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化钠的溶解度表格:张耀杰：孙中山的“日中提携”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袁世凯，递交了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都置于日方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希望袁世凯“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袁世凯政府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媒体把“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泄露出去，从而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应。一贯激进的中华革命党人何海鸣首先离日返国，公开宣称“政府以稳健诫国人，国人以大任托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鸣以不利，海鸣且以首丘于祖国为安”。
　　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王统一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秘密签订《中日盟约》，把袁世凯力争幸免的关系中国的国家主权的重要条款，几乎全部奉送给了日本人。假如这份《中日盟约》能够兑现的话，中国就会像当年的朝鲜一样，完全沦落为日本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此举引起的最大反弹，就是黄兴、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李烈钧等人在2月25日联名通电中，不点名地指责孙中山等人是里通外国、引狼入室的吴三桂。
　　3月10日，孙中山面对来自党内党外的舆论压力，以党务部名义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其中一方面贼喊捉贼地痛斥“夫己氏”袁世凯的卖国称帝：“当交涉问题初见，此间同人，亦甚惶惧，因晋询中山先生意见，乃俱释然。先生盖以为根本问题不解决，此等事乃无法对待。……且据个中消息，此次交谈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欲行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己氏。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讵知所提出之条件，即使中国为朝鲜第二。”
　　另一方面也对国民党内部何海鸣、林虎、黄兴等人的所谓“投降自首”、“认罪告哀”，表示严厉谴责：“中日交涉事起，国人不明交涉之真相，实由夫己氏卖国而来，乃有与二次革命有关系者，藉此为举国一致之美名，有迎机投降者，如何海鸣之自首是也。有恐为夫已氏分谤而急欲自白者，如林虎之通电各报馆是也。有恐受借寇复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认革命有罪而不认私逃为罪），急向国人告哀者，如黄兴之通电宣言是也。”
　　关于中华革命党的正面主张，这份通告中只有一句话：“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
　　同样是在3月10日，孙中山在写给中华革命党内部的美国华侨同志的书信中，却口是心非地表白了自己爱国救亡的积极态度：“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职是之故，我国人当速即起事，以救亡于未亡之际。否则，日本之吞并中国，如英之吞并埃及，同一破亡，永无复见天日之望矣。”
　　3月13日，《大阪每日新闻》以《归顺革命党的宣言书》为标题，摘要发表了黄兴等人2月25日的联名通电。与此同时，该报又以《革命党陆续归顺，仅余孙逸仙一派》为标题报道说：“袁总统收买革命党，近来着着奏效。……甚至传说，由于在美国的有力人士的暗中斡旋，连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的第一流人物也已发表宣言书，堂堂归顺。主要的归顺者为军人派。人们称为革命创始人的孙逸仙、陈其美等领袖仍然不肯归顺，正不断鼓吹日中提携论。”
　　接下来，这篇报道还记录了该报记者对于孙中山的电话采访：“此次归顺袁氏的革命党人主要为军人派，彼等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基于此种误解，遂敢于轻举，与我等分手。参加二次革命的流亡军人固然卑怯，以致失败，真正之军人，即意志坚强之无名之士尚充满国中，吾人于将来达到目的方面不必有任何担心。就彼等变节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处，但相信此等薄志弱行之辈与我等同志分手，乃他日实现伟大目的之好机会。日中两国立国于亚细亚，倘不能相互提携，则难以与列强共存于竞争场里。中国与日本分离则国亡，日本与中国分离则陷于孤立境地。今日世界大势，当促进日中提携，以期保障东洋永久之和平。彼等一派之离散何足置意！（东京电话）”
　　正是为了“促进日中提携”，孙中山在3月14日写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二十一条”起草者小池张造的书信中，附录了《中日盟约》草案中的十一条内容，以内外有别、卖国求荣的另一套话语，明确表达了对于“二十一条”的支持态度：“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令孙中山感到不满的，只是日本人不以他为主要合作对象，反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孙中山在第二天即3月15日发给中华革命党党员周应时的回电中，却完全否认了他自己所从事、所知道的中日交涉，从而把自己内外有别、两面三刀、做贼心虚、口是心非的话语策略，发挥到了一种极致：“中日交涉，想必无事，但无论如何，吾党方针不变。”
　　5月14日，袁世凯在接到日本方面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这样一段真情表白：“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
　　1915年6月22日，袁世凯政府在颁布《惩办国贼条例》的同时，专门发行《国贼孙文》一书，集中披露了国贼孙中山与日本方面的一系列“日中提携”的秘密协议。
　　总而言之，1915年的孙中山，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前后所主张的“日中提携”，所要“提携”的主要是日本人。他对于包括中国政府方面的袁世凯、国民党内部的黄兴以及中华革命党内部的周应时等人，所表现出的完全是不予“提携”的卖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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