四军，教育干部战士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治建军道路。

胞兄再施计谋陈毅安全转移

    叛徒赵宝善在码头跟丢陈毅后，被上司训斥了一顿，尔后扮成一个小摊主，在新都旅社与丽都书场之间的街道旁摆起了小摊，专卖瓜子、香烟和水果糖。他衣着寒碜，戴副墨镜，嘴里不断喊着“香烟瓜子水果糖”，两眼却鼓鼓地盯着旅社门口。他的一举一动很快就被陈孟熙和陈毅察觉。

    一天深夜，陈毅伏案之余，起身在房间踱步。踱到窗前，他往外一看，发现旅社旁多了个小摊，顿生疑惑，便来到室外平台上隐身观察。只见这个小摊主举止不定，双眼老盯着他住的房子，再仔细一看，发现此人就是赵宝善。

    第二天一早，陈孟熙问陈毅：“二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陈毅回答说：“我们的住处又被敌人盯梢，门口那个小摊主就是轮船上跟踪我的叛徒赵宝善。”

    “这个人在门口已盯梢三天，你昨晚才发现？”

    “怎么？大哥知道得比我还早，为啥子不告我一声？”

    “我是干啥子吃的？我不就是你的警卫员嘛，你不要慌，他们并没发现你，只是怀疑侦探而已。不过时间一长，总怕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的，所以在这里不能久住了，必须马上转移。”

    “怎么转移？”

    “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今天我来安排！”

    当天下午，旅社旁边的丽都书场散场，十来个人走过新都旅社，紧紧围着赵宝善，这个要买烟，那个要买瓜子，还有要买糖的。赵宝善毕竟不是做买卖的，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暇顾及旅社的进出人员。就在此时，陈毅巧扮成学者出了大门，急速登上了早已候在门口的人力车，安全离开了旅社。

    就在陈毅搬走的那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组长周玉龙来到小摊主面前，说：“老弟，买包烟。”

    赵宝善不敢怠慢，趁拿烟之机，向周玉龙报告了盯梢情况：“三楼拐角的那个房间，每天晚上的灯都是通宵亮着。”

    “对啦，赤党分子最擅长夜间活动，你在这里等着，我上楼去看看。”周玉龙说完，便走进了旅社。

    张门房笑脸相迎：“先生，你住店吗？”

    “不，我要上三楼会一位老朋友。”

    “现在是晚上12点，警察局有规定，深夜不准会客。”

    周玉龙从口袋中掏出派司往柜台一放，狠狠地说：“老实点，要不然你就得惹上麻烦。”

    张门房见过派司，全身颤抖起来。周玉龙上到三楼拐角处，眼睛贴近门缝朝里望，只见一人正对着窗户奋笔疾书。从背影来看，很像陈毅。他想马上踢开房门闯进去，可心想共产党也不是好对付的，如果里面藏有共党分子，自己单枪匹马闯进去必死无疑，还是先报告侦缉队再说。

    主意已定，他轻轻下楼来到小摊面前对赵宝善说：“没错，三楼拐角处房间住的正是陈毅，你在这里仔细盯着，我去打电话报告冯队长。”旅社一楼本有电话，周玉龙深怕隔墙有耳，跑到与旅社相隔六十多米的致祥银号打去了。

    赵宝善心中狂喜：捉住陈毅，要评首功，非己莫属。他把手中的小货箱一甩，掏出手枪，堵住了旅社大门。

    赵宝善、周玉龙的一切活动都没能逃过陈孟熙的眼睛。他知道侦缉队即将采取行动，立即心生一计，趁机拨通了在警备旅干事的好友、中校营长刘勘的电话，因为上海警备旅也在到处抓共产党。刘勘接到电话后，立即赶来将赵宝善带走了，陈孟熙也悄悄离开了旅社。

    周玉龙给侦缉队冯保才打完电话后，没见着赵宝善，心里着急，正想向张门房打听，便见冯保才带领侦缉队已到了旅社门口。周玉龙看见冯保才那副凶相，什么也不敢说，只好跟着上了三楼，可破门一看，已是人走房空。

接受周恩来重托起草中央文件

    陈毅离开旅社后住在老同学金满城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文件。党的信任，周恩来的重托，给陈毅以极大的鼓舞。他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然而要写好这份文件，谈何容易。他写了改，改了抄，反复琢磨。

    根据中央的意见，陈毅在文件中阐明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接着肯定了红四军在实现上述任务中取得的成绩。“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红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任务的重大。”

    对于红军战争中分兵与集中问题，陈毅考虑“过去四军各级党部讨论中曾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他在文件中写道：“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

    陈毅还在文件中就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及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强调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指出：“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防害军纪之巩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对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的意见进行了纠正，明确提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同敌人作斗争。

    经过多个日夜的努力，陈毅终于起草完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看过后，给予了高度称赞，仅改动了两个字。9月28日，经中央讨论获得通过，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实施“三保险”　陈毅安全离沪

    冯保才在新都旅社没有抓到陈毅，顿时恼羞成怒。但仔细一想，陈毅既是井冈山红军将领，上海之行时间肯定不会很长，只要守住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陈毅就插翅难飞。因此，他跑到上海警备旅求情，将赵宝善救出，一道围堵陈毅。走出牢房的赵宝善更加卖力，发誓一定要抓住陈毅。

    陈毅完成了使命，准备返回闽西。9月30日，陈孟熙为陈毅买好了第二天的船票，并在老朋友金满城家备了一桌酒菜，为二弟饯行。陈毅十分感谢两位兄长的照顾，当听到陈孟熙、陈修和早已为他商量了一个进港登船的计划后，更是感动不已。

    10月1日下午两点，一艘开往香港的法国客轮停靠在杨树浦码头，侦缉队长冯保才早早地就带人来到码头，对旅客逐个进行盘查。

    码头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直到开船前一个小时才开始检票，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然而，盘查旅客的警察并不管这些，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便要开箱查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有三分之二的旅客没有上船。为恐误船，旅客拼命向前挤，秩序十分混乱。

    冯保才亲自带人把守铁门，可一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正失望时，只见赵宝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挤向码头。他用嘴贴在冯保才耳边说：“码头左边一家俄国人开的咖啡店里，发现陈毅。”

    冯保才心中大喜，忙问：“这回没看错吧？”

    “绝没看错。”赵宝善语气十分肯定。

    同来的周玉龙接着说：“留下的两个弟兄不一定能盯住，快下逮捕令吧！”

    冯保才似乎很聪明地说：“赵宝善留下，周玉龙带我去。”

    咖啡馆离码头仅百米之遥，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店面不大，可八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几个外国人谈得正欢。

    周玉龙一伙手持手枪闯入店内，吓得顾客纷纷往外跑，又被荷枪实弹的侦缉队员堵了回来。外国人见自己的雅兴被冲乱，气得直瞪眼，便朝着堵门的侦缉队员大打出手。侦缉队员一见外国人动了怒，只得闪开一条路，让他们出去。一些中国人见机跟了出去。周玉龙见势不妙，连忙劝阻：“各位不要惊慌，此事与大家无关，我们是奉命来抓共匪头子陈毅的。”

    顾客们一听，吓得像丢了魂似的。一位顾客大叫一声“快跑！”堵在店里的顾客便一齐向街上冲去。

    坐在窗边的陈孟熙与陈毅长得一模一样，戴着一副墨镜，更让人分辨不清。他仍坐在那儿不慌不忙地喝着咖啡，吃着点心。

    周玉龙冲向窗边，把枪指向陈孟熙说：“陈毅，你被捕了！”

    陈孟熙抬手一扬，掏出一张派司，“啪”地一声摔在桌上，说：“你是不是瞎了眼？”说完摘下了墨镜。周玉龙一瞧派司上“南京国府侍卫室少将侍从副官陈孟熙”十六个字，吓懵了，只好立正站在桌边，等待发落。

    陈孟熙继续喝着他的咖啡。站在门口的冯保才这才意识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便急忙进屋打着圆场：“这是误会，我们都是为党国做事，不要见怪。”说完便转身对周玉龙一挥手：“快，跟我快回码头。”

    趁混乱之机，陈毅已打扮成一位学者，隐蔽在离码头很近的一家小书店里。这是上海地下党备用的秘密机关，一般不轻易使用，今天到了紧要关头就不得不用了，为的是配合陈孟熙的行动计划，对陈毅的安全起“双保险”作用。

    咖啡店和大街一乱，迅速影响到码头，在码头上执行公务的警察都不约而同地朝大街望去。还没上船的旅客眼看船要开了，便趁机向前冲，铁门被推开，大伙也一拥而入。

    陈毅见铁门已开，觉得时机成熟，便戴上墨镜走出书店，混进拥挤的人群。临近铁门时，被赵宝善发现，但赵宝善不敢确定。他亲眼看见陈毅在咖啡店，怎么又在这出现呢？但转念一想，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得放走一个的训示，便转身对身边的几个同伙喊道：“快，抓住那个戴博士帽的！”

    被安排在赵宝善前边的一个“买卖人”听到喊叫声，把手上提的箱子“啪”地一声摔在地上，银元和成捆的钞票撒满一地。一些在码头上混饭吃的阿飞冲上去就抢，赵宝善和几个同伙也拼命抢钱往怀里装。等再抬头时，那个戴博士帽的早已不见了踪影。陈孟熙、陈修和在设下“调虎离山”之计的同时，所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又成功了，“双保险”变成了“三保险”。

    陈毅安全回到闽西，带着中央指示信前往蛟洋，把毛泽东请回了红四军，并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为之激动，给陈毅写了“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八个字。

    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关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红四军“七大”

一、朱毛会师

1928年4月，毛泽东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上得井冈山后，“会师”的喜悦和部队的壮大之下，也同时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分歧。而且，这种潜在的分歧，大多是根本性和方向性的。

朱德坚持率领南昌起义残留的几百人的部队不“散伙”，是朱德不同于其他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根本一点，更是朱德对中共武装革命的突出贡献。南昌起义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起义，根本原因是李立三等人虽然也看到了中共必须走自己武装道路的必要性，但是，起义前委和当时的中央，却没有对起义一旦失利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策有什么成熟的思考。1927年7月14日的中央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一旦失利就引兵“上山”以保存武装力量的观点，但却被一心首先“夺取中心城市”以取得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留洋派”把持的中央所排斥。因此，起义占领南昌后，在国民党当局反扑时，几万人的部队“瞬间”便一哄而散，甚至一万多人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快走到南昌时因起义已经失败而被就地解散，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起义的领导人，也是一哄而散。其中几个主要领导人又向广州进发，再次走了一遍南昌起义的“过场”。原因依然是不知道国民党军事反扑下，该如何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而对毛泽东的“上山”则不屑一顾。朱德并没有执行“解散”的命令，而是率领几百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与后来赶来的陈毅一起，跟井冈山的毛泽东相呼应，走出了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成功道路。

朱德率领的部队，最初是朱德陈毅自己“摸索”着进行，而且，在低潮时还曾“投奔”国民党的一个部队“寄人篱下”。与中央联系上后，又举行了“二次”起义，即“湘南起义”。“左倾”的“留洋派”中央，发来一个又一个指示，对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给予“烧杀”政策，“逼迫”农民革命。结果，使得部队疲于奔命，几无立足之地。于是，又命令朱德陈毅向井冈山进发，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

会集在井冈山的部队，主要有“四股”或者“三股”。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湘南起义后加入的部队。说“三股”，是因为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此时已经被毛泽东完全“赤化”了过来，成了毛泽东的“嫡系”。

几股部队的情况大不相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的部队（二十八团）军事基础好、武器也好：“正规军”出身，而且，多数参加过叶挺将军领导的北伐，打仗非常勇猛，但是，由于缺乏毛泽东似的军队“政治化”教育，组织纪律性较差，旧军队的习气比较严重。毛泽东的部队（三十一团）则大多工人农民出身，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但是，政治素质很高。

“两军”的“摩擦”，也是“以子之长攻人之短”：二十八团嘲弄三十一团不会打仗、土气，三十一团则嘲弄二十八团军阀作风、少组织没纪律、流气。二十八团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武装“土气”的部队，三十一团，根据地建设成绩突出，物资丰富，则不愿意资助“流气”的部队。“摩擦”势必影响毛泽东和朱德二人，“朱德到三十一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二十八团讲话”（谭震林语）。

湘南起义部队组成的“二十九团”，则“两边不占”，即战斗力不强，纪律性又差，而且，一心想回“老家”：“饿饭也回家里饿去”。朱德也控制不了这支自己带来的部队。

中央代表杜修经“衔命”而来，指示部队打回湘南，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朱德陈毅等也不同意：他们知道，湘南已经失去了部队生存的群众基础。但是，朱德等却同意分兵“下山”，下山的结果就是“八月失败”。

面对“惨败”，朱德“我怎么有面目去见润芝”？毛泽东亲自下山接应：玉阶兄，我有责任，没能阻止得了。

“朱毛”的“二次会师”，是朱毛之后无论产生什么争论也“棒打不散”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朱德之间，是真正的战友情谊。但是，战友情归战友情，摩擦也是避免不了的。公道的说，“摩擦”的原因，主要还是朱德对毛泽东的“家长制”颇有腹诽：毛泽东对军队在军事和政治、甚至在生活方面，几乎是面面俱到。而这种腹诽的原因，则是对红军建设和任务等主要方面存在不同的见解。毛泽东从“三湾改变”开始，就始终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接着，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建设根据地，筹款。打仗和筹款大家理解，根据地建设大家也理解。不理解的是，毛泽东把根据地建设看得跟打仗一样重要，而对军队“筹款”则要求十分严格，这对“吃粮当兵”惯了的“正规军”来说，无疑是一种反感。

“朱老总宽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宽和”也就是缺少严格的纪律约束。毛泽东缺乏这种“宽和”，则是毛泽东面对部队改造和原则纪律贯彻不太理想的一种力度。人们惯常喜欢用毛泽东当众训斥弟弟毛泽潭的事件，当作“朱老总宽和”、毛泽东缺少“充分宽容”的典型例子，更当作毛泽东“家长”作风的典型例子：毛泽潭率人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了，把猪收了要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听说后，当面训斥甚至动手要打毛泽潭，朱德旁边劝了一句“事情已经这样了，付了钱算了”，被毛泽东毫不留情的捎带上了。

这个事件的本质，实质上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朱德在部队纪律要求上有些松弛的不满，当众训斥毛泽潭，则有着“祭旗”的味道，也就是首先“拿自己人开刀”。而效果则完全相反：朱德没能理解，毛泽潭也没能理解，其他人就更甭说了。不但没能理解，而且，还“开罪”了朱德和毛泽潭。毛泽潭私下牢骚“红军不是毛氏宗祠”，朱德则对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体会更深了一层。

“三军会师”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不但士兵对新型军队不理解，即使高级指挥员也不甚理解。毛泽东改造全新军队的工程，实质上比指挥打仗和根据地建设更加繁难，这也是毛泽东身兼数职的根本原因。前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来在大家决定插销四军党委成立政治部时又亲自兼任政治部主任，都是因为上述原因。看看政治部的“任务”，就能理解了：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共同受前委领导，“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政治部的职责，明显的是毛泽东“特色”。毛泽东始终把军队的政治建设和军地军民关系当作部队的生命线，其他干部还不理解这个“生命线”的情况下，只好“揽权”亲为了。

陈毅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写了毛泽东“喜欢揽权”，朱德则对毛泽东的“家长制”甚为不满。有道理么？有也没有。表面上看，毛泽东确实“揽权”，三个职务，没有一个是别人能够在其上的，“四军政治部主任”按说该受四军节制，但却规定“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共同受前委领导”。实质上说，毛泽东并非揽权，更非家长制，而是包括朱德陈毅在内，都缺乏对新型军队、尤其是红军“三大任务”的真正理解和接受。红四军“七大”后，陈毅取代毛泽东不到两天，就彻底理解了毛泽东：陈毅说，不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干了才知道毛泽东确实不容易，自己也确实担负不了这个重任（大意）。

这是陈毅元帅坚决请毛泽东回来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毛泽东提出“打倒折中的陈毅主义”后，陈毅元帅也坚决打倒“陈毅主义”、顶住压力坚请毛泽东回来。有人说毛泽东与陈毅的关系“好”在“诗文”上，其实并非这样，毛陈关系主要体现在人格上。陈毅从此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则对陈毅始终量才使用。陈毅逝世时，毛泽东拖着病体，在搀扶下坚持参加追悼会。

毛泽东具有超人的政治远见，朱德陈毅则相对缺乏这些，但朱德陈毅一个宽和，一个爽朗质朴，井冈山上磨合出来的友谊，因而常青：毛泽东对朱德陈毅，该批时则批，但始终不弃；朱德陈毅无法理解毛泽东时，也会直言相向，但始终追随。

陈毅“夺权” 红四军七大逼走毛泽东

1929年春，红四军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的争论。争论导致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后来，国民党组织“三省会剿”，陈毅又去“三请”毛泽东。

导火线：军委“暂停办公”

　　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中共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

　　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

　　这一决议也没有消除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和激烈。这是由毛泽东的一份书面意见引起的。

　　《北京日报》刊载王国忠的文章说，6月8日，红四军决定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马送给毛泽东。林彪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尚未开，林彪的来信让毛泽东感到宽慰。虽然在会上毛泽东不露声色，但在一周后即6 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

　　一、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

　　二、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

　　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

　　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

　　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朱德对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三个“发生了动摇的最大组织原则问题”，也逐条表示了不同意见。

　　白砂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全力支持，希望他不要离开:“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然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把在白砂会议上表达过的观点展开进行论述。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全军将士都能读到。本来红军党组织内部对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现在于《前委通讯》上公开刊登，上上下下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

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被夺权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信中散发着悲观的情绪和失败主义的苗头，加上刘安恭是从苏联回来，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太了解，下车伊始，就指责苏区的工作右倾。而且，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被红四军内部人士看到，很快在军内分化成拥毛派和拥朱派，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因此，四军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来解决类似的问题。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由陈毅主持在龙岩城内召开。会期一天，会议一直开至深夜始散。因为陈毅和林彪已经两次明确表示支持过毛泽东，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陈毅也会和林彪一样，坚决地支持他。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毛泽东的期望。会议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发生争论，毛泽东和朱德、党代表和军长之间展开了自他们会师以来的第一次公开交锋。

　　会议在陈毅的主持下，1929年6月末的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对毛泽东的问题总结为：

　　A、英雄主义。

　　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

　　C、虚荣性重，不接受批评。

　　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

　　E、对同志有成见。

　　F、工作态度不好。

　　G、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

　　陈毅总结说：毛泽东“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并且因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陈毅还在大会作了长篇报告，谈了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某些错误思想等问题的看法，接着他对朱德和毛泽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

　　对于陈毅的意见，朱德听后作了答辩。

　　毛泽东很克制。他在重申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之后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会议改组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改由刚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担任。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各一人为委员。

　　关于这些，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说：“这次近乎‘夺权’的会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毛泽东“出走”

　　红四军七大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意见分歧依然存在，却引起了领导层的变动。

　　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发出的53年后，军事科学院党史部的研究人员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原来这封信竟被误认为《中共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的指示信》，由专人负责交送河南信阳了。

　　毛泽东对会议的结果极为不满，对陈毅也很失望。七大一结束，毛泽东就请求离开前委，希望中共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学习和休养一个时期。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上报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国民党“三省会剿”陈毅三请毛泽东

　　7月29日，国民党重新组织“三省会剿”，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主张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确定御敌方案。朱德认为应该同毛泽东商量商量，陈毅赞同。

　　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

　　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前委会议后，朱德独挑重担，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转战闽西粤东。在攻下上杭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1929年9月28日，经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由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10月22日晚上，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表示：“同意。”
    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连接三信，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

　　这件事看似解决，却给毛泽东与陈毅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1946年华中军区曾密电毛泽东：陈毅不会打仗

陈毅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战功，是评比十大元帅的重要标准，但早在1946年，就有传闻说“陈毅不会打仗”，还曾有人发密电向毛泽东揭发陈毅不会打仗。

　　“陈毅不会打仗”的出处

　　据贾文祥所著的《三野战事珍闻全记录》记载，1946年夏天，淮北地区连降暴雨，河水暴涨，到处一片汪洋。陈毅率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冒雨艰难地行进，于7月25日到达淮北。

当时，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连战连捷，陈毅决心在淮北打两场胜仗，以改变淮北的局势。

　　但到7月底，敌情发生变化，沿陇海线两侧继续进攻的蒋军主力已增加到l5个团，而陈毅手头的21个团的兵力对他们“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便打算“以主力向灵（壁）、泗（县）找桂顽敌求战，拟先消灭其两个团即转而进击津浦路宿蚌段”。

　　华中分局的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以往的经验，感觉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经营多年，是有相当战斗力的。7月30日致电陈毅，劝他改变主意去打蒋军。

8月2日，陈毅、宋时轮复电华中分局:“张邓30日电，要我们打蒋军不打桂系。我们事前经过慎重考虑，蒋军计八个整旅，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四十里，彼此间隔不到十里、二十里不等，增援多而快，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此次打92师，我9个团打两天两夜始结束战斗，故无法下决心去打北线蒋军。但蒋军再向东进，则有打的机会。现桂系四个团分布在灵壁、五河、泗县三处，其增援均在七八十里以外，打定可能全歼。历来打桂系均用相等兵力，故奏效不大，此次改变是可能奏效的，已决定5日夜攻泗城不再变。”

　　8月3日，毛泽东看到陈毅要求打泗县的电报，感到雨季作战条件不好，指示陈、宋:“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次日再次电告陈、宋:“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

　　但是，陈毅、宋时轮已在8月2日下达攻打泗县的命令:8师与九纵3个团主攻，二纵与7师负责打援、切断泗县与灵壁之敌的联系。毛泽东的电报并未使他们改变决心。

　　8师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和九纵负责人接到命令后，立即来到泗县城外，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担心。

　　泗县有石梁河等五道大小河流环绕，县城周围原为湖泊沼泽地，平坦开阔，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这些天连降暴雨，河水暴涨，城外壕沟水深两丈，宽达五丈，形成天然障碍。泗县城门已经修筑了炮楼，城墙上每百米有一火力点，四角上也有碉堡，城外设有鹿砦。大家看过地形后，向上级建议等大炮运到再动手。但是遍地大水，不知还要等几天，建议被拒绝了。

8月7日午夜时分，8师以5个营兵力发起攻城，连续爆破勇猛冲击，不到10分钟即突破北大门和西北门攻入城内。但守军组织顽强反扑，攻击部队准备不足，未能及时发展打通两突破口的联系，又无有力预备队和炮火支援。

　　第二天天亮后，敌军在泗县城内发起反击，先以猛烈炮火切断城内我军与城外的联系，接着以连、排规模依托房屋向我军冲锋。8师的火炮因为洪水运不上来，火力上没有优势。敌军占了上风，夺回了西门，8师22团的3个营在城里苦战，伤亡很大。

　　这时，2营指挥员惊慌起来，竟调头往西门外跑，2营战士也跟着突围。在敌军火力封锁下伤亡惨重。1营、3营顶着巨大压力，坚持战斗。1营2连连长在战斗中牺牲，3排长李以琴马上代替指挥。他不怕敌军炮火封锁，积极向前发展。占领一个院落，立即组织战士挖好枪眼。

　　敌军冲锋上来，大家沉着应战，9班长钟宝鼎一人消灭17个敌人。李以琴带领机枪手组成机动小组，哪边紧张就到哪里增援，专打敌军的小股冲锋。8班长要求说:“咱们打了一天，叫别人来换换吧。”

　　李以琴说:“别人都有任务，换什么！有我李以琴在，就不会丢掉阵地！”

　　在他指挥下，2连一天打退敌军9次冲锋，坚持了阵地，而且伤亡不大。战后总结，他被评为“泗县战斗中最出色的指挥员”。

　8月8日，九纵77团在东门与敌军血战，伤亡惨重。73团突击排几乎伤亡殆尽。

　　当日战斗最激烈时，参谋长宋时轮来到8师指挥。陈毅在睢宁葛楼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听到泗县战报，焦急不安。

　　黄昏时分，8师再派两个营进城增援，但兵力始终不占优势。陈毅当夜指示宋时轮:“今夜如已总攻，望坚决打。如今夜不能总攻应后撤。”

　　9日，五河敌人来援，被第7师击退，而更多敌人正准备向淮北运动。城内8师战士与敌拼杀竟日，血流满地，河水为之染红，但战斗仍在僵持消耗状态。鉴于8师伤亡太大，战士们过于疲劳。九纵、二纵因大水阻隔，无法投入更多兵力增援。为避免继续消耗，山东野战军领导决定停止攻击，全部主力撤往睢宁地区休整。

　　曾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8师，虽歼灭敌人3000余，但8师亦付出2000余人的伤亡代价，而且城未攻下，使山野西击津浦线的计划受挫，8师士气受挫。当时8师官兵牢骚埋怨的话很多。

　　陈毅作为首长，承担了失败的责任。10月4日，他在给8师领导写的信中说:

　　“仗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于是，“陈毅不会打仗”之说传开了。

一封揭发陈毅的密电

　　《中华战神——走进历史真实的粟裕》的作者张雄文日前披露了一封密电，这封密电是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主要内容是揭发陈毅不会打仗。电文如下:

　　1946．10．4酉时张邓曾报中央

　　陈（毅）佳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给宋一人主持，结果八师、九纵损失甚重，情绪降低。当山野据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九纵把守。以后李延年三军南下泗阳，阵地三天即失。陈尤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队南援，终不来。后五旅赶驶顽强，给七四军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已定，六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二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三时半陈又来电，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虚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曾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英雄思想亦非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命令已公布，但陈始终保持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七四军，东攻涟水，决一、六师南下配合五旅、皮旅歼敌，要八师接防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一、六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战，而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二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1946.10.4酉时张鼎丞、邓子恢、曾山

　　这封电报，直接促成了粟裕获得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才拥有的战役指挥权；间接导致了1948年5月，陈毅被调离华野。粟裕虽不曾在这份电报上签名，却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被强行指责签了名。

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在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有罗荣桓故居和罗荣桓元帅纪念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生平事略

　　从1919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私立青岛大学(即今中国海洋大学的源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与20世纪末期才组建的青岛大学则没有任何渊源)读书，

　　1924年—1926年，在私立青岛大学期间，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

　　1926年秋在(私立)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

　　进军东北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他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余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各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开始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将衔评定。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

　　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

　　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元帅大事年表

　　1902年11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

　　1919年底，参加了长沙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

　　1923年7月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

　　1927年4月到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委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鄂南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8月底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100余人到达江西修水县，与没赶上南昌起义而来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不久该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9月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改编，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10月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宁冈古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团结争取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

　　1928年初任三营九连、八连党代表，参加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亲自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参加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罗荣桓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8月中共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促使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到湘南接应受挫的二十八团。

　　1929年1月14日随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3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边境地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三十一团被编为第三纵队，三营被编为九支队，罗荣桓任九支队党代表。6月至10月带领三纵队九支队参加了攻打龙岩、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地区的各次战斗。10月30日在攻打梅县时腰部负伤。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罗荣桓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前委委员。

　　1930年1月调任二纵队党代表。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建一方面军。红军决定强攻长沙。罗荣桓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员。9月10日奉命与林彪一起指挥红四军参加攻打长沙，未克。10月4日红四军攻占吉安城。11月参加峡江县罗坊会议，在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关于放弃打南昌，移师赣江以东，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作战，以粉碎敌人“围剿”的主张。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龙冈西北地区，与红三军阵地相联结，使敌十八师陷入重围被全歼，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又追击逃敌，歼敌五十师之一半。

　　1931年5月参加第二次反“围剿”，率红四军参加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四次重要战斗。8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良村等地战斗后，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一些伤员、俘虏和缴获的枪械受到损失。随后，被免去军委书记职务，由林彪接任。

　　1932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军团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罗荣桓任一军团（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随东路军向福建进军。4月20日参与指挥攻打漳州战役，打开漳州后，他积极组织部队发动群众筹款。

　　1933年3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反“围剿”中，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出《红一军团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全面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4月14日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7月兼任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为红军的扩充做出了贡献。

　　193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宣布将罗荣桓等扩红突击队领导者列入光荣红版予以表彰。1月21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成绩突出，在会上受表扬并获得银质奖章。会上，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月21日红八军团组成，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随部队参加长征。12月13日八军团因战斗减员而撤销，调任总政治部巡视员。

　　1935年8月随中央红军的后卫三军团过草地北上。9月10日到达俄界，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1936年2月10日一军团政治部以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关于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动员和训练教育工作。6月调红军大学学习，同时任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5月与林月琴结婚。7月10日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9月率领一一五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等单位，在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年初率政治部等南下到达晋西南赵城与司令部会合。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离职休养，由陈光代理师长，随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3月与代师长陈光率三四三旅，开进蒲县大宁公路，在午城、井沟等地与日军一○八师团激战，歼灭大量敌人，迫使敌人后撤，保卫了黄河渡口。4月率部到达晋西汾阳、孝义一带，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9月敌一○八师团沿汾离公路西犯，企图西渡黄河。和陈光指挥部队先后在薛公岭、油坊坪、王家池伏击敌人，毙伤敌1200余人，巩固了吕梁山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9月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汇报了抗战以来一一五师工作情况和经验。中央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根据中央决定，一一五师派六八五团向山东开进，开辟（微山）湖西根据地。12月与陈光率领师直与六八六团等部队到达晋东南，组成东进支队，向山东进军。

　　1939年3月东进支队进入鲁西郓城地区。全歼郓城西北樊坝伪军一个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5月11日在肥城以南之陆房地区，一一五师部队冲破敌之包围，并歼敌一部。陆房战斗后，他派东进支队大部，东越津浦路进入鲁南地区。8月山东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朱瑞为书记，罗荣桓、徐向前等为委员。这个月里，罗荣桓与陈光指挥部队在梁山地区歼灭日军长田敏江少佐以下300余人。11月赶赴（微山）湖西地区，及时处理了该区错误的“肃托”事件，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12月26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把抱犊崮山区建立为八路军单独的根据地。

　　1940年1月指挥一一五师和农民自卫团，挤走国民党顽固派费县县长李长胜，解放崮口。

　　2至3月与陈光指挥三打白彦，歼敌800余人。9月一一五师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总结了对敌顽斗争的“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提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和具体措施。10月一一五师将部队编成6个教导旅，分布于苏鲁豫皖、鲁南、滨海、鲁西、湖西、冀鲁边等地，师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近7万人。

　　1941年2月1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全体将士致电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问题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张，克服投降内战危机。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组织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11月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向山东根据地中心沂蒙山区进攻。11月5日率山东党政军机关巧妙而果断地突出了重围，随后率领部队又回到沂蒙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1月军委指示，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山东军区）。4月刘少奇由苏北到山东，指导山东分局进行了4年工作总结，肯定了山东斗争的成绩，指出了山东党的领导的主要问题。罗荣桓对改进山东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8月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分别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和《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11月指挥教二旅运用“翻边战术”乘日伪军开赴沂蒙山区的机会，在赣榆、东海一带的海陵地区攻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对这一地区的蚕食。11月在《战士月刊》上发表《克服在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12月到前线，参加指挥第三次甲子山战役，收复甲子山区。《战士月刊》发表了他写的《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

　　1943年3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3月13日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的报告。6月蒋介石命李仙洲部入鲁接收东北军于学忠部防地。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部撤出山东给予便利，同时阻滞了李部入鲁。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军在山东的态势。7月23日与黎玉联名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一文，分析了山东形势，指出抗战的光明前途。8月3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我军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8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10月9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山东军区反“扫荡”紧急动员令》，部署反“扫荡”。随后，又具体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44年3月利用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失利，兵力大批外调的形势，指挥了山东战场的攻势作战。3月在春季攻势中，山东八路军一举歼灭伪军吴化文部7000余人，控制战略要地鲁山地区。6月15日在《斗争生活》上发表《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同日在碑廓镇主持山东军区军事会议，在由下而上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作了《关于军工会议的总结报告》，总结了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了今后的军事方针，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对于山东八路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7月1日发表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文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7月7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七?七”》。8月12日答复了毛泽东7月28日向各战略区电问的十个问题（整风、时事教育、整训部队、民兵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后来毛泽东复电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山东部队发起秋季攻势，相继解放利津、沂水、文登、荣城等地。争取了伪军王道、莫正民等部起义。9月18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首长发布《加速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要求立即在全区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战备思想动员，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战斗、生产、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

　　1945年1月3日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总结了1944年的斗争经验，要求在新的一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解放区的各项号召。1月17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两侧为主攻方向，以便将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打成一片。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意图，山东八路军发起春季攻势。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解放泗水城；胶东军区歼灭伪军赵保原部1．2万人；3月鲁中军区解放蒙阴县城。4月主持制定了山东军区5、6、7三个月作战计划，开展夏季攻势。根据这一计划，渤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歼敌2700多人；鲁南讨伐伪军张里元部，歼敌2000余人；鲁中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歼敌6000余人；滨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歼敌4000余人。通过这些行动，山东解放区扩大了 2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4月中共七大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未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7月7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解放区已有1700万人口，28万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7年苦斗创造出来的，为即将到来的总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局面。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出向敌占区进攻的命令。同一天，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部署了反攻的进军任务。8月13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动员令，命令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击，迫其投降。8月至9月罗荣桓等指挥部队分5路向山东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先后解放了46座县城、6处港口、35个火车站，歼敌伪军6万余人。不久，根据军委“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的指示，罗荣桓等组织山东部队6万余人，地方干部4000余人，分3批经海、陆两路北上东北。10月24日率指挥机关去东北，11月到达沈阳。

　　10月31日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3月因病去大连治疗，病中致电东北局，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发展自己，全力支持长期战争。5月回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6月11日林彪、彭真、罗荣桓等致电各兵团并报中共中央，要求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恐慌，要主动放弃一些城市，诱使敌人分散，换取歼敌机会。16日，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陈云为副书记。

　　1947年6月不顾苏联医生要他长期疗养的建议，出院回国。7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足的后备兵力。他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组成了164个独立团，共37万多人。这一重大措施，对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8月26日《东北日报》根据他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9月14日与林彪等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到11月初歼敌6．9万余人，克城17座，粉碎了敌人“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战略方针。

　　1948年2月2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3月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后勤单位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在东北野战军召开的参谋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关于今后建军及正规化问题。3月与林彪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结束。这次攻势共歼敌15．6万余人，使国民党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全境1％。5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布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6月15日到长春前线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我军对长春守敌要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使其军心动摇而后再攻的方针。8月14日，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野战军政治委员。9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封闭国民党军队于东北境内，然后加以歼灭。遵照军委指示，他和林彪等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10月2日因敌人4个师在葫芦岛登陆，林彪一度犹豫，要回师打长春。在罗荣桓的劝说下，很快又坚定了打锦州的决心。锦州战役开始前，林彪、罗荣桓亲临前线对攻城进行部署。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15日攻克锦州。11月8日主持起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总结了辽沈战役的情况。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11月23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开始向关内开进。11月30日与林彪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离开沈阳向冀东挺进。12月1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规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2月17日奉中央电召到河北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研究今后作战的方针。12月2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

　　1949年1月10日中央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管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开始同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1月15日天津解放。16日，与林彪致函傅作义，劝他接受和平改编方案。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1日在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话，指出，改编不只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改变为人民军队，是立场上的根本改变。3月2日主持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绥远于9月19日和平解放。3月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四野战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作报告，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现象的问题。4月11日第四野战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出发南下，他因病留天津治疗，随后到达北平。6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华中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30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罗荣桓任主任。9月4日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他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3年12月7日军委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方针。会议坚持了在军队内部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了人民解放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他参与了这些重要决策。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作了书面发言。4月15日组织领导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施。6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8月24日军委批准政治学院根据罗荣桓指示起草的《办院基本方案》。9月27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月29日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兼任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学院开课。8月在《八一杂志》上发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9月23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因健康原因，请求解除他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职务。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9月15日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1月到湖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视察。8月为《解放军报》题词：“发扬人民解放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9月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文。

　　1959年2月到湖南等地视察。4月18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继续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6月5日任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军委，他任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工作。11月2日到空军部队视察。11月22日主持起草了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建议把民兵工作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工矿、交通枢纽地区和海陆边防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中央将报告批转全国执行。12月到安徽、上海等地视察。12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民兵工作小组，他任组长。

　　1960年1月指示《解放军报》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倡干部通读毛主席著作，在宣传上不要简单化，庸俗化。10月为政治学院《思想战线》杂志创刊题词：“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避免无的放矢。”

　　1961年1月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2月到南京、福州、上海、杭州、南昌等地部队视察。3月到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和工程学院视察。4月30日在第二十六次军委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时，他当着林彪的面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不妥。在这前后，他还多次反对林彪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简单化的错误主张。7月18日军委民兵工作小组扩大为人民武装委员会，他任主任。8月5日为《解放军报民兵专刊》题词：“加强民兵国防教育，把民兵组织落实到生产基层中。”10月4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提出，红与专问题，要落实在专业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11月15日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组织部门的任务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中心工作才能搞好。党的建设主要抓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

　　1962年10月10日主持召开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1月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党委建设要着重解决民主集中制，原则空气和团结三个方面的问题。发展党员要强调质量，从组织教育培养入手，要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

　　1963年2月16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加强党委工作，主要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党委内部既要加强团结又要坚持原则。9月28日因病重住院。在病危时还嘱咐政治学院的领导，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2月1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向罗荣桓遗体告别。12月22日首都各界2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公祭罗荣桓。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唯一与毛泽东一生共事的元帅

　　毛泽东晚年几乎不再参加别人的追悼会。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在毛泽东之前去世，而毛泽东亲自参加的，只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个人的葬礼。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入眠。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毛泽东与罗荣桓加深了了解。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工作能力、思想品质、为人处事等大为赞赏，两人成为知心战友。毛泽东称罗荣桓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毛泽东主席和温相罗荣桓

　　1963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准备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计划的报告，一时冠盖云集、将星闪耀。会前，毛泽东异常严肃、庄重的站起身来，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就在今天下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我们敬爱的罗荣桓同志因病逝世了，在这里，我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三分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立刻，全体起立，静默肃然。接着，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人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他这个同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有话讲在当面，原则性、纪律性很强。当年，在山东的时候，我说一个罗荣桓去了活了一盘棋。东北战役（原话如此）的时候，他主张打锦州，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一个好同志啊，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他冲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点点头说：“请你转告林月琴同志（罗荣桓夫人），就说罗荣桓同志逝世，我很难过，请她注意身体，继承罗荣桓同志的遗志。”罗瑞卿用笔记下了这几句话，当晚，就告诉了林月琴。

　　罗荣桓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深的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奠基人（毛泽东语）的元帅鞠了三个躬。而且，他专为罗荣桓赋诗一首，7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传诵一时。当时没有发表的原因是这样：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这只是我个人对于罗荣桓同志寄托的战友的哀思，不要当作以往的作品看待，而且，我一向不主张个人感情萦怀的，拿出去不好。”当他走到林月琴的身边时，他说：“月琴同志，荣桓同志的逝世使我很难过，诗稿写的很草率，不过，代表了对战友的一片感情而已，荣桓同志一生不说假话，值得我们学习啊！”（据林月琴回忆）

　　毛泽东的秘书回忆，罗荣桓的逝世的确让毛泽东很难过，这也是很少有的，毛泽东有一个晚上都在写那首痛悼罗荣桓的诗。而此前，只有建国初期任弼时的逝世才会让他如此动容。此后，从毛泽东的原来诗稿上看出，毛泽东的笔迹抖动，全无半月前的那张《龟虽寿》那样洒脱。毛泽东建国以后军内只参加过罗荣桓、陈毅的追悼会，而陈毅追悼会的政治含义远比战友感情来的深，只有罗荣桓的追悼会，毛泽东流露出了一些凡人的感情。这是很值得回味的，也是这个罗荣桓，多年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在给《罗荣桓传》题词的时候，曾经饱含深情的说道：“罗荣桓同志是做老实人，干老实事，一生光明磊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和中央保持一致，始终为人民群众着想，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2002年，纪念罗荣桓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赞扬了罗荣桓光辉战斗的一生，江泽民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个生前死后居然连续得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赞许的军中将领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以后，就随同部队到达井冈山，历任连、营、纵队党代表，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经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红四军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点了罗荣桓的将，他说：“罗荣桓同志在作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是一个多面手，他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是栩栩如生，这个同志以后很有可能为我们红军立下更大的功勋哩。”

　　不久以后，罗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的时候，一次扩红8000人，荣获扩红的奖励银牌和锦旗，毛泽东多次就此事赞扬罗荣桓，他说：“我们革命要想成功，没有人是做不到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在这点上，罗荣桓同志做的比较好，也比较成功，他的特点是既来之，又安之。来到部队上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为革命献身，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可也不能强买强卖，在这方面，罗荣桓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山东地区吃紧的时候，毛泽东坚决主张让罗荣桓前去，而此前罗荣桓已经要求因病少负一些责任，毛泽东亲自找罗荣桓谈话。在东北期间，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说兵源不足。毛泽东告诉东北局说罗有办法！结果，罗荣桓当年就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兵力大增，仅仅松江一省就动员80000青年参军（当时松江全省劳动力只有27万人）！

　　1944年，罗荣桓病重，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长篇累犊的询问病情，这是很少见的，1946年罗荣桓去朝鲜住院，毛泽东亲自给金日成打招呼，接着，罗荣桓赶赴苏联开刀，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的名义给斯大林发报，称：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给予罗荣桓苏共中央委员的待遇，要知道，那时候，苏联一共只有11名政治局委员、2名候补委员，65名中央委员！因此，罗荣桓的生活在苏联过得很好，中央在罗荣桓动身以前，毛泽东让给罗荣桓准备了50两黄金，预备到苏联以后的开销。罗荣桓始终没有动用这笔钱，最后，支出一小部分供给烈士子女的生活。此外，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就是罗荣桓夫妇给从苏联精神病院里接出来的。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经常受到罗荣桓的接济。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是不同寻常的，罗荣桓在红军时期的红四军政委、军委书记的职务都是毛泽东提议担任的，在山东，毛泽东让罗荣桓党政军民一肩挑，此后，罗荣桓病重，毛泽东调林彪、萧劲光进山东，但是，电报上明确说：以罗为正、林为副。进入东北之后，毛泽东最初考虑以罗荣桓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在罗荣桓的要求下，改由林彪出任，罗荣桓说：“大敌当前，战争一触即发，我是个书生，身体也不行，做做思想工作还可以，指挥作战，林彪同志比我强。”这次让贤连一向不大夸奖人的林彪都说：“罗荣桓同志是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同志。”1956年9月2日，罗荣桓在评定军衔之后，深感身体虚弱，难以同时兼任总政主任和总干部长的重任，亲笔写信给彭德怀，要求辞去职务。毛泽东没有同意，而且，在9.15日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又是毛泽东提议，罗荣桓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0年秋天，总政主任谭政被林彪打倒，毛泽东召见罗瑞卿和萧华，问他们怎么看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罗瑞卿和萧华都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一致举荐罗荣桓复出，毛大悦，当场拍板。林彪后来问萧华谁向主席提出的罗荣桓？萧华说是主席自己的意思，同时，罗瑞卿推荐的很有力。丝毫不提到他自己。所以，后来林彪对这件事视作罗瑞卿越权从事，深恨之，罗荣桓死后，林彪极力推荐萧华主任总政治部。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经单独的找到罗荣桓，同他谈到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回家以后，林月琴问他同主席说了什么，罗荣桓只说了一句：一些人事上的事。再没有第二句。倒是毛泽东在1972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了出来：“当时，我要罗荣桓同志谈谈看法，已经定了林彪。罗说林彪打仗还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体，最主要的是，林这个人喜欢搞小圈子，团结多数同志是他的弱点。现在看来，罗荣桓的观点是有预见的。”（毛泽东1972.9.3批林谈话记录）

　　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随部队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后，部队只剩下几百人，都是些愿意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革命战士，其中就有罗荣桓。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如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

　　罗荣桓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称道的一名出色的连队党代表。在同毛泽东的接触中，罗荣桓十分佩服毛泽东卓越的指挥才能。关键时刻总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关于建军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在毛泽东的意见成为少数的情况下，罗荣桓仍发言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后，罗荣桓在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仍然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在他的促成和周恩来强有力的支持下，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着手整顿部队。为此，专门召集罗荣桓等党代表座谈，搞社会研究，让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毛泽东对罗荣桓提出的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并请罗荣桓参与逐条讨论古田会议的决议草案。后来，毛泽东曾对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指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红四军前委改造时，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罗荣桓也被选为前委委员。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发现红四军第二纵队问题较多，战斗力较差。毛泽东在对第二纵队做了深入调查后，又考虑到罗荣桓的为人，建议调罗荣桓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听取了毛泽东介绍的第二纵队的情况后，二话没说，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任务。几个月的工夫，就使第二纵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后，四军政委潘心源未到职，军委书记熊寿祺去上海开会又一直未归，林彪这个人又不易与人合作。毛泽东在考虑四军政委人选时，认为担任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需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这样才能把四军的工作做好。凭着对罗荣桓的了解，毛泽东认为非他不可。于是向前委建议，由罗荣桓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委。

　　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罗荣桓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始终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曾因此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挤，甚至撤职，但他仍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对此，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竞鸿、吴华：《毛泽东生平实录》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91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奉毛泽东之命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到达山东后，罗荣桓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方针，抗日民主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使山东的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44年8月，罗荣桓等执笔详细答复了毛泽东关于山东十个问题和十大政策的执行情况，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罗荣桓出色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常对人说：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了；这个地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和罗荣桓的情谊还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罗荣桓在战争的岁月里负过伤，身体不太好，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关怀、爱护。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记得在鲁南战争的年月。那时，我和罗荣桓在一起。一个大雪天，遍地白茫茫。罗荣桓的小警卫员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怎么首长在雪地上尿的尿都变红了？’那时大小便没有厕所，我跟警卫员走去一看，只见雪地上果然有一片殷红。我也慌了，卫生员来检查，说是尿血。当时部队在鲁南缺医少药，中央得知罗荣桓病情后，很快，毛主席就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强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于是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并立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去上海检查。到第二天，突然接到毛主席的一个急电，指示：罗荣桓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毛主席对同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 “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期，罗荣桓不以病体为念，带了一位医生同返鲁南。辽沈战役前夕，罗荣桓进军大连。毛主席对罗荣桓的健康念念不忘，我们刚一进城，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催促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毛主席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又担心大连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

　　“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手术后才两个月，他再也躺不住了，于是立刻返回前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消灭蒋家王朝。北京解放，中央从平山进入这座古城时，罗荣桓率部南下，行至天津，由于长期患病和手术后未得到恢复，突然晕倒。毛主席闻讯，亲自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京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封信，罗荣桓去世后，我继续珍藏着。”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决抵制林彪的错误指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辽沈战役开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首先攻占锦州。对毛泽东这一明确的战略决策，林彪始终未能透彻地理解，迟迟按兵不动，无所作为。后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罗荣桓、刘亚楼的敦促下，林彪才不得不进攻锦州。而在战斗即将打响时，林彪却又自作主张，向军委发特急电报，要求放弃攻打锦州的部署，北上攻打长春。

　　在这紧急关头，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他严肃地对林彪说，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这个决心不能动摇，而现在改变主意，会影响整个战局的!中央军委也不会同意的!同时，他坚决主张再向中央发一封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刘亚楼也赞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也只好同意。

　　在向中央发出仍然攻打锦州的电报后，很快收到了毛泽东拟稿的回电。

　　一方面，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攻打长春的错误想法，另一方面，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攻打锦州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罗荣桓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写诗悼念提及了此事，赞扬他同林彪在争论中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从而为锦州之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建国初，高岗和饶漱石结成联盟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想把东北搞成独立王国。一次，高岗来到罗荣桓家，提出搞部长会议制，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大为吃惊，急忙问：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高岗尴尬地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立即严肃地说，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高岗碰了个钉子，无趣而归。高岗后来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找罗荣桓乱说。

　　罗荣桓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维护毛泽东的声望，所以毛泽东称他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1950年，毛泽东在得悉罗荣桓带病坚持工作，身体状况不好时，在罗荣桓提交的一份报告上除批示“同意外”还写了这样几句话：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的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1956年12月，毛泽东批准罗荣桓因健康原因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1963年9月，罗荣桓因病住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关心之真切。

　　毛泽东如此评价罗荣桓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和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有一次谈话，详细谈及了罗荣桓的为人。毛泽东说，罗荣桓老实，原则性强。在说到井冈山时期罗荣桓任连党代表时，毛泽东说：“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老实。”而且认为：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泽东还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遇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毛泽东又说，罗荣桓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罗荣桓也的确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老实人。由于罗荣桓的这样老实，他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也因此曾多次委以重任。

　　1949年6月，毛泽东提议任命罗荣桓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 9月，毛泽东又提名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0年4月，毛泽东找罗荣桓谈话；希望他担任公安部长。他向毛泽东推荐罗瑞卿担任，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不久，毛泽东又提名由罗荣桓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60年底，谭政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后，毛泽东又同意由罗荣桓重新担任这一要职。罗荣桓复出后，曾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同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毛泽东又多次支持了罗荣桓的正确意见。

　　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说：“罗荣桓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林彪任红四军军长后，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觉得，这个政委非罗荣桓莫属.。

　　他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主动提出改为大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原议。

　　1961年和1962年，毛泽东曾两次和别人谈到罗荣桓，并概括了如下：

　　1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

　　2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

　　3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4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5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6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

　　7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少奇同志到山东，支持的就是罗荣桓。

　　8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9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

　　10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

　　罗荣桓一贯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并且最早发表专题报告，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与林彪进行斗争的过程来看，罗荣桓坚持的是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罗荣桓在党的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统一战线、等方面还有许多重要论述，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是惟一终身从事政治工作且军功卓著的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双优的元帅!

主要著作

　　著有《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等。

徐向前

　　徐向前（1901-1990），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

徐向前小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只有一位北方籍元帅，他就是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的永安村。它位于滹沱河北岸，原名薄家村。他的父亲徐懋准是清末秀才，母亲赵金銮，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妇。

　　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母亲也就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徐向前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勤劳善良，平素经常积德行善，她那贤惠、助邻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小象谦。儿时，他幼小的心灵虽然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深奥的事理，但他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和睦相处。父亲的行为同样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以父亲为榜样，模仿着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

　　少年时的徐向前读了3年多的私塾，《诗经》还未读完，就有了不读“五经”的学校。1914年，他被送到东冶镇陀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他非常喜爱这所学校，在那里，开始接受新事物。因家境不济，两年后徐向前又回到本村读私塾。即便如此，徐向前的学业也未能继续，一年后徐向前便结束了少年时期的学校生活。这对于一个渴望读书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辍学在家的徐向前在无奈之中过早地承担起了成人的重担。16岁至18岁，徐向前在河北省阜平县书店里当学徒，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社会职业。两年艰辛的学徒生涯，磨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和善于忍耐的品格。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萌生了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激发了学军习武的浓厚兴趣。　

　　1919年3月，徐向前考入了山西国民师范第一期速成班学习，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时来运转”的第一步。给他带来这次机遇的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即辛亥革命后开始兴办贫民教育，也是与他一河之隔的“五台老乡”阎锡山提倡“民智”，大办教育时无意中把他网了进来。他在这里不仅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智力教育，而且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国民师范毕业后，徐向前本想一心一意当好教师，但是，世道同他作对，使他不能如愿。　  1924年，在黑暗中求索的徐向前终于探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成为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批优秀学生，在革命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正规军事训练。按学程规定，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七个月后毕业。课程除典范论、各种条令外还有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七个月的学习，为徐向前后来在海陆丰、鄂豫皖、川陕以及以后战争中发挥军事才能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徐向前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毕业留校期间，他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徐向前第一次率兵作战，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支援东征军的革命盛况，他深受鼓舞。　

　　1925年，徐向前告别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新的军旅生涯。7月，他和白龙亭、赵荣忠、孔少林等来到了驻河南安阳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混成旅。在这支军队里，他目睹了军阀贪污、吃空名额、军纪败坏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1926年，他追随着广州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他从汉口走到武昌，看到标语满目、歌声震天，好一派革命的景象，又重新点燃了他内心革命的火焰。在这里，他担任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余与活跃份子聚在一起，谈理想，谈志向，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等。他先后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瞿秋白、鲁迅的文章。徐向前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国民党多是一些官僚政客，昏庸无能，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才适合中国的国情。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炳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向前经历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与广州起义失败的磨炼后，在政治上愈加成熟、坚定。1929年6月，徐向前受党中央派遣，到鄂东北任红1军31师副师长。红31师辖四个大队，300来人，干部大多数是青年农民。领导这样一个部队，徐向前很注意发挥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徐向前很快受到指战员的爱戴。　

　　徐向前刚到任不久，就遇上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的经验，率领这支弱小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使“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相继被粉碎，红31师在一次次战斗中得到锻炼，逐渐成长壮大起来。通过三次反围剿，基本上奠定了他的游击战术。1929年11月，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总结了海陆丰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鄂豫边斗争的经验，和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一道提出了《中共鄂豫边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了建军和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七项游击战术原则，对鄂豫边红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0年春，徐向前升任红1军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他抓住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有利时机，率红1师三次出击平汉路，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取得了三战三捷三扩编的重大胜利。徐向前的威名从此在红军内部和敌人当中广泛传开。当地群众曾编了歌谣，庆祝这些胜利：

　　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徐向前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指挥部队接连挫败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四军军长。接着，徐向前与军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　

　　1931年8月，蒋介石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增兵的同时，又策划对鄂豫皖区发动新的“围剿”。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一面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面聚集兵力蓄谋发动武装进攻，围攻革命新区。鄂豫皖人民在日军侵占国土之际，仍然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准备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由红1军和红15军组建红四方面军，下辖四个师、12个团，计3万余人。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成立。那一天，当宣布徐向前任总指挥时，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年仅30岁的徐总指挥，穿着平整的灰布军装，检阅了部队，显得雄壮威武。徐总指挥检阅后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四年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他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久，徐向前组织指挥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歼敌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发展到4万余人。　

　　鄂豫皖红军力量的大发展，严重威胁敌人的腹心统治地区——武汉、南京等地，引起国民党阵营的极大恐慌。蒋介石于1932年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四个师30余万兵力，部署第四次“围剿”，企图一鼓荡平鄂豫皖根据地。此时，张国焘等人积极推行王明的“左”的路线，拒不采纳徐向前同志关于休整部队、作好反“围剿"准备的建议，而是强令红军南下围攻麻城，进逼武汉。徐向前和红军被张国焘捆住了手脚，不能进行擅长的运动战，而去强行攻坚。这样就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红四方面军在两个月作战中，行程3000里，几乎无日不战。红军多次陷入险境，徐向前临危不惧，指挥果断，常常使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1932年寒冬，红四方面军1.4万余人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渡汉水，攀乌道，越秦岭，战寒风，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2月中旬，蒋介石委任川军副军长田颂尧、总指挥孙震纠集三十八个团近6万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在作战的第一个月中，我军收缩阵地，敌人虽占巴中、南江两地，却付出了近8000人伤亡的代价，士气大挫。我军达到了迟滞和消耗敌人的目的。敌人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不久又发动全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集中兵力，诱敌深入，放弃通江，退到通江以北地区。敌人竟以为我军“溃不成军”，再次展开全线进攻。我军再次完成了收紧阵地的任务。此时，我军集中主力部队，在老林中开辟道路迂回敌之侧后，出其不意，一举在余家湾击溃敌人主力。经过战胜敌人三路围攻的胜利战斗，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红军也得到了大大地补充，地方武装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收紧阵地的战法是徐向前的一个创新。它是一种有阵地依托的诱敌深入，是节节抗击的诱敌深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作战方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　

　　粉碎了敌人三路围剿后，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了粉碎围攻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整编队伍，加强队伍，提高战斗素质，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作好准备。会后，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徐向前任总指挥。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底，我军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即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又一次粉碎了敌20余万人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田颂尧等部受到了沉重打击，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4年，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徐向前纵观全国红军的处境，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他期望中央红军行动顺利，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前景担忧。川陕苏区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经过十个月的战争消耗，徐向前和他指挥的红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兵员、物力、财力短缺，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伤寒、痢疾等疾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在这样严峻形势下，徐向前果断提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即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任务，夺取甘南成县、康县等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陕川甘根据地。徐向前提出更改战略计划，着眼于：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该部又是蒋介石的“川陕会剿”的嫡系主力部队；甘南等地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较多，也较富庶，利于红军摆脱眼前的物资和兵员问题；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由，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后方作战的危险。

　　于是，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发动了广昭战役。同时，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在严重关头，徐向前率部队强渡嘉陵江，冲破了“川陕会剿”的敌军拦截，在川西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徐向前忙于打开北进的通道，这时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张国焘不满中央的北进方针，强令四方面军南下。经劝说无效，党中央率红1、3军团单独北进，徐向前不忍目睹四方面军一分为二，遂率右路军随张国焘踏上生死未卜的南下之路。在南下的岁月里，徐向前与朱德等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最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共同北上。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此次会师，标志着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实现打通苏联道路之目的，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率红军第9军、30军、5军强渡黄河，直取宁夏，后因苏联物援受阻，中央决定放弃取宁夏计划，命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伺机进取新疆，接应苏联外援。不久，西路军于河西走廊遭反动军阀“马家军”重围，徐向前指挥西路军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弹尽粮绝，兵败祁连山下。此次西征是一次无后方依托的孤军征战。徐向前率西路军于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部悲壮之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他在沙场上与蒋介石的“剿匪”###军已对垒了10年。然而，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在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任129师副师长。会后，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周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这样，徐向前随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到了太原。徐向前和周恩来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周恩来领导下，同阎锡山的谈判进展顺利。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动员会，并答应为八路军建立晋察冀抗日前线提供方便。　

　　从此，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道，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发展了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领导下，129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反九路围攻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此战后，日寇被赶出了晋东南，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了。　

　　1938年4月，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发了电报，要他们在河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徐向前接受了任务，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挺进冀南，来到了一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驾轻就熟。来到大平原后，没有了大山的依托，游击战争怎么展开呢？这是摆在徐向前和战士前面的一个新课题。徐向前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干部、群众谈话，并与宋任穷、刘志坚等领导人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最终他与干部的思想不谋而合：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发展，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在平原上造“人山”。徐向前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阐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这是一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精辟论著，处处闪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它不仅对冀南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为全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　

　　徐向前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宋任穷、刘志坚、杨秀峰等同志亲密合作，打开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问题。根据地发展到西起平汉路、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800万。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此期间，他联合抗日民族力量，并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摩擦与反摩擦斗争，广泛建立地方政权，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对山东的新“扫荡”。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克服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晋冀鲁豫军区兵力不足的困难，一面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一道组建新的兵团，一面指挥部队参战，借此训练部队作战能力。为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徐向前率部先攻破运城，拔除了阎锡山的晋南屏障。二打素有“蜗牛城”之称的临汾。临汾战役中我军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宝贵的攻城经验。徐向前当时以“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之语评价临汾战役。第三仗是晋中决战。在此战中，徐向前成功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范例，也是运动战的典范之作。1949年4月，时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率部向太原发动总攻，此役共消灭敌人13.8万余人，盘踞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宣告灭亡。

　　徐向前从太原走出，又回到太原，为家乡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建国后，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深深体会到了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却又被病魔缠身，不能赴命，心急如焚。此后，他带着疾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岁月。1954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徐向前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7年1月24日夜，毛家湾的林彪住宅突然来了位闯入者。林彪虽然不高兴，但一看是徐向前来了，就以元帅见元帅的礼节欢迎徐向前。徐向前元帅说了军政机关被造反派冲击的事，请做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来制止这类事。林彪也怕军队太乱没法向毛主席交代，就商量制订《军委八条》，制止造反派的激进行为。毛主席做了部分有益的修改后批准了。　

　　同年2月11-16日，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和李先念等老帅老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怒斥林、江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做法。徐向前质问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虽然他们的行为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毛主席也很生气，但终究还是保护了他们。但是，徐向前仍然两次被抄家。1971年林彪叛逃摔死后，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是老帅不满林彪发牢骚，等于为徐向前元帅平反。

　　1979年，徐向前决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88年，他为支持邓小平使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主动辞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元帅与世长辞。从此，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军旅中陨落了一颗璀璨的将帅之星。

徐向前年表

　　1924年0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

　　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二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

　　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0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

　　1927年后，历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等职。

　　1929年06月，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0年春，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

　　1931年初，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他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邝继勋等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

　　1931年07月，任第四军军长。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

　　1934年0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0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曾获金质红星奖章。

　　1936年0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36年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1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时期，

　　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

　　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的中共抗日武装,大名威镇日寇和伪军,抗战结束前,日伪和国民党一直称山东八路军为"徐向前部".

　　大力整顿山东纵队,极大地扩大和充实了115师部队,为打开山东局面奠定基础.

　　提出"人山""人海"的游击观点,解决了八路军在平原游击作战的根本理论难题.

　　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

　　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

　　1948年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

　　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军事才能

　　徐向前出将入相，德才兼备，虽因张国焘的问题，长期低调做人，但他在战场上的创造力，治军能力，军事思想等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宝贵财富。

　　在国共两军的黄埔学生中，徐向前是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也是红军时期方面军指挥员中最年轻的，年仅30岁就成为方面军总指挥。同时期国共两军的方面军战区一级指挥员也就数他最年轻。

　　徐向前的主要军事业绩是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指挥过的部队包括了第二野战军（四方面军总指挥、129师副师长）、第一野战军（陕甘宁联防军副司令）、第四野战军（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指挥过115师主力）、第三野战军（指挥过山东纵队，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再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来源之一，许世友、聂凤智、王建安，华东9纵-27军等等，都是山东部队），华北野战军（18兵团司令员兼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部下也是猛将如云，如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和秦基伟等等都是在他手下成长的。1955年的将帅里，出自红四方面军的占多数。

　　徐向前指挥的苏家阜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范例。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徐向前以8万人对川军20余万，最后击溃川军20万，歼灭10万。徐向前在反六路围攻中用的“收紧阵地”战法，在中国战争史上一次发明和实践。也是他军事生涯的一座里程碑。在解放战争中，他攻克太原、临汾解放山西大部，他杰出的军事才华再次展现。

　　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城市的范例。晋中战役，徐向前用6万人一个月歼敌10万，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成功地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以少胜多的范例之一。

　　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克的敌人设防最严密、阵地最坚固、难度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力少于对方的（解放军约10万: 国军13万），而且火力也远远不如敌军，却敢于主动攻城且能够实现长期围城的大型战役。其他所有的城市攻坚战，解放军无不是兵力火力皆占据绝对优势下才敢攻城。而当时解放军其他部队，都是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原则进行战斗的。而徐向前却用一年半时间，用6万地方部队起家，全歼山西敌军近30万。

徐向前相比其余将帅的突出特点

　　一、红军时期，在国共两军的黄埔学生中，徐是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国军中的黄埔生最大的也就胡宗南，当时不过是第一师师长，陈赓只是个师长，林彪不过是军团长。

　　二、徐是红军时期方面军指挥员中最年轻的，年仅30岁就成为方面军总指挥。同时期国共两军的方面军/战区一级指挥员也就数他最年轻。

　　三、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就是徐指挥的双桥镇战役，活捉了岳维峻。当时徐虽只是参谋长，但是军长旷继勋当时初来乍到且水平不行，作战计划和前线指挥主要都是依靠徐向前。

　　四、徐指挥的苏家阜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第一光辉范例。

　　五、反六路围攻是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徐以八万人对川军二十余万，最后击溃川军二十万，歼灭十万。　

　　六、在所有红军将领中，徐向前是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是最多的，指挥红四方面军八万雄师。同一时期，彭德怀、林彪不过是个指挥一两万人的军团长，刘伯承是总参谋长基本上没有直接带过兵，粟裕不过是一个军团参谋长。贺龙的二方面军人数及影响力都远不及徐的四方面军。聂荣臻是军团政委，罗荣桓只是军团政治部主任。

　　后来的华北19兵团司令杨成武当时不过是个团政委，还有许多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的兵团司令，开国后的上将，当时不过是团级干部，如黄永胜、韩先楚等。而徐向前手下的团长团政委，恐怕最少有上百个。

　　七、徐是第一个指挥过飞机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八、徐在反六路围攻中用的“收紧阵地”战法，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徐第一次发明并成功实践。

　　九、抗战中，徐指挥的响堂铺战斗是当时八路军一次战斗击毁日军汽车最多的。

　　十、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时期，徐是八路军中指挥的部队人数最多，地位最高的相当于方面军一级的军事主官（同时指挥山东、苏北、淮北各路共军，包括山东纵队和115师）。

　　十一、临汾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城市的范例。

　　十二、晋中战役，徐用六万人一个月歼敌十万，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成功地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之一。

　　十三、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克的敌人设防最严密、阵地最坚固、难度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军兵力少于？军（K:解放军约10万: 国军13万），而且火力也远远不如敌军，却敢于主动攻城且能够实现长期围城的大型战役。其他所有的城市攻坚战，我军无不是兵力火力皆占据绝对优势下才敢攻城。

　　十四、徐向前用一年半的时间，用六万地方部队做本钱起家，全歼山西敌军近三十万。这种投入产出比、“资本收益率”，在解放战争中应该算是最高的。

　　十五、徐在解放军历史上恐怕是唯一一个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军人。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人能破。

　　十六、徐在军中培养的门生弟子数量最多，势力最为庞大（当然他从来不搞帮派）。他指挥过的山头包括了二野（四方面军总指挥、129师副师长）、一野（陕甘宁联防军副司令）、四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指挥过115师主力）、三野（指挥过山东纵队，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再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来源之一，许世友、聂凤智、王建安，华东9纵-27军等等，都是山东部队），北野（18兵团司令员兼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可见，解放军五个大山头，徐统统指挥过，说门生部属遍全军实在不为过分。而且，他手下还出过一个国家主席（李先念）、一个总书记（胡耀邦），以及陈锡联（1976年毛主席钦定的军事一把手），后来的秦基伟（国防部长），刘华清（14届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的经历，其他将帅谁有过？

　　十七、临汾旅是全军唯一一个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

　　十八、徐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经历最为丰富，长期屹立不倒的四朝元老，张国焘、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时代，许多老帅要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倒下，要不就是身体不行长期休养，只有徐一直都担任重要军职。只有聂荣臻差不多可以与他相比。

　　十九。徐元帅一生革命，始终保持革命者朴实无华的本色。

【被埋没的军事天才——徐向前】

　　对于徐向前元帅，大家也许会感到陌生。因为一直以来，人们心目中善于打仗的将领无非是林彪、彭德怀、刘伯承这些人。

　　其实，无论在指挥艺术还是胆略方面，他们跟徐向前比起来，都差了那么一截。

　　徐向前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天才，他是中共最能打仗的两位军事家之一（另一位是粟裕大将）。

　　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徐向前的功绩被淡化了，他那曾经威震敌胆的英雄事迹和赫赫战功，被官方宣传和历史教科书有意无意地隐去了，所以人们不了解他并不奇怪。

　　这篇文章就是要介绍徐向前这位被埋没的天才军事家、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希望能够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一、徐向前略传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1929年，徐向前受命赴湖北开创鄂豫边区根据地。

　　1931年11月，徐向前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时年30岁。期间，他成功运用“围点打援”战法，指挥红军先后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

　　1932年，徐向前率部西征，开辟了川陕根据地。期间，他先后指挥了反三路围攻、仪南、营渠、宣达、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等著名战役，歼灭国党军队10余万人。

　　1936年10月，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因中央军委的战略错误，加上前线指挥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西路军最终全军覆没。

　　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向前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第一纵队司令员，参与创建了太行、冀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

　　1940年，中央害怕尾大不掉，以召开七大的名义将徐向前召回延安，并任命其为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从此不再担任方面军大员。

　　1947年6月，徐向前病中请缨，来到山西指挥作战，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徐向前以惊人的毅力，在担架上抱病指挥，仅凭刘邓大军走后留下的6万地方部队，先后取得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的胜利，消灭阎锡山部队近30万，山西获得完全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徐向前出任我军首任总参谋长。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8年，徐向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90年9月，一代元戎徐向前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二、赫赫战功，独特的指挥艺术

　　据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回忆，刘帅生前曾经说过：我军有两个人最会打仗，一个是徐总指挥，一个是粟司令。

　　这是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

　　作为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徐向前有着过人的胆识，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他有超人的谋略，善于以弱敌强，以少歼多，出奇制胜，运动歼敌。

　　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先后开创了全国三大苏区中的鄂豫皖和川陕两大苏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是战斗力最强悍、战绩最辉煌的红军。在最为艰难的红军战史上，全国红军的歼敌总数为60余万人，而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其歼敌数就有近40万人，占红军歼敌总数的60% 。

　　徐向前不仅善于指挥作战，其军事理论也极富创造性。他是我军唯一一位不受毛泽东影响，由自己独立创造并形成完整军事思想体系的杰出军事家。

　　早在鄂豫皖时期，徐向前就和戴克敏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将红军的游击战争经验概括为七条原则：

　　（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对照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可以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独立总结出如此相似的作战经验，足以证明徐向前过人的军事才能。

　　1930年6月，徐向前率领红一师800余人向平汉路出击，首先袭占了杨家寨车站，郭汝栋第二十军两个连，在睡梦中全部被歼。第二仗在杨平口用诱伏手段全歼郭汝栋一个正规团1200余人，首创鄂豫皖红军歼敌一个团的范例。第三仗夜袭花园镇，全歼敌一个团1400余人。在一个多月内，徐向前指挥红一师，三战三捷三扩编，歼敌4000余人，并使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

　　1931年11月，刚刚上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一反过去内线作战、长途奔袭的战法，决定先发制人，围点打援，连续发动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

　　在商潢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主力第二师遭到毁灭性打击，该师师长汤恩伯狼狈而逃，险些被俘。

　　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为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的空前大捷，徐向前军事生涯的辉煌篇章。

　　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武汉和南京。

　　在川陕根据地，徐向前从当地的地势、敌情、我力等条件出发，创造了“收紧阵地”这一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反围攻作战形式，它与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诱敌深入”战法也有相似之处。按照这一方针,徐向前指挥红军打破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其中反“六路围攻”战役歼敌8万余，创下了红军歼灭战的最高纪录。

　　1935年3月至4月，徐向前发动强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勇猛顽强，神速果断，连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共歼川军12个多团1万余人，为中央红军入川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

　　假如没有强渡嘉陵江战役，假如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强力配合，中央红军极有可能重演石达开全军覆没的悲剧。

　　1935年8月，毛泽东、徐向前率领右路军进抵班佑地区。徐向前主动请缨，发起包座战役，运用“攻城打援”战法，歼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5000余人，打开了北上通道，并且缴获了大批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

　　最难能可贵的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过草地后忍受着饥饿和疲劳，在敌我兵力相当，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的情况下，仍然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表现出极其惊人的攻击精神，获得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38年春，徐向前率一部兵力去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他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首次提出“创造平原地‘人山’”的战略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冀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新鲜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用坑道爆破的方法攻克山西重镇临汾，接着又以6万之众横扫晋中，运用包抄、围攻、声东击西、前牵后逼等灵活机动的战术，将阎锡山的精锐野战兵团大部歼灭，把战线一直推进到太原城下。

　　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到徐向前汇报晋中战役情况时插话说：“唉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徐向前指挥才能的赞扬。

　　从外表上看，徐向前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木讷。实际上，徐向前的指挥风格与其外表恰成鲜明对比。

　　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艰苦战斗中，他锻炼出非凡的勇气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刚到鄂豫皖任副师长时，师长已牺牲，部队也只有黄麻起义后留下的300多名农民战士。头一次带队上阵，敌人的机枪扫过来，没经验的战士都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徐向前却站在那里岿然不动，从此在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此后，哪里战斗激烈，他就拿着驳壳枪出现在哪里。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回忆说：“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红四方面军善打硬仗、恶仗，是跟徐向前的指挥风格分不开的。

　　越是硬仗越向前。他的这股硬劲，在1948年的临汾战役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是役，他根据解放军炮火不强、城坚难摧的情况，决定采用“土行孙战法”，依靠坑道爆破解决战斗。当部队以土工作业逼近主城墙时，敌人用一切手段破坏。解放军共挖掘爆破坑道十五条，掩护坑道四十余条，除去被敌人破坏部分外，最后只有三条坑道能挖至城墙下，部队伤亡很大。关键时刻，徐向前号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他对部下说：“就是胡子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总攻时，两条坑道内所装一万八千斤炸药同时点火，将厚厚的城墙炸开两个五十多米宽的口子，八纵二十三旅首先突入城内，战后被命名为“临汾旅”，为我军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旅）级作战单位，也是我军部队中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最大作战单位。此役为解放战争中最为典型的坑道爆破攻城战术。

　　徐向前极善于带兵，特别是能在短期内将素质较差的地方部队整训成无坚不摧的雄师劲旅。

　　他到鄂豫皖才两年多，便将只有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带成拥有4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1932年底，徐向前率领四方面军千里转战，创建了川陕根据地，仅用两年时间，就使部队由1万4千人发展到8万之众。

　　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后，徐向前将晋冀鲁豫的6万地方部队集中起来，编成华北第一兵团，接着发动凌厉攻势：下运城，克临汾，横扫晋中，围攻太原，一路凯歌，所向无前，显示出极其旺盛的攻击力。

　　徐向前治军严明，军令如山，特别注重部队战斗作风的培养。

　　在作战过程中，他特别要求“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打”、“坚持最后五分钟”、“跑不动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

　　他经常说：“当一个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抓住战机，英勇果断，不顾一切！”、“作战之前静如处子，缜密思考，周到部署；一上战场，要胆大包天，像出山猛虎，不吞掉敌人，决不罢休。”、“对于弱敌，要把它当强敌来打；对于强敌，要把它当更强的敌人来打”。

　　他强调：“打歼灭战对敌人要狠！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在歼灭敌人的行动上，也要狠！不怕疲劳、伤亡和消耗。”、“你觉得自己最艰苦、上不去、顶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最困难的时候，谁能硬着头皮打，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

　　徐向前就是这样把红四方面军培养成一支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敢打硬仗恶仗的钢铁雄师。后来的华北第一兵团就是直接继承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乃是典型的徐向前风格。

　　三、林彪、刘伯承、彭德怀，与徐向前的比较

　　一直以来，人们往往把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当作我军最杰出的军事家，其实，他们无论是指挥艺术还是胆略方面，都比不上徐向前。

　　林彪打仗的特点是精于计算，不打无把握之仗；擅长指挥游击战和运动战（尤其是奔袭战、追击战）；但指挥阵地战底气不足；而且他指挥的大多数战例都是以多打少，以优胜劣，很少有以少胜多的战例。

　　最为严重的是，林彪的战略才能不足（虽然有过几次精妙的建议，但总体来看不行），且缺乏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应有的胆魄和眼光，在历史上屡犯错误。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长征中的“会理风波”，抗战初期先是主张“到陕南去打游击”，后又提出要跟日本人“打大规模的运动战”，解放战争中三战四平不下，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犹豫不决，特别是在中南战争打白崇禧期间所犯错误更多，与陈赓争论事件等等都是其军事生涯的污点。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彪在东北这个条件最好的根据地上，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

　　辽沈战役前，林彪指挥的东北解放军总共歼敌不过40万，这点可怜的战果跟同时期的刘伯承、粟裕等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辽沈战役，林彪以70余万对敌人55万，歼敌47万；平津战役，林彪以百万大军对敌60万，歼敌52万。比起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以36万歼敌44万的战绩来，林彪确实逊色不少。

　　林彪拥有中共实力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却打出了五大野战军中排名第三的战绩，仅比彭德怀部和聂荣臻部强，其指挥能力实在令人咋舌。

　　刘伯承善于打巧仗，用兵灵活机动，出奇制胜，且军事论著丰富。刘帅的代表作有七亘村、神头岭、上党、平汉、陇海、定陶、鄄城、巨金鱼等战役战斗，它们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役。

　　刘帅的最大缺点就是“巧则巧矣，威猛不足”。当年的虎狼之师红四方面军（后来的刘邓大军）在刘伯承的手下变得“欺软怕硬”，缺乏旺盛的攻击精神，打不得大仗恶仗；后来挺进大别山，部队严重畏敌避战，特别是对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碰都不敢碰。为此刘伯承曾一气之下专门开了一个“安卵子”会议，大骂手下将领“没卵子”。其实“世上没有不能打的兵，只有不能打的将”，主帅的指挥风格对部队战斗作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故毛泽东用刘伯承取代徐向前，在军事上实在不是什么英明之举。

　　彭德怀作战勇猛，饶有胆略，用兵灵活，经常以少胜多，但也存在严重不足：有时过于蛮打蛮干，且思虑不密，大胜之后经常大败，虎头蛇尾。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时的榆林战役和西府陇东战役、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皆是如此。

　　徐向前用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打大仗恶仗，具有超人的胆略，打歼灭战时“胃口”大得惊人，经常以少胜多，甚至以少歼多，步步出敌不意。

　　在苏家埠战役的第二阶段中，徐向前敢以不足2万人的兵力围歼敌2万多人；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战役中，他以8万之兵对敌20余万，结果歼敌8万；在临汾战役中，他以数万地方部队围攻72天，硬是将历史上从未被攻破的“卧牛城”一举拿下；接着仅休息20来天，又以6万疲劳之师秘密北上，连续作战，在一个月之内横扫晋中，连克14座县城，歼灭阎锡山军队10万之众；在太原战役中，他又以劣势的兵力长期围困太原城，并攻克太原之重要据点“四大要塞”，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

　　徐向前比其他元帅优秀的地方就表现在这里！

　　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共大部分将领都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成长为军事家的。唯独徐向前是个例外，他的军事思想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且自成一家，独具特色，其用兵思路跟毛泽东惊人地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徐向前比其他元帅更杰出的地方。

　　在这方面可以同徐向前相提并论的，唯有粟裕大将。（如果单论战功的话，粟裕甚至已经超过了徐向前，在解放军中无人能比）  　粟裕指挥作战，想他人之不敢想，打他人之不敢打。黄桥战役、天目山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无不如此。不仅出敌人之不意，有时候甚至毛泽东都想不到（孟良崮和豫东战役）。

　　粟裕不仅善于指挥作战，而且在战略上有独到的见解。解放战争初期建议内线作战；后来建议暂不渡江南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等等。这些卓越的战略建议，对解放战争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粟裕是解放战争无可争议的第一功臣－－这些，都是粟裕的过人之处，他在中共将领中是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

　　以上的结论，只有深入了解各位将帅的事迹及他们的战例之后才能得出，因此遭到非议也是很正常的。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个中曲直，非博学者不能明也。

　　四、军事天才被埋没的原因

　　为什么徐向前这样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在后来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得不到重用，最终被埋没呢？

　　1935年，长征会师之初，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为1：8，极为悬殊。毛泽东同志深感自身力量的单薄，对四方面军将领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特别是对徐向前，更是费尽心机。因为四方面军长期在张国焘的训导下，几乎所有将领都成了他的心腹（不服的早都杀光了），因此，尽管中央极力争取，但四方面军多数将领态度还是比较高傲和蛮横，这让毛泽东有些恼火，影响他以后一生中对待四方面军将领们的态度。但其中是有区别的：陈昌浩、王树声、孙玉清、王建安等人对中央表面还算客气，但明显冷淡而且有很深隔阂；黄超、李特、何畏、余天云等人则连基本的礼貌都不讲，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人放在眼里；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态度就比较好，对中央领导比较尊重，所以，他们就成了毛泽东内部“统战”重点争取的对象。

　　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跟张国焘走，这让毛泽东有些失望，也使徐向前在此后一生中被毛泽东视为圈子外的人。

　　1935年9月，右路军过草地后，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为实现其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和控制整个红军的野心，坚持挥兵南下。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9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是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当夜，毛泽东秘密率红三军团单独北进，逃离四方面军控制区域，向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

　　其实，聪明的徐向前不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来意，但还是婉言相拒。作为红四方面军创建者，他虽然知道南下不利，但内心极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最终感情战胜了理智，选择了南下，犯了他“终身抱憾的错误”。

　　可以想象毛泽东当时的悲凉心情，由于自身力量弱，四方面军中竟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愿意支持他。可以想象当毛泽东独自率一、三军团仅仅7000人北上时，他是如何看待这支忠心耿耿跟着自已的部队的，可以想象这7000为什么以后会出这么多的元帅将军高级干部，可以想象当时同样级别的四方面军将领为什么一直受到打击和压抑。

　　争取徐向前的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建者，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而且在所有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对中央还算是尊重的，特别是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说了一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阻止了两军火并，救了毛泽东一命。因此，毛泽东以后也没有和徐向前计较，但是，他对徐向前和彭德怀、林彪、罗荣桓、陈毅等嫡系是有区别的，只是选择了徐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存在而已。他经常说：“向前同志是个代表啊！什么代表呢，就是代表革命军队中的四方面军。”

　　和林彪、彭德怀、陈毅、罗荣桓等人相比，徐向前在军事才能方面不差什么（甚至超过了他们），但差的就是对毛泽东的忠诚。故而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就基本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了。

　　抗战初期，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手下正是自己一手创建的原红四方面军部队，而师长却是中央空降下来的刘伯承——中央对徐向前的打压可想而知。

　　1938年，徐向前刚在冀南平原搞出一片大好局面，就被抽调到当时最复杂、最乱的山东去当第一纵队司令员。但徐向前竟然又创造了奇迹，短短一年之间，便使山东局面大为改观，根据地和军队的数量迅猛发展。1940年中央想召开中共七大，将徐召回延安，而中共七大最后直到1945年才召开，徐向前同志只好当了几年抗大校长和晋妥联防军副司令员——征战之材用来教书，譬如宝刀劈柴，真是莫大的浪费！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徐向前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眼看着刘伯承、粟裕、彭德怀等战友驰骋疆场，叱咤风云，而自己只能呆在延安后方教书、发展生产，其心中之悲凉可想而知矣！

　　解放战争最后两年，在后方的徐向前再也呆不住了，经过争取，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来到山西。面对山西这个烂摊子，徐向前又一次大出毛泽东的意料，以不到6万人的地方部队，接连发动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战役，秋风扫落叶般解放了山西全境。

　　这是徐向前军事生涯的最后辉煌，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异彩纷呈。然而，再怎么精彩，也只是一个次要战场的辉煌而已，徐向前的军事天才，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但排名却倒数第三，连贺龙、陈毅和罗荣桓这三位不以军事指挥见长的都排到他前面去了，真可谓是“委屈的元帅”！

　　【主要著作】

　　在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发表过多种军事论著。曾著回忆录《历史的回顾》（1984）。

后代概况

　　儿子：徐小岩，少将军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部长；

　　内侄：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荣誉及著作

　　1935年，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撰写过多种军事论著。主要著作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1993)；并有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于1984年起出版。

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徐向前的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

　　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

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

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

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徐向前和海伦会谈时，西路军残部的结局还不清楚。海伦虽然满意地从徐向前那里听到了鄂豫皖苏区和四川苏区的完整故事，听到了海陆丰的故事，但关于徐向前的个人生活，擅长于由此打开红军将领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精神活动的海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徐向前面前无能为力”。海伦没能掀开徐向前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徐向前之谜”。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

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十大元帅中最被低估的:徐向前的18个第一

徐帅其实是被低估了的元帅。解放军55年以前十大经典战役，徐帅一个人就打了4个。其中川陕反六路围攻，徐帅智中以勇胜，歼敌近10万人。和三国的姜维独据五路口战役一直被军事家们推举为经典的反多路围攻战役。

　　45年，主政东北的人选有三人，陈毅，林，徐。而徐此时在养病。国民党5军（军长邱清泉）打的陈毅自动请辞华东主帅，军委 会和党内会议已经批准徐向前主政华东，只不过临行前，徐再一次病倒，失去一次大展身手的绝好机会。

48年到49年，徐以6万地方部队（地方部队战斗力还比不过解放军杂牌部队）起家，解放山西，共歼敌30万人。这支部队诞生了著名的皮定均旅，以及现阶段被称为天下第一旅的“光荣的临汾旅”。徐帅在华北任副司令员兼任1兵团司令和政委，解放后被毛任命为总参谋长，而华北司令员兼政委聂帅被任命为副参谋长。50年，徐帅还是志愿军司令彭帅的替补！

　　至于西路军全军覆灭，徐帅自己解释为3点原因：1，西征目的不明确，半年内中央3次改变作战目的。2，中 央对西 路军统的过死，限制了指挥。3，河西走廊的特殊地形，使西路军前后行军300多里，一字长蛇，不便集中优势兵力作战。

　　其实西路军惨败还有很多原因：1敌我兵力悬殊。2为配合彭林作战，造成2000多伤员，这些伤员未能及时转移到陕北，西路军带着2000多伤员与马家军作战。3打通国际交通线属于和马家军抢底盘，而长征只是通过，地方军阀不会尽力围剿。

　　即便是这些种种不利的因素，徐帅还是还是消灭了马家军精锐的4万多骑兵部队，也使得马家军元气大伤。马家军是当时国民党突袭和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

　　尽管西征失败了，但是西路军为中央立足陕北赢得了宝贵的军事空间。

　　还有一条大家都不能回避的原因，中 央对四方面军采取的消除异己政策。

　　下面是徐帅创造我军的18个第一：

　　一、红军时期，在国共两军的黄埔学生中，徐是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国军中的黄埔生最大的也就胡宗南，当时不过是第一师师长，陈庚只是个师长，林彪不过是军团长。

　　二、徐是红军时期方面军指挥员中最年轻的，年仅30岁就成为方面军总指挥。同时期国共两军的方面军/战区一级指挥员也就数他最年轻。

　　三、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就是徐指挥的双桥镇战役，活捉了岳维峻。当时徐虽只是参谋长，但是军长旷继勋当时初来乍到且水平不行，作战计划和前线指挥主要都是依靠徐向前。

　　四、徐指挥的苏家阜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第一光辉范例。

　　五、反六路围攻是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徐以八万人对川军二十余万，最后击溃川军二十万，歼灭十万。

　　六、在所有红军将领中，徐向前是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是最多的，指挥红四方面军八万雄师。同一时期，彭德怀、林彪不过是个指挥一两万人的军团长，刘伯承是总参谋长基本上没有直接带过兵，粟裕不过是一个军团参谋长。贺龙的二方面军人数及影响力都远不及徐的四方面军。聂荣臻是军团政委，罗荣桓只是军团政治部主任。

　　后来的华北19兵团司令杨成武当时不过是个团政委，还有许多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的兵团司令，开国后的上将，当时不过是团级干部，如黄永胜、韩先楚等。而徐向前手下的团长团政委，恐怕最少有上百个。

七、徐是第一个指挥过飞机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八、徐在反六路围攻中用的“收紧阵地”战法，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徐第一次发明并成功实践。

　　九、抗战中，徐指挥的响堂铺战斗是当时八路军一次战斗击毁日军汽车最多的。

　　十、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时期，徐是八路军中指挥的部队人数最多，地位最高的相当于方面军一级的军事主官（同时指挥山东、苏北、淮北各路共军，包括山东纵队和115师）。

　　十一、临汾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城市的范例。

　　十二、晋中战役，徐用六万人一个月歼敌十万，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成功地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之一。

　　十三、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克的敌人设防最严密、阵地最坚固、难度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军兵力少于？军（K:解放军约10万: 国军13万），而且火力也远远不如敌军，却敢于主动攻城且能够实现长期围城的大型战役。其他所有的城市攻坚战，我军无不是兵力火力皆占据绝对优势下才敢攻城。

　　十四、徐向前用一年半的时间，用六万地方部队做本钱起家，全歼山西敌军近三十万。这种投入产出比、“资本收益率”，在解放战争中应该算是最高的。

　　十五、徐在解放军历史上恐怕是唯一一个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军人。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人能破。

　　十六、徐在军中培养的门生弟子数量最多，势力最为庞大（当然他从来不搞帮派）。他指挥过的山头包括了二野（四方面军总指挥、129师副师长）、一野（陕甘宁联防军副司令）、四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指挥过115师主力）、三野（指挥过山东纵队，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再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来源之一，许世友、聂凤智、王建安，华东9纵-27军等等，都是山东部队），北野（18兵团司令员兼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

　　可见，解放军五个大山头，徐统统指挥过，说门生部属遍全军实在不为过分。而且，他手下还出过一个国家主席（李先念）、一个总 书 记（胡 耀邦），以及陈锡联（76毛爷爷钦定的军事一把手），后来的秦基伟（国 防部长），刘华清（14届政 治 局 常 委，军 委副主席）这样的经历，其他将帅谁有过？

　　十七、临汾旅是全军唯一一个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

　　十八、徐是解放军历史上的经历最为丰富，长期屹立不倒的四朝元老，张国焘、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时代，许多老帅要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倒下，要不就是身体不行长期休养，只有徐一直都担任重要军职。只有聂荣臻差不多可以与他相比。

评解放军五大名将: 彭林粟刘徐谁最强?

简评彭德怀，林彪，粟裕，刘伯承，徐向前五大名将

　　中国的元帅队伍中，共有十位成员，其中朱德元帅是象征性的人物；罗荣桓是政治元帅；陈毅元帅虽然一直担任中共一个战略方面的军事主官，但他的作战指挥都是依靠粟裕来完成的，而且到最后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时，他已经离开了军事指挥的第一线而被粟裕取代；贺龙元帅虽然也一直是军事干部，而且在抗日战争中长期担任八路军120师师长，但没有交给他太多指挥作战的任务；聂荣臻元帅也曾长期担任115师政委，在华北时作战上也没大的建树；叶剑英元帅一直从事参谋工作，长期担任八路军参谋长，没有直接指挥过大的作战行动。

中共除粟裕以外的其他九位大将，都没有担任一个战略方面的军事主官。

　　在中国高级将领最优秀的名将之中，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等五人是最为出类拔萃的，但在这五个人中间，谁最有才干，指挥打胜仗最多，仗打得最精彩呢？这五个人中间差别是不太大的。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战区环境不同，领受的命令不同，战区的重要性不同，中央所给予的关注程度也不同，当然，这五个人各自的性格也有所不同，由于这些原因，造成了在指挥作战的方法和各自的战绩方面有些区别，但仅就这些区别是不能确定这几位高级将领的指挥水平高低的。这几位人物在战争的指挥艺术和作战功劳方面各有千秋。

　　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北伐战争期间在湘军当团长，1928年率部与滕代远，黄公略组织平江起义参加革命。彭德怀元帅在红军时期就是赫赫有名的红三军团总指挥，这个军团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基本部队。与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同时是红军时期是毛泽东手上最有力也是最坚定的基本部队。

　　在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他与林彪的红一军团同时坚守湘江上下游两个阵地，控制了湘江30公里长的江面，为红军首脑机关中央纵队安全过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形成山东、华东、山西和晋绥地区几大根据地后，军事指挥工作已经转到各方面大员手上，彭德怀不再承担具体指挥任务。

　　彭德怀军事指挥艺术的高水平发挥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彭德怀处于中央首脑机关的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都集中在东北、山东、苏北、中原这几大区域。1947年3月，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调集二十万精锐谪系主力进攻延安，延安当时只有所谓的留守部队两万多人。而且装备极差，但彭德怀主动要求担任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任务，就用这两万多人与国民党胡宗南部二十万大军对抗，在当时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要作这样的决定是要很大勇气和自信心的。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解放军以两万多人的力量，经青化贬、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榆林、宜川等一系列精彩的战役后，到1948年中旬，解放军彻底扭转了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成功收复延安，到1948年底，部队已由最初的2。6万人发展到7个纵队15。5万人。1949年初全军整编后，编为两个兵团。即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然后与华北调入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十兵团（第十八兵团后入川归二野指挥）合兵一处，形成强大的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又率领第一野战军收复整个西北。并出兵新疆。彭德怀在整个解放战争开始时手上的兵力是各大野战军中人数最少，装备最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最悬殊、地理环境最恶劣的一支部队。仗能够打成这样，并形成席卷西北之势确实非常不容易。

　　彭德怀军事指挥艺术的第二次高水平发挥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前彭德怀力排众议，以超人的胆略和极强的自信心承担起志愿军的领导和指挥任务，入朝与美军作战，并创造了解放军以弱胜强、打败强大美军的新纪录。彭德怀在朝鲜指挥对美军作战的经典战例是第二次战役。1950年底，当时美军已经逼近中朝边境。美军指挥官、也是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着装备精良士气正盛的美第八集团军、第十军和十多万南朝鲜军队，眼望着前面不远的中朝边境线，急切地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以取得他战争生涯中的又一场辉煌的胜利。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取得小胜的基础上，故意示弱于美军，其实彭德怀早已在美军的必经之路上布匹好了口袋。麦克阿瑟果然中计，置已经出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不顾，挥兵急进，发起了他号称的“圣诞攻势”。待美军进入袋形阵地后，彭德怀指挥志愿军突然发起进攻，此战获得巨大胜利，一举将美军赶至三八线附近，而且在战役进程中多次围住了美军的重兵集团，只是由于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严重不足，无法达成歼灭的目的，致使美军又多次得以成功地逃脱。彭德怀指挥作战的特点是勇猛顽强，豪气冲天，而且也极其善于灵活指挥，避实就虚，以少胜多，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经历首开了中共军队对外作战并战胜世界最强大敌人的经典范例。经朝鲜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威名远播世界。

林彪元帅

　　林彪，湖北黄冈人,是中共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为中共夺取天下所立战功最大的一位，林彪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从东北进关时年仅42岁，1955年被授于元帅军衔时年仅48岁。林彪在战争年代一直是解放军及其前身红军、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号称从没当过副职的唯一的人。其军事指挥艺术和风格以精于算计，奇出巧打而闻名于世，他在战争中总结的“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三制”等战术动作和规则成为解放军后来的战术教程。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7年日本侵略军士气正盛之时，以一个平型关大捷闻名天下。尤其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率十一万装备低劣的八路军出东北，三年后的1949年初，成为统领一百万装备精良的东北解放大军的最高军事长官。由于林彪在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在东北的三年中林彪连破国民党军杜聿明、陈诚、卫立煌三员大将，一时成为国民党军的克星。林彪麾下战将奇多，部队的战斗力也非常强悍，其中38军在朝鲜战争中获彭德怀元帅“万岁军”的美誉

　　林彪的用人也有出奇之处，林彪的心腹爱将李作鹏，有“大烧锅”之称，酒量如海，原在林彪的东总司令部当参谋处长，林彪见其为人豪爽，而且胆略过人，参谋处长也当得不错，是个在前线领兵打仗的军事指挥人才，后来林彪把李作鹏放到六纵当了司令员。并兼任16师师长，纵队司令又兼师长，这在解放军中是罕有的现象。林彪破格提拔任用的另一个人是钟伟。此人原在东北野战军任第五师师长，有“小巴顿”之称。由于在1947年三下江南战役时靠山屯一仗不服从命令，调动了东野总部的指挥而打出了名。因钟伟的出色战绩，林彪破格把钟伟由五师师长提拔为十二纵司令员。

　　林彪在中共高级将领中最受毛泽东器重，每每委以重任，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军队远离东北，调军队不易，国民党军与林彪带往东北的部队在数量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当时进入东北的只有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共五个正规军十五万人，加上一些收编的汉奸地方杂牌武装，能够统一指挥的兵力共二十多万人，八路军出关的基本部队是十一万，而且也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骨干力量，到1945年底曾一度达到27万。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只是在武器装备方面稍逊一筹。1946年国民党军在其名将杜聿明指挥下将林彪赶至长春以北后就感觉兵力不足而采取守势。由于林彪在东北靠苏联支持，并随军搜带了大量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弹药，利用国民党军兵力不足而停止进攻的机会，经过最初的失败后又在短时期内迅速恢复了战斗力，而且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整个黑龙江及省内数个大城市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后方稳定可靠，这也是中共其他方面军事主官没有的优势。在这样的有利态势下，再加上林彪的个人天赋，取得明显的军事胜利是可以理解的。

　　正是由于林彪作战精于算计，对客观条件的考虑过分精到，造成他在1950年对抗美援朝作战的信心不足，拒绝出任入朝作战最高指挥官，这也成了他在解放初期长期不能得到重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在平型关大捷后被阎锡山的友军开枪误伤中枢神经，致使林彪长期身体虚弱。他在苏联养病期间恰逢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据说林彪经常在斯大林面前对战争进程和苏军的战略战术发出奇思妙想，使得斯大林甚爱其才，1950年毛泽东首访苏联时，传说斯大林愿意用十个装甲师换林彪。这些传说使得林彪的身世颇富传奇色彩。

　　林彪的另一个传奇身世是林氏有三兄弟先后在中国共产党内任高级领导人。林彪在家乡的名字叫林育容。其堂兄之一林育南，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即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后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在上海 龙华被国民党杀害，时年33岁。堂兄之二林育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担任中共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1933年1月奉中共中央委派前往苏联，并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最为重要的是在林育英的努力下，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并同意接受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最终促成了三大红军主力的大会师。1937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林育英出任首任129师政委。因林育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于1942年病逝于延安。林育英的去世令毛泽东非常难过，并亲自为之抬棺送葬，他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位亲自抬棺送葬的人。

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四川省开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是中共内少有的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高级指挥人员。刘伯承意志坚定，作战勇敢，在川军中素有“军神”之美誉。

　　刘伯承在红军时期由于没有直接担任作战部队指挥官而少有建树。

1937年刘伯承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并长期担任一个方面的军事最高指挥官。最能说明刘伯承军事指挥才华的是1945年8月抗战结束之时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打的上党战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阎锡山按蒋介石密令于8月16日命令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1。6万余人袭占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六座城市。刘伯承随即调集太行纵队的陈锡联部、太岳纵队的陈赓部、冀南纵队的陈再道部三个军区的主力及地方兵团共3。1万人，于9月上旬展开了共产党军队自建立以来首次较大规模的与城市攻坚战相结合的运动战--上党战役。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直都是分散作战，部队还没有进行大兵团集中进行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但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用20天时间全部攻下除上党中心城市长治以外的5座城池，歼敌五千余人。并将长治之敌一万多人团团围住。阎锡山为了解上党之围。派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2。2万人，携带24门山炮从太原南下解长治之围。刘伯承巧施“围城打援”之计，以其大胆而又精到的战略战术和预测能力，除留一个团一千多人看住长治之敌一万多人之外，将攻打长治的所有主力部队悉数北调参与围歼敌援兵的战斗。并将敌军合围于屯留县老爷山地区。激战5日，全歼敌援军，主将彭毓斌自杀身亡。用一个团一千多人看住长治城内的敌人一万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又奇妙的创举,也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用兵史上的一个奇迹。这说明刘伯承在作战指挥过程中对敌我双方的态势、心里活动、部队的作战能力、战场的地形地物的了解和掌握达到了十分准确的程度。援敌被全歼，安守长治的史泽波在耽误了宝贵的五天时间后才如梦方醒，率余部一万多人弃城西逃。按刘伯承的预先布置太岳部队司令员陈赓立即率部队取捷径，经三天追赶，在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村一带截住西逃的史泽波万余人，激战6小时全歼逃敌，史泽波被俘。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5万人。这次战役创造了解放军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军队的首次大规模运动攻坚歼灭战，并创造了在一个月内以3.1万人全歼3.5万人的以少胜多战争奇迹。

　　解放战争全面暴发后，在刘伯承指挥下，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吕梁、汾(阳)孝(义)战役和滑县、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在这一时期内，刘伯承通过战争的手段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部队，在1947年的时候，二野部队有这样的大发展，这在解放军的各战略集团中也是少有的。

　　1947年6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遵照党中央打到外线去的指示，率部执行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刘伯承是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对中央指示坚决执行。刘邓部队千里跋涉前出大别山穷困地区，脱离根据地作战，有多少战略意义那是中共中央战略家的事，但对于刘伯承及部队来说，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重武器全部丢失，人员损失也很严重。

　　到了大别山区以后，刘伯承又取得了一连串的战役胜利。在1948年中连续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其中襄樊战役被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又凭借不足的重武器，和受到极大削弱的部队，相继攻克了郑州和开封两大坚固设防的城市，这是刘伯承指挥城市攻坚战的又一次酣畅淋漓的发挥。

　　刘伯承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并不象粟裕那样抢眼，整个二野部队几乎都是在为三野当配角，主要原因是粟裕的三野部队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几乎都是在自己长期经营的根据地江淮地区作战。没有受到二野脱离根据地前出大别山那么大的损失。而淮海战役的规模是巨大的，动辄是十几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集团作战，而刘伯承带入淮海的部队只有十几万人，而且重武器十分缺乏，但这并不能说明刘伯承指挥作战能力的高下。

粟裕大将

　　粟裕，湖南省会同县人。1924年3月，十七岁的粟裕考入湖南常德省立第二师范读书，并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许克详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常德也受到影响，粟裕深夜潜出学校，前往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从此走上他波澜壮阔的从军道路。1955年他被授予的解放军大将军衔时，是所有十位大将中年龄倒数第二的一位，仅超过比他小的许光达大将一岁。也是十位大将中唯一担任解放军一个战略集团最高指挥员的人。

　　粟裕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年龄小，资历浅的人，1927年刚参加革命队伍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

但粟裕凭借自己超人的才干以及对战争理论超常的悟性，使其很早就在红军中脱颖而出。他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岗山，1930年12月即任红65师师长。31年9月又任红军王牌，红四军参谋长。红军长征时，他与陈毅都留在江西老根据地，没能与红军主力同行。这也为他日后与陈毅的默契配合以及对战争指挥艺术行云流水般的发挥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粟裕最终引起中共高层领导的注意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940年7月由他指挥新四军一部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进行的黄桥决战。向他进攻的国民党韩德勤部是三万人。而当时粟裕手上只有5千人。此战的最后结果是粟裕的五千人打败了韩德勤的三万人。延安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兴奋地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今后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马”。

　　粟裕的第二次战争指挥艺术的大手笔地发挥是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战役展开的时间是1947年，这时解放战争开始刚刚一年，敌强我弱的现状并未改变，而且面对的是国民党军的头号主力，号称御林军且全部美式装备的敌整编第74师。战争打到中途时，形成了解放军5个纵队包围着74师3.2万人，外围国民党25万大军又正在收拢对解放军的包围圈。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是考验指挥员作战意志、作战技巧和部队素质的最关键时刻。最后粟裕经受住了考验，不仅全歼了74师，而且还带着缴获的大量美式装备，押着2万多名俘虏，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过后陈毅对粟裕在此战中的评价是：“有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的勇气和才干，陈毅的此番评价对于粟裕来说毫不过分。

　　粟裕战争指挥艺术的最高水平发挥是在淮海战役。是他首次向中央提出了展开淮海战役的建议。这说明，粟裕不仅具有一般战役指挥员所应该具备的战役眼光，而且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眼光。中央也对粟裕有着充分的信任。为了让粟裕真正地全面指挥好这次战役，事先将三野司令员陈毅调到了二野当副司令。粟裕在淮海战役表现中第二个令人佩服之处是，当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是60万对80万，人数不占优势。而且淮海战役是由“小淮海”打成“大淮海”的，也就是说这次战役是在进行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先并没有预案或预测，这就要求作为最高指挥员的粟裕有高超的应变能力；对自己部队有最真实的了解与掌控；对敌我态势及其发展有最清晰的判断；对战争理论有最深刻的领悟和运用。显然这几点粟裕都做到了。所以淮海战役是粟裕胜利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三野部队一下子发展到了四个兵团，80万人，而且装备精良。成为解放军中另一支与林彪部队齐名的最有实力和战斗力的部队。

　　对于粟裕高超战争指挥艺术的展现还有解放战争开始时的苏中七战七捷。正是粟裕具备了许多方面的优秀品质，使得其在新四军及后来的三野部队中由一名不起眼的支队长、师长成长为统领80万大军的一代名将。

徐向前元帅

　　徐向前虽然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但并不是如彭、林、刘、粟等中共名将一样负责一个战略方面的军事主官，但由于他曾经担任过很长时间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这一要职，而且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独自一人完成了拿下整个山西重任，在中共元帅的行列中，徐向前仍不愧为一代名将。

　　徐向前，山西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教导营教官、参谋、副团长。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到后来一直没有担任什么重要军事职务，但徐向前仍然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天才。首先是他在1931年11月以30岁的年龄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没有极高的军事才干和作战经验是不可能的。其次是1933年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随鄂豫皖苏区领导转移到川陕根据地，仅仅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作战，部队又发展到了8万人。

　　由于张国焘的原因，抗日战争开始后，徐向前一直没有担任重要军事指挥职务。而且身体一直不好。解放战争打响后，在他的要求下，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主持山西方面的作战任务。山西一直是二野刘伯承的根据地，当时的状况是，山西的解放军正规部队几乎都被刘伯承带走了，留在山西的全部是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经过半年的整编，徐向前硬是在这些游击队的基础上拉出了一支5万人的正规军。由此可以看出，徐向前不仅指挥作战有一套，对于部队的组织和训练也有着很高的水平。

　　部队整训完成后，徐向前面对的是山西阎锡山2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从1947年中旬开始，徐向前用这区区5万地方部队，在山西连续指挥了精彩纷呈的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打得阎锡山节节败退，最终攻下整个山西，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长达３８年的统治。通过这些战役，徐向前不仅拉出了一支十多万人四个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第十四纵队、第十五纵队）的第十八兵团。还打出了“临汾旅”这样的王牌部队。山西的城市多半有坚固的城墙，在夺取山西全省的作战过程中，也由徐向前发明了在没有重武器的条件下用土工作业的方式攻破坚固设防城市的经典战例。

　　山西王阎锡山曾经无奈地叹道：“我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

　  对五大名将的基本评价

　　一支胜利的军队，总会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将军，但是在这些将军中绝不会是千遍一律的样子，一定会是各自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的。只有这样，这支军队才会是一支成功的军队，一支丰富多彩的军队，一支可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军队。在上述五位中共名将中，也是这样各有特点。

　　1、彭德怀指挥作战的特点是不畏强敌、勇猛顽强、豪气冲天、而且也极其善于灵活指挥、避实就虚、以少胜多。这与彭德怀性格耿直、脾气暴燥有很大的关系。

这种性格往往容易造成战役结局的大起大落。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取得大胜后，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造成战线太长，补给不利，攻击能力不足。由于这些原因使志愿军在第四和第五次战役中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志愿军第180师几乎全军覆没也就是发生在第五次战役。据后来的资料反映，这与中央盲目乐观，决策失误有直接原因，但是彭德怀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没有准确判断情况，或是根据实际情况没有据理力争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算计精到，细致入微，机智灵活、善于总结，但也有过分谨慎的缺点。林彪指挥作战很少直接上前线，但他对战场和部队的情况却掌握得非常准确。他在整个东北期间，一直呆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那个不起眼的小城市里。只是到了战略决战的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时才到了前线视察。林彪在东北指挥作战的过程中经常直接指挥到师一级，而且战机把握非常准确。所以才有四野那么多强悍无比的将军们对林彪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林彪过分谨慎的个性格却容易造成丧失战机，迟缓战役进程的结局。比如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之前，林彪见葫芦岛国民党的东进兵团增加了四个师，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只准备了一桌饭，却来了两桌客”，意思是无法阻挡敌东进兵团的进攻，企图临阵退缩。

　　林彪过分依懒其精到的算计也让其吃亏不小。林彪在东北时打了两次大的败仗。而且都是在四平。一次是四平保卫战，另一次是攻打四平，两次都是失败于过分依懒自己精到的算计。另一次失败是在四野大军南下的过程中，林彪坐镇武汉，遥控指挥远在湖南中部的四野大军。在湖南邵阳的青树坪那个地方，被另一个精于算计的国民党名将，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指挥有“钢军”之称的谪系第7军和第46军打了个解放军惯用的口袋围歼战，要不是四野部队超强的战斗力，终于突出一部分来，险些把四野第136师全部和137师一部全歼。这次是精于算计的小诸葛算计了同样精于算计的林彪。林彪在性格上的过分谨慎，也让其对一些通过努力可以取得胜利的战争抱有畏惧心理，比如抗美援朝战争。象这样的战争从表面上看谁都知道确实无法打赢，但这又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象这样的战争只有彭德怀这样性格的人才愿意去打。

　　3、刘伯承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服从性好、性格温和、指挥准确，战机把握非常之好。刘伯承的服从精神好从他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决策在战略上的优势现在也不太好考证，但对刘的部队来说却是个巨大灾难，但刘伯承还是坚决地执行了。刘伯承的这个性格也许是一部分二野将领不太愿意直接在其手下作战的主要原因。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一个就是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中共名将陈庚。陈庚名义上是二野的人，其实他直接在刘伯承手下作战的时间很短。只有45年的“上党战役”和49年的“渡江战役”两次。上党战役后陈庚直接去了豫西，成了有名的“陈谢大军”。渡江战役后又一直独立地在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这一线作战，没有随刘伯承的二野主力从湖南进入大西南。而陈庚的部队却一直是刘伯承二野部队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抗战胜利之初他的四纵就有四个旅。刘伯承作为一个战略方向的军事主官，在淮海战役时中央却没有叫他担任总前委的书记,而是安排了邓小平去担任这一职务。刘伯承在解放后也没有继续担任重要军职，而是去做了军事教育工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刘的个性确实有较软弱的一面。

　　4、粟裕的作战指挥风格在某些方面与林彪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是粟裕也许更大胆，战略眼光更强一些。也就是说粟裕在某些方面也许比林彪来得更优秀一些。这从他在1947年那个敌强我弱的年代，就敢于深入虎穴，在敌人的丛林之中割裂出国民党御林军整编第74师这样的强敌来予以全歼就完全可以看出。而且粟裕能够在1948年中旬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的身分向中央提出展开淮海战役的天才建议，这种现象在林彪身上也是极少看到的。粟裕在个人性格方面也有与林彪的某些相似之处就是也敢于抗命。粟裕的两次重大抗命中的第一次是1948年上旬抵制中央让其带不少于三个纵队十万人的主力部队渡过长江江，脱离根据地向江南发展的命令，如果粟裕执行了这一次命令，也许又是一次损失惨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式的作战行动。但粟裕却没有执行，而是反复向中央说明情况，最后中央同意了粟裕的意见。第二次抗命是淮海战役开始前，中央要调陈毅去二野当副司令，而叫年轻而又资历甚浅的粟裕接任强大的三野司令员兼政委。这次粟裕抗命的原因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三野当时有相当一批与粟裕有着相同资历甚至高于粟裕资历的高级将领。比如55年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震林和张云逸；比如黄埔一期出身，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又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轮；比如1945年成立华中野战军时任司令员的张鼎丞（当时粟裕还是副司令）；比如曾经担任过八路军王牌军115师参谋长和新四军参谋长的陈世渠。还有四方面军出身的悍将许世友。这些人个个都不是简单可以摆平的。在这种情况下粟裕选择留下陈毅这个资格老，为人豪爽，对自己又有知遇之恩的老师兼挚友是非常合适的。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了粟裕的选择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

　　5、徐向前的性格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其有四方面军总指挥这个历史污点。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曾经一度想挟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不论怎样，都难以洗清其身上的不干净。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了徐向前在其后的历史中为人十分谨慎，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徐向前在解放战争中凭借几万地方部队独自一人完成攻占整个山西的军事指挥艺术的惊人杰作。

军功比较

　　1.红军时期：

　　徐向前的军功最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其苏家阜战役等战役，以及后来的反六路围攻等，在革命战争初期就独挡一面，打出许多出色的战役，有极大军功。但西路军时期由于政治软弱，没有冲进新疆，而是在甘肃被来回调动，最终失败。彭德怀，林彪，军功次之，只是军团总指挥，在毛的领导下才有卓越表现，很少独自组织指挥大型战役，相当于解放战争中的纵队司令，限于战役战斗层面，刘伯承军功次次之，担任南昌起义参谋长，红军参谋长，长征中担任先遣队司令才指挥红军作战。

粟裕的军功最小，士兵成长为军团参谋长，后指挥游击战。

　　2.抗战时期：

　　彭德怀的军功最大，八路军副总指挥，负责战斗指挥，发动指挥百团大战等，对抗强敌日军，还有伪军，国军顽固力量等。刘伯承军功次之，129师师长，其七亘村之战，神头岭之战，长乐村之战等堪称游击战经典，还有麻雀战，敌进我进等游击战术。神头岭之战更是游击战最高境界。其晋冀鲁豫根据地极为强大，战斗行动也多，抗战歼灭日伪42万，部队发展到30万（115师消灭18万，部队发展到23万，120师消灭12万，部队发展到9万，新四军歼敌32万，部队发展到26万）。粟裕，徐向前，林彪的军功次次之。粟裕的的军功是新四军先遣队，黄桥战役，车桥战役，苏南根据地，新四军1师，歼10万日伪（占新四军1/3)，部队发展到6万。天目山反顽战役歼敌3万。徐向前是129师副师长，指挥了一些战斗，后任1纵司令，指挥山东苏北的所有部队，在山东站稳了脚跟，1940年回延安；1946年也被陈毅要求来山东指挥作战。林彪的贡献是平型关战斗，广阳伏击战。然后负伤去苏联，1942年回国在延安，抗战军功最小。

　　3.解放战争时期：

　　粟裕的军功最大，华东战场始终是国共对攻的战场，粟裕的蒋军压力最大，仗打的又多又大又好，歼敌最多，同时其重要性最强，对战局的影响最大。山东是中共军事根据地，同时缺乏弹药，重武器，后勤压力大。3野歼敌245万。林彪，刘伯承次之。进入1947林彪实力最强，部队多，弹药多，装备好，在辽沈战役前很少有拿的出手的经典战列，没有粟裕那些奇仗，妙仗，没有歼灭国军兵团，没有攻下大城市。也少有刘伯承的各种战术的战役，千里跃进，但其后来有了中共最强大的野战军与炮兵部队，坦克装甲部队，2大战役歼敌近100万，辽沈战役前只歼敌45万。4野歼敌180万，减掉2大战役中20万水货，还有160万战绩。刘伯承2野在中原平原战场与蒋军大踏步进退，但远没有林彪，粟裕退的那么远，在黄河边上纵横进退，十战十捷，击退了25万敌军进攻。大跃进到围歼黄维兵团，由于受部队后勤，弹药等限制，2野的规模基本在12万量级，渡江时才28万。但打的仗不少，歼敌2万级别的很多。经典的上党，邯郸，定陶，滑县，鲁西南，襄樊等等，2野歼敌222万，减掉西南战役中的60万水货，还有162万战绩。彭德怀，徐向前次之。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由于长期力量较小，条件又艰苦，取得的战功较小，华野增援后才取得较大战功。但以2万周旋于胡军25万之中，彭的本事不小，还能击退胡军攻势，宜瓦战役是其经典，有重兵后的战役打的不错。1野歼敌50万徐向前靠4万地方部队起家，1年半横扫山西，2战运城，久攻临汾，晋中战役以6万迎战13万歼敌10万。10万围攻太原12万，一气呵成。如果不是身体原因，由他指挥华北野战军，定可以干掉傅部，阎部。聂指挥不敢恭维，3年就石家庄战役，清风店战役像样，其运动战不强。1949年终于由徐向前指挥华北野战军全军进攻太原。徐部歼敌30万。

　　4.抗美援朝时期

　　彭德怀军功最大，他让全世界知道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

　　粟裕，刘伯承，林彪，徐向前次之。

战略战术对比——

　　1.战略：粟裕最强，解放战争中，他指挥3野的作战行动，走一步，看三步。

孟良崮，豫东，淮海等都是他提出，组织实施，毛都跟着他的思路，这点无人能及。彭，刘，徐，林都是一个档次。彭在西北苦苦经营，是有头脑的，他在朝鲜战场的第一次战役的遭遇战思想，第二次战役的诱敌深入，双层迂回的，第三次战役的37度线停止追击等表名他掌握了朝鲜战争的战略等。刘是长期独挡一面，军事素养，其游击战战略战术，运动战战略战术，大兵团作战，追击战的大迂回等，其战略术很不错。徐在红军时期很快就独挡一面，自己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足以说明，以及反六路围攻的诱敌深入，大纵深防御，收紧阵地，适时反击战略；已经席卷山西的表现足以说明他的战略。林是在东北开始独挡一面，其经营东北还是有一套，但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对锦州的决心几度动摇。在中南的追击战中战略眼光不及陈赓，汗颜。

　　2.游击战术：彭，刘最强这是由于他们在抗战中表现杰出。徐，粟，林，都亲自打过小游击，徐后来打大游击，又与日军交手。粟在抗战中的游击表现小而多，其歼灭的日伪占新四军的1/3。林在红军时期的游击表现较好，抗战表现少。

　　3.运动战术：都是运动战高手，看其经典战例，强行分级粟裕最强，其诈术，欺敌术无人能及。其余多是利用敌人出现的错误，他是调动敌人犯错误，再抓住错误，消灭敌人。刘，徐的次之，刘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战役花样很多。徐在红军时期就表现杰出，解放战争中的晋中战役是解放军的经典战役。彭由于解放战争中力量小，表现不多，宜瓦战役是其经典战役。林在红军时期是在毛等领导下负责战斗，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是经典战役，其余的东北攻势很少大的经典战役，后期更是多有强大兵力，少有以少打多歼多。

　　4.基本战术：林彪最强，其野战三三制，攻坚四组一队，等营连排级基本战术十分强，这是由于在东北由11万扩军到100万，中间基层战斗力开始下降使自己的总结提高战术。

　　5.攻城战术：林彪最强，其包围四快一慢，攻城一点两面，快速穿插分割等战术，土工作业，集中炮火轰击城墙突破口，使用装甲部队突破等，其攻炮兵部队及其强大，攻锦州，天津的漂亮足以奠定地位。粟，刘，徐，彭次之，粟在济南（许具体指挥），上海（不用重炮）大规模攻城，炮兵强大。刘部攻襄樊的不攻外围高山工事，直攻城墙，快速突破，经典。徐在临汾采用大规模坑道爆破，劣势兵力强攻太原等，强。彭在兰州大规模攻城，其余不多。

　　6.围歼兵团战术：粟裕最强，其在豫东，淮海围歼敌5个兵团，在平原包围阻击敌援兵团，淮海的土工作业，穿插分割等强。刘在双堆集对黄12兵团的围歼也十分强，弱兵围强敌，一次攻一个村，一口一口啃，土工作业，抛射炸药包。林在辽沈战役中以乱对乱，运动中40多万冲击乱战歼灭廖兵团10万。彭在扶眉战役围歼敌18兵团，等，但小。徐在晋中围歼过敌兵团级敌军。

　　7.多兵种战术：林彪最强，其对炮兵，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与配合不错，海南战役组织不错。粟对炮兵的使用也很多，但缺乏林那种典型使用，渡江战役打的好。彭的炮兵也小，后在咸阳炮吃马，在朝鲜运用技术兵种较强。徐使用过飞机，坑道爆破。刘的炮兵较小，发明了抛射炸药包。

　　8.训练部队：徐向前最强，将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到8万，以5万内线地方部队横扫山西30万敌军，带出10万大军。林彪次之，11万发展到100万，但由东北人才多，他主要打仗，训练靠罗等。刘带兵很有一套，讲究战术，其2野的仗很多都很漂亮。彭，粟在部队训练壮大方面表现还可以。但中共发明的述苦运动，三查等，极大调动部队斗志。思想动员等很强。

　　9.硬仗，恶仗能力：徐向前，彭德怀，粟裕最强，徐的红四方面军打了许多恶仗，其手下部队很能打（2野也是4方面军出身）。其在运城，临汾的坚持最后5分钟，很强。彭生来能打恶仗，在红军，抗战，西北面对强敌，在朝鲜面对超级强敌，都打的好。粟在华东很多是硬仗，恶仗如孟良崮等。刘在定陶，千里跃进，双堆集等也说明了其能打，能攻坚，其15军更是扬名上甘岭。林在四平几次表现不好，后来兵力优势，不怎么吃力，但部队也能打，38军就是证明。

　　10.部将：刘手下的陈赓最强，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多次独挡一面，还有传奇人生经历。其386旅是抗日劲旅。其部负责山西南部作战，挺进中原，后是超级大迂回从安庆打到广州再打到云南。粟的许世友，负责山东内线作战，胶东，兖州，济南等表现抢眼。林手下的肖劲光，程子华，邓华等还可以，但独挡一面的少，程在先遣兵团，肖在南满表现不错，邓在朝鲜表现好。黄克诚的战略眼光也不错（抢占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等）。彭的王震不错，其359旅在抗战后期从延安远征到湖南南部，已及后来的中原突围足以说明其能力。徐的王树声在红军时期表现不错，李先念在抗战中独挡一面（许世友，陈赓都是他部下），在山西时主要靠自己。

　　五大名将各有优点，不能说谁最强，谁军功最大，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巨大的汉马功劳，有他们是中共的福，中国的福，他们在中国战争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他们是中国名将。他们记入了中国军事史。

聂荣臻

　　聂荣臻（1899-1992），字福骈，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为我国人民解放和日后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终年93岁。   

    生平小传

　　一、青春岁月（1899—1927）

　　聂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四年后正式进学堂读书。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当时，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堪称四川第一流，聂荣臻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他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名句作为座右铭。他每天一丝不苟，发愤求索，学习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

　　聂荣臻广读博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进步杂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营养，渐渐地，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公认的诚挚少年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每遇国家民族大事，聂荣臻总是感慨陈词，忧国忧民思想溢于言表，常书于文卷之上，教师曾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聂荣臻不仅勤奋好学，且见义勇为，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总是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平时，他注意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同学朋友，则慷慨赠予，毫不吝啬。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聂荣臻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他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二、土地革命（1927—1937）

　　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战斗失败后，他转赴香港。同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其间，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他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像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我党骨干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聂荣臻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聂荣臻在指挥战斗中表现出的沉稳和勇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聂荣臻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其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聂荣臻与军团长林彪率红1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他率部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并在危急形势下，力排众议，率部抢占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从而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

　　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进行周密布置，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湘江防线曾出现过“裂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缺乏军事常识，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畔陷入被动。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过江，林彪、聂荣臻率部在湘江之滨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红1军团受命打头阵，聂荣臻和林彪冒着敌人的火力，指挥军队架起浮桥，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了乌江，到达遵义，从而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的阴谋。　1935年1月，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与刘伯承一起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毛泽东领导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4团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8月下旬，聂荣臻率红1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历经艰辛，越过大草地，9月上旬到达俄界，接应了中央及红3军等部队。9月中旬，他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在哈达铺，聂荣臻偶然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挺进陕北。10月，聂荣臻与林彪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1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直罗镇这一仗的胜利，体现了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到陕北后，为了配合“一二九”运动，同时也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供给问题，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反蒋不抗日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聂荣臻、林彪与红1军团广大指战员投入到了东渡黄河的战斗中。东征75天，聂荣臻、林彪和兄弟部队合作，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不仅使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还筹款30余万，扩充新兵8000余人，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三、威震中日（1937—1945）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在忻口会战中，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日军占领太原后，战局发生极大变化。为避免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隔断，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团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9年秋，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同日军进行激战，歼敌第2混成旅团1500余人，并在黄土岭战斗中与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1940年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并在同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

　　1941年秋，日军调动其华北占领军的一半兵力，对晋察冀机关所在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聂荣臻指挥主力相机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进行钳制作战，并率领党政机关在有限兵力掩护下，灵活机动地周旋于深山峡谷之中，巧妙地从敌人薄弱点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聂荣臻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15日，聂荣臻出席了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界参议会。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见了边区代表，并向代表们汇报了晋察冀五年来的情况。这次参议会，是晋察冀边区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　1943年8月，聂荣臻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在晋察冀六年的各方面工作，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聂荣臻与萧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军区抽调几个主力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四、华北三年（1946—1949）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随后，聂荣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聂荣臻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先后组织冀东、冀中军区十一个主力团和大批干部进军东北。同时，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还采取了几项步骤：第一，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聂荣臻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8至10月份，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伪军3万多人。第三，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批示，集中整编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聂荣臻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两个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并对一野和二野的作战任务作了部署。同时，聂荣臻还花大力气加强武器装备，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消除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取得了很大成效。

　　1945年10月，聂荣臻与贺龙为贯彻中央军委“收复绥远”的指示，共同指挥晋察冀野战军3.3万人、晋绥军区2万人反击国民党部队的进犯，两个月歼敌1.2万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在随后的两年里，为了支援东北战略区作战，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先后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这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钳制华北敌人使其不能出关增援东北，1947年4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击敌薄弱环节，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聂荣臻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此役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他组成第2兵团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随后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敌华北主力。然后又西进绥远，进攻平绥路两侧，解放了绥远、冀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聂荣臻分析局势，认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35军已被歼灭，如果天津再被拿下，傅作义后退无路，有可能会被逼到和平的道路上去。北平这座历史名城若能完好无损地被接管过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于是，他给西柏坡总部发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天津解放后，聂荣臻与林彪等一起同傅作义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1949年1月31日，北平守军全部撤离市区，进至我军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北平遂宣告和平解放，聂荣臻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北平方式”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艺术杰作，是革命的信念、智慧、勇敢和力量的结晶，它谱写了解放战争新诗篇。毛泽东对北平和平解放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平解放，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古迹。这样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治军建国的新节奏中，聂荣臻处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　

　　北平解放后，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随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迅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剿灭土匪，完成和平改编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聂荣臻和叶剑英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他们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了部队。随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了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6月，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

　　五、鞠躬尽瘁（1949—1992）

　　10月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10月下旬军委会议决定，聂荣臻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陆军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建军道路。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等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总参谋部应增设通讯、军训、军校部；总后勤部应设立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等院校建设；筹建炮兵、工兵学校；筹建陆军大学（即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培养高级军事干部。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并被陆续组织实施。

　　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聂荣臻还狠抓了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文化、扫盲工作，使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编制上杂乱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部队战士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达到了高小以上水平，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为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间，聂荣臻还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了大批骨干，为三十三年后的百万大裁军起了借鉴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1952年秋，聂荣臻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被送进医院。病情稍好，他就急着出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

　　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以后，佩戴元帅军衔的聂荣臻壮心不已，日日夜夜操劳在祖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

　　50年代中期，聂荣臻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他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制定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工作，亲自参与领导国内外700多位专家制定了长达600多万字的十二年规划纲要（草案），对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明确了近期和长远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实际的步骤。他还签发了新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方案，建议研制少量的导弹、核武器，掌握必要的自卫手段，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核讹诈；使常规武器配套，不断加强陆、海、空军的现代化装备。该方案在中央军委立即获通过。不久，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第二年，他又受命领导研制人造卫星工作。他积极组建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飞机、舰船、电子设备、人造卫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同时，他还采取“将全国的科技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使科技战线获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聂荣臻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报告，明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和支持，并得以实施。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氢弹，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东方红》乐曲响彻全宇宙。在组织实施许多重大科技项目过程中，聂荣臻多次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戎马一生的聂荣臻元帅也没有能够幸免受到冲击，“炮轰聂荣臻”、批判“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聂荣臻压得难以抬头。然而，接近70高龄的聂荣臻髫发厉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并依旧眷恋祖国的科技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仍然心系党，心系国家大事，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彻底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8月，聂荣臻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1978年8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1979年他提出，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思想，同时主张精简整编，走精兵强国之路。

　　1987年，聂荣臻因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期望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完全统一。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参与缔造新中国的最后一颗帅星陨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遗愿：

　　“我已经93岁了，入党70年，从没脱离过党的岗位，为党奋斗终生。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正确，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正确。我很想多看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衷心地希望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地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衷心地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更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

聂荣臻年表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中央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聂荣臻元帅为我国的航天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最后骨灰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烈士陵园。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聂力为了回忆她的父亲，特著作《山高路远》——描绘了父亲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

聂荣臻元帅小故事

　　抗日战争初期，聂荣臻深入日本侵略军后方创建根据地，更显示出独当一面的统帅之才。1937年秋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主力转往晋西南。聂荣臻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带一部分兵力与主力分手，从五台山区向周围广阔的地域发展，创建了敌后第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时，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些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938年3月，毛泽东曾对准备前往晋察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风趣地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新中国成立之初，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为抗美援朝事务日夜繁忙，一次竟累昏倒地，被迫休养。1956年10月，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征求意见说：“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已决定调陈毅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市长，因为你以前当过北京市市长，现在算是官复原职；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聂荣臻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

　　经报中央批准，聂荣臻上任后首先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1959年7月，中央决定用八年的时间制造出原子弹，接着又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为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毛泽东当时戏称，造原子弹是造一个“大炮仗”。在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又遇经济上的天灾人祸时，原子弹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也出现了争执。聂荣臻坚决主张“两弹”也继续搞下去。他操劳过度住院，陈毅来看望他时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有105个团参战的大规模对日作战，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百团大战。当晋察冀军区正向井陉矿区进攻时，救起了两位日本小姑娘，她们的父母是井陉矿站的工作人员，日军投炸弹时把她们的父母炸死了，这会儿两姐妹正在哭呢。战士们立刻把两姐妹抱起来，放到两只大箩筐了，抬回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哦？我们这里来了两个日本朋友啊？我来看看。”聂司令笑着走出来，望着那两位日本小姑娘无助的眼神，他的心被深深震动了。他从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只梨子，亲手削好递到那位稍微大点的姑娘手中，温和地说：“这梨子洗干净了，吃吧。”看着眼前这位高大威武的叔叔那么和蔼，那名叫美穗子的姑娘“放心”地接过梨子吃了起来，聂司令笑了。这时，前线摄影记者沙飞拿着照相机拍下了聂司令给美穗子梨子的瞬间，聂司令说：“要照就照张正面的，来。”说着把美穗子抱出箩筐，拉着她的小手，面对着镜头留下了珍贵的瞬间……，一会儿，秘书问他：“怎么安置她们啊？”聂荣臻司令想了想：“送回日本。”他转身走进“办公室”，在桌前坐了下来，拿出一张便笺，写了几笔。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写好后他把信装进信封，放到箩筐里，不久，前方的负责同志把美穗子姐妹安全送达日本。这件事似乎已经结束了，但……

　　1980年春，日本著名的《读卖新闻》头版头条刊登了大标题新

　　《美穗子姐妹，中国元帅聂荣臻想念你们》立刻吸引了日本人民的目光，当然也吸引了已经结婚的美穗子姐妹的注意，她们决定：到中国去，面谢救命恩人！7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人民大会堂大厅里聚满了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是来采访一次特别的会晤。美穗子全家早早地站在大厅中央等着救命恩人的到来。不一会儿，正门打开，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元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美穗子面前，美穗子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对元帅的感激，“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元帅面前，聂帅连忙扶起她，此时她已经泪流满面，她捧出一幅字画，上面写的是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在聂荣臻的帮助下展开在聂帅面前，老帅高兴地点点头，连说：“好啊……”此情此景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元帅战火救孤，已成历史佳话。

　　1980年，正是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升温的阶段。将军救孤女，这样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都不会放过的。毫无例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记录美穗子访华的电影《美穗子探亲》。

聂荣臻元帅一家的聚散离合

幸福结合

　　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于1928年1月在香港就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收容安置广州起义失败后来到香港的幸存者，并开办训练班培训两广各地从事工人农民运动的党员干部。此时，为革命东奔西忙的聂荣臻，29岁依然孤身一人。由于香港的环境相对稳定，已近而立之年的他便开始在工作之余考虑物色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了。

　　一天，户外响起轻轻的叩门声，聂荣臻知道这是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来者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聂荣臻定睛一看，这不是张瑞华吗？

　　张瑞华，河南信阳人，1909年生，比聂荣臻小10岁。1926年，北伐军北上之时，她毅然离开就读的信阳女子师范学校，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其间，张瑞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聂荣臻第一次见到张瑞华，是1926年冬在武昌中和里军委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上。初次接触，就让聂荣臻在脑海中留下了这位中国新女性坚强美好的形象。广州起义中，聂荣臻在总指挥部再次见到了张瑞华，对她坚持请求参加危险性极大的肃反工作钦佩不已。此时，张瑞华担任广东省委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三地之间，负责传送党的机密文件。

　　再次见到张瑞华，聂荣臻的心里泛起了涟漪：张瑞华不正是自己最理想的终身伴侣吗？他想了好久，决心试探一下姑娘的态度。

　　一天，两人见面后，聂荣臻鼓起勇气对张瑞华说：“瑞华同志，我在武汉时就认识你了，以后在广州暴动中又碰到了你。你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勇敢。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如何？”聂荣臻一口气说完憋在心里的话后，便以热切的目光看着张瑞华。

　　聂荣臻的率直令张瑞华羞红了脸，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聂荣臻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期待：“我对你印象很好，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能不能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你考虑考虑，过几天回答我也可以。”

　　张瑞华的脸更红了，沉默片刻之后，低声回答道：“那好。”

　　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结婚了。没有豪华的宴席，也没有欢闹的人群，他们把各自简单的行李合到一起，便开始了二人世界。

　　患难情深

　　聂荣臻夫妇在香港的生活很是艰苦。聂荣臻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张瑞华也经常以阔太太的身份去各地送文件，可聂荣臻每月生活费只有15元，张瑞华只有7元。这么少的钱，用起来自然显得拮据。聂荣臻只有一套西服、一件白衬衫。香港天气热，每天回家就得洗，可是聂荣臻连换洗衣服都买不起，在家里只能穿一件背心。张瑞华也只有两件合身的旗袍，用于出门穿。

　　夫妇俩吃的是粗茶淡饭。为了让聂荣臻保持健康的体魄，张瑞华千方百计改善伙食。可就那么一点钱，实在做不了多少好吃的。每当张瑞华面有歉意时，聂荣臻就安慰她说：“没有关系，你做的饭菜可口，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实在不行，多加些辣子就可以了。”

　　1930年刚过完春节，聂荣臻去上海参加军委会议。会上，军委书记周恩来通知他去天津担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过了几天，张瑞华提着她与聂荣臻的全部家当——一个提包和一只藤条箱，跟随聂荣臻一路颠簸到了天津。

　　到达天津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在日租界里找了一个住处。有孕在身的张瑞华开始出现强烈的妊娠反应，聂荣臻为自己无法在家里好好照顾妻子而苦恼不已。就在他发愁的时候，顺直省委书记贺昌通知他：“中央决定调你到上海，另有任务，你交代一下工作尽快走。”

　　情急之下，聂荣臻只好托房东太太替他照顾一下妻子，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赶往上海。半个月后，张瑞华妊娠反应有所好转，便来到了上海陪伴聂荣臻。

　　此时，聂荣臻已调到“中央特科”工作。“特科”是中央重要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风险极大。所以聂荣臻每次离家前，总是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时分，我还不回来，事先又没有说明，那就意味着我出事了，你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张瑞华听丈夫这么说，一直为丈夫的人身安全担心着，天天坐等聂荣臻回家。聂荣臻在“特科”工作了三四个月，张瑞华就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三四个月。

　　1930年8月中旬，聂荣臻回到中央军委工作，担任周恩来的助手。9月，聂荣臻夫妇唯一的女儿聂力来到了人间。由于难产，医院为张瑞华做了剖腹产手术。可那天聂荣臻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去看望，只好托好友的妻子代劳，直到张瑞华产后的第三天，他才赶到医院。

　　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聂荣臻、陈郁、陈赓等7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从此，聂荣臻更忙了。张瑞华也就更累了，既要照顾几个月的女儿，又要照顾好聂荣臻的生活。

　　4月的一天，聂荣臻直到深夜才回家。一进门，他就以急促的语气低声说道：“顾顺章叛变了，你要立即搬家，去哪里，由组织安排，我这几天回不来了，以后会去找你们的。”说完，他又急匆匆地冲出了门，消失在夜色之中。

　　家人聚首

　　1932年，张瑞华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秘密机关，仍做机要交通工作。她平时既要从事繁忙的工作，又要带着一岁多的小聂力，累得一身是病。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上海秘密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张瑞华也不幸被捕。她带着3岁的小聂力，被关进了英租界的提篮桥女监。

　　在狱中，任凭巡捕怎样威逼利诱，严刑审讯，张瑞华一口咬定自己是农村妇女，带孩子来上海找丈夫。当局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一个月后将她们放了，实行严密监视。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张瑞华抱着聂力，机警地甩开了跟踪她们的侦探，逃离了虎口。

　　之后，张瑞华被安排到位于上海浦东的地下印刷厂做装订工，兼做党支部工作。1935年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组织上便安排张瑞华去陕北与聂荣臻会合。得到这个消息后，张瑞华激动万分。她将年幼的女儿安顿好之后，艰难跋涉近10个月，转道天津、西安等地，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

　　8月，张瑞华赶到甘肃省预旺堡，与分别了5年的聂荣臻见了面。

　　一见面，聂荣臻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仔细端详着：“你来啦，一路上危险吧？”他的眼中充满了体贴关怀之情。

　　张瑞华是个坚强的人，但此时此刻，也禁不住热泪滚滚。半晌才说了一句：“嗯，你好吧？”

　　聂荣臻见妻子没有把女儿带来，便说：“自长征以来，一切音讯都断绝了。我经常思念你们，我常拿出丽丽（聂力的小名）的照片，看了又看，不知看了多少遍。”说完，他就从皮包里拿出他珍藏着的女儿的照片，递给张瑞华，然后补充说：“起先，我经常把照片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结果留下许多汗渍，容易变黄，所以我把照片放在皮包里，时刻随身带着。”

　　张瑞华接过发黄的照片。照片上，一岁多的小聂力，站在公园草坪上，带着稚气的眼神，凝视前方。张瑞华也在日夜思念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女儿，便回忆道：“我出去送文件，经常把她带在身边。她很乖，从来不闹。有时候带着她不方便，就只得把她反锁在家里，给她些玩具，我回来时，她还在那里玩。”

　　张瑞华只在预旺堡住了三四天，聂荣臻便带着歉意对妻子说：“中央指示，我要带领先遣支队继续西进，去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来陕北会师。你就先回保安去吧。”

　　聂荣臻一家三口的最终团圆，则是1946年的事了。

　　张瑞华离开上海，一走就是10多年，年幼的聂力被寄养在嘉定县一位贫苦农民的家里。这家孩子多，生活很苦，聂力从小就挖野菜，干农活，还要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经常忍饥挨饿，艰辛度日。稍大一点，她就进了县城嘉丰纱厂当童工，备受工头压迫。

　　1938年，党组织曾派人到嘉定找到了聂力，要把她带到延安去。但聂力怕上当受骗被拐卖，便说：“爸爸妈妈找我，叫他们自己来接。别人不行。别人接我，我不跟他去。”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利用国共和谈之机，托人找到了聂力。这时，聂力已经15岁了，见来人不像是骗子，就跟着辗转到了北平，见到了当时在北平军调处工作的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聂荣臻。聂荣臻闻讯，欣喜万分。碰巧这时，张瑞华也从延安赶到了张家口。夫妻俩激动地等待着全家团圆。

　　在北平的聂力也沉浸在莫大的幸福之中。但长期的离别，使她已经记不得父亲是什么样子了；即使是母亲，印象也十分模糊。叶剑英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拿出一张聂荣臻的照片来，对聂力说：“这就是你爸爸，你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照片上的人，你就叫他爸爸。”

　　1946年4月，聂力被送到了张家口。在聂荣臻、张瑞华面前，小姑娘拿出照片，对了又对。

　　聂荣臻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女儿了，看着她比对照片的认真样，便和她开玩笑说：“怎么样，像不像啊？”

　　旁边有人说道：“快，前面就是你爸爸妈妈，快叫啊！”

　　聂力喊了声“爸爸！妈妈！”便一头扑在聂荣臻的怀里，哇哇大哭了起来。 

聂荣臻元帅在担任北京市第一任市长的前后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2月1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一起，进入北平城，住进了北京饭店。
    2月3日，聂荣臻和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等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委员，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
    入城式后，平津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聂荣臻兼任司令员，薄一波兼任政委。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天，聂荣臻、薄一波签发了《平津卫戍司令部布告》。布告中明确指出：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革命党派，均属非法组织，要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一切残余敌军、散兵游勇、土匪武装，应立即向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缴械投诚；收缴所有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吏、保甲人员的枪支及其他民间枪支。布告还明确规定，严禁破坏工厂、仓库、公共建筑、交通设施以及抢劫、偷盗、放火、暗害、造谣等一切破坏活动。布告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军政人员，严格遵守人民政府法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有关的入城守则。
    接着，聂荣臻和叶剑英、彭真等一起，接管北平，整顿治安，恢复生产，使北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聂荣臻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迅速改编傅作义的20万起义部队。
    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按照《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于1月22日陆续开赴城外指定地点等候改编。
    2月1日，解放军方面和傅作义方面组成了联合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办理傅作义所属部队的改编和对傅部军政官员的安置，以及各部队、机关、厂矿、企业等完整的移交。此后，林彪、罗荣桓忙于别的事情，有关傅部改编的工作，主要由聂荣臻负责组织实施。他对此抓得很紧，要求各级领导坚决按军委指示精神办。
    其次是剿灭土匪。华北解放前夕，国民党有意识地在各地潜伏下大批土匪，约3万人。他们行踪诡秘、出没无常，经常拦路抢劫，袭击基层政权，杀害革命干部，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危害，使人民群众失去了安全感。
    聂荣臻很重视剿匪工作。1949年4月，他要华北军区发布剿匪工作指示，要求军队克服对土匪的麻痹轻敌思想。5月，又指示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制定剿匪方针：在依靠与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以政治攻势争取瓦解成股土匪；发动和组织群众与军事清剿相结合，而以发动群众为基本环节，摧毁土匪的社会基础；对土匪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宽大与镇压相结合，以达到瓦解、分化、争取的目的。6月，聂荣臻又指出：剿匪决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所能完成的任务，必须从发动群众着眼，做到人人肃匪，村村防匪，军队与政府、民兵密切协同，才能彻底肃清匪患；剿匪要有灵通而确切的情报；剿匪兵力不宜太大，否则容易暴露目标，行动也慢，应以小部队，在确切的情报保障下轻装奔袭。如能做到这些，就会收到好的效果。
    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之后，经过华北军民一年的努力，各地共剿灭土匪2.9万多人，匪患基本肃清。华北地区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
    聂荣臻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也是中共中央安全和定都北平的关键问题。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大城市，这里不仅集结了华北各地的一些反动残余势力，而且东北解放后，许多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和地主、恶霸、流氓头子等流亡到北平，加上社会上还流散着数万名散兵游勇，治安形势比较复杂，北平群众形容那时的北平是“五多”城市：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所以，尽管部队进驻了北平，但治安情况仍不容忽视，仅1949年3月，北平就接连发生103起案件。
    针对混乱的社会秩序，聂荣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指示平津卫戍部队，立即组织收容散兵游勇。
    1949年6月，平津两地共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万多人，解决了社会治安中的一大隐患。
    再就是打击敌特。聂荣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指示有关部门下发了一个关于严防敌特活动的紧急通知，指出：敌伪在离开北平时，对特务组织曾有周密布置。他们以各种名目，混入各单位、部门、行业，进行暗杀、破坏、造谣等活动。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并对原有人员严密注意，慎重审查。夜晚，凡解放军工作人员，没有必要的事，切勿外出，以防不测。
    聂荣臻要求公安部门、卫戍部队加紧工作，发动人民群众，与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种种反革命势力以及流氓小偷等作斗争，力争社会治安状况迅速好转。
    与此同时，聂荣臻还指示卫戍区组织军人纠察队，经常在大街小巷巡逻，对社会上的偷盗、乞丐、流氓滋事以及吸毒、赌博等有碍社会治安的各种现象进行纠察，予以打击。聂荣臻还专门从军区随营学校中挑选了一批文化程度高、会讲英语的师生组成特别纠察队。他们身着黄色土布军装，在外国人活动的公共场所进行纠察。
    经过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时，北平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旧北平时期隐藏下来的万余名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除逮捕了一批和有极少数潜逃外，大部分向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自首，基本瓦解了北平的特务组织，使北平市的安全有了保障。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的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条件。
    所有这一切，都让毛泽东对聂荣臻刮目相看，所以，尽管聂荣臻已经身兼数职，毛泽东还是让他再兼任北平市市长和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49年9月8日，毛泽东亲自草拟新华社电讯，宣布：“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也就是从这天起，北平改称北京。
    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聂荣臻被选为北京市市长，成为北京市第一任民选的市长。

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1949年9月中旬，就在聂荣臻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后的几天，他又被各界公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阅兵指挥机构成立了，朱德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下面还设立了阅兵指挥所，由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
    《阅兵典礼方案》很快拟出，并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定通过。
    毛泽东专门找聂荣臻谈话，他意味深长地对聂荣臻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聂荣臻当即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次阅兵组织好！”
    毛泽东的重托，令聂荣臻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对阅兵的筹备和组织，事无巨细，他都非常认真。每项工作，他都作了周密的布置。
    聂荣臻从华北军区部队抽调了步兵、骑兵、坦克兵、炮兵各1个师参加阅兵，还抽调了空军、海军部队代表及民兵参加阅兵，1.6万余人的受阅部队先后集结完毕。
    聂荣臻想得很细，对各受阅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万一有车辆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飞机何时飞越天安门广场，晚上怎么放焰火等等，都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
    开国大典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阅兵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但聂荣臻还是很着急。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保证阅兵圆满成功，他不时地鼓励参加受阅的官兵。
    聂荣臻还就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作了重点部署。这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空军的空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众经常处于被空袭的危险和惊扰之中。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8月9日，就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1949年4月，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紧。1949年8月15日，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也是出于防空袭的需要。聂荣臻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了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如遇空袭不要乱跑，听指挥。
    到9月30日，开国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可谓是“万事俱备，只等检阅”了。但是，聂荣臻还是一夜未眠，他一次又一次地检查准备情况，事无巨细地叮嘱注意事项，确保万无一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下午3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准时出现在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顿时沸腾起来。
    这时，在金水桥边一座临时搭起作为阅兵指挥台的高台上，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用麦克风向大家喊道：“大家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举行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大会开始。”
    广场上沸腾的人群很快静下来。
    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
    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当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时，在阅兵指挥台上的聂荣臻格外激动。
    阅兵总司令朱德乘着敞篷汽车，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出来，通过金水桥。
    聂荣臻迎候在金水桥南边，看到朱德出来，赶忙走上前向朱德行军礼朗声道：“报告总司令，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
    立刻，军乐队奏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与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曲。
    聂荣臻随朱德登上了检阅车，陪同朱德出东三座门，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检阅了肃立受阅的陆、海、空三军部队。
    ……
    开国大典按照预定的方案进行得很顺利，阅兵获得了圆满成功。

聂荣臻说：“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大事情。”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规定，将“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决议指出：“没收妓院财产，以作为救济妓女之用。”
    聂荣臻对这件事极为重视。于是，当天就和彭真发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庄严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行动由北京市公安局具体负责，组织北京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市法院、市妇联出动干部和警察2400多人，统一行动，在12小时内封闭北京市所有的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这些妓女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帮助她们另谋生活出路。她们从此脱离了苦海，获得了新生。
    妓院被封闭，千年污垢短期内得以消除，北京市民无不拍手称快。社会各界人士也都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这一举措表示钦佩。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地对聂荣臻说：“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通过关于封闭妓院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关于统一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提案》、《关于开办业余补习学校的决议》、《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等多项决议、提案。虽然当时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已比较稳定，物价也趋于平稳，人民群众的吃穿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其他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很繁杂。
    聂荣臻对于彻底改变这个当时只有707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的古都的旧貌，把它逐步改变成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首都，是充满了信心的。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1949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大街小巷全被冰雪覆盖。一时间，交通事故迭起，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和布置扫雪工作。
    聂荣臻决定出动军队，参加扫雪。
    对聂荣臻的这个决定，个别同志不理解，觉得这点小事出动军队不值得。聂荣臻语重心长地解释说：“军队不就是应该为人民服务吗？现在大雪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不便，我们就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个问题！”
    很快，军队和地方共同努力，路上的积雪被铲除一空，交通事故也随之降了下来。北京市的群众无不交口称赞。聂荣臻常把自己比作人民的勤务员。他在与干部谈话中曾举例说：在部队中修个厕所，好像是小事情。不过，假如没有这个厕所，随地便溺，不但有碍卫生，恐怕也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事情还小吗？这是关系群众的事，是大事情。
    聂荣臻还谈到像水、电、下水道等方面的建设。他说，这些都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没有一件不是大事情。所以，我们都要很好地计划，有组织有检查地认真抓好，要反对官僚主义。
    195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写的《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一年来，我们建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恢复了生产及教育文化事业；收容散兵游勇，消灭了妓院，解救妓女1200多人，逮捕抢劫犯370多人，捕获与改造小偷2100多人，维护了社会治安；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在郊区土改中，4.6万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困难还很多，有待努力。

聂荣臻鲜明地提出“变北京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首都的建设问题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聂荣臻作为一市之长，同时兼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对首都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亲自研究，亲自抓。
    当时在北京市行政中心的建设问题上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原封不动地保留旧城，发展西面城郊，建立行政中心区；另一派认为应该以旧城为中心，改建、扩建旧城。1949年秋，刘少奇访问苏联回来，请来了苏联市政专家团，考察北京的市政建设，帮助北京市制定规划。他们在北京考察了几个月，不仅对北京市市政建设提出了很好很具体的建议，还在1949年12月提出了《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建议》。北京市建设局组织市政专家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进行讨论，大多数赞成专家的建议，于是形成了《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上报北京市委、市政府，意见说：“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的意见。”
    聂荣臻非常赞成苏联专家的建议，他高兴地说：“这个建议很好！很实际！”
    他亲自主持召开市政府会议，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同志一致赞成。
    1950年2月，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北京市以北京城为中心逐步扩建的方针。关于首都发展规模，也是首都规划中一个争论相当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不要把旧北京这个典型的老消费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即要不要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城市，这直接涉及首都的性质和它在整个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
    对这个问题，聂荣臻在《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文章中，鲜明地提出了“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要求。
    聂荣臻认为，在首都发展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从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看，从首都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上看都是必要的。我党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之后的总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北京发展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从经济、财政方面看，也是必要的。他提出了几个问题，都发人深省。比如，首都如此空前大规模的建设，建筑材料和设备等，能够全部请国家从各地调进来吗？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政府两手空空，连人头费、小学教育费都是靠中央财政拨款，这种靠中央财政吃饭的局面，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吗？国家建设百业待举，作为首都，在财政上不应该自力更生吗？不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吗？没有相当发达的现代工业支援郊区发展菜、肉、蛋、奶等的生产，几百万人吃什么？
    后来，北京的现代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逐步发展起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变北京这个典型的消费城市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51年初，由于军队工作过于繁重，没有精力再兼管北京市市长的工作，聂荣臻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辞去该职务。1月30日，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6年11月16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聂荣臻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侠骨柔情：聂荣臻战地救助日本孤女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井陉煤矿火车站日方副站长加藤清利及其妻在炮火中身亡，遗下两个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脚跟被炸伤。3团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把她们抢救出来。

　　前线部队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孩子?聂荣臻回答，立即把他们送到指挥所来。

　　放下电话，聂荣臻心潮难平。

　　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多少红军和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地从战火中抢救孤儿的事，可这回抢救的，却是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的遗孤。

　　两个日本孩子由一位民兵用箩筐挑着送到了聂荣臻的前线指挥所。

　　聂荣臻吃完晚饭后正在指挥所门外散步。

　　来人报告：“奉命护送两个日本小孩到指挥所来，交给首长。”

　　聂荣臻亲切地说：“辛苦啦，快放下箩筐休息休息。”

　　他慈爱地抚摸着这两个日本小女孩。

　　两个日本女孩分坐在两个箩筐里。

　　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脚跟被炸伤。

　　聂荣臻看到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很感兴趣地问：“孩子送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样安排饮食的?”来人回答：“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伙食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

　　“嗯，做得对!”聂荣臻满意地点了点头，逗着两个小女孩。

　　但他并不知道，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是瞎子，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了。

　　而那位袁心纯副主任，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聂荣臻用小刀削雪花梨喂那个大的女孩，女孩不伸手去接。

　　聂荣臻笑了，明白孩子的意思，赶紧用水冲洗干净，小姑娘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

　　聂荣臻抱起那个正在熟睡的小女孩，交待警卫员赶紧抱到村里，设法找正在哺乳期的妇女，给孩子喂奶，还要军区的医生为小女孩治伤。

　　那个大女孩则一直跟在聂荣臻身边，常常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裤腿，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聂荣臻还和小姑娘在指挥所外的土场上合了个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后来，聂荣臻考虑到战事频仍，两个孩子留在中国会很困难，孩子也会伤感，还是送回去交给孩子的亲戚抚养比较好，于是找了最可靠的老乡，把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窗体顶端

石家庄的日军兵营。

　　他把本应给独生女儿聂力的深沉的父爱，给了这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

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

　　孩子上路前，他依依不舍地挨个抱起来，摸摸头，以示祝福。

　　聂荣臻对老乡说：“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郑重地交给那位老乡一封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信中说：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

　　一女仅五六岁，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

　　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是日本军阀挑起了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对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

　　这是中日两大民族的空前浩劫。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是迫于侵略而自卫。

　　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是受日本军阀逼迫。

　　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

　　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的日本军阀血战到底。

　　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石家庄日军收到这两个小孩之后，回信表示感谢。

　　事隔40年后的1980年，《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社奇迹般地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她住在日本国九州的宫崎县都城市，这才知道那个小的女孩在送回石家庄后，死在医院里了。

　　美穗子后来回到了日本，现在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

　　美穗子1980年秋应聂荣臻邀请来华访问时，眼含热泪，以额头接触聂荣臻那双温暖的大手，表达她深深的感激之情。

　　美穗子说，一些日本旧军人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非常感动和惭愧，更加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罪恶。

　　聂荣臻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 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聂荣臻救美穗子，构成中日人民友谊史上一个被广为传颂的动人故事。

叶剑英

　　１８９７年４月２８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１９１７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１９２６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１９２８年赴莫斯科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１９３１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１９４１年２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１９４６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９４９年８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５３年１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０年４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９５４年７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１９５３年１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４年６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４年９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１９５８年３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９６５年１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７５年１月任国防部部长。１９７８年３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１９８３年辞）。１９８２年９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８３年６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

　　１９８５年９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１９８２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９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精明机智叶剑英

大智大勇，献身革命；聪明机智，力挽狂澜；运筹帷幄，能参善谋；气度恢弘，纵横捭阖。
　　叶剑英（1897~198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共和国元帅，军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通电反蒋，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广州起义，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长征途中与张国秦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解放军参谋长。建国后任华南军区司令员、监察部部长、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1．救国救民 投身革命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一户小商人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厚道、勤恳的劳动者。叶剑英七岁入私塾，以后又进了三堡学堂。梅县有些留学归国的学生，办刊物、搞教育、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抨击国暗的封建势力。这些，对少年时代的叶剑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叶剑英学习用功，成绩优等，同时，接受进步思想。
　　1912年，叶剑英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投身到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之中。叶剑英少有大志，他发奋读书，健身自强，准备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叶剑英在校期间，因品学兼优且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叶剑英中学毕业后，随父下南洋谋生，他们来到马来西来恬保求职谋生，屡遭富人鄙视，这种境遇更增强了叶剑英发奋图强的意识。1919年，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充实自己的部队，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叶剑英不愿再受资本家的白眼，毅然回国进入讲武堂就学。
　　在讲武堂受训期间，叶剑英不仅对新知识充满兴趣，而且注意练武，他认为军人没有知识不行，没有功夫也不行。当时讲武堂有个日本教官，精于劈刀技术，他自认为全校无敌，气焰嚣张。叶剑英对此愤愤不平，他也练就了一手精湛娴熟的劈刀技术，邀日本人比武，经过激烈的较量，终于击败了日本教官。
　　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后，一心想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仰慕孙中山，追随孙中山。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叶剑英成了孙中山的随员，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叶剑英率部掩护孙中山夫妇逃离险境。在孙中山遇险期间，叶剑英一直率兵护卫。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再度兴起。为了抓军队，他在广州筹办起黄埔军校，叶剑英受命负责招生及选拔教员等项工作。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中，叶剑英但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他率领的部队是战斗最坚决的队伍之一。
　　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叶剑英任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的参谋长。后来受蒋介石委任，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队伍中，叶剑英的仕途是顺利的。仅用六年的时间，他就由一个刚出讲武堂的学生升任为师长。
　　2．举义反蒋 组织暴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右派势力极其猖獗。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时，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叶剑英，如果追随蒋介石，可以升大官；如果反蒋，有可能掉头。然而，在革命与反动的选择中，叶剑英不计个人私利，毅然选择了反蒋的道路，他公开通电反蒋。究其根由，他是“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就在反革命分子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全国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充满血腥气的时刻，叶剑英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1927年7月上旬，党组织正式批准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抓住枪杆子。党中央决定组织革命暴动，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共产党暗中活动的同时，反动势力也在积极活动，妄图一网把共产党人打尽。当汪精卫策划除掉叶挺和贺龙并围歼其部队时，叶剑英及时得到了消息并立即通知叶、贺，保证了这两支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广东、福建方向转移时，张发奎率部紧追不舍，叶剑英当时任张发奎部队的参谋长，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叶剑英机智地劝阻张发奎，使其放弃了对起义军的“追剿”，使这支新生的革命军免于腹背受敌。
　　1927年9月，叶剑英响应党的号召，到广州准备武装起义。此时，叶剑英执行我党“八七”会议的指示，脱离了国民党的部队，正秘密组织起义力量。不久，张发奎率兵进驻广州，他见到叶剑英时仍然对其信任如故，任命他继续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为了利用合法的身份组织暴动，叶剑英接受了这一职务。
　　叶剑英利用职务之便，掩护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还利用张发奎想加强广州防务的机会，促成了扩编警卫团，并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团长，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军官，还将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数百名工人吸收进来编成一个营，1927年12月11日晨，叶剑英、张太雷等组织了广州暴动，起义部队攻占了广州公安局，起义军在广州城内坚持战斗，但由于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数日之后起义失败了。起义军的一部分撤出广州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叶剑英则潜入香港。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学习革命的经验，他到苏联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3．大智大勇 危时立功
　　1930年下半年，叶剑英从苏联回国，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并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合作中确立了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和信任。1931年底，叶剑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总参谋部建立起作战、交通、动员、侦察等机关。后来，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推行，叶剑英被调离总参谋部，任红军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
　　在长征中，叶剑英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在广西境内遭敌机扫射，他身负重伤，大衣被打出几十个洞，但他忍着伤痛，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遵义会议之后，叶剑英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创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这一决定，他采取拖延手段，破坏中央的作战部署，挑拨部队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企图阻止部队北上。中央领导进行了说服工作，并让其担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北上，但仍然，各怀鬼胎，走走停停。他凭借自己兵多，想寻机要挟党中央，使中央服从他的意志。为了阻止张国焘的阴谋，中央决定采取组织手段，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叶剑英坚决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坚持团结红四军的同志。但陈昌浩却对张国焘惟命是从。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亲自出面做陈的工作，试图促使他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率部北上。1935年9月8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详细说明南下的危害，促其北上。但张国焘不仅不从，反而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电报送达叶剑英手中时，陈昌浩正在讲话，叶剑英见到电报后知道事关重大，使以上厕所为名立即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嘱其立即离开此地，迅速到红三军团去。毛泽东见到电报后，知道势态已经非常严重，当即与王稼祥、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并果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叶剑英的这一机智行动，使党中央及时脱离险境。毛泽东深知此事的利害，他曾风趣地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也说过：“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
　　4．团结抗日 统战有方
　　红军到达陕北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对红军实施“围剿”。此时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东北全境。为了促成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党中央派叶剑英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他深入两军接触的前沿，经过多方接触和积极宣传，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从敌人变为友军。
　　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随周恩来赴西安谈判。我党我会，发表了《对日作战与磨擦问题》的讲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恶劣行径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对顽固派的反共言论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回击。董必武称叶剑英的这次发言是“舌战群儒”。皖南事变发生后，叶剑英连夜组织赶写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印制成传单，广为散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抗日爱国力量的罪行，使我党进一步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名声狼籍。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叶剑英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到任之后，他一方面抓参谋机关的政治、思想、军事、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为中央军委的战略和战役决策及时提供材料并提出有可靠根据的意见或建议。
　　总之，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管是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还是主持参谋机关的工作，叶剑英都运用全部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5．运筹帷幄 制胜千里
　　全面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军委是解放战争的最高指挥机关。叶剑英领导总参谋部为中央军委的战争决策提供情报，负责通讯联络，传达军委的作战命令，汇总各战区的战况和形势报告，提出必要的建议和意见，制定作战计划、方案等等。正是由于总参谋部机关的高效率的工作，才使置身于后方山沟中的中央军委耳目灵通，情报准确及时，军在西方设立“红军联络处”之后，叶剑英在此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开展团结抗日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贡献了力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党中央通电全国，呼吁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迫于压力，蒋介石同意抗日，并邀请朱、毛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叶剑英根据蒋介石的品行，果断地急电中央，提出“毛不必去，朱必须去”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后，叶剑英随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参加会议，在会上，叶剑英作了“政略与战略”问题的讲话。
　　“八一三”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全国抗战。经双方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受命出任八路军总参谋长。
　　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之后，叶剑英奉命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他利用各种机会，同周恩来一起解救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一大批干革命同志。为了发展我党的抗日力量，叶剑英促成了以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的新四军的成立，并请叶挺出任军长。叶剑英利用合法的身份，先后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掌握时机，坚决予以回击。1940年3月，他利用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参谋长会议的机会对全国战局了如指掌，作战决策符合实际，作战命令下达及时。所有这些都是叶剑英领导总参机关创造出的成绩。
　　随着我军由战略退却向战略反攻的转变，我军人员急剧增加，干部的培养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1948年夏天，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到石家庄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他任校长兼政委。他亲自选调教员。在教员奇缺的情况下，大胆地聘用那些从敌人营垒中过来的有真才实学且愿意为共产党效力的人任教官。在战争环境下，教材缺乏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亲自组织教员，收集一切能够找到的国内外军事教育的材料，结合我军实际，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编出了五十多种教材。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华北军政大学很快就担负起为解放军输送人才的任务。
　　平津战役打响之后，叶剑英奉命调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他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领导了接管北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繁重工作。
　　当北平的工作步入正规，党中央已开始筹备建国事宜时，叶剑英受命担任新成立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奉命南下，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准备解放广东及南海诸岛。从1949年9月底开始，在叶剑英、陈赓等将领的统率下，开始了解放两广的战役，10月14日解放了广州。随后进军广西，剿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在陆地基本解放之后，叶剑英又参与组织指挥了海南岛登陆作战，解放了海南岛，扫除了沿海地区的反动武装。
　　6．注意教育 建设国防
　　1954年后，叶剑英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8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中。
　　早在1956年叶剑英就明确地提出了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等重大问题。叶剑英亲自组织领导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演习中进行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抗登陆战役。
　　叶剑英注重军事教育，1956年夏主持召开了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军队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训练的重点是干部的思想。提出了军队院校实行“三级制”，强调晋升军官必须经过相应的院校培养。
　　叶剑英尤其注意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工作。1963年秋，他在一份“军训简报”上见到了郭兴福教学法。12月份，他亲赴南京军区，观看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看完表演之后，他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还亲自进行总结，使郭兴福的教学法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他提出的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在叶剑英的努力下，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办法的运动，不久，一个全军性的群众练兵热潮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叶剑英为我军在和平时期的建设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开创了新时期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种极端特殊的环境下，只要让他主持工作，他就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干好。为了维护正义，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敢与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的论著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著作已收入《叶剑英选集》。他文武双全，人称儒将，精通诗词，尤工七律，1983年出版有 《叶剑英诗词选集》。
　　叶剑英年表
　　叶剑英原名宜伟，字沧白，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
　　1917年夏，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1919年毕业。
　　次年至福建漳州，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
　　1920年8月，参加回粤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
　　次年10月，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冬季任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营长。
　　1922年夏，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他率部接应孙中山登舰加以护卫，并同叛军作战。
　　1924年， 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与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7月，林虎叛军受陈炯明指使进犯广州，他奉调回二师参与指挥战斗。随后兼任香山县县长、第二师独立营营长和新编团团长。
　　1924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
　　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参加北伐。攻克南昌后任新编第二师师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毅然通电反蒋，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他得知汪精卫密谋加害叶挺、贺龙后，立即通知叶、贺，从而使叶、贺化险为夷，并保证了南昌起义的举行。随后兼任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进入广州。
　　1927年12月11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
　　1928年赴苏联，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
　　次年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反“围剿”作战的指挥。　 长征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5年8月下旬叶剑英随右路军行动。当他看到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电报时，飞跑到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随即于9月 1日凌晨率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北上，至俄界同第一军团会合，从而化险为夷。
　　1935年9月12日，组成陕甘支队，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即军委纵队)司令员。
　　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1936年2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
　　1936年7月起， 到安塞、西安等地，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中的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同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同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年底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进行抗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1月任中共南方局常委。
　　1939年2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
　　1940年 3月，在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发表《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讲话，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
　　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1944年，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和战绩，扩大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在世界上的影响。  　1945年6月， 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2月16日到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就国共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颁发停战令。他随即到北平(今北京)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同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到山西临县地区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
　　1948年5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
　　1948年12月任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与组织海南岛战役，领导华南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城乡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2年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 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8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并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
　　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7年后实际上被解除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工作。
　　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 与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九一三”事件后，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5年任国防部长。
　　1976年春，再度被解除领导工作。
　　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党、国家和军队化险为夷。
　　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 一中全会增补)、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常委。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病逝。

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

新北平市长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在华北大地上空震响。战役进行过程中，叶剑英即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里，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彭真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为第二副书记。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他们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
    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同傅作义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获得了和平解放。接管大军随即移驻北平西郊的青龙桥一带，叶剑英则住进了颐和园内万寿山上的益寿堂。
    1949年2月2日，北平军管会从西郊进驻城内。2月12日，北平市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欢庆解放，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宣布北平市在军事管制的时期，要完成“系统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经常的秩序”等六大任务。
    叶剑英的宏亮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了中国已解放的地区和尚未解放的地区，传向了全世界。后来，毛泽东主席见到叶剑英，风趣地说：“我听收音机了，你那个讲话真是‘声嘶力竭’啊，为新政权呐喊，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劲头！”
    从2月初开始，北平的接管工作在叶剑英、彭真的领导下全面展开。一天，叶剑英了解到这样一件事：西郊有一支骆驼运输队，大约有二三十人，靠从门头沟往市区运煤为生。中共方面去接管时，没有傅作义方的代表参加，也没有带联合办事处的介绍信，只召集他们讲了一番话，宣布将运输队接管，让其照常运输。可是，第二天这几十人都跑光了。有的同志觉得一个小骆驼队，跑了也没什么。叶剑英却从中发现了问题，他责问接管的干部：“为什么不请傅方代表参加呢？进城之前，我们就已反复强调，要准备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而我们一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习惯于自己包打天下。尽管有了联合办事处这样的组织。也不注意很好地去发挥作用，这不对嘛。”大家从叶剑英的一席话里领会到了接管工作的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
    北平接收工作，历时3个多月，进行得稳妥、周到、顺利，这是中共中央正确决策、领导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叶剑英、彭真及参加接管的广大干部忘我的工作以及傅作义方面的配合分不开的。北平接收工作的成效，赢得了中外舆论的赞扬。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新闻天地》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对北平接收工作的一种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
    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同志们，一开始就抓紧了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叶剑英和彭真指示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华北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采取各种方式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并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步稳定了北平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并有所改善，从而安定了民心。
    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还需要进一步整顿治安、建立革命秩序。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解放后，潜留了大批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小偷、银元贩子也到处为非作歹。叶剑英和彭真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和肃清暗藏的敌特，捕捉劫盗匪徒，处理散兵游勇。到1949年秋仅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初步解决了治安问题。
    “政者，正也。”叶剑英在领导市政建设中，要求政府的工作人员“正人先正己”，搞好自身建设，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市之长，他自己率先垂范，克己奉公。不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不贪图物质享受，保持入城前艰苦朴素的作风。
    有一天，军管会物资部长童陆生找到叶剑英说：“现在物资都分配得差不多了。我给军委机关分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些被服和办公用具，每个领导干部都分配一点，您要点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叶剑英说：“我是军管会主任，又是市长，领导接管了这些物资，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分配呀！”
    叶剑英领导接管的旧北平市党政军机构的物资，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高级家具，有成千上万件毛毯、被服，还有珍奇古董、名人字画，他一件不要，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党中央关于进城以后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精神，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全体同志树立了榜样。
    串联炮打何时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乱，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叶剑英批评了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某些中央领导人的问题，叶剑英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在11月29日再次召开的第二次“十万人大会”上，“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声言叶剑英、陈毅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和指责他是“老右”、“老机”的一片叫嚣声浪，叶剑英无所畏惧，泰然处之。他稳坐在自己的西山住所，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他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同时一直保持着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爬山不已，锻炼体魄。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元旦一过，林彪等人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到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受叶剑英保护的同志中，也有过去伤害过他和整过他的人，他不计旧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革命者要学会容忍。一个人能够容忍别人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英雄。”
    那时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上、地板都住满了，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一个老同志。与此同时，他还同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想方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李维康等知名人士。
    在“文革”中，叶剑英虽然受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获取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但仍然处于被“半打倒”状态。有一段时间，“四人帮”一伙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但他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坚持斗争。他常常写信给子女们，告诫他们要“洁身自爱，奋发图强”，“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他曾书“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与女儿楚梅、女婿邹家华共赏警勉。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沉着冷静，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
    叶剑英身处逆境，仍念念不忘向党内外的一些知名人士、革命先烈及其亲属，给以爱心，送去温暖。他不但亲自写信表示慰藉，还派秘书和子女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困难，尽力相助。当他得知宋庆龄变卖衣服和书籍时，特修书安慰，又设法接济5万元人民币，解决燃眉之急；对李立三、黄琪翔、蒋光鼐、司徒美堂、邹韬奋、赵世炎的夫人及子女等都曾给以亲切关怀和帮助。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
    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病。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
    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病。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在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叶剑英常常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叶剑英眼见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将给“四人帮”一伙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灼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无限深情和愿望。
    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周恩来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邓小平和叶剑英实际上再度被解除工作，党和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的漩涡里。叶剑英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已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四人帮”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坚信，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胜利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酝酿除害良策
    1976年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不久，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
    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病房，当叶剑英走过来时，毛泽东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伫立良久，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里，叶剑英审时度势，分析估量了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又想到了毛泽东在弥留之际，想托以后事又欲语不能的情景。他感到毛泽东是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的。从1974年起，毛泽东曾多次向老同志讲过汉朝周勃、陈平铲平吕氏叛乱、巩固汉室政权的故事，并说：“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现在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丑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在考虑这个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
    同时叶剑英还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的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
    9月下旬，“四人帮”垂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座，连日“逼宫”，锋芒毕露。叶剑英进一步周密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目标是篡夺最高领导权。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粉碎“四人帮”又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
    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定下除害大计后，叶剑英心里非常高兴。9月30日晚，叶剑英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回到家里，想到过几天就要动手解决“四人帮”，兴奋得独自哼起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惊心动魄的怀仁堂“会议”
    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晚间，星河灿烂，金风送爽。叶剑英按照往常开会从不迟到的习惯，从容不迫地提前出发。他带上警卫参谋，让司机开车从玉泉山悄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参座”，今天，又一次亲临前线。
    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叶剑英此刻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将近8点，“会议”开始。
    先说来“开会”的王洪文。这个“大人物”，此刻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一看到警卫人员走过来，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这时华国锋立起身来，按着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说：“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离开正厅以后，他犹然不服气，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
    张春桥夹着皮包，准时到来。他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还未待他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正厅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当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时，这位“四人帮”的“军师”双腿打颤。他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去处。
    姚文元姗姗来迟。这个“四人帮”的“金棍子”，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已是手痒多时，口里骂骂咧咧地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他急冲冲赶往中南海，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迈着四方步，进入怀仁堂，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他连声喊：“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警卫人员连忙架着他，送往另一个地方候审。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待她出厕所后，来人要她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两辆警卫人员的轿车“监护”押到一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为控制舆论，耿飚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闻、广播等宣传机关。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曾几何时，猖狂一时，阴谋篡国，恶贯满盈的“四人帮”一伙，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三年之后，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判决。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同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交谈，寻求解决各种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他出席中央召开的各次会议，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他引用“投鼠忌器”的典故，说明我们党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才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的道理，强调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叶剑英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和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对华国锋采取了支持和辅佐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是有利于局势稳定的。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便派自己的孩子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偷偷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邓小平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随后，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一处住所住下，并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他转送文件。
    与此同时，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公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仍被华国锋等拒绝。这次会议之后，叶剑英继续给华国锋做工作，坚持要求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惊心动魄的1976年大决战：叶剑英曾与王震打哑谜

叶剑英坚贞刚毅、冷静机智，其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着他当年与王震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纪元第十年，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后阶级、最后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生肖辰属龙，故曰龙年。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作为一种神气通灵动物，当它高兴时，便会造福人类；而当它震怒时，便会降祸人间。

龙年并不一定都是凶年，但1976年是个“凶年”。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实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并没有停止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此后，叶剑英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军队的统一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5后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六、七月间，他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全军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76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降临了。

1月8日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巨星殒落，山河缟素，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暗自弹冠相庆，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国篡权活动。这伙丧心病狂的黑帮对周恩来怀着刻骨仇恨，不仅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患病的时候，疯狂地迫害他，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卑鄙地凌辱他和他的亲人。他们知道，周总理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不会消失。于是千万百计贬低他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天中，“四人帮”只到北京医院应应卯，便扬长而去，急急忙忙躲进钓鱼台、加紧策划夺权的“大事”去了。

江青这几天兴致很高，每天晚上又说又笑又跳舞，几乎闹个通宵。这天晚上，四个反贼又凑在一起密谋。

“女皇”倚在大靠肯椅上，向“文臣”发泄起来：

“文元，怎么搞的？报刊、广播里还在不停地宣传那个人？”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姚文元满面愁容地说，“群众情绪很反感，大面上要过得去，反正悼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那不行！不能叫他活着压我，死了还压我！悼念的规模声势越小越好！”江青怒不可遏。

张春桥从中解围：“死者逝矣，当务之急是要顶住活的，要盯住国务院。要把政权拿到手。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江青一听，正合孤意，她说：

“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广东的，要一个一个对付！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悼念活动冲击批邓大方向！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在军师的提议下，话题很快回到如何抢夺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来。几个人虽然多怀鬼胎，在急夺权位上也有“分赃不满”的矛盾，但在夺权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讨论了半天，张春桥心里还有一块石头放不下来，他提醒几位同党：

“邓小平要继续批下去，可能是个死老虎了，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威胁更大，不可不防！”

“谁？”

“叶剑英！”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于他的说来是个“不祥之物”，最为头痛。自从林彪的自我爆炸以后，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然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居然被平反，东山再起。此人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办事稳健，德高望重，在三军之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影响。“四人帮”要插手军队，篡军篡党，第一道关就是突破叶剑英。

抓军权是“四人帮”梦寐以求的大事情。正因如此，“四人帮”费尽心机，使尽手段，除了公开几次大的斗争和较量之外，不知又搞了多少“小动作”，想把叶剑英搬倒，但无奈他是个“死顽固”，软硬不吃，不肯就范。

“文化大革命”初，江青就同康生、陈伯达一伙制造了一个所谓“电台”事件，唆使人造谣说，叶剑英家里私自装了一部电台，“里通外国”。他们逼周总理下令派北京卫戍区的“技术专家”到叶帅家里彻底清查。结果什么也未“抄”出来，挨了总理的严厉批评。

于是，江青改变了策略，变“打”为“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要秘书突然打电话给叶帅办公室，说是首长大驾光临，光顾老帅。叶剑英猜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赶紧招呼办公室和孩子们要“让开大路，回避两厢”，只留下刚从福建“劳改”回来的小女儿“接驾”。

江青一进门，玩弄演技，提出一付十分恭敬和百倍亲热的姿态，又是问候，又是抱歉，说早就想来看望老帅。及至见了“坚壁清野”的场面和主人不冷不热的态度，心里才凉了半截。只好强作欢颜，搭讪着问：

“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吗？今天特意来看看，怎么没见呢？”

叶帅故意介绍被劳动“惩罚”的小女儿，诉说在福建农场如何得到“首长关怀”，接受“教育改造”的。江青心里明白，这是“抗议”和“示威”。因为一年前开过“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当众宣布，要叶帅的孩子下放劳动。

听了叶帅的介绍，江青十分尴尬，皮笑肉不笑地说：“那好嘛，劳动劳动也好嘛！”

这位“女皇”坐了一回冷板凳，心里又恨又悔，只好打道回宫了。

但是，她并没有死心，继续寻找机会讨好拉拢叶剑英。可叶帅知道她的用心，总是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四人帮”对叶帅真是既怕又恨，可又没有好办法搬掉这个篡党夺权路上的绊脚石。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阴谋破坏而中止。而“四人帮”也加紧了其“反击右倾翻案风”、篡党夺权的步伐。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风云发行聚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正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这两位老人正是叶剑英与邓小平，他们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与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

“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要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什么好可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罢了。我不在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棍。但他们在另外一盘棋上也赢了两子，一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一是把叶剑英拉下马、造谣他“生病”不能理政，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一阵阵冷笑，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党篡权的活动。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去叶帅家里“探病”者络绎不绝，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命运。鬼蜮欲横行，九天有霹雳。霹雳一声，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怒斥“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疯狂镇压了，但它却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厄运在向中国挑战。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余悲还在，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又逝世了。紧接着是旷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临头。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哀。”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四五”运动过后，天气转暖，北京的节气虽然还没有进入盛夏，但是叶剑英元帅却从城里后海移住西山。

叶帅来到西山并没有住在游览胜地，而是在中央军委另外开辟的一块军事“禁区”，住在十五号楼内。这次说是进山“休息”，实则是躲着“四人帮”，绕开“政治漩涡”，要在这时静静地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养晦韬光”，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残阳如血。在夕阳彩霞映照下的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大红旗”正向山间急驶而上。

车里坐着谁呢？

啊！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

“胡子”将军来见叶帅，不用通报。见面之后，还同往常一样，总是深深一鞠躬，标准的九十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大家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啊？”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主席，觉得难办。

“他们才不听毛主席的呢！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表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但并没有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问了，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很久、一直闷在肚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比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明白了，心里踏实了。他反过来提醒：

“对！还是叶帅想得深，这样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这一次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这一次，一向不多说话的叶剑英先开了腔。他谨慎地提出问题：

“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说到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汪东兴，是过去的老熟人。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身兼中央警卫部队的政委等，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又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个值班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想到这，叶帅又问王震：

“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过去很熟，现在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叮嘱说：“你同他要多来往，保持联系，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请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就帮老帅的‘联络参谋’吗！”

凡叶帅交待的，王震都一一照办。他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徐两位老帅那里去联络，还找汪东兴个别交谈，嘱咐他要保护好几位老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有关情况他及时向叶帅汇报。叶剑英很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聂荣臻打听到叶帅早已上了西山，找个借口也上山“避暑”来了。住在叶帅西边的一号楼。

两位老帅会面后，推心置腹，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良策。谈到机密处，为防“隔墙有耳”，他们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龙头，借音乐与流水的合奏曲来干扰“窃听器”的耳目。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老总几乎是贴着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是那个自称吕后的人，迟早要‘闹事’的，不可不防！”聂总提醒道。

叶帅担忧地说：“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主席决心未下定，暂时还不好办啊！”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同政治局李先念、韦国清等人保持联系，还利用机会，主动接触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牢牢地为党和国家掌握着军权。他坚持利用尚未被正式免职、未完全丧失军队指挥权的身份，继续与陈锡联和三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取得联系，与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一些靠得住的领导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保证随时可以通话，随时可以下达命令。因此，对于“四人帮”反军乱军的企图，他能及时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扼制，使伟大长城任凭内吹浪打，岿然不动，稳如泰山。

惊心动魄大决战

龙年的厄运继续在向中国人民挑战。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为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旧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即返回到病房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又急又悲。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其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

9月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四人帮”一唱三和，肆意打扰会议议程，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江青不等华国锋说完，就插话说：

“我建议政治局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叶剑英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说：

“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

“毛主席不在了，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

华国锋表示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在一起，渡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见此情景，“四人帮”也只好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并未收敛。会后他们又密谋策划，抓紧行动。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起十七部电话，让秘书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大小事情要向他们汇报请示，夺取中央对各省、市的领导权。姚文元则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

9月12日上午10点多，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同一时间，在9月11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米士奇的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立即与华国锋直通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问叶剑英，叶也不知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非，并发出通知：

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这一招不灵，“四人帮”还有一招。他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情报，“上书劝进”，企图把江青推上党中央主席的交椅。

作贼心虚。“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后，更加迫不及待地盗骗主席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材料。江青不但亲自出发，还派毛远新每天到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手稿，甚至要保密柜的钥匙。为达到目的，送钱送物，特意请张玉凤到钓鱼台吃饭。张玉凤很为难，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不愿意给。

叶剑英知道此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拼命抢夺文件无非有两个卑鄙目的：一是心虚，怕那些有涉及他们历史的反革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汪东兴、严肃地说：

“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

汪东兴照办了。他通知张玉凤封存了文件，并追回了被江青等人骗去“借阅”的两份文件。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在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在华国锋地位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正是众望所归。

叶剑英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觉得打倒“四人帮”这场斗争，是一场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需要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统一思想。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同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统一思想。

基于这种考虑，从主席病重时开始，叶帅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帅。叶帅从多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从交谈中，叶帅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只是还有些顾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各在一方，但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团结一心，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

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这一天，陈云也来到了西山，他见面第一句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啦？”

叶剑英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困难，说：

“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也有同感：“是啊！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陈云告别时说的这番话，使叶剑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美丽的西山，这个避暑胜地，如今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和“指挥部”。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正为“四人帮”的困忧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切斗争的责任。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

“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对华国锋甚至对政治局都有很大影响的汪东兴，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带着一堆问号到中南海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主席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来找汪东兴，问他知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里边的文章透露了有人有野心。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先把他抓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其后，还有些人向他提过类似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东兴，这可是一着险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帅又作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汪东兴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地去办。”

叶剑英和汪东兴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这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恶化。“四人帮”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一方面，他们利用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抢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就首先发难。

她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像这样的怪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次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上，江青一伙对保存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只是一味胡搅蛮缠，要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

华国锋和汪东兴坚持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未收兵，他们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9月21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有坐下，就急急忙忙打招呼，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说：

“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先念也正地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上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欲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要他向叶帅传话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聂帅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经过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再度住进西山。王洪文选择了靠近十五号楼东南几十米的二十五号楼，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路，观察十五号楼的动静。

现在，这个无赖竟充当“猎犬”钻进西山，伏在叶帅的身旁。叶剑英探知来意，告诉警卫参谋“马头”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马头”出于礼貌，出来迎接他走进客厅。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以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对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报为厌恶，但想到正好可以借此摸一摸对手的底细，就不动声色与他周旋起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吾了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贼溜溜地乱转，他看到写字台上一摞线装书，移开了话题：

“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

“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轻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干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

叶帅从心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元帅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来见叶帅。元帅微笑着说：

“你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又叫王震即刻到陈云那里请教。

陈云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四人帮”又在酝酿发动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是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就是让她当中央主席。他们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要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四人帮”强词夺理，大放厥词，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他坚定地说：

“会议开到这里，不能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回辽宁去，这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次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教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多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更加快了。

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地对反对他们的人说：“9号以后再代你们算帐！”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很显然，他们把叶剑英和华国锋当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实际是公开发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得到这些危险的消息，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夺权已迫在眉睫，解决他们的问题已刻不容缓了。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华国锋的家里，叶剑英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经过紧急磋商、反复研究，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按原先设想的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家里，扼要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大计，征求他的意见，并商量具体落实计划。

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他汇报了掌握的动态和3841部队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表示：

“情况我熟悉一些，具体的事情应该由我来做，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做好！”

10月6日晚八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为了让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被带去候审。江青也在她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被抓起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留一滴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了。

从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这位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响应时代的召唤，挺身而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担负起组织各方面革命力量同“四人帮”进行决战的历史重任，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又一次从危险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神秘独特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