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聚丙烯溶剂:追忆辛亥革命中的玉溪将领——玉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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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辛亥革命中的玉溪将领
http://www.yuxinews.com 2011-10-30 22:56:45
远去的爱国者——追忆辛亥革命中的玉溪将领
策划人语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蔡传斌）一百年前，中国爆发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开启社会变革的辛亥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站，云南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反封建、反殖民的革命活动，即1911年10月27日的腾越起义、10月30日的昆明重九起义、11月1日的临安起义，合称云南三大起义。三次起义获得成功后，云南三迤大地彻底摆脱了清政府的统治。之后，云南军政府建立，组织了援川军、援黔军、援藏军、护国讨袁起义军……云南逐步成为中国高扬“民主与共和”旗帜的革命策源地。
值得骄傲的是，云南辛亥革命的核心领导层中，并不乏玉溪人的身影。一百年后的今天，记者循着这次伟大革命中玉溪人的足迹，感知那段风云变幻、气象峥嵘的历史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蔡传斌）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一个近三百年的王朝，而且推翻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帝制。此后，中国不复再有皇帝生存的土壤。
大多玉溪市民不知道，从玉溪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一大批护国爱国、铸造共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仁人志士，在那场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中写就华美篇章。关于他们的生平、信仰、功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文史工作者有所触及。今年10月以来，记者经过大量采访、调查后发现：这批历史人物其实就是滇中腹地孕育出的爱国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毕生追求几乎构成了云南、玉溪大半部的近代史。
10
李鸿祥的军帽
李鸿祥的勋章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证书，上面有郑开文的印章。
杨应康收藏的《云南》杂志（第四期）
立于大营街杯湖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李鸿祥雕像
1、 留日生，晚清封建统治者的掘墓人
时间回溯到百年之前，辛亥革命前的云南。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西方殖民者纷纷入侵，云南省被划入法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云南民众中，但凡有志之士都对清政府内部的腐化无能、西方列强的肆意侵略感到无比愤慨，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忧心忡忡。
当时，最先站出来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是一群年轻的学子，他们选择放弃科举，转向海外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思想。而为这批学子实现夙愿的恰是晚清政府。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缓和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推行新政，废除科举，选派留学生。玉溪的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的。
在澄江县城，记者拜访了退休干部、罗佩金研究专家杨应康，向他了解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的情况。杨应康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本《云南》杂志。据杨应康介绍，这本杂志是当年在日本编辑、印刷的，创办者就是在日本留学、从事革命活动的云南人，大多都是同盟会员。
翻开泛黄的册子，记者在这本一百多年前的杂志上查到了一条名为《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的信息，记录的正是云南学子1906年前后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姓名、籍贯、所属见习部队等信息。这条信息共记录了25个云南学子的名字，其中玉溪人有6个，即“通海县人，郑开文；河阳县（澄江县旧名）人，罗培（佩）金；新兴州人谢汝翼、李鸿祥、冯家骢；易门县人刘法坤。”在这个25人的名单中，还包括了如唐继尧、殷承獻、顾品珍、赵又新等后来在云南乃至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当然，这里列举的仅仅是部分玉溪留日学生，经记者多方查证：1906年前后，在日本留学的玉溪人还有峨山县人杜韩甫、周德蓉、徐为邦，新兴州人杨发源、河西县（今属通海）人葛振鹭等。
杨应康告诉记者，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各省设立支部，云南籍的留日学生大多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员吕志伊、罗佩金、李根源、赵伸等人组建了云南支部，并与在东京的云南志士一起创办了《云南》杂志。“这一时期，罗佩金潜心学习军事，与革命党人方声涛、黄兴等研究满清各省的军事力量，为回国推翻清王朝做准备。”杨应康说。
据杨应康介绍，1909年，罗佩金等人学成归国时，正值云南编练新军，由于人手不足，云贵总督李经羲电请清政府调派留日军校学生到昆明，任新军骨干。这样一来，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刘法坤等大批玉溪籍的同盟会成员顺理成章地出任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教官和负责人，部分玉溪人还在新军中谋求到了重要职位。
2、 腾越起义，杜韩甫功不可没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闭塞、贫穷、野蛮、落后，革命党人能否在这块红土高原上发动武装起义，并得到全省各族人民的响应？最初，云南的同盟会员都没有把握。后来，正是孙中山为云南的革命党人指明了方向。
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四十一辑）选录了李根源的回忆文章《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这篇文章记载：1906年1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中山）、黄（兴）两先生约我与杨秋帆（振鸿）、罗镕先（佩金）、赵直斋（伸）、吕志伊五人谈话，以筹办《云南》杂志之事相嘱，略谓：'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
历史证明，孙中山对晚清云南的革命形势的把握是准确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爆发，举国震动。17天后，滇西就爆了云南辛亥革命的首义——腾越起义，并获得了胜利。起义次日，滇西军都督府成立，张文光任第一都督，刀安仁任第二都督。历史学家认为，腾越起义的胜利与杨振鸿、杜韩甫等老同盟会在前期开展的大量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
杜韩甫名钟琦，字韩甫，峨山县城中街坊人。不久前，记者在峨山县城拜访了已退休多年的文史专家王榆生。这位老人一边讲杜韩甫家的故事，一边带着记者去看杜家老宅。那是一座破旧的房子，记者想进去看看，却听一个操外地口音的房东说：“想租房吗？”记者摇摇头，围着老宅转了一圈，却再也找不到王榆生讲述中提及的花园、枇杷、药铺以及那条为纪念杜家三兄弟而命名的“友于巷”。
王榆生早年与杜家的后人有过交往，对杜韩甫作过专题研究。随着王榆生的叙述，记者勾勒出杜韩甫的三次留日经历：第一次是1904年，他在亲友的支持、鼓励下，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回国，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后返回峨山；1906年，他与二哥韩英廷一起再次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陆军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杜韩甫不任要职，不要名利地位，遵循孙中山先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导，锐意深造，第三次留学日本。
王榆生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杜韩甫从此追随孙中山，积极从事反对帝制、争取民族独立的宣传工作，并介绍多人加入同盟会，壮大了革命队伍。
据王榆生介绍，1908年的河口起义失败后，杨振鸿、杜韩甫、黄毓英等革命志士奉孙中山之命，由缅甸潜入滇西，筹备永昌（今保山）起义。经过长期严密的地下工作，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不料一个叫何畏的人泄密，误了大事，永昌起义失败。清政府的侦探追踪而至，杜韩甫等人只得逃入滇西深山野岭中躲避。杨振鸿因忧愤成疾，且烟瘴病发，倒卧不起，呕血而死。杜韩甫等人掩埋了杨振鸿，星夜逃到干崖（今盈江县）避难。
永昌起义计划流产后，杜韩甫继续为革命四处奔走。王榆生说，杜韩甫因为长时间在深山野岭中奔走，出没于滇缅边境的烟瘴之地，1909年身染瘴毒，又没有医药，所以一病不起。后来在同盟会会员的帮助下，到了仰光就医才康复。病好后，杜韩甫又潜回滇西，与张文光、马幼伯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秘密工作。由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感召，以及杜韩甫等人大无畏精神和人格的感化，滇西不少有志青年都加入了同盟会，对革命表示支持。这也为腾越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罗佩金，重九起义的三大领导人之一
腾越起义后第3天，重九起义爆发。杨应康认为，说起重九起义的筹备、谋划、指挥、战斗等环节，都不得不提澄江人罗佩金。
杨应康说，罗佩金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回云南后，出任云南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兼讲武堂步兵教官。后来调任讲武堂督练处参谋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并很快得到了云南总督李经曦的信任。当时，李经曦不满督署总参议、北洋军阀派的靳云鹏独断专横，想把他搞下来。罗佩金、李根源乘机向李经曦举荐广西新军标统蔡锷来云南，用蔡锷这样有军事才能的人来牵制靳云鹏。李经曦采纳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杨应康说，蔡锷到来后，与云南的革命党人达成了一项共识：推翻满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他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于1911年农历九月九日深夜12点发动起义，并制定了起义计划：起义军分两路，巫家坝的蔡锷、罗佩金所在的74标为一路，从南面攻入，直捣总督衙门；北校场的李根源、李鸿祥所在的73标为一路，夺取标统丁锦的指挥权后，进攻北门、军械局、五华山。顾品珍带领讲武堂师生为内应，进攻西门。起义那天，由于行动暴露，被北洋派军官唐元良察觉，起义被迫提前了三个多小时举行。时间提前了，但起义线路几乎没变。
我市作家，“玉溪市民国将军系列丛书”策划人、作者王金坤认为，罗佩金是重九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幅图片，图上的内容是1911年“九月初十日午刻”云南军政府致咨议局的函，函的落款有很多重要人物的名字：“军政府总司令处：蔡锷、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李鸿祥、韩国饶”。王金坤说，按照这个排序，如果要提重九起义的三大领导人，就是蔡锷、李根源、罗佩金；如果要提重九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新兴人李鸿祥也是当之无愧的。而不管怎么说，重九起义核心领导层里，就有两人是玉溪籍的。
关于罗佩金在这次起义中的地位问题，《云南陆军讲武堂史》则是把他与蔡锷的地位、贡献作对比，得出了这样的评价：“（重九）起义前夕，控制军队的实力人物是罗佩金，而不是蔡锷。当时在昆驻军共有四个团（标），蔡锷手下两个团，一个团长是北洋派的丁锦，一个团长就是罗佩金。蔡锷从广西调来之后，一直置身于北洋派和云南派两大势力之间，既没有自己的队伍，也不敢发展自己的队伍，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罗佩金除了控制自己这个团外，还能影响韩建铎（讲武堂前总办）的一个炮团和骑兵团的两个营（韩凤楼和李风楼）。其他军队中出自讲武堂的连排长也在控制之内。至于蔡锷担任起义军总司令的原因，除了罗佩金顾全大局、不为私己的品质外，也是同盟会的策略……”又说：“在唐（继尧）、蔡（锷）召开五次秘会时，罗佩金等已基本完成了对新军的控制工作。”
4、 谁打响了重九起义第一枪
重九起义中，有哪些玉溪人参与了10月30日当晚的战斗呢？王金坤对玉溪人参加重九起义的经历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玉溪籍的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金汉鼎、鲁子材、唐淮源、范石生8人，可以很明确地说，都参与了起义当晚的战斗。其中73标中的3营（管带李鸿祥）、74标（统带罗佩金）、19炮标以及讲武堂的师生都成建制地参与了起义中的战斗。罗佩金是指挥官，亲临战场督战；李鸿祥的3营是起义中最先向清兵发难的部队；谢汝翼率部炮轰军械局，炸倒围墙后，又带兵冲入敌阵；郑开文时任讲武堂教官，与师生们投入了战斗；鲁子材随19炮标部队作战，攻打军械局；金汉鼎、唐淮源随部队攻打总督府，据说总督李经曦逃脱后不久就被金汉鼎抓获；范石生则是蔡锷的警卫，也参与了当晚的战斗。
王金坤认为，在重九起义当晚，李鸿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说，在起义前期，他对革命活动非常积极，以致引起了北洋派和总督的注意，李经曦调他去罗茨、武定、禄劝一带招募新兵，就是想调虎离山。可是李鸿祥在得知起义时间确定后，表面扬言要去征兵，暗地里却在拖延时间，拒绝交出兵权。到了30日晚上，李鸿祥手下的士兵在搬运子弹为起义作准备时，被值日队官唐元良发现，在盘查过程中，唐元良被愤怒的士兵打死。李鸿祥当机立断，带领73标的3营和1、2营的大部，击退标统丁锦的卫队，由北校场73标本部向昆明城开进。在攻占北门后，他命令手下部队前往大东门内的电报局，剪断电话总线；让部下攻占银元局，控制了50万元存款；亲自带队进攻军械局，夺取局内的武器、弹药，为起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因此，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可以看出，玉溪籍的李鸿祥是真正打响重九起义第一枪的重要人物。
重九起义之后，11月1日，临安起义也爆发了，并获得了胜利。记者查阅了相关文史资料发现，在这次起义中，有两位玉溪籍的讲武堂学生张怀信、王廷襄参与了起义。他们还是被誉为临安起义骨干“特班十八生”中的两人，具体事迹，已难以稽考。
5、 滇军援川，两位新兴人一马当先
云南重九起义以后，清政府正式向起义的省份湖北、四川进攻，北方的晋、陕两省也有清军压境，形势非常危急。为此，云南军政府决定派出援川军，在四川平定后，向东援鄂、援黔，向北支援晋陕。援川军以韩建铎为总司令，刘存厚为参谋长，谢汝翼为第一梯团（相当于旅）长，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
郑阳是传记文学《辛亥名将·谢汝翼》的作者，对滇军“援川”有过专题的研究和解读。他说，谢汝翼的第一梯团1911年11月中旬取道东川，经昭通向四川叙府（今宜宾）推进。李鸿祥第二梯团12月初出发，由贵州的威宁、毕节，直取四川泸州。当时的四川，不仅清兵压境，且派系复杂，军府林立，匪患难除。在谢汝翼攻占叙府，李鸿祥进驻泸州后，四川仍有20多个州县处于混乱状态。谢、李两位玉溪人援川主要的贡献在于：支援了四川人民的反清起义；清除、平定了川南数十州县的匪患，让当地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先是促成了泸州军政府与重庆军政府的合并，随后又促成了成都军政府与重庆军政府的统一，从而帮助四川实现了独立。清帝退位后，援陕、援鄂的计划取消，援川军还政于民，班师回昆明。可以说，在这次行动中，两位新兴人谢汝翼和李鸿祥精诚合作，不畏艰险，功不可没。
6、 “援藏”让郑开文一战成名
重九起义之后，云南军政府的另一项重大决策是援藏，通海人郑开文是援藏军中的主力干将。
郑兆凯是郑开文家的后人，从他的父辈算起，他们家两三代人都非常注重收集同郑开文有关的只言片语、实物和图片，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正是他们的努力，这位玉溪民国将军的身世、功业才能为后人所知。其中，郑开文深入藏区平叛这段历史，就是他们家的人多方查找资料了解到的。
郑兆凯说：“西藏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英国人蓄谋已久，妄想夺取这块土地作为殖民地。重九起义之后，在英国人的诱惑支持下，上层农奴主在西藏发动叛乱，驱逐汉军，企图独立。一些叛军已经攻占了川滇两省的部分地区。1912年6月，云南军政府组织'西征军’，以殷承獻为总司令，派出得力干将，取道大理、丽江、维西，进入藏区。郑开文因在援黔行动中英勇善战，具有丰富的平叛经验而随军出征。8月，川藏交界的江卡被叛军攻陷，三坝、稻城接连失守，巴塘、盐井告急。西征军到达丽江后，殷承獻迅速调整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江映枢、李学诗等攻打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华封歌、高荫化等攻打乡城。8月26日那天，郑开文率左纵队夜间偷袭成功，生擒叛军长官鲁宗甲约，并收复了盐井。右纵队不久也收复了乡城、毕土等地。由于西征军勇猛神速，又善待俘虏，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不久叛军被击溃，西征军班师回昆明。”
郑兆凯说，他家里曾收藏过一块大理石碑，记载了郑开文援藏西征的事迹。石碑上刻有：“中华民国元年，阴历七月十四日，随同郑联队长炳然（郑开文的字），出征西藏，剿灭蛮匪，庆祝共和，削平大难，至冬月初六凯旋……愚弟郑汝昌。”郑兆凯说，这块石碑现在已经捐给了讲武堂管理部门。
鉴于郑开文在援黔、援藏中的功绩，1916年12月，民国政府授予他四等文虎章，加陆军中将衔。
罗佩金戎装像（图片由杨应康提供）
郑开文（左三）与讲武堂学生合影，据郑氏后人讲，其中就有朱德和叶剑英。（图片由郑兆凯提供）
杨应康带领记者拜谒罗佩金墓
7、 讲武堂有两任校长是玉溪人
在云南的三大起义获得胜利，援川、援黔、援藏等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师生们早已名扬天下，他们爱国、无私、英勇的精神让无数的青年学子把昆明和讲武堂当成了实现人生理想的地方。就在这一时期，玉溪出了两位讲武堂的校长，他们是云南辛亥革命中著名的将军：郑开文、谢汝翼。
郑阳说，谢汝翼援川之前任云南军政府的参谋部第一部长，这与他在重九起义的功劳有关。在机械局的攻坚中，正是他临阵指挥，用大炮近距离猛轰机械局，才拿下了这座火力严密、重兵防守的堡垒。援川之后的1912年5月，谢汝翼被蔡锷任命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6月兼任都督府参谋厅厅长。1913年2月，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中将军衔。蔡锷进京后，他又任云南代理都督，随后又出任大理镇守使。关于谢汝翼任讲武堂校长的情况，史料记载得很少。
记者查阅《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一书后，找到了谢汝翼任校长时，讲武堂办学情况的零星资料：当时的学员属于第4期，共有120名学生，学期14个月，主要招生的对象为援川、援黔、援藏之后返回云南的滇军青年才俊。
在采访郑开文出任讲武堂校长的情况时，郑兆凯向记者展示了三幅珍贵的老照片，他说：“这三幅照片都是我大公公郑开文的，其中一幅是他的单人照，其余两幅是合影，据郑开文的儿媳、我的大伯母陈霁秋（昆明市第一任市委书记）生前讲，其中一幅合影是郑开文与朱德（重九起义前朱德进入讲武堂学习，郑开文就是他的军事教官）的；另一幅是郑开文与他的6位学生的合影，其中的两位学生正是朱德和叶剑英。”
据郑兆凯介绍，1918年，郑开文被唐继尧任命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招收的学员编期为第12期，招收对象除军事机关选送外，还招收了部分中等以上学历的华侨。在这些华侨中，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青年，名叫叶伟宜，字剑影，入学后改名剑英。叶剑英是第12期炮兵科学生，1920年8月毕业，他和朱德一样，最终成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郑兆凯说：“在郑开文任校长期间，朝鲜、越南等国家的进步青年也进入讲武堂就读。当时他们到云南来求学都是保密的，连校长也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有唐继尧本人清楚。”
这些人中有后来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崔庸健，有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有越南临时革命政府主席武海秋。
“后人称这个时候的讲武堂，比黄埔军校还牛，是革命的大熔炉。”郑兆凯告诉记者。
8、 十二万块银元与护国之役
采访中，记者一直有一个疑问，云南辛亥革命的起止时间是怎样划定的？经过多方查找资料和调查采访，记者了解到，云南辛亥革命开始的时间，大多学者都认为是腾越起义爆发的时间——“1911年10月27日”，对于结束的时间，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有人反对，认为1912年的时候，云南军政府正派出多路援军，支持多省革命军，辛亥革命仍在继续。在采访中，王金坤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云南辛亥革命的结束时间应该后延到护国起义取得胜利。他说：“最近在央视热播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献礼剧《辛亥革命》、云南电视台热播的《护国大将军》讲的是蔡锷领导的护国起义，选择的时间也正是在全国上下纪念辛亥革命的金秋十月，这些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辛亥革命应当将护国起义包括在内，至少是一个尾声。”
王金坤说，提起护国起义，不得不提罗佩金。在起义前夕，蔡锷曾经委托罗佩金做一个起义的方案。蔡锷从北京潜回云南前，方案已经做好，按罗佩金的原定方案，起义军应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剿匪为名，向北洋军控制的四川运动。第一路军进攻叙府；第二路军进攻泸州；第三路军进攻重庆，并策动贵州响应。拿下三座城市，再宣布云南独立。蔡锷来到云南后，将罗佩金的方案进行了修改，将宣布独立的时间提前至出兵四川之前。为此，护国军在进兵泸州、叙府的时候，遭到了北洋军的猛烈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采访中，杨应康还带领记者去澄江凤山公园，拜谒了罗佩金的栖息之地。罗佩金的墓位于凤山的半山腰，站在墓前，山下的澄江老县城尽收眼底，更远处是抚仙湖的碧波。在墓地上，记者看到了一对石柱，上刻一副对联：让贤屈己襟怀壮阔罗天地；驱虏讨袁事业辉煌铸鼎钟。墓前立有两块石碑：一块为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题写的“护国中坚”；一块为李根源之子李希泌题写的“桓桓罗公，滇南人杰，倒清反袁，勋绩长存”。据杨应康说，罗佩金的墓最初葬于昆明官渡小松坡，后移至澄江朱家山，农业学大寨时期，罗佩金墓被毁。1987年清明，罗佩金墓迁到凤山公园时，仅收得一堆骸骨，随葬品已经不知去向。听完老人的话，记者望着高高的墓碑，心底顿时涌出一丝莫名的凄凉：一代名将，死后竟然还要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谈及罗佩金在护国起义中的贡献，杨应康说，有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罗佩金在护国起义中的重要作用。故事说的是护国军在宣布云南独立，准备出兵之后，面临一大难关：缺少经费，海外募集的捐款也没有汇到。没有钱，护国军第一军就出不了兵。这时罗佩金站了出来，将昆明北郊几百亩果园、圆通街的一座老宅以及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抵押给殖边银行，贷款12万块银元，作为第一军的开拔费用，蔡锷任总司令的第一军才得以顺利地向四川进军。因此说，“护国中坚”这样的评价，对罗佩金来说是中肯的。
9、 影响云南近代史的玉溪人
在记者的采访笔记本上，收集抄录了谢汝翼、罗佩金、郑开文等玉溪人鲜为人知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勇气、见识、良知和品格。这是一些真实而短暂的瞬间，一个瞬间却又定格了多少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第一个故事同共和国的元帅朱德有关，讲述人是王金坤。那是1月下旬，朱德从千里之外的老家出发，由仪陇到成都，又经嘉定、叙府、昭通、会泽、嵩明，历时两月有余才抵达昆明。他来云南只有一个目的，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于这类外省的有志青年，云南官员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排外情绪，竟然规定：非云南籍住户不得报考讲武堂。朱德虽然成绩优异，却无法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新式学堂，这种打击对一个农村青年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此时李鸿祥出现了，他当时的身份是讲武堂教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友人的推荐下认识了朱德，并深知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爱国志士，于是变通了一下，将朱德的籍贯改为“蒙自”，这一改，把朱德“改”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而李鸿祥正是这个科的任课老师。李鸿祥这一改，彻底改变了朱德的人生，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从二人日后浓浓的师生情谊中可以看出来。
罗佩金的故事，讲述人是杨应康。故事说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建议调蔡锷来云南时，罗佩金起到了关键作用。罗佩金与蔡锷关系不错，志向也相同，他们是在广西结识的。罗佩金提议把郁郁不得志的蔡锷从广西新军标统任上调过来使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李经羲却欣然同意了，还让罗佩金给蔡锷寄了1000元的路费。蔡锷来到云南后，李经羲又怕靳云鹏挟制，不便安排蔡锷的职务，罗佩金这时以大局为重，提议让蔡锷出任37协统领，他却甘愿在其部下任74标统带。罗佩金任职后，又提拔了留日学生唐继尧、湖南人雷飙、四川人刘存厚为标里的管带。而上一个故事中，向李鸿祥举荐朱德的人正是罗佩金，朱德那时正好在他部下当兵。由于罗佩金的知人善荐，蔡锷、唐继尧、朱德才得以在晚清政府的新军中立住脚跟，出任要职，一次次改写了中国的近现代史。
谢汝翼的故事，由王金坤讲述。说的是谢汝翼援川进抵叙府的时候，击溃了一支假借保路同志会名义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在收编部分人员时，谢汝翼特意选出了龙登云（即龙云）、卢汉、邹若衡作为自己的随从，不久，又将这三人送到讲武堂培养。谢汝翼当时的身份是参谋厅厅长兼任讲武堂的校长，把随从送入讲武堂中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想不到的是，在唐继尧病故之后，相继主政云南直至解放的竟是龙云、卢汉两人。当然这位北城人没能看到后来云南的政治格局。
郑开文的故事同一个叫罗庄的村寨有关，故事的搜集人是郑开文家的后人郑兆凯、郑兆慧。事情的起因是，民国初年，通海县罗庄一带土匪猖獗，祸患乡里，罗庄村中也有少数人做了土匪，但大部分是良民。消息传到昆明，唐继尧大怒，下令将罗庄人剿灭。郑开文是唐继尧的部下，熟悉罗庄一带的情形，他认为“剿灭”不妥，就将命令改为“查办”。这样一改，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被制止了，几百名村民得以保全，云南的旧政权少了一项遗臭万年、杀戮无辜的罪名。
10、 “辛亥革命后，我成为一名女教师”
采访中，记者一直试图弄清楚，辛亥革命到底给云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什么？在通海县河西镇，记者找到了一位名叫罗瑞芳的老人。罗瑞芳说：“我的大爹叫罗树昌，父亲叫罗树法，两人都上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大爹还与朱德是同学。我小的时候就听说，罗树昌是当时河西县第一个剪辫子的人，青年时代就有了革命思想。我见父辈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和河西的很多女性从精神、思想上是受过辛亥革命影响的。孙中山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少受了很多罪，比如清朝的社会，女人要被强制束胸、束腰、缠足，辛亥革命以后，这些陋俗都取消了，我们可以抬头挺胸做人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女人也可以上学了，地位提高了，可以上西式学校。我上的是河西简易师范，当时开办了三个班，招收了大约25个女生，我和一部分学生后来都成了乡村教师。”
辛亥革命后，在玉溪还有一批青年学子，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召下，远赴广东，投身革命的。江川人杨丽天就是其中之一，据他的孙子、红塔区退休干部杨剑飞介绍，他的祖父青年时代考入了设在云南昆明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攻读文科。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和震动。一九二一年夏，当他得知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重整旗鼓，正积极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时，从军救国的思想油然而生。很快，他便投笔从戎，与同乡张运清（字鸿钧）赶到广东，投奔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军，之后还加入了北伐军，参与了讨伐陈炯明、沈鸿英叛军的多次战斗。
杨丽天生前留下了很多诗词，记录了在广东参加革命的经历、感慨，现在杨剑飞将它整理成集，准备出版一本《丽天诗词选》。
近些年来，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关注参加辛亥革命的这批玉溪人。记者发现，在李鸿祥的家乡大营街杯湖，不仅有李鸿祥的塑像，还有关于这位著名将军的革命事迹、图片纪念馆；在澄江，位于凤山公园的罗佩金墓已经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专题介绍玉溪民国将军群的《玉溪市民国将军系列文学丛书》历时五年，在今年已经全部出版，共7本，介绍了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金汉鼎、鲁子材、唐淮源、范石生8人。
关于这些现象，王金坤认为，这是时代的必然，因为这些人都值得好好纪念。他说，这些民国将军、志士中尽管有一些人的思想深受传统礼俗的约束，革命不彻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大多作风正派，有民族气节，很多将军还是大孝子，并且他们都是爱国的、为民的、拥护民主共和的，可以说，玉溪最著名的8位民国将军几乎全部参加了辛亥革命，没有一个人站到反动派一边。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他们都值得纪念。
图片作者除署名外均为记者 蔡传斌 摄
http://www.yuxinews.com 2011-10-30 22:56:45
远去的爱国者——追忆辛亥革命中的玉溪将领
策划人语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蔡传斌）一百年前，中国爆发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开启社会变革的辛亥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站，云南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反封建、反殖民的革命活动，即1911年10月27日的腾越起义、10月30日的昆明重九起义、11月1日的临安起义，合称云南三大起义。三次起义获得成功后，云南三迤大地彻底摆脱了清政府的统治。之后，云南军政府建立，组织了援川军、援黔军、援藏军、护国讨袁起义军……云南逐步成为中国高扬“民主与共和”旗帜的革命策源地。
值得骄傲的是，云南辛亥革命的核心领导层中，并不乏玉溪人的身影。一百年后的今天，记者循着这次伟大革命中玉溪人的足迹，感知那段风云变幻、气象峥嵘的历史
玉溪新闻网讯（记者 蔡传斌）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一个近三百年的王朝，而且推翻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封建帝制。此后，中国不复再有皇帝生存的土壤。
大多玉溪市民不知道，从玉溪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一大批护国爱国、铸造共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仁人志士，在那场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中写就华美篇章。关于他们的生平、信仰、功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文史工作者有所触及。今年10月以来，记者经过大量采访、调查后发现：这批历史人物其实就是滇中腹地孕育出的爱国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人生轨迹、毕生追求几乎构成了云南、玉溪大半部的近代史。
10李鸿祥的军帽
李鸿祥的勋章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证书，上面有郑开文的印章。
杨应康收藏的《云南》杂志（第四期）
立于大营街杯湖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李鸿祥雕像
1、 留日生，晚清封建统治者的掘墓人
时间回溯到百年之前，辛亥革命前的云南。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西方殖民者纷纷入侵，云南省被划入法国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云南民众中，但凡有志之士都对清政府内部的腐化无能、西方列强的肆意侵略感到无比愤慨，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忧心忡忡。
当时，最先站出来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是一群年轻的学子，他们选择放弃科举，转向海外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思想。而为这批学子实现夙愿的恰是晚清政府。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缓和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推行新政，废除科举，选派留学生。玉溪的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的。
在澄江县城，记者拜访了退休干部、罗佩金研究专家杨应康，向他了解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的情况。杨应康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本《云南》杂志。据杨应康介绍，这本杂志是当年在日本编辑、印刷的，创办者就是在日本留学、从事革命活动的云南人，大多都是同盟会员。
翻开泛黄的册子，记者在这本一百多年前的杂志上查到了一条名为《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的信息，记录的正是云南学子1906年前后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姓名、籍贯、所属见习部队等信息。这条信息共记录了25个云南学子的名字，其中玉溪人有6个，即“通海县人，郑开文；河阳县（澄江县旧名）人，罗培（佩）金；新兴州人谢汝翼、李鸿祥、冯家骢；易门县人刘法坤。”在这个25人的名单中，还包括了如唐继尧、殷承獻、顾品珍、赵又新等后来在云南乃至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当然，这里列举的仅仅是部分玉溪留日学生，经记者多方查证：1906年前后，在日本留学的玉溪人还有峨山县人杜韩甫、周德蓉、徐为邦，新兴州人杨发源、河西县（今属通海）人葛振鹭等。
杨应康告诉记者，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各省设立支部，云南籍的留日学生大多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员吕志伊、罗佩金、李根源、赵伸等人组建了云南支部，并与在东京的云南志士一起创办了《云南》杂志。“这一时期，罗佩金潜心学习军事，与革命党人方声涛、黄兴等研究满清各省的军事力量，为回国推翻清王朝做准备。”杨应康说。
据杨应康介绍，1909年，罗佩金等人学成归国时，正值云南编练新军，由于人手不足，云贵总督李经羲电请清政府调派留日军校学生到昆明，任新军骨干。这样一来，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刘法坤等大批玉溪籍的同盟会成员顺理成章地出任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教官和负责人，部分玉溪人还在新军中谋求到了重要职位。
2、 腾越起义，杜韩甫功不可没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闭塞、贫穷、野蛮、落后，革命党人能否在这块红土高原上发动武装起义，并得到全省各族人民的响应？最初，云南的同盟会员都没有把握。后来，正是孙中山为云南的革命党人指明了方向。
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四十一辑）选录了李根源的回忆文章《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这篇文章记载：1906年1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中山）、黄（兴）两先生约我与杨秋帆（振鸿）、罗镕先（佩金）、赵直斋（伸）、吕志伊五人谈话，以筹办《云南》杂志之事相嘱，略谓：'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
历史证明，孙中山对晚清云南的革命形势的把握是准确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爆发，举国震动。17天后，滇西就爆了云南辛亥革命的首义——腾越起义，并获得了胜利。起义次日，滇西军都督府成立，张文光任第一都督，刀安仁任第二都督。历史学家认为，腾越起义的胜利与杨振鸿、杜韩甫等老同盟会在前期开展的大量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
杜韩甫名钟琦，字韩甫，峨山县城中街坊人。不久前，记者在峨山县城拜访了已退休多年的文史专家王榆生。这位老人一边讲杜韩甫家的故事，一边带着记者去看杜家老宅。那是一座破旧的房子，记者想进去看看，却听一个操外地口音的房东说：“想租房吗？”记者摇摇头，围着老宅转了一圈，却再也找不到王榆生讲述中提及的花园、枇杷、药铺以及那条为纪念杜家三兄弟而命名的“友于巷”。
王榆生早年与杜家的后人有过交往，对杜韩甫作过专题研究。随着王榆生的叙述，记者勾勒出杜韩甫的三次留日经历：第一次是1904年，他在亲友的支持、鼓励下，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回国，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后返回峨山；1906年，他与二哥韩英廷一起再次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陆军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杜韩甫不任要职，不要名利地位，遵循孙中山先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导，锐意深造，第三次留学日本。
王榆生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杜韩甫从此追随孙中山，积极从事反对帝制、争取民族独立的宣传工作，并介绍多人加入同盟会，壮大了革命队伍。
据王榆生介绍，1908年的河口起义失败后，杨振鸿、杜韩甫、黄毓英等革命志士奉孙中山之命，由缅甸潜入滇西，筹备永昌（今保山）起义。经过长期严密的地下工作，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不料一个叫何畏的人泄密，误了大事，永昌起义失败。清政府的侦探追踪而至，杜韩甫等人只得逃入滇西深山野岭中躲避。杨振鸿因忧愤成疾，且烟瘴病发，倒卧不起，呕血而死。杜韩甫等人掩埋了杨振鸿，星夜逃到干崖（今盈江县）避难。
永昌起义计划流产后，杜韩甫继续为革命四处奔走。王榆生说，杜韩甫因为长时间在深山野岭中奔走，出没于滇缅边境的烟瘴之地，1909年身染瘴毒，又没有医药，所以一病不起。后来在同盟会会员的帮助下，到了仰光就医才康复。病好后，杜韩甫又潜回滇西，与张文光、马幼伯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秘密工作。由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感召，以及杜韩甫等人大无畏精神和人格的感化，滇西不少有志青年都加入了同盟会，对革命表示支持。这也为腾越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罗佩金，重九起义的三大领导人之一
腾越起义后第3天，重九起义爆发。杨应康认为，说起重九起义的筹备、谋划、指挥、战斗等环节，都不得不提澄江人罗佩金。
杨应康说，罗佩金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回云南后，出任云南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兼讲武堂步兵教官。后来调任讲武堂督练处参谋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并很快得到了云南总督李经曦的信任。当时，李经曦不满督署总参议、北洋军阀派的靳云鹏独断专横，想把他搞下来。罗佩金、李根源乘机向李经曦举荐广西新军标统蔡锷来云南，用蔡锷这样有军事才能的人来牵制靳云鹏。李经曦采纳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杨应康说，蔡锷到来后，与云南的革命党人达成了一项共识：推翻满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他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于1911年农历九月九日深夜12点发动起义，并制定了起义计划：起义军分两路，巫家坝的蔡锷、罗佩金所在的74标为一路，从南面攻入，直捣总督衙门；北校场的李根源、李鸿祥所在的73标为一路，夺取标统丁锦的指挥权后，进攻北门、军械局、五华山。顾品珍带领讲武堂师生为内应，进攻西门。起义那天，由于行动暴露，被北洋派军官唐元良察觉，起义被迫提前了三个多小时举行。时间提前了，但起义线路几乎没变。
我市作家，“玉溪市民国将军系列丛书”策划人、作者王金坤认为，罗佩金是重九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幅图片，图上的内容是1911年“九月初十日午刻”云南军政府致咨议局的函，函的落款有很多重要人物的名字：“军政府总司令处：蔡锷、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李鸿祥、韩国饶”。王金坤说，按照这个排序，如果要提重九起义的三大领导人，就是蔡锷、李根源、罗佩金；如果要提重九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新兴人李鸿祥也是当之无愧的。而不管怎么说，重九起义核心领导层里，就有两人是玉溪籍的。
关于罗佩金在这次起义中的地位问题，《云南陆军讲武堂史》则是把他与蔡锷的地位、贡献作对比，得出了这样的评价：“（重九）起义前夕，控制军队的实力人物是罗佩金，而不是蔡锷。当时在昆驻军共有四个团（标），蔡锷手下两个团，一个团长是北洋派的丁锦，一个团长就是罗佩金。蔡锷从广西调来之后，一直置身于北洋派和云南派两大势力之间，既没有自己的队伍，也不敢发展自己的队伍，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罗佩金除了控制自己这个团外，还能影响韩建铎（讲武堂前总办）的一个炮团和骑兵团的两个营（韩凤楼和李风楼）。其他军队中出自讲武堂的连排长也在控制之内。至于蔡锷担任起义军总司令的原因，除了罗佩金顾全大局、不为私己的品质外，也是同盟会的策略……”又说：“在唐（继尧）、蔡（锷）召开五次秘会时，罗佩金等已基本完成了对新军的控制工作。”
4、 谁打响了重九起义第一枪
重九起义中，有哪些玉溪人参与了10月30日当晚的战斗呢？王金坤对玉溪人参加重九起义的经历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玉溪籍的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金汉鼎、鲁子材、唐淮源、范石生8人，可以很明确地说，都参与了起义当晚的战斗。其中73标中的3营（管带李鸿祥）、74标（统带罗佩金）、19炮标以及讲武堂的师生都成建制地参与了起义中的战斗。罗佩金是指挥官，亲临战场督战；李鸿祥的3营是起义中最先向清兵发难的部队；谢汝翼率部炮轰军械局，炸倒围墙后，又带兵冲入敌阵；郑开文时任讲武堂教官，与师生们投入了战斗；鲁子材随19炮标部队作战，攻打军械局；金汉鼎、唐淮源随部队攻打总督府，据说总督李经曦逃脱后不久就被金汉鼎抓获；范石生则是蔡锷的警卫，也参与了当晚的战斗。
王金坤认为，在重九起义当晚，李鸿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说，在起义前期，他对革命活动非常积极，以致引起了北洋派和总督的注意，李经曦调他去罗茨、武定、禄劝一带招募新兵，就是想调虎离山。可是李鸿祥在得知起义时间确定后，表面扬言要去征兵，暗地里却在拖延时间，拒绝交出兵权。到了30日晚上，李鸿祥手下的士兵在搬运子弹为起义作准备时，被值日队官唐元良发现，在盘查过程中，唐元良被愤怒的士兵打死。李鸿祥当机立断，带领73标的3营和1、2营的大部，击退标统丁锦的卫队，由北校场73标本部向昆明城开进。在攻占北门后，他命令手下部队前往大东门内的电报局，剪断电话总线；让部下攻占银元局，控制了50万元存款；亲自带队进攻军械局，夺取局内的武器、弹药，为起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因此，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可以看出，玉溪籍的李鸿祥是真正打响重九起义第一枪的重要人物。
重九起义之后，11月1日，临安起义也爆发了，并获得了胜利。记者查阅了相关文史资料发现，在这次起义中，有两位玉溪籍的讲武堂学生张怀信、王廷襄参与了起义。他们还是被誉为临安起义骨干“特班十八生”中的两人，具体事迹，已难以稽考。
5、 滇军援川，两位新兴人一马当先
云南重九起义以后，清政府正式向起义的省份湖北、四川进攻，北方的晋、陕两省也有清军压境，形势非常危急。为此，云南军政府决定派出援川军，在四川平定后，向东援鄂、援黔，向北支援晋陕。援川军以韩建铎为总司令，刘存厚为参谋长，谢汝翼为第一梯团（相当于旅）长，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
郑阳是传记文学《辛亥名将·谢汝翼》的作者，对滇军“援川”有过专题的研究和解读。他说，谢汝翼的第一梯团1911年11月中旬取道东川，经昭通向四川叙府（今宜宾）推进。李鸿祥第二梯团12月初出发，由贵州的威宁、毕节，直取四川泸州。当时的四川，不仅清兵压境，且派系复杂，军府林立，匪患难除。在谢汝翼攻占叙府，李鸿祥进驻泸州后，四川仍有20多个州县处于混乱状态。谢、李两位玉溪人援川主要的贡献在于：支援了四川人民的反清起义；清除、平定了川南数十州县的匪患，让当地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先是促成了泸州军政府与重庆军政府的合并，随后又促成了成都军政府与重庆军政府的统一，从而帮助四川实现了独立。清帝退位后，援陕、援鄂的计划取消，援川军还政于民，班师回昆明。可以说，在这次行动中，两位新兴人谢汝翼和李鸿祥精诚合作，不畏艰险，功不可没。
6、 “援藏”让郑开文一战成名
重九起义之后，云南军政府的另一项重大决策是援藏，通海人郑开文是援藏军中的主力干将。
郑兆凯是郑开文家的后人，从他的父辈算起，他们家两三代人都非常注重收集同郑开文有关的只言片语、实物和图片，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正是他们的努力，这位玉溪民国将军的身世、功业才能为后人所知。其中，郑开文深入藏区平叛这段历史，就是他们家的人多方查找资料了解到的。
郑兆凯说：“西藏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英国人蓄谋已久，妄想夺取这块土地作为殖民地。重九起义之后，在英国人的诱惑支持下，上层农奴主在西藏发动叛乱，驱逐汉军，企图独立。一些叛军已经攻占了川滇两省的部分地区。1912年6月，云南军政府组织'西征军’，以殷承獻为总司令，派出得力干将，取道大理、丽江、维西，进入藏区。郑开文因在援黔行动中英勇善战，具有丰富的平叛经验而随军出征。8月，川藏交界的江卡被叛军攻陷，三坝、稻城接连失守，巴塘、盐井告急。西征军到达丽江后，殷承獻迅速调整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江映枢、李学诗等攻打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华封歌、高荫化等攻打乡城。8月26日那天，郑开文率左纵队夜间偷袭成功，生擒叛军长官鲁宗甲约，并收复了盐井。右纵队不久也收复了乡城、毕土等地。由于西征军勇猛神速，又善待俘虏，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不久叛军被击溃，西征军班师回昆明。”
郑兆凯说，他家里曾收藏过一块大理石碑，记载了郑开文援藏西征的事迹。石碑上刻有：“中华民国元年，阴历七月十四日，随同郑联队长炳然（郑开文的字），出征西藏，剿灭蛮匪，庆祝共和，削平大难，至冬月初六凯旋……愚弟郑汝昌。”郑兆凯说，这块石碑现在已经捐给了讲武堂管理部门。
鉴于郑开文在援黔、援藏中的功绩，1916年12月，民国政府授予他四等文虎章，加陆军中将衔。
罗佩金戎装像（图片由杨应康提供）
郑开文（左三）与讲武堂学生合影，据郑氏后人讲，其中就有朱德和叶剑英。（图片由郑兆凯提供）
杨应康带领记者拜谒罗佩金墓
7、 讲武堂有两任校长是玉溪人
在云南的三大起义获得胜利，援川、援黔、援藏等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师生们早已名扬天下，他们爱国、无私、英勇的精神让无数的青年学子把昆明和讲武堂当成了实现人生理想的地方。就在这一时期，玉溪出了两位讲武堂的校长，他们是云南辛亥革命中著名的将军：郑开文、谢汝翼。
郑阳说，谢汝翼援川之前任云南军政府的参谋部第一部长，这与他在重九起义的功劳有关。在机械局的攻坚中，正是他临阵指挥，用大炮近距离猛轰机械局，才拿下了这座火力严密、重兵防守的堡垒。援川之后的1912年5月，谢汝翼被蔡锷任命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6月兼任都督府参谋厅厅长。1913年2月，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中将军衔。蔡锷进京后，他又任云南代理都督，随后又出任大理镇守使。关于谢汝翼任讲武堂校长的情况，史料记载得很少。
记者查阅《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一书后，找到了谢汝翼任校长时，讲武堂办学情况的零星资料：当时的学员属于第4期，共有120名学生，学期14个月，主要招生的对象为援川、援黔、援藏之后返回云南的滇军青年才俊。
在采访郑开文出任讲武堂校长的情况时，郑兆凯向记者展示了三幅珍贵的老照片，他说：“这三幅照片都是我大公公郑开文的，其中一幅是他的单人照，其余两幅是合影，据郑开文的儿媳、我的大伯母陈霁秋（昆明市第一任市委书记）生前讲，其中一幅合影是郑开文与朱德（重九起义前朱德进入讲武堂学习，郑开文就是他的军事教官）的；另一幅是郑开文与他的6位学生的合影，其中的两位学生正是朱德和叶剑英。”
据郑兆凯介绍，1918年，郑开文被唐继尧任命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招收的学员编期为第12期，招收对象除军事机关选送外，还招收了部分中等以上学历的华侨。在这些华侨中，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青年，名叫叶伟宜，字剑影，入学后改名剑英。叶剑英是第12期炮兵科学生，1920年8月毕业，他和朱德一样，最终成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郑兆凯说：“在郑开文任校长期间，朝鲜、越南等国家的进步青年也进入讲武堂就读。当时他们到云南来求学都是保密的，连校长也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有唐继尧本人清楚。”
这些人中有后来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崔庸健，有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有越南临时革命政府主席武海秋。
“后人称这个时候的讲武堂，比黄埔军校还牛，是革命的大熔炉。”郑兆凯告诉记者。
8、 十二万块银元与护国之役
采访中，记者一直有一个疑问，云南辛亥革命的起止时间是怎样划定的？经过多方查找资料和调查采访，记者了解到，云南辛亥革命开始的时间，大多学者都认为是腾越起义爆发的时间——“1911年10月27日”，对于结束的时间，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有人反对，认为1912年的时候，云南军政府正派出多路援军，支持多省革命军，辛亥革命仍在继续。在采访中，王金坤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云南辛亥革命的结束时间应该后延到护国起义取得胜利。他说：“最近在央视热播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献礼剧《辛亥革命》、云南电视台热播的《护国大将军》讲的是蔡锷领导的护国起义，选择的时间也正是在全国上下纪念辛亥革命的金秋十月，这些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辛亥革命应当将护国起义包括在内，至少是一个尾声。”
王金坤说，提起护国起义，不得不提罗佩金。在起义前夕，蔡锷曾经委托罗佩金做一个起义的方案。蔡锷从北京潜回云南前，方案已经做好，按罗佩金的原定方案，起义军应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剿匪为名，向北洋军控制的四川运动。第一路军进攻叙府；第二路军进攻泸州；第三路军进攻重庆，并策动贵州响应。拿下三座城市，再宣布云南独立。蔡锷来到云南后，将罗佩金的方案进行了修改，将宣布独立的时间提前至出兵四川之前。为此，护国军在进兵泸州、叙府的时候，遭到了北洋军的猛烈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采访中，杨应康还带领记者去澄江凤山公园，拜谒了罗佩金的栖息之地。罗佩金的墓位于凤山的半山腰，站在墓前，山下的澄江老县城尽收眼底，更远处是抚仙湖的碧波。在墓地上，记者看到了一对石柱，上刻一副对联：让贤屈己襟怀壮阔罗天地；驱虏讨袁事业辉煌铸鼎钟。墓前立有两块石碑：一块为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题写的“护国中坚”；一块为李根源之子李希泌题写的“桓桓罗公，滇南人杰，倒清反袁，勋绩长存”。据杨应康说，罗佩金的墓最初葬于昆明官渡小松坡，后移至澄江朱家山，农业学大寨时期，罗佩金墓被毁。1987年清明，罗佩金墓迁到凤山公园时，仅收得一堆骸骨，随葬品已经不知去向。听完老人的话，记者望着高高的墓碑，心底顿时涌出一丝莫名的凄凉：一代名将，死后竟然还要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谈及罗佩金在护国起义中的贡献，杨应康说，有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罗佩金在护国起义中的重要作用。故事说的是护国军在宣布云南独立，准备出兵之后，面临一大难关：缺少经费，海外募集的捐款也没有汇到。没有钱，护国军第一军就出不了兵。这时罗佩金站了出来，将昆明北郊几百亩果园、圆通街的一座老宅以及祖上几代人积攒的家产抵押给殖边银行，贷款12万块银元，作为第一军的开拔费用，蔡锷任总司令的第一军才得以顺利地向四川进军。因此说，“护国中坚”这样的评价，对罗佩金来说是中肯的。
9、 影响云南近代史的玉溪人
在记者的采访笔记本上，收集抄录了谢汝翼、罗佩金、郑开文等玉溪人鲜为人知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勇气、见识、良知和品格。这是一些真实而短暂的瞬间，一个瞬间却又定格了多少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第一个故事同共和国的元帅朱德有关，讲述人是王金坤。那是1月下旬，朱德从千里之外的老家出发，由仪陇到成都，又经嘉定、叙府、昭通、会泽、嵩明，历时两月有余才抵达昆明。他来云南只有一个目的，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于这类外省的有志青年，云南官员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排外情绪，竟然规定：非云南籍住户不得报考讲武堂。朱德虽然成绩优异，却无法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新式学堂，这种打击对一个农村青年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此时李鸿祥出现了，他当时的身份是讲武堂教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友人的推荐下认识了朱德，并深知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爱国志士，于是变通了一下，将朱德的籍贯改为“蒙自”，这一改，把朱德“改”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而李鸿祥正是这个科的任课老师。李鸿祥这一改，彻底改变了朱德的人生，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从二人日后浓浓的师生情谊中可以看出来。
罗佩金的故事，讲述人是杨应康。故事说的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建议调蔡锷来云南时，罗佩金起到了关键作用。罗佩金与蔡锷关系不错，志向也相同，他们是在广西结识的。罗佩金提议把郁郁不得志的蔡锷从广西新军标统任上调过来使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李经羲却欣然同意了，还让罗佩金给蔡锷寄了1000元的路费。蔡锷来到云南后，李经羲又怕靳云鹏挟制，不便安排蔡锷的职务，罗佩金这时以大局为重，提议让蔡锷出任37协统领，他却甘愿在其部下任74标统带。罗佩金任职后，又提拔了留日学生唐继尧、湖南人雷飙、四川人刘存厚为标里的管带。而上一个故事中，向李鸿祥举荐朱德的人正是罗佩金，朱德那时正好在他部下当兵。由于罗佩金的知人善荐，蔡锷、唐继尧、朱德才得以在晚清政府的新军中立住脚跟，出任要职，一次次改写了中国的近现代史。
谢汝翼的故事，由王金坤讲述。说的是谢汝翼援川进抵叙府的时候，击溃了一支假借保路同志会名义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在收编部分人员时，谢汝翼特意选出了龙登云（即龙云）、卢汉、邹若衡作为自己的随从，不久，又将这三人送到讲武堂培养。谢汝翼当时的身份是参谋厅厅长兼任讲武堂的校长，把随从送入讲武堂中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想不到的是，在唐继尧病故之后，相继主政云南直至解放的竟是龙云、卢汉两人。当然这位北城人没能看到后来云南的政治格局。
郑开文的故事同一个叫罗庄的村寨有关，故事的搜集人是郑开文家的后人郑兆凯、郑兆慧。事情的起因是，民国初年，通海县罗庄一带土匪猖獗，祸患乡里，罗庄村中也有少数人做了土匪，但大部分是良民。消息传到昆明，唐继尧大怒，下令将罗庄人剿灭。郑开文是唐继尧的部下，熟悉罗庄一带的情形，他认为“剿灭”不妥，就将命令改为“查办”。这样一改，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被制止了，几百名村民得以保全，云南的旧政权少了一项遗臭万年、杀戮无辜的罪名。
10、 “辛亥革命后，我成为一名女教师”
采访中，记者一直试图弄清楚，辛亥革命到底给云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什么？在通海县河西镇，记者找到了一位名叫罗瑞芳的老人。罗瑞芳说：“我的大爹叫罗树昌，父亲叫罗树法，两人都上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大爹还与朱德是同学。我小的时候就听说，罗树昌是当时河西县第一个剪辫子的人，青年时代就有了革命思想。我见父辈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和河西的很多女性从精神、思想上是受过辛亥革命影响的。孙中山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少受了很多罪，比如清朝的社会，女人要被强制束胸、束腰、缠足，辛亥革命以后，这些陋俗都取消了，我们可以抬头挺胸做人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女人也可以上学了，地位提高了，可以上西式学校。我上的是河西简易师范，当时开办了三个班，招收了大约25个女生，我和一部分学生后来都成了乡村教师。”
辛亥革命后，在玉溪还有一批青年学子，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召下，远赴广东，投身革命的。江川人杨丽天就是其中之一，据他的孙子、红塔区退休干部杨剑飞介绍，他的祖父青年时代考入了设在云南昆明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攻读文科。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和震动。一九二一年夏，当他得知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重整旗鼓，正积极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时，从军救国的思想油然而生。很快，他便投笔从戎，与同乡张运清（字鸿钧）赶到广东，投奔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军，之后还加入了北伐军，参与了讨伐陈炯明、沈鸿英叛军的多次战斗。
杨丽天生前留下了很多诗词，记录了在广东参加革命的经历、感慨，现在杨剑飞将它整理成集，准备出版一本《丽天诗词选》。
近些年来，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关注参加辛亥革命的这批玉溪人。记者发现，在李鸿祥的家乡大营街杯湖，不仅有李鸿祥的塑像，还有关于这位著名将军的革命事迹、图片纪念馆；在澄江，位于凤山公园的罗佩金墓已经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专题介绍玉溪民国将军群的《玉溪市民国将军系列文学丛书》历时五年，在今年已经全部出版，共7本，介绍了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金汉鼎、鲁子材、唐淮源、范石生8人。
关于这些现象，王金坤认为，这是时代的必然，因为这些人都值得好好纪念。他说，这些民国将军、志士中尽管有一些人的思想深受传统礼俗的约束，革命不彻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大多作风正派，有民族气节，很多将军还是大孝子，并且他们都是爱国的、为民的、拥护民主共和的，可以说，玉溪最著名的8位民国将军几乎全部参加了辛亥革命，没有一个人站到反动派一边。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他们都值得纪念。
图片作者除署名外均为记者 蔡传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