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氧泵的原理:张自忠、戴安澜、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

张自忠----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十大抗日名将之一、二战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

戴安澜----陆军上将、黄埔系骨干将领、抗战烈士、十大抗日名将之一

郝梦龄----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佟麟阁----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抗战烈士

赵登禹----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抗战烈士

张自忠

　　张自忠（1891.8.11-1940.5.16），字荩忱，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汉族，山东临清唐园村人。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张自忠，一代名将，生于“中华民族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1891年，别于抗战相持阶段之1940年，年49岁。张自忠戎马三十余载，竭尽微忱。自抗战事起，命运起落无常。曾被污为汉奸，备受责难。又抱定“只求一死”之决心，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以一生之践行，换得了名中的一“忠”字。

少年时代

　　生于忧患

　　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

　　临清，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也就是临近清河的意思。由于水陆交通发达，临清成为联系南北的要津，商业繁华，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号称“小天津”。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明万历年间，税监马堂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年间，农民王伦为反抗暴政发动起义，后遭官兵镇压，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年间，临清又发生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反清起义。起义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这几个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临清人民强悍的民风和近乎悲壮的性格，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于19世纪末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很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四年后，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1900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义和团运动虽然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混乱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拯救中国于危亡。在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中国人民陷入了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张自忠六岁开始入私塾就读，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带领小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念书之余，村里的小孩子们在他的指挥下分成两阵，彼此对打。玩完了，他就把身上带的东西和钱分给大家，作为犒赏。若有谁不守规矩，不听指挥，他就发脾气，瞪着乌亮的眼睛厉声斥骂，不留情面。小伙伴们又怕他，又喜欢他，都愿意跟着他玩。

　　三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的张自忠年届十四，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赣榆县衙的深宅大院已关不住生性好动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闲逛，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二个卖菜的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俩人便扭打起来。自忠虽年少，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敌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就把自忠送回了临清老家。未曾想，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父亲病故，全家悲痛，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很受子女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夫人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回到临清以后，张自忠继续在私塾里读书。他仍旧很调皮，不怎么安心学习。这时，他玩耍的花样更多了，先学骑驴，以后又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游戏中找到了乐趣，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慷慨仗义、同情弱者是张自忠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据乡人回忆，他两三岁的时候，母亲总在他的胸前系一个小兜兜，在里面装些花生糖果之类的吃食。自忠一看到小伙伴，就大把地抓花生糖果给他们吃，直到分光吃净为止。长大一些，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赢了穷人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则毫不客气，一文不能少。

　　他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从没有为衣食犯愁，但村里有些佃户吃糠咽菜，家境贫寒。张自忠于心不忍，常常从家里拿来白面馒头换人家的糠窝头。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一再说自己爱吃糠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遇到街上卖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向母亲讨钱付账。家里有人责怪他，他则满不在乎地说：“人家买不起，咱们送一点给人家吃算什么?”

　　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了婚。

　　结婚以后，张自忠渐渐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这些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至此他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对于未来，张自忠没有什么明确打算，但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要出去闯天下!

投笔从戎

　　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

　　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腐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

　　这一年的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校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临清虽号称“小天津”，但毕竟不能和真正的天津相比。天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尤其令他兴奋。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振聋发聩的进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头脑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武昌起义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张自忠兴奋难捺，沸腾的热血已不容许他安坐在学堂里读书了。1911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1911年，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径自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在山东掀起的革命浪潮被彻底平息了。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张自忠毅然决定投笔从戎。选择从军的道路，也与张自忠对自己的认识有关。他体格魁梧强健，生性好动，浑身上下洋溢着英武刚毅之气，这种性格气质显然更适合于当兵，而不是做学问。张自忠后来谈及此事时曾说：“我对于学习军事，比学习法律更有兴趣。”这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所长具有明确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决定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不过，对他来说，几年的读书生活并没有白费，尤其是学习法律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治军大有裨益。　

　　投奔冯玉祥

　　转眼之间又到了秋天，张自忠找到隐居故里的车震，告诉他还想当兵，请他代为推荐。车震见他遇挫不馁，意志坚韧，赞许地说：“蛟龙终非池中物，我看你在家乡是呆不住的。这样吧，过几天我带你去廊坊，把你推荐给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他是我的把兄弟。”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他自幼入保定“五营练军”当兵。后改投袁世凯的新军卫队，因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崭露头角，历任管带、营长、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

　　1914年，冯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已成为北洋军中独树一帜的劲旅。1916年9月，车震偕张自忠到了廊坊，将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冯听了老友的介绍，又将张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很满意地收下了他。

　　投奔冯玉祥实际上是张自忠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这时，他已经二十五岁。按常例，此时从军已为时太迟。就连年纪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冯治安、吉鸿昌等人，都已经参军多年，当了连长。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站在什么位置上，而是他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使张自忠真正得到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和实现理想的奋斗舞台。在这里，他埋头苦干，发奋进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

　　投奔冯玉样之初，张自忠被委为中尉差遣。差遣，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外附员，需要随初级官长班见习一段时间方能正式就任军官，所以又被称为见习官。

　　不久，张自忠由见习官升任排长，所在连连长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为了增进初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1918年9月冯玉祥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团长鹿钟麟任团长。张自忠奉派进入教导团军官队深造。主要学习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张自忠对军事的兴趣极为浓厚，故学习起来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鹿钟麟对他十分赏识，将他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说：“在教导团中，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西北军名将

　　半年之后，学习期满结业，张自忠升任学兵队第二连连长。队长冯治安待人恢谐风趣，与张自忠的刚毅寡言恰好形成对照，二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张自忠与冯治安私交虽厚，且比冯年长五岁，但在官兵面前对冯诸事服从，礼节周到。

　　张自忠的带兵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126名士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十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经十分突出。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正如士兵们在歌谣里所唱的：“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后来，因张自忠对于违反军纪的官兵常说一句口头禅：“看我扒不了你的皮!”于是，被官兵们冠以“张扒皮”的诨号，全军上下无人不晓。一首顺口溜说：“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扒皮”的浑号使人误以为此公是个无情无义、粗暴蛮横的武夫，实则不然。张自忠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义和“恩威并用”的运用之妙。以打军棍为例，张自忠并不是遇过即打，滥施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军棍是十分讲究轻重分寸的。

　　1921年，张自忠升任冯玉祥卫队团第三营营长。三年之后，也就是1924年春，张自忠被冯任命为学兵团团长。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只能勉强当个营长，因而上书恳辞，结果未获批推，只好从命。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令其出古北口进击开鲁，但冯玉祥暗中班师回京，与驻防北京的孙岳部里应外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曹锟，并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直系军队因后院起火而告失败。在此过程中，张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

　　不久，张自忠奉命移驻丰台。当时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英军不准其进入，双方发生争执。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军人，在外侮的积威之下，对洋人不免是“闻鸣镝而惊心，对弯庐以屈膝”，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无权干涉：”英军见交涉无效，就武装包围了丰台车站，向我军射击，气焰嚣张。张自忠当即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守军根据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还击敌人，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英军不支，被迫撤退。但驻守铁道的英军仍不准我军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辞严：“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见碰上了强硬的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

　　“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初露锋芒

　　中原大战

二次“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嫉妒。为削弱冯、阎、桂各系军队实力，蒋介石以减少军费负担、从事经济建设为名，提出裁军问题。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强行确定全国设立8个编遣区，其中4个由自己控制。蒋介石还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种做法引起冯、阎、桂各派的强烈不满。冯、阎、桂各系遂组成反蒋联军，武力倒蒋。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30万人。此时，张自忠任第6师师长，编入张维玺统领的南路军。5月初，南路军首先在平汉线向蒋军开战，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帷幕。5月中旬，当张自忠指挥第6师进抵许昌十五里店时，此地已为蒋军徐源泉部占领。因十五里店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张维玺严令张自忠限期夺回。张自忠遂指挥所部乘夜暗发起猛攻，势如疾风暴雨，一夜之间克复十五里店。6月中旬，第6师将蒋军丁治磐部击退，得到孙连仲部支援后又转守为攻，猛烈出击，蒋军抵挡不住，全线溃退至漯河一带。此时，南路军如乘胜南追，直趋信阳，战局将十分有利。但冯玉祥顾虑蒋军主力从豫东发动进攻，故将张自忠等部由平汉线转用于陇海线，支援东路军。到达陇海线战场后，张自忠奉命向蒋军左侧攻击，在杞县、太康之间的高贤集与蒋军精锐张治中之教导第2师相遇。这两位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且被许多人误为一人的名将，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战。教导第2师是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精心训练出来的两个“近卫师”之一，编制整齐，拥有当时中国军队最先进的装备。张自忠针对敌军装备精良的特点，指挥第6师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奋勇接敌，与之展开近战，发挥刺刀、手榴弹和大刀的威力，使敌军重兵器无法发挥作用。经反复拼杀，终于将敌击溃。蒋军其他各部也因不善白刃战，伤亡惨重，纷纷向南溃退。张治中部奉命担任掩护。张自忠指挥第6师乘机追杀，再歼其一部。教导第2师经此一役，元气大伤。作战中，张自忠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他的参谋长张克侠评价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

　　反蒋联军当中，虽然西北军屡有胜绩，但桂军与晋军均作战不力。桂军方面，李宗仁于5月下旬挥师入湘，但遭到蒋军反击，7月撤回广西。津浦线方面，晋军节节败退，连丢曲阜、泰安、济南。济南之失对战局影响尤大。阎锡山见战局不妙，即开始图谋自保，甚至断绝了对西北军的粮弹供给，致使西北军陷入孤军苦战。

　　9月18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宣布放弃中立立场，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败局已定。西北军一部被迫缴械；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接受改编；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自由行动。冯玉祥眼看众叛亲离，山穷水尽，被迫渡黄河北上。

　　中原大战结束时，张自忠的第六师除了配属粱冠英的第十七旅随梁投蒋外，尚有第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枪团大部，约5000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

　　西北军的土崩瓦解，使张自忠同其他将领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当他听说冯玉祥已经北渡，即带领第六师由郑州渡河北上。恰在这时，蒋介石派飞机给他空投委任状，任命他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但张自忠拒绝投蒋。他对部下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第六师随即渡河北上，进入蒋军尚未控制的山西省。

　　张自忠自1916年加入第十六混成旅，至1930年西北军失败，追随冯玉样14年。这期间，他埋头苦干，转战南北，由一名差遣依次递升，成为西北军的一员高级将领。他的从军较之同辈要晚四五年之久，却能后来居上，这一方面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同时也与冯玉样的慧眼识人、大力栽培有关。

　　正因如此，张自忠的命运紧紧地同冯玉祥联系在一起。十余年间；他与冯玉样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西北军最初脱胎于北洋军，尔后逐渐从军阀行列中游离出来，表现了革命的倾向。反段护法、讨伐张勋、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都是西北军史册上精彩的段落；然而，随着冯玉祥的立场转变，西北军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无义混战。这一系列行动，张自忠基本上都参与其问，个中是非功过，也都应有他的一份。这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

　　西北军的失败葬送了一大批将领的政治前程。但张自忠是幸运的，他仍掌握着数千人的部队，这成为他谋求新的政治生命的基础。从此，一种不同于西北军时代的新生活开始了。

　　长城会战

　　1937年10月上旬，张自忠率部进入山西。在他前后入晋的西北军将领还有刘汝明、张人杰、吕秀文、童玉振、孙良诚、宋哲元、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各部合计约六七万人。

　　11月中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关于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决定将晋军和西北军残部改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张北返后即着手改编，确定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一个军。

　　在入晋的西北军诸将领当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为收拾残局，宋哲元派萧振瀛、秦德纯等人同各方联络。张自忠对宋颇有好感，愿意拥戴宋哲元为军长，并推荐好友冯治安为师长。由于第六师在各残部中是装备整齐的劲旅，因此张的态度举足轻重。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改编一就绪，张自忠就投入了艰苦紧张的练兵工作。虽然粮饷不足，处境艰难，但张自忠的精神并未馁丧，因为艰苦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1931年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北上考察华北政务，便道归晋扫墓。宋哲元特派张自忠请其检阅三十八师。孔祥熙所得印象是：“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中原大战的失败对于张自忠犹如一次脱胎换骨。西北军惨遭败绩、冯先生下野隐退固然令他难过；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原大战的结局为 避免自相残杀、断送国脉的无益内战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多么渴望全国的军人能够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为捍卫祖国而效力!

　　因日本军队向关内侵略，张自忠杀敌报国的愿望提前实现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于1932年拼凑了伪满洲国。但日本军阀并不以此为满足，复于1933年开始了新的侵略扩张。这次扩张的目标就是与东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发动攻击，3日占领山海关，取得了进攻热河的有利态势。

　　1933年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第六、第八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部为主力，并纠集伪满军张海鹏等部约10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指挥下，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部连同义勇军不下10万人，或逃或降，一触即溃。汤玉麟本人以200辆汽车装运私产，逃往天津。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耀武扬威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在短短十余天里竞被日军全部占领，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和愤慨。张学良被迫辞职，遗职由何应钦代理。

　　宋哲元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但所辖只有一个二十九军。该军扩编后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装备仍极为低劣，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38式，还有一些老毛瑟枪和土造枪。由于枪械陈旧，型号不一，弹药补给十分困难。根据西北军的传统，二十九军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弹，以资弥补。

　　1月10日，二十九军主力奉命由山西阳泉开赴通州、三河、蓟县、玉田待命。

　　这是张自忠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军交战。部队出发前，他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作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他还要求部队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

　　3月4日承德失陷后，二十九军奉命赴冷口策应万福麟部作战。不料，二十九军正行进中，万福麟部已败退至喜峰口附近。鉴于敌情变化，华北当局改变计划，令二十九军迅速赶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一O九旅先头出发，其余各部跟进。

　　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指挥所，就近指挥前方作战。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他鼓励他们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冯、赵二人甚为赞同。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这里山屏耸秀，层峦叠峰，险山深谷，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进攻喜峰口的日军为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和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及伪满军一部，共3万余人。3月9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9日午后，赵登禹率一O九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展开激烈遭遇战。经过两天连朝接夕的交战，我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处境仍然被动。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同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夜袭。

　　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思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O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他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

　　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阵地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

　　这些指示，是张自忠在总结长城抗战打响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和积极防御的一贯作战思想。佟泽光旅长说：“我们一一执行了张师长的指示，在以后的战斗中，确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志气馁败，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

　　鉴于罗文峪守军暂编第二师只辖3个团，兵力薄弱，张自忠、冯治安决定将三十七师刘景山二一九团和三十八师祁光远二二八团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战斗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

　　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二十九军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晤。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

　　但长城抗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个结局决非偶然。因为蒋介石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上，故有意将长城抗战限制在一定规模之内，而不愿增派后续部队；再者，长城抗战本身是一种分兵把口的线式防御，这种防御的稳固程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而不是最坚固的环节。所以二十九军的出色表现并不足以挽救长城抗战全盘失败的结局。由于日军从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国民政府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最终被迫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从此，长城即为国境，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于虎口之下。

　　张自忠认为，二十九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除以攻为守约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

　　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人生低谷

　　卢沟桥畔起风云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从1936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通过种种渠道与共产党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处于日蒋之间的冀察当局也逐渐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开始大规模组织平津学生军训。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为阻止这一趋势，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9日，三十七师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对何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们对张自忠的不满。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局势仍不明朗。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的矛盾，溢于言表。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逃离虎口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主意一定，张自忠即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雀胡同福开森家中接洽。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次日，张自忠即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识破，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了一番，让他身着长袍，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侨居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中国文物，遭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和谴责。

　　但这次他却办了一件大好事。此事由于秘密办理，因而不为外人所知。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当他得知张自忠的处境，连夜找到一位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商人，此人经常驾车往来于平津之间，具有便利条件。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

　　再说周宝衡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400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张自忠开始行动了。9月3日凌晨，他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等候汽车来接。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先生身旁，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趁天色未明，他们疾驰至朝阳门。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张自明事先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后来，张自忠打破沉默，对自明说：“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将军一去

　　血战临沂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59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卒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经过这次战役，人们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将星陨落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举国同悲十万百姓送英灵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虽死 ,但他活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且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流芳百世……^[2]

　　问心斋主人（刘微鹏）赋诗赞曰：

　　矢志敌倭意念贞，何堪蒙辱自沉沦。

　　泅河赴死英怀烈，既报家国也慰心。

治军方针

　　张自忠将军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进私塾读书，以致后来上的临清高等小学堂学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可以说，自张自忠懂事起，就开始接受儒学的熏陶，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军也是一支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从这样的军队里出身的张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以治军严厉著称的张自忠，凡士兵如严重违纪，必打军棍，但却又主张“八不打”：

　　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

　　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

　　三、对新兵，不许打

　　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

　　五、有病者，不许打

　　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

　　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

　　八、哀求落泪时，不许打

　　从他订下的“八不打”军规就可看出他的带兵除了（严）以外还有（仁）的成分在里面。另外，无论他身处多高位阶，他总是与士兵吃一样伙食，也和士兵们一起工作，所以所有官兵都愿意和他生死与共。

张自忠轶事

　　张自忠有个外号“张扒皮”，张自忠曾经对手下的将领说：“我有个外号，叫做张扒皮，可别给我来扒了你们的皮。”他亦曾说，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也请你们来扒了我的皮。

　　当年，西北的将领大都有绰号，比如宋哲元叫“宋老哈”，吉鸿昌叫“吉大胆”，张之江叫“张圣经”等等。而张自忠的绰号却叫“张扒皮”，猛一听吓人一跳，其实他与“周扒皮”是两码事，不含丝毫的贬义。

　　1923年秋天，时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大练兵，适逢连日大雪，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生畏难情绪。有一天，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道：“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我们当军人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怕苦。现在，请大家都把棉衣脱了，跟我一起跑步！”说完，他竟自脱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衣，跟在张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就不胫而走，在西北军中传开了。

其他资料

　　国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国忠烈祠，1944年8月，将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以资纪念。新中国建立后自忠县改回宜城县。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张自忠与夫人李敏慧在1908年结婚，育有二子一女。育有二子张廉珍、张廉静和一女张廉云。张夫人后于上海因癌症过世，国民政府特颁“相成忠杰”匾额以嘉节行

张将军大事记

　　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

　　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目睹列强欺凌中国，军阀混战，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立志报国，于是弃学从戎。　

　　1914年秋，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　

　　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袁世凯称帝期间，汤芗茗任湖南都督时，对毛泽东、蔡和森在求学时期领导的湖南第一师范的革命运动有积极的支持作用。

　　1924年，升任兵团团长。　

　　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　

　　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　

　　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　

　　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初，二十九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率所部与三十七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名声大震。同年夏，参加察北抗战。　

　　1935年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当二十九军撤离平津时，他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日军占领北平后出走。12月，在河南任第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后该军调赴徐州，编入第五战区序列。　

　　1938年2 月，奉命支援淮北于学忠部。在固镇指挥五十九军与日军血战七天，夺回曹老集、小蚌埠，稳定了淮可防线。3月，又奉命支援临沂庞炳勋部，指挥五十九军在临沂城郊与日军精锐坂垣师团进行拉据战。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经七昼夜鏖战，取得临沂战斗的胜利因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同年5月中旬，在徐州突围时，奉命掩护友军撤退。在战斗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五十九军在萧县南部地区顽强阻敌。完成任务后，到河南信阳稍事整补之后，又投入武汉会战，在潢川、大别山一带阻击敌人。10月率部安全撤回鄂西，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39年5月，敌酋冈村宁次调集10余万日军进犯随县、枣阳。他率三十三集团军从外线夹击敌人，并率领骑兵第九师及总部手枪营出敌不意，冒险东渡襄河（汉水的一段），拦腰截击敌军主力，在田家集大败日军，取得了襄东战役的胜利。　

　　1940年5 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他率部从右翼打击向枣阳地区进犯的日军主力。出击前，召集军事会议，鼓舞士气，全军士气高昂，与敌激战，连连告捷。5月 7日，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 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他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18日，日军冲上杏儿山，他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祭文中给以高度评价。

　　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还建立了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1991年，为纪念张自忠百年诞辰，湖北省在宜城市建成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张自忠被选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

张自忠曾背负汉奸罪名喋血沙场蒋介石痛哭

抗战以来，以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将军为第一人。194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张自忠将军由此得到国家和民族授予的崇高荣誉。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7年7月9日，驻北平的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主张主动出击，全歼丰台日军。而天津市长兼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则给何基沣打来电话，不同意偷袭日军，并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断然拒绝了张自忠的要求：“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由于自己不是何基沣的直接上级，张自忠便通过二十九军军部给何基沣下达了“只须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使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处于被动之中。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对张自忠的不满。
　　那么在七七事变中，张缘何不主张积极进攻日军？七七事变前后的张自忠，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七七”事变后，在二十九军高层，张自忠属主和派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891年生。1912年，张自忠考入天津法政学堂，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张自忠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张自忠的一生，与日本有着解不开的“恩怨情仇”，既抗日，却也忍辱负重地背负着“汉奸”名声，直到他牺牲。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任张为前线总指挥，率二十九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央军撤离平津，蒋介石任命宋为平津卫戊司令。随后又迫于日本实行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以宋为委员长，萧振瀛、张自忠、秦德纯等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成为保卫华北的主要武装力量。
　　同时，张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并率第三十八师移驻平津。张的三十八师辖5个旅，每旅辖2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由于高水准的训练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三十八师不仅在二十九军，甚至在整个华北，都堪称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一点为后来的抗日实战所证明。
　　1936年6月，张自忠改任天津市长，上任后，张对天津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进行大刀阔斧整顿，收到很大效果。以工商业为例，天津市从1925年到1935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萧条，张自忠就任后首次出现增长。但作为天津市长，张不得不周旋于19国驻津领事之间。
　　1937年春，日本当局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一切迹像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宋哲元等人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
　　由于华北抗日空气日渐浓厚，为控制宋哲元，1937年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组团访日，费用由日人支付。宋不愿意去，他说：我作为一把手要是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各种权益如航空权益，就是掠夺华北资源。在二十九军将领里面，张自忠比较稳重，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宋因此派他去。
　　1937年3月，张自忠率团访问了日本。访问之初，适逢名古屋展览会开幕，张作为中国官员前往剪彩。展览会对面有个伪满洲国办事处，建筑物上挂着伪满国旗。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因此拒绝剪彩并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后日方取下伪满国旗，张才参加剪彩。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所谓“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企图逼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
　　消息传出，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政府先是缄默，继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日报》更是长篇累牍地抨击责骂。宋哲元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闹，滋拢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竹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5月，经蒋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开北平，返回山东乐陵老家。但对于张自忠，人们纷纷猜疑。尽管张此次访日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但是毫无疑问，张在民众的心中，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于前线的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二十九军将领发表声明，指出“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并命令当地守军立即还击，坚守阵地。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并未马上大规模进攻，这给二十九军高层以思考的余地。在事关战与和的原则问题上，张和宋哲元、秦德纯等属于主和派，而与冯治安、何基沣等主战将领不同。从个人感情上讲，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考虑。
　　张在卢沟桥事变中，也抱着保存二十九军地盘和实力的初衷，不希望与日军全面开战。因为二十九军长期没有地盘，尝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冀察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维持这块地盘和二十九军的实力，才能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立足。在进驻平津后，总算安定了下来。在能够取得日军的谅解以保存地盘和实力的情况下，宋和张都不愿意与日军大动干戈。
　　另外，张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二十九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张等人一个错误的经验，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对蒋介石不信任，也是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希望与日军妥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宋、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只一次，冀察当局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心存疑虑。而蒋介石“应战而不求战”的指示，也让促使冀察当局在对日策略上采取了保守的避战立场。
　　中日交涉的负责人
　　在7月8日的战斗中，二十九军官兵以自己的勇敢无畏，击退了气焰嚣张的日军。日军在7月8日的战斗中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中国守军以自己的顽强和果敢，使日军无法攻破宛平城。而何基沣率领的第一一○旅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了八宝山附近。鉴于后路有被抄袭的危险，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
　　7月9日凌晨3时，日军提议谈判，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中方谈判代表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冀察政委会委员张允荣。日方谈判代表是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今井武夫和寺平忠辅。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张自忠也在天津交涉谈判。
　　7月9日晨四时，中日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一部协同城防，人数限三百人，定于本日上午九时到达，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停战协议是以口头协议形式出现的，因为日方不愿在书面协议上签字，这足以说明日军并不打算认真履行协议。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给日军以从容调兵遣将的时间。而此后，中国守军则渐处于劣势。秦德纯事后才明白：“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7月10日，增援日军已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关外，日军十一列运兵火车正向关内开来，其中两列已抵达天津。下午3时，大批日军占领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向卢沟桥的公路。
　　为迷惑冀察当局，日本人再次制造谈判气氛来作烟幕弹。7月9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通过了给予卢沟桥事变的五项意见。根据这个指示，日本华北驻屯军于10日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冀察当局表示同意，并派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同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今井武夫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自忠住宅，交涉撤兵问题。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因患痢疾，张自忠卧病在床，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后，张的回答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张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11日晚8时，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北平市长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 
　　其实，日方签订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签字后，松井等人立即致电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日本陆军省于当夜广播说：“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议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已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
　　其实，中国人是最讲诚意的。与日军态度相反，冀察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此时的宋同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扩大战争的决策，宋与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
　　时间一天天过去，局势仍不明朗。7月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柏园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之矛盾，溢于言表。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在一般人看来，张无疑是“主和派”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透出对张自忠的不满。
　　留守北平，引起国人误解
　　7月27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日军精锐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当晚，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7月28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再坚持下去已属无益，宋哲元决定率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
　　局势至此，二十九军已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宋哲元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按照蒋委员长的指令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对此，会上提出两个方案：一、留下四团人，由秦德纯指挥留守北平；二、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宋哲元考虑到，自张自忠主津以来，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因而倾向于第二方案。
　　张忧心忡忡，本来舆论对自己已误解很深，如果再留平，势必跳进黄河也难洗清，所以不愿留平，秦德纯对此更表示消极。留平是个火坑，谁都不愿意跳。
　　宋哲元很生气：“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了呢？”这番话激发了张自忠内心的豪勇之气。他呼地站起来，说道：“现在和与战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
　　见张自忠如此忠义，宋哲元很是感动：“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说着，挥笔写下手谕：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长由张自忠代理。接过手谕，张自忠不禁潸然泪下：“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落泪了：“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十天左右就成。到时我由保定率队来平接应。”
　　随后，他们研究了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事安排问题，并决定将独立第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留平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也留平协助张自忠处理有关事务。当晚九时，宋哲元、秦德纯以及二十九军总参议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德纯忙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两人遂黯然握手作别。
　　29日凌晨，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宋哲元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有着无限的留恋。
　　在代理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张自忠立即改组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张允荣、张璧、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增加到委员行列，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负责对日交涉。而这些人，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由是，张的“汉奸”名声，愈加响亮。
　　张自忠滞留北平，果然舆论哗然，当时盛传张“逼宫”赶走宋哲元，在沦陷区北平与日本人合作。在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二十九军既然已经撤离南下，惟独张自忠留在北平，这不是当汉奸又是什么呢？在稍后的几天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斥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等。 　国人对张非议颇多，认为他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就连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严宽，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文中也说张自忠是“汉奸”。
　　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其实，这种谣传从张自忠率考察团从日本返回时就开始了，有人说张在日时与日方订有“密约”，日方赠其巨款，并送了一个日本美人给他……
　　对于这段历史，冯玉祥在张为国捐躯后撰文《痛悼张自忠将军》时予以澄清，他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通电反蒋，遭张严拒。日本人于是再也不与张对等谈判。尽管北平街头张贴着张签署的安民告示，要大家“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但此时此刻北平人民已成了亡国奴，如何能“各安生业”呢？街市上店铺紧闭，行人寥寥，几乎看不到妇女、儿童的身影，昔日的繁华热闹一下子消失了，炎热的夏天却显出深秋般的萧索。日本军车横冲直撞，轧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日军官兵殴打无辜、污辱妇女的事也时有所闻。古老的北平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
　　二十九军是一支爱国热情很高的部队。在北平沦陷后，宋哲元撤离北平前夕，给北平留下两支部队，即留在城外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和留在北平城内的独立第二十七旅。独立第三十九旅是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的部队，旅长阮玄武在民族危急的关头，却选择了投日。29日黄昏时分，阮背着张自忠想把三十九旅拉走，不料被官兵所阻。阮见拉不走这支队伍，转而生出更大邪念，卖身投靠日本。就这样，拥有6000名士兵、5000支步枪、200挺轻机枪和8门火炮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在阮与日军的里应外合之下被突然解除武装，改编为伪保安队。张闻报，极为震怒。阮与张是共事多年的兄弟，如今在危难之际不仅不能共撑危局，反而暗中拆台，倒戈背叛，令张倍感气愤。
　　在日伪的威逼和舆论的指责之下，张在北平勉强维持至8月6日。见事已无可为，张秘密住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就这样落入了日军的魔掌。
　　撤离北平，向蒋介石“负荆请罪”
　　张自忠见大势已去，便决定设计逃离北平。9月7日清晨，张坐着一位美国商人的汽车，离开北京，一路通顺，到达天津。9日晚8时，张秘密来到英租界66号路，与家人告别。往日里，他回家总要抱抱孙子，有时还给子侄们讲讲笑话，言语虽不多，家中的气氛却十分融洽。但这次大家却相对无言，气氛凝重。
　　呆了一会儿，张自忠叫侄女廉瑜拿来笔墨，给福开森先生写了封感谢信，要其弟张自明转交。10日凌晨，张起身与家人告别。
　　廉瑜回忆说：“临走前，他把家事委托给父亲(即张自明)，还给我们这些后辈每人留下了一点钱。当时我不明白伯父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过去他从未给过我们钱。到后来才醒悟，这分明是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南下抗战，行前对家庭做最后的安排。天还没亮，伯父要动身走了，我们怕被人发觉，只送到楼下，没出大门，伯父瘦高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伯父这一走，同全家竟成永诀！”
　　9月10日，张搭乘英国驳轮到塘沽，尔后再换乘英国商轮“海口号”，离开天津。13日，张由烟台下船，换车转赴济南。张自忠抵达济南后，韩复榘态度冷淡，没有派人迎接。当张把宋哲元写给他的手谕拿给韩看后，韩才明白了事情真相，说宋哲元不该叫他背这个黑锅。不过韩知道，张的命运不是他这个山东省主席所能决定的。韩复榘于是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办法。蒋介石下令将张押解南京。
　　韩对张自忠还算不错，他说：“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弟兄，这样吧，你身体不适，先在我这里住下，给老蒋请个假，暂留在济南治病。过几天冯先生要来济南，见了他再说。”张表示同意。宋哲元在前线接到张由济南打去的电话，立即派秦德纯赴济迎接，并准备陪张赴南京见蒋。
　　9月15日，冯玉祥一行抵达济南。张已有四年未与冯玉祥见面，当他见到冯玉祥走下列车，即快步上前握手。韩复榘提议说：“求先生为荩忱写一封信给蒋先生。”“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冯玉祥当场提笔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大意是：要像《圣经》上说的那样，赦免人的罪过，七十个七次。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还应叫他回去带队伍。他是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只要叫他带着队伍打日本，他一定能尽本份。
　　尽管张已离开平津南下，但舆论界对他的攻击指责却有增无减。上海《大公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时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张内心十分清楚，在舆论汹汹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甚至可能遭到军法审判。许多朋友都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冒险南下。张坦然地表示：“纵然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刑，我也是决心要去的。”
　　10月7日，张自忠在秦德纯和山东省政府委员张钺的陪同下，动身南下。此时，宋哲元正在泰山休假。张路过泰安时，遵嘱上山与宋哲元晤面。北平一别，恍若隔世，俩人相见，唏嘘寒喧，不胜感慨。京沪各报驻济南记者得到消息，在济南拍出电讯：“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张乘坐的火车班次都披露了出去。火车到了徐州，出了麻烦。火车到徐州刚进站，秦德纯看见车站上围了许多学生，打着白旗，上面写的好似有张自忠的字样，就劝张到厕所躲一躲。
　　开始时，张自忠自觉问心无愧，不肯躲避。秦德纯苦劝无效，于是把他推进厕所，将门扣住。不久，一群学生冲上车来，声称搜查汉奸张自忠，经秦德纯费了一番唇舌，算是把学生们劝下车。这件事对张刺激极深。就在张南下赴宁的路上，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10月10日下午3时许，张自忠由秦德纯、张钺陪同，来到南京四方城拜见蒋介石。蒋介石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秦德纯问蒋介石对张如何处理，蒋介石沉吟后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
　　这个结局虽不圆满，但显然比预料的要好，张因此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议，立即以宋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准予张归队。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仍不见音信。这时，淞沪战场战事正酣，中国数十万大军与日军进行着激烈厮杀。张自忠时刻关注着前线战况，他多么渴望率军杀奔前方，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然而，此时此刻，他只能形单影只地困处南京，整天无事可做，度日如年。这与在平津时的日理万机、昼夜忙碌形成极大反差，使他难以适应。失意落寞之感及暗淡的个人前途更时刻困扰着他，令他不知所措，倍感空虚。
　　10月下旬，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得悉张自忠处境，便由西安赶到南京，为张自忠鸣不平。他把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在灵园竹林中约见了马彦。马彦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即使有贪赃枉法，请政府先办我。”“我已明白，我已明白。”蒋介石回答。
　　几天后，钱大钧奉命前来山西路慰问张自忠，并带来一张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任命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还对张自忠说：“委座对你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南来感怀，借以平息当日舆论的冲动。”张感动地说：“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二十九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副之。关于五十九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曾考虑秦德纯。但秦颇有自知之明，深知该军是由张自忠一手训练的，除了张本人外，谁也带不了，所以态度消极。后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给冯玉祥打电话说：“张自忠留在南京，委员长的意思是放李文田当军长，您意下如何？”冯玉祥坚决反对，说：“这个队伍他带不了，最好还是张自忠回去当军长。”白遂将这个意见转告了蒋介石。
　　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跟踪追击，直逼南京。早在凇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即感南京难保，因而决定迁都重庆。李宗仁拜会蒋介石时，为张自忠剖白。各方说项终于打动了蒋介石。几天后，蒋批准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
　　消息传来，张惊喜万分，感激涕零。他语气郑重地说：“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对于张自忠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意义并不在于权力与地位的恢复，而是给他带来了洗刷冤屈和报效国家的机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辉煌璀璨、壮怀激烈的黄金时代。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军军部。与大家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听到这句话，忍不住都哭了。
　　此后，张自忠抱着必死的决心，率军对日寇作战。由于在台儿庄会战中作战勇敢，战绩卓著，1938年10月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终于洗清了“汉奸”罪名。5月21日，天空下着小雨，张自忠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十万民众自发送殡。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据说，当时蒋介石是抚柩大恸，从此他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张自忠将军气吞万里如虎的最后一战

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
　　夺回石窝之后，张自忠返回陈家湾指挥所。
　　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炮弹如暴雨般倾注，步机枪的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将张自忠右肩炸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将他左臂击穿，鲜血浸透了军装。护土长史全胜见状，急忙跑来为他包扎。卫兵们一见总司令负伤，都惊慌起来：“总司令，您——”张自忠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的。”
　　卫兵们担心再出意外，都不约而同地围到他身边，以自己的身躯掩护总司令的安全。张自忠笑着批评说：“你们跟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不是?”
中午过后，日军攻势更加凶猛，其前锋距我陈家湾指挥所只有数百米。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兵簇拥着撤至杏仁山。这时，我军虽三面被困，但东北长山方向尚未合龙，若翻过长山，仍可突围而出，夺一条生路。大家原想借指挥所移动之机，劝总司令翻越长山突围，但张自忠到达杏仁山后不肯再动，将指挥所设在这里继续指挥战斗。
　　眼看日军日益迫近，顾问徐惟烈小声向他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决战，不必要的牺牲应该避免。”张自忠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大家听了这几句分量很重的话，谁也不敢再开口了。
　　下午1时许，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被炸成重伤，血流不止。张自忠见状，立即吩咐两位参谋说：“把你们处长架走。你俩分在两边，各架一只胳膊。吴处长也要忍着点痛。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想到总司令自己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且已经负伤，还如此体贴照顾部下，他们三人都感动万分，不忍心此时离他而去。但张自忠一再催促，甚至要发火，他们这才流着泪，一步一回头地向东北方向撤去。……
　　这时，日军调集大批山炮对准杏仁山疯狂轰击，由于张自忠身着黄色军制服，目标十分暴露，形成一个被弹巢，炮弹如雨点般炸落在前后左右。副官贾玉彬、护士长史全胜不幸被炸身亡。张自忠右腿也被炸伤，裤腿、袜子均被鲜血浸透。
　　在生死绝续的最后关头，李文田参谋长终于忍不住又开了口：“总司令，我们人太少，三十八师又赶不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暂避一下，到山那边整顿一下再说吧!”“什么?老李，你也孬啦?”张自忠很生气。见总司令动怒，李参谋长干脆把心里话照直说了出来：“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现在赶紧转移还来得及，我劝你马上撤离吧2你实在不走，我可要走了。”
　　张自忠愣住了，心中感到苍凉。他静静地坐在一个土坡上，低头沉思，一言不发，任凭炮弹在附近爆炸，任凭伤口的血向外流淌。李文田站在那里，以为总司令会突然跳起来把他怒骂一顿，但张自忠并未批评他一句，而是抬起头来温和地对他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李文田见劝不动他，只好带着两名卫兵悄然离去。
　　过后，张自忠派人护送徐惟烈顾问撤离，又命张敬转移，但张高参坚决不走。
    良心平安
　　下午两点左右，日军步兵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张自忠站起身来，带伤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只见他神色严峻，威仪凛然，两眼闪射出令人震颤的光芒，给官兵们增加了战斗的勇气。张敬高参则像游龙般矫捷地追随在张自忠左右，一面走，一面高喊：“总司令在此，谁也不许退!”张自忠喊：“敌退，快打!”张敬传呼：“敌退，快打!”张自忠喊：“左击：”张敬亦传呼：“左击!”……
行进中，张自忠突然发现西南方小山头上退下几个散兵，就狠狠地对身边的一个卫士说：“你去看看那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装孬种，就地正法!用刀砍不要用枪打!”
　　卫士一手提枪，一手持刀，奔上前去轻声对那几个土兵说：“总司令就在后面，赶快上去，否则杀头!”几位士兵一听，连忙转身冲上山去。
　　由于寡不敌众，这个山头还是失守了，日军从山顶冲了下来。跟在张自忠身边的手枪营士兵一面冲上去抵挡日军，一面高喊：“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快走!”不料，喊声引起日军的注意，日军更加紧了围攻。看到日军步步逼近，副官和卫兵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安全地带转移，张自忠不肯走，大骂卫兵怕死。刚刚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的王金彪正指挥本连剩下的几十个弟兄堵击来犯之敌，见总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张自忠的胸脯，一边往后顶，一边噙着眼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当面敌人，死在这里也不下火线！”接着，他示意卫兵将总司令拉走，自己又举枪挥刀冲到前方，带领弟兄们将冲上来的一股日军消灭了。望着王金彪健壮勇猛的背影，张自忠大吼：“好样的，不愧是我张自忠的部下!”
　　经过惨烈鏖战，七十四师四四三团、四四四团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残部数百人主要集中于东山口阻击日军。为保卫张自忠的安全，马贯一从仅有的数百人中抽出一个营派往杏仁山支援手枪营。但该营在赴援途中受阻，张自忠把手枪营大部派出救援，看到东山口方面四四三团不敌日军，又将身边仅有的一个手枪排派去支援。这样，他身边仅剩下张敬高参和兵站科员马孝堂少校等数人。
3时许，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东山口守军大部战死，余部溃散。张自忠派出的手枪营土兵回撤至杏仁山脚下，作最后的抵抗。
　　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这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血肉之躯将绝对优势之敌阻于山脚下达两个多小时。
　　厮杀在雨中持续，手枪营士兵所剩无几，王金彪连长也在激战中阵亡。张自忠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扣动扳机向日军猛烈扫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毙。就在这刹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他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他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鲜血溅了马少校一身。
　　伤口还未包扎好，日军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对身旁的张敬、马孝堂等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已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腰间短剑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
　　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日军步兵已冲至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高参举枪击毙数名日军，被蜂拥而上的日军用刺刀捅死。
　　从日军战史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场战斗的最后情节：第四分队的藤冈元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楞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地轰然倒地。
　　时间仿佛摹然停止，历史留下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一代抗日名将，怀着平安的良心死去，时年49岁。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500多人，留下姓名的是：张敬少将、洪进田上校、马孝堂少校、贾玉彬、白振瀛、赵世森、崔荣祥、徐蔚峰、李世昌、赵德志、王金彪、史全胜……
    日军的“礼遇”
　　张自忠牺牲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硝烟笼罩在上空，细雨无声地飘落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上，血迹随着雨水缓缓流淌，染红了一片片泥土。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他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字!俩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靠上前来，仔细端详起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二三一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
　　遗体被抬进陈家集三十九师团司令部时，天色已黑。专田盛寿手举蜡烛，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着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道：“没有错，确实是张君!”
　　在场者一齐发出庆祝胜利的欢呼声，接下来则是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墓碑，上书：“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的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文载《文艺春秋》1956年4月号。以下是俩人的谈话节录：冈村：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
　　何：那时我在重庆。
　　冈村：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何：是的，有过这件事。
　　一个誓死抗日并战死沙场的中国将军，却得到了他的敌手——日本军人的尊敬，这说明了张自忠人格的力量。崇高人格的感召力，可以跨越敌我界限而在“人”的意义上获得普遍认同。日本的侵华战争固然需要汉奸的帮助，但是日本人内心里只把汉奸视为工具，而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做真正的“人”来看待，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人格的重要和珍贵。
    国 殇
　　奉命驰援的三十八师到达南瓜店时已是深夜，黄维纲师长得知张总司令战死，悲恸万分，当即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夜袭陈家集，在混战之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抢走。当日军三十九师团接到军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为时已晚。
　　18日上午，忠骸运抵快活铺，三十三集团军将士痛哭相迎。冯治安将军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了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8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唯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冯将军命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给张将军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人楠木棺材；然后率众举行了庄重的祭奠仪式。
　　李宗仁是17日接到冯治安电报才得知张自忠殉国的。据说，李惊闻噩耗，痛哭失声，两眼红肿，自言“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18日，冯治安、李文田联名致电冯玉祥先生，报告了张自忠殉国经过。这时，冯先生一家住在重庆歌乐山陈家桥。得知张自忠死讯，冯先生和在场的李德全夫人及随从们，无不痛哭失声。冯先生说：“我读了这个电报真如晴天霹雷，震我肺腑，我不仅哀痛这位二十五年来共患难艰苦的老兄弟的死亡，更痛惜在此抗战的重要阶段上牺牲了一员大有作为的猛将，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损失：”“九个月前，他向我说的坚决杀敌的话语，不料竟成了遗言；九个月前，雄健勇武的身躯，不料而今‘闭于一棺，不能重睹了!真是如断我臂，痛彻心胸!”
　　5月21日晨，李致远参军、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之命，率领手枪队乘6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沿途数万群众，挥泪祭奠。
　　车抵宜昌，10万群众自发送殡，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张自忠灵柩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28日晨，船抵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样、何应钦、孔样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率文武百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志哀。蒋介石看来真的动了感情，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据说，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28日下午，蒋介石率文武百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蒋亲自主祭，气氛庄严，极尽哀荣。当天，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
　　张总司令荩忱殉国之噩耗传来，举国震悼。今其灵柩于本日运抵重庆，中正于全军举哀悲恸之余，谨述其英武事迹，为我全体将士告。追维荩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今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荩忱在枣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荩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赤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于荩忱信之尤笃，而知之特深，荩忱亦坚贞自矢，不负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谓于荩忱之死，重为国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虽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即中华民国之所由建立于不敝者也。今荩忱虽殉国，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荣光，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是荩忱虽死犹不死也。愿我全体将士其共勉之。
　　11月16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权厝下葬仪式。所谓“权厝”，即暂时浅葬，以待抗战胜利，再移灵首都南京，举行国葬。在蒋介石、冯玉祥等军政官员和张自忠亲属的注目下，三十三集团军将领冯治安、黄维纲、刘振三等人挥锹铲土，封闭墓穴。
　　张自忠殉国后，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公开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公诸报端。
　　噩耗传出，举国震悼。
　　各地军政当局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纷纷赋诗题词，以志哀思。甚至有的沦陷区人民得知消息后，也冒着危险暗中举行追悼仪式。举国上下形成一股颂扬张自忠、痛斥投降派的声浪。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
    8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高度评价张自忠的抗战功勋。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齐聚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等殉国将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题写了“尽忠报国”和“为国捐躯”的挽词。朱德、彭德怀联名题词：“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责在朝野，团结图存。”会议给张将军的家属拍发了唁电。
　　此后，全国各界对张自忠将军的纪念活动一直持续不断。1942年，冯玉样先生仿明朝史可法墓葬扬州梅花岭之意，将雨台山改名梅花山。过后又用自己的薪水买来梅花树，亲自带人植于陵墓周围。
　　1943年5月16日张自忠殉国3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追念张荩忱上将》的代社论，文中说：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荩忱不死
　　一个军人，战死沙场，可谓死得其所，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张自忠之死却有其非同寻常之处：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以上将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惟一一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阵营50余国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因此，张自忠之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其一。其二，张自忠的死，决非“仓促成仁”或遭遇不测，而是怀着“我死则国生”之壮志，背负着舆论误解的冤屈，抱定为国家民族尽忠的久决之心，力战不退，以身殉国的，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军人武德的最高表现。他的死，使中华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痛失一员大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但另一方面，他的死却有着比生更加伟大的意义——他的死，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勇奋斗的榜样，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争取胜利的信心；他的死，震动了那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动摇妥协之徒。促使他们忏悔省悟，改过自新；他的死，更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昭示了中国人、中国军人的庄严人格，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救国的坚强决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他们用奋斗和牺牲支撑起民族精神的大厦。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所表现的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推动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张自忠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英雄，在于他能经得起生与死的最严峻的考验，并把个人的生死与民族的存亡合为一流，与亿万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到了这步境地，他便能够超越一己的利害，敞开宽大的胸怀，变得忠勇、谦恭、坚忍、无私，便能够在国家忧患、民族不幸的关头挺身而出，担当重任，誓死奋斗，为国捐躯。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张自忠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了孙先生的遗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自忠虽然死去，但他的气节和精神，已经超越了他的生命和他所处的时代，而汇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浩荡长河之中。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之所以长久地纪念他，缅怀他，原因就在于此。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张自忠耗尽心血，勤恳工作，为国家练就10余万抗战劲旅，培养了数千名抗战的中坚干部；他身经百战，拼死杀敌，率部歼灭日本军队不下6万人，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然而，这番轰轰烈烈的功业决不是轻易得来的，成功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对张自忠知之甚深的冯玉祥先生，把他的特长和成功经验归纳为14条：英勇果断；肯牺牲自己；韧性的战斗，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吃苦耐劳，与士卒共计苦；重视军民关系；虚心接受部属意见；注重干部培养并延揽人才；明是非不将就；知耻；以身作则；不爱钱；好学；不畏难；体贴部下。这14点，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自忠精神”。应当说，“自忠精神”是张自忠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更是他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一个人的功业无论如何辉煌也毕竟是有限的，而他的精神却可以在后来者的继承发扬中获得永生，从而发挥无尽的力量。冯玉祥先生所书的“荩忱不死”四个大字，恐怕就是这个意思。
　　张自忠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死于忧患。他在忧患中奋斗了一生，竭尽了全力，最终却未能看到胜利的一天，这是多么遗憾的事!但他的奋斗没有白费，他的努力加速了胜利的到来。他为国家、民族付出了一切，也得到了很多，这就是良心的安慰和后人的敬仰。他以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活要活得像个样子，死要死得像个样子！”他的一生，没有愧对国家民族，没有愧对祖宗后代，没有愧对长官朋友，更没有愧对军人的称号。他的战功可夸，他的品行可嘉，他的气节可颂。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为数并不多。
　　张自忠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才。他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成功，主要不在于他有多高的天赋，也不在于有多好的客观环境，而在于他是否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奋斗目标，只要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高的理想迈进，总会有所成就。
　　文学家郁达夫说得好：“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拎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多么精辟的真知灼见!
　　让我们用金色的大字，把张自忠——这位胆气豪壮、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的名字，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

中国抗日英雄张自忠

（1891-1940） 汉族，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抗日将领[1]。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59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15日，日军10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率领的部队实行夹击。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连夜运往重庆。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介石特亲临迎灵致祭，抚棺痛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表扬。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张自忠殉国时，年仅50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岳飞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张自忠将军抗日体现的正是这种“武官不惜死”的精神。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到了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样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少年时代

　　生于忧患

　　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

　　临清，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也就是临近清河的意思。由于水陆交通发达，临清成为联系南北的要津，商业繁华，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号称“小天津”。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明万历年间，税监马堂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年间，农民王伦为反抗暴政发动起义，后遭官兵镇压，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年间，临清又发生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反清起义。起义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这几个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临清人民强悍的民风和近乎悲壮的性格，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于19世纪末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很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四年后，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1900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义和团运动虽然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混乱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拯救中国于危亡。在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中国人民陷入了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张自忠六岁开始入私塾就读，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带领小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念书之余，村里的小孩子们在他的指挥下分成两阵，彼此对打。玩完了，他就把身上带的东西和钱分给大家，作为犒赏。若有谁不守规矩，不听指挥，他就发脾气，瞪着乌亮的眼睛厉声斥骂，不留情面。小伙伴们又伯他，又喜欢他，都愿意跟着他玩。

　　三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的张自忠年届十四，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赣榆县衙的深宅大院已关不住生性好动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闲逛，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二个卖菜的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俩人便扭打起来。自忠虽年少，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敌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就把自忠送回了临清老家。未曾想，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父亲病故，全家悲痛，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很受子女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夫人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回到临清以后，张自忠继续在私塾里读书。他仍旧很调皮，不怎么安心学习。这时，他玩耍的花样更多了，先学骑驴，以后又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游戏中找到了乐趣，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慷慨仗义、同情弱者是张自忠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据乡人回忆，他两三岁的时候，母亲总在他的胸前系一个小兜兜，在里面装些花生糖果之类的吃食。自忠一看到小伙伴，就大把地抓花生糖果给他们吃，直到分光吃净为止。长大一些，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赢了穷人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则毫不客气，一文不能少。

　　他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从没有为衣食犯愁，但村里有些佃户吃糠咽菜，家境贫寒。张自忠于心不忍，常常从家里拿来白面馒头换人家的糠窝头。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一再说自己爱吃糠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遇到街上卖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向母亲讨钱付账。家里有人责怪他，他则满不在乎地说：“人家买不起，咱们送一点给人家吃算什么?”

　　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了婚。

　　结婚以后，张自忠渐渐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这些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至此他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对于未来，张自忠没有什么明确打算，但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要出去闯天下!

投笔从戎

　　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

　　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腐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

　　这一年的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校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临清虽号称“小天津”，但毕竟不能和真正的天津相比。天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尤其令他兴奋。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振聋发聩的进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头脑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武昌起义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张自忠兴奋难捺，沸腾的热血已不容许他安坐在学堂里读书了。1911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1911年，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径自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县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在山东掀起的革命浪潮被彻底平息了。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张自忠毅然决定投笔从戎。选择从军的道路，也与张自忠对自己的认识有关。他体格魁梧强健，生性好动，浑身上下洋溢着英武刚毅之气，这种性格气质显然更适合于当兵，而不是做学问。张自忠后来谈及此事时曾说：“我对于学习军事，比学习法律更有兴趣。”这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所长具有明确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决定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不过，对他来说，几年的读书生活并没有白费，尤其是学习法律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治军大有裨益。　

　　投奔冯玉祥

　　转眼之间又到了秋天，张自忠找到隐居故里的车震，告诉他还想当兵，请他代为推荐。车震见他遇挫不馁，意志坚韧，赞许地说：“蛟龙终非池中物，我看你在家乡是呆不住的。这样吧，过几天我带你去廊坊，把你推荐给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他是我的把兄弟。”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他自幼入保定“五营练军”当兵。后改投袁世凯的新军卫队，因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崭露头角，历任管带、营长、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

　　1914年，冯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已成为北洋军中独树一帜的劲旅。1916年9月，车震偕张自忠到了廊坊，将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冯听了老友的介绍，又将张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很满意地收下了他。

　　投奔冯玉祥实际上是张自忠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这时，他已经二十五岁。按常例，此时从军已为时太迟。就连年纪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冯治安、吉鸿昌等人，都已经参军多年，当了连长。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站在什么位置上，而是他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使张自忠真正得到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和实现理想的奋斗舞台。在这里，他埋头苦干，发奋进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

　　投奔冯玉样之初，张自忠被委为中尉差遣。差遣，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外附员，需要随初级官长班见习一段时间方能正式就任军官，所以又被称为见习官。

　　不久，张自忠由见习官升任排长，所在连连长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为了增进初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1918年9月冯玉祥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团长鹿钟麟任团长。张自忠奉派进入教导团军官队深造。主要学习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张自忠对军事的兴趣极为浓厚，故学习起来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鹿钟麟对他十分赏识，将他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说：“在教导团中，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西北军名将

　　半年之后，学习期满结业，张自忠升任学兵队第二连连长。队长冯治安待人恢谐风趣，与张自忠的刚毅寡言恰好形成对照，二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张自忠与冯治安私交虽厚，且比冯年长五岁，但在官兵面前对冯诸事服从，礼节周到。

　　张自忠的带兵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126名士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十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经十分突出。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正如士兵们在歌谣里所唱的：“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后来，因张自忠对于违反军纪的官兵常说一句口头禅：“看我扒不了你的皮!”于是，被官兵们冠以“张扒皮”的诨号，全军上下无人不晓。一首顺口溜说：“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扒皮”的浑号使人误以为此公是个无情无义、粗暴蛮横的武夫，实则不然。张自忠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义和“恩威并用”的运用之妙。以打军棍为例，张自忠并不是遇过即打，滥施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军棍是十分讲究轻重分寸的。

　　1921年，张自忠升任冯玉祥卫队团第三营营长。三年之后，也就是1924年春，张自忠被冯任命为学兵团团长。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只能勉强当个营长，因而上书恳辞，结果未获批推，只好从命。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令其出古北口进击开鲁，但冯玉祥暗中班师回京，与驻防北京的孙岳部里应外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曹锟，并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直系军队因后院起火而告失败。在此过程中，张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

　　不久，张自忠奉命移驻丰台。当时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英军不准其进入，双方发生争执。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军人，在外侮的积威之下，对洋人不免是“闻鸣镝而惊心，对弯庐以屈膝”，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无权干涉：”英军见交涉无效，就武装包围了丰台车站，向我军射击，气焰嚣张。张自忠当即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守军根据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还击敌人，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英军不支，被迫撤退。但驻守铁道的英军仍不准我军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辞严：“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见碰上了强硬的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

　　“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初露锋芒

　　宣战中原

　　二次“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嫉妒。为削弱冯、阎、桂各系军队实力，蒋介石以减少军费负担、从事经济建设为名，提出裁军问题。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强行确定全国设立8个编遣区，其中4个由自己控制。蒋介石还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种做法引起冯、阎、桂各派的强烈不满。冯、阎、桂各系遂组成反蒋联军，武力倒蒋。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30万人。此时，张自忠任第6师师长，编入张维玺统领的南路军。5月初，南路军首先在平汉线向蒋军开战，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帷幕。5月中旬，当张自忠指挥第6师进抵许昌十五里店时，此地已为蒋军徐源泉部占领。因十五里店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张维玺严令张自忠限期夺回。张自忠遂指挥所部乘夜暗发起猛攻，势如疾风暴雨，一夜之间克复十五里店。6月中旬，第6师将蒋军丁治磐部击退，得到孙连仲部支援后又转守为攻，猛烈出击，蒋军抵挡不住，全线溃退至漯河一带。此时，南路军如乘胜南追，直趋信阳，战局将十分有利。但冯玉祥顾虑蒋军主力从豫东发动进攻，故将张自忠等部由平汉线转用于陇海线，支援东路军。到达陇海线战场后，张自忠奉命向蒋军左侧攻击，在杞县、太康之间的高贤集与蒋军精锐张治中之教导第2师相遇。这两位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且被许多人误为一人的名将，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战。教导第2师是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精心训练出来的两个“近卫师”之一，编制整齐，拥有当时中国军队最先进的装备。张自忠针对敌军装备精良的特点，指挥第6师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奋勇接敌，与之展开近战，发挥刺刀、手榴弹和大刀的威力，使敌军重兵器无法发挥作用。经反复拼杀，终于将敌击溃。蒋军其他各部也因不善白刃战，伤亡惨重，纷纷向南溃退。张治中部奉命担任掩护。张自忠指挥第6师乘机追杀，再歼其一部。教导第2师经此一役，元气大伤。作战中，张自忠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他的参谋长张克侠评价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

　　与日军首战于长城

　　1937年10月上旬，张自忠率部进入山西。在他前后入晋的西北军将领还有刘汝明、张人杰、吕秀文、童玉振、孙良诚、宋哲元、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各部合计约六七万人。

　　11月中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关于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决定将晋军和西北军残部改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张北返后即着手改编，确定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一个军。

　　在入晋的西北军诸将领当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为收拾残局，宋哲元派萧振瀛、秦德纯等人同各方联络。张自忠对宋颇有好感，愿意拥戴宋哲元为军长，并推荐好友冯治安为师长。由于第六师在各残部中是装备整齐的劲旅，因此张的态度举足轻重。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改编一就绪，张自忠就投入了艰苦紧张的练兵工作。虽然粮饷不足，处境艰难，但张自忠的精神并未馁丧，因为艰苦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1931年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北上考察华北政务，便道归晋扫墓。宋哲元特派张自忠请其检阅三十八师。孔祥熙所得印象是：“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中原大战的失败对于张自忠犹如一次脱胎换骨。西北军惨遭败绩、冯先生下野隐退固然令他难过；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原大战的结局为避免自相残杀、断送国脉的无益内战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多么渴望全国的军人能够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为捍卫祖国而效力!

　　因日本军队向关内侵略，张自忠杀敌报国的愿望提前实现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于1932年拼凑了伪满洲国。但日本军阀并不以此为满足，复于1933年开始了新的侵略扩张。这次扩张的目标就是与东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发动攻击，3日占领山海关，取得了进攻热河的有利态势。

　　1933年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第六、第八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部为主力，并纠集伪满军张海鹏等部约10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指挥下，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部连同义勇军不下10万人，或逃或降，一触即溃。汤玉麟本人以200辆汽车装运私产，逃往天津。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耀武扬威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在短短十余天里竞被日军全部占领，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和愤慨。张学良被迫辞职，遗职由何应钦代理。

　　宋哲元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但所辖只有一个二十九军。该军扩编后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装备仍极为低劣，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38式，还有一些老毛瑟枪和土造枪。由于枪械陈旧，型号不一，弹药补给十分困难。根据西北军的传统，二十九军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弹，以资弥补。

1月10日，二十九军主力奉命由山西阳泉开赴通州、三河、蓟县、玉田待命。

　　这是张自忠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军交战。部队出发前，他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作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他还要求部队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

　　3月4日承德失陷后，二十九军奉命赴冷口策应万福麟部作战。不料，二十九军正行进中，万福麟部已败退至喜峰口附近。鉴于敌情变化，华北当局改变计划，令二十九军迅速赶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一O九旅先头出发，其余各部跟进。

　　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指挥所，就近指挥前方作战。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他鼓励他们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冯、赵二人甚为赞同。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这里山屏耸秀，层峦叠峰，险山深谷，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进攻喜峰口的日军为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和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及伪满军一部，共3万余人。3月9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9日午后，赵登禹率一O九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展开激烈遭遇战。经过两天连朝接夕的交战，我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处境仍然被动。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同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夜袭。

　　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思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O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他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

　　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阵地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

　　这些指示，是张自忠在总结长城抗战打响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和积极防御的一贯作战思想。佟泽光旅长说：“我们一一执行了张师长的指示，在以后的战斗中，确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志气馁败，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

　　鉴于罗文峪守军暂编第二师只辖3个团，兵力薄弱，张自忠、冯治安决定将三十七师刘景山二一九团和三十八师祁光远二二八团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战斗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

　　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二十九军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晤。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

　　但长城抗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个结局决非偶然。因为蒋介石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上，故有意将长城抗战限制在一定规模之内，而不愿增派后续部队；再者，长城抗战本身是一种分兵把口的线式防御，这种防御的稳固程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而不是最坚固的环节。所以二十九军的出色表现并不足以挽救长城抗战全盘失败的结局。由于日军从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国民政府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最终被迫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从此，长城即为国境，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于虎口之下。

　　张自忠认为，二十九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除以攻为守约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

　　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这个分析，准确精辟而切中要害。

人生低谷

　　卢沟桥畔起风云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从1936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通过种种渠道与共产党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处于日蒋之间的冀察当局也逐渐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开始大规模组织平津学生军训。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为阻止这一趋势，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9日，三十七师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对何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们对张自忠的不满。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局势仍不明朗。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的矛盾，溢于言表。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逃离虎口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主意一定，张自忠即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雀胡同福开森家中接洽。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次日，张自忠即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识破，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了一番，让他身着长袍，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侨居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中国文物，遭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和谴责。

　　但这次他却办了一件大好事。此事由于秘密办理，因而不为外人所知。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当他得知张自忠的处境，连夜找到一位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商人，此人经常驾车往来于平津之间，具有便利条件。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

　　再说周宝衡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400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张自忠开始行动了。9月3日凌晨，他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等候汽车来接。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先生身旁，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趁天色未明，他们疾驰至朝阳门。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张自明事先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后来，张自忠打破沉默，对自明说：“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张自忠治军

　　张自忠将军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进私塾读书，以致后来上的临清高等小学堂学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可以说，自张自忠懂事起，就开始接受儒学的熏陶，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军也是一支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从这样的军队里出身的张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以治军严厉著称的张自忠，凡士兵如严重违纪，必打军棍，但却又主张“八不打”：

　　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

　　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

　　三、对新兵，不许打

　　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

　　五、有病者，不许打

　　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

　　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

　　八、哀求落泪时，不许打

　　从他订下的“八不打”军规就可看出他的带兵除了（严）以外还有（仁）的成分在里面。另外，无论他身处多高位阶，他总是与士兵吃一样伙食，也和士兵们一起工作，所以所有官兵都愿意和他生死与共。

　　张自忠轶事

　　张自忠有个外号“张扒皮”，张自忠曾经对手下的将领说：“我有个外号，叫做张扒皮，可别给我来扒了你们的皮。”他亦曾说，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也请你们来扒了我的皮。

　　当年，西北的将领大都有绰号，比如宋哲元叫“宋老哈”，吉鸿昌叫“吉大胆”，张之江叫“张圣经”等等。而张自忠的绰号却叫“张扒皮”，猛一听吓人一跳，其实他与“周扒皮”是两码事，不含丝毫的贬义。

　　1923年秋天，时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大练兵，适逢连日大雪，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生畏难情绪。有一天，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道：“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我们当军人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怕苦。现在，请大家都把棉衣脱了，跟我一起跑步！”说完，他竟自脱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衣，跟在张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就不胫而走，在西北军中传开了。

荣誉

　　国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国忠烈祠，1944年8月，将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以资纪念。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张自忠与夫人李敏慧在1908年结婚，育有二子一女。张自忠殉国后，张夫人在上海绝食七日而死，国民政府特颁“相成忠杰”匾额以嘉节行。

　　张自忠将军大事记

　　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名自忠，号荩忱。　

　　1908年，入临清中学堂读书。　

　　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目睹列强欺凌中国，军阀混战，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立志报国，于是弃学从戎。　

　　1914年秋，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　

　　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袁世凯称帝期间，汤芗茗任湖南都督时，对毛泽东、蔡和森在求学时期领导的湖南第一师范的革命运动有积极的支持作用。

　　1924年，升任兵团团长。　

　　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　

　　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　

　　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　

　　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初，二十九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率所部与三十七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名声大震。同年夏，参加察北抗战。　

　　1935年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当二十九军撤离平津时，他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日军占领北平后出走。12月，在河南任第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后该军调赴徐州，编入第五战区序列。　

　　1938年2 月，奉命支援淮北于学忠部。在固镇指挥五十九军与日军血战七天，夺回曹老集、小蚌埠，稳定了淮可防线。3月，又奉命支援临沂庞炳勋部，指挥五十九军在临沂城郊与日军精锐坂垣师团进行拉据战。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经七昼夜鏖战，取得临沂战斗的胜利因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同年5月中旬，在徐州突围时，奉命掩护友军撤退。在战斗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五十九军在萧县南部地区顽强阻敌。完成任务后，到河南信阳稍事整补之后，又投入武汉会战，在潢川、大别山一带阻击敌人。10月率部安全撤回鄂西，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39年5月，敌酋冈村宁次调集10余万日军进犯随县、枣阳。他率三十三集团军从外线夹击敌人，并率领骑兵第九师及总部手枪营出敌不意，冒险东渡襄河（汉水的一段），拦腰截击敌军主力，在田家集大败日军，取得了襄东战役的胜利。　

　　1940年5 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他率部从右翼打击向枣阳地区进犯的日军主力。出击前，召集军事会议，鼓舞士气，全军士气高昂，与敌激战，连连告捷。5月 7日，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 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他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18日，日军冲上杏儿山，他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祭文中给以高度评价。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还建立了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张自忠 尽忠报国的抗日英雄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他是个天生的军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却因对军事兴趣浓厚而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在西北军中张自忠以治军严厉著称，绰号“张扒皮”。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

　　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3年，张自忠率部在喜峰口大败日军，名声大震。这是他抗日历史的起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张自忠犹如蛟龙出水，猛虎出柙，历经淮河、临沂、徐州、潢川、随枣及冬季攻势诸战役，攻锐守坚，所向披靡，建立赫赫威名，官至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同时，张自忠也作为一个厉害的敌手而备受日军钦敬，被他们尊之为“活关公”、“现代关公”。

　　卢沟桥事变之前，张自忠身为天津市长曾受命办理对日交涉并率团访问过日本，受到国人误解；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张自忠又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留平缓冲，更被舆论误解为逼宫夺权，附敌为逆。在国人的眼中，张自忠简直成了汉奸亲日派。国民政府还一度发布命令，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逐渐消去了人们对张自忠的误解；但往昔的罪名仍纠缠在他的心头，使他难以释怀。

　　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 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 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经过数天鏖战，重创敌军，包括前来增援的坂本旅团，取得临沂大捷，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38年 8月 14日，毛泽东致信张自忠，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洽，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1939年夏，张自忠在重庆接受《大刚报》记者采访时曾神色凝重地说：“我张自忠绝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1940年 5月 1日，15万日军向襄河东岸第五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枣宜会战打响。张自忠亲笔写信，告谕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愿与诸弟共勉之。”

　　在以后的几天里，日军沿襄河东岸迅速向北推进，战局日趋恶化。为扭转战局，援救友军，张自忠决定东渡襄河，赴第一线督战。行前，张自忠匆匆给自己的副手写信说：

　　到河东后，设若与 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 3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 (死 )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

　　这分明是一封绝命书，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跃然纸上。5月 7日拂晓前，张自忠率部渡过宽阔浩荡的襄河，奔赴河东战场。张自忠挥师北向，一路疾进。在张自忠的指挥下，河东官兵拼死搏杀，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并截断了日军的后方补给线。不幸的是，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的发报密码被日军破译，张自忠和身边部队遂陷入日军重兵包围。双方鏖战至 5月 16日，张自忠力战不退，身中 7弹，壮烈殉国，时年 49岁。

　　弥留之际，张自忠将军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为第一人。

　　噩耗传出，举国震悼。当时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以张自忠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共享国葬殊荣。他的部下悲愤地唱着复仇之歌：“海可枯，石可烂，死也忘不了南瓜店！”表示要坚决为张自忠将军报仇。翌年５月，其部在当阳地区将围攻张自忠将军的日军酋首横山武彦击毙。1940年 8月 15日，延安各界一千余人隆重举行张自忠将军追悼大会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朱德、彭德怀联名题词：“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1943年张自忠殉国 3周年之际，周恩来著文将其誉为“抗战军人之魂”。

　　1982年 4月 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张自忠由此得到国家和民族赋予的崇高荣誉。大地长留英名在。

戴安澜

戴安澜(1904～1942年)，又名戴炳阳，原名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无为练溪乡旗杆戴村人。著名民族英雄，抗日名将。黄埔系骨干将领。

主要功绩

　　国内抗战

　　1925年，戴安澜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翌年参加了北伐战争。1932年冬，任第25师145团团长，率部移防抗日前线北平。1933年3月，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七七事变爆发后，戴安澜已升任第73旅旅长，先后参加了保定、漕河、台儿庄、中条山诸役。

　　1938年，在台儿庄对日作战中，因战功晋升为第89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1月，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200师师长。12月奉命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苦战一月，毙敌6千，击毙日军前线指挥官第 5 师团第12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写下了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各报记者在国内外报刊上报道大战经过，盛赞戴安澜师长颇具北宋大将军狄青的风度。

　　远征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请求， 1942年初，中国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戴安澜奉命率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扬威国外，藉伸正义”。

　　固守同古——掩护英缅军安全撤退

　　1942年3月8日，作为远征军先遣部队的第200师星夜赶到同古。这是一座位于缅南平原的小城，距缅甸首都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此时的英缅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正如潮水般溃退。

　　19日，追击撤退英缅军至皮尤河西岸的日军，率先与防守同古的第200师先头部队接火。战讯传来，戴安澜宣布：“命令各团营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21日，同古城北的永克冈机场被日军占领，守城的200师后路被断。28日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200师司令部，师长戴安澜手提一挺机枪，率部与日军作战。激战通宵，司令部全体官兵的子弹全打光了，刺刀也拼弯了，危在旦夕。幸亏天亮时，一营援兵赶到，师部才化险为夷。

　　由于英缅军已按计划撤退到卑谬，并且在与尾随而至日军的战斗中一触即溃，造成卑谬失守，使第200师陷入到日军第55、56、33师团的三面包围之中。为避免全师被聚歼，30日晚，同古守军主动战略撤退。

　　同古一战，第200师以仅9000人的队伍，竟抗击两万多日军达12天之久，使日军遭受了南侵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这也是远征军入缅作战的首次胜利。

　　收复棠吉——亦难挽远征军之败局

　　进入4月，缅甸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由于英缅军连连丢城失地，中国远征军与英缅军间结成的中英盟军，正一步步陷入失败的泥淖。

　　4月5日上午，缅甸眉苗。时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蒋委员长，乘飞机抵达设在这里的远征军前线指挥部，部署作战。其间，戴安澜一直不离委员长左右，备受青睐。

　　60多年过后，时任缅甸华侨志愿队队长的王楚英老人回忆，在眉苗，蒋除与含戴安澜在内的远征军第五军、第六军重要将领商定作战方案外，“(蒋)还特意召见戴安澜，一同进餐，留宿行辕，勉慰有加，甚为倚重”。

　　孰料一夜之间，战局陡转直下。24日拂晓，棠吉之战爆发。负责收复棠吉的第200师将士率先向日军发起进攻。鉴于敌守军强大，戴安澜便命部队先行强攻棠吉西侧的敌警戒阵地，并一举夺下。

　　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日军第56军团除策应正面之敌外，继续秘密穿越缅泰边境1500公里的原始大森林，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后方腊戍、密支那等城的中国守军面前。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中国远征军返回国门的咽喉之地便一一失守。

　　艰难撤退——将军殒身缅北丛林中

　　5月初，中英盟军全面溃败。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受到日军第56师团阻击。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大批日机还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人群密集扫射。于是，大军不战自乱，争相逃入山林。负责在温佐一带掩护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一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毅然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被士兵抓了回来。向导坚决拒绝为中国军队带路，戴安澜气极，不停用马鞭猛击自己的马靴，随后命令部队立即分散突围。副师长郑庭笈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悲怆不已，“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中国士兵义无反顾地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剩余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26日傍晚，200师与敌周旋至缅甸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时，因伤口溃烂感染，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遗恨而逝，年仅38岁。当时缅境无木棺，将军马革裹尸回国。途经保山、昆明、贵阳、柳州等地，至广西全州，将遗体安放于湘山寺内，沿途民众无不怆然泪下，隆重奠祭戴将军。

事迹年表

　　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

　　1923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高中部。

　　1924年投奔国民革命军。

　　1926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营长、团长。

　　1926年参加北伐。

　　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荣获五等云麾勋章。

　　1937年8月升任第25师73旅旅长。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戴旅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迫使台儿庄之敌后撤，得华胄勋章(一说宝鼎勋章)1枚。

　　1938年5月，在徐州会战中，曾率部在中艾山与日军激战4昼夜，因战功卓著，升任第89师副师长兼第31集团军总部干训班教育长。

　　1938年8月，率部投入武汉会战，被第31集团军记大功1次。

　　1939年1月5日升任第200师师长，接替杜聿明。该师是新建的第五军的主力师。

　　1939年5月，率部参加抗击日军进犯的随(县)枣(阳)之战。

　　1939年9月，参加长沙保卫战。

　　1939年11月，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

　　1940年1月，在坚守昆仑关的战斗中，戴部确保441高地，毙敌百余人，毁敌坦克2辆、炮4门，缴获枪械百余支。11日，戴安澜身负重伤。国民党政府颁授四等宝鼎勋章(一说青天白日勋章)1枚嘉奖之。

　　1941年12月16日，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

　　1942年3月，参加东瓜保卫战。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4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12天，掩护了英军的安全撤退，并歼敌5000余人。4月25日，又率部克复棠吉。5月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

　　1942年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戴安澜1枚懋绩勋章。

　　1943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广西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葬。国共两党领袖均亲撰挽词。毛泽东的挽诗《海鸥将军千古》是：“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殉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题写了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1948年5月3日，安葬于故乡安徽省芜湖市小赭山。

　　1956年9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纪念诗词

　　虎头食肉负雄资，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

　　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末成，虚予期望痛何如?

　　当时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中华民国总统、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中正

　　五律 捥戴安澜将军

　　当时中国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外侮需人御，

　　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

　　勇夺虎罴威。

　　浴血冬瓜守，

　　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

　　壮志也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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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戴安澜：国民党200师师长，在缅甸抗击日军的战斗中牺牲，年仅38岁。

　　外侮：外国侵略者，指日寇。

　　采薇：即诗经小雅中的采薇。

　　虎罴：指敌人。

　　冬瓜、棠吉：缅甸地名。

　　作于1943年3月

　　将略冠军门，　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　国人无处不哀思。

　　——彭德怀

　　黄埔之英

　　民族之雄！

　　——周恩来

　　1942年3月，缅北一年中最炎热的夏季已早早到来。在连通中缅两国的滇缅公路上，尘土飞扬，排成长龙的汽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疾驰而过。

　　万里旌旗耀眼开，

　　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

　　诸葛前身今又来。

　　策马奔车走八荒，

　　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

　　先挽长弓射夕阳。

　　第200师师长戴安澜随中国远征军一道赴缅作战。行军途中，将军踌躇满志地写下了这两首《七绝·远征》。然而，令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国内唯一的摩托化步兵师、国民军王牌师的第200师，在随后短短两个多月的缅北作战中，竟由接连创下赫赫血火战功后，走向溃退寂灭；他自己也马革裹尸，战死在缅北丛林。

英灵永驻

　　戴安澜去世后，美国政府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命令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似南京忠烈祠。 1943年的秋天，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安徽芜湖故里。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 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芜湖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九年重新整修了墓地，并树立了石碑。

墓地

　　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芜湖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九年重新整修了墓地，并树立了石碑。左碑铭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先辈当年题赠的挽诗挽词挽联；右碑是将军生平简历；中碑是王昆仑所题“戴安澜烈士墓”。墓区林木茂盛，松柏长青，瞻仰的人们，终年不绝。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毛泽东和蒋介石公认的民族将军戴安澜

     被毛泽东写律诗吊挽的军人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毛泽东评戴安澜
     毛泽东一生诗词甚多，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只有两首。能有幸享此殊荣的，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有趣的是，这两首律诗押的韵是一致的。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原名戴衍动，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他正式改名为“安澜”。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25岁。

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从"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戴安澜作为统帅的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不会不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就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当时甭说军队中的机械化装备，就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专用的小汽车，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1940年5月，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送来了两辆小汽车，本打算分给毛泽东、朱德一人一辆，毛泽东还没有要，而是把汽车给了延安的“五老”。

机械化部队是近现代军事历史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它的出现，必将给作战样式和作战理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把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算做是中国军队早期机械化发端的话，说起来，这个“铁甲车队”还是1924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来的呢！一年之后，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起家的本钱。

国民党军队机械化的过程比较缓慢。早在1932年就成立汽车训练班，请了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做教官，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修理和战车战术；他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学员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8期毕业生挑选，为建立机械化部队准备人才。那时的装备，不过是普通汽车加装钢板，号称“装甲汽车”，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并无真正的战车。

1934年11月，孔祥熙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英国购入32辆“维克斯”型战车和若干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的“哈雷”牌两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在南京编成战车营。人们给装备了16辆“维克斯”战车(重6吨半)的第1连起了个代号，叫“虎”连；给装备了16辆水陆两用战车(重3吨半)的第2连起了个代号，叫“龙”连，单从名字上看，就够威风凛凛。

 1935年夏，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组建了交辎学校，自兼校长，还是由德国顾问皮尔纳教授机械化部队的战斗、战术及战防炮使用。一年后，该校改组为辎重兵学校和机械化学校。自此赔养机械化兵种的专门学府才正式诞生，机械化兵种也正式成为独立兵种，其军衔自成体系，用银白为底色。

1936年5月，以新近购买的德国“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毫须”式装甲车为基本装备，蒋介石又在南京方山扩建了陆军装甲兵团，其它兵种的团长都是上校，惟独装甲团的团长是少将，由蒋介石的亲信杜聿明担任，足见重视程度。

淞沪抗战，杜聿明曾率战车部队参战，配属给第87师攻击杨树浦，然该师步兵从未进行过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在战车进入街市内时，步兵任战车在前突击而不加掩护，战车被日军击毁3辆、击伤8辆。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陆军装甲兵团避战，陆续撤退到了湖南湘潭。

1938年初，苏联以换货形式援助中国的T-26战车和自意大利购入的“菲亚特”战车、德国产装甲汽车、奔驰柴油卡车、美式福特卡车、意大利产摩托车数百辆陆续输送至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仍由杜聿明任师长。1938年4月，200师的搜索营出动装甲车12辆，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担任搜索警戒任务。

戴安澜与昆仑关战役

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1939年改称第5军，扩编后，部队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担任中将军长。

戴安澜出任师长之后的第200师，只是第5军的一个步兵师，第5军除军直属的战车团外，其它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的虚名。

1939年9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的最主要补给路线。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运进中国的补给物资的85%经过此线。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

日本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日军桂南战役的主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号称“钢军”。

昆仑关战役，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蒋介石决定投入他的老本。

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归白崇禧指挥，投入昆仑关战役。

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昆仑关，位于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的昆仑山上，虎踞于曲折的柳州、宾阳至南宁的公路，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山岭延绵，无论往北往南，均为平坦地势。东面2公里处有653高地，西面2公里处屹立445和441高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历代兵家必争战略要地。早在宋朝，狄青征南时此处便成了著名战场。

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以北路军第5军主攻昆仑关。

12月16日，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邱清泉新编第22师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彭璧生率第200师两个补充团侧击昆仑关之外，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军。

18日凌晨，战斗打响，中日两军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

防守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以炮火和飞机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炮火延伸后，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19日中午，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夺回昆仑关。

昆仑关得而复失。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调拨给第200师指挥的荣一师第三团团长郑庭笈，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敌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

12月23和24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

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不怕牺牲，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12月31日，中国反攻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帝国皇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日本战后公布，在昆仑关战役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包括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第21联队队长三木大佐以及第1、2、3大队的长官，该旅团班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士兵死亡4千余人。日军统帅部收到的报告中也称：“在昆仑关地带，中国军队比任何方面都空前英勇，值得我军敬意。” 战后的日军战史也称，昆仑关战役是：“中国事变以来，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

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但基本干部仍健全。中国军队能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其各级指挥官，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涂上了一笔浓彩。

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会战中，中国的战车部队在与步兵的协调配合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战后，戴安澜在上报的《陆军第200师攻略昆仑关战斗详报》中，总结了战车战法：“敌常设各种侧防潜伏机关，攻击前应以小战车一辆先行搜索敌战防炮之位置，继以我战防炮及重炮兵器破坏之确实，将其消灭始可攻击前进。否则既不能发挥战车之威力，反遭无益之牺牲不若不用。例如，此次敌人在昆仑关作战不敢使用战车。战车使用无论攻防应构筑工事，以减少损害。”

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第5军装甲兵团为保护战车寿命和军事秘密，所有战车均用汽车载运，但当时的汽车载重量一般只有4吨以下，且从昆明到畹町的一些桥梁负荷量不到10吨，只有“菲亚特”、“雷诺”战车抵达前线参战，T-26战车只能分拆成3辆车运输，因此没有来得及运抵前线。

1942年2月19日拂晓，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先遣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与日军前锋部队相遇，军配属给200师的骑兵团装甲车也向日军发起冲击。3小时之后，先遣营向师长戴安澜发来首战告捷的捷报：击退日军一个大队，歼灭一小队。

局部胜利对战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戴安澜的第200师来说，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仰光陷落，缅甸国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英军一触即溃。

蒋介石单独招见了戴安澜，询问第200师能否在东瓜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甘立军令：“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东瓜。”

东瓜是南缅平原上一座小城，又译作同古，人口11万，距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还有一座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著名的东瓜大战就在这里拉开序幕。

东瓜正面之敌为日军第55师团，西路为33师团。另有两个增援的主力师团正从海路赶往仰光登陆。

戴安澜在战前宣布：

“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1942年3月20日，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日军第55师团在东瓜城外发生激战。

在东瓜城外竟遭到缅战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实出日军意料之外。一连三天，第55师团第143、第144两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疲软势头，不得不调另外两个联队投入战斗。

日军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东瓜进行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毒气弹无数。但是第200师的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中国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24日下午2时，昂山将军领导的“缅甸独立义勇军”也及时赶来为日军助战，加入了对第200师进攻的行列。日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带领下经小路迂回到城北，与正在破坏铁路的工兵团猝然遭遇。日军一个冲锋就打垮了工兵团，而后进袭机场。

机场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残部退回城里。日军占领机场，切断第200师退路，把东瓜城团团包围起来。

永克冈机场失守，工兵团李树正团长被军法处判处枪决，就地执行。

东瓜战场的戴安澜第200师的将士，在强敌面前表现了罕见的战斗勇气和高度的牺牲精神。他们凭借简陋的工事和武器，始终拒敌于城外。城市被夷为平地，阵地断粮断水，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敌人恼羞成怒，竟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百发。所幸适逢旱季，毒气多被季风吹散，中毒者十余人。

入夜，日军偷袭戴安澜的指挥部。激战通宵，通讯联络一度中断。戴师长亲自掌握一挺机枪与日军战斗。拂晓援兵到，方告脱险。至29日，日军攻势渐呈衰竭，前线阵地出现少有的平静气氛。

正在这时，在缅甸的英国军队在尚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惶撤退，把戴安澜部的侧翼暴露给日军，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已经星夜兼程赶到东瓜！

戴安澜紧急之中，给杜聿明发电：

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

敌与我接触战自十九日，激战至二十八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二十四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日军第56师团是一支主力部队，于29日晚投入对东瓜的进攻。

3月30日，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突入东瓜城内，并从南北两面将第200师分割开来；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塘河以东阵地，掐断了200师往东突围的最后一线希望。

戴安澜亲自指挥部队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好坚固的堡垒，轻重武器机成交叉火力网，打退日军进攻。他和参谋、后勤人员也拔出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当日下午，日军再次逼近师指挥部，戴师长指挥特务连与之激战，傍晚始将其击退。

当日傍晚，杜聿明命新22师的两个团，配属3个战车连，向包围东瓜的日军进行攻击，救援戴安澜部突围。3月28日，在战车的配合下，中国远征军一举拿下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并摧毁日军炮兵阵地。3月29日，戴安澜率200师趁势突围。这一天夜里，枪炮声彻夜不息，双方在黑暗中混战。战到次日凌晨，中国守军大部分渡过锡塘河，跳出日军包围圈。

至此，东瓜保卫战终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此役戴安澜率200师孤军奋战，毙伤日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

东瓜保卫战，日军只获得一座空城。撤退前，戴安澜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对日军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日军。最后牵制日军的小部队也安全渡河，全师而归。

东瓜保卫战展示了戴安澜的指挥能力，中国远征军既然不能适时集中主力与日军决战，那么予日军一定打击之后，主动放弃东瓜，保持战力，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

东瓜保卫战也为戴安澜在盟军中赢得声誉。美国军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国内的舆论也对戴安澜赞誉有加。蒋介石把此次战役称做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4月24日，戴安澜所部在奉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随从副官受伤，一名卫士牺牲。战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传来，不仅使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戴安澜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各家报纸上。

毛泽东在挽戴安澜的诗中，也盛赞了这一战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1942年5月10日，戴安澜率领第200师官兵安全渡过了南渡河。

这是杜聿明命令第200师立即放弃棠吉，迅速向密支那、八莫一线集结，然后夺路回国之后，撤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大河。

腊戍被日军占领后，军委会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曾电令戴安澜率师改道东进，渡萨尔温江，至景东一带，与甘丽初率领的第6军会合，而后退往西双版纳。这是条近路，沿途日军兵力单薄，有友军掩护。

但戴安澜没有往西，而是往北撤退，即使要穿过日军的重重包围，也要和正在危难之中的军长合兵突出重围。

渡过南渡河，部队进入缅北热带丛林。官兵们在阴暗闷热的密林里，艰难行军。

日军电台不断广播：“要奠定东亚和平，非消灭第5军，尤其第200师不可。”

5月18日黄昏，第200师官兵隐蔽运动至腊戌西南侧的朗科地区，离国境线只有一百五六十里，回国的路程十分已走完九分。

夜里11时，部队隐蔽接近腊戍西侧细包至摩谷公路。这是归国途中要穿越的最后一条公路。突然，埋伏在这里的日军突然开火。据幸存的戴安澜少校作战秘书张家福回忆，突围时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他们，戴安澜师长腹部连中三枪，倒在草丛中，流血不止。身后的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才得以突围。

5月下旬，已是缅甸的雨季。终日大雨滂沱。林中满地沼泽，道路泥泞，行进尤为艰难。

部队不仅断粮，更没有药，连块干净的绷带也没有。连日大雨，加上蚊子叮，蚂蝗咬，戴安澜身上那两个大伤口，感染、溃烂、化脓，还长了蛆。

5月26日，第200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的茅邦村。此地离国境不过三四十里地，可戴安澜已经心力交瘁，几次昏厥。他已经感到生时有限，于是吩咐卫士整理衣冠。

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

戴安澜在写给妻子的遗书，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官兵按照戴安澜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轮流抬回国内。不久，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一路上，官兵们把军装脱下来裹在他的遗体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6月2日，官兵终于通过了中缅边境的国境线，回到祖国。

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逃亡几近三个月，死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万余人，有近5万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约4万人。戴安澜第200师9000人，战斗死伤人数为1800人，撤退时死伤人数竟达3200人！

6月27日，第200师官兵余部到达云南腾冲，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戴安澜的遗骸。在腾冲附近，官兵们买来一口棺木，把戴安澜遗骸重新装殓，由200师副师长高吉人率兵护送灵柩去昆明。

路过安宁县时，戴安澜的灵柩停放在一位老华侨家里。这位老者献出了为自己百年之后备下的楠木棺材。

两侧挂着戴安澜将军的4件血衣的灵柩，经过昆明、贵阳、桂林，最后运抵广西全州第200师，这里是第200师的发祥地。灵柩转运每到一地，家家素烛鲜花，人人挥涕执绋。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

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李济深主祭，全国各地的各界代表以及当地军民一万余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李济深在悼词中说道：“戴故师长为国殉职，其身虽死，精神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也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对戴安澜的以身殉职给予极高的评价。

在重庆的蒋介石献赠挽联一幅，祭奠戴安澜：

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黍；

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撰写了本文开头的那手挽诗，遥祭壮士英魄。

朱德与彭德怀共同署名挽联祭奠戴安澜：

将略冠国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周恩来在送的挽词中写道：

黄埔之英，民族之魂。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向戴安澜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戴安澜将军的遗孀王荷馨夫人代表丈夫接受了勋章。罗斯福在签署颁发勋章的命令中写道：

“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在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国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南京忠烈祠。

1943年的秋天，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他的故里——安徽芜湖市赭山公园的小赭山南麓。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戴安澜 域外死忠第一人

　　国民党军第五军第二○○师少将师长戴安澜

　　毛泽东一生酷爱诗词，写下了很多名篇。但是在他的众多诗作中，只有两首吊挽将军的律诗。一首是写给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的，另外一首则是写给一位国民党的将军的，这就是1943年 3月毛泽东在延安写给戴安澜将军的《五律R26;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原名戴衍功，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为了表达自己振兴中华的壮志，于是改名为“安澜”。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二百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 35岁。

　　第二百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机械化师。从诗中的“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二句中不难看出，戴安澜作为统帅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 3月，戴安澜率军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七七事变爆发后，戴安澜先后参加了保定、漕河、台儿庄、中条山诸役。1938年，在台儿庄对日作战中，因为战功显著被晋升为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后来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 1月，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二百师师长。12月奉命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苦战一月，消灭敌军 6000人，击毙日军前线指挥官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写下了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各报记者因此在国内外报刊上报道大战经过，盛赞戴安澜师长颇具北宋大将军狄青的风度。

　　

　　图为正在向昆仑关发起攻击的第五军战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请求，1942年初，中国组建了远征军开赴缅甸。戴安澜奉命率二百师赴缅参战。东瓜 (亦称同古 )是阻止日军北侵的重镇，3月 20日，日军向驻守冬瓜的第二百师各主要阵地发起了进攻。面对强大的日军，戴安澜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他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带头立下了 “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他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并对在座军官说：“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
　　在持续十多天的东瓜保卫战中，戴安澜率部奋战，以少胜多，击毙敌军5000多人，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这次胜利，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
　　美国政府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英国的《泰晤士报》也说：“……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冬瓜之战是缅战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
　　4月 21日，戴安澜奉命收复棠吉。24日拂晓，戴安澜率军发起攻击，先后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并突入市区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传来，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由于大批日军由泰国、老挝边境窜入中国军队后方进行围攻，戴安澜所部陷入日军重围。上级于是急令其突围回国。戴于是率部突围，退入泰、缅老边区原始森林地带。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将士们无衣无食，每天只能用野草杂菜充饥，在这种情况下，将士们爬山越岭 70余日。

5月 16日，大雨滂沱，戴部突遭日军重兵伏击。激战两天后，全师伤亡惨重，戴将军在一个小平山坡上指挥夺取敌军阵地时，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肺部，血流如注，由于无医无药，伤口发炎溃烂。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图为在同古前线的中国远征军。

　　到了 5月下旬，缅甸开始进入雨季，终日大雨滂沱。林中满地沼泽，道路泥泞，行军更加艰难。部队不仅断粮，也没有药，甚至连块干净的绷带也没有。连日的大雨，加上蚊子叮，蚂蝗咬，戴安澜身上的两个大伤口，已经严重感染、溃烂、化脓，还长了蛆。

　　1942年 5月 26日，第二百师行军到茅邦时，戴将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以身殉国，年仅 38岁。他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他被人称为“域外死忠第一人”。

　　1943年 4月 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毛泽东的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

　　戴安澜去世后，美国政府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命令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 1942年于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1942年 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南京忠烈祠。1943年的秋天，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安徽芜湖故里。

　　1956年 9月 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10月 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戴安澜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毛泽东评戴安澜

毛泽东一生诗词甚多，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只有两首。能有幸享此殊荣的，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有趣的是，这两首律诗押的韵是一致的。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原名戴衍动，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他正式改名为“安澜”。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25岁。

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从"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戴安澜作为统帅的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不会不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就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当时甭说军队中的机械化装备，就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专用的小汽车，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1940年5月，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送来了两辆小汽车，本打算分给毛泽东、朱德一人一辆，毛泽东还没有要，而是把汽车给了延安的“五老”。

机械化部队是近现代军事历史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它的出现，必将给作战样式和作战理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把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算做是中国军队早期机械化发端的话，说起来，这个“铁甲车队”还是1924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来的呢！一年之后，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起家的本钱。

国民党军队机械化的过程比较缓慢。早在1932年就成立汽车训练班，请了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做教官，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修理和战车战术；他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学员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8期毕业生挑选，为建立机械化部队准备人才。那时的装备，不过是普通汽车加装钢板，号称“装甲汽车”，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并无真正的战车。

1934年11月，孔祥熙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英国购入32辆“维克斯”型战车和若干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的“哈雷”牌两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在南京编成战车营。人们给装备了16辆“维克斯”战车（重6吨半）的第1连起了个代号，叫“虎”连；给装备了16辆水陆两用战车（重3吨半）的第2连起了个代号，叫“龙”连，单从名字上看，就够威风凛凛。

1935年夏，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组建了交辎学校，自兼校长，还是由德国顾问皮尔纳教授机械化部队的战斗、战术及战防炮使用。一年后，该校改组为辎重兵学校和机械化学校。自此赔养机械化兵种的专门学府才正式诞生，机械化兵种也正式成为独立兵种，其军衔自成体系，用银白为底色。

1936年5月，以新近购买的德国“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毫须”式装甲车为基本装备，蒋介石又在南京方山扩建了陆军装甲兵团，其它兵种的团长都是上校，惟独装甲团的团长是少将，由蒋介石的亲信杜聿明担任，足见重视程度。

淞沪抗战，杜聿明曾率战车部队参战，配属给第87师攻击杨树浦，然该师步兵从未进行过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在战车进入街市内时，步兵任战车在前突击而不加掩护，战车被日军击毁3辆、击伤8辆。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陆军装甲兵团避战，陆续撤退到了湖南湘潭。

1938年初，苏联以换货形式援助中国的T-26战车和自意大利购入的“菲亚特”战车、德国产装甲汽车、奔驰柴油卡车、美式福特卡车、意大利产摩托车数百辆陆续输送至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仍由杜聿明任师长。1938年4月，200师的搜索营出动装甲车12辆，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担任搜索警戒任务。

戴安澜与昆仑关战役(1)

    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1939年改称第5军，扩编后，部队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担任中将军长。

戴安澜出任师长之后的第200师，只是第5军的一个步兵师，第5军除军直属的战车团外，其它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的虚名。

1939年9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的最主要补给路线。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运进中国的补给物资的85％经过此线。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

日本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日军桂南战役的主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号称“钢军”。

昆仑关战役，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蒋介石决定投入他的老本。

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归白崇禧指挥，投入昆仑关战役。

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昆仑关，位于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的昆仑山上，虎踞于曲折的柳州、宾阳至南宁的公路，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山岭延绵，无论往北往南，均为平坦地势。东面2公里处有653高地，西面2公里处屹立445和441高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历代兵家必争战略要地。早在宋朝，狄青征南时此处便成了著名战场。

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以北路军第5军主攻昆仑关。

12月16日，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邱清泉新编第22师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彭璧生率第200师两个补充团侧击昆仑关之外，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军。

18日凌晨，战斗打响，中日两军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

防守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以炮火和飞机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炮火延伸后，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19日中午，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夺回昆仑关。

昆仑关得而复失。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调拨给第200师指挥的荣一师第三团团长郑庭笈，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敌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

12月23和24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

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不怕牺牲，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12月31日，中国反攻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帝国皇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日本战后公布，在昆仑关战役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包括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第21联队队长三木大佐以及第1、2、3大队的长官，该旅团班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士兵死亡4千余人。日军统帅部收到的报告中也称：“在昆仑关地带，中国军队比任何方面都空前英勇，值得我军敬意。” 战后的日军战史也称，昆仑关战役是：“中国事变以来，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

戴安澜与昆仑关战役(2)

    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但基本干部仍健全。中国军队能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其各级指挥官，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涂上了一笔浓彩。

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会战中，中国的战车部队在与步兵的协调配合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战后，戴安澜在上报的《陆军第200师攻略昆仑关战斗详报》中，总结了战车战法：“敌常设各种侧防潜伏机关，攻击前应以小战车一辆先行搜索敌战防炮之位置，继以我战防炮及重炮兵器破坏之确实，将其消灭始可攻击前进。否则既不能发挥战车之威力，反遭无益之牺牲不若不用。例如，此次敌人在昆仑关作战不敢使用战车。战车使用无论攻防应构筑工事，以减少损害。”

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1)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第5军装甲兵团为保护战车寿命和军事秘密，所有战车均用汽车载运，但当时的汽车载重量一般只有4吨以下，且从昆明到畹町的一些桥梁负荷量不到10吨，只有“菲亚特”、“雷诺”战车抵达前线参战，T-26战车只能分拆成3辆车运输，因此没有来得及运抵前线。

1942年2月19日拂晓，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先遣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与日军前锋部队相遇，军配属给200师的骑兵团装甲车也向日军发起冲击。3小时之后，先遣营向师长戴安澜发来首战告捷的捷报：击退日军一个大队，歼灭一小队。

局部胜利对战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戴安澜的第200师来说，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仰光陷落，缅甸国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英军一触即溃。

蒋介石单独招见了戴安澜，询问第200师能否在东瓜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甘立军令：“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

固守东瓜。”

东瓜是南缅平原上一座小城，又译作同古，人口11万，距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还有一座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著名的东瓜大战就在这里拉开序幕。

东瓜正面之敌为日军第55师团，西路为33师团。另有两个增援的主力师团正从海路赶往仰光登陆。

戴安澜在战前宣布：

“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1942年3月20日，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日军第55师团在东瓜城外发生激战。

在东瓜城外竟遭到缅战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实出日军意料之外。一连三天，第55师团第143、第144两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疲软势头，不得不调另外两个联队投入战斗。

日军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东瓜进行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毒气弹无数。但是第200师的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中国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24日下午2时，昂山将军领导的“缅甸独立义勇军”也及时赶来为日军助战，加入了对第200师进攻的行列。日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带领下经小路迂回到城北，与正在破坏铁路的工兵团猝然遭遇。日军一个冲锋就打垮了工兵团，而后进袭机场。

机场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残部退回城里。日军占领机场，切断第200师退路，把东瓜城团团包围起来。

永克冈机场失守，工兵团李树正团长被军法处判处枪决，就地执行。

东瓜战场的戴安澜第200师的将士，在强敌面前表现了罕见的战斗勇气和高度的牺牲精神。他们凭借简陋的工事和武器，始终拒敌于城外。城市被夷为平地，阵地断粮断水，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敌人恼羞成怒，竟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百发。所幸适逢旱季，毒气多被季风吹散，中毒者十余人。

入夜，日军偷袭戴安澜的指挥部。激战通宵，通讯联络一度中断。戴师长亲自掌握一挺机枪与日军战斗。拂晓援兵到，方告脱险。至29日，日军攻势渐呈衰竭，前线阵地出现少有的平静气氛。

正在这时，在缅甸的英国军队在尚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惶撤退，把戴安澜部的侧翼暴露给日军，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已经星夜兼程赶到东瓜！

戴安澜紧急之中，给杜聿明发电：

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

敌与我接触战自十九日，激战至二十八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

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

以二十四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

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

有？

日军第56师团是一支主力部队，于29日晚投入对东瓜的进攻。

3月30日，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突入东瓜城内，并从南北两面将第200师分割开来；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塘河以东阵地，掐断了200师往东突围的最后一线希望。

戴安澜亲自指挥部队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好坚固的堡垒，轻重武器机成交叉火力网，打退日军进攻。他和参谋、后勤人员也拔出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当日下午，日军再次逼近师指挥部，戴师长指挥特务连与之激战，傍晚始将其击退。

当日傍晚，杜聿明命新22师的两个团，配属3个战车连，向包围东瓜的日军进行攻击，救援戴安澜部突围。3月28日，在战车的配合下，中国远征军一举拿下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并摧毁日军炮兵阵地。3月29日，戴安澜率200师趁势突围。这一天夜里，枪炮声彻夜不息，双方在黑暗中混战。战到次日凌晨，中国守军大部分渡过锡塘河，跳出日军包围圈。

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2)

    至此，东瓜保卫战终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此役戴安澜率200师孤军奋战，毙伤日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

东瓜保卫战，日军只获得一座空城。撤退前，戴安澜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对日军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日军。最后牵制日军的小部队也安全渡河，全师而归。

东瓜保卫战展示了戴安澜的指挥能力，中国远征军既然不能适时集中主力与日军决战，那么予日军一定打击之后，主动放弃东瓜，保持战力，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

东瓜保卫战也为戴安澜在盟军中赢得声誉。美国军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国内的舆论也对戴安澜赞誉有加。蒋介石把此次战役称做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4月24日，戴安澜所部在奉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随从副官受伤，一名卫士牺牲。战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传来，不仅使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戴安澜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各家报纸上。

毛泽东在挽戴安澜的诗中，也盛赞了这一战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1942年5月10日，戴安澜率领第200师官兵安全渡过了南渡河。

这是杜聿明命令第200师立即放弃棠吉，迅速向密支那、八莫一线集结，然后夺路回国之后，撤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大河。

腊戍被日军占领后，军委会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曾电令戴安澜率师改道东进，渡萨尔温江，至景东一带，与甘丽初率领的第6军会合，而后退往西双版纳。这是条近路，沿途日军兵力单薄，有友军掩护。

但戴安澜没有往西，而是往北撤退，即使要穿过日军的重重包围，也要和正在危难之中的军长合兵突出重围。

渡过南渡河，部队进入缅北热带丛林。官兵们在阴暗闷热的密林里，艰难行军。

日军电台不断广播：“要奠定东亚和平，非消灭第5军，尤其第200师不可。”

5月18日黄昏，第200师官兵隐蔽运动至腊戌西南侧的朗科地区，离国境线只有一百五六十里，回国的路程十分已走完九分。

夜里11时，部队隐蔽接近腊戍西侧细包至摩谷公路。这是归国途中要穿越的最后一条公路。突然，埋伏在这里的日军突然开火。据幸存的戴安澜少校作战秘书张家福回忆，突围时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他们，戴安澜师长腹部连中三枪，倒在草丛中，流血不止。身后的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才得以突围。

5月下旬，已是缅甸的雨季。终日大雨滂沱。林中满地沼泽，道路泥泞，行进尤为艰难。

部队不仅断粮，更没有药，连块干净的绷带也没有。连日大雨，加上蚊子叮，蚂蝗咬，戴安澜身上那两个大伤口，感染、溃烂、化脓，还长了蛆。

5月26日，第200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的茅邦村。此地离国境不过三四十里地，可戴安澜已经心力交瘁，几次昏厥。他已经感到生时有限，于是吩咐卫士整理衣冠。

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

戴安澜在写给妻子的遗书，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官兵按照戴安澜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轮流抬回国内。不久，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一路上，官兵们把军装脱下来裹在他的遗体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6月2日，官兵终于通过了中缅边境的国境线，回到祖国。

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逃亡几近三个月，死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万余人，有近5万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约4万人。戴安澜第200师9000人，战斗死伤人数为1800人，撤退时死伤人数竟达3200人！

6月27日，第200师官兵余部到达云南腾冲，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戴安澜的遗骸。在腾冲附近，官兵们买来一口棺木，把戴安澜遗骸重新装殓，由200师副师长高吉人率兵护送灵柩去昆明。

路过安宁县时，戴安澜的灵柩停放在一位老华侨家里。这位老者献出了为自己百年之后备下的楠木棺材。

两侧挂着戴安澜将军的4件血衣的灵柩，经过昆明、贵阳、桂林，最后运抵广西全州第200师，这里是第200师的发祥地。灵柩转运每到一地，家家素烛鲜花，人人挥涕执绋。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

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李济深主祭，全国各地的各界代表以及当地军民一万余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李济深在悼词中说道：“戴故师长为国殉职，其身虽死，精神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也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对戴安澜的以身殉职给予极高的评价。

在重庆的蒋介石献赠挽联一幅，祭奠戴安澜：

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黍；

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撰写了本文开头的那手挽诗，遥祭壮士英魄。

朱德与彭德怀共同署名挽联祭奠戴安澜：

将略冠国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周恩来在送的挽词中写道：

黄埔之英，民族之魂。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向戴安澜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戴安澜将军的遗孀王荷馨夫人代表丈夫接受了勋章。罗斯福在签署颁发勋章的命令中写道：

“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在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国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南京忠烈祠。

1943年的秋天，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他的故里——安徽芜湖市赭山公园的小赭山南麓。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戴安澜小传

    戴安澜，字衍功，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生于1904年11月25日。家境清贫，1923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高中部学习。1924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翌年参加了北伐战争。1933年2月，戴安澜在国民党第17军25师关麟征部145团任团长，参加了古北口战役。

“七七事变”爆发，戴安澜已升任第73旅旅长，先后参加了保定、漕河、台儿庄、中条山诸役，1938年5月，因战功晋升为第85军89师副师长兼第31集团军干部训练教育长。1939年1月，升任第200师师长，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2月奉命参加昆仑关战役。一月苦战，毙敌6千，缴获甚多，写下了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

1942年3月1日，戴安澜奉命率200师为第5军的先头部队入缅作战。东瓜保卫战，戴安澜第200师抗击5倍于己的日军，以伤亡800勇士的代价，歼敌5000有余，书写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东瓜之战是缅战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

东瓜狙击任务完成后，第200师奉命转移至叶新。喘息未定，因西路乔克巴唐英军被围，又奉命驰援。刚解围，东路棠吉又告失守。4月21日第200师又奉命收复棠吉。24日拂晓，第200师发起攻击，先后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并突入市区与敌巷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戴安澜将军亲临前线指挥。随从副官受伤一卫士牺牲。争夺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飞传，国人无不欢欣鼓舞。

攻克棠吉后，第200师奉命作战略转移。5月16日，在朗科地区，突遭敌重兵伏击。在密林中鏖战了两昼夜后，全师突出重围，戴安澜将军为流弹所中，胸腹部受伤。由于当时缅甸已进入雨季，连日战斗，衣履如浸，泥血斑斑，且进入山区，人烟稀少，医药不全，伤势严重恶化，不幸于5月26日下午5时40分与世长辞，时年38岁。

缅甸作战惨败蒋介石为何不杀败将戴安澜？

四周极黑，极静。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声，没有雨声。缅北丛林的夜间常常是这样。

　　可是今夜还是有点异样。乌鸦在树梢呱呱乱叫，蚊蚋嗡嗡哼哼，叫得特别欢，而喜欢在夜间发出动听的鸣叫，寻求配偶的林蛙却又默不作声，萤火虫来回飞蹿，好像打着火把，探寻黑森林中的秘密。

　　鸟虫的知觉是准确的，是不一样。黑暗中这座山林已埋藏了一支满是汗臭、馊味的军队。

　　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这时躺在一片乱石上。他的旁边倚着石头坐着的是师步兵指挥官郑庭芨。远点是他的卫兵，再远点，附近山头蛰伏着的，全是他的部下。

　　出国作战的时候，第200师齐装满员，共有12,000余人。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征战，浴血苦斗已经有4,000多弟兄躺倒在缅甸战场。现在，剩下的数千人，全都集拢在师长四周。

　　黑暗中，戴安澜和郑庭芨在慢慢地啃着手里的苞米。这是军需官费了千辛万苦，悄悄地溜到百姓家里，买来的。在缅甸打仗的头几个月倒是不错的。军需不用我们自己办理，一切供应都由英军包办。不管打到哪里，只要给英军联络官开张清单，英国人就开着汽车把食品送来。

现在可好，打了败仗，英国人先跑了，把中国军队撂在后边，没人管饭。撤退这半个月，全靠手中的一点缅币，一路向当地人买粮，和叫化子差不多。

　　军需粮秣现在还不过分叫戴安澜操心，军需处还有些钱。最叫他心神不定的是，部队预定明晨偷渡南渡河。这是撤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大河。河宽1,000多米，既无桥，也无船。这两天，戴安澜命令全师隐蔽山中，编扎竹筏。现在一切齐备，只等明晨渡河。

　　按说有了竹筏，一条南渡河不在话下。可是，眼下孤军奋战，英军已跑得无影无踪，友邻中国部队情况不明。

　　杜聿明军长给他最后一道电报，是十天前从曼德勒打来的。那时，第200师从同古退到缅甸中部的棠吉。军长说，中英联军在缅甸战场已开始总撤退，第200师应立即放弃棠吉，向密###、八莫一线集结，然后夺路回国。可是，当全师北撤至南伦时，得知腊戍已为日军所陷，情况危急。此时，军委会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电令戴安澜，率师改道东进，渡萨尔温江，至景东一带，与甘丽初第6军会合，而后退向云南西双版纳。

　　但是，他拒绝了林蔚的命令。

　　将军是人，不是机器。除了照着命令，看着地图行事，有时也靠感情，靠良心打仗！他想：第200师是第5军的主力，现在军长正在危难之中，更需要兵合一股，将打一处，突出重围。我怎能撇下长官，只顾自己逃命呢？第200师，杜长官是第一任师长。他一手培养了这支队伍，又是他把这个师亲手交给我的。在这种时候，我把队伍拉走了，还有良心吗？再说，第6军在东线不战而退，仓皇逃命，现在把第200师开过去，等于给人家殿后擦屁股，我戴安澜不干！

北进，纵然是刀山火海也要北进！戴安澜铁了心。只是眼下远离长官，孤军作战，情报不明。友军在哪？敌军在哪？一概茫然。明晨就要渡河，天晓得中国军队计划是否暴露？沿途缅奸不断捣乱，万一走漏风声，日军或者在对岸伏击，或者派炮艇在河中拦截，中国军队危矣！

　　戴安澜左思右想，心烦意乱。

　　“呱、呱、呱……”

　　这时，一群乌鸦在头顶盘旋，发出阵阵凄惨的哀鸣。天下乌鸦一样令人讨厌。而今晚，在异国的荒郊僻岭，深山老林之中，这叫声尤其阴森、可怖、人，报丧似的。

　　戴安澜心事重重，翻了个身，坐起来骂道：“唉，今晚老鸹嚎个什么呢？”

　郑庭芨知师长感物伤怀，便好言排解道：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老鸹与我们何干？”

　　“可这讨厌的东西，干吗老在我们头顶转？从撤出同古就老跟着我们，烦人！”

　　“师长，缅甸这地方乌鸦多嘛。大家都讨厌乌鸦，其实那黑家伙是孝鸟，不是有乌鸦反哺的老话吗？说不定乌鸦在骂我们搅了它的窝呢！”

　　“唉！”戴安澜叹了一声，便沉默不语。

　　入缅参战，对戴安澜来说既兴奋，又惶恐。出国之前，他曾对记者说：“得远征异域，始偿男儿志愿。”同时他又说：“另一方面，也有履冰临渊的戒慎恐惧心情，因为这项工作关系和影响实在太大了！”出征后，知道他的第200师做为远征军的先头部队，长驱千里，到缅甸南部的同古接防，他更深深感到重任在肩。进军路上，他既有慷慨激昂之外表，也有忧虑重重之内心，他对郑庭芨说：“全军主力未动，我们师一气前出到千里之外，这一仗不大好打。”然而，他又决断地说：“不好打也得打！”

　　3月8日，全师附军摩托化骑兵团、工兵团，全部到达缅南重镇同古。

　　仰光陷落，如同一座摩天大厦轰然倒塌，毗连的同古立即受到影响。第200师到达同古时，城内店铺关闭，百姓纷纷逃离，一片兵荒马乱景象。

　　戴安澜心急火燎，想尽快从英军手里接过城防。次日清晨，戴安澜草草吃过早点，匆忙来到驻同古英军第1师司令部，没想到日已三竿，师长斯考特仍高卧未起。日本人已打到家门口，军情紧急，危在旦夕，不知这位英国将领如何睡得这样安稳？

　　按着戴安澜那火爆的驴脾气，要是在国内，见到这等荒唐事，恐怕要到屋后，放把火将他烧起来。可是，这是缅甸，这是盟军。

　戴安澜耐着性子，等到8时30分，斯考特少将才梳妆披挂停当。两位师长见了面。中国军队的到来，使斯考特喜出望外。简单交谈几句后，英国人就急于移交城防。

　　同古是个烫手的土豆，斯考特恨不得马上把它塞给中国人。

　　他们带上各自的参谋人员，逐一交接防务。同古地形是不错的，仰瓦铁路穿城而过。路西为旧城，路东是新城。旧城城墙高20米，厚13米，全是砖石砌筑，是很好的防御工事。新城建筑密集，街道纵横，利于巷战。城东有锡唐河掩护，城北十余里有克容冈机场。但是英军的工事构筑得浮皮潦草，十分简陋。这里堆几个沙袋，那里拉几道铁丝网，散兵壕挖得很浅，士兵蹲在里面，还有半个屁股蹶在外面。战斗指挥所的掩体覆盖层太薄，根本经不住炮火轰击。锡唐河大桥竟然没有永备性桥头堡，克容冈机场没有高炮，也没有地面工事，四处都敞开着。而城里的英军，早已收帐篷，卷铺盖，打点好背囊行李。火炮挂上了炮车，从掩体卸下的机枪已驮到骡马背上，只等中国军队接防，他们拔腿就撤了。

　　英军里，那些包着缠头、蓄着胡子，懒懒散散的印度雇佣兵和缅甸雇佣兵，坐在工事外的沙袋上，枪支夹在膝盖中间，一边抽着纸烟，一边远远望着中国人，他们觉得很奇怪：英国人都嫌跑得慢，中国人还来干什么？当天中午，斯考特少将如释负重，说声“拜拜！”便带着部队向西撤走。

　　同古城交到戴安澜手里，当务之急是赶修工事。官兵们争分夺秒，利用城墙构筑坚固的复廓阵地，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加修堡垒群，锡唐河西岸也构筑纵深防御阵地，一些重要地段，已筑成全封闭坑道式堡垒。同古城在第200师官兵手里，转眼形成地上三层，地下三层的立体防御体系。

　　3月17日，杜聿明来到同古，与戴安澜共商作战部署。杜聿明指出：同古位置突出，日军北犯，首当其冲。所以200师应做好在敌重兵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准备，挡住敌人，掩护中国军队主力集中。

此时的同古就是力抵千钧的顶门杠。这里顶住了，中国军队主力才能完成集结和展开，缅甸之战才能往下打。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把最精锐的第200师放在同古，出手就打王牌，可见这一仗非同一般。

　　迎着杜聿明灼灼目光，戴安澜郑重表示：“宁可玉碎，不可瓦全。请长官放心。”

　　3月19日，日军第55师团112联队搜索队500余人，驾着摩托车由南而北，进犯同古前哨阵地皮尤河。日军骄横狂妄，目空一切。入侵缅甸后，日军先在毛淡棉一带俘虏7,000英军，后又兵不血刃轻取仰光。英军不堪阵战，望风而逃，更助长其嚣张气焰。摩托车上插着小太阳旗的这支小小搜索队，从仰光出发，北进100公里，没放一枪，如入无人之境。搜索队长矶部一郎以为，既然仰光可以不战而下，那么，以他的搜索队占领同古也不足为奇。

　　可是，当日军洋洋得意，加大油门冲上皮尤河大桥时，“轰隆”一声巨响，走在前面的摩托车，连同桥身一起栽进皮尤河中。后续车辆拥塞在南岸公路上。

　　不容矶部一郎弄清怎么回事，霎时，枪声四起，副团长黄先宪指挥第200师警戒部队狂扫怒射，还出动了轻型战车。战斗结果，日军丢下300多具尸体，其余100多人从密林中逃遁。

　　皮尤河伏击战规模很小，但给日军震动很大。第55师团长竹内宽中将凭直觉知道，他面临的对手已经不是英军。

　皮尤河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兵力收缩至同古南侧鄂克温。日军尾随而至，于20日，向中国军队猛攻，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军队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岿然不动。

　　24日，日军在正面进攻鄂克温的同时，以143联队向北迂回，偷袭同古城北克容冈机场及附近的铁路。担任机场守备的工兵团，仓促应战，力不能支。当晚，机场陷落。

　　克容冈机场及铁路陷入敌手，切断了同古与后方的联系，第200师的处境立时严峻起来。战前，杜长官说过的“要准备独立作战”的话应验了。

　　当夜9时，戴安澜召开各团长及直属营长会议。

　　同古保卫战，到今天打了整整五天。日军的步兵虽然被挡在外围，但敌人凭借炽盛的炮火和绝对制空权，已经将同古城内炸得天翻地覆，瓦砾遍地。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国外作战，地形不熟，联络不畅，加上天气酷热，饮水缺乏，战斗颇为艰难，伤亡不小。作战进入白热化程度。

　　现在，坐在师指挥所闷热的掩体里，戴安澜光着头，圆圆的面孔满是灰土和汗渍。服装很不像话，上身的一件草黄色衬衣，钮扣掉了两三颗，下身只穿着短裤。但他精神振奋，仍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丈夫气概。今天的会，没别的，就四个字：“准备死战”。给部属下达完战斗任务，戴安澜摁灭手中烟蒂，缓缓站了起来，他戴上军帽，紧一紧衣襟，目光灼灼，如火如电。在场军官知师长要宣布重要决定，纷纷垂手而立。戴安澜以沉重而沙哑的声音立下遗言：“余奉命固守同古，誓与城共存亡。余战死，以副师长代理；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理。”言之铿锵，掷地有声。

师长表示了死战决心，各团长、营长们纷纷仿效，当众留言，指定自己的代理人。

　　掩蔽部里笼罩着庄严、肃穆的气氛。人人脸上是一副冷峻、诀别的神情。第200师各级指挥官们，像在这里预先为自己举行追悼会。

　　当夜，部队调整部署，主动放弃鄂克温、坦塔宾等前沿阵地，将主力集结到同古城内既设阵地。为了确保与军部联系，戴安澜率师指挥部迁往城外山地，由师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郑庭芨指挥城内3个步兵团。

　　日军55师团两万余众，加上飞机，从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围攻城内万余华军，竟苦攻不下，第15军军长饭田祥二郎中将，为此大光其火。他以为，此一仗开太平洋战争以来未有之例，皇军武威在同古城下受到极大挑战。饭田军长将竹内师团长严加申斥之后，决定把从新加坡刚刚赶到的第56师团，调往同古，增强攻击力量。这样，同古城外日军兵力，已四倍于守军。

　25日拂晓，日军发现第200师收缩阵地，这才跨过鄂克温、坦塔宾这条曾使他们伤透脑筋的防线，逼近同古城。

　　第200师官兵依托坚固城防工事，与敌周旋。日军炮兵和飞机虽已将地面建筑物和工事夷为平地，但是，摧毁不了中国军队埋入地下的坑道式掩蔽部。缅甸盛产的柚木，粗大结实，坚硬无比，不仅是造兵舰、建桥梁的好材料，中国军队用它构筑工事，更是如钢板一样坚固。待日军炮火延伸步兵出动时，中国军队从坑道里冲出，投入战斗，杀得日军人仰马翻。还有更省事的办法：当敌军步兵蚂蚁一样涌进城周丛林时，中国军队发射燃烧弹，引燃树丛，连人带树烧个精光。

　　到了26日，日军改变战略，集中2个联队兵力，突击同古城西北角，并使用糜烂毒气弹。奋战竟日，终因城墙坍塌，守军第600团伤亡过大，黄昏时撤出阵地，退守铁路以东。自此，同古城敌我各半，敌占铁路以西，我守路东。

经过多日血战，第200师在重围中左冲右突，前遮后挡，孤军奋战，援兵不至，已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3月28日，日军将第56师团精锐的搜索联队投入作战。

　　这个时候，同古城已陷一半，第200师与日军撕缠扭打在一起，再也抽不出手对付敌军这支新锐。

　　平井卯辅大佐是只狐狸，他率领的搜索联队，并没有加入正面进攻，而是寻裆钻隙，从第200师侧背下手。当日夜间，搜索联队派400人偷渡水深齐胸的锡唐河，直取位于东岸的第200师指挥部。

　　深夜11时，日军突然出现在戴安澜指挥部附近。情况万分紧急。担任警戒任务的599团第3营与敌拼死作战。步兵指挥官郑庭芨知道大事不妙，火速派遣598团两个连增援。激战至拂晓，虽将日军打退，保住师指挥部。可是，敌人乘机占领了锡唐河大桥，切断了师指挥部与城内的联系。

　　此后，日军不断向城东及师指挥部猛攻，企图拿下城东阵地，瘫痪中国军队指挥，将第200师一举全歼。此时，第5军后续的新22师，在同古以北50余公里的南阳车站，遭到日军顽强阻击，进展缓慢，鞭长莫及。

　　虽说戴安澜将军及全体官兵早已下定死战不退的决心，但是杜聿明不能眼看着他的王牌部队玉碎。蒋介石尽管心疼滇缅公路，可是更心疼手中这支精锐之师，在杜聿明的多次请求下，蒋总司令权衡再三，终于说了一句十分沮丧的话：

“撤就撤吧。要是把军队丢光，要滇缅路何用？”

　　3月30日凌晨，戴安澜领着第200师数千名残兵，乘着漫天浓雾，悄悄撤离同古城。

　　天亮以后，日军第55、56师团集中全力，发起总攻。敌军集中炮火和飞机，实施饱和轰炸。之后，步兵发起冲击，这才发现同古已是一座空城。

　　“呱呱呱……”

　　林中的乌鸦仍在不停地呜叫，声声凄厉，令人胆寒。可就是在老鸹的鼓噪声中，第200师官兵于次日拂晓之前，安全渡过南渡河。

　戴安澜想起，昨晚伏在山林，于心烦意乱之际，曾不断诅咒那些老鸹，便对身边的郑庭芨嘿嘿一笑：

　　“看来，是冤枉黑家伙了。”

　　渡过南渡河后，部队进入缅北热带丛林。官兵们在阴暗闷热的密林里，艰难奋进，没有给养，没有道路，也没有向导。有时在林中钻了一天，结果发现又回到原处。为了安全，戴安澜吩咐部队，每穿过一道河川和公路，白天先派侦察分队，化装成缅民，侦察敌情，占领有利地形，掩护部队夜间通过。每一路口，由各连互派联络员，传递信号，指导行动，防止迷路。

　　密林之中，全师官兵或者昼伏夜行，或者夜伏昼行，左右呼应，首尾衔接，跳跃前进。

不久得到消息，日军在攻占腊戍以后，18师团抢占八莫、密###，56师团快速纵队，沿滇缅公路北进，突破中缅边境，连陷畹町、瑞丽、芒市，直逼怒江。滇西大片国土，已沦敌手。

　　日本人已经闯到前头。第200师与军部会合已不可能。

　　日军电台不断广播：“要奠定东亚和平，非消灭第5军，尤其是第200师不可。”

　　日本飞机往密林中散发传单，上面画着一只老虎，后头是拿枪的猎人，前头张开一面大网，旁边写着：“第200师跑不了。”

　　日本人可不是拿空话吓唬人。

　　一个多月前，让第200师从铁壁合围的同古逃脱，渡边正夫中将认为，这是他的第56师团的耻辱，是缅甸作战的一个遗憾。他发誓要重新捕捉这支华军，彻底歼灭。渡边盘算，第200师是机械化部队，在平原地区固守或运动作战是他们的长处，一旦进入缅北丛林，就寸步难行。而他的第56师团，是丛林作战老手，曾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打败过英军。在林中捉迷藏，第200师决不是他的对手！渡边在莽林中布下一道道封锁线，撒下一层层包围网，要把第200师拖垮，拽倒，吃掉。当务之急是把官兵们带回国内

　　5月18日黄昏，第200师官兵隐蔽运动至腊戍西南侧的郎科地区。

　　戴安澜坐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中，借着西方一片霞光，掏出那张皱皱巴巴的地图，在膝盖上展开。郑庭芨也凑了过来。

从地图上看，郎科离国境线只有半截手指长，大约是七八十公里。回国的路程十分已经走完九分。郎科正对着中缅边境的南坎。国境线走到这，突然向缅甸方向突出，呈“U”字形，南坎便是“U”字的底部。这个“U”字，在戴安澜现在的眼里，如母亲向他伸出的手臂。只要再朝前迈一点，就可以牢牢抓住这只温暖的大手，重新投回祖国的怀抱！

　　“再有三五天，我们就到家了！”戴安澜无比兴奋，继而又深深地叹了一声，“唉……”

　　一声叹息，个中几多酸甜苦辣。

　　想到出国远征，抛妻儿，别亲人，出国门，走异邦，征战沙场，刀光血影。而今，眼看踏进家门，谁能无动于衷？

　　再想到，缅甸败退后，入密林，走荒郊，衣不御寒，食不裹腹，行荆棘丛中，睡草莽之内，后有追兵，前有罗网，身临绝境，危在旦夕。现在，眼看脱离险境，扑进祖国怀抱，谁不大喜过望？

　　可是转念再想，我远征大军，旌旗蔽日，刀枪如林，抱必胜信心，立钢铁誓言，保卫滇缅路，弘扬中华魂，可结果，丢盔弃甲，大败而回，丧师辱国，丢尽中国人的脸。踏上国门之时，直觉得惭愧满面，无地自容。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真该轰轰烈烈地战死在缅甸，不该这么窝窝囊囊败回来。戴安澜乍喜乍悲，百感交集。

　师长神情忧郁，郑庭芨心里也不好受，本想劝慰几句，但搜肠刮肚找不到词儿，只重复了两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戴安澜看看身前身后的数千残兵，立时感到责任巨大。当务之急是把官兵们带回国内，个人荣辱毁誉，不足为念！

　　继续前进！戴安澜挺起胸膛，甩开大步，走到队伍前头。

　　越是接近国境，越是不敢大意。官兵们又是兴奋，又是不安，高抬脚，轻落地，蔫不叽声朝前迈。林中有一条小路，那是往返于云南与缅甸之间的马帮踩出来的。马帮大多是走私贩毒，他们走的路都很隐蔽，连当地人也难于发现。路很难走，曲里拐弯，磕磕绊绊，不时能踩到一堆堆膻臭的马粪。这是惟一可靠的路标。每踩到一脚卟卟唧唧的马粪，给人的感觉是踏实，而不是落空；是希望，而不是懊丧。

　　队伍小心翼翼地在密林中前进。森林的夜色真美呀！

　　满弦的月亮挂在树梢，银光泻满大地。千枝万叶在明月照射下，映出点点幽光。森林好像披上一件镶满珍珠宝石的睡袍。来自印度洋的晚风轻轻吹拂，夜雾在林中缥缥缈缈，丝丝缕缕。那些不知名的野花在黑暗中散发出阵阵清香。叶瓣草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挂上露珠，碰在脸上，给你一丝清凉，一丝甜润。满山遍野，虫鸣鸟噪，还有那高亢的蛙声，抑扬顿挫，悦耳动听。

　　可是，不要被森林的夜色迷住了！

　　你知道，月光笼罩之下，这里是怎样的世界？森林之夜并不宁静，并不和谐。号称林中之王的老虎最喜欢夜间行动。大象、野猪也是走夜路的。黑狼、印度豹、马来熊，这些凶残的食肉类猛兽，很多都是白天养精蓄锐，夜间彼此争斗的。像猫头鹰、蝙蝠这类货色，白天睡大觉，专在夜间捕食。连那讨厌的蚊蚋也是夜间比白天更猖狂。森林的夜间在那月色朦胧之下，在那万籁俱寂中，处处藏着杀机啊！这里通行的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铁的法则。这种搏斗比白天更残酷、更无情。

　你听，山那边一群野狼发出为饥饿所折磨的阵阵嚎叫；山这边，立即回响起马来熊更加饥渴的呼啸。那阵阵悠远酣畅的松涛声中，谁敢肯定，其中没有掩藏着饿虎扑食的脚步声？身边，蚊蚋在不停地嗡嗡呜叫，你以为是美妙的音乐吗？不是，每一声呜叫都伴随着一次进攻！

　　森林的夜晚像一丛盛开的罂粟花，美得让人发怵；动物世界的大合唱像一支悦耳的夜曲，甜润得叫人胆寒。

　　第200师的官兵们提心吊胆，百倍警惕，衔杖疾进。因怕弄出响声，有经验的老兵给水壶和铁锹缝了布套；烟瘾大的士兵，只能把烟丝揉碎，放在嘴里嚼；为了防止掉队，有心计的连长，拉起一根长藤，全连官兵一个挨一个，牵着往前走。

　　夜里11时，部队隐蔽接近腊戍西侧细包至摩谷公路。这是归国途中要穿越的最后一条公路。只要今晚顺利通过细摩公路，明晚绕过包德温矿区，再有两三天路程，国境线就在脚下。

　　但决不能莽撞，此地离敌人占据的腊戍不过几十公里。

　　细摩公路静静地横在眼前。沥青路面在月光照射下，油光闪闪，公路顺着山势向前延伸，直到消失在山背的暗处。

　　戴安澜这时潜伏在路南的高地，正瞪大眼睛，窥视着公路上的动静。

因为是机械化部队的主官，戴安澜对公路的感情，与对战车、火炮的感情一样深。特别是英国人修的这条细摩公路，路面又宽又平，全都铺上沥青，2月间出征的时候，第200师的庞大车队，就是从这条公路隆隆开过的。

　　那是多么威风啊！

　　现在不一样了，他的战车没有了，汽车也丢了，公路再不属于他。他和他的队伍，只能像兔子一样，躲在路边，在暗中窥测动静，伺机一跃而过。戴安澜再次尝到失败的痛楚。

　　公路上没有过往车辆，连个人影也没有，一切平静。然而，横卧在跟前的是一条沉睡中的蟒蛇，可别把它弄醒了。

　　“呱，呱……”前面传来几声青蛙的呜叫，这是尖兵发出的“可以通过”的暗号。

　　一群黑影随即跃上公路；刹那间，又窜进路北的丛林里。师前卫部队安全通过。

　　戴安澜随后续的主力部队也踏上公路。师长没有立刻离去的意思，他那犀利的目光在黑暗中搜索着，好像在寻找2个多月前战车从这里隆隆开过的痕迹。他发现路边立了一个里程碑，立刻奔了过去，借着月光，同时也靠着手的触觉，他读出了石碑上刻着的几排英文字母：

　　Isipaw-Mogok

　　20KM

　　(细包至摩谷20公里)

　这么说，我们走的方向完全正确。根据这块里程碑，戴安澜已经可以确定部队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且精确计算出回国的路程。此地离国境线不超过60公里，正北就是南坎，就是祖国伸过来的大手。师长很兴奋，一抬头，望见北斗星在朝他眨眼，好像也在说：“是，没错，大胆走吧！”

　　他转身跟上队伍，离开公路，“蹭蹭”几下，窜进丛林。

　　就在这一霎，黑暗的丛林绽开了朵朵火花。随着一阵猝然而起的爆响，戴安澜看见他的士兵在火光中疯狂地手舞足蹈，然后像被伐倒的大树，东歪西斜。

　　这一幕，像张曝了光的底片，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

　　遭伏击了。

　一个最简单的念头闪电一样在戴安澜脑里闪过。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原地卧倒，然后，伸手拔腰间的勃朗宁。面临突然事变，作为一个指挥官，首先是判断，之后，才是行动。趴在草丛里，戴安澜支起耳朵。日军枪声来自东北高地的一片密林，从火力强度判断，敌人约有2～3个大队的兵力。看来，敌人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我形成包围。我众敌寡，最不宜与其混战。必须把部队从敌人的射界内脱离出来，然后侧翼迂回，对敌人反包围。

　　师长叫来作战参谋，让他通知正在与敌混战的599团迅速向西侧的洼地撤退。可是，部队在行进间遇敌突袭，队伍散乱，指挥瘫痪，团长柳树人下落不明。而在慌乱中，中国军队官兵四面开火，盲目射击，正好暴露自己，招来敌人更猛烈的火力。火光中，中国军队官兵纷纷倒地，戴安澜再也按捺不住，腾地从草丛中跃起，举着勃朗宁，边跑边喊：

　　“弟兄们，往西撤退，快！”

　混战中的官兵，听见师长那熟悉的安徽口音，顿时醒悟过来，调头向西撤退。

　　戴安澜领着官兵边打边转移，日军的子弹雨点一样追着打来，突然，他感到被什么东西从背后狠狠一击，眼前金花怒放，火蛇乱舞，双脚一软，身子向后仰去，刹那间，他望见头顶那颗北斗星突然暗淡下去。

　　……

　　天亮以后，枪声停止。

　　设伏的日军因寡不敌众，死的死，活着的借着密林逃之夭夭。日军是一条狡猾的狼，咬你一口，叼上块肉就跑。

　　第200师可惨了。

　　夜间激战过的这片密林，像遭了台风和雷击。树身东倒西歪，伤痕累累；树冠枝残叶缺，稀稀拉拉。灌木和草莽中，横七竖八，躺着一具具尸体。偶尔，能看到树枝上挂着一截枪管，一顶破帽，或者一条炸飞了的大腿，殷红殷红的血水还在往下滴。599团、600团各自只剩下一个营。599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阵亡。

　　残存的队伍在山坡上自动集拢起来，可是不见师长。

　　师长哪里去了？队伍立即惊慌起来。副师长高吉人、参谋长周之再、步兵指挥官郑庭芨你看我，我看你，一阵恐惧袭上心头。

　　“找师长去！”高吉人喊了一声。官兵们慌忙钻进那片血淋淋的丛林，寻找自己的师长。

　　人们一边呼喊师长，一边在林子里翻腾，掀开炸倒的大树，扒开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还查验了一具具尸体。

　是参谋长周之再在土坡下的草丛中找到了师长。师长蜷缩着身子，躺在厚厚的枯草上，四周一片鲜血。参谋长扑了上去，发现师长胸部、腹部各中一弹。他俯下头，把耳朵轻轻贴在师长胸脯上，听到游丝一样微弱的搏动。

　　“师长在这！”

　　“师长还有救！”

　　周之再轻轻抱起师长，他仰着头，放开喉咙，对着大山，对着森林，对着全体官兵，大声吼道。

　　是的，师长应该有救。他有钢铁一样强健的躯体，他那颗心脏像战车上的发动机一样强劲有力。1939年，在昆仑关战役，他也曾身负重伤，不也挺过来了？况且，在目前危难之际，一支残破的队伍，几千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士兵，都在指望着他。

　　此刻，怎能没有他呢？

　　可是，戴安澜自觉伤势严重，这回怕是挺不过去了。

　　苏醒过来，戴安澜开始为自己预备后事，见师部主要军官和各团团长都在身边，他当众留言：

　　“我殉职之后，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芨率部回国。”

　　众军官难过地点点头。

　　郑庭芨泪流满面，对戴安澜说：“师长，翻过前面那座大山，就到家了。你一定得挺住。”师长点点头，说：“但愿如此。”

　　郑庭芨叫来担架，抬着师长急速北撤。

　5月下旬，已是缅甸的雨季，终日大雨滂沱。林中遍地沼泽，道路泥泞，行进尤为艰难。部队粮食断绝，一位营长见师长身体十分虚弱，宿营时，设法向当地土人求得一碗粥糜，戴安澜饥渴中，仅喝了一口，看了看左右围着的官兵，伤心地说：“我怎么忍心一人独吃呢？”

　　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部队不仅断粮，更没有药，连块干净的绷带也没有。连日大雨，加上蚊子叮，蚂蝗咬，好皮好肉都长红包。戴安澜身上那两个大伤口，感染、溃烂、化脓，还长了蛆。

　　戴安澜痛苦不堪。

　　5月26日，第200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的茅邦村。此地离国境不过三四十里，祖国近在眼前。

　　可是，枪伤恶化，高烧不退，戴安澜已经心力交瘁，几次昏厥，生命之火就像风前的灯盏，忽闪忽闪，随时可能熄灭。

　　凌晨，他清醒了一小会儿。他询问部队目前的位置，离云南多远，还有几天能回国。郑庭芨一一作答。师长边听边点头，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他庆幸部队生还有望。

　　然而，师长对自己信心越来越不足了。他已经感到自己生时有限，于是吩咐卫士整理衣冠，从担架上将他扶起。

　他那失神的双眼，遥望天际，夜幕低垂，穹隆寥寞，月暗星稀，唯有那颗北斗星依稀可辨。戴安澜凝神片刻。事有凑巧，这时一颗陨星划过长空。日蚀月亏，陨星流石，本来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戴安澜戎马一生，叱咤风云，从来不以此类子虚之事为意。可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却勾起他满腔哀凉。望着那颗逝去的流星，他叹了一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人之将死，其言亦哀。郑庭芨听了师长这句话，心头不禁一阵震颤：这位顶天立地的铮铮铁汉，壮怀激越的武勇将军，什么时候说过这种听天由命、无可奈何的话语？

　　记得出国之初，戴安澜挥军向同古进发，沿途但见山峦起伏，林木葱茏。道路两旁，芸香草遍地开花，香味扑鼻。戴安澜不禁神思飞扬。

　芸香草为滇西缅北特有。高可达1米，叶子有特异香味，可入药，性温，有驱寒祛湿，行气止痛，防腐杀菌功用。传说，当年诸葛亮远征南蛮时，瘴烟大起，军中人马病死无数。后得仙人指点，自山中采摘薤叶芸香，每人口含一叶，则瘴气不染，病患全除，遂大败孟获。待诸葛亮回师北返，蛮人留之。诸葛亮安慰说，吾将重来。蛮人问重来之期。诸葛亮指着遍山的芸香草说，此草开花之期，则吾重来之时矣。

　　芸香草本是极少开花的，百年难得一遇。今春，中国远征军进兵缅甸，正巧芸香花竞相开放，灿如云霞。戴安澜挈兵远行，壮志凌云，又见仙草开花，迎迓王师，不禁心血来潮，进军途中吟成豪迈诗句：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然而战争的急剧发展，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胜败存亡的转换，常常在瞬息之间。到3月22日，同古保卫战进入危急关头，戴安澜已开始作最坏打算。这一天，在下定死守孤城的决心后，他中断了多年写阵中日记的习惯，却预备下两封义无反顾而又儿女情长的遗书。

　　一封致夫人王荷馨，写道：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东瓜即同古城)，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端公即为戴安澜叔祖父戴端甫，知名爱国人士。戴安澜人生道路引路人。2月28日，端公于广西全州病逝，戴安澜因奉命远征，未能亲临送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安澜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封致友人，写道：

　　子模、志川、尔奎，三位同志鉴：

　　余此次远征缅甸，因主力距离过远，敌人行动又快，余决以一死，以报国家！我们或为姻戚，或为同僚，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生活费用，均由诸兄经手。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手此即颂勋安。

　　安澜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戴安澜决心死守同古，而结果却是按照杜聿明的命令突出重围。同古失利，影响缅甸作战全局，戴安澜自觉难以辞其咎。他以胜败萦心，精神不爽。4月6日，接到电报，命他火速至缅北梅苗，晋见委座。戴安澜料定：此去必死无疑。因此，去梅苗之前，他先到军部与杜聿明告别，移交军务。临别，戴安澜泪流满面，对军长说：“败军之将，按律当斩，我死而无怨。”

　　没想到，到了梅苗，蒋介石不仅没有查究同古战败的责任，反而对国军在同古勇敢作战精神，大加赞赏。戴安澜夫妇在行辕设午宴款待戴安澜。晚上，又在委座的行辕留宿，与委员长仅隔一墙。戴安澜受宠若惊，暗发誓言：赴汤蹈火，挽回败局，报答统帅之垂青。

　　然而，缅甸作战还是以惨败告终。

郝梦龄

　　郝梦龄(1898.2.18—1937), 字锡九，汉族，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家庭世代务农。他家境十分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虐待，投奔奉军魏益三部当兵。魏益三看他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1921年起，郝梦龄在魏益三部任营长、团长。1926年跟随魏益三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他作战英勇，升任第四军第二师师长。打下郑州后部队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后升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等职。

　　1937年5月，调四川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行至重庆，得悉卢沟桥事变爆发，郝梦龄请缨北上抗日，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经过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他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郝梦龄到达石家庄后，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军、第35五军、第61军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战前，他鼓励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10月11日，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本第5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第9军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时掩蔽起来，日军炮火一停，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多次与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况之惨烈，双方损失惨重。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第9军与日军在忻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 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终于占领了204高地，第9军损失惨重。为了坚守阵地，郝梦龄对阵地上的将士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10月15日夜，总司令卫立煌给郝梦龄增派了7个旅，并命令他分三路夹击日军。16日凌晨，郝梦龄率部队对日军阵地发起了攻击，枪炮声如雷，喊杀声震天，日军节节败退。第9军乘胜追击日军，混战中，郝梦龄不幸被日军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时年39岁。

　　10月24日，其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安其遗体于武昌卓刀泉，万余人参加葬礼。12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其为陆军上将。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高度评价其抗日殉国的精神。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武汉市人民政府重修其陵墓，并将汉口吉林路复名为“郝梦龄路”。

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将军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

品行及爱好

　　郝梦龄将军为人正直，处世严谨，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他喜好读书，家中购有大量的古籍珍本，其中有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有各种军事兵法，有影印的藏经碑铭，有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籍。他常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忠臣义上的历史故事鞭策自己并教育部下及其子女。尤其喜爱、推崇文天祥的两首诗《正气歌》、《过零丁洋》，这些都为郝将军的壮举打下坚实的基础。

郝梦龄烈士墓园

　　郝梦龄烈士墓园位于武汉市伏虎山西北侧的山腰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园坐东南、朝西北，墓的四周砌有0.8米高的砖沙水泥结构的围墙，占地面积约80平方米。前面有一宽25米的墓门，门前有宽1米的33级阶梯。

　　墓分为墓身和墓碑两部分，墓身高0.8米，宽2米，长3米，呈椭园形。

　　墓碑高3米、宽1.1米、厚0.75米，用水泥、砖、沙砌成的小塔，表层为水磨石，呈灰黑色，颇具民族风格。墓碑的正中镑刻着"郝梦龄烈士之墓"七个隶书大字。

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郝梦龄

郝梦龄，字锡九，1898年2月l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一户农民家庭，祖上世代务农。他幼读私塾，后入县立小学堂，14岁那年去正定府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因不堪老板虐待，愤而出走，北上保定投奔魏益三。魏益三(1884-1960)是郝梦龄的亲戚，早年毕业于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时任驻保北洋陆军基层军官。魏看郝梦龄少年有志，有血性，又有读过私塾的底子，便托人介绍，使郝梦龄得入保定陆军小学堂就读。陆小学制为三年，学生待遇为公费，除食宿学习生活用品外，每人每月还发给一至二元的零用钱，但学校纪律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早起、晚睡、上课、出操，都要求统一行动。走出农家，来到城市，又是免费上学，郝梦龄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除了礼拜天去魏益三处请教些兵书战策，便埋头于学校的功课。

　　陆小毕业后，郝梦龄顺利升入同是公费的北京陆军预备学校，该校位于北京郊区，距清河镇约六七华里，学制二年，课程设置仍分学、术两科，但比陆小要高深的多，还增加了野外演习等。经过陆小、陆中的学习，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民国建立后开办的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是黄埔军校创办之前唯一的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自1912年开办到1923年停办，十一年间，历经八任教长执教，共办九期，培养造就了各类军事人才6500余名。郝梦龄所在的第六期，毕业人数1333人，是九期当中人数最多的一届。当时校长为杨祖德(第五任)，山东临清人，日本土官学校第三期毕业，长期从事军事教育，经验丰富，待人诚恳，有长者之风，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杨祖德任军校校长三年，是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他任职期间也是军校秩序和教学质量最好的时期之一。共产党战将叶挺、赵博生；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国民党著名将领顾祝同、黄琪翔、何柱国、李汉魂、黄镇球、上官云相、薛岳、余汉谋等，均出在保定军校第六期。

　　在保定军校，培植了郝梦龄的军事学术基础。军事学方面，除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垒学四大教程外，还有军制学、马学、卫生学、经理学等。术科方面，区分为教练与技术两种，前者又分为校内教练和野外教练，后者则包括马术、劈刺术；特别课业方面，除入学考试、学期考试和毕业考试外，还有工兵作业见习，野外战术演习及野外筑垒，兵器及火药制造见习，炮兵操法。手枪操祛等。生活方面，保定军校系民国政府所办，与陆小、陆中样，其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皆由学校供给。

　　据军校第九期生张寿龄生前回忆：“学生入校，学校发给每名学生棉被两床(薄厚各一)，棉褥一条，白布单两条，草床垫一条，枕头一个。冬季发灰布棉军衣一套，秋季发灰布夹军衣两套，夏季发浅色单军衣两套，另发内衣内裤，帆布鞋及白布袜子。节假日外出服为军官服，冬季为黄尼子料，夏季为灰斜纹布军衣。军官学校的学生均戴军官大檐帽，帽箍由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组成”。

　　另外，还向学生发放日常生活用品如脸盆、毛巾、肥皂、擦脚布、牙刷、牙膏、针线包等。学习用品如文具纸张笔墨及各种兵科书本教材筹。考核方面，学校要求十分严格，两种不及格者降班就读，若连降两次，便于外除之。在校期间，郝梦龄学习刻苦，品学兼优，从不吸烟酗酒，学校所发津贴大部用来购书，他常以文天祥、史可法、岳飞、苏武等忠臣义士自励，尤对文天祥推崇备至，对《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能背诵如流，深受教官欣赏和同学们钦佩。1919年军校毕业，分派到西北边防军任下级军官(见习排长)，从此步入军伍。

　　初入军伍先皖后奉 后随故主十载春秋

　　西北边防军系由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的参战军演变而来。郝梦龄军校毕业，派入边防军任见习排长时，当年曾帮助介绍他学军的魏益三正在边防军一师师长曲同丰(保定军校第三任校长)部任旅参谋长。他见郝梦龄学业已成，是个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军官，便爱护有加，调其到自己属下任军士教导队副连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胜皖败，郝梦龄随魏益三退守北京南苑，不久被奉军改编，魏益三任张学良第三混成旅参谋长，郝梦龄任营长，后任团长。自此一直到1929年，郝梦龄一直追随魏益三，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在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年代，其军旅生涯飘忽不定，深深刻铸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郝梦龄随魏益三之第三混成旅于京西地区参战，被直系冯玉祥部击败，率残部退出山海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又起，此战因直系冯玉祥阵前倒戈，导致了直系的失败。战后，魏益三任东北炮兵第二旅旅长。1925年11月23日，原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以改革东三省政治为名倒戈反奉，将所属部队扩编为五个军，魏益主为第五军军长。郭松龄起兵后，留魏益三率部驻守山海关。是年底，郭松龄兵败被杀，残部为张学良收编，而驻守山海关的魏益三拒绝改编，转投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西移途中，于滦河西岸与奉军隔河对峙。1926年1月，该部被冯玉祥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魏益三任军长，郝梦龄任第二十六旅旅长。2月，国民四军移驻保定。3月，阎锡山联同直、奉部队向驻天津、北京一带的国民军进攻，国民军失利。5月，阎锡山将其改编成讨国民联军第四军第一路，魏益三任第四军副司令兼第一路司令。10月，又被吴佩孚收编为河南保卫军第八军，辖三个师一个混成旅及炮兵、骑兵各一个团。

　　1927年3月，该部被武汉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仍以魏益三为军长，彭振国为副军长，郝梦龄为第二师师长。4月，参加北伐。该军以第二师郝梦龄部在第一线担任进攻，余部在信阳、广水；应山一带维护后方安全。第二师参加围困遂平之战。7月，该军驻守湖北武胜关、广水、黄陂一带。8月，军内发生内讧，魏益三率一部东往投奔蒋介石，后驻安徽六安；唐生智命副军长彭振国代理军长。10月，南京政府西征讨唐，彭去职，军长一职由郝梦龄代理。唐生智失败后，魏益三又复军长职。

　　1928年2月，该军所辖三个师分别改番号为第一O三、一O四、一O五师，郝梦龄任第一O四师师长。1928年11月整编后，以第三十军和收编的苏荫森部合并缩编为第四集团军第十一师。1929年3月，依中央军番号顺序改为第五十四师，魏益三任师长，郝梦龄为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旅长、。1930年3月，魏益三调任他职(军事参议院参议)，郝梦龄接任师长。自此。追随魏益三十年之久的郝梦龄不再受其节制，而魏益三再也未涉足军队重掌兵权。

　　关于魏益三结局：1930年3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33年6月任北平军分会委员，1935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1944年任军政部荣誉军入总管理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文吏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撰写过一批文史资料，1960年病故，终年76岁。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掷笔一叹：魏益三，在保定军校历届毕业生中，是很有特点的一个。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伟业，但起码有两点可记：一是他学军时间最长学历最高，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洋文班、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陆军大学第三期；二是他的慧眼识人。如果没有他的引路，便没有郝梦龄的保定学军，也就没有了日后血洒忻口战场的抗日民族英雄郝梦龄。

　　围剿红军连遭败绩 厌恶内战屡欲归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最混乱的年代。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着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第二年就发生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1930年春又发生了全国性的蒋、冯、阎、李间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多万。郝梦龄时任第五十四师师长，隶属第九军，率部参加了中原大战。1930年底，湘鄂赣边区剿共清乡督办公署成立，第九军军长王金钰兼任督办，下辖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据资料记载，在之后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中，郝梦龄参加过两次。

　　1931年4月，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重组南昌行营，在第一次围剿兵力的基础上，又把大批参加中原大战的杂牌部队调入赣南，计有：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辖三个师；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辖两个师和一个旅；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辖四个师；王金钰的第五路军，辖五个师(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上宫云相的第四十七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总计20万大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布成一条弧形阵形，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扬言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面对强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运筹帷幄，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行动作了精心的设计和部署。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央红军，选择进占富田之敌王金钰部为首战对象，“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先将红军主力集结隐蔽于吉安县东固一带，以异乎寻常的耐心，秘密埋伏25天，到5月5日，王金钰部果然脱离富田阵地，分三路向东固进犯。16日进入红军伏击圈，经一天战斗，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全部被歼，继而迅即转入战略进攻，由富田而东，奋力横扫，“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人。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毛泽东主席这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艺术地再现了红军反第二欠大围剿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侥幸的是，当红军歼灭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后，郝梦龄率部连夜由藤田撤退到永丰县城，没有同红军正面发生战斗，因而“得免于难”(毛泽东语)。但下一次就不同了。在紧接着的第三次“围剿”中，郝梦龄师损失掺重副师长魏我威被击毙，三个旅长均阵亡，全师几乎溃不成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把同样损失参半的第四十七师有枪之旅拨归第五十四师，其他残兵编成两个旅，仍保留第四十七师番号，调蚌埠补充。1932年郝梦龄升任第九军军长，仍辖第四十七、第五十四两个师，郝梦龄兼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34年红军退出苏区长征后，第四十七师调归豫皖绥靖公署节制，第五十四师由上官云相指挥追剿红军。

　　1935年5月，第九军奉命修筑黔北公路。郝梦龄授衔陆军中将。这期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后又策划所谓华北自治，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使郝梦龄对连年内战十分厌恶，抗击日寇守土卫国的民族情结日益强烈。为此，他曾两度请缨北上抗日，未获批准后又曾两次提出申请解甲归田，亦未得到当局允许。这一时期，郝梦龄的思想陷入极度苦闷彷徨之中。忻口血战将军捐躯民族英烈精神长存

　　1937年5月，郝梦龄因厌恶内战，再度要求解甲归田，但国民党当局决定调他去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7月初，郝梦龄在往陆大途中，得悉卢沟桥事变发生，他毅然中途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拼”。此后又上书请缨，强烈要求率部北上，终获批准。

　　1937年8月，郝梦龄率第九军自贵阳冒暑徒步北上，经黔东镇远到达湖南桃源，改乘汽轮拖带之木船到达长沙，再乘火车抵湖北武昌。部队过汉，郝梦龄回家与妻子儿女话别，立下遗嘱，决心拼战疆场，不打败日本侵略者决不生还。随即兼程北上奔赴石家庄前线，编入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序列。其时，山西雁门关已失守，晋北的忻口成了山西抵御日寇侵略的第一道防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保卫太原，决定在忻口组织会战，再向蒋介石请求中央军入晋作战。蒋介石应允派第十四集团军人晋后，阎锡山即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忻口会战。

　　忻口是一个较大的村落，位于忻县城北25公里处，同蒲铁路贯通南北。村西北部为红土梁，梁北的云中河流经忻口北的界河铺后汇入滹沱河。滹沱河在此由南经灵山脚下折向东北。忻口村被夹在红土梁与灵山之间，成为南北之间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忻口西南侧有一西南、东北走向的山沟，名“红沟”。此沟的内两侧有预先构筑的国防窑洞30多孔，忻口会战的中央兵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10月初，郝梦龄率部先期到达忻口布防，积极派兵增援被日寇围困在原平镇的晋军。他在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和嚣张气焰后，更加坚定了有我无敌抗战到底的决心。10月10日，忻口会战即将正式展开，郝梦龄夜不能寐，挥笔疾书，给妻子剧纫秋写下了最后的遗嘱：

　　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于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倘吾牺牲，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书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宇双十节于忻口

　　约11日，忻口战役正式展开。指挥进攻忻口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在平型关被我八路军第五师重创。之后，报复之心十分强烈，他集中其全部情锐兵力，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倾全力向我忻口阵地猛攻。当时，首当其冲的是布防于中央地区的第九军，郝梦龄任中央地区总指挥。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12日，日军攻陷中央地区我方前沿阵地。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二O四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敌我双方均死伤惨重。第九军在夺回被敌攻占的阵地后，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

　　10月15日拂晓，当第三二二团战斗到只剩下100多人的时候，郝梦龄将军又冒着敌人的炮火出现在该团阵地上，他对百余名官兵讲：“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一百多人，编成—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不打退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辟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你们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官兵们以轰雷般的声音回答：“誓死坚守阵地!”郝梦龄激动地说：“好，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他以此格言与官兵共勉，并撑笔疾书“站在那里，死在那里”八个大字，晓喻全军将士。

　　战斗到15日夜，总司令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郝梦龄指挥，由正面向敌夜袭，左右翼同时出击策应，以收夹击之效。是夜三时，郝梦龄又亲临前线，挥兵奋进，连克数座山头。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也随郝梦龄督队前进。到16日凌晨五时许，天已微明，郝梦龄担心天亮后新夺取的阵地受敌机及其炮火威胁，决定乘胜直追，迅速将敌歼灭，遂更奋勇挥兵，在我军追袭下，敌阵纷乱，不得不以机枪，榴弹炮掩护退却。这时，郝梦龄、刘家麒已临散兵之线，距敌仅200多米。在通过敌人封锁的一段隘路时，二人同时中弹倒下。弥留之际，仍力呼所部杀敌报国，而后壮烈牺牲。同时殉国的还有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

郝梦龄将军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我军第一位军长。噩耗传开，举国悲悼。当灵柩于10月24日运抵武汉时，武汉各界代表4000余人前往车站迎灵。11月16日，武汉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全市下半旗志哀。而后，国民政府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将军的灵柩安葬于武昌洪山卓刀泉。12月6日，国民政府特颁褒扬令，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刘家麒、郑廷珍追赠为陆军中将，明令“从优抚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勋荩，而垂永久”。为了纪念英烈，汉口日租界的北小路命名为“郝梦龄路”。1983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表彰爱国军人的献身精神，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武汉市人民政府亦拨专款将武昌洪山卓刀泉的将军陵墓修葺一新，永供世人缅怀和瞻仰。

郝梦龄家书：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

如果从10月上旬的高空俯瞰晋北大地，便会看到这样一种奇观——在内长城以南，几万大军正朝忻口方向蠕动，数十路纵队蜿蜒交错，掀起的黄尘不时地遮蔽了天空；而在太原至忻口的同蒲铁路上，小火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远道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主要依靠铁路运兵。
　　10月6日夜晚，忻口战役前敌副总指挥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到达金山铺。金山铺紧靠同蒲铁路，离忻口约有3公里远，这里是傅作义预定的第35军指挥地点。次日一大早，傅作义站在指挥部附近的空地上踱步，像突然想起什么，他问参谋长陈炳谦：“各部都到了什么位置？”
　　陈炳谦：“除客军一部已占领阵地外，其余部队尚在途中，总的来说行动缓慢。”
　　傅作义：“形势不容耽搁。马上给董其武发报，让他先派1个营乘汽车火速开赴忻口以北云中桥附近抢占阵地，掩护中央军、晋绥军向忻口集结！”
　　差不多这个时刻，第61军军长陈长捷率第72师到达五台县的豆村。沿途得知，溃兵四处乱窜，随便派饭投宿，勒索百姓财物，甚至强奸妇女，连佛教圣地五台山都遭到了洗劫，陈长捷忿而无奈。这天早晨，在豆村村口，有六七个村民捆押着一个溃兵来到陈长捷面前，村民们诉说他枪杀了一个抗拒强奸的少女。
　　陈长捷当即气得脸膛发紫。他盛怒不休，破口大骂，然后拔出腰间的手枪，亲手将那个溃兵击毙于路边。
　　截止到10月11日，先期赶来的中央军和稍后赶到的晋绥军终于在忻口前线布防完毕。中央地区：郝梦龄第9军（辖刘家琪第54师、郑廷珍独立第5旅）、李仙洲第21师、傅作义第35军、陈长捷第61军，前敌总指挥郝梦龄，副总指挥陈长捷；左翼地区：李默庵第14军（辖彭杰如第10师、刘戡第83师、陈铁第85师）、朱怀冰第94师、郭宗汾第2预备军，总指挥李默庵；右翼地区：刘茂恩第15军，总指挥刘茂恩；总预备队：高桂滋第17军。另有炮兵9个团支援作战。加上战役过程中投入的部队，忻口战场共有90多个团——其中多数部队经南口、天镇、平型关等战役，均有严重减员，未及补充。
　　首当其冲的是郝梦龄第9军。忻口是一个较大的村落，村子的西北面为红土山梁，梁北的云中河，流经忻口北约2公里的界河铺汇入滹沱河。滹沱河在此折向东北。这样，忻口村被夹在红土山梁与东面的灵山之间，形成南北之间的险要孔道，而忻口左右的两侧山地，分向东、西延伸，成为面对北方的天然屏障。环绕着方园20公里红土山梁的忻口、界河铺、关子村、南怀化、下王庄、泥河、旧河北等村落便成为忻口战役的主要战场。
　　从1935年开始，阎锡山派晋绥军炮兵第25团的一个营，在忻口西北面红土山梁的后沟及沟外的东崖下修筑战备窑洞，一直修到抗战爆发前，总共修成47孔窑洞。这些窑洞全部用石块砌成，既深且宽，最大的深20余米，宽在3米以上，高约4米，洞门像城门状，上有石垛，垛下有“第×号”字样的横匾，字形端庄，一尺见方。预定忻口战役中央兵团的指挥部就设在这些窑洞里。
　　57年后，这47孔窑洞仍坚固完好，但很少有人来凭吊。物是人非，欲说还休，无语泪不流……
　　10月5日零点刚过，一列小火车长嘶一声，在忻口车站摇晃一阵，然后停下。从火车中部的车箱里走下一位身着将校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将领。他就是刚刚担任第9军军长不久的郝梦龄。
　　有飕飕的西北风刮过来。一轮残月挂在西边的天际，天上数不清的星星在闪耀。部队陆续下车，车站上乱糟糟的。几只提在铁路员工手中的马灯晃来晃去。
　　这年39岁的郝梦龄身材魁梧，略略发胖，留着平头。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表情。下车后，郝梦龄暂时住进村北一个叫李存全的人家里。
　　郝梦龄祖籍河北省藁城县庄合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毕业。29岁时，他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30军第2师师长，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他率部转战于豫、皖、湘、鄂、冀等省，屡建战功。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国民政府授予他二等宝鼎勋章。
　　虽然在军阀中闯荡，郝梦龄却惊人地保持了洁身自好。他严于律己，绝少军阀恶习，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狎妓，更不纳妾娶小，从不克扣军饷，而且在他的部队中也坚决禁止赌博、吸毒、纳妾等恶习。手下有个旅长因为吸毒，他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他的叔父在他手下当军械处长，这位叔父违犯军纪偷偷纳妾，他知道后当即决定将叔父遣返回乡。叔父前来求情，他说：“在家里您是我的叔父，我以长辈待您；在军中您是我的部下，我不得徇私情呀！”

1930年10月，郝梦龄兼任郑州警备司令。置身于官场的他常遇到宴会中狎妓一类的应酬，他虽深恶痛绝，但又不便指责同僚。为此，他想出一个妙法——每次赴宴时都带着6岁的女儿慧英同往，同僚们不好意思在女孩面前狎妓，只得作罢。
　　出身于贫穷人家的郝梦龄具有深切的爱民之心，他的部队以纪律好而著称。有一次行军作战，遇到大雨，道路泥泞，炮兵行动困难，一名士兵强拉百姓一头黄牛，双方发生争执。他听说后当即传令将这个士兵枪毙。行军宿营时，他尽量指挥部队在野外露宿，如果迫不得已进村，只能铺柴草席地而眠，出发前还要将柴草放回原处，水缸挑满水，院子扫干净，并指派值日官检查有无违纪情况。他还自编了一首军歌让部队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爱老百姓，挑水莫挑有鱼塘，莫向人家打门板……”
　　他身经百战，但他对“人民遭殃、流血千里”的内战感到惭悔和痛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他曾请求解甲归田。1937年5月，他再度提出辞呈。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正在重庆陆大将官班学习的郝梦龄顿觉一股豪情涌满胸间，他对妻子剧纫秋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我应该去与敌人拼！”
　　夏末时节，多次请缨率部抗日的郝梦龄终获批准。正在汉口开会的他立即电告远驻贵阳、遵义、独山的部属第54师：“即刻出发，徒步到长沙乘火车经汉口到石家庄下车待命，沿途严防空袭。”当时，第9军的另一个师——第47师驻扎在蚌埠一带，晚些时候才能北上。
　　9月14日，军部和第54师到达汉口。郝梦龄问该军军官军士训练班主任李文沼：“部队士气如何？”
　　李文沼说：“全师士气旺盛。”
　　郝梦龄高兴地说：“好！前年你看过东北军韩光第的讣告了，他和我是同学。他在满洲里同苏俄因争国界作战牺牲，我非常钦佩。他为保卫祖国边界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们都要效法。”
　　9月16日，是第9军从汉口开拔的日子。15日晚上，郝梦龄和家人最后一次团聚。他先是来到自己的书房，打开台灯，沉思片刻，从笔筒里抽出毛笔，研好墨，在一张白纸上给孩子们留下这样一段话：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们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字予慧英、慧兰、荫楠、荫槐、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九月、十五。
　　这其实是郝梦龄留给5个孩子的遗嘱。写完后，郝梦龄将毛笔掷进笔筒，墨迹未干，他就将遗嘱装进了信袋。清冷的月光照在木格窗棂上，他也许有些伤感，遂起身来到客厅。儿女们都围过来，他们都还小，还不能完全理解此时父亲的心情。他抚摸着孩子们，仿佛怕吓着他们似的，轻轻地、缓缓地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最后，他将目光停留在大女儿慧英身上。慧英已经13岁了，快长成大姑娘了，她圆圆的脸庞清秀、白嫩，长长的睫毛下，有一双仿佛会说话的亮丽的眼睛……他叫过慧英，从怀里掏出信袋：“我走后3天你再拆开看，再念给你妈听，好吗？”
　　他的妻子剧纫秋识字不多，每次他从外地写来信，都是慧英念给母亲听。
　　然而，好奇心颇重的慧英非要当面拆开看，郝梦龄不忍心临行前全家为此哭哭啼啼，忙上去和慧英对抢，父女俩嘻嘻哈哈打闹在一起——在抢夺遗书的瞬间，这个家庭充满了短暂的欢乐。
　　那封墨迹未干的遗嘱最终在对抢中撕毁了。慧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低头不语。郝梦龄说：“孩子，爸爸过后再写一份寄回来。”
　　10月5日上午7时，一夜未睡的郝梦龄率第54师师长刘家琪及各旅团长到前沿视察阵地，他们骑马从忻口村出发，顺着村西的公路向北而行，没走多远，郝梦龄就看到了山梁根下那些外表几乎一模一样的窑洞。

　　看过几个里面空空荡荡的窑洞后，郝梦龄对军参谋处长说：“你立即让军部各处在这里收拾一下，把指挥所建立起来，首先将无线电台和通往师、旅的电话线架起来。”
　　然后，他们出沟前行。在沟口的左侧有一个叫红崖弯的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从这里有一条小路上山，可达关子梁上的烽火台，由烽火台下山往西走，可到南怀化村。后来，战斗开始后，郝梦龄多次沿着这条道路前往各阵地督战。
　　不一会儿就到了最北面的界河铺。郝梦龄一行下马后，爬上一个小山包，向北望：面前的地形突然开阔，东面的滹沱河与西面的云中河在此交汇后向东流去，脚下，同蒲铁路和公路分别通过云中河上的两座桥梁贯穿南北。
　　郝梦龄：“这里的地形确实险要。此处归162旅防守吧？”
　　第162旅旅长王晋：“报告军长，部下派323团在此驻守。”

第54师师长刘家琪：“这里是南北通道，河东侧又是我军同右兵团的结合部，判断敌人会将这里作为进攻的主要突击地段。我已将战防炮一个连配属给323团。”
　　郝梦龄：“你们的判断和部署是正确的。战斗发起后，一定要用火力封锁这两座桥梁，不使敌人步兵和坦克通过，必要时炸掉它们。”
　　当他们行至关子村东侧时，看到一条深沟逶迤南下——这条天然形成、几乎横穿整个红土山梁的雨裂沟后来成为守军的主要隐蔽场所。参谋处长介绍说：“这条沟当地人叫它十里长沟，它是323团与321团阵地的结合部。关子村北面就是云中河。”
　　郝梦龄：“河水多深？能徒涉吗？”
　　“虽然今秋雨水多，但实地测量发现，最深处也不及1米，所以敌步兵可徒涉河水前出，对敌人的坦克阻碍也不大。”
　　郝梦龄思忖片刻，对刘家琪说：“铮磊兄，沿云中河南岸的滩头阵地需要加强，北岸我军的前沿阵地，更为重要。”
　　刘家琪是湖北武昌人，浓眉、阔嘴，身材结实，一举手一投足便显示出军人的威武。他是第9军的官佐中资历最老的人，年龄比郝梦龄大4岁，所以郝梦龄一直很尊重他。
　　听了军长的话，刘家琪侧身对随行的第161旅旅长孔繁瀛说：“孔旅长，请你命令各团，在河南岸与山麓之间较宽广的地段，构筑两道防御阵地，加强抵抗敌人渡河攻击的力量！”
　　郝梦龄回头南望荒草丛生的关子梁，打算上山看看。他们不顾疲劳，顺着村民们踩出的崎岖小路，徒步上山。半个时辰后，到达关子梁南面的烽火台下。这个远古时代留下的烽火台，处处流露出岁月变迁的痕迹。郝梦龄登上烽火台，举目远眺。他看到西面的云中山和东面的五台山顶已经披满霜雪，像两个白发巨人，正北面的雁门山脉，灰蒙蒙的隐约可见。在山与山之间，是一块块的田园，其间村庄密布，河流纵横，树木伫立，一派富饶景象。
　　许久，刘家琪和各旅、团长们听到他们的军长说：“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
　　忻县。在南城墙根下，有一户姓杨的大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宅院修得十分气派，青砖青瓦，东西各三进门，大门口有两棵苍郁的古槐树，院子也用青砖铺成。卫立煌到达忻县后，就将他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了这里。院中间的正房作了办公兼会客室，西面是他的卧室，参谋长郭寄峤和勤杂人员住进了最东面的小院。房东一家暂时搬进了厢房。院子后面的空地上停放着几辆小汽车。
　　一到忻县，卫立煌和参谋长郭寄峤就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工作：制定作战计划、督促各部加快行军速度、部署阵地、调集弹药粮秣……各类人员进进出出，电台的发报声终日不停，房间里昏黄的灯光很晚才能熄灭，有时要通宵达旦。
　　卫立煌难得闲下来，偶尔有点空，他喜欢和房东杨老先生聊天。杨老先生大约60多岁，留着山羊胡子，头上罩一顶瓜皮小帽。对于卫立煌这样一个领兵几万的中央军大官住进自己家里，杨老先生一家都感到脸上很光彩，很兴奋，仿佛生怕打扰了这个脸相很年轻但留着胡子的“卫老总”，他们一家连说话走路的声音都尽量放轻。一天，杨老先生问：“听说小日本鬼打起仗来很凶，个个刀枪不入。真个是这么回事？”

卫立煌哈哈大笑：“人身都是肉长的，哪能刀枪不入哟！”
　　杨老先生也笑了：“那，你们怕日本人吗？”
　　“不怕！日本国比山西省大不了多少，人口比咱中国更少，咱三个人换他一个，他换不过咱。老先生，你就等着胜利的消息吧！”
　　有时，卫立煌站在院子里，向北城了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雄伟壮观的北门城楼，据说此城楼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纯木结构，正面三层五开间，重檐三跌水，歇山顶式，四周带围廊，最醒目的是楼顶上高悬的“晋北锁钥”巨匾。
　　此时，10万大军正逐次向忻口开拔，他们能成为晋北锁钥吗？卫立煌有信心，但没有把握。

　　忻口后沟。第9号窑洞。在“第9号”名下，一共有3孔窑洞，它们面向东南方向，离山梁下的公路仅几步远，太阳光很容易照射过来。对过隔着沟，也是一排窑洞。到达忻口的第二天，郝梦龄便将他的指挥所搬进了第9号窑洞。
　　10月10日黄昏时分，几辆汽车停在第9号窑洞门口，从头一辆车里走下卫立煌和郭寄峤。郝梦龄将卫立煌一行迎进窑洞。他们二人以前很少在一个战场上作战，彼此见面的机会不多，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但郝梦龄仰慕卫立煌的军事才华，卫立煌钦佩郝梦龄的品行，这便使他们一见如故。
　　坐下后，卫立煌关切地对郝梦龄说：“锡九兄，你的气色不好，许是太劳累了，希注意身体。”
　　郝梦龄笑笑：“感谢卫总司令关怀，我的身体一向很好。”
　　卫立煌：“还是要注意休息，以便指挥部队作战。原平方向战况如何？”
　　郝梦龄：“估计已到最后时刻，我很担心姜玉贞旅长的安危。”
　　片刻之后，他们骑马前往界河铺，与第54师师长刘家琪会合，然后沿云中河南岸经关子村向西南而行。到达南怀化后，他们纵身下马，卫士们接过缰绳。
　　他们徒步登上一个高坡，此时太阳已经隐入云中山的那一面，落日的余辉像浓郁的血光照射过来，所有的人浑身上下宛若涂满了油彩。
　　卫立煌看了看周围的地形，说：“南怀化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界河铺我军要重点防守，但这里也不容忽视！”
　　刘家琪说：“总司令说得对，郝军长和我判断敌人主要的突击方向：一是界河铺，一是南怀化，而南怀化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以本师战斗力最强的322团在此防守，准备对付敌人主力的攻击。”
　　卫立煌点点头。天色全暗下来，薄雾在田野上升起，尖厉的小风一阵阵刮来，众人都觉出了明显的寒意。下山后，郝梦龄陪卫立煌等人回到第9号窑洞，他们又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讨。临别时，卫立煌握住郝梦龄的手，郑重地说：“锡九，你所指挥的界河铺至南怀化地段，是忻口作战的主要地段，估计敌人会倾全力向你冲击。我已决定，此后的增援部队，大都用在这个方向。而且我已报阎司令长官同意，请你担任中央兵团的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这一线的部队！”

　　送走卫立煌后，郝梦龄裹紧灰棉大衣，站在窑洞门口的空地上呆了一会，没有马上进去。从原平方向传来的枪炮声已变得稀疏，而原平是忻口正面的最后一个堡垒，原平若失，日军不出半日即可到达忻口，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随从副官李振声劝他回窑洞休息。他在摆于窑洞中央的那张旧行军桌前坐下，煤油灯微弱的光线只能照亮一片不大的地方，前后左右都黑乎乎的。几天来，马不停蹄地看地形，指导部队修筑工事，夜晚难以入眠，他确实感到极为疲惫。但此时他仍无睡意。
　　郝梦龄戎马半生，大仗恶仗打过不少，但他从未像这次感到责任这么重大。部队北上途中，沿途群众箪食壶浆，热情欢送，郝梦龄十分激动，在石家庄，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从未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热情，往日误国，真该痛切反省。”
　　10月3日，在来忻口的火车上，他曾对第161旅旅长孔繁瀛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定要实行连坐法！”
　　10月6日，搬至第9号窑洞的头一个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前者系内战，此次系国际战，较有功于国多多矣……”
　　10月7日，在南怀化第54师指挥所门前，他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人人都要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决心与敌拼杀。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实感可耻。欲置国家于磐石之上，欲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官兵用命，奋勇战斗。我在54师时间最久，官兵与我感情特深，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阎司令长官枪毙了弃守天镇的李服膺军长，给我们做出了军法无亲的榜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这天晚上，夜很深了，郝梦龄仍然没有入睡。许多年来，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等脑子静下来后，他抓过纸笔，开始写日记：
　　十月十日星期日
　　气候早晴午后阴温度六十五度
　　今日为国庆二十六周年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夜二时三十分接报告，我阵地已到敌装甲车及坦克车数辆，幸已有准备，将小桥拆断。车停桥上派兵趁机出击，将该桥上汽车烧毁，余车退去。八时敌派重炮猛攻原平，此时又接阎令，姜旅留予指挥，如早日出动，决无此事。午间接何部长长途电话，令与姜联络。午后六时，卫总司令来忻口，到××看阵地，归来到部，谈甚久，而后回忻县。候装甲车到，拟明早派王营沿公路游击，并与姜旅连络，炮兵今日皆进入阵地。

写完日记，郝梦龄熄灭油灯，和衣躺在窄小的行军床上，仍是睡不着。也许此刻他又想起了远在武汉的妻子和儿女，于是爬起来，点亮煤油灯，重新坐回行军桌前，在北方这个寒冷的夜晚，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给妻子剧纫秋写信：
　　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所念者中华民国及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倘若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郝梦龄抱定了必死之心。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但他没有想到，10天后，这封信出现在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章上，并赢得了千万人如雨如瀑的热泪。
　　5/ “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
　　1937年10月13日，日军向忻口地区中国守军发起全线攻击。12日下午光景，已有一部日军向界河铺一线发动试探性的冲锋，被击退。著名的忻口战役正式展开。
　　12日夜间，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已进入攻击出发位置，13日拂晓前，悄悄运动到守军各阵地前约半公里的地方。同时，中国守军全部进入阵地，官兵们隐蔽在战壕里等待恶战的来临。
　　这天夜里，四周十分沉寂，如果不是偶尔响起的零星枪声打破难耐的寂静，会使人觉得这样的夜晚多么像家乡的夜晚。田野里有雾气蒸腾，因守军的阵地都设在较高的山梁上，小风吹过，头顶的雾气很快消散，所以，横躺竖卧在露天工事里的士兵睁开眼睛，能够清晰地看到满天的繁星。
　　天亮了，各级指挥官透过望远镜——最前沿的人不需要望远镜，凭肉眼就能看清云中河北岸日军黑洞洞的炮管。此时，不用长官命令，士兵们都已进入自己的射击位置。
　　血红的太阳终于从五台山的那一面升起，山下田野里的薄雾迅速消散。一连串炮弹出膛的声音未及传过来时，云中河北岸日军数十门大炮射出的炮弹已落至南岸守军面前。在东至南郭下，中至界河铺、南怀化，西至南峪、朦腾的1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浓烟冲天而起。与此同时，南岸中国守军的炮弹也射向敌阵，但效果欠佳，暴露后的炮位遭到日军更为疯狂的还击，初次炮战即有不少大炮被击毁。约半个小时后，日军的炮火集中射击南怀化至新练家庄一带，这说明日军将向这个地段发动重点攻击。
　　炮弹扬起的尘土还未落下，大约20多架日军飞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对一些重要攻击目标反复轰炸、扫射。环绕界河铺、南怀化、新练家庄之间的红土山梁顿成一片火海。

南怀化位于红土山梁北端的西侧，因处在北云中河南岸，又名河南。这个约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沟口，东距忻口直线距离二三公里，因为该村与云中河之间有相当宽的开阔地带，是进军云中河南的理想桥头堡，而从村东的沟口一直上去，便是忻口中间地区的制高点，所以，南怀化及其附近的山地争夺战成为战役之初最激烈的地方。
　　日军的炮火向后延伸，然后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强行从云中河徒涉，此时，部署在滩头阵地上的守军轻重机枪一齐发射，他们身后的战防炮也喷吐出火焰，日军步兵纷纷中弹，鲜血染红了云中河水，坦克和装甲车接二连三被战防炮击中，歪歪扭扭瘫在河岸上。作为第9军主力被配置在南怀化正面的第322团很快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冲锋。阵地上的硝烟还未散去，郝梦龄便来到了南怀化。他对第322团团长戴慕真说：“戴团长，赶快加修工事，越坚固越好，敌人的攻击被打退后，很快会发动第二次冲锋，应赶快做好准备！”
　　第322团共有官兵约2,000名，3营的阵地在南怀化西南方向云中河岸边，2营在南怀化东北面的几道山梁上，1营作为团预备队随团部在南怀化村内。郝梦龄离开第322团阵地不久，对岸的日军集中炮火再次猛轰南怀化及其附近的高地，第322团前沿各部大量伤亡。接着，日军第21旅团约1个联队的兵力伴随坦克、装甲车很快涉过齐腰深的云中河，冲入第322团阵地。该团2、3两个营在人数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顽强拼杀，但是，日军怎么也打不退，一线阵地开始动摇。这时，团长戴慕真命令1营上去增援，同日军展开白刃战。然而，不到半个时辰，1营也伤亡过半，全团被迫退到南怀化村里与日军展开村落战。
　　这天虽是个晴朗的天气，但南怀化却浓烟蔽日，冲杀声响彻河川和山岗，遍地的血光刺人眼目，景象宛若地狱。仅仅半日工夫，双方在南怀化遗尸上千具。
　　过午时分。第322团伤亡过大。又被迫退出南怀化，占领村南的小高地据守。团长戴慕真身上沾满了尘土和硝烟，他十分难过地对团副赵子立说：“咱322团是9军的主力，军长和师长才把咱们放到最重要的地方，可是，才半天时间，就丢掉了南怀化，咱们怎样向军长和师长交代？”戴慕真几乎要哭了。赵子立说：“团长。这么快就丢掉南怀化，弟兄们都不甘心，不如趁敌立足未稳，把南怀化夺回来。”戴慕真说：“对！应该马上反扑。我们两人和3个营长都要上！”
　　他们马上将残部整理一下，官兵们呐喊着冲向南怀化，同日军逐屋逐院进行争夺。终于将日军赶出村子。但是，日军第42联队一部前来增援，大批日军蜂拥而至。激烈的战斗重新使小小的南怀化变成一片血海，团长戴慕真、团副赵子立和3个营长均负伤被抬下去，第322团随即再次退出村子。
　　由此，忻口防御阵地被日军打开了一个缺口。

忻县。卫立煌站在前敌总指挥部的院子里，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不费劲就能听到。已经有不少百姓开始出城躲避，房东杨老先生问他：“总司令，我们一家走不走？”卫立煌说：“老先生，不要慌张，什么时候我走，你们再走不迟。”
　　入夜，郝梦龄从前线打来电话，报告本日战况，当卫立煌得知南怀化已失陷时，当即严厉地说：“该地是忻口正面的锁钥部，又是与友邻部队的结合部，它的丢失影响甚大，必须恢复！”
　　郝梦龄坚定地表示：“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组织部队尽快夺回南怀化！”
　　放下电话后，卫立煌吩咐通信兵叫通南京的长途电话，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忻口战况。蒋介石连日被上海方向的战事困扰——此时，在上海，中日两军正倾其全力在蕴藻浜、大场、南翔等地激战，双方每天的伤亡人数数以千计，而来自山西的消息同样使他感到问题的严重。一些颇有见地的舆论认为：“晋北之战，乃华北抗战胜败之门”、“实际上守忻口即是挽救山西危亡”。蒋介石则很担心日本人沿着元朝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由山西，经汉中，入四川。后来蒋纬国先生著文认为：“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两广一带，我们即使保有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去。”
　　在电话里，蒋介石告诫卫立煌：“卫总司令，请你一定严令所部坚守阵地，并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你速向各部传达我的命令，无论军长、师长，都要上火线，退者处以极刑！”
　　13日晚上，占领南怀化的日军乘势又攻占了村子东南高地的一部分。在夜幕的掩护下，第322团的残余官兵曾对个别山头进行了偷袭。已经受了轻伤的团长戴慕真组织了一个100余人的奋勇队，委任3营11连少尉排长牛坤山为队长，并写下一条手谕：向左翼山头之敌攻击，攻克后官兵各晋三级。牛坤山在出发前告诫奋勇队员：“无论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只准你们随我向山顶奋勇前进。”不长时间，奋勇队便到达半山腰，他们投出一排排的手掷弹，然后一个冲锋，拿下了这个山头。牛坤山右臂被弹片击伤骨折，他以左手持枪指挥战斗。但立足未稳，日军一个反击又将他们赶下山头。
　　第322团已经没有能力再行反击。
　　这天夜里，中央兵团副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来到忻口后沟第9号窑洞。陈长捷比郝梦龄大1岁，他个头比郝梦龄矮不少，但显得精干。他们两人商谈后决定，紧急调第61军、新编独立第4旅和第21师于14日凌晨5时反击南怀化。
　　14日凌晨3时，郝梦龄即赶到第322团。经一昼夜的激战，第322团已残破得不成样子，团、营、连长非伤即亡。郝梦龄趁这个间隙亲自对该团进行整编，将这个团合并成一个营，改称第322团第1营，任命2营营副翟洪章为营长。然后，全营人员集合，郝梦龄站在一个高坡上，用极其悲壮的语调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一个阵地，现在我们剩一营人还是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刻枪毙他！你们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
　　回答声像雷鸣一般：“誓死坚守阵地！”
　　郝梦龄高兴地说：“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这句格言，只有在凶杀恶战中才能体会出来！”

夜袭敌阵刚刚负伤归来的2营5连上尉连长秦福臻看到了这一幕。40多年后，他回忆说：“将军之豪言壮语感人至深。当时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象。”
　　十几天前从平型关撤下来的李仙洲第21师又加入了中央兵团的战斗序列。在南口和平型关与日军作战时，约有1万人左右的第21师已经损失了2,000官兵。
　　14日凌晨5时，天刚蒙蒙亮，李仙洲率两个团到达南怀化东南高地。此时郝梦龄匆忙赶来督战。而原定一同出击的第61军和独立新编第4旅尚未到达，郝梦龄决定不再等待，就用这两个团反击南怀化。他严令李仙洲：“限3个小时夺回！”
　　出击的信号未及发出，正面的日军却先行发动了攻击，其目的是继续扩大南怀化突破口，并夺取制高点——1300高地。猛烈的炮火纷纷落在第21师的前进阵地上，部队大量伤亡。
　　日军的这一举动出乎郝梦龄的预料。按照常规，在遇到日军集中力量突击的情况下，本应组织部队转入防御，顽强抵抗，待日军被击退后再行冲击。但是，郝梦龄收复南怀化的心情太急切了，他命令第21师，不管敌情如何，立即发起反击。
　　上千名官兵从各个方向冲出战壕，密集的枪弹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中弹者成片成片地倒下，并向下翻滚。侥幸冲过火网的人则处在日军步兵的包围之中。双方拼杀成一团。
　　站在李仙洲稍后一点的郝梦龄突然看到李仙洲的背部有血液渗出。
　　郝梦龄：“李师长，你受伤了！”
　　李仙洲：“没事，好像是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
　　郝梦龄：“还说没事，子弹都从你背后穿过来了！”
　　郝梦龄急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包云南白药，让李仙洲吃下。军医赶来包扎时，李仙洲倒地昏迷。但往担架上抬时，他又苏醒过来，大口地喘着粗气：“刚才我不是死了吗？”弄得周围的人哭笑不得。
　　军医嘱咐担架兵：“刚才师长受伤，血没流出来，抬师长下山时，最好头朝下，这样可以把淤血控出点来。”
　　担架兵却不同意：“坡很陡，师长受伤严重，再让他头朝下，我们不忍心。”

李仙洲被送往汾阳的一家美国教会医院治疗，并由医术高超的院长周以德亲自手术。周以德说：“李将军，你的伤势很危险，性命就在呼吸之间。子弹从你的左胸部前面进去，从背后钻出。一般情况下，当时就没命了。看来子弹打中你时，正在你呼气之瞬间，此时心脏向回收缩，子弹便从肺叶中间穿过。若是在吸气的瞬间，子弹会打穿心脏，当时就完了。这大概是上帝保佑你吧！”
　　蒋介石亲笔写来慰问信：“仙洲吾弟，伤势甚重，希将每日之伤情告我，以免我挂念不止也。中正。”并发来养伤费5万元。
　　后来李仙洲用这笔钱买了药品，用于本师受伤官兵的治疗——李仙洲这人平时很注意爱护部下。1947年，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左腿受伤被俘，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他谈话时，特意拿了个小板凳，垫在他的伤腿下面，说：“受伤的腿需要垫高一些。”1960年，他成为第一批被共产党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
　　10月14日这天，中央兵团在付出几千人的代价后，不仅未夺回南怀化，反而将整个红土山梁的制高点1300高地丢失。日军也在阵地前遗尸上千具。到处都是破碎的尸体、大片的血迹、弹壳弹片和遗弃的枪支弹药，未被炮火掀掉的没膝枯草变成了猩红色，像是刚从染缸中捞起。
　　日军的炮弹和飞机扔下的炸弹仍像昨日那样，倾泻在经过缩编后的第322团第1营阵地上，硝烟、弹雨、砂石、尘土搅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像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新任营长翟洪章同5个传令兵、1名叫彭水泉的勤务兵挤在一个临时挖的隐蔽部内，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上面，5名传令兵全被炸死，翟洪章和彭水泉被埋在泥土和血泊之中，身上溅满了鲜血和脑浆。他们挣扎着从泥土中钻出，彭水泉说：“营长，咱们怎么办？”翟洪章说：“此刻敌人火力正猛，不能动，更不许离开阵地，如果打不死，到晚上再向各连要人，埋葬这五位同志。”
　　第二天，翟洪章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份请求增援的报告，派人呈送军长郝梦龄。报告随即批回，翟洪章接过一看，上写“战在何处，死在何处”八个大字。翟洪章顿时无语。
　　形势愈发变得危急。15日上午，卫立煌调3个旅加入忻口正面，受到重创的第21师退出战场。这一天，守军并未主动出击，而是在原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防止日军突袭。
　　下午，卫立煌和傅作义来到忻口后沟，他们和郝梦龄、陈长捷等人就在距前沿阵地不到2公里的第9号窑洞商讨次日的大举反攻计划。一向以沉着著称的卫立煌也显出十分的焦急。卫立煌说：“忻口之战已到关键时刻，敌人占领了中央阵地线的制高点1300高地，对我军整个防御阵地非常不利，如果不夺回来，全线就有被敌突破的危险。我和傅总司令研究了一个作战方案，请你们二位军长考虑执行。我军不能死守阵地被动挨打，唯有集中力量向敌人反击，才能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

　　他们研究后决定，以7个旅的兵力向1300高地、南怀化和云中河以北地区出击。并再次明确，郝梦龄和陈长捷不仅是这次反击作战的正、副总指挥，也是整个中央兵团的正、副总指挥。而指挥上的漏洞，各自为战，行动不能一致恰恰是前期作战的最大危害。
　　这时，阎锡山从太原发来急电：“所报反攻作战计划，完全同意。夺回1300高地和南怀化者赏洋50万元……”

50万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阎锡山拿出了血本。
　　卫立煌说：“我再补充一点：凡此次作战中得胜的各部长官均请颁发青天白日最高勋章！”
　　战前，独立第5旅临时配属第9军参加忻口正面的防御作战。这支“杂牌”部队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忻口战役打响后，在南怀化西南一带高地防守的独5旅同样遭受到很大伤亡。16日凌晨，该旅又参加了反击1300高地的战斗，旅长郑廷珍指挥一个半团连下周围的几个山头，并冲上1300高地，加入了混战。可是，旅长郑廷珍却在混乱中身中数弹，当即牺牲。独5旅同好不容易占领高地的其他部队一起，在日军的顽强反击下最终又全部退回原阵地。
　　有不少独5旅的官兵抱着郑廷珍的尸体大放悲声——独5旅的弟兄太熟悉他们旅长了，郑旅长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一样，性格直爽，爱护部下，没有一点儿官长架子。他平素经常和士兵接触，士兵可以和他平起平坐，可以和他摔跤比武，以至于掏他的腰包。他能叫出全旅大多数人的名字，一些老兵的籍贯和家庭情况他都能说得出来。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军人，郑廷珍早已厌倦了内战。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跑到南京，代表全旅官兵向军事委员会请缨杀敌，终获批准。
　　部队北上途中路过郑廷珍的河南柘城老家，他电告家人在柳河东站见面。在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面前，他并拢双膝跪下，磕了一个响头，含着泪向母亲表示：不打败日本鬼子誓不生还。
　　部队进入忻口正面阵地后，郑廷珍曾多次对部下说：“过去自己人打自己人，死了不值得，现在和日本人打，我们拼光拼净也甘愿。如不能守住阵地，希望弟兄们一个也别回来……”
　　郑廷珍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这实在是一场极其混乱的反击。1300高地仅仅是一个凸出的山包，投入反击的兵力计有独立第5、第4、第2旅等部，这些部队虽已残缺不全，仍有数千人之众，这么多的部队投入狭窄的阵地上，而且各部又没有明确分工，没有规定联络信号和标志，加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作战，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难以复述，日军则躲在工事内以密集的火力疯狂扫射，冲锋的官兵一不小心就要滑倒、绊倒——遍地都是浓稠的鲜血和阵亡者的尸体……
　　后来担任第9军参谋长的符昭骞老人对来访者说：“事后据侥幸生还的人回来说：‘当时手榴弹、步机枪声，密如过年时放爆竹。我们冲到山顶时，有人讲日本话，也有人讲中国话。打到天明，大家就散了。’”
　　15日深夜，零点刚过，郝梦龄叫通陈长捷的电话：“介山兄，各部反击已开始，我到前沿指挥，但战斗期间你我联系困难，有事可通过我的司令部联系。”
　　陈长捷：“锡九兄，你是总指挥，不宜亲到前沿，应在总指挥部主持全局。”
　　郝梦龄执意不肯。陈长捷无奈地说：“那好，我也去前沿。”
　　两位总指挥都离开指挥所，而且又难以在前沿确定的地方见面，所以根本无法实施统一指挥，反击的失败早已在所难免。

郝梦龄吩咐参谋长王冠留在第9号窑洞协同与各部联络。身边所有的人都挽留他不要离开指挥所。他说：“我到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不必阻拦！”
　　言毕，郝梦龄偕同第54师师长刘家琪、参谋处长李文沼和两个参谋走出第9号窑洞，军特务连两个班跟随。他们沿着后沟的小路上山，天蒙蒙亮时来到第322团第1营指挥所——一个高地下的土洞工事里。郝梦龄站在土洞门口，他发现独5旅阵地方向没有动静，此时他还不知道，几乎所有参与反击的部队都退出了1300高地。参谋处长李文沼说：“请军长先进洞休息。”此时不断有炮弹在近处炸响，子弹嗖嗖飞过，李文沼怕军长遇到不测。
　　郝梦龄瞪他一眼：“我们是来休息的吗？”
　　李文沼灵机一动：“参谋长有电话，请军长进洞接。”边说边上前拉他。
　　郝梦龄一动不动：“你去接！”
　　然后，郝梦龄问站在身边的第322团1营营长翟洪章：“走捷径，去独5旅阵地怎么走？”
　　这时，郝梦龄并不知道，他所关注的独5旅已在混乱的反击中败下阵来，他平素十分敬重的独5旅旅长郑廷珍也已血洒疆场——后世的某些史料谈及此处时，说郑廷珍和郝梦龄、刘家琪一同牺牲，而事实并非如此，据众多的亲历者回忆，郑并未与郝、刘牺牲于同一地点，他们仅仅是牺牲于差不多同一个时间而已。
　　见翟洪章支支吾吾不想回答，郝梦龄又加重语气问了一遍。
　　翟洪章：“由脚下到独5旅，必须经过一段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小路，长有20余米，昨天我营有4名传令兵均因通过那里牺牲了。夜间偷过危险小些，白天不能过。现在天已破晓，最好还是不去。您如果要去，请绕远路。”
　　郝梦龄：“时间已经晚了，再要绕远路，啥时候才能到达！”
　　翟洪章：“您写个命令，派人送去，不是一样吗？”
　　郝梦龄：“还是我亲自去，效果大一些。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们走！”
　　话未说完，郝梦龄一挥手走在前面，刘家琪等人紧随其后。参谋处长李文沼赶紧跑上前拉着军长的手小声说：“进洞听电话。”郝梦龄吼道：“咱们都不得怕炮弹！”——这是郝梦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约2分钟之后，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郝梦龄腰部连中两弹轰然倒地。刘家琪喉、胸部三处中弹，他倒地后又猛地坐起来，他是想去救郝梦龄的……

南京。黄埔路官邸。蒋介石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
　　中央社太原17日电：晋北战事开始以来，其战况之激烈，牺牲之重大，莫过于15、16两日忻口南怀化之一役，因这一线之进退，足以影响晋北战局整个前途，故双方均以主力死拼。经两日之酣战，敌伤亡约在4,000人以上，我军亦有重大损失。尤甚惋惜者，即郝军长梦龄、刘师长家麒、郑旅长廷珍，均因身先士卒，奋勇指挥，先后阵亡。民国以来，军长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军长为第一人。国人由此可推想彼时战斗之剧烈，牺牲之悲壮，实足惊天地而泣鬼神。郝军长等死后，该军士气更为振奋，日军闻之亦甚丧胆。此役战绩决可在将来中日战史增最光荣之一页。现郝军长忠骸已运至太原，今晨在东门外革命军人公墓举行棺殓。阎司令长官对郝军长、刘师长忠勇殉职，极为哀悼。于灵柩到太原时，派34军副军长傅存怀代表前往致祭，各军政长官代表亦纷往致祭……
　　8天之后，汉口《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的祭文：
　　矫矫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刘君继综，如影随形，我师生力，万钧雷霆，方其赴敌，宁惜一死，挺身杀贼，誓雪国耻。枪林弹雨，与寇偕亡，士气大振，无忝炎黄。
　　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运至武汉，在汉口火车站，各界人士4,000余人素车白马恭迎忠骸。在迎灵的人群里，有他顿显苍老的妻子剧纫秋和5个泣不成声的孩子。14年后，他的小女儿郝慧兰同父亲一样走上了战场，慧兰到了抗美援朝前线，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11月15日，在武昌又举行了万人参加的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琪追悼大会，然后进行了国葬，全市下半旗致哀。汉口日租界的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12月6日，即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落的前7天，国民政府发表褒扬令：
　　陆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琪、第5旅旅长郑廷珍，矢忠革命，夙著勋勤。此次奉命抗战，于南怀化之役，率部鏖战，历五昼夜，犹复身先士卒，奋厉无前，竟以身殉。眷怀壮烈，轸悼弥深，应予特令褒扬。郝梦龄追赠陆军上将，刘、郑各追赠陆军中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抚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勋荩，而垂永久。
　　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致演说词。词中写道：
　　八个月来，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悼念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琪、姜玉贞……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存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龄将军等数十人就是为这个而牺牲了……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郝梦龄 崇高伟大的典范

1938年 3月 12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 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大会上有一段激动人心的讲话，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郝梦龄将军等数十万人就为着这个牺牲了。……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谁能说是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这里，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提到的一个人，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就是郝梦龄。
　　郝梦龄(1898—1937)，字锡九，河北藁城县人，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14岁时就被父亲送到正定县一家广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的虐待，投身行伍，后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营长，后升任团长、旅长等。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1937年 10月 15日，郝梦龄率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北上参加山西忻口战役，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最后中弹牺牲。郝梦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国战死沙场的第一位军长，也是殉国最高级将领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军长”。

郝梦龄
　　郝梦龄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他的事迹和他的精神却永远刻在了人民心中。1939年 10月 16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纪念将军，称颂“将军的殉国，是我民族的莫大损失，但这个光荣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在郝梦龄将军殉国四周年之际，冯玉祥特著文追念将军，称赞将军是国民的模范、军人的模范、革命党员的模范。音乐家冼星海还专门写了《郝梦龄将军悼歌》。这就是郝家后人所说的：半生一生得永生。
　　“身在名在人不在，”
　　郝梦龄的一生经过了曲折复杂的历程，他多次参加军阀混战，曾三次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但他从内心是反战的，见“人民遭殃、流血千里”，深为忏悔和痛恨。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对和他同行的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军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本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于是他毅然要求北上抗日，但未如愿，而被指调到庐山受训。他又上书请缨。军事当局见其报国心切，前线战事又吃紧，同意他率领部队北上抗日。因此，他开始奔赴石家庄前线。
　　经过武汉时，他与家人告别，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家人看到他这么坚决，而前方战事又变化莫测，无不担心。他悄悄写下了遗书。内容如下：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父留于 1937年 9月 15日。

郝梦龄率部开赴前线，日夜兼程北上，到了石家庄。他要面对的敌人是世界上自夸常胜不败的侵略者，空中及地面上的火力均占绝对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郝梦龄誓死报国，毫不畏缩，还鼓励部属说：“报国的时机到了，守土杀敌、抵御外侮是军人的天职，决不能让国土在我们面前丢失一寸。”
　　不久，晋北战事紧张，郝梦龄又奉命率部从石家庄一带到忻口，支援在那里日夜血战的晋军姜玉贞，在忻口红沟一带布防。
　　自 1937年 10月 11日起，敌人用飞机、大炮、坦克发起十数次猛攻，但是由于郝梦龄和他的部下抱定必死的决心，坚决阻击，敌人终不得逞。第15天的夜里，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亲自来到阵地鼓励大家，并命令郝梦龄指挥七个旅，由正面向敌人袭击，左右翼同时出击策应，希望这样可以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
　　夜里两点钟，郝梦龄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挥兵前进，突袭敌阵，连克数山头。凌晨五点的时候，天色已开始发白，他怕天亮以后我军新拿下的阵地在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威胁下不能巩固，因此决定乘胜追击，将残敌全部消灭。于是继续奋进，但是这时候敌人的火力封锁也更加疯狂，他指挥士兵们在机枪、手榴弹的掩护下继续前进。此时，郝梦龄距敌离敌人只有 200多米了，在敌人一阵猛烈的扫射下，郝梦龄身中数弹，在倒地的那一瞬间，他仍然在指挥着士兵们前进。等特务连士兵们抢上前去，把他救护出阵地时，他已经光荣殉国了。参加过忻口战役的郝梦龄部下、连长秦福臻回忆说：“……当我从战场上被背回裹伤所时，正听到郝将军在所前的阵地上对士兵们讲话。他当时的语气气壮山河：‘我们这 100多人编成一个连。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一个阵地；现在我们只剩一连人，但还是要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也会立刻枪毙他。’将军接着又大声问：‘你们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雷鸣一般齐声答道：‘誓死坚守阵地！’将军很高兴，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站在哪里，死在哪里。两军在忻口对峙时，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郝将军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
　　北上之前，蒋介石看出了他必死的决心，给了他一张 30000元的支票，让他抚恤家人。但是战争条件非常艰苦，他把这笔钱拿出来全部用作了军饷。
　　郝梦龄牺牲以后，举国含悲。10月 24日，郝梦龄灵柩运抵武汉，武汉各界素车白马，4000余人恭迎忠骸。11月 15日以国葬礼葬忠骨于卓刀泉。殉国后，灵柩运抵武汉，以国礼安葬。蒋介石专门写了挽联：以身许国，特励精忠，况为生存自由而战；不恤其家，必摧强虏，足增袍泽民族之光。

12月 6日，国民政府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1983年 9月 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

佟麟阁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满族，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人，国民党追赠陆军二级上将。佟麟阁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曾任冯玉祥部陆军第11师第21混成旅旅长。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伐。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35军军长、暂编第11师师长、第29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收复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

　　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击，进犯南苑，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29军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

　　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高级将领，冯玉祥将军闻讯后，怀悲写下《吊佟赵》一诗，悼念佟麟阁和一同牺牲的赵登禹将军。佟麟阁骨骸寻获后，夫人彭静智及子女含悲收敛，隐姓埋名，寄厝于北平柏林寺，寺中方丈出于对将军抗日爱国的敬慕，即使时北平沦陷，也始终严守秘密，其灵柩前只摆放着“先府君胡口口之灵”的牌位，直到抗战胜利后国奠于香山。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为佟麟阁陆军上将。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兰涧沟的坡地上，1947年3月13日，佟麟阁生前在北京居住过的南沟浴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佟麟阁将军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并将其墓修葺一新。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将军生平

　　1892年10月29日佟麟阁生于农民家庭。他幼时就学于舅父胡老先生门下，读经史，其父母常愤然教育他要发愤读书，将来为国家振兴而努力。在他17岁那年由舅父介绍在当地县官署谋得一个笔帖士的职位，每月领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1900年7月，高阳居易水之南，保定府之东，惨遭八国联军之日军的大肆烧杀掳掠。闾里成墟，百姓流离夫所，困苦之情，不堪言状。当时20岁的佟麟阁亲眼目睹国家的屈辱与人民的苦难，从此萌发时投笔从戎，遂萌救国之念。1907年，由父母作主，与本县八果庄农民女儿彭静智（1889—1968，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结婚。

　　1908年十六岁时，经友人介绍到高阳县县公署当缮写。浏览高阳县志，知高阳为燕王高阳君之故城。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征匈火虏，代出奇伟义烈之人，其正气蓬勃，深为辚阁所敬仰。自此他奋然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从军。

　　1911年11月，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举行滦州起义，沉寂的北方，一时革命空气弥漫。第二年，在陆建章手下任前营营长的冯玉祥奉命到河北省景县招募新兵，佟麟阁慕冯玉祥爱国之名，毅然投笔从戎，为左哨哨兵，旋为哨长。　

　　1913年，冯玉祥任备补军左翼第一旅旅长兼第一团团长时，把基督教引入军中，作为练兵的补助方法。此时佟麟阁在第一团当排长，他深受耶稣力救世人而受苦致死的精神所感召，笃信耶稣，抱定要象耶稣那样为久受苦难的中国人而牺牲的信念，克尽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冯玉祥曾在《模范军人问答》中这样评价佟麟阁：“他是一个极诚笃的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他在高级教导团学过一年高级战术，对于学术肯费工夫束研究。

　　1914年。佟麟阁任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驻防陕西。赵登禹在该连入伍。佟见赵骁勇过人，遂结生死之交，后来赵当了冯玉祥的随从卫兵。1917年，驻防廊坊，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廊坊起义”。张勋被击败后，佟麟阁任第一团第一营副营长；1920年，任第四团的营长，驻防湖北；不久又调驻信阳。在驻信阳时，冯玉祥部因不属直系，又未参加直直皖战争，而得不到吴佩孚的薪饷供应。官兵以盐水和杂粮勉强度日。佟麟阁常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真爱民，不扰民”的道理，勉励该营官兵，严守军纪，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他还带领全营兵为信阳城区，翻修街道，两旁值树，造福于民。1921年，冯玉祥入陕打败陕西督军陈树藩后，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佟麟阁在该师第二十二混成旅第一团任营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冯玉祥打败河南督军赵倜，自任河南督军后，即扩充和整顿军队，编练了两个补充团，每团两千人，佟麟阁升为团长，隶属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混成旅。不久，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部队开驻北京南苑。佟麟阁任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在冯部的“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带职受训一年。他勤奋学习，名列前茅。每日课毕，仍然不顾疲劳地处理团务，受到好评。1924年，佟麟阁升任陆军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佟麟阁前往增援。孙岳部攻取保定，一战而击溃曹部，使得徐永昌、庞炳勋两部合围保定，迫使曹世杰开城投降。10月24日，冯玉祥抵京，决定组织国民军。佟麟阁任该军第十一师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5年苏联顾问来到国民军，扩大编制，把步兵编为十二个师。佟麟阁升任第四师师长。

　　奉军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勾结日本，率部起义，密约冯玉祥联合反张。冯玉祥命令佟麟阁第四师与宋哲元进攻热河。佟麟阁在占领滦河后。冯玉祥任命他为滦河防守副司令(司令为郑金声)。12月，佟麟阁又参加天津战役，消灭奉系军阀李景林。

　　1926年，段棋瑞等借口国民军“赤化”，组织讨赤联军，纠集五十余万之众分五路向国民军进攻。4月15日国民军被迫撤出北京，主力退守南口附近。此时冯玉祥已赴苏联考察。由张之江任国民军总司令。佟麟阁任国民车第十一师师长。该师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旅。佟麟阁与刘汝明的第十师防守南口，青龙桥、延庆一带阵地，张作霖、吴佩孚联介山西阎锡山等集中优势兵力，配备坦克、钢甲车新式武器，向第十一师与第十师发起猛攻，战事持续半年之久。

　　佟麟阁在接受防守南口、延庆方面的任务后，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作战方案。他对形势的分析是：第一，吴佩孚等倒行逆施，早巳引起国人公愤。这一次时赤，师出无名，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第二、吴佩乎、张作霖、阎锡山三家是合股公司，各有各的打算。打了胜仗，他们能够暂时凑合在一起，一旦打了败仗，就会出现矛盾，甚至于各奔前程。第三，南口一带形势险要，我们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有制敌取胜的把握。据此只要选好阵地，巧妙地构筑工事，善于捕捉战机，用各种办法消耗敌人，打击敌人，完全可以少胜多，坚守阵地。

　　他详细察看了地形，经过研究后决定：(一)构筑两个阵地，一真一假，在假阵地设置着军装的草人，若隐若现地作瞭望或守备阵地的状态；用各种粗细树干，涂上保护色，伪装成各种火炮；在其间也配置一定数量的真炮，间或用以向敌人射击，以迷惑敌人。(二)在阵地前和阵地间的开阔地上设置地雷区和陷阱，阻敌坦克进攻。只要敌先头坦克触雷，后面的坦克稍为迟疑的瞬间，则集中炮火向坦克及其后面的步兵轰击。(三)根据南口有电源的有利条件，在阵地前架设电网两条：第一条上安装照明设备，如电网上的灯光熄灭，即知敌人破坏了第一条电网，等到故人进入第二条电网之时，把闸门一开．使来犯的敌人触电死亡。(四)在主阵地前方三、四十米处，依据地形情况构筑强固的地堡群，在每个地堡里配备两挺机枪。(五)敌人如果同时开出三、四列钢甲车向我阵地轰击，我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四十吨的车皮满装石子，由青龙桥车站迅速滑下，两车相撞，使敌人车毁人亡。

　　在作战中，佟麟阁灵活地运用战术打击敌人：有时乘敌人不备突然出击；有时摸清敌人作战规律派人伏击对方；有时派出部队佯攻，然后诱敌深入而聚歼之；有时放风说弹药给养奇缺，待敌人大举进攻时，即以强人约火力予以杀伤、这些都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8月，国民军终因力量不支，导致南口乒败。张之江总司令命令佟麟阁和刘汝明两师西撤。佟鳞阁的第十一师至五原，后进甘肃。

　　1926年8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宣布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当时，国民军的杨虎城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包围在西安已达八个多月之久，危在旦夕。冯玉祥派出主力，星夜驰援。国民军第一军十一师佟麟阁部及吉鸿昌第五军为先头部队，由五原经宁夏至平凉，经那州到乾州，急赴咸阳。先解赵登禹部之围，尔后进军西安，击败刘镇华部，解除了西安之围。

　　1927年，佟麟阁驻军天水，兼任甘肃省陇南镇守使。致力于刷新政治，兴办地区福利，厉行禁烟禁毒，提倡妇女放足，创建学校和孤儿院等慈善事业，深得民心。他为官清廉，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有一次他到某县视察时。该县不法县长一向为非作歹，畏惧丢官，竞行贿赂，受到严词斥责，即被撤职。他离任之时，绅民送者万余家。

　　佟麟阁性情恬退无竟，喜爱书法。每天写大字十数篇，除战争紧急，从不间断。因而他的书法，颇有造诣。他的墨宝，有一册现存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战纪念馆。

　　宁汉分裂后，武汉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冯玉祥为总司令。5月1日，冯王祥在西安就职，随后把所部分为五路向河南进军，第十一师师长佟麟阁为第五路副总司令(司令为石友三)。石、佟率领十一师等部于5月东出潼关，攻占洛阳、孟津。8日，过偃师时，奉军援军至，企图阻其前进。佟麟阁部凭黑石关之险与奉军激战，奉军不支，向孝义退却。佟麟阁即与第三路军汇合追击之。5月30日，占领孝义、郑州。6月1日，占领开封，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尔后在豫、鲁两省与奉、直军继续作战，战无不胜。1928年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再次北伐。佟麟阁任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第十一师师长。转战于豫、鲁、冀各省，屡立战功。

　　同年，佟麟阁率第十一师进驻甘肃河州，被马仲英包围。马仲英系回族，凭借宗教的有利条件，处处与他为难。他再三考虑，认为动用武力，必然酿成民族争端，于大局不利，因而处处退让，致使第十一师蒙受损失。事后，他为自己姑息马仲英，处置失当，遂引咎辞职。10月，佟麟阁先赴兰州休息，一度解甲归田，回原籍高阳县边家坞村居住，侍奉双亲。边家坞村水质不好，遇上千早年头，乡亲连苦水也难喝上。佟麟阁为了乡亲，挖井三眼。自此，大家才吃上甜水。直至今日，仍有一门井可供使用。过年时，他对凡吃不上饺子的乡亲，每户接济三块银元。乡亲缺乏畜力耕地，他就买了一头牛，每天喂饱后，拴在门外树上，供乡亲使用。他还办下一所小学，派人到高阳县城买回——车直贡呢，给每个学生缝制一身新衣服。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整编会议，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为第二编遣区辖十二师。佟麟阁重被启用，任整编以后的第十一师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佟麟阁奉冯玉祥之命，在西安建立新一军，任军长兼第二十七师师长，负责召集西北军旧部，招募新兵，积极训练，巩固后方。

　　佟麟阁善于练兵，冯五祥曾称赞“佟善练兵心极细”。他常讲述历代民族英雄的事迹，以培养官兵爱国爱民的精神。他说：“我们是为老百姓看家护院的。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老百姓。我们只有保护老百姓的责任，绝不能有骚扰他们的行为。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淮也不能强取擅用，否则就是扰民，就要受到纪律处分。尤其在战争时期，我们需要老百姓帮助的地方很多。如有所需求，一定要和颜悦色地商量；买东西要按价付钱；借东西要打借条，用后归还，损坏赔偿，这是西北军的纪律。不能以为手中有枪，就横不讲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们脱离了老百姓，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他要求官兵之间，亲如手足，情同骨肉，他经常与士兵接近，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如一旦发现士兵有饮食减量或夜不安眠的情况，就要查明是偶然患病还是接到家信，情绪不安。弄清真象之后，对患病的就医治，家庭有困难的就救济，务使士兵安心服役，还重视士兵的文化和技能教育，要求不识字的士兵，在二三年内务必达到能自己写信、能读书报的水平，并学会一些生产技能，以便退役后的生活。

　　他要求军官，不但要精通技术，还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要在现场亲自指挥训练，切不可把日常操课委之于下级。他的旧部佟泽光回忆说：“佟将军在二十五混成旅任团长时，曾在野外召集各级军官亲自作各种示范动作。那一次我也参加了。他作了瞄准、投弹、射击、利用地形地物等各种基本动作。他一面讲解要领，一面作示范。不但动作准确，而且所讲要领，深入浅出，大家都听得懂。他作完了示范动作以后，就让大家练习，然后找出各种类型的军官加以评比，效果良好。我还记得他讲评中的一段话，他说：只有平时把部队训练好，战时才能杀敌致胜。如果训练时松松垮垮，到了作战的时候，无异把一群穿着军装的老百姓弄到战场上去送死。艺高胆大，一个优良的射手，遇到有十个敌人在距离他二百米处向他猛扑过来，他能够毫不畏惧。因为在战地跑步，二百米的距离需要一分钟。一分钟时间内可以射击十发子弹。这十发子弹弹无虚发，十个敌人就可以全部被消灭，还怕什么呢!”

　　在训练和作战时，佟麟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他对于犯错误的官兵，打破西北军的惯例，一向不准肉体惩罚。官兵的问题严重，但没有触及刑律，便责令他们在适当的场合检讨，并提出个人改进措施；凡能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的，就不追究；对于官兵的一般错误，主张私下规劝，不再公开批评。

　　当西北军在中原瓦解及蒋军分遣数路轻快部队疾驰入陕时，佟麟阁虽兵员不足一师，武器奇缺，仍表示愿意固守西安。后方总司令刘郁芳命令佟麟阁率部到三原集中。佟部于当日傍晚陆续离开西安。不料行至草滩时，骤降暴雨，彻夜不停，河水暴涨，新架桥梁亦被洪水冲垮，被阻于泾河以南。佟麟阁百般鼓励官兵，尽力设法强渡。翌晨雨虽暂停，而沿途泥泞不堪，行动迟缓，受阻于蒲城。佟得到情报，杨虎城部已抵潼关。行军必经之大荔亦为杨部据守。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杨部的团长赵寿山来与刘郁芬联系，表示负责护送过黄河，而以刘所属部队交杨虎城收编为条件。佟麟阁遵刘郁芬的命令，交出二十七师。然后由杨的团长段象五护送刘等渡河入晋。佟麟阁由陕入晋后，住于阳泉。不久，他与冯玉祥一同住在峪道河过着隐居生活，每天与冯一起读书练字，探讨军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聆听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讲课。他们有时也上山打猎，过着清闲的生活。

　　1932年8月，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佟麟阁受宋的邀请担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领张家口公安局局长。他见军警往往不遵法令，拘押人民，滥行处罚，便颁发禁令，严饬各县局，遇有案件，非法律所规定的，一概不准处罚，作弊者一律严办。并通过招考，挑选外事警官；整理警官补习所，自兼所长，训练男女军警二百七十六名，造就警材。不久，宋哲元奉命率部赴冀东集结待命，委托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张家口地当塞外，奸细浪人潜伏，伺隙窥发，但慑于将军威武．不敢蠢动，半壁河山得以安全。一天，他带领他的几个孩子骑马列赐儿山，坐在山坡上，遥望东北，顿感祖国江山破碎；深沉地慨叹说：“现在如果多几个岳飞这样的人，小日本哪敢这样猖狂?”不久．他便在张家口修建岳飞庙一座，勉励军民以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振奋民族精神，保卫国土。

　　是年5月，冯玉祥通电全国，号召进行武装抗日。在此之前，冯玉祥于1932年10月由山东泰山到张家口找佟麟阁磋商组织同盟军等问题。佟夫人因事先不知，未作准备，问如何接待冯先生。佟麟阁说：“还是照旧用小米面窝头，外加大萝卜咸菜招待他。”冯玉祥吃得很香甜，并夸奖说：“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还没丢失农民的本色。”　冯玉祥告知此来是决心走武装抗日道路的意图时，佟麟阁极表拥护。从此，他们共同策划，为救亡图存，作积极准备。当冯玉祥与佟麟阁会商组织抗日同盟军时，佟麟阁兴奋地挥笔书写王昌龄的《出塞》诗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以示决不准许日本鬼子跨越长城一步。

　　1933年5月23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路透社记者发出狂妄叫嚣：“为保卫‘满州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驻张家口之必要。”察省形势，益行危急，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子26日发表抗日通电。

　　同日，佟鳞阁、高树勋等十四名将领在张家口联名通电，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参加抗日同盟军。内称：奉读宥电，慷慨陈词，抑郁精神，大为振奋，表示今后愿在冯总司令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收复失地。

　　冯玉祥任命佟麟阁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仍代理察省主席。第一军辖四个师及一个独立旅，这是支抗日同盟军的基本队伍。在6月15日召开的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同盟军军事委员会，选举了委员三十五人，常委十一人，佟麟阁是委员和常委之一。

　　6月20日，佟麟阁、吉鸿昌、方振武等二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为民族生存而战斗，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并宣布：重整义师，克日北指，克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四省不复，此心不渝。佟麟阁积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并派出第一军的第二师受吉鸿昌指挥，出兵张北，猛烈攻击敌伪军，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又乘胜挺进，7月12日克复多伦。共击毙日军茂木骑兵第四团及伪军李华岑等千余人。抗日同盟军军威大振。佟麟阁在此期间，治军理政，运筹帷幄，筹备军需，安定后方，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民众武装，担任前方运输，救护伤员，收容难民，殚精竭虑，甚获察省军民的爱戴。

　　对日作战，加上蒋介石、何应钦的军事压迫，使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察省地瘠民贫，补给也极其困难。冯五祥迫不得已，乃于8月5日发出通电，把收复国土，交渚国人。15日离开张家口。至此，深为日寇所恐惧的察省民众抗日同盟军不幸夭折。

　　抗日同盟军被迫撤销后，宋哲元回察主政。佟麟阁深感抗日之志未遂，而山河破碎，国运垂危，不胜悲愤，于是退居北平香山寓所，与家人团聚，奉养双亲。寄情于研读圣经、周易，写字、摄影、打猎，以待报国时机。

　　在隐退期间，宋哲元再三敦请佟麟阁出山，负责军事。第二十九军的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等亦联袂相邀。此时干津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日益激昂。佟麟阁感到抗日救国之日到来，于是欣然出山。回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教育长为张寿龄)，还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住南苑二十九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整军经武，夙夜匪懈。他曾对人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热血沸腾。全国有志抗日救国青年，慕将军坚决抗日的声誉，或跋涉千里，或从海外归来，有的就是抗日同盟军的干部和共产党员，都来参加第二十九军，入军事训练团受训。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干1937年2月底离干，而以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佟麟阁身负二十九军指挥重任，乃时时以国家处境之危，二十九军责任之重，教育官兵，使明战伐，他还随时将敌我情况报告中央和冯王祥(这时冯玉祥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使上下无所隔离。他与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诸师长精诚团结，以共同御敌，二十九军将士之所以拚命赴敌，多得力于佟麟阁的明耻教战。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清水节郎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宛平第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至晚，敌始退去。7日夜间，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芦沟桥守军发起攻击。佟麟阁代军长立即命令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自卫还击。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遂奋起抵抗。芦沟桥的枪声，响彻了大地，全民族的八年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壮烈殉国

　　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对日寇的猖狂进犯，皆怒不可遏，争请杀敌先登；仅个别徘徊于和战之间，犹豫不定。佟麟阁力排干扰，主张万众一心，痛歼日寇，守卫疆地。他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与会者一致拥护，请缨杀敌，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布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芦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7月7日，卢沟桥战斗，8日上午10时稍停。11至12时，日军两次向芦沟桥发炮一百八十余响，芦沟桥车站附近被敌占领。同时敌人又由永定河东岸向西岸进攻。企图强夺芦沟桥。桥西金振中营守军一个排，顽强战斗，全排壮烈殉难，宛平城西门城楼某连长见之，怒火满腔，不待命令，即派兵一排，手持大刀，飞速驰援，一遇日军，举刀就劈，杀得鬼子鬼哭狼嚎。当时《北平时报》登载一篇文章说：“佟副军长善冶军。二十九军纪律严明，勇于作战。而于老百姓则秋毫不犯，佟将军训练之力也。当七七后，军士于烈日下守城，每一队前，置水一桶，用开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竞献西瓜，坚却不受。对老百姓恭而有礼，杀敌则勇猛无伦，堪称模范军人。”

　　7月12日，《世界日报》以《日贼侵犯宛芦，被我军击退；廿九军之大刀队大杀日贼》为标题，报道二十九军战果如下：

　　(一)11日，日军二百多名，进攻大王庙，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砍断头颅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

　　(二)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昨日图攻南苑(在北平南六公里，为中国空军根据地)。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即落，遂获大胜，日军向丰台退却。

　　(三)日军前锋，昨拟沿铁路桥攻过永定河。华军对河隐伏，不发一枪，迨日军行近，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后路日军大乱，纷纷溃退，华军即用机关枪扫，日军伤亡无数，两军肉搏，历二小时之久。

　　二十九军大刀队，从喜峰口战役到芦沟桥抗战。屡建奇功，材赫有名。上海从事救亡运动的著名音乐家麦新(共产党员)为他们所感动，便于了月谱写出歌颂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战歌《大刀进行曲》，它鼓舞着亿万军民在八年抗战中英勇杀敌，今天仍为军民所喜欢的爱国歌曲：其原词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11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为华北驻屯军司令。中日两军在芦沟桥一带战事不断。

　　此时，借口避住山东原籍的宋哲元返回天津后，又受到日方压迫和汉奸包围，妄重和议，欲求苟全。佟麟阁目睹危机即发，事不宜迟，急电宋哲元，陈述利害，清其返平坐镇，免为滓沽众人出卖。不料秦德纯等人与日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宋哲元轻信秦等说日本决心把此次事件作为“地方化”、“就地解决”的“不扩方针”，于12日发表了力主“和平”解决的看法和主张，承认了秦德纯所签订的停战三项协定。19日，宋哲元由津返平后，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开封闭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等。佟麟阁力持不可，说：“军长苟有不便，请回保定，以安人心。平津责之麟阁。如敌来犯，我决以死赴之，不敢负托。”宋从佟请，决心抗敌，于是急凋赵登禹师星夜来北平增强防务。

　　27日，宋哲元通电表示：日人欺我太甚，不可再忍，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同闩宋哲元令南苑二十九军军部迁入北平。佟麟阁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愿离开，决心与南苑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等一同死守南苑。而由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人员进城。

　　同日，敌人由廊坊进犯团河，由通县、丰台凋集陆空军于28日进攻南苑。当时南苑守军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共五千余人。佟麟阁誓死坚守。他说：“既然敌人找上来，就要和它死拚，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日寇集中火力，刚步炮射击、飞机狂炸，战斗激烈。守军虽炮械较敌为劣，但士气却异常高昂，争夺由拂晓至过午，双方伤亡均惨重。战斗中忽报大红门义发现敌人。佟麟阁恐敌截断北路，乃分兵亲往堵击。因寡下敌众，部队被敌四面包围，只能利用地形，继续与敌苦战。佟辚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执意不肯，益奋勇当先。官兵感泣，拼命冲杀，此战惨烈，死亡忱籍。日军见久玫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终于壮烈殉国，时年四十五岁。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亦中日军飞机空袭炸弹身亡。

　　佟麟阁将军是我国民族抗日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的遗体，由中国红十字会、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欧秋夫率警卒十余人于7月29日在大红门寻获。佟将军全身浴血，两目模糊难辨。忠骸运回北平城内，佟夫人及其子女含悲收殓，隐姓埋名，寄厝于雍和宫附近柏林寺。老方丈仰慕将军为国献身精神，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佟麟阁事父母极孝。父母有病，必亲奉汤药，休假必回家看望双亲。但自“七·七事变”以后，他为国而忘家，虽南苑与北平城内寓所近在咫尺，从未返回。激战前，其父病重，家人多次促其归省。他挥泪写信给夫人彭静智说：“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

　　彭静智女士，孝敬翁姑，教育子女，勤俭持家，素有贤行。早年随军，响应冯玉祥的号召，纺纱织布，为将士做军衣；在北伐战争中，佟麟阁在前线指挥作战，交通受阻，军饷不济，她曾化装冒险，亲送款项，深受将士佩敬。冯玉祥称她为“模范夫人”。所以佟将军常对子女说：“我事业成就，一半归功于你们的母亲。”还把夫人贤德，撰拟成词，刻于手镯，赠与夫人：

　　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若，　

　　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

　　佟麟阁殉国时，父母均在堂，下有子女六人。佟夫人将佟麟阁阵亡事瞒过双亲，每日强颜欢笑，只说将军南下抗战，安慰二老；二老念子甚，日倚门望归，夫人乃伪拟家书，以释忧悬。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

　　毛泽东同志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七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平八宝山忠烈祠，北平市各界隆重举行入祀大典，供奉佟、赵两将军神位。并将北平西城的南沟沿命名为“佟麟阁路”。通州亦因佟麟阁在该县指挥过抗日，乃命名一条街为“佟麟阁街”，以为纪念。随后，佟麟阁烈士忠骸移葬于北平西郊风景区香山南约一公里的兰涧沟山上。

　　1979年8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发出通知，定佟麟阁为抗日阵亡的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将军修墓立碑，一米多高的汉白玉碑上镌刻着“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十一个黑色大字。1980年7月28日，北京市政协和北京市民革在香山举行扫墓仪式，隆重纪念佟麟阁殉国四十三周年。　

　　1985年8月13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馆内展出了佟麟阁的遗像、史料、墨宝等，并有塑像一尊，以供人们参观和永远纪念。

将军语录

　　1、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2、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3、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

　　4、衅终将不免，我二十九军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赵登禹

　　赵登禹（1898-1937）， 字舜臣，汉族，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侵袭热河省，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为消灭敌军，赵登禹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至退途中，在丰台区大红门处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代表”。

平生经历

　　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练习武术。1914年，赵登禹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不久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其贴身警卫。1920年，赵登禹被任命为第16混成旅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3月10日，负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正在休整，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日军不备偷袭日军营地，并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随后，负伤的赵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挥舞大刀和刺刀偷袭了日军，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的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29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赵登禹将军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血洒疆场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将军轶事

　　由于喜峰口是石头山，无法构筑掩体工事，守军在日寇大炮猛轰下伤亡惨重。有勇有谋的赵登禹在3月11日夜，派出两个团，并亲率其中一个团，出潘家口绕至敌后，去夜袭敌炮兵阵地。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此战砍杀鬼子500余名，炸毁大炮18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132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132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7月27日，赵登禹与他的老上级佟麟阁共同率部与敌激战。午后，佟麟阁在大红门以东中弹牺牲。赵登禹奉命率余部向大红门方向突围。下午，一贯冲锋在前的赵登禹在杀至大红门附近黄亭子时，遭埋伏在高粱地中的日军机枪扫射，中弹殉国。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39岁，长子赵学武只有4岁，长女赵学芬才2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著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毛泽东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抗战事迹

　　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3月10日，负伤的赵登禹得知日军正在休整，马上召集团、营长们开会，决定乘日军不备偷袭日军营地，并激励战士们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随后，负伤的赵登禹率3000人，冒着大雪，挥舞大刀和刺刀偷袭了日军，成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的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29军抗日烈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赵登禹将军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血洒疆场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

赵登禹路

　　赵登禹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北部。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而得名。编辑本段名称来由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