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罗瑞卿大将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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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09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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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仆二主：父亲被夹在林彪与贺龙之间

　　父亲一直是林彪的直接下属，按说应该属于林彪的人。当时因为林彪身体不好，中央就叫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我父亲是军委秘书长，自然和贺龙接触多起来，有什么工作也主要是找贺龙商量。其实，贺龙和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山头”上的人，也没有共过事，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脾气秉性比较近，私交也挺好，两家就逐渐走得比较近了。

　　贺龙是个很有情趣的人，喜欢钓鱼、打鸟，哪有什么好吃的就去吃，哪有好玩的就去玩。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贺龙。见到他，他会大声叫我：“儿子，过来抱抱！”然后把一点好吃的分给我。在贺龙家，你就是在地上打滚都没事。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贺龙。

　　大比武之后，林彪的反应使父亲逐渐感觉到压力，他也想办法找机会弥补与林彪之间的裂痕。有一次，父亲去看林彪，林彪批评他“封锁我，不来我这里！”还有一次，叶群对父亲说：“以后你来找101（指林彪），不要先打电话。你一打电话101就紧张、出汗，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情。你不如直接来汇报比较好。”后来父亲就这样做了。没想到不久又传出话来：“罗瑞卿不打电话就来，这是要想林彪早死。林是病人，不打电话直接就来，他很紧张。”这样，在处理和林彪的关系上，父亲很为难。

　　那时候林彪也有意想拉着我父亲。有时候叶群会邀请郝治平（罗瑞卿的妻子）去家里，送一些剪花，或索要我家孩子的照片。去林家的时候，叶群曾对妈妈说：“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就硬碰硬的，我们做女人的要能在中间缓和一下就好了。”我母亲更是一个简单的人，她不理解一个国防部长和一个总参谋长在一起，女人掺乎啥呢？我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叶群来找她，说101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带着你们去玩。我想这话就是特指贺龙的。叶群还说：“101不能出门，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内向。你家的孩子多活泼，能不能带你家的孩子来玩。” 后来父亲带我去林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记得父亲带我去看林彪，就和去贺龙家完全不同。去之前就非常紧张，提前叮嘱我：“林伯伯是个病人，去了以后不要吵。”最后还嘱咐我“到那，见到林伯伯叫一下就可以出去了”、“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吵闹”。我想那时候父亲已经感觉到了压力，要不然他见林彪不会这么紧张。

　　那次去见林彪，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们去的是他在北戴河的寓所。一进门就感觉到一种压力，屋里所有的窗帘都是拉着的，光线很昏暗。由于事先千叮咛万嘱咐，我很紧张。父亲带着我走进林彪的房间，我已经记不得房间里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林彪坐在那里，脸色非常白，他看了我一眼，我抓着父亲的手，叫了一声“林伯伯”就出去了。

　　蒙冤跳楼，“自绝于人民”？

　　父亲在林彪和贺龙之间，虽然有点难受，但是从没意识到会出这么大问题。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为什么要在文革前打倒罗瑞卿？这个事情现在说法很多。我觉得，文革前，在元帅里毛泽东能用的只有林彪，由于7000人大会上林彪的表现，当时毛泽东最信任林彪。其他元帅，朱德已经高高挂起，彭德怀已经被打倒了，刘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陈毅是新四军的，罗荣桓去世得早，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而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军队里的威望也赶不上他。林彪是一方面军的，在元帅里最年轻，排名紧随朱、彭。所以数来数去，毛泽东只剩林彪可用，也只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

　　在父亲这个位置上，被上级批评是常事，他不觉得主席、元帅们批评他有什么问题。可12月会议却很不寻常。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10个小时的发言，讲得有声有色：“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事先父亲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他到昆明那一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父亲却蒙在鼓里，对12月会议的缺席批判，全然不知。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当时会议给父亲列了三大“罪状”：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12月会议后，气氛明显有了变化。当时，我们家正修房子，父母住在钓鱼台，孩子们因为就近上学则住在景山附近的招待所。父亲从上海开完会回来，就不能回钓鱼台了，直接住到了新六所，他也不大爱讲话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遭到隔离审查。

　　到1966年3月，对父亲的批判升级了。逐渐给父亲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父亲跳楼自杀，把腿摔断了，然后送到北京医院治疗。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父亲被隔离审查，申辩无门，倍感屈辱。他不愿背着“反党、反毛主席”的恶名苟活于世，为明心迹，他在夜里从关押自己的三层楼上愤而跳下，准备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学校组织学生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十天，住在厂里，就在这期间发生了父亲跳楼的事情。我从石景山回到家里，就再也没见到他，我的一支小气枪也不见了。我很喜欢这支枪，回来就找，但是找不到。家里工作人员也不告诉我，只说气枪坏了去修了。我挺郁闷的，但也没多想。现在想想，其实是对家里采取了措施，收缴家里的武器，以防不测。

　　之后家里的变化就比较大了。12月会议父亲遭到批判，只是免除军职，地方的职务还没有撤。可父亲自杀未遂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他跳楼之后，直到1972年以前，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只从报纸上知道父亲是个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也没有想过将来还能见到他